2.(+)可以看作是公理化的句子的组合,也可以看作模型,还可以看作是每个科学家+?

应该会有很多模友在开始学习数学分析和高等数学时,第一反应是:

但其实大多数人所用的教材,从大众角度看还没有到一种极致精确的架构数学的程度。

大多数的教材所做的还是“ 我教会你怎么弄这个东西就行了,别怨我了啊乖”的活。

但是,Zorich和Terence Tao(陶哲轩)都不约而同地花了大量笔墨去阐述人们如何建立起实数体系。

陶哲轩更是手把手教你学数学,甚至从自然数开始讨论问题,一次又一次的重构了减法,除法,极限,细致至极。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经典的证明题,关于这样的题目,有一个词语可以显示他们的价值“基石”。

以及,他们都在后面的篇章开始讨论了度量空间和拓扑的相关内容,所谓大师所见略同,大致如此。

柯朗尼克有句名言:“上帝创造了自然数,其他一切都是人造的。”

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偏激,但的确说明了问题。

我们有了0,1,我们懂得不断累加,于是自然数出现了。

没错,这个时候我们只会加法,但其实我们懂得更多,比如: 数学归纳法。

利用这个归纳法可以得出几乎所有自然数的代数法则,以及不少漂亮的结论,比如:

构造出序的概念(比较大小,注意不要忘了,此时我们只有自然数和加法,我们不知道怎么比较大小,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你想要看到本质,你必须把一切全部抛弃,然后要做的就是至繁归于至简,这似乎类似于张无忌学太极功的故事。),这个证明是非常琐碎的,但本质上他只需要归纳法和加法法则的定义。

通过加法,我们自然的考虑相反的情形(注意,这样的试探性思考非常关键),于是“学会”了减法,从而自然的得到了负整数。

而不断的累加同一个数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乘除法。有了除法,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有理数了。

有理数有一个好的性质,稠密。

就是说有理数的可数可以通过不断取两个有理数的中点,(a+b)/2的过程去得到无穷多个有理数。

几千年前就有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发现了根号2,到现在,根号2不是有理数的证明依然出现在各类数学分析的习题中(运用反证法即可)

对于实数的构造是个困难的事情,也是数学系的学生学习数学分析的一个重点,但在此不多阐述。

必须说明的是,实数体系的架构可以非常好的说明数学家的工作模式,怎么选择公理(这在集合论上体现的非常明显,在对概括公理(axiom comprehension)抛弃上。),建立定理。

当然其实我们还有个初等的例子可以说明公理化体系的构建过程: 欧几里德几何

一个小插曲,我们学了12年的中小学数学,学到过证明的方法,提到过反证法和数学归纳法,可显然在中小学数学中这两个方法基本上不会考查,用这两个方法基本只会令问题变复杂。

然而这两种方法是极为重要的,并且被广泛运用的。

这在实数理论架构时体现明显,闭区间套定理,有限覆盖定理,极限点定理都不同程度的运用了反证法。

而数学归纳法普遍运用于自然数和整数的一些证明,比如运算法则的架构上。

而很多好的证明也涉及这两种证明,比如“质数有无穷多个”的证明就是一个非常古典和经典的反证法证明,然而我猜,大多数人在接受中小学教育时并不知晓这个十分初等的问题和证明(来自欧几里德),这个证明本身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中小学数学教育会错重点,把这么重要的问题忽略掉呢?

原因很简单,出证明题批起来麻烦。。。

而且学会一个又一个证明,对于考试是无用的: 考试所用的试题必然是标准化规范化的,然而每个有趣的命题的证明往往具有其特殊性,这显然是不利的。

然而考试是必然存在的,美国小学也考试,为什么他们的学生的 数学修养要高于我们呢?

这是个深刻而广泛的问题,但一个显然的原因, 我们在考试上放了太多的精力,以致于无法分心去欣赏一些美妙的数学证明了

私以为,这些方面的差异是导致我们国民逻辑思维能力较弱,以致于常常媒体上出现各种因果混乱,神逻辑的状况。

当然,我个人对这两种证明方法不算偏爱,他们能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更形式化,而不是构造性的,这不利于我们理解一个事物,尽管我们可能知道它是对的。

群,度量与拓扑——没错,我们很一般

前面说到,Zorich和Terence Tao不约而同的在他们各自的数学分析著作里提到了度量空间,拓扑,群论。

当然可能部分同学会觉得这些数学深层的东西对于自己而言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那么请看我的一位在MIT读物理学博士的朋友说过的话:“ 高代和数学分析都是基础,往后会有更有用的学科。

而会有同学甚至觉得数学无所谓学与不学。

毫无疑问,数学在科研中至关重要。可以见到下列文字:

哲学曾经把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时,它是包罗万象的,数学只不过是算术和几何而已。

17世纪,自然科学的大发展使哲学退出了一系列研究领域,哲学的中心问题从“世界是什么样的”变成“人怎样认识世界”。

这个时候,数学扩大了自己的领域,它开始研究运动与变化。

今天,数学在向一切学科渗透,它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抽象结构—— 所有可能的关系与形式。

可是西方现代哲学此时却把注意力限于意义的分析,把问题缩小到“人能说出些什么”。

哲学应当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先导,哲学关心的首先应当是科学的未知领域。

哲学家谈论原子在物理学家研究原子之前,哲学家谈论元素在化学家研究元素之前,哲学家谈论无限与连续性在数学家说明无限与连续性之前。

一旦科学真真实实地研究哲学家所谈论过的对象时,哲学沉默了。它倾听科学的发现,准备提出新的问题。

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望远镜。当旅行者到达一个地方时,他不再用望远镜观察这个地方了,而是把它用于观察前方。

数学则相反,它是最容易进入成熟的科学,获得了足够丰富事实的科学,能够提出规律性的假设的科学。 它好像是显微镜,只有把对象拿到手中,甚至切成薄片,经过处理,才能用显微镜观察它。

哲学从一门学科退出,意味着这门学科的诞生。数学渗入一门学科,甚至控制一门学科,意味着这门学科达到成熟的阶段。

哲学的地盘缩小,数学的领域扩大,这是科学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的胜利。

但是,宇宙的奥秘无穷。向前看,望远镜的视野不受任何限制。新的学科将不断涌现,而在它们出现之前,哲学有许多事可做。

面对着浩渺的宇宙,面对着人类的种种困难问题,哲学已经放弃的和数学已经占领的,都不过是沧海一粟。

哲学在任何具体学科领域都无法与该学科一争高下,但是它可以从事任何具体学科无法完成的工作,它为学科的诞生准备条件。

数学在任何具体学科领域都有可能出色地工作,但是它离开具体学科之后无法作出贡献。它必须利用具体学科为它创造条件。

模糊的哲学与精确的数学——人类的望远镜与显微镜。

关于群论的话题可以参看《无法解出的方程:天才与对称》,这是由天才的数学家伽罗华架构的理论体系。它所研究的是一系列的变换。

而群论出来时,当时的理论数学家都看不懂。直到死后50年他的手稿才发表,被当时的学界认可了。

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往往来源于年轻人,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传统思想影响还不大,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还有批判思维能力。

这样的一个一般性的基石性的理论(研究对称与变换,意味着,你所做的一切变换都可以纳入这个体系,而什么是变换呢?加法减法,平移旋转,这些都是变换,所以这个理论相当的具有一般性)为什么前人没有发现?

但我们知道的是,这套理论大放异彩,渗透到数学的各个理论,甚至在音乐,艺术(你应当知道,那些艺术家利用的对称和弦是是极好的变换)

类似的是度量空间和拓扑学。

度量空间来源于对于欧几里德几何的研究。然而在一般的平面几何研究中,我们是不讨论长度的(回忆初中生活10秒~),度量空间补上了这一个空缺,它谈论了不同的长度的定义,将几何学抽象出来作更细致的研究。

拓扑学则更为抽象,也更为general,用来研究各种“空间”在连续性的变化下不变的性质。

早期一个古典的问题: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很能说明这门学科的精髓所在。

爱山的童鞋自行翻阅《数学活动课》丛书,其他孩子建议翻阅《庞加莱猜想》了解一些拓扑学的内容。

顺便提句庞加莱猜想,这是悬赏一百万美元奖金的千禧年七大数学问题之一,已被佩雷尔曼破解,原本的猜想内容是是在一个三维空间中,假如每一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到一点,那么这个空间一定是一个三维的圆球。

很不起眼?事实上这个猜想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研究三维空间,其带来的结果将会加深人们对流形性质的认识。

拓扑所研究的是几何图形的一些性质,它们在图形被弯曲、拉大、缩小或任意的变形下保持不变,只要在变形过程中不使原来不同的点重合为同一个点,又不产生新点。

在拓扑学里我们完全不考虑度量和形状,但是讨论拓扑等价的概念。

比如,圆和方形、三角形的形状、大小不同,但在拓扑变换下,它们都是等价图形;足球和橄榄球,也是等价的----从拓扑学的角度看,它们的拓扑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换句话说,拓扑学中,我们追求的是最本质的特征,比如一个流形有几个“孔”,这涉及到连通性的概念;再比如下图,对于拓扑学家来说,这里出现的所有实体,都是同一样事物(为什么?)

而另一个拓扑学中有趣的例子是莫比乌斯带:

思考:如何操作,可以使你手中一条纸带的总长度趋于无穷大,且不破坏纸带的基本结构?

本质与结构,数学界的前进方式

我们看过了一系列的数学成果,现在,我们可以初步的把握一点点数学家们的思考方式。

“一个好的定理在刚出来时,往往难得不得了,几百页的证明,你当然晓得Picard定理,Picard证明这个定理的时候,是一百多页的证明,现在Picard定理的证明可以一页多就证完了,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说这个定理重要,我们就会花很大力气慢慢将它消化,直到最后定理看起来是平凡的,基本上重要的定理,就算不是短期的,十年、二十年后,这个证明会很简单,因为通常我们将这些定理的证明分解,分解成很小部分,各个小部分吸收到不同地方去,最后剩下的是一个平凡的证明,历史上所有的发展都是这样。

比如平面几何,在埃及的时代,由于阿拉伯人一把火把埃及亚历山大大帝图书馆烧掉了,埃及当然是没有文献留下来。

不过我相信埃及造金字塔用了两千年,图书馆中一定搜存了很多关于平面几何的定理和事实。

当时没有欧氏公理,所有的现象很乱,乱得不得了,这边一条定理,那边一条定理你可能觉得很难很难。可是这整个东西,等你将定理整个了解以后,就变简单了,我想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他们思考问题,将问题不断分解简化,抽象成一般性的问题,使他们可以运用一些已有的数学工具去解决问题。

待到这个问题在人们运用original idea彻底解决之后,人们不断消化理解在这个问题中所理解的一些内容,然后这些会沉淀下来,成为新的工具,去解决新的问题,不断循环。

而在这个过程中,本质和结构非常重要。

在面对一些问题时,一个合理的定义和公理能让问题变得简洁,数学家们为了简洁的数学结构不可不谓“丧心病狂”,平面几何有一堆命题,可他们只确立了5个公理,这意味着其他命题都需要被证明。。。

但不得不说公理化的架构体系是令人兴奋的,你是愿意宣称: 我只要5个公理就可以掌握平面几何,还是:我用了1000个公理证了这个命题?

这和Apple以及Steve Jobs宣称的,“ 至繁归于至简”是一致的。简洁意味着我们更好的理解了这些事物,真正了解了本质。没有人喜欢复杂的结构。

从这个角度看,把数学比作大厦是非常合适的。公理和所有人类积累的技巧构成了大厦的基石,而利用这一切,我们可以爬得更高,架起更高的建筑,看得更远,如此循环。

曾经看到过一个比较贴,关于陶哲轩和伽罗华天赋对比——伽罗华——那位为爱决斗而早亡的天才毫无疑问的胜出了。

因为,如果说陶哲轩是在几栋大楼间加装了若干漂亮的天桥,伽罗华做的则是平地另起一栋华丽的高楼。

说伽罗华,这是一个英年早逝的天才数学家,他死因是:为爱决斗,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非常激进,非常浪漫的天才。

我觉得,在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数学家更接近于艺术家,又或者说做数学的人活在人文和科技的交叉点上。

很多关于数学的事物,在你深入进去之后会看到一种思想上的结晶,是一种思维的美感,这类似于音乐,绘画,文学的模式。

但不会有人抱怨音乐绘画文学难以理解,就算他不懂和弦(写成书有厚厚一大本),不懂线条明暗配色,不懂意象构造和文字深层内涵,但他依然能听能看能读,乐于其中。

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学很高贵,鉴赏数学的门槛很高,这就能使数学避开了一批人云亦云,装模作样的人来滥竽充数。

你应该知道,据说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喜欢《爱丽丝梦游仙境》,所以她请 Lewis Carroll (刘易斯·卡罗尔)务必带来他的新书一睹为快,于是女王收到了《浅论行列式,及其在线性和代数方程组中的应用》 ;如果你是王小波的门下走狗的话,你也应该知道,王小波是学数学的;你也可以知道,很多大数学家同时都是音乐天才,甚至有在乐队供职的……

但抛开这一切,数学是自然科学中唯一一门可以天高任鸟飞的学科——不依赖于实验,只依赖于思想——这就是它与艺术和文学的共通之处,也是学习数学的最关键的认识:

黑格尔说: “ 数学是上帝描述自然的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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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有限自动机与其判定性问题)提出了非确定自动机的概念,被证明是计算理论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篇经典论文后来成为这个领域后续研究的灵感源泉。

作为一位在上世纪早期获得图灵奖的科学家,Dana Scott 是个典型的通才式科学家,他的研究涉及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他在自动机理论、模态逻辑、模型论、集合论和编程语言理论等问题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域理论(domain theory),它分析计算机编程语言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数学理论。

如今的 Dana Stewart Scott 已经 89 岁,从 CMU 退休后一直居住在加州伯克利。本文讲述了他在获得图灵奖之前 26 年求学、科研与教学生涯。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等地,Scott 先后结识了一批伟大的数学家、计算机理论学家,并受到了他们的深刻影响。他曾师从逻辑学家 Alfred Tarski 和图灵的导师 Alonzo Church,Rabin 是他的师兄。70 年代,他遇到编程语言设计先驱 Christopher Strachey,与他的合作奠定了现代编程语言语义学方法的基础。

Scott 于 1932 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一家人住在苏珊维尔附近的一个农场,后来搬到了斯托克顿市。如今的他还记得,1941 年 12 月 7 日那天,街上的卖报声不绝于耳:「号外!号外!快来看啊:珍珠港被轰炸了」。

学生时期,Scott 对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学会了演奏单簧管,还上过一些钢琴课。在学习乐器的过程中,他开始思考乐器是如何发出声音的。他从乐队老师那里得到一本书“Science of Musical Sounds”(《音乐的声音科学》),他被这本书吸引住了。书中的数学知识又激发了他对数学的兴趣,叔叔给了他一本微积分的书,他便埋头啃了起来。

Scott 经常光顾周围总是尘土飞扬的州立图书馆。他在那里发现了 Helmholtz 关于声学和音乐理论的书,受其启发,他在高中慢慢地研究起了对数和傅里叶级数。高年级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关于声学的小项目,最终获得了西屋奖学金。

对 Scott 而言,音乐在他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妻子、女儿和孙女也都是专业级的古典音乐家。

而在学习数学的路上,Scott 从高中数学老师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鼓励,所以高中时的他就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上大学,一定要主修数学。Scott 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而他很幸运地获得了一笔小额奖学金,足够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在他的所有直系亲属中,他是第二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

伯克利:研究数理逻辑的起点

1950 年进入伯克利后,Scott 报名参加了逻辑入门课程,任课教师是哲学系主任 Paul Marhenke 教授。这门课对 Scott 来说不算难,他也开始喜欢上了逻辑学。升入大二后,Scott 修了更多哲学系 Benson Mates 教授的课,两人成了关系很好的朋友。Benson Mates 推荐他读 Alfred Tarski 的作品,Tarski 是全球逻辑学的领导者,此前他在波兰逃脱了犹太人的迫害,后来进入伯克利做数学教授。

大学前两年,Scott 的生活仍比较拮据,为了养活自己,他在校图书馆的期刊室打工。在那里,他读了很多符号逻辑期刊上的文章,但几乎所有文章他都看不大懂,除了 Jan Kalicki 有关真值表的那篇论文。1951 年,Kalicki 应 Tarski 的邀请来到伯克利。Scott 报名参加了他的方程理论课程,Kalicki 自己竟然读了他的论文感到既惊讶又高兴。后来,两人就合写了一些关于方程理论的论文,而 Tarski 也早已在研究这些理论。Scott 谈起他与 Kalicki 的合作:我们的理论是「完整的」,因为它们必须在不崩溃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扩展,因此可以推导出所有方程。

非常不幸的是,在 Scott 认识 Kalicki 第二年的时候,Kalicki 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这位朋友和导师的离去,给 Scott 带来了很大的打击。Scott 回忆,Kalicki 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教师,和许多数学家一样,他可以在没有任何笔记的情况下授课。那个时期,Scott 已经进入了 Tarski 的圈子里,大三的时候,他继续参加 Tarski

后来,Scott 开始学习形式理论,他找到了 Paul Rosenbloom 写的关于数理逻辑的小书。其中一章是关于 Haskell Curry 的组合器和 Alonzo Church 的 lambda 演算。Scott 花了很多时间弄清楚组合器如何组合,以及它们如何通过方程式进行相互复制,那段时间,他整个晚上都会做关于组合器的噩梦。Scott 回忆,我不知道关于组合器的噩梦是不是加深了我对 lambda 演算的兴趣,但这些噩梦确实是一个起点。

一开始,Tarski 聘请他担任助理来对自己的早期著作做翻译和校对工作。Scott 感到这项工作实在太无聊了,逐渐心生怠惰。可想而知,最后 Tarski 气愤地解雇了他。从这以后,两人逐渐变得疏远。

一位教授听说了 Scott 的困境,便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考虑去别的地方?普林斯顿大学的 Norman Steenrod 正好来这里访问,去见见他吧。」最终 Scott 获得了这位教授的推荐,第二年,他便去了普林斯顿。

正在思考 lambda 演算问题的 Scott,很想得到 Alonzo Church 教授的指导,Church 早期提出了基于无类型限制的 lambda 演算的逻辑系统,他认为这能解决导致罗素悖论的弗雷格系统中的问题,但后来被证明行不通。Scott 认为,Church 其实对此感到很挫败,这导致他一直都回避这件事,从来不与学生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艾伦·图灵曾是二战前 Church 的博士生。当时,Church 很固执地让 Turing 在他关于超限计算的所有工作中都使用 lambda 演算。后来图灵曾对此抱怨,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他不得不听从导师的要求。Scott 坦言,他觉得这两人其实关系一直不怎么亲近,而且,在他读研究生的时候,从来没听导师谈起过图灵。

不过,Church 对 Scott 的博士论文选题倒没有加以干涉。通常情况下, Church 会与学生们讨论各自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然后放手让他们去做。对于 Church 的放养式指导,Scott 很不客气地说,Church 主要是纠正了他论文中的拼写错误。在与 Tarski 发生过不愉快之后,他与 Church 之间的合作又变得不顺利了。

1958 年夏天,Scott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就到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里冯·诺依曼建造的计算机上做一些编程工作。当他来普林斯顿读博的时候,冯·诺依曼就已经躺在了医院里,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冯·诺依曼去世后,他建造的那台计算机被转移到普林斯顿,Scott 解释,这是因为高级研究所一直都不想做工程方面的事情。

图注:现代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

Scott 被聘请在这台计算机上做一个项目,他和一起合作的同事选择了五格骨牌(Pentominoes)的几何难题。受到 Dick 和 Emma Lehmer 在伯克利开发的回溯算法的启发,他们认为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难题。

然而,学校很快发现,让这台机器运转起来,实在太昂贵了。静电管受湿度的影响很大,而普林斯顿是个湿度很高的地方,所以,在冯·诺依曼机器上工作的最佳时间是凌晨 3 点。最后到了秋季的时候,学校再也不愿让他们继续了,于是关闭了计算机。

回顾在普林斯顿的时光,Scott 既十分怀念又感到些许的遗憾:“普林斯顿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地方,因为有很多数学家到那里工作或访问,师资力量非常强大,但回想起来,如果我那时候能更多地利用我在普林斯顿学到的东西就好了。”

与 Scott 一起获得图灵奖的 Michael Rabin,当时是 Church 的另一位博士生,两人读博期间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1957 年,他们被选中在 IBM 约克镇高地研究中心进行暑期实习,一起研究有限状态自动机问题。

一开始,他们感到无从下手,最终还是决定从模型理论和结构的角度来切入。那时,几篇关于自动机的论文激发了他们对这个方向的兴趣。回想起来,Scott 也说不清他们是怎么想到做非确定性自动机(nondeterministic automata)的,也许是因为他们在试图创建状态来控制各种决策时总是遇到难题。

非确定性自动机与概率自动机不同。当它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时,它可以做出许多选择,而不是特定的一种选择。所以,不必担心有行不通的路径,因为只需找到其中一条成功的路径。为了证明非确定性自动机接受与确定性自动机相同的字符串集,我们可以将所有状态的幂集视为新状态,并在状态集上定义转换函数。当然,状态的数量呈指数增长。非确定性自动机有时更好用,因为它们需要的状态要少得多。

夏天结束时,Scott 和 Rabin 一起参加了康奈尔大学的一个逻辑学会议,几乎所有逻辑领域的学者都出席了那次会议。他们报告了关于自动机的工作,而且又准备了一篇论文在下一学年提交。他们的工作收到的评价很好,诸如「证明得很好,而且很简洁」之类,不过回想起来,Scott 记得当时并没有太多人对他们的方法显示出特别的热情。

在普林斯顿的最后一个学年,Scott 曾遇到了从芝加哥大学来访的 Paul Halmos。两人在代数逻辑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也是在 Halmos 的推动下,Scott 被邀请以非终身讲师的身份去到芝加哥,在那里担任讲师,直到 1960 年。

刚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时,Scott 遇到了 Stanley Tennenbaum。他对 Scott 影响很大,两人一起做了很多工作。Tennenbaum 发现不存在满足一阶算术定律的可计算非标准模型,从而为 Emil Post 在递归函数理论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个简洁的证明,在今天被称为“Tennenbaum 定理”。不过,由于一场盗窃,他们合作的大部分工作都未得以发表。Tennenbaum 的车被人闯入,那个装着他们所有文件的盒子被盗走,笔记全部丢失了。Scott 后来肯定地说:当小偷看到盒子里是什么时,这些笔记肯定在 10 分钟内就被丢弃了,所以它们从未得见天日。

在芝加哥的两年任期结束时,Scott 与 Tarski 建立了全面的和解。所以在 1960 年夏天,Scott 回到伯克利,并且获得了新成立的米勒研究所的奖学金。在超乘积及其与大基数的关系问题上,他做了许多工作。在 1961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Scott 证明了可测基数与哥德尔关于“所有集合都是可构造”的观点相矛盾。非常巧合的是,当时布拉格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逻辑学家 Petr Vopnka 也在同一时间发现了同样的证据。

Rabin 去伯克利休假一年,这期间,Scott 和他又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Rabin 发现了 Trakhtenbrot 定理的一个新证明,即在有限结构中为真的一阶句子的集合是不可公理化的、不可枚举的。两人还一起合作,取得了一些其他成果。不过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Rabin 之后去了耶路撒冷,后来转去哈佛。

比利时的数值分析师 René De Vogelaere 当时也在伯克利。他非常热衷于宣传使用 ALGOL 进行编程。在伯克利,Scott 还结识了许多来访问的逻辑学家。斯坦福大学的 John Myhill 和他合作了一篇关于“序数可定义性”(Ordinal Definability)的论文,表明可遗传的序数可定义集合形成了满足选择公理的集合论模型。哥德尔看到这项工作后说:「哦,我几年前就想到了。但我对可构造集合的证明要重要得多,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Scott 对此感到有些无奈:「好吧,就这样了」。

在斯坦福研究布尔值模型

1963 年,John Myhill 离开了斯坦福,所以斯坦福也就空出了一个职位。而此时的 Scott 在伯克利正经历着许多不愉快。伯克利的数学系正在大力引进教师、扩展规模,并且开始对 Tarski 有一定程度的敌意,因为他正大力推动逻辑学的发展。Scott 决定摆脱这种环境。

暑假期间,Scott 经常去斯坦福与 Patrick Suppes 一起工作。50 年代 Scott 在伯克利读本科时,就修读过他的课程,后来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Suppes 一直对如何将逻辑应用于数学心理学感兴趣,两人在 1958 年合作写了一篇将测量理论与概率论联系起来的论文,Scott 在其中的贡献主要是在模型理论方面。

在 60 年代初期,斯坦福大学的 Georg Kreisel 教授开始定期访问斯坦福,正是他说服了 Scott 从伯克利搬到斯坦福。

在斯坦福,像 Georg Kreisel 这样的数学家开始倡导计算机科学在学科上应该更独立一些。以经典应用数学为主的数学系很乐意放弃数值分析的传统,来帮助组建新系。当时,Don Knuth 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加入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的 John McCarthy 也来斯坦福创办了他的人工智能实验室。Scott 倒没有直接参与计算机科学系的筹建,但他认识在那里的每个成员。

从芝加哥大学来到斯坦福的 Paul Cohen 发明了“forcing”,仅仅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就成功赋予了函数一些性质。而且,他不仅可以将其扩展到整数上的函数,还可以扩展到超有限域,并且他还用它来证明了连续统假设(Continuum Hypothesis)((f)) 独立于集合论公理。当时,所有人都被他的工作惊呆了。伯克利的 Robert Solovay 经常访问斯坦福,为的是能与 Cohen 交流研究,他们观察到,“forcing” 的概念可以为关于集合论的陈述赋予布尔值。

在 1966 年的新年假期中,Scott 对自己说:“「等等。我为什么不首先从一个合适的布尔代数开始,然后用它来解释集合论,并以不同的方式来证明连续统假设的独立性?」最终,这个想法在论文中得以呈现,并获得了 1972 年 Leroy P. Steele 奖。

Scott 在 1970 年代与编程语言设计先驱 Christopher Strachey 的合作奠定了现代编程语言语义学方法的基础。与 Strachey 的相识是在阿姆斯特丹大学。

从 1968 年开始,Scott 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休了两年学术假。期间,他还认识了 Aad van Wijngaarden,他是 ALGOL 语言的设计者之一 。

这年夏天,Scott 参加了关于编程形式化描写的 IFIP 工作组。在那里,Scott 听了很多关于语言设计的话题之后,后来又遇到了 Strachey,看到他的语言设计方法后,Scott 对思考计算机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Scott 原本已经决定从阿姆斯特丹搬回普林斯顿,但由于对这些新问题的兴趣,他特别请求了哲学系让我在 1969 年秋季的第一个学期休假,这样就可以去牛津大学访问并与 Strachey 一起工作。

在递归函数理论方面,Scott 有很丰富的研究经验。在斯坦福,他讲授过自动机理论。许多人都已经写过关于递归函数空间上的运算符的文章。Scott 发现,Strachey 在形式上非常依赖 Church 的无类型 lambda 演算,便跟他说:「如果你考虑有类型的运算,结果就会好得多。」为此,Scott 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可计算函数逻辑 (LCF)的论文,目的就是为了说服 Strachey 去使用一种数学基础简单且可以扩展的方法。Strachey 也马上很愉快地采用了这种思路。

在斯坦福大学,Scott 遇到的一个困难是那里的数学系非常注重经典分析,而对逻辑的发展并不真正感兴趣。他数学和哲学之间感受到了一种分裂,逻辑在数学中并不是特别受欢迎。

在 1968 年离开普林斯顿的哲学教授 Donald Davidson,后来到阿姆斯特丹访问,并邀请 Scott 去普林斯顿。

所提倡的“操作语义”(operational semantics)区分开来。不过今天,这三种语义学已经融合在了一起,要考虑的是从哪些方面进行分析或证明,或者为某种实现奠定基础。

在普林斯顿时,正生着病的哥德尔找到 Scott, 请他帮忙保存未发表的笔记,其中有他基于模态逻辑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Scott 其实不同意这个结论,他认为,如果你假设你想证明什么,那你最终就会证明它。不过,有一次,Scott 在未经哥德尔许可的情况下于普林斯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谈到了这一点,哥德尔的想法因此被公布出来,并被广泛讨论。

1972 年春天,Scott 很惊讶地收到牛津大学副校长的来信,信中邀请他到牛津做数理逻辑研究。那时,他和家人刚刚搬到普林斯顿,这么快就又要再次搬家,但 Strachey 和他团队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所以 Scott 决定接受这份邀请。

然而,Strachey 在 1975 年初病倒了,因为写作那篇获得 1974 年亚当斯奖(Adams Prize)的论文实在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那年 5 月,Strachey 英年早逝,Scott 为无法再与这位优秀学者合作而感到非常悲伤。

回顾自己的研究生涯,Scott 这样总结道: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动力来自于我在教学上得到的激励,我很幸运拥有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与我非常亲密的朋友,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学生带给我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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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超星商业模式题目答案固原2022已更新(今日/观察)A.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B.不可则止,毋自辱焉C.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D.利以为上4P策略包括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________。304.《劳动法》规定,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使劳动者在年老、()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A.患病B.工伤C.失业D.生育质量事故的定义是什么?我国科学家在上首次合成了()。A.人B.猪C.牛4P策略是指产品、价格、渠道和()。A.成本B.沟通C.便利D.促销从既往经验看,一个的发展中程,既可能面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刘易斯拐点”,也可能陷入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是秩序变革中的“修昔底德陷阱”。正如“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所说。 (A),B,,C,,D,,消费者市场是指所有为了()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个人和家庭所构成的市场,A,家庭消费B,个人消费C,市场需要D,社会需要以下哪些是常见的促销方法()A,优惠券促销B,反促销促销C。 ()A,吴用B,杨志C,刘唐D,林冲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能是积极的,进步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衰退的,()某国有企业在甲国设有办事处,甲国人员贾某为该办事处雇员,贾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办事处1000万美元窃为己有进行挥霍。另外,2003年美国人喝掉了90亿升茶,这其中有些也含有。厉害的要数碳酸饮料,美国人2003年喝掉了580亿升碳酸饮料,其中有70%含有,均算下来每个美国人一处要喝掉574罐此类饮料。从这段文字中可推出:A.美国人喜欢喝含的饮料B.美国人摄入的量是的C.在美国碳酸饮料的含量很高D.美国的饮用者数量要多于茶饮用者数量()即个体从一个自然人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A.健康成长B.身体发育C.互动交往D.社会化FDR能记录多长时间的数据:A.30分钟B.2小时C.25小时D.100小时从一批公理、定义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得到一些列结论(称为命题、定理或推论)的方法,称为公理化方法。()A.对B.错计算机的三类总线。

劳动和土地都是价值的源泉B,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土地形成价值C,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外部条件,土地是价值的真正源泉D,劳动和自然物相结合才能创造出物质财富若要将表单数据以字符串的方式附加在网址的后面返回端,将标记的METHOD属性设置为下列哪一个。A.筹资数额合理性的原则B.筹资途径合理化的原则C.资金来源合理性的原则D.筹资方式合理性的原则当今很不和,战争是主流。舒曼的《童年情景》共有()首。A.12B.13C.21D.30蒙牛的特仑苏宣传“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属于品牌定位中的(???)定位。"A.功能B.品质C.情感D.文化"质量管理8项原则提出了组织应该正确处理好的三个关系,即()A.组织与员工的关系B.组织与的关系C.组织与顾客的关系D.组织与供方的关系旅游是一种跨文化的实践活动。(2.0分)1965年9月,我国科学家首先在上成功地实现了人工合成具有天然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A.对B.错对装运出口易腐烂变质的食品、冷冻品的船舱、集装箱等运载工具,承运人、集装单位在装运前向检验检疫机构申请()等适载检。下列哪项符合动作思维的定义?()A.福尔摩斯通过在屋子找不到其他的出口,断定一定是从屋顶的烟囱走出去的,尽管烟囱很小B.洪熙官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被要求每天看着父亲练武功,渐渐地,他也能跟着父亲一起比划起来C.刘教授喜欢在他的文章中通过列举大量的事例来说明问题D.建筑系的学生在设计建筑方案时有时候需要先根据建筑图纸制作出一个模型来,这样似乎更有助于发现建筑设计的缺陷四色定理代三大数学难题之一,是1976年()和阿佩尔利用计算机证明的。A.德·摩根B.哈密顿C.哈肯D.凯莱26单选题以下哪种说法是错误的:A磋商文件能够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的,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应当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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