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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精子的职场快乐魔法：快乐小V的水晶骰子_1
作者:小V 大小:92K 类型:文学 时间:2011-7-11 10:52:52
精子的职场快乐魔法：快乐小V的水晶骰子 作者：小V
大家好，我是小V。有时候朋友们也管我叫小精子（精灵古怪的精！！）。基本上，不好意思管我叫小精子的，就管我叫小V。已经没人叫我的大名了，偶尔有人叫起，我会觉得特别生疏。虽然我算是个社会闲杂人等，但平时上班也是很忙的，我们经常被称为“Profe ional（专业人士）”，别人把我曾经上班的公司归为“四大”之一，“四大”就是全球著名的四家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是“八大”，毕业了之后是“五大”，工作了三年后变成“四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一大”。
　　我曾经的博客名字叫做“快乐小V的水晶骰子”，我把它也作为了这本书的书名。骰子，总归是有种神秘感的，不知道手一抖落地之后上面的点数是几。就像我们的人生，觥筹交错五光十色的背后，谁没有点儿辛酸的故事呢？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提过自己的工作，很多看我博客的人，甚至我的家人或者朋友，都还有人没搞清楚我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以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吃喝玩乐。我在博客上面写吃喝玩乐，是因为我希望能平衡自己工作上的辛苦或者压力。我工作了十几年，谈不上一帆风顺，但是也没有经历太多的坎坷。我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家庭背景或者教育背景，也从来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中的难处，作为一个小人物，我们只能放平再放平心态，从那些艰辛中总结经验教训，力争让自己更认真一些。
　　我对各类饭局都兴趣浓厚，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吃螃蟹，大闸蟹排名第一。
　　由于饭局很多，所以我估计有一些人是在我的书里不得不屡次出现的，比如大雁、小奥、默默、菜花、豆豆、一毛老师（他永远会伴随着饭局出现）等，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大雁是宁波人，说话慢条斯理，据说他是有正当职业的，但我怀疑他的职业就是上网聊天；小奥是我以前的同事，英俊帅哥并且非常能说，现在在一家私募公司工作，最近他要推出新书《上班族小奥的千万富翁养成记》，祝他新书大卖；默默也是一个帅哥，但是长相属于幼齿类，是一家很著名公司的公关总监；菜花被我称为“钢板女”，喜欢冒险与摄影，是一家IT企业的市场经理；豆豆是一个非常靠谱的称职老婆，虽然根本不用上班却一直叹息没有经历过艰苦的职业生涯；一毛老师有自己的公司，但是最喜欢的事情是请客吃饭。嗯，大家和我似乎都在很稳定地生活着，不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和我都会变成什么样子。
　　哦，还有一个人是我特别要提到的：我的夫君蛋蛋。他很不喜欢我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但是没有办法，我完全不受他的管制。蛋蛋同学是个虚伪的环保及非物质主义的极度拥护者，而我是一个真诚的环保及物质主义的极度拥护者，所以，我们之间常常因为去哪里玩以及买什么东西而争执。我要去发达国家买名牌包包，他就偏要去沙漠里睡帐篷。之所以说他虚伪，是因为他虽然去睡帐篷，但是要在早上坐在帐篷外喝咖啡。
　　嗯，基本就是这些了。现在，你不如去泡上一杯花草茶，然后用一点点时间来看看我是如何工作与生活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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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打工的经历（1）
从小我就有打工的理想，因为看过太多励志书籍了。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就想，自己赚钱给自己花，那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
　　于是十四岁的暑假，我马上要上初三了，我跟我妈说“我去打工了”，就踏上了寻找暑期工的漫漫长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小雪一起，问了很多家酒店、餐厅，人家都不要打工的，后来到了一家在白石桥附近的四星级酒店，他们正在招酒店大堂清洁，我和小雪就去报了名。
　　这家酒店刚开业很缺人，但是不招暑期工，于是我们说自己十六岁了，辍学在家要找工作，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招工的人不看***，但是我身材矮小，看着就是十四岁的样子，于是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问：“她怎么看着有点小？”小雪比我高半头，很冷静地回答：“她就是看着小，其实也十六了。”
　　然后，我就得到了一套白色的、很松松垮垮的衣服，一双黑色的布鞋，和一块属于我的抹布。我迷茫地站在酒店大堂里，看着豪华的喷水池、带金色把手的大门、光亮的大理石地面，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从哪里打扫起，因为哪里都比我家干净。
　　负责我们的主管是个男青年，总穿着一身灰色西服，戴眼镜，精瘦。他安排我和小雪分别在酒店大堂的二楼和三楼打扫卫生，主要职责包括擦地、擦各种扶手、擦所在楼层的卫生间马桶、台面和镜子。我在家的时候，我妈形容我是“横草不捏、竖草不拿”，表示我很懒，完全不干家务。现在自己打工，竟然找了一份需要做各种家务的工作，我妈感到很欣慰。
　　打扫卫生不难，难的是，我和小雪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员工，整个清洁团队里有十几个人，除了三个比较年轻的男生、我和小雪，其余都是年纪很大的阿姨。这么简单的一个团队结构，已经让我领会到了什么是工作中的尔虞我诈。现在，让我喝口水慢慢道来。
　　三个比较年轻的男生里，有一个高个子、龅牙、短头发，暂且叫他龅牙；有一个矮个子、寸头、很黑，暂且叫他寸头；还有一个长得挺帅的，没多久听说就去了酒店的夜总会工作，我再也没有见过。
　　我负责二楼厕所，鉴于我真的很懒，所以常常趁人不注意就在卫生间的面台上坐着，如果有客人来就赶紧跳下来假装擦水龙头。如果客人进来得很频繁，我就找一个带隔断的卫生间，把马桶盖合下来坐在上面歇着。总之我有各种歇着的办法。有一天我还灵魂发现带了一本《新概念英语》过来，打算不忙的时候念一念，结果被主管发现，挨了一通批评。后来酒店的人知道了我才十四岁正在上初二，所以主管恶狠狠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就别给我惹事，踏踏实实过完这个月滚蛋。”
　　工作不是很忙，但和在学校里一点也不一样，老板可没有老师那么宽容。
　　有一天我肚子疼，躺在家里实在不想上班，就不去了，让小雪帮忙打个招呼。早上十点多，我在家接到主管的***，主管在***里非常生气地冲我咆哮着：“你以为你还在学校里上学吗？！我告诉你，你马上过来！否则算旷工！”我吓坏了，穿上衣服赶紧骑着车过去，之后再也不敢随便请假。
　　通常我会先擦外面的扶梯扶手、茶几什么的，然后再去卫生间擦马桶。有一天我进女卫生间，里面貌似没有人，我正慢条斯理地擦镜子上的水，突然隔断的门响，我回身一看，发现龅牙从里面走了出来！！这是女卫生间！我们原本有明确分工的，除非没有女员工了，否则一定是龅牙和寸头负责男卫生间，我和小雪负责女卫生间。然而龅牙却从女卫生间的隔断里走了出来！他阴险地看了一眼吃惊的我，走了出去。
第一次打工的经历（2）
我至今仍坚定地认为，龅牙一定是在女卫生间的隔断里躲着，试图偷窥。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小雪，从此我们俩再也不和龅牙说话，因为在我们十四岁的心灵里，流氓是很可耻的。这件事我们没有告诉其他清洁团队的人，觉得说不出口。龅牙显然发现了我们对他的看法，于是开始使用各种手段，让其他人远离我和小雪。
　　寸头是个很好的人，非常纯朴，不爱说话，我和小雪都喜欢他。他刚开始对我们也很照顾，有脏活累活的话，他都抢着干。可是龅牙的厕所事件没多久，他对我们的态度突然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有一次还差点儿把墩布扔在我身上，不再跟我们说话，或者说出话来也是恶狠狠的。不仅仅是寸头，清洁团队里有些大妈也开始对我们阴阳怪气，我俩显然被大家孤立了。
　　我和小雪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还是寸头忍不住说了出来。有天他吃饭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你们是学生有什么了不起的，瞧不起我们，觉得我们素质低？那不要在这儿干啊！”这个时候，旁边的龅牙冷冷地看着我，微笑着走开了。
　　我和小雪没有什么机会辩驳，也没有机会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瞧不起他们的话，因为毕竟我们干一个月就走了，而龅牙是长期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龅牙很善于搞人际关系，和主管的关系也非常好，因此我和小雪无论再怎么努力，主管也不肯认可我们的工作。那注定是很痛苦的一个月。
　　那段时间里，我最快乐的就是和周围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聊天。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快男超男，四星级酒店门童素质的男生已经很帅了，他们把我和小雪当小孩子，常常逗我们。我最盼着去一楼大堂值班，因为那样可以一直和门童们聊天。但是主管不让我去一楼，一直安排我在二楼。二楼有很多商店，我就跑进商店里和卖东西的哥哥姐姐们聊天，这样工作就不会太闷了。我还曾经在二楼的沙发上看到过正在等人的张艺谋先生。
　　一个月的日子过得很快，我在诸多人的冷眼下拿到了自己此生赚的第一笔“巨款”：人民币二百元。
　　那段经历虽然有点痛苦，但让我自己赚钱的渴望一发不可收拾。大学时期，我又报名了各种打工项目，发传单、做促销员、做调查员、家庭教师等。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一家叫做“席勒”的西餐厅打工的经历。
　　在席勒打工的时间是平时晚上六点到十点，周末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具体工作内容就是在餐厅做服务员。老板对我们很好，凡是学生，在考试前必须放假三周回去复习功课。我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我觉得在餐厅可以见到形形***的人，并且这家西餐厅里有很多外国人，可以练练口语。
　　这份工作真的让我接触到了形形***的人。有一个德国人，很矮很矮，个头只到我的腰。刚开始我对他总是带着一种同情，什么都照顾他一些，例如上菜先给他上，对他也格外和气，因为我觉得他是个残疾人。我认为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特别自卑。但其实他没有。他非常健谈，人也十分和善，每天都来喝杯啤酒，并且永远是很开心的样子。后来我听说他是某家德国著名汽车公司的高级技师。
　　有很多女孩子是跟着自己男朋友来的，这些男朋友看起来就很有钱，我曾经一度非常羡慕她们。因为她们都穿得很漂亮，看起来十分体面。可是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以前的看法，也坚定了我必须要自力更生、一切靠自己的信念。
　　有一个中国女孩子叫Lisa，长头发、灰色的眼睛、小小的个子。她男朋友是个德国人，叫Thomas。有一天我上班，负责二楼餐厅，看到Lisa一个人很孤单地坐在二楼，撕餐巾纸。撕餐巾纸这种行为是很奇怪的，一般感情受挫的女孩子才会一个人孤独地撕餐巾纸。过了一会儿，她把我叫了过去对我说：“你去告诉Thomas，他再不上来，今晚他就睡沙发。”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她男友就在楼下。
　　我跑到楼下，看到Thomas正在非常愉快地坐在吧台旁边的高凳子上和朋友聊天。我走过去很直接地对Thomas说：“你女朋友说，你再不上去陪她，今晚你就睡沙发。”现在想想，我无疑成了两者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如果我能稍微婉转一点儿替Lisa转达这个信息，也许Thomas还能上来陪她。但我当着他所有朋友的面这么一说，Thomas反而不好上去了。于是Thomas回答：“随她便吧。”我“噔噔噔”跑上楼很实诚地对Lisa说：“Thomas说了，随你便。”
　　于是Lisa撕餐巾纸撕了一个晚上。
　　我其实很奇怪为什么Lisa要坐一个晚上等着Thomas，如果换作我，我可能早就甩脸子走人了。后来Lisa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我差不多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Lisa看上去太孤单了，所以我时不时走过去陪她聊聊天。刚开始聊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后来Lisa突然问我：“你有男朋友吗？”我那个时候上大二，没有男朋友。于是Lisa说：“你一定要记得我现在对你说的话，无论将来你老公多有钱，自己有经济基础是很重要的，如果可以，还是应该自己找份工作。伸手管人要钱的滋味不好受。”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话题，于是愣愣地问：“那你现在是做什么的？”Lisa很尴尬地回答：“我没有工作。”然后她迅速补了一句：“但是正在找。”
　　后来在“席勒”做了两年工，遇到很多人，他们给了我很多关于未来生活的建议，甚至在我大三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还咨询了一些人的意见。那段打工的经历让我学到很多，也让我比其他同学提前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装在***塔里面的。
职业梦想
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我妈问我将来想干吗，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秘书！”我妈立刻用“你是不是我亲生的”那样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大概觉得这个闺女实在太胸无大志了。现在想起来，并不觉得自己可笑，因为我知道当时我把白领一律理解为秘书，那时候的我似乎不知道其实除了秘书以外，在写字楼上班的那些职业女性还有其他工作可做。至于为什么我高中就立志要当个白领，我完全想不起来了，这大概跟我妈对我长期的独立自主教育有关。
　　大学毕业选择安达信（以前的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我在大三时的愿望，原因简单极了，只是因为老师跟我讲：“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简称“五大”），安达信的工资是最高的。”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除了高薪水以外还能奢求什么？一九九九年，安达信的入门工资是三千八百块，有单独的加班费，并且每年工资的涨幅都至少在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七十，当时算很高的。于是我在大四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全力以赴地为我进入安达信作准备。
　　我在大学时的学习很好，但是我的大学并不出名，安达信甚至根本不招我们学校的学生。我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简历这一关。“五大”是会计系学生趋之若鹜的地方，我面对的是跟清华、北大、人大和对外经贸的大学生们的残酷竞争，所以我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设计我的简历。为了不让人事部的眼光一下子停留在我的学校上，我简历的第一部分用了我非常擅长的讲故事的手法，从一个小姑娘讲到一个毕业生，阐述了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及我对职业生涯的规划和热情。我当然竭尽所能地用了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来描述我是一个多么不可多得的人才。
　　当时身边的同学也都在简历上很下功夫，但准备简历特别需要注意两点：第一，要看投递的对象是谁，如果是广告或者公关公司，那可以多放些创意在里面，但如果是会计事务所或者律师事务所，那最好不要太花哨，免得给人不踏实的感觉。我有个同学，把自己的艺术照作为背景印在纸上，再加上文字说明，整本简历显得非常奢华。当时我感觉自己这两页白色A4纸完全不能和那本彩色书竞争。可结果是，更多企业选择了我，而没有选择她。我分析原因，就是因为她的简历太花了，不适合事务所这种行业。第二，给大公司投简历要简单明了。大公司的人事部在校园招聘的时间里每天要收上百份简历，怎么才能从上百份简历里把你的挑出来？当然要简单。没人会翻十几页的简历去找你的优点和你得的奖学金，把自己的优势一目了然地展示在别人面前是非常重要的。
　　那时候安达信的校园招聘时间很早，别的公司大概十一月份才开始校园招聘，所以我还特地把时间打了富裕出来，十月初开始骑着自行车到各家公司去送简历。我记得那个时候很辛苦，虽然“五大”办公室的地理位置都很近，但是送简历那天很冷，还刮大风。我哆哆嗦嗦骑着车子，看到一辆红色的都市高尔夫小轿车从我身边驶过，开车人是一个盘着头发的年轻女人，车后排挂着一套职业装。我当时就立下心愿：我一定要进五大，等我赚钱了，我也买辆红色的都市高尔夫，把头发盘起来，把职业装挂车后排。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
　　其实“五大”在那时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特别想进安达信。为了能让我的简历不会淹没在茫茫的简历大海，我亲自给前台送了一份、快递了一份，还传真了一份，三保险。凭借着我在简历中流露出的真诚与坚定，我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面试通知。后来人事部的经理对我说：“其实我们的校园招聘基本已经结束了，但你的简历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有热情而且喜欢思考的人，我们愿意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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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面试（1）
我被通知去北大和北大的学生一起参加面试，并且由于简历交得晚，我是面试的最后一个。我顶着十月的寒风旷了一个下午的英语课，骑着自行车从红庙横穿了半个北京城到了北大。我整整早到了两个小时，呆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北大的学生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脸上挂着自信的微笑。带着强烈的心理劣势，我见到了我一生中的第一个面试官：Paul ，一个讲着很好普通话的香港经理。
　　进门的时候他和我握了一下手。无论是面试还是面见客户，握手都很重要，要把整个手掌递给人家，而不是几个由于紧张而湿漉漉的手指头。手掌应该扎扎实实地握在对方手上，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对于女孩子而言，太重是不太可能了，那就一定不能太轻。很多人握手只是轻轻碰一下对方的手掌，整个手握起来软绵绵的，感觉非常不好，似乎不太自信。我在后来的工作中一直在感受别人的握手，总经理级别的人握手都是很有力度而且恰到好处，而刚刚工作或者一看就不太自信的人握手则会软绵绵湿乎乎。
　　我很敬佩Paul坐在那里面试了一天还能带着礼貌的微笑毫无倦怠地跟我聊天。Paul笑着跟我说：“你的简历里说你的‘英文听说读写俱佳’，那我们用英文来聊聊天吧。”我的心里当时后悔了一万遍自己写了那句话，但还是佯装自信地点点头说：“好呀。”
　　之后的四十分钟，Paul用极流利的英语跟我讲解安达信的审计理念和审计方法，可惜的是，我基本没有听懂。我装作很明白的样子微笑、点头，点头、微笑，直到Paul问我“How many universities in Beijing（北京有多少所大学）”的时候，我还在那里点头微笑。Paul“嗯”了一声，我这才慌张地回忆出刚说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是个疑问句的升调。就这样，在极度紧张中，我完成了第一次英文面试。两年以后，我无意中看到当时的面试记录，所有的方面都是“优”，除了“英文交流”。
　　那是我第一次面试外企，准备经验严重不足。第一，我没有提前想好面试官可能问我的问题，以及用双语准备***；第二，当面试官问我：“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吗？”我完全愣住，因为没有想过需要去问面试官的问题。后者会让人觉得，我对这家公司不关心，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不关心。
　　我至今感谢Paul在我的英文交流是“low”的情况下仍旧给了我第二次面试的机会。遭受了第一次的英文打击之后，第二次面试我用英文准备了自己的介绍以及面试官可能会问的问题的***。通常面试官面试学生无非就是问问爱好，在学校里是否参加过什么活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为什么选择这家公司面试，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什么规划之类的，即便问的问题不一样，回答时也可以往这些准备好的话题上靠。我用英文把这些问题的***背了又背，非常纯熟。
　　第二轮面试我的是一个中国本地的经理，叫Roger。让我措手不及的是，他完全是用中文提问，并且让我用中文回答。他让我介绍家庭，我的英文发言稿一开头是：“My parents are teachers and I have an elder sister.”换成中文我突然就不会说了，支吾了一会儿回答：“我爸是老师……我妈……也是老师……”Roger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好在毕竟中文是我的母语，我赶紧把自己调到了中文频道，后面的交谈才颇为顺利。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次面试（2）
第三轮面试是一位女性合伙人，香港人。有了上两次的经验，我问题准备得非常充分。最让我得意的是，我在准备时特别去网上浏览了关于安达信的新闻，看到当时安达信审计和安达信咨询正在闹分家。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中一家“五大”的合伙人讲述自己公司的实力时也曾经提到过，说安达信正在动荡期，正在经历“CivilWar（内战）”。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赶紧把“CivilWar”这个词记住了。当那位女性合伙人问我：“你对我有什么问题吗？”我立刻回答：“我想知道安达信的发展是否会因为‘CivilWar’而受到影响。”女合伙人大概完全没有准备我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凝视了我的眼睛三秒钟然后问：“Where did you get this information（你从哪里知道这个信息的？）”我迟疑了一秒，决定立刻把那家“五大”卖掉，于是老实回答：“From XX’s campus recruitment.（在XX的校园招聘会上说的。）”女合伙人思考了一会儿，非常认真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份Offer我一定拿到了。
　　面试了三轮之后，我接到了安达信给我的录取通知书。
　　人事部先是给我打了***，当时家里***一响我就会一跃而起，跃起了几次之后，终于有一个陌生的女声对我说：“你好，我是安达信人事部，通知你被安达信录取了，麻烦你来拿一下通知书。”我觉得她这个职业真好，永远处在快乐的感染中，我当时应该高兴得语无伦次，只是一再说：“太好了谢谢你。”
　　至今回忆当时的情况，仍旧能感觉到热血沸腾，这是一种梦想实现后的轻飘飘的感觉。我从来不后悔当初的决定，这一步踏出，我的职业生涯从此无比清晰起来。
　　黑暗世界欢迎你
　　其实在进安达信之前，我就听说这里很苦很累。一个在安达信工作了两年的朋友跟我讲：“你好好考虑一下吧，这份工作会让你失去所有的私人时间，你必须自己承担压力和责任，因为没有人有余力来帮你，你要考虑清楚这是否是你想要的生活。”我太低估了她这句话的意思，而作为一个刚刚入职的毕业生，我根本没把她的劝告当回事。事实是，你不经历这些就不会有真正的感悟。
　　当我真的进入安达信开始正式工作的时候，当初无比坚定的我竟然产生了无数次放弃的念头。
　　安达信新员工的培训在深圳，人人都称那是蜜月般的日子，我们认识了来自上海、深圳、重庆和广州的同事，大家在一起玩“杀人”，去酒吧喝酒跳舞唱歌，然后挂着黑眼圈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呼呼大睡。给我们培训的老师是一个香港人，叫Simon，这个人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有非常大的影响。他性格很好，年纪不大，当时他还是个Senior（可以理解为项目经理，但不是公司里真正的经理级别），下课之后总是带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像个孩子头儿。那段时间我很开心，认识了很多聪明透顶的朋友。
　　真正黑暗的日子在我培训完回到公司的第二周正式开始。
　　那段时间安达信接到了一家大公司的IPO上市，这是一个跨省的大项目，要搁到现在，这个项目得好几百人去干，可当时安达信员工人数很少。我们那届北京招了二十个人，根本不够。在我们还没心没肺花天酒地在培训的时候，全公司的上司们就已经在翘首期盼我们回来投入工作了，很有点儿待宰羔羊的意思。
　　我一回到公司立刻被通知进入这个IPO上市项目。通知我的时候是下午四点钟，从那天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准点儿下过班。没日没夜的工作也就此开始，所有的人都如临大敌。我和这份工作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我需要给客户打***确认坏账的计提政策，我的项目经理好像已经加了一个通宵的班，把客户的资料给了我简单交代了几句就匆匆忙忙去做自己的工作，我看着那些资料，脑子里一片空白。
　　虽然我是会计系毕业的，但没有真正做过账，理论和实务有很大的区别。我连客户的资料都不知道从何看起。鼓了鼓勇气拿起***，我拨通了某省财务科长的手机，用颤抖的声音问：“您好，我是安达信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安达信？！又是你们安达信？！每天八百个安达信的人找我都说是安达信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嘟……”我呆呆地举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我以极为严重的口吻向项目经理汇报这件事的时候，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很多客户都这样啊，那你明天再给他打好了。”啥？！明天还打？！我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项目经理能够立刻汇报给合伙人，再由合伙人通知客户的老总，最后把这个财务科长给处分掉！天哪，我想象的审计师生活应该是很风光很有面子的那种，难道我今后经常会被客户这样劈头盖脸地骂？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地，我开始对客户的投诉和抱怨麻木不仁，暴躁其实是心虚的表现，越暴躁的人越有空子可钻。我会拿出挖八卦的精神坚持不懈地给这样的客户打***，直打到他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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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心理变态了吧
在安达信第一年，我根本无法适应加班的生活，同事们都没有准时下班的意识，是的，没有这个意识，加班根本变成了一种常态。如果哪天你不到零点就离开公司了，那第二天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加了班。公司里直到凌晨两三点钟还全是像雕塑一样对着电脑工作的同事。朋友的聚会、同学的饭局一概参加不了，有时候朋友们一起吃饭会给我打个***问候我一下，那时我真的很想哭并且暗暗下定决心，我只在这里干一年，然后找一份新的工作过正常下班的生活，薪水低也不要紧。
　　我在那个项目上听过两个项目经理让我瞠目结舌的对话。一个说：“我昨晚休息得挺好的，凌晨四点趴在桌子上早上七点钟才醒。”另一个说：“哦！那你休息得真的不错呀！”听了这些话，我几乎要失声痛哭。天哪，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这是些什么样的员工呀！
　　但是她们说得一点都不夸张，从九月份正式上班开始，我几乎没有在凌晨三点之前回过家，埋在纸堆里给客户打***，写记录，习惯了客户的大叫大嚷。客户摔了我的***后，我会起身上个厕所喝口水然后重拨刚才的号码把我需要的资料平心静气地重申一遍。
　　偶尔实在太累了我会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可是脑子里仍旧全是数字和未决事项，它们时时刻刻提醒我还有如山的工作要做，我只能不断鼓励自己：“加油，加油，Vicky，你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吗？”和我一起进公司的很多同事一开始都适应不了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我们都才刚刚二十二岁而已啊。
　　我在洗手间经常听到同事哭的声音，我知道是她们的压力太大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也会躲在洗手间里哭一下，之后擦干眼泪继续战斗。有一次我在公司和一个同事汇报工作，突然坐在身后的一个项目经理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号啕大哭。我们都默默听着，有人递纸巾给她，有人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却没有人去劝她，因为我们都知道，她只是想发泄一下，发泄一下就好了。
　　和我一届的一个女同事，在这种压力下很快就崩溃了，每天上班就开始哭，中午吃饭时会好一些，吃过饭回公司，看到公司的大楼眼圈就红了。我也面临崩溃边缘，我曾经凌晨在公司大大的复印机前驻足过很久，眼睛一直盯着复印机上那个巨大的自动订书器，心里想：如果我把手伸进去，明天就可以休假了。听起来真像集中营，但这就是工作第一年我真实的心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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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完没了的IPO
初次上市项目我们统称为IPO，需要审计客户很多年的审计数字，时间紧任务重，是最辛苦的一类项目。谁要是摊上了IPO，那他真是够惨的。有些人说我是做假账的，我不以为然。这些人太不了解这个行业了，我要是真有做假账的本事，我就去当甲方了。
　　玩儿命加班了半年之后，我逐渐适应了没有私人时间的生活。我不得不说，这是很可怕的，不是一件好事。虽然我对那段时间的工作经历有自豪的感觉，但这种自豪很变态，是一种不正确的自豪。没人应该像机器一样地干活，虽然这种经历可以让人成长、给人磨炼，在很多方面提升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但是，千万不要永远把加班当成一种常态或者一种爱好。人，还是需要享乐的。
　　那时候，同事和工作是我生活的全部。
　　工作上的学习主要是看以前同事做的工作底稿，自己琢磨人家为什么在这个数字旁边要打这个标记在那个数字旁边要写这个标志，实在看不懂了就去问高级别的同事。公司里等级非常分明，比我早来一年的人都是我的老师以及上级。那个时候我作为一名小朋友，根本不敢跟经理说话，见到合伙人更是觉得自己被他们强大的小宇宙所震慑。同事都是年轻人，关系很好，项目经理们多数时候很体谅小朋友的感触，也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我的项目经理曾经教导我：“问问题的时候要过脑子，不要直接问怎么做，而是要自己先思考怎么做，再去问别人这么做可不可以。自己思考的过程要有，不能什么都是拿来主义。”因为工作时间紧，所以工作中不允许犯愚蠢的错误，有一次我因为一张凭证没有看清楚，被项目经理骂了整整两个小时。
　　我进入那个跨省的IPO项目之后，每天要打无数个***。三十一个省，意味着我通知一件事情要打三十一个***。我有一张省的列表，一个***打通就在旁边画一个勾，否则有时候脑子一乱，同一个***可能打两次。客户也基本被我们折腾颓了，失去了反抗的意识，要什么给什么。我给自己买了一个粉红色的Hello Kitty小***，有个耳麦，这样我可以不需要把听筒拿起来打***，双手还能继续工作，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公司里来了一个香港项目经理，大概比我高三级，是个女生。那年月香港人还吃香呢，尤其是海外的IPO上市，经理及合伙人几乎都是香港人。她来了之后就安排我做一些表格的核对工作，把我的位子安排在她旁边。我们小朋友是没有固定座位的，我们的座位叫做“大排档”，就是一张长桌子加无数把椅子，桌子上面没有隔板。那个时候项目经理是有自己座位的，桌子上还有名牌，我可羡慕了。她把我安顿好之后就开始工作，工作了半个小时，我看到她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香水，“扑扑”往自己脸上喷了两下，然后又开始若无其事地工作。我当时就惊呆了，香水怎么还有往脸上喷的哇！后来才知道，自己太土了，原来那瓶水名字叫“依云”。
　　我曾经问过项目经理：“你说，咱们这个IPO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项目经理回答：“五月二十五号。”我根本不信，别骗人了，哪有准儿啊。其实作为小朋友的我并不知道，这个IPO项目的审计报告终稿的deadline（最后期限）就是那年的五月二十五号。所以五月二十***，我照例加了一通宵班，然后项目经理说我明天可以晚点儿来，于是五月二十五号下午四点我才晃晃悠悠偷偷摸摸地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合伙人买了一大块绿茶的冰激凌蛋糕分给大家吃，我分到了一小块，很甜。晚上六点，我的项目经理走过来对我说：“你还待在这里干吗？回家吧。”我小小地震颤了一下，收拾起东西鼠窜着离开办公室，生怕项目经理临时变卦。
　　当时作为小朋友的我其实只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数字整理、核对、汇总工作而已，我最佩服的，就是项目经理们总是能看出数字之间有问题的逻辑关系来，从而以各种方式证明，我的工作有错误，这大概就是一种对数字的敏感度。
　　那年我参加的第一个IPO结束之后，我只休息了一两天，就迅速投入了另外一个项目的审计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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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真的不是公费旅游
我做的第一个小项目是去做一家私立学校的审计。项目本来不分大小，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这个项目不是IPO，也不是大公司，那么就可以归类为小项目。小项目也很累，因为项目虽小五脏俱全，但由于收钱少所以通常两三个人就要完成一个小项目。
　　这家私立学校有很多分校，分别在河南、山东、四川、山西等地。做那个大IPO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机会出差，因为我所在的团队叫做“Central team（核心组）” ，负责合并报表，在北京的办公室干就行了。所以当我得知要出差的时候，心里可高兴了。刚工作的小朋友都喜欢出差，以为可以公费出去旅游，其实这种想法纯属瞎掰，除了在客户或者酒店加班以外，就算有时间也没精力再出去玩了。
　　刚刚工作的时候，总是出差，在外地一待就是好几个月，隔两个星期能回一次家。其实这次回家还不如不回，周五到家，周六和周日都在公司里加班，然后周日晚上匆匆回到客户那儿，那种感觉差极了。每次拖着箱子离开家的时候，看着路灯下自己长长的影子，我心里都酸酸的。年纪越大我越不喜欢出差。
　　我们这个小项目团队里一共有三个人，一个台湾来的项目经理，一个工作了两年的员工，叫Tina，还有我。Tina是个小眼睛的女生，长得白白嫩嫩。我那时什么也不懂，台湾经理让我负责做一些小科目，Tina负责做内部往来和收入、成本科目。那个年代的工作底稿有些还是手写的，用一种***格子的纸，用铅笔写。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为什么要用铅笔，这么重要的审计数字，一擦不是就全没了吗。我们做完工作底稿之后，都要在底稿上签自己的名字，表明这部分工作是我做的，将来出了问题可以直接找我。
　　我们先去了山东的分校，在海边，乍一看跟人民大会堂似的，校门非常宏伟。当时我们好像只有三个星期时间，要去五个地方，所以每个地方平均待两到三天。这种出差最辛苦，到哪里都睡不踏实。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每天清早七点多外面就开始播放慷慨激昂的音乐，早操时间到了，所以无论前一天多晚睡，第二天也不可能睡会儿懒觉。台湾来的项目经理很不适应住在学生宿舍里，而且还是睡上下铺。她穿着拖鞋踮着脚尖软软地、凄惨地说：“这里地好滑哦，洗手间地上都是水，好讨厌哦。”
越干越美丽
到四川的学校条件好一些了，那里的学校很大，建设得非常好看。最重要的是，在四川吃得好。客户请我们吃了一种鱼，头上可以拆出一把小剑来，据说是越王勾践的剑。和我们同去的客户财务总监很想去逛逛峨眉山，所以不由分说就安排了峨眉山的行程。那是冬天，峨眉山上在下雪，非常冷。而我们为了能够挤出一天去峨眉山，所以没日没夜地加班，整个人都虚了。
　　在峨眉山的金顶，我和台湾经理还有Tina一起挑选了三尊小玉佛的吊坠，交由尼姑统一开光。开光的尼姑很胖，面目严肃，要开光的时候，所有人都跪下来虔诚地祈祷，只有我很好奇地看着尼姑。只见尼姑嘴里念念有词，说到一半，我观察到一股气流从她的喉间急促涌出，她打了一个大声的嗝。开光结束后我问台湾经理：“你听到她打嗝了吗？”台湾经理歪头想了想，灵光乍现地说：“那是她打嗝的声音啊！我以为是她突然念了个很大的咒，还赶紧拜了拜呢！”不知道为什么一想起这个桥段，我鼻子里总会有一股大葱味儿。
　　由于工作太忙，我开始变得非常不拘小节。每天早上争取在最后一分钟起床，随便洗洗脸刷刷牙，都来不及看镜子里的自己一眼，拿起电脑就出门了。以前我好歹也是一个爱美的人，见到反光的地方就要凑过去瞅两眼，可是后来哪有闲工夫啊？衣服也是随便穿一件就出门。
　　有一天，我们在客户的会议室里工作，我去上洗手间，听到外面的台湾经理对Tina轻声说：“唉，我看小杨（就是我）长得还挺清秀的，可是怎么这么邋遢啊，她的那个头发，在脑袋后面团成了一个卷儿！”我心里一惊，提起裤子来就开始照镜子。我的妈呀，这是那个曾经闭月羞花的我吗？满脸痘痘、头发凌乱、眼神涣散、浮皮肿眼，我的大好青春都被工作给糟蹋了！
　　后来我开始观察，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从这一点上，我要表扬一下香港的女同事。我们香港的女同事，无论头天晚上几点睡觉，第二天都是精神奕奕地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淡淡的香水味道、淡淡的妆容、精心挑选过的衣服搭配，总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她们告诉我，无论多晚睡觉，都要细心地洗脸和做面膜，“不能因为工作不要美丽啊”。从此以后，我都使劲儿让自己提前几分钟起床，好好梳梳头发。后来内分泌失调掉头发掉得同事都不敢进我的洗手间，就干脆剪了短发，更加好打理。躺在床上先想好第二天穿什么衣服、搭配什么鞋子，再进入梦乡。这个习惯养成了多年，还挺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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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逢生
在四川之后就是河南和山西，山西的学校是在大同，产煤的地方。我们照例住在学校里，通常每天晚上在学校的会计室待到夜里一两点才回宿舍。这回的宿舍不是上下铺了，条件还算好，但是发现晚上不能洗澡、洗脸、洗脚及刷牙，因为没有水。我们去问校长，校长说，学校晚上十一点开始停水，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去跟学校协调，让他们晚上不要停水了。于是学校为我们破例了一回，我们美美地洗了澡，睡了个好觉。谁知道第二天起来发现，全校停水。校长气急败坏地说我们洗澡用的水太多了，导致全校都缺水了。我至今没想明白是为什么，但是后来完全不敢再洗澡。学校也恢复了夜里停水的习惯，我们回到宿舍脱了衣服就睡觉，哪里也不洗。台湾经理已经彻底放下了自己的娇贵，没有再抱怨地湿或者地滑，也确实不用抱怨了，因为根本没水。
　　山西是我们的最后一站，结束现场审计之后大家都如释重负，校长特地在最后一个晚上邀请我们一起去城里最好的洗浴中心痛痛快快地洗了一次澡……
　　回到北京，很快就要出报告，偏巧这个时候Tina得肺炎了。她在出差的时候就感冒了，没有及时治疗，一直咳嗽得非常厉害，感觉都要把肺给咳出来了。回到北京去医院一查，急性肺炎。Tina休了病假，她还差对内部往来这一项工作没有完成，于是工作的重担就降临在了我的身上。那家学校虽然只有五个校区，可是有数不清的关联公司，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内部往来，以及怎么对。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我只有三天的时间，因为三天之后我必须去东北参加另外一个项目的工作。台湾经理为难地对我说：“你尽量对吧，如果对不平，你就放在那里好了。”可是我知道自己不能放在那里，台湾经理人很好，我良心上过意不去。于是我问了无数的同事，不断地研究那张复杂的表格，探讨其中的逻辑关系。在去东北的前一天下班时，我还是没有把表格对平。晚上六点钟，我焦虑得浑身发麻，感觉汗毛孔都立了起来。我深吸了几口气，不断在心里说：“冷静冷静。”可是终于还是哭了出来。
　　我跑到公司大厦二楼的平台上，拿着自己的手机大哭，不知道该给谁打***倾诉。最后给妈妈打了***，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哭着告诉她：“妈，我有个工作做不好，您帮我整理一下行李，我明天一早的飞机去机场出差，今晚可能回不去了。”妈妈没说什么，她大概完全震惊了，只是不断重复：“没事没事，慢慢做。”
　　哭了一场之后心情似乎敞亮了很多，我又一次坚定地坐在电脑前。心静下来之后，人没有那么焦躁不安了，我没有立刻开始工作，而是在心中对自己说：“Vicky，这么点小事你怎么会做不好呢？”然后开始整理思路，重新开始。我做了一张表格，用很缓慢但有效的方法把内部往来的分录一个个进行了回顾，外面的世界消失了，没有任何事情分散我的注意力。
　　早上六点半，我完成了整张表，所有的内部往来都对得清清楚楚。我把表格用邮件发给了台湾经理，她早上上班的时候应该就能看到了。然后打了一辆车回到家，拿起妈妈给我准备的行李奔赴下一个战场。
扛着大包坐飞机
在东北的项目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审计，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由于我和Tina做学校审计的时候表现不错，Tina推荐了我加入这个项目。在公司里口碑很重要，因为公司是很八卦的地方，这些项目经理总是凑在一起吃饭，席间就会议论哪个同事做得好，哪个同事做得不好。如果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小朋友被某一个项目经理认为表现差，那基本很难有再出头的日子了，因为其他项目经理都不会主动用他。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做“被Label了（被贴上标签了）”。
　　Tina那时候还在休病假，我和另外几个同事在机场集合，其中有个男生叫老蔡，和Tina一样是第二年的员工。之所以小小年纪被人叫老蔡，是因为样貌很成熟。每次到客户那里，客户都会以为他是最重要的那个领导，很主动地给他端茶倒水，殊不知其实他才比我高一级。我们帮这家公司审计了许多年，箱子里的文件都发黄了也还是不敢扔，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拖着大箱子上飞机。公司有严格规定，这些文件是不许托运的。那个箱子比我都沉，跟拉个死人差不多。
　　除了箱子，我们每人一个衣箱加一台电脑，一去东北就是好几个月，女人的衣箱里至少要塞三双鞋。我们还要带一个打印机和四包打印纸，因为我们嫌客户的打印机和打印纸质量不好，是六十克的打印纸，而我们一定要用八十克的打印纸。从这种莫名其妙的标准你就可以看出，这个项目里面的人可不是好糊弄的。
　　航空公司也真是，我们就这么大包小包地带上飞机去，竟然也不拦着我们点儿。不过也是，他们根本拦不住，有一次他们曾经让我们把文件箱托运，但是被老蔡严词拒绝了，我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他激动地保护着那个大箱子，愤怒地说：“这箱子里是三个上市公司的重要资料，丢了谁负责？”感觉他有要和箱子同归于尽的意思，加之他那一副相当成熟的相貌，安检的人还真被震慑住了。
　　到了东北住进酒店就开始工作，每天夜里我们七八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有坐在地上的，有坐在床上的，目光呆滞神色恍惚，夜里十二点发现水没有了就打***让服务生送过来，服务生总是会被房间里的壮观景象吓一跳。有时候我忘情地工作着工作着，猛地一抬头看到四周都是人，连自己都会吓一跳。之前做那些项目，都是低级工作，没有接触过客户的什么核心业务，觉得审计是挺容易的一件事，到了这个项目发现，任何一个会计科目都可以写出二十页的工作底稿来。
神秘的Peter同学
Tina病好后也到东北来了，那段时间她和老蔡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件事要是让Peter知道了，有你好看的！”Peter是这个项目的经理，不是项目经理，是真正的经理，很小的个子，长得一副精明相。我还没有接触过他，不过从Tina及老蔡敬畏的眼神中我能感觉到，这个Peter可不是好惹的。不仅仅Peter不好惹，Tina和老蔡也很不好惹。他们俩虽然连项目经理都不是，只是两个第二年的员工，但已经非常有责任心来带我们这类小朋友了。在公司里，很多人的工作风格是和最初带他的人很相似的，Tina和老蔡的风格就跟Peter很相似。
　　我和Tina住一个房间，她告诉我，Peter常常训斥老蔡。Peter嘴巴很厉害说话很快，而老蔡人长得就是一副忠厚老实相，虽然有时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完全说不过Peter，于是经常在办公室里出现的一幅图景就是：Peter愤怒地拿着老蔡写的工作底稿“啪啦啪啦”地敲着桌子批评他，而老蔡叉着腿站在一边梗着脖子看相反方向，一脸不卑不亢的悲壮样儿。
　　不过我当时真是恨死老蔡了，他把跟Peter的邪火儿都撒在我身上了。看我写的底稿时，还没有看完就开始唉声叹气，边看边摇头，有时候还会倒吸一口冷气然后用不可理解的眼神望我一眼。所有这些铺垫都是为了后面骂我工作做得不好打基础的。所以他一看我的底稿，我就开始坐立不安。有一次春节前回到北京，大年三十儿那天老蔡在公司里看我的底稿，看到尽情处把我叫了过去，指着一处错误就开始数落我。Tina当时坐在他旁边，就着老蔡的话题也开始数落我，一直从中午说到下午五点大家不得不回家吃年夜饭了才罢休。后来有同事特地从其他办公区跑过来看看这边谁在骂人，顺便也来瞻仰一下谁被骂了，我脸上可挂不住了。那年过得，真是窝囊。
　　其实Tina和老蔡对我很好，他们虽然当面把我骂得体无完肤，但是背地里却一直在和其他人说我工作做得很好，还把我的工作底稿给别人看。这大概都是Peter的风格。Peter对我们这些小朋友并不凶。有一次我打***给他，刚巧碰到他不在座位上，留言机里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英文，让我在嘀声后留言。我没留言，挂上***之后跟旁边的同事念叨：“这个Peter，英文说得可真结巴。”三十秒过后，突然***里传出响声：“留言时间结束，请挂机。”原来刚才***没有挂好！而我的那句话，已经结结实实地留在了留言机里！我可真是吓坏了，以为自己一定会招致一通爆骂，结果据说Peter听到留言后什么也没说，呵呵笑了两声。
　　在东北项目上的工作，使我学到很多东西，虽然无数次被Tina和老蔡骂得狗血喷头，可我一点儿也不记恨他们，反而在老蔡出国、我离开公司之后对他们很是想念。
男同事的致命臭脚
在团队里有个男生，有臭脚的毛病，我们都是集中在酒店房间里加班的，在那个热乎乎的房间里，一对臭脚简直就是一把无形的刀，戳在每个人的心上。最早发现的是我，因为我鼻子特灵，坐在床上，我总是时不时地闻到一股钻心的恶臭不知道从何方飘过来，不是总有，而是时不时地，往往就是在你专心工作的时候，抽不冷子地打击你一下。他如果坐在床上把脚亮出来，那他脚的位置那里就有一堵无形的臭墙，只要过去就得先过臭脚关。Tina无数次高声说着话进来，在穿过臭脚墙的时候一下子被噎住。
　　我发现了之后就一直坐立不安，后来实在熏得头疼了，就换了一个靠窗的地方坐在地上，珍惜生命、远离臭脚。我真佩服我的那些同事，生生地忍着不说，因为大家都在心里狐疑：“这他妈到底是谁啊？！”而且大家都在寻找臭脚源。终于，有一个女生受不了了。一天晚上正在工作中，那女生“啪”地一合电脑，长叹一声之后悲愤地说：“XXX！你能不能每天洗洗脚啊！”
　　这件事情被彻底暴露出来之后，该同学每天回到酒店都会先洗脚，刚洗完的脚可以维持大约两个小时不臭，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会愤怒地让他再洗一次。我们问他：“你是不是每天袜子也不换啊？”他很委屈地说：“没有啊，我有七双袜子，每天换一双呢。”说罢突然做仰天思考状，然后走到自己的衣箱，把袜子拿出来一双双数，共六双半，少了一只。我们大家一起沉寂了十秒之后，他冷静地走到沙发那里，从沙发垫下面抽出来一只袜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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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川人
我和Tina一起去四川的子公司出差，我们决定顺便去一趟九寨沟。客户跟我们已经很熟了，内审总监是个女生，有时候到东北就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那段时间我掉头发，后来她说，她看到满地的头发都不敢进洗手间。所以我就把长头发剪短了。
　　我爸爸是四川人，所以每次到四川我都要跟人家攀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样能和客户的关系近点儿，工作着舒心。客户的卢部长问我：“你爸四川哪里人啊？”我回答：“西充的。”结果卢部长非常震惊地看着我说：“那你爸爸能够去北京可真厉害！西充那个地方多穷啊！我可去过，一家人用一个碗！”我听了之后非常诧异，因为我爸从来没有讲过自己家乡穷的事情，他只是愉快地反复回忆自己以前上学走几十里的山路、穿过小河和坟地、在坟地总是被鬼火吓到的事儿。后来我想想，这些事儿不正是佐证了我的老家很穷吗？可是爸爸不觉得，他把那些事儿都当成了儿时的美好回忆，生动地讲给我们听。
　　我突然很感动，儒雅沉静的爸爸看待每件事的态度都是乐观的，从来没有大喜大悲过。无论大事儿小事儿，爸爸都轻而易举地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处理。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教书的时候，家里养的猫在我爸学生的卷子上撒尿，把一摞卷子弄黄了一大摊，还有着淡淡的尿臊味儿。我爸仍然是那么沉静地把卷子晾干又发给了学生……学生问：“杨教授，为什么卷子黄了一块啊？”我爸冷静地回答：“哦，可能是太阳晒的吧。”
　　我们在四川的工作压力不算很大，我和Tina请了两天假，再凑合上一个周末，安排了去九寨沟的行程。九寨沟的旅途中有一天是Tina的生日，头一天晚上她哀怨地念叨了一句：“唉，在这里过生日，也没人给庆祝。”我听到后没说话，但是第二天一早就借口自己出去走走冲到隔壁酒店的大堂吧，买了一个生日蛋糕给她。蛋糕做得有点慢，所以上车的时候我迟到了，害客户和Tina都在等我。Tina刚要发作突然看到了我手里的蛋糕，立刻强忍着收回嘴里的话，很感动地说了一句：“哎呀，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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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蔡，哇哈
从四川回到东北，我又见到了老蔡。
　　重新回到东北项目上，我已经是第二年的员工了，老蔡和Tina都升了项目经理。团队里又有了新来的同事，老蔡开始对这些新小朋友下狠手，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我的工作压力比以前小多了。而我对新小朋友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事要是让老蔡知道，有你受的！”
　　老蔡有个很不好的口头语，就是在所有的句子结尾处都会不自觉地加上两个字：“哇哈。”这是很奇怪的口头语，例如：“陈处长哇哈，您现在有空吗哇哈？”可是这两个字一不注意就会让人听成“我靠”，于是上一句话就变成：“陈处长我靠，您现在有空吗我靠？”我实在忍不住了，提醒了老蔡一次，老蔡瞪着他的小豆眼儿吃惊地看着我说：“是吗哇哈？！我怎么自己从来不知道啊哇哈！”后来老蔡开始很刻意地纠正这个奇怪的口头语，每次当他无意识说出来自己又意识到之后都会悔恨地皱下眉头。不过我记得老蔡后来说“哇哈”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等到他从澳洲留学回来，就再也听不到这个奇怪的口头语了。我觉得挺遗憾的，早知道还不如不告诉他。
　　晚上在酒店加班，老蔡总要打起精神盯着我们，他升了项目经理之后的工作压力很大，脾气越来越古怪。由于项目成本的关系，Tina已经不经常在这个项目上了，老蔡需要挑起大梁。晚上他总要等着我们的工作底稿出来，他看过之后再睡觉，有时等着等着自己就睡着了。有次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一起在他房间里加班，他实在太困就和衣躺在床上眯了一会儿，十分钟之后突然一跃而起高呼了一声：“双冠王！”把我们都吓了一跳。然后他继续倒下睡觉。等到我们做完工作底稿把他推醒，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说了那么一句话，还反复说我们骗他。他也不动脑子想想，我们怎么会想出“双冠王”这么奇怪的话来骗他呢。
　　在东北做项目，Peter经常会过来请我们吃饭，我最爱吃韩都烧烤和皇城老妈。我们这个项目的合伙人Adrian也经常过来请我们吃饭，他很和气，我完全不怕他，还会开他玩笑。有一次在最终出报告的阶段，我们坐在公司的大排档里工作，我对Tina说：“Adrian要是能请我们吃哈根达斯就好啦，我现在突然很馋。”Tina回答：“那你去跟Adrian说啊。”我想了想说：“那我可不敢。”结果没过十几分钟，Adrian静静地走进了大排档，手里拿了好几盒哈根达斯。原来我说话的声音太大，他在旁边的小屋子里面听到了。
　　项目最后Peter给我写项目评估，他说我是一个学习很快的人，工作认真负责，工作质量很好。Adrian在后面补了一句：“Vicky is a very cheerful staff.（Vicky是个让人感觉很愉快的员工。）”我很喜欢这句话。
再残忍的生活，也有它的快乐所在
这种生活是残忍的，但残忍的同时也有它的快乐所在，以及它无形的价值。我开始不惧面对压力，我开始自信地认为我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客户，没有人可以质询我的工作能力和承压能力，就像我们在深圳培训时常播放的那首歌一样，“Simply the Best”。
　　其实那时生活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工作就好了，同事之间的关系很单纯，我绞尽脑汁想想出来一些职场文章里常见的“尔虞我诈”，可真的想不出来。加班成那副德行了，谁还有闲工夫浪费脑细胞再想着算计别人啊。
　　从我工作的第二年开始，安达信推行商业审计理念，简称BA。
　　BA是Busine Audit的简称，是安达信推行的前卫的审计观念，其核心是客户的内控风险，我们开始不拘泥于财务数字而需要涉足企业的各个领域。说实话，这种理念搁在现在都是很Fashion的，监管机构重视内控也不过就是近两年的事情。
　　有一家客户是我所做的第一个BA方法审计的公司。那时候我还不是项目经理，因为公司里项目经理奇缺，很多项目经理因为工作太累或者身体原因另谋他职或者出国念书了。于是我带着一个第一年的同事做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
　　白天，我们花十个小时的时间走访客户的采购部、销售部、市场部、设备部和车间，同各个方面的负责人谈话，了解企业如何运作，了解企业的采购流程、销售流程、生产流程和费用流程，说得口干舌燥，晚上回到酒店我已经一句话都不想说了。
　　晚上，我们需要把所有的流程用英文从头到尾描述一遍并且画出流程图，一个流程往往我们要从晚上八点钟写到早上五点钟，然后第二天八点又开始问另一个流程。一个星期下来，看着我和同事写的长达五十页的流程报告，除了满心的成就感以外就是满心的疲惫和倦意。一年的BA磨炼，我逐渐开始善于和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交流，以前和客户了解情况我总是怕客户把我当小孩子或者嫌我反应慢，因此我会很紧张。慢慢地，我不再有这种担心，对客户的访谈已经成为最基础的工作。
　　我不知道后来的安然事件是不是和安达信推行了BA有关，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BA对于个人而言是极大的挑战和锻炼，我们不再是单纯的财务审计而是更多地向咨询靠拢，对各个行业也都有了系统的了解。这种审计方法也为我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基础。
　　我早就忘记了当初对自己“只在这里工作两年”的承诺，我开始喜欢安达信干净的同事关系和激进的工作方式。就这样，我像个机器人一样在安达信工作了三年，参加了公司在马来西亚的Kinabalu组织的项目经理培训后，我成为一个项目经理，一切平静直到安然事件的爆发。
再见，安达信
安然事件之后，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安达信的新闻，因为安达信是安然的审计师，有传言说，安达信为了毁灭证据，用卡车把当初的工作底稿运出去，一张张撕毁。我其实不相信这样的传闻，所以当有同事问我：“安达信这次扛得住吗？”我还轻松地回答：“怎么会扛不住呢？不会有事的。”而公司的老板也特地发出了一封邮件说，公司有足够的保险和现金来应付未来的赔偿，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前程。
　　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刑事起诉安达信休斯敦公司的时候，我们的骄傲在瞬间崩盘。刑事诉讼性质不同，意味着安达信不能在诉讼期间接审计业务，而诉讼期往往很长，所以美国司法部的刑事诉讼已经提前宣判了安达信的灭亡。公司在瞬间分崩离析，全球八万五千名员工迅猛合并到了其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只留了一个在瑞士的总部准备接受巨额的赔款和司法起诉。大中国地区的安达信在CNN播报新闻的第二天就宣布和P公司合并了。一切只是在瞬间的事，因为我们之前根本无暇顾及美国的安达信出了什么状况，我们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这间“百年老店”抵抗外来压力的能力，然而一个巨人在自己营造的帝国里轰然倒塌。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当时的感觉了，好像有伤感又好像没有。安达信本来是“五大”里面最骄傲的一家，却最终落得虎落平阳的下场。语言很难描述那种落寞，原本我很为自己是安达信人而自豪，就好比，一个大户人家的***，每天对别人颐指气使，却突然间被政府抄了家，只能寄人篱下生活了。那种感觉是从天上到地下，而且不是轻飘飘地落下，而是一个跟头摔下去，摔了个头破血流。
　　有的人说：你们安达信的人没事儿就回忆安达信的那点儿事儿，有什么啊，都已经倒闭了。他们其实不理解，换作是另外一家五大，员工恐怕也是这么缅怀的。因为这毕竟是我职业生涯开始的公司，虽然在里面工作的时候抱怨颇多，可是竟然被迫跳槽，心里留下的都是难以割舍的回忆。美国的安达信员工在街道上游行，小女孩举着一个大牌子，上面用安达信Logo的橙色写着：“My mum is a Andersen.（安达信是我妈妈。）”看着这些照片，我再也忍不住了，趴在桌子上轻轻地哭了起来。以前哭是为了自己，唯有这次，是为了安达信。
　　合并那一天，我们仍旧在工作，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我们一边看CNN的报道一边马不停蹄地写着手中的工作底稿。我问Tina：“公司都这样了，我们还加班哪？”Tina脸上流露出为难的表情回答：“可是，工作总要做啊。”
　　于是我想也没想继续埋头苦干，心中的遗憾和伤感只有在偶尔抬头刚好看到同事的眼神时才会释放出来。是呀，我曾经的梦想，我的安达信，在瞬间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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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之后
合并到P公司之后，员工合同都重新签署，安达信一个人都没有裁，办公地点也没有变。有时候恍惚间，我都忘了自己已经在P公司工作的这个事实，因为周围的同事还是那些人。到客户去介绍自己的时候，还会脱口而出：“您好，我是安达信的。”
　　用现在的话说，我们那个时候“被跳槽”了。
　　这么硬生生的合并，双方员工其实都不舒服。安达信人觉得P公司人好像总是斜眼儿看我们，而P公司人觉得安达信人都混到这份儿上了还这么骄傲所以非常不忿儿。为了让双方员工能够真正融合，公司决定把一、三、五组的人放到安达信以前的办公室国贸，而二、四、六组的人放到P公司的办公室嘉里中心。我们是按照行业分组，我做制造业的客户比较多，所以我在三组，还在国贸上班。
　　刚开始一起办公的时候，我总觉得双方员工剑拔***张地待在一起。以前公司里很吵闹，大家打***、讨论问题、骂小朋友，现在公司里静悄悄的，一片死气沉沉。我也不好意思大声说话，每个人都像心怀鬼胎一样小心翼翼。有个前安达信的女经理，香港美女，有蒙古血统，长得人高马大，非常凶悍。她实在受不了这种静默，突然间一捶桌子拍案而起非常大声地说：“这叫什么事情！这里的人都不说话的啊？”但是仍旧没人理她。
　　我们不习惯P公司的一切：工资比安达信低、没有加班费、行政部门过于庞大、没有海外培训，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无奈地接受这一切：因为现在是P公司发我们工资。我们仍旧回味着安达信，用安达信的笔袋，用安达信的门卡绳，用安达信的圆珠笔。这其实很有点儿清朝遗老不愿意接受民国现实的感觉，现在的我回过头来看那个年代，也觉得自己有点儿矫情。那时候我才工作了三年，心智不成熟，我一直在想当初安达信的那些合伙人是不是比我们更容易接受这种合并？
　　记得刚刚合并的时候，P公司的合伙人给我们上课，主要是为了给我们灌输一些P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思想。这个想法和初衷是好的，双方不能总这么别扭着。但是这个合伙人非常不合时宜地开了一个玩笑：“目前公司这个名字太长了，我们想换一个简单点儿的，你们可以帮我们想一想换个什么？”台下立刻一呼百应：“Andersen!”于是对话在一片哄笑声中匆匆结束。
　　尽管我们坚守着安达信的文化，但是我们毕竟只是一间大公司里几个小小的职员，在阿姨无数次好心提醒“别带安达信的东西，老板看了不高兴”之后，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把那一抹橙色留在了心里。
　　生活在继续，项目在继续，IPO在继续；停止的，只是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扇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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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公司的头一年，我这个倒霉孩子又赶上了一个IPO。那个时候我不算是一个小朋友了，因此我要负责的工作内容是管理一个七八人的审计团队，并且编制合并报表。虽然忙碌，但是如果让我回忆在P公司那段时间有什么事情是愉快的，那么我一定要提提这个IPO项目。
　　那段时间仍然非常辛苦，在客户的办公室里，我们一群人每天仍然要加班到凌晨。和我在一起的同事基本上是以前安达信的遗老遗少，我们在凌晨三点多的时候给永和豆浆打***要外卖，然后在凌晨五点多互相告别匆匆离去。那段日子既辛苦又幸福。
　　我们的经理叫M，一个长得像小熊一样的香港人，有时候我会嘲笑他长得像世界地图，因为世界地图也是一个大圆圈外加两个小耳朵（如果你没发现的话，那就找幅世界地图观察一下）。每每这个时候，M都会斜着眼睛看着我，然后拖长了声音念一句：“V——icky——”M每天和我们一起加班，尽管有时候他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他坚持要陪着我们站最后一班岗。有一天他实在太困了，竟然躺在客户的桌子上睡起觉来，还轻声打着呼噜。我们伴着他鼾声的节奏敲打着电脑一直到早上六点。清晨有阿姨来打扫房间，搞出了声响，坐我后面的一个女同事非常焦急和气恼地轻声呵斥她：“轻一点！没看到有人睡觉吗？！”
　　项目组里还有一位一直在P公司的同事，他有一次和我们一起加班到了早上，在给我们的邮件里写道：“我以为P公司的晓月已是极致，想不到还能看到安达信的朝阳。”
　　我们的这个项目一共有四十多个分公司和子公司，最初在合并报表的时候只有五六个人做，工作量很大，能按时交稿就不错了，根本没办法计较质量。但是这些理由只有我们私下里发发牢骚的时候说一说，老板们是不会听的，他们会说：“你是一个专业人士，质量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借口可言。”生活是残酷的，如果你没能赶得及deadline，那么你唯一合理的理由就是你赶在deadline之前死翘翘了。
　　我必须承认，我带领的这个组最初交的功课不是很合格，总是数字不合理或者和报表对不上，要不然就是合并报表没抵平。我们所有人每天在老板们和核心审计组的质询下惶惶不可终日。核心审计组是每个大项目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审计组，负责把各个分子公司的数据收集上来进行汇总，并且编制合并分录。核心组的工作是很辛苦很不得人心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在最初就是“催促”，催促各个分组赶紧把数字交上去，他们好汇总。那个时候我们腹背受敌，前有核心审计组的利剑，后有客户放的冷***，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组里的这些同事尚存着一点点幽默的本性，大家可以一起讲讲笑话开开心。
　　作为项目组的负责人，我努力尽我所能鼓舞大家，推行“爱心政策”，让频繁的加班和熬夜不那么枯燥。我们辛苦，但是我们齐心团结；我们同别的同事拿着一样的薪水，但是我们士气高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薪水的多少不是让一个人高兴或者伤心的唯一因素，协调的关系、融洽的合作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与支持才是向前进的关键。我相信后来我们组交的功课是进步很大的，组里每一个人都非常有责任心，每做完一个科目的底稿，大家都会彼此通告一下，并且向我保证：“检查过了，绝对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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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同事，都是一出情景喜剧
在那段时间里，有很多有意思的同事，我来回忆几个。
　　有个男同事，叫他A吧。性格很羞涩，也比较内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都和别人不一样。有一天有个外地的同事打***进来，找A的，也正好是A接的***，对方说：“我要找A。”A回答：“哦。”然后就不出声了。外地同事以为接***的人去找A了，于是苦苦等了五分钟，最后终于把持不住，问了一句：“喂？A在吗？”A这时才回答：“我就是。”……
　　还有一个男同事叫B（经过多年观察我发现，搞笑的都是男同事）。他的特点是，晚上加班的时候一定要戴着耳机，戴着耳机的时候一定要哼歌，哼歌的时候一定会走调。那是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公司里静静的，大家都在沉默地加班。忽然，一阵古怪的呻吟声时断时续地传来，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见多识广的我知道，这又是B在唱歌了。一分钟后，我惊讶地发现地上有一个人在缓缓地向我的位子这边爬行，并且浑身颤抖着。定睛一看，是另外一名男同事，他从洗手间回来听了B的歌声之后，笑瘫在地上，正努力地爬回自己的座位……
　　工作了一段时间，组里有位同事C要被调到其他项目去，由同事D来接替他的工作。当C知道是D接替他工作的时候，整个人都崩溃了。
　　人生就是这么不可测，C和D在大学时候是同学，还是一个宿舍的，后来C和D关系不好，于是D做了走读生，但是C的一辈子似乎都不能逃过D的阴影。两个人毕业之后一起被德勤录取了，为了避开D，C特意跳槽来了安达信，而D也跳槽去了P公司。在双方跳槽后的第二年，P公司和安达信合并了……C总是欲哭无泪地跟我们讲述这段历史，质问上苍究竟为什么D的阴影永远在他的身边环绕着。
　　就连做项目都是这样，C原本在我的组里对“内部往来”，刚好就是由D来接替他下面的工作。C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气得大摔***，要不是被大家拦着，他就从客户的二十七楼跳下去了。于是，我们整个项目组的七八个人都热切地、热切地、无比热切地期待着D的来临。不得不承认，这个项目组的人在我的影响下都变得很八卦。
　　D来的那天我们无比兴奋，连工作都无心做了，从早上开始就期盼着、激动地议论着。但是D的出现让我们都很失望，就跟《功夫》里火云邪神的出现一样，没什么特别的。这只是一个有着独特品味的男生而已，穿着长到膝盖的大圆摆衬衫，吊脚裤子，网眼皮鞋。要命的是，他的衬衫是塞在裤子里的，皮带系得老高，使得客户长时间地称呼他为“你们裤子系到胸的那个同事”。
　　D负责对的“内部往来”不是很难，但是他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五点，然后第二天九点钟准时出现在客户办公室，从来不跟我们吃饭。每天，我都看到他惊恐地咬着自己的半个拳头望着电脑，一望就是十几个小时。我实在受不了，就过去问：“D，你的内部往来对平了吗？”D会充满恐惧地、凄惨地、忧郁地、不可理解地慢慢转过头凝视我一秒钟然后带着颤音说：“都对平了啊……”（我模仿这个动作是一绝）
　　D一直用一张很破的纸记录他的工作，这让我非常不习惯，我几次奉劝他把破纸上的东西放进电脑里，可是他就是不听，终于有一天，打扫卫生的阿姨把那张破纸给收走了！那张破纸里凝聚的是他半个多月的工作成果啊！我们整个组都惊了，全体出动，在垃圾堆里翻了半个小时翻出了那张破纸，就差要求他给裱起来了。
　　后来有一天，M来检查他的内部往来工作，发现他根本没有对平，于是很生气。M平时很温柔，可是这次真的急了，大骂D，骂得很凶很生硬，骂得我们在旁边气都不敢出，对他充满了同情。骂了大概两个小时之后，D黑着脸出来了，我们都用很关怀的眼神看着他。只见他缓缓地、缓缓地走到座位上，很深沉地坐下，慢慢地转过身。坐在他身后的同事赶紧关切地探身过去，以为他要诉诉衷肠。然后，D叹了一口气，沉痛地说：“你还有口香糖吃么？”……
　　D有很多不可理解的举动。自从M骂过D之后，D就很怕他。D和M的位子挨着，就隔着一个隔板，客户的办公室不是每个桌子都有***，D的桌子上有一部。有一次M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伸个懒腰，在他站起来的同时，我们听到D那边一阵大乱，大乱之后，D喘着粗气狼狈地从椅子上爬了起来，毕恭毕敬地递给M一部***。M的懒腰刚伸到一半，吃惊地看着他，说：“我不要打***啊……”D便悻悻地坐下了……
　　还有一次，一个同事给M打***，是D接的，M刚好不在，于是D说：“他不在。”一般人说完这句话就完了，可是D非要再补充一句：“他昨天也没来，明天来不来不知道。”……
　　其实D是个本质很好的孩子，但我并不觉得他适合做审计师这一行。也许有天我和D还会再相见，我真诚希望他能有一份适合他的工作，有一段美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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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一起加班的老爸老妈
IPO一开始，我回家的时间就没谱了，我爸妈经过三年磨炼已经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不像我有个同事的爸妈，不相信也不理解有人会加班到这种程度，所以一直怀疑他在外面鬼混。我也碰到过有的父母，因为觉得儿女工作得太辛苦，所以大闹到公司来，质问合伙人为什么这么虐待自己的孩子。
　　我爸爸妈妈的年纪很大了，他们保持着良好的作息时间，每天不到十点就睡觉，早上六点就起床，一个星期要爬两次香山，生活得很健康。他们是一对很与时俱进的父母，在我们小时候对我和我姐管教非常严厉，但是一旦我们上了大学，他们就会立刻放开管教，让我们尽情地去接触这个社会。我妈甚至还曾经在周六的时候质问正在上大学的我：“别的年轻人经常去酒吧玩，你为什么不去？！”
　　上班之后，他们给我更大的自由度，对我的工作采取完全不闻不问的态度。但有些事情的发生让我领会到，我的父母其实在心里仍旧惦记着我。有一天晚上很晚回家，妈妈还醒着，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赶紧睡觉。我对她说：“您明天早上八点钟叫我，我要赶到公司去。”妈妈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倒头就睡，等到醒的时候，发现天光大亮，已经十一点了！我“噌”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对我妈大吼：“您怎么不叫我起床啊？！”妈妈当时就坐在我的床边，她冷静地看着我回答：“孩子，咱不干了行吗？”我的眼泪立刻充满了眼眶，赶紧背过身去开始穿衣服，用尽量平静的声音回答：“嗨，这有什么，我没觉得很辛苦啊。”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和他们一起住在学院路一带，离公司很远，大概是北京城的两个对角，家在西北角，公司在东南角。那段时间，我每天凌晨两三点下班，只能打车回家，一进家门，爸妈就醒了，问寒问暖。我家住在七层，可是每次回家的时候，电梯都停了，只能走楼梯上去。深夜的楼梯很恐怖，我又很喜欢幻想一些恐怖的画面，常常把自己吓得够戗。我幻想出来最恐怖的画面，不是张牙舞爪的鬼，而是想到一个身穿白大褂儿、戴着白口罩的人，手里拿着一只注射器站在漆黑的楼道里……
　　后来报纸上登了一个女大学生在自己家门口的楼道里被杀害的消息之后，我的老爸和老妈就再也不能提前睡觉了，要求我每天回家之前，先给家里打个***，然后我爸下楼来接我。那时是冬天，外面天寒地冻，每天凌晨回家，都可以看到我白发苍苍的父亲站在清冷的寒风中等我的身影。我很难过。
　　考虑到其他同事也有这个问题，我作为项目经理跟M申请，要求在公司附近租个酒店，如果同事实在加班太晚懒得回家，就在酒店里住下，安全又方便。M同意了，我就在公司附近找了一间很小的酒店，长租了一个小房间，谁想住谁就先在我这里登记。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项目结束。
　　在合并报表交稿前一周，我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有内部合并的数字对不平。这件事儿说说容易，但是如果想把不平的地方找出来，我必须要看四十多家公司的报表，一点点去查找，工作量很大。而作为项目组负责人，我还需要去指导其他同事的工作，看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所以等我有时间做些自己工作的时候，往往已经下半夜了。三天之后要交稿，我决定连续三天不睡觉，把报表做出来。晚上夜深人静了，我又实在太困了，就找几把椅子放在一起，在上面躺一躺。后来这件事被M发现，他很生气地对我说：“你这样做有什么用，长时间不睡觉脑子已经不行了，工作效率奇差，赶紧回家睡觉去！”
　　于是我只能疲惫地在早上回了家，准备睡四五个小时再战。我妈看到我之后都惊了，把我拉到镜子前面说：“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跟活鬼一样！”这是我那几天头一次认真照镜子。镜子里的我脸色蜡黄，眼睛发红，眼窝深陷，整个脸都是扁扁的，真是看上去很可怕。于是我赶紧睡觉，睡到下午才回公司。
　　有一次我爸妈出去旅行，知道我每天回家的时间没点儿，所以拜托我姨来照顾我家的猫。有天我又是早上才回家，我姨刚好在家给猫咪们喂食，她用不可思议地眼神看着我，然后喃喃地说：“这么工作，挣多少钱都不算多啊。”
　　从公司到家实在太奔波，我下决心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小小的一居室，在很老的筒子楼里。我骗爸妈说有电梯，每天都很安全，但其实仍旧需要在凌晨的时候爬楼。在租房子的那段日子，我经历很多，在楼道里被人打劫、被中介骗钱、由于拆迁被迫四处搬家，等等，我都没和他们再提起。我长大了，我不害怕，我必须要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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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被流动的传说
在P公司工作了半年之后，非典爆发了。
　　非典虽然是疫情，可是也影响到了经济，公司的业务突然间就萧条起来。以前在大排档里冷冷清清完全没人，大家都去做项目了，现在大排档坐的全都是人，老板看到后很不爽。于是P公司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员流动”，M被列入了强行流动的名单。在这个行业，除了金融危机以外，很少有“被流动”的时候。
　　很多同事被人事部请去喝咖啡，回来之后就可以收拾东西走人。我并没有感觉到惶恐，因为裁我实在给公司省不了几个钱，还少了一个干活儿的。M的离开给我的打击很大，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和蔼、专业和善良的经理。之前提到过的、彪悍的、蒙古血统香港女经理接替M来管理我们的审计组。女经理把我叫去谈话，第一句就是：“我知道M走对你来说打击很大，但很多事情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我们只能接受。”听到这些话，我内心的委屈一下子喷发出来，突然对这种生活产生了厌倦。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知道人的一生一定会经历很多痛苦和挫折，所以在任何困难面前我都没有低过头，直面人生是我一直坚守的原则。虽然在这次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中我个人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但是作为一个项目经理，项目组里任何一个人的去留都会给我的心灵带来很大的震荡。
　　以前带我的另外一个同事S也被找去谈话，她在公司里工作了五年多。临走那天是她的生日，她邀请了所有相熟的同事一起吃饭。那段时间刚好是我人生的低谷，感情遭遇挫折，饭局上她搂着我说：“妹妹，你是个好人，我希望你能够幸福。”
　　不是所有同事“被流动”都能拿到违约金，因为有些同事为了自己的前程好看些，会在谈话后自己主动提出辞职，这样公司就不用付违约金了。S没有这么做，她是一个很漂亮很聪明的女生，想法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她从公司拿了违约金后，开了一家服装公司，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工厂、设计师和品牌，每年收入超过五百万。所以这种改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在想，如果当初我也“被流动”了，那我现在会在哪里，在做什么？
　　会和S一样自己开创了自己的事业，还是和M一样重新进入了另外一家公司继续白领的生涯？
非典的那段时间确实很闲，整个公司的空气闻起来都充满了“闲”的味道。有些对工作很有激情的同事会利用这些时间好好补充补充专业知识，例如上公司的网站看看公司新的工作流程啦、上网找些相关的文章看看啦、在公司里面看看专业书啦。我很佩服这些人，但是……不与他们为伍……
　　于是我很百无聊赖。公司管得特别严，每天早上签到，就是觉得有些同事没项目就偷偷不上班。其实既然没项目，不上班有什么呢，只是公司不能让大家占了这个便宜，没事干也要在公司里待着，直到地老天荒。我会稍微用一些时间来发呆，可是也不能发八个小时呆啊，于是就翻找电脑里的小说出来看，看得老眼昏花。
　　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自在的，偷摸着下楼喝杯咖啡，逛逛商店。两个星期之后，就不行了，天天在公司里闲得发毛，甚至于心慌气短，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被炒掉了。尤其如果这时候，有个同事开工了，那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一个月之后，开始怀疑人生，腰酸背痛，根本坐不住，非常希望能有点事儿干。两个月之后，网也不愿意上了，天儿也不愿意聊了，每天都翘首企盼着能有点事儿干，哪怕是翻译工作也行啊！
　　终于，我的恳求上天听到了，一个大型的IPO项目杀入了青黄不接的P公司，抢人大战正式上演，公司上下一片血雨腥风。
　　所谓抢人，是因为这类公司产生利润的主要资产就是人员。每一个员工都是要被提前安排好项目的，如果某一个经理想要用一个员工，那他需要先进到公司系统里查看这个员工在那段时间里是否有项目，如果没有，就可以向秘书提出申请，把那个员工提前预订好。因此一旦有新的大项目开工，就肯定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境地，因为各个项目早就把自己的员工提前预订好了。而P公司刚好流动了一批员工，缺人的问题更加明显。
　　我曾经目睹过无数经理抢人的经过，有摔***的、有指着鼻子骂的、有到合伙人那里告状的。员工们终于尝到了受宠若惊的滋味，做得再差的人也有一长串儿的经理等着要。于是P公司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以前流动走了的人再打***找回来。人事部真是很辛苦，没有闲着的时候，前脚放走的人后脚就要被请回来救火了。
　　我也被安排到了那个大型的IPO项目，好像哪个IPO也没少了我。新一轮的艰苦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的内心却对这种生活第一次产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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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新的IPO项目，我和另外十几个人待在客户的小办公室里。P公司取消了加班费之后，大家都没什么心情加班。那个项目没有以前辛苦，基本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就可以下班了。
　　项目组里有个女孩子，叫Rose，玫瑰的意思。她戴个眼镜，个子小小的，脸上总是有很甜美的笑容。她长得不算多好看，但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只是她的眼神，总给人感觉她很羡慕别人。Rose和我在一组里，但是我们不经常说话，偶尔组里人一起吃饭，我夸夸其谈的时候，她只是微笑着坐在一边听，像空气一样。
　　有一天晚上，照例工作到十一点，大家一起散了，Rose把电脑留在了客户那里，省得第二天上班还要拿过来。可是第二天，她没有来上班。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手机也联系不上。我们没有心情找她，也没有放在心上。倒是经理很着急，因为没人干活儿了，后来打***到人事部，要求联系她的家里人。消息慢慢传开，我才知道，她回家之后，在第二天一早，跳楼自杀了。
　　她原来有很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同事们都不知道，她的丈夫、父亲、母亲都有很严重的病，家庭的重担带给她很大的压力，可是大家也没有多给她一些关怀。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同事，不爱说话只爱抿着嘴对别人笑一笑，心里有那么多痛苦，为什么要笑呢？我终于知道她眼神中的羡慕从何而来了。她的离去，让我突然感到，我们太关注工作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同事。我和她不算熟，但是我仍旧很伤心，那几天过马路的时候，我都恍惚看到她跟我擦肩而过。
　　Rose像玫瑰花瓣一样在风中飘散，多年以后，那股清香似乎还在。
　　也是在那一年，我们的手机上传来一条不祥的短信：“W走了。”W是我以前在安达信的同事，可是我很久没见他，不是不熟悉，而是他回老家治病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场景。
　　W的座位在我对面，他是个四川小伙子，学习成绩超极好，人很聪明，爱踢球，比我晚进公司一年。W长得白白嫩嫩，小眼睛，性格随和。我觉得他很适合在安达信这种公司工作，因为他有很好的心态。那天他捂着肚子进公司，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我赶紧问他怎么了，他说：“肚子痛。”“肚子痛赶紧去医院啊。”W回答：“下午就去看。”后来我知道，他之前在石家庄出差，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
　　W去看病了，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听说医生只是照了下片子，连活检都没有做就断定是直肠癌的晚期。W立刻回了老家四川，在成都的军医院治病。之后再听到他的消息，基本是癌症又扩散到了哪里，他又被切除了哪个***。直到那天，他妈妈用他的手机号给所有人发了短信：“W走了。”
　　这种离去对他及家人应该都是一种解脱吧。他当时的项目经理悲痛欲绝，和我们吃饭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总是深深地自责和内疚，话说到一半眼泪就先下来，接下去就是不停地叹气。其实W的病当然不怨她，但是我能理解那种同事离去的痛苦。当初Rose走，我也有这种自责，虽然我跟她完全不熟，只是和她分在一组做项目而已。
　　那天的秋天，我又碰到了Simon。
　　我之前提到过Simon，他是我在安达信入职培训时候的老师，当初我们关系很好，后来四年没有过联系。他突然辗转地找到了我，说要和我吃饭。Simon从安达信出来之后就和几个其他人一起建立了自己的公司，专门承接咨询业务，不做审计。
　　那年是二○○三年，美国资本市场刚刚经历了三大举世震惊的丑闻案，正在慢慢恢复中，布什总统在二○○二年签署了一项如今对于美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如雷贯耳的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简称萨班斯。该法案要求所有在美上市公司在出具年度财务报告时，还要让审计师对内部控制出具意见。如果安达信那时还在，估计要大乐了，因为这简直就是安达信所推行的商业审计的法规版。于是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需要借助咨询机构的力量来帮助其进行萨班斯法案合规，Simon的公司承接的就是这类业务。他找我谈话，是因为他需要有个人能够在北京帮他。
　　那时的我刚刚买了属于自己的小房子，有贷款压力，Simon说公司正在建设期，不能负担太高的工资，只能一个月给我五千块，我想也没想就先拒绝了。我的小房子二○○五年才交房，我既要还贷又要租房，经济压力很大。而且我是个很懒并且安于现状的人，觉得辞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
　　那段时间我是第二年的项目经理了，日子过得比以前舒坦。因为公司扩招了很多人，大家不需要再长时间地天天加班到凌晨。业务淡季的时候，我悠闲地坐在办公室里上网喝咖啡，觉得日子过得倒也不亦乐乎，只是有些无聊。
　　五年了，五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从朝阳到晓月，那段昏天黑地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还要继续走下去吗？Simon的出现终于触动了我心底里那片小小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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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审计师
从那次Simon找我吃饭聊天之后，我没有再想这件事，而是继续着平淡的生活，自己租住在一间小小的一居室里。
　　我很喜欢看高木直子的手绘本，其中《一个人住第5年》里面有个镜头，当夜晚有人来敲门的时候，高木直子不敢开门，但是又想看看门外是谁，于是趴在地上匍匐前进蹭到门口。看到这里我笑个不停，因为太有共鸣了。我当初住在那间小小的一居室时，总是很害怕有人敲门，对我而言，防止有人入侵的最好方法就是：假装家里没人。
　　我一个人的时候会静静的，如果我发现门外有响动，我就更加会静静的，有时候因为害怕，出了汗又不敢翻身，连被子都湿了。如果在家看电视，我也会把声音弄得小小的，总之一句话，我希望全世界都以为这屋子里面没人。这样万一真的有人闯进来，我也好偷偷藏起来。
　　最怕就是夜里有人敲门，那简直会吓破我的胆。我是绝对不会开门的，而且不会走动，以免外面的人能够从门镜感觉到屋里光影晃动。有几次敲门声总也不停，出于好奇，我很想去看看外面是谁，于是就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并且把身体贴在门边的墙壁上，慢慢蹭上来，然后迅猛地往门镜里一探。由于爬得过于缓慢，经常是门外的人已经走了，而我自己却吓得几乎虚脱。我在屋里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外面的人可能完全感觉不到，想想也挺可笑的。
　　我开始更加重视生活的质量，不再沉迷于工作，经常和朋友一起出去吃喝玩乐，并且酷爱旅行。虽然对生活越来越热爱，但是我对这份工作却厌倦了。作为项目经理的我经常懒得去看同事们出的底稿，看到数字就头晕脑涨。我甚至想到了彻底转行。
　　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默默。他是广告公司的，我觉得我的性格很适合这个行业，而默默也觉得我的性格适合做广告业，于是我让他介绍我去奥美公司。我做了五年的审计师，对广告一窍不通，面试了一轮之后接到奥美的消息，他们认为我的基本素质还可以，可以给我Offer，但是级别只能定得很低，因为我只算是一个刚刚入行的人。而要我真的放弃目前的行业彻底转行，我也认为是很可惜的事情。这就是我所遭遇的尴尬，上也不行下也不行。
　　在我无比纠结无法取舍的时候，Simon又找到了我。
　　Simon说，他公司的经营状况在好转，工资可以按照我的级别，和四大一个水平。我和他吃了一次饭，又见了另外一个公司的创建者，随便聊了聊天。我自认为没有承诺他任何事，心里也没有把这个工作看得太重。基本上，我吃过饭后压根没有再想这件事，继续着我在P公司里平平淡淡、无比纠结的生活。
　　那是二○○三年的大年二十九，第二天就要过春节了，我正在办公室里工作，高兴地期待着春节的大假。一封陌生邮件的出现完全搅乱了我的平静。Simon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里面只有一句话：“你提交辞职信了吗？”
　　我立刻五雷轰顶。啥？！我说过我要辞职吗？我答应过要去他的公司吗？我……经过短暂的思考，我的脑子短路了，我迅速在网上找了一封辞职信的模板，改了一下发给了公司的人事部。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同事们对我的辞职感到大为震惊，因为完全没有前兆。我也没有和同事们解释，反正辞职信都交了，那就辞职吧。
　　公司安排了我最初的面试官Paul来找我做离职谈话。他没怎么留我，因为我一开始就告诉他：“您不用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了，我去意已定，我从毕业起就在这个行业，是时候去尝试一下其他的工作了。”Paul听了没说什么，微笑着看着我回答：“好吧，Vicky，随时欢迎你回来。”
　　离职手续办得很快，我拿着离职清单到各个部门去盖章，心里非常轻松。手中的工作全部和同事交接好了。我抚摸着那些***封皮的工作底稿，突然有些不舍。真正离开公司那天，我给同事们写了一封信，叫做《二月天，我与你们告别》。同事们说很期待我的离职信，因为我写过《活在安达信的日子》，他们希望还能看到那样的文章。但我却没有心情写了。那天在电梯间里突然有点伤感，五年，就这么过去了，而我真的要离开了。
　　Paul也在等电梯，他可能看出了我的伤感，对我说：“还是留下来吧。”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心里都流泪了，但只是沉默。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