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成长经历、所受教育和所处社会环境，使他很早就有了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年少时就产生了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吃上饭的朴素愿望，立志为大多数中国穷苦人民谋得幸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决定改造中国和世界，打倒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曾真诚地走过“教育救国”的道路，也尝试过建设“新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中国规划了通过新民主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走上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之路。毛泽东的这种初心与十九大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非常吻合，由此更加表明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改”。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加深对这一论断的理解，需要回溯历史，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创立的，又是怎样的一批人建立了这样一个党，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党。本文以毛泽东为例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毛泽东参加创建共产党的初心。

一、“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全国各地的党员有58人。这58 人的出身、学历、成分和职业十分值得注意：留日的18 人，北大毕业生17 人，其他大学的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13 人，只有2 人文化程度不高。从职业来看，担任教师包括教授的17 人，在校学生24 人，报业人员、律师、职员、弃官不做的自由职业者等13 人，党务和工会工作者2 人，典型意义上的工人2 人。这些人中不少都出身于富有和殷实之家，在“经济”上并不那么困难，有的还很不一般。比如即使现在看起来也是一幢“豪宅”的中共一大会址，就是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的胞兄当时的寓所。这样一批人是社会中生活比较优裕的少数人，但是他们的成长被社会中“大多数穷苦人民”包围着，在读书的过程中，“为生民立命”的传统伦理，“人生而平等”的外来观念，不断地激发着他们思考和关心周围“大多数穷苦人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毛泽东“初心”的形成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毛泽东十四五岁时，一边务农，一边自己读书。当然，读的大都是有趣的小说，就像今天中学生读课外书一样。与众不同的是，他有一天忽然想到，书里的主要人物都是什么文官、武将和书生等，没有一个种地的农民做主人公。原来，少年毛泽东在帮父亲种地的过程中，对周围的农民有了较多感知，发现一些整日劳作的人反而生活艰难，便产生了这种思考。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纳闷了两年，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他们都是人民的统治者。

毛泽东十七岁时，从许多豆商那里听到了一件事。那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这真像历史上“晋惠帝之问”一样，得知许多百姓没有粮食吃，被活活饿死，大为不解地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但是，经过戊戌变法风气已开的湖南人民已和古代饥民不同。当抚台的话传来，他们怒气冲天，立即举行游行示威，并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官府门前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省府衙门一个姓庄的特派大员骑着马出来，告诉人们官厅将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可是皇帝谴责这位庄姓官员同“暴民”勾结，很快将他革职。不久，新抚台上任，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许多人被杀头，挂在旗杆上示众。这件事对毛泽东的震动很大，从此把它记在心上，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觉得所谓“暴民”也是和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人，并对他们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有了仗义济民的情怀。

这以后，当地发生的两件大事，更让他真切感受到穷苦人所受的欺压和生活的不易。一件是韶山哥老会会员们的遭遇。他们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在法庭打官司时，由于地主势力很大，加上贿赂了官府的人，哥老会会员们败诉了。但他们并没有屈服，而是撤到本地一个山里，建立起堡寨，不断打击地主和官府。他们最后被镇压，一个叫彭铁匠的起义领袖，逃亡过程中被抓住杀了头。毛泽东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种同情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应该与他读的反映绿林好汉和侠义之士的书分不开。另一件大事是他直接感受到的“粮荒”。穷人没有饭吃，自然要求富裕的人接济，甚至发生了“吃大户”的运动。他从事米粮生意的父亲，也有一船米“被穷人劫去”。这样一些穷苦人的遭遇和反抗引发了他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当时没有找到答案，但这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化，影响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或许正因为早年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在毛泽东初步有了改造社会的思想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声：“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了〈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意思是如果社会不能解决我们的“饥饿”问题，只好自己起来解决。他还进一步设问，并回答：“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第一位关注的问题，也是他后来参加革命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把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直到 1959年，他在党内通信中都还写道：“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让所有中国人都吃上饭、吃好饭，是毛泽东少年时就产生的朴素愿望，同时又是他成年后致力于社会改造过程中一直存在的理性追求。

由于毛泽东最初对穷苦人的了解主要来自成长地湖南，因此他对人民生活的关怀乃至奔走呼号也是从湖南着手。当时，湖南在军阀统治之下，“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张敬尧入湘以后，更是“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为了受苦的湖南人民，毛泽东会同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还上书中央政府，历数其罪状。此时，毛泽东还寄希望于中央政府，试图用改良的方式来改变湖南人民的生活状况。

但中央政府治下又能好多少呢？以当时的北京为例，“中流社会以下之人均不能不感其苦痛。此犹就中等社会言之耳苟能收入至百元以上当可维持其生活，若收入少于是数而人口多于前表所碍之人，则生活维持当然不易；至若下流劳动社会如车夫等则收入未必增多，而有吃无穿，两饥一饱，其苦更不堪言矣！唐人诗曰‘朱门酒肉臭道傍多死人’，每诵斯言辄为流涕，呜呼！”（《北京社会生活费概况》，《申报》1919年 11月24日。）当意识到整个中国大多数人生活都如此朝不保夕的时候，国家情怀和责任也就产生了。

早些时候，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曾提出，人民的幸福需要有良好的法令：“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所以，当他开始致力于“幸福吾民”的时候也试图从“法令”入手：“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议政法，办政法，要有职业的人才配议，才配办。无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简直没有发言权。有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议，要去办。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有人民的政治法律，才会有人民想要的生活，虽然毛泽东在探索改良的道路，但是明显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1921年 4月，他在长沙《大公报》连续撰文指出，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在他看来，需明确规定“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这样，人民才会有生存权。

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在主持湘区工人运动时，更是以“劳工的生存权”相号召：一个人不仅要在做工的时候能生存，“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也应该“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此时，毛泽东对能不能吃上饭的问题，已经产生了明显的阶级意识。1921年 11月，他在《劳工周刊》撰文提出：“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于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其在于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在遭遇工人运动的失败以后，毛泽东真切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军阀的天下”，特别是认识到不仅湖南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整个中国大多数人都在“封建的反动政治”之下：“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这样一种全国的视野，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怀，表明毛泽东的国家责任和谋幸福对象日益明确。同时，这也在激发毛泽东思考：为什么多数人受极少数军阀的压迫？军阀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呢？

经过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的革命活动，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极少数”背后还有一个“少数派”，那就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 ?”

由封建阶级这个“少数”又带出来他更熟悉的农民阶级这个真正的“大多数”。为此，他在参加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就号召广大革命青年：“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

实际上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深入农村，用了几年的功夫，彻底弄清了农村的阶级状况：“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为这样“百分之八十”的人而奋斗，极大地增强了他对未来革命的信心。

毛泽东曾明确地说，革命就是要反抗“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在他看来，“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社会是要不得的。可以说，“大多数穷苦人民”是否幸福，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青少年时期对穷苦人的感知、同情、思考与成年以后对社会的观察、接受的思想学说，最后有机结合在一起，凝聚成一种矢志不移的志向，化作一项无比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为“大多数穷苦人民”谋“幸福”。那时毛泽东所理解、追求和向往的“幸福”，首先是要吃饱饭，而就这一点对四万万人民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联想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以及现在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的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别是强调小康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一个不能落下，与当年毛泽东参加革命的初心是何等一致！又是怎样地一脉相承！当然，今天的使命和追求在毛泽东初心的基础上又大踏步地继续前进了。

1921年初，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经过讨论，最终明确了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说，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稍后，毛泽东会同何叔衡、贺民范等 28人发起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表明了他们的世界眼光和“世界改造”的实际行动。那么，毛泽东的视野为何一下子从湖南扩展到了“世界”呢？对成长于中国腹地的一群知识青年而言，这种世界视野和关怀又是怎么来的呢？

古代历史的辉煌成就和儒家思想的洗礼，使中国的读书人容易产生天然优越感和兼济天下的抱负。但是，这样一种优越感和抱负在近代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以毛泽东为例，16岁左右，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开头一句便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书中还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及朝鲜、越南、缅甸等被外国侵占的情况。试想习惯了“泱泱大国”“文明之邦”和“万国来朝”的读书人，在得知国家陷入了这种状态时，心情会是何等沮丧！若干年后，毛泽东都还清楚地记得，这本书激发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有过“兴”，才能谈得上“复”，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辉煌是推动近代仁人志士投身民族复兴的最强大动力。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外国商品和思潮不断涌入，人们开始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加上新式教育和有关外国的书籍的增加，中国人逐渐拥有了世界眼光。毛泽东回忆，这一时期，他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并对“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在一部名为《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毛泽东还读到了拿破仑、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林肯等人物的事迹。不难想象，这些杰出人物为各自国家所做的壮举，怎样影响了毛泽东，并使他开始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思考问题。1915年 9月，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 ;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这表明，毛泽东对中外历史已不再是初步了解，而是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二年，他还得出了精到而极有远见的研究结论：“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纵横万里”，“民数号四万万”的中国，却备受昔日属于“四裔”之列的日本欺凌，是刺激学子们立志为国献身的现实因素。

1917年，毛泽东与同学交谈时提出，人生不能单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 !还应追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把人生理想与世界联系起来，充分表明那时的青年人对中国与世界的鲜明感知。第二年，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同样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感想”，即“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1920年 9月，毛泽东任湖南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时，题写了一幅对联挂在小礼堂里面：“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对小学生都告知这样的道理，提出这样的希望，可知那时中国人对世界眼光的重视与强调。

稍后，毛泽东致信旅居新加坡的张国基，主张湘人往南洋，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相对于“南洋”，当时中国仍处于先进地位。在南洋有过成长经历的陈序经后来指出，在南洋的谋生经营事业方面，使他感触特别深的是，一般土人不如华人，而华人又不如西人。不难发现，毛泽东的“世界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二世界好，中国才能好。这既反映了对中国传统“天下”观念的继承，又反映了被“半殖民”后的中国人认识到了一种新的人类观念。联想到现在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体现出深刻的历史逻辑。所以，面对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些国家的担心显然是不必要的，这反而应该是世界的幸事：“愿大家好的主义”来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青年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主义”？从他们办的文化书社所经售的出版物中，可见一斑：罗素政治理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杜威五大讲演、赫克尔一元哲学、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女性论、旅俄六周见闻记、爱的成年、科学方法论、迷信与心理、欧洲政治思想小史、托尔斯尔〈泰〉传、欧洲文学史、心理学大纲、印度哲学概论、国际联盟讲评、人类学、波斯问题、科学的社会主义、欧美各国改造问题、革命心理、创化论、近代思想、柏拉图之理想国、生物之世界、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近世社会学、俄罗斯名家小说、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新俄国之研究、心灵现象论、实验主义、杜威现代新〔教〕育的趋势、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现代心理学、天文学、西洋新派画。 

阅读了这样一些书籍，世界主义的产生便不足为奇了。1920年 11月，毛泽东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时说明，他们反复讨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改造世界诸方法”。这里所讲的“世界”，显然更主要的现实的指向乃是“中国”自身。其中提到的“诸方法”，毛泽东大都尝试过。

首先是教育。早在 1917年，毛泽东在写学友会日志的时候就曾指出，每个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来作为“我国现社会的中坚”。1920年 1月，他与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名给总统呈文，其中写道：“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同年7月，他为湘潭教育促进会起草的宣言书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

毛泽东不但号召，而且身体力行。1920年9月，他应湖南省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认认真真地当了一阵“小学教员”。后来，他还多次对人讲过“当一个小学教员”的经历。1921年底，毛泽东在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调查表》时，已经作为共产党员的他，于“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填写的仍然是“教育事业”四个字。可知，毛泽东早年真诚地走过“教育救国”的道路。

然而，这条道路太过于渺茫：“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 ”因此，采取补救的方法，诸如教育、兴业等，固然是不错，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一个当时他所能想到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豪迈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里，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外来的政治革新观念有机融合在了一起。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提出“刺激―反应”模式来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而实际上如果中国自身是麻木的，则无论怎样“刺激”都无济于事。

五四那一代青年，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毛泽东所尝试的另一条改造道路是建设“新村”。1919年 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撰文谈到，“改良其旧”，必须“创造其新”。他曾计议在岳麓山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第一步，创办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学校，在里面减少教授时间，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比如从事种园、种田、畜牧等事项，从而使学生养成乐于农村生活的习惯，纠正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的时弊；第二步，由新学生创造新家庭，若干家庭组成一个新社会；第三步，在新社会中设公共育儿院、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医院；最后一步，把一个个新村连成一片，成为一个理想的国家。这种理想的新村建设主张在当时也是一种思潮，“年来国中有志之士，奔走号呼。提倡新村生活者，颇不乏人”。支持者认为，此举既着眼于解决教育与社会的脱节，又着眼于解决都市与乡村的反差，“就新村言之，可改良乡村之弊，而取都市之所长，为一种新生活之试验。其收效亦可有乡村之丰厚，而无都市之罪恶也”（华林：《乡村生活》，《东方杂志》1921年 18卷第23 期。）。

理想的美好往往映照着现实的残酷，对一般人来说，越是理想化的时候越是对现实感到无奈的时候。“新村”之路走不通以后，毛泽东又逐渐产生了从局部着手“改良”的希望。1920年 6月，在军阀谭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