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哪里最好

  “三年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记忆。那么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的百姓、干部、国家领导人都有怎样的表现,他们都进行了哪些思考和挣扎……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电影作品;需要指出的是:这部电影又是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展示那段历史的电影作品。

  首先,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应该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大都来自于父辈的讲述以及网络。就本人来说,每逢过年父母在包饺子的时候都要用看起来有些絮叨的方式回忆一下那段 “低指标,瓜菜代”的历史。而本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发现电影中展示的很多情节竟然和父母的讲述一模一样:光秃秃的的树枝、加了树叶或野菜的稀糊糊、吃了以后解不出大便的杂合面窝头、饿的浮肿而穿不下鞋子的村民、站在全村最高处只能看到大队食堂冒出的炊烟……这些影像无疑比口头讲述更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感同身受。

  其次,人物形象的鲜明而非脸谱化。周恩来总理是电影的主角,而本人一向认为影视作品展示伟人的伟大,似乎并不是难度太大的事情。但周恩来总理是伟人,同时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不懂、不擅长的地方。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周总理帮村民栽红薯秧,他不懂得红薯秧要斜着放进坑儿里,也不懂得用土埋好后是不能用脚踩的……当他被女村民纠正后,脸上也难免露出一丝尴尬。这一情节给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伟人尴尬是什么样子的?作为伟人他普通人的一面是什么样子的?周恩来总理的扮演者孙维民以精湛的演技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儿。

  另外,影片另一主角:村委会主任郭凤林在影片大部分情境中都是一种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面目。按说这应该是一个至少不能算太正面的人物形象。让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猜想:他其实是一个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而不顾村民死活的坏官。但是,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也曾经参加过儿童团,也曾经差点被日本鬼子的刺刀刺死,他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自私鬼。他之所以隐瞒真相也是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这一非脸谱化的处理,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在当时那段历史中,作为基层干部真实而复杂心态。

  其三,这部电影呼应了主流思潮。十八大曾经说过 “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那么为什么不走老路?如果我们看了这部电影就会明白,我们中国人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反复、曾经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曾经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确定了今天的发展道路从而获得了今天的物质生活水平。

  其四,这部电影事实上回应了当前网络上一些关于三年自然灾害耸人听闻的描述。我们不否认当时的情形的确非常困难,但是这是不是等于发生了网络描述的那些人间地狱般的事情。至少,这在影片故事发生的河北、河北武安是不存在的。本人也没有听到父母提及曾亲眼见到过本地曾发生过那些事情,那些事情他们也只是听说而已。

  老实说,在观看这部电影之前,本人想到了不久前上映的另一部电影《一九四二》。而此片上映后,很多网络评论都说:一九四二?那一九六零呢?好了,现在有在这样一部反映一九六零(左右)那段历史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而本人认为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如果您对这一题材感兴趣,不妨关注一下当地院线的影讯,到时候可以一看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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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的亲身经历

上世纪50年代末相继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即三面红旗),导致1959年至1961年期间中国粮食短缺和饥荒。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期间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华人学者称其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则称之为“大跃进饥荒”。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从政治路线、经济政策等方面开展“三年灾害”的研究,如今,从得知的信息及学者研究的成果看,无论从哪个角度回顾,1959年至1961年期间大灾害的发生,的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所言)。

三年灾害的前奏  反右斗争

1957年,中共中央号召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意见,即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史学家认为这是“引蛇出洞”。绝大多数人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提出了许多真挚意见,其中难免语言偏激,加之不少建言者的历史背景,毛泽东感觉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认为是阶级斗争,提出反击。于是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运动。

反右运动自上而下,蔓延全国各地,当时,我在文昌小学念书,发现学校的老师总是在开会。学校出现不少口号、标语、大字报,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大字报的场景。有一天早晨,发现学校的黑板报被一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盖住,我驻足观看,是一张揭发体育老师的大字报,说他是一名“漏网右派分子”,这位体育老师是十字街一家商号的“少爷”,只有20来岁,性格开朗,喜爱体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体育老师被送到资溪县一个农村接受改造直到1983年变成一个老农民才被摘帽回城。当时不明白,这位体育老师生性活泼、工作积极,怎么会是个右派分子?多少年后才知道,反右运动中有上级下达的“名额指标”,文昌小学必需选出额定人数,当 时体育老师年轻、身体又好,家庭没有任何负担,先让他当右派,改造思想也是对他的帮助,谁都没有料到这个“右派”帽子毁了他的一生。

三年灾害的原因  三面红旗

“反右”斗争运动尚未结束,毛泽东又舞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号召“超英、赶美”,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全国各地虚报粮食产量,竞放“卫星”虚报浮夸之风达到登峰造极。从此,拉开了“三年灾害”的序幕。大跃进指定的钢产量为1070万吨,为达到此硬性指标,全民大办钢厂,各地土法上马,到处是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老百姓煮饭的铁锅砸为碎铁扔进高炉炼钢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亲眼目睹城外洋洲搭建的一座土高炉,高炉四周红旗招展,热火朝天。

农民除了仅有的镰刀、锄头及铁锅外,基本没有大办钢厂的条件,但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为农村大跃进的主题,生产队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花钱”在洋洲农村中也曾经“昙花一现”。大办钢铁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资源遭到破坏,农田荒废,森林烂砍,给国家酿成巨大的灾难。农村物质匮乏,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强迫农民搞人民公社,实行“按需分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年灾害的痛苦  饥饿难忍

全国上下折腾,马上出现粮食短缺,逃荒讨饭的现象随处可见。1961年,我进入初中,学校已取消体育课,我们也饿得实在没有力气上体育课了。记得城外一片农田种了红薯,用以生产自救。一天下午,我和同桌的同学饿得两眼冒星,根本无心听课,下课铃声响后,我俩便溜出校门到城外偷红薯,被老农发现,好在老农心地善良,没有为难我们,教育了几句便让我们带着两只偷挖的红薯离开。当时初中生的粮食定量,一个月的粮食只够我们吃十来天,粮店卖的不完全是大米,一定要搭配部分杂粮,诸如红薯、三和粉之类。多年后,才晓得这种“三和粉”是国家从国外进口的面粉再添加一些细糠和其它杂粮混合而成,有一次我到鱼场垂钓,看到鱼场饲养员端着一盆面粉,问他何物,答曰,原来是久违的“三和粉”,难怪这么眼熟。

初中放暑假,妈妈把我送到乡下外婆家,乡下多少还有一点填充肚皮的瓜菜,那时很少有白米饭了,大多是红薯或萝卜混合后煮饭,每人不够盛一碗,剩下的锅巴再加红薯叶或萝卜叶等,煮成稀粥,喝它几碗。说到这里,我鼻子发酸,眼泪直流,感激我已故外婆和舅妈,是他们省下自己的口粮,才让我苟延残喘,保留了生命的气息。有一天半夜,舅舅被人叫醒,我也醒了,舅妈叫我莫做声,并吓唬我不听话,明天就叫我回去,不一会,舅舅提着一袋谷,悄悄回来,我假装睡着了没看见。那个年代,村民饿得忍无可忍,于是“铤而走险”私分公粮。生产队仓库里预备上交的公粮实在太诱人,生产队干部密商,半夜打开粮仓,按人头分一点粮食“救命”。

三年灾害的结束  调查研究

1960年9月下旬,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进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抽空接见了他俩,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共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人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说真话,您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您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您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您可以派人去调查。”

次年开春之际,毛泽东提出“高层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重点调查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重要领导纷纷离开京城,深入农村,获取第一手资料。

同年41日,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目睹“一平二调”、“浮夸风”、“共产风”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痛心不已,针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端,他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恢复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等一系列措施,这一系列措施,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一大批领导的赞同。于是,长达近四年违背经济规律的事物“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于616月下令解散,同时允许农民保留部分自留地。从此,广大农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恢复。

今天,笔者重提这段历史,并非评判那段历史的对与错,笔者只想告诉青少年朋友,他们的长辈曾经受过的苦难,以此教育青少年朋友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实现百年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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