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本页面，您的浏览器需要支持JavaScript权力与权术
说到权力，很多人就会想到权力部门，想到公务员，想到管理者或领导干部，认为只有这些部门和这些人，才拥有权力。天啸一直在追问到底什么是权力，除了人们所说的这种公权，其他地方还有没有权力的存在，与权力相伴随的，还有没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权力的概念，大体是指特定主体因某种优势而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有人认为，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一种他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也有人认为，权力指影响或控制他人行为的力量。总而言之，权力包含有“支配”和“强制”之意。
人们对权力的理解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古今中外学者对权力内涵的界定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
。托马斯&霍布斯认为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 。伯特兰&罗素说，权力是“预期效果的产生”
。丹尼斯&朗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
。以上几种对权力的解释虽然着眼点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权力”的某些特性。总之，在多数人看来，权力是一种力量、一种“工具”，借助这种力量或这种工具，可以或可能产生某种特定的预期局面和结果。
可是天啸觉得，上述说法都不是很完整和科学。窃以为，权力其实是对“资源”的夺取、占有和利用、发挥。能够被人类使用的一切，都可以定义为“资源”，权力在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资源。西方古典经济学论断资源是稀缺的，或者具有潜在的稀缺性。基于此，有人提出:“非对称即产生权力！”，我觉得这切中了权力的根本实质。
一般而言，谁拥有的资源多，谁的权力就大。人之一生的过程，其实不过就是为了抢夺资源的过程。很多人都说，自己努力工作，努力挣钱，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这堂皇理由下，实际是对社会资源的抢夺和占有，只不过争夺的方式和手段是不是具有合法性合理性。
天啸有时纳闷，这世上有的人本拥有很多的资源，可是感觉其并没什么权力，相反，有的人并没有多少资源，却让人感觉其权力不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天啸终于想明白了，原来，与权力相伴相随的，还有一个关于权术的问题。资源，仅仅是一种“隐性权力”，要将这种“隐性的权力”变为“显性的权力”，则要靠权术来实现。权术较之于权力，似乎更重要。
从字面上理解，权术就是指使用、玩弄权力的技术和水平。有的人手中有了资源，但不懂权术或者说不善于、不愿意玩弄权术，也就是不知道怎样去利用手中的资源去“强制”、“支配”别人，去换取其他的更大更多更重要的资源，那么，对于这种人，就不会产生权力。有的人手中资源虽不多，但却非常善权谋，非常擅长玩弄权术，知道利用、发挥和扩张手中的资源，去“强制”、“支配”别人，或者去换取其他的他所需要的更多更大更重要的资源。
在很多人眼中，公务员掌握的政治资源、行政资源，与普通民众形成了“不对称”，因此觉得公务员手中有权力。如果从为民服务的宗旨这个意义上讲，公务员手中的权力属于公权，是应该为公众服务的，所以对于一个纯粹的公务员，一个完全没有私心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公务员来说，这种权力不过只是一个干事创业、为民众服务的平台。对于这样的公务员，一定会秉公用权，不会在玩权术上花心思，不会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只可惜，这样的公务员不多，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
其实在天啸看来，权力不仅仅存在于官场，不仅仅存在于公务员队伍。每个行业、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点资源，因此也就或多或少有点权力。因为这个社会是永远不会绝对公平的，永远存在“不对称”，于是对于那些善于权术的人来说，权力真的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比如你去驾校学车，本来你付了学费，驾校以及教练就应当教给你驾车技能，这是一种合约上的服务关系。可事实上，由于驾校管理不到位，由于个别驾驶员素养太差，你在学习中就会发现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教练要么贪吃贪占，要么看个人好恶，不公平对待学员。如果教练觉得你不错，看你比较顺眼，或你对他很殷情，那么他就对你好，给你多指导，给你多安排时间学习，这样你就学得快。反之，则冷淡对你，让你学得慢。就算你忍无可忍要求换了教练，可终究落了个不愉快。本来是给学员提供服务的人，却在学员面前玩弄起了本不是权力的“权力”。天啸也在学车，虽教练对我特好，可天啸还是对有些教练感到恶心。天啸有时真感到，咱中国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潜规则太多。潜规则破坏了引导和维护公平的政策、法制和规章，破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天啸也见过交过所谓的官场中人，那真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的人玩弄权术真是到了极致。其实这也不奇怪，如果人家不玩弄下权术，你怎知官场还有他这个人？如果人家不玩弄点权术，你怎么人家位有多高，官有多大？
官场中人不会弄权术的实在不多见，不过天啸倒认识一人，官至正处，却好象一点儿不懂权术。应当说，他手中是有相当资源的，只要他“醒事”，那么他应当在官场有更大的发展，可以获得更多更大的权力，可惜他不“醒事”；退一步讲，只要他“聪明”，知道用手中的资源去换取其他自己需要的资源，那么他的生活就过得会更好，可惜他不“聪明”；因为他不会玩权术，不知道或者应该说是他不愿意去把手中的“隐性权力”充分地发挥，成为一种让人羡慕、让人巴结的“显性权力”，所以表面看来他手中有很大的权力，可在很多人眼中，他手中一点儿权力也没有。
其实天啸知道，不是这位领导不聪明不醒事，而是其性格使然，准确地说是其人品使然：他不愿侍权贵，不愿去钻营，不愿去玩弄权术。天啸发现，他过得清贫，但却过得很坦然、很自然。在别人看来很好的东西，在他眼里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你手中有权力你却不知道，别人很可能会认为你是“草包”。如果你知道自己手中有权力却不知道运用权术，那你很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傻瓜”。如果你知道自己手中有权力而且能够正确或合理运用权术，那别人一定会认为你很“精明”。如果你手中本来就没有多大权力，你却非要将权力无限放大，极尽玩弄权术之能事，那么别人一定会认为你是绝顶聪明，只不过是聪明得过了头。
权力是个双刃剑，既可以成人，也可以害人。权术是个反光镜，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能耐，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素养。
已投稿到：越想讨好别人，就越被别人看不起
文丨鸽子 主播 | 玉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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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伴读书友，大家晚上好！从昨天的共读里我们了解到，路小路因为爸爸送的礼券和香烟，补了电工班的缺，电工是个很体面的工作，他在这和小李成为了哥们，他们去遍了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六根和阿英的恋爱，受到了六根母亲的阻挠，因为以前阿英总是抢菜农的菜，还打菜农，而六根的父亲就曾被打被抢，最终六根放弃了。
路小路一直有爬墙的陋习，上班也没能改掉，最后又爬墙又抽烟的小路被劳资科长胡得力给逮到了，胡得力趁此机会重罚了小路，也因此调整了整个劳动纪律，一同遭殃的还有大个长脚，一个很悲剧的人物，窝囊而又心怀梦想，整个厂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打架的，当官的，整个厂就像微型的小社会。今日读完 第七章《在希望的田野上》。
最后请大家思考这两个问题：
1. 权力大是好事还是坏事？
2. 你会因为一些事而去讨好一些人吗？
人性的丑恶
路小路走到化工厂的门口，这里跟十年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上学的时候小路就喜欢翻墙，现在依然是嗜好，虽然大部分时候是因为迟到。有一次他翻墙后跳上一辆卡车，下来的时候忘记把烟掐了，刚好被人给看到了，在化工厂抽烟是件极其危险的事，路小路赶紧把烟给踩灭了，这时劳资科长胡得力已经来到他跟前，胡得力一把给逮住了想逃的路小路，右手擒着他，左手反捏住小路的手腕，一把扭到了背后，用西装顺势打了个结。
路小路就这样狼狈地被压到劳资科，胡得力让小撅嘴把劳动纪律手册拿出来，查一查怎么罚，说要罚死路小路这个臭小子，结果才罚40块，胡得力下令起码扣他两个月奖金，路小路反抗说这是违法行为，公报私仇，胡得力直接回了句，我就是法，想怎么罚就怎么罚你。
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一旦有了无限制的权力，人性的丑恶便会无限放大。
后来小撅嘴传出了内部消息，劳动纪律被重新修订了，翻墙按盗窃处理，抽游烟罚500块，迟到早退的罚款也提高了，原本就跟胡得力结下梁子的路小路，这下把全厂的工人师傅都得罪了。那个时候胡得力每天都站在厂门口抓迟到，对付这种人工式的抓迟到，路小路他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首先胡得力是干部，不可能一直站在传达室，只要过了点，他就会回劳资科，这时候只要手脚麻利点，就能混过去。
一开始路小路被逮到过几次，胡得力都会很开心，填完罚款单后，还要去厂门口示众。路小路示众的时候，工人都在上班，根本没人看，路小路也乐得自在，但是胡得力偏说路小路眼里没有羞耻。
被抓了几次之后，路小路就学乖了，开始向老师傅们学习，上班迟到后就往茶馆里钻，等到下完两局棋，差不多九点的时候，就一溜烟蹿进厂里，门房老头只会眼前一花，根本逮不到他。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次胡得力刚好到茶馆里查岗，一进门就看到路小路在那儿下象棋，免不了又是扣奖金，又是罚款示众的。
和路小路一样在门口示众的，还有一个绰号叫长脚的1米95大高个，长脚又羞耻又害怕，看见胡得力就吓得说不出话，把牌子举得老高，反而让人看不到上面写的什么，胡得力便以为他在耍宝，比路小路还恶劣。
自卑，软弱，敏感，易恐惧，这些情绪对生活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一味的讨好，反而显得自己很廉价。
长脚是管工，厂里的师傅们都是老油条，有什么活都是指使长脚去干，自己在一边下棋，下得还毫无教养，完全就是流氓棋，跟他们的工种一样流氓懒散。有一次小路和小李去锅炉房换灯泡，爬到最高平台的时候在有光的地方就看到一个瘦骨伶仃的脑袋，浮在半空中瞪着路小路，当时就把小路吓个半死，手里的灯泡直接掉下去了。
那个脑袋很快乐，仔细一看是长脚，问他干什么，他说在修管子，一看就知道是骗人的，连个扳手都没带，后来长脚才说自己在复习功课，这下小路更不相信了，后来小李提醒说长脚这是要参加成人高考。
在当时成人高考是公开的，但是厂里对此是十分反感的，但凡参加成人高考的青工，都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好高骛远。长脚最烦就是修管子，那时候他多次想调到电工班，费了老大的功夫，最后这些领导互相推诿，最后把胡得力给搬了出来，这下长脚更不敢了。
那天在锅炉房，长脚千叮咛万嘱咐让小路和小李一定要保守好秘密，不然管工班知道了，更加会虐待他，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长脚突然要和小路小李结拜兄弟，这样他们就不能出卖他了，因为对于考上成人高考之后，长脚还有一系列惊险而美好的计划，想调到科室做个科长。
窝囊的长脚
那时候刚好管工班大检修，长脚在复习功课，师傅们到处找不着长脚，复习功课的事情还是败露了，后来就有了猎狐行动，就是所有师傅们去围捕长脚，抓到他的就奖励一包红塔山，甚至上下班都有人接送，长脚被逼无奈，只好老老实实的去修管子。
长脚说他活在一个生不如死的世界里，这些人平时很正常，看脚长脚就会变成疯子，工厂就是这样，如果你长得和别人不一样，就会引起别人虐待的欲望。东躲西藏的长脚最后把师傅们给惹急了，砸开长脚的工具箱，要把书给烧了，长脚拿起扳手举到空中，对师傅们一点威慑力都没有，哈哈大笑的师傅们把长脚给气哭了。
长脚虽然窝囊，但小李和小路还是把他当结拜兄弟的，长脚趴在桥栏杆上一直掉眼泪，哭完了之后说要辞职，后来车间管理员跑出来让长脚去修管子，长脚只能站起来老老实实地跟着走了。
工厂里的高人
九十年代的戴城正在开发工业园区，六根家的菜地变成三米深的大坑，后来变成工业园区的地基。据说是新加坡人来投资的，全市都开始大扫除，鼠药没有把老鼠灭光，倒是毒死了村里的鸡鸭，后来工业园区投资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于是戴城的死鸡死鸭就没人管了。
那时候很多人都想去三资企业碰碰运气，所谓三资就是中国香港台湾和外国合资，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六根，结果六根去的第一天，就因为多看了几眼，被厂里的保安打了个半死，周围的工人静悄悄的，没有人围观，没有人劝架，跟机器人一样。就这样上班的第一天，六根被莫名其妙的开除了。后来小路他们便断了去三资企业的念头。
厂里奇葩的人太多了，一对便是跟阿芳搞对象的有家室的科员和母老虎，经常能看到母老虎拿着各种东西追打科员，还有方瞎子，因为一点小事扣了他的奖金，他把厂里的电闸给拉下了，后来扛着炸药包去厂长办公室，又和保卫科长打架。还有个真正的高人，就是扫地的老头，二十岁当上了少将，好多部下都在香港台湾。
结语：书友们，《少年巴比伦》的共读到这里了，化工厂就是一个微型的小社会，折射出九十年代的时候存在的各方面的问题，也折射出小市民的人性。
这个厂的命运到底是啥样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共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可以在文章底部给我们点zan。伴读书房，一个让你不断成长，遇见自己的地方，我们期待你的进步。明天见，晚安！
“十天共读一本书”计划正在共读《少年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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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上访困局中的各方境况]
&&&& 来源：
　　大量底层民众“越诉”表明社会治理的过程出现了缺陷
　　在我国封建时代，底层民众的“越诉”(也称直诉或上控)被一些开明君主当作下情上达、建言立政的重要手段，且被视为一种防微杜渐、平息民怨的治国安邦之道。但从各代王朝的政治实践来看，就其整体而言，是反对和压制“进京告状”的，对百姓的各种越诉行为经常表达出一种消极、规劝甚至是恐吓的态度，对上访者动辄处以“杖一百”或“充军”的训诫和惩罚。
　　为什么要抑制进京告状的人数和案件的数量呢?唐太宗李世民时，上书言事者大多希望他亲自处理，以防壅蔽。对此，魏征的意见是：“此乃不识大体者，州县之事岂要陛下亲自审断?!”对于大量的“击登闻鼓”者，唐右金吾将军上疏曰：“讼者所争皆细故，若天子一一亲之，则安用吏理乎!”显然，古人已清醒地认识到，过多的“越诉”会侵犯“下官”的正常职权，打破国家权力运作的正常秩序、造成“上”(中央)与“下”(地方)关系的紊乱。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社会矛盾和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某个“地方”。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发生在“地方”的问题基本上应在当地“平息”和“消化”，而无需越级、上升到中央层面解决。“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社会纠纷得以在矛盾发生地、在当地官员的权限范围内得以公正、及时解决，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的关键所在。
　　进京上访，其实就是打破了这种常规的中央与地方制度化分工的“越诉”，即越级告诉、越级告状。现实当中，如果大量底层民众跨越其所在的行政层级、打破常规的上下分工，将一些本应地方“属地”解决的问题以各种方式递送到中央、通过建立底层民众与中央高层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寻求问题的解决，那么，就意味着特定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权力的正常运作出现了异常甚至是相当程度的紊乱，亦表明一些地方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了缺陷。
　　“进京上访”使地方政府扮演“里外不是人”的尴尬角色
　　在“进京上访”涉及的三方主体当中，上访者是最初的发起者和惟一的主动者。在整个上访过程中居于“原告”和“上诉人”的地位。他们要通过上访争取自己的私人利益或特定人群的群体利益。相较而言，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是被动卷入其中。地方类似于“被告”和“被控诉者”的角色。中央作为第三方，应是这场“上访博弈”的规则制定者和最终裁决者。它扮演的是位于上访者和地方政府之上的“仲裁者”角色。
　　由于同属于一个政权体系，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威、保障共同政治利益方面，中央与地方有着一致性的目标和预期。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希望上访现象越少越好。但是，在对待进京上访这个问题上，中央和地方的考虑和态度也绝非完全一致。在预期目标上，二者既有一致又有差别。中央需要借助于民众上访抵制政府体制内部的官僚主义和实现对地方官员自上而下的监督，需要借助上访来了解中央法令、政策在各地的实施情况、获取来自各方面的政治信息和社会信息，需要借助上访这种方式拉近与底层民众的距离、增进中央政权的社会认同。
　　对于地方来说，本地居民绕开当地进京上访，实际上就是对当地政府的一种不满、报复和控诉，是对当地官员的一种公开挑战。尽管有时，地方官员也希望通过民众之口、以上访形式向中央传达中央政令在执行过程中的不适宜性、不科学性，向中央反映当地的一些特殊困难，以期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并理解。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即便是正常、合法的信访也是辱没地方官员政绩、让地方“伤颜面”的事情。在现行信访工作考核机制之下，不管地方有多少委屈，一旦发生“进京访”，问责的板子总是会落在“地方”身上。从中央的角度讲，如果“进京上访”是一个“既让人爱又让人恨”的东西，那么，到了地方这里，很大程度上就只剩下“让人恨的东西”。
　　“进京上访”很明显折射出底层民众对地方不信任的微妙心理，以及由此所隐含的对中央更高的期待和政治信任。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空间距离有利于审美态度产生”的美学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中央由于“天高皇帝远”，而在底层民众心目中产生一种由远距离产生的“朦胧美”、“抽象美”。地方(基层)处于国家权力运作的末梢，直接面向本地的广大居民、与民众的联系最为紧密，也最容易侵害民众权益、最容易招致民众不满。基层官员的弱点和缺陷会被清晰地显现出来甚至无限放大在民众面前。现实当中，地方政府的层次越低，其获得的社会认同感有可能也越低、民众对他们的不满也许更多。
　　围绕“进京上访”所形成的上访者、中央、地方三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一种中央与底层民众共同施压于地方的格局。中央与底层民众在与地方政府违法乱纪、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的斗争中具有某种利益的一致性。在此过程中，中央扮演国家利益和社会正义的代表的角色。上访者与地方的矛盾，经由“进京”被带到了中央，从而转变为这些群体与中央的矛盾，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中央既需要通过上访这种渠道监督和震慑地方官员、使之不敢肆无忌惮，也需要地方官员的拥护和支持，通过加强地方在处理上访问题上的作用与功能，使之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减轻中央的压力。
　　从短期效应来看，上访对于强化中央权威是有利的，而对于地方来说，其权力行使就带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和“弱权威性”。通过中央向地方施压来解决具体问题、个别案件，会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地方权力却会在无形中受到挤压，地方权威难免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动摇、贬损。地方将不可避免地扮演“里外不是人”的尴尬角色：一方面是上访者对地方政府不信任和充满怨气;另一方面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质疑与问责。在这种“两头受气”、“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之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就形成了自己一套周旋于上级政府与上访者之间的应对“技术”和手段。对下，它要稳住不信任也不合作的底层民众;对上，它要化解中央的责备与不满，努力获得上级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中央面临着 “支持”与“限控”上访的两难境地
　　长期以来，中央一直把上访看作是倾听底层民声、了解民情、加强与民众联系、接受民众监督的重要途径。然而，如果把上访这种非常规的手段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式，如果民众有冤屈或其他利益诉求都蜂拥到北京“告御状”，换言之，如果全国各地的问题源源不断、像“洪峰”一样涌聚到中央，中央将毫无退路地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中央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势必会被打断。那么，不仅是“京无宁日”，而且是“国无宁日”。这无疑是中央所不愿面对的。
　　近10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向上聚集，而且表现得比新中国成立之初、文革之后等历史时期更加复杂和繁多。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拆迁、企业改制、库区移民、环境污染、司法不公、劳动争议等引发的社会矛盾以一种“爆炸式”的数量通过上访渠道反映出来。现实当中，如果不给民众提供上访这种非常规的救济手段，那么在常规的司法、行政等救济手段难以满足民众维权诉求的情况下，各种不满和怨气就会在民间累积、叠加，势必造成对整个政治秩序的威胁。对此，中央所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相关政策把握的难度也愈加凸显。
　　中国的百姓朴素地认为，对于地方出的问题，中央当然有进行纠正和惩治的责任。在把真情告诉中央、求中央给个说法的期待和盼许之下，百姓千方百计地要进京告状。进京上访，无疑表明了底层民众对中央所代表的整个国家政权的信任。如果中央对进京上访者的诉求消极“不作为”，势必会激起上访者的不满和“挫折感”。故此，对于进京上访者，中央要表露出相当程度上的温和、民主与开明的态度，不能进行公开地遏制和惩戒，要“打破官僚主义的阻碍，不能对正常的上访群众搞拦、堵、卡、截，而是要保证信访渠道的畅通，充分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
　　由此，中央的上访政策内涵着维护民众信访权利和保证社会秩序、制约和监督地方政府及对其进行安抚之间的双重矛盾和悖论。这种“民主权利”与“安定秩序”之间的内在张力，使得中央面临着多大程度上“支持”与“限控”，以及如何“支持”和“限控”的两难境地。即，作为全国性政令的制定者与仲裁者，中央既要保证上访渠道的畅通并以此抵制基层政府的官僚主义，但中央又无力应付汹涌而来的进京上访“洪峰”以及因此对社会的冲击;中央既要保持亲民、为民做主的美好形象，又要防止有上访者借机滋事、无理取闹;中央既要对某些地方的违法现象进行严厉弹压，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地方官员的既得利益以维护其执行中央政令的积极性。
　　中央也清醒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对于全国汇聚而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单凭中央的力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无论中央决策多么英明、中央权力系统运作多么高效，中央都不可能对纷繁复杂、事无巨细的各类上访案件进行甄别，也不可能去调查每一件上访的事由是否正当合理。在处理各种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真假难辨的上访诉求时，中央必然受到时间、精力和资源的限制。
　　相较于中央，地方在处理特定居民的利益纠纷和社会冲突过程中，在快速了解情况、熟悉当事人背景、果断审结案件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按照现代社会治理的分工原则，如果中央干预太多、太细，势必会打破国家纵向权力体系内部的正常分工与官僚体制内部的默契。而且，直接动用中央的各种政治和经济资源，去解决一些本应在地方就应该被解决的问题，势必造成中央掌握的各种资源在使用过程中的不均衡性和大量损耗，也将大大增加解决问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造成中央权威边际效应的递减。故此，中央只能对上访事项“批示转交”、催办，只是施加压力而不是具体办案、不能“越俎代庖”。只能明确和强调地方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要求“谁家的孩子谁抱回去”、“人要回去、事要解决”、“变上访为下访”，通过对地方施压来消解民众进京的要求、缓解中央的巨大压力。
　　“上访困局”产生的必然及其治理
　　不管是封建时代的“告御状”，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人民来信来访，对于中央而言都面临一个“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和治理能力有限的难题。虽然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权威是至高无上、不可违抗的，但是中央权力的正常运作必须建立在拥有强大信息支持的基础之上，而中央恰恰在占有信息资源上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中央难以甄别上访者的诉求、难以评价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也无法完成案件“终结者”的角色。不管是地方官员还是上访者，都可能利用中央的这种“理性的无知”为自己谋取优势话语权，产生一种即使违背中央政令乱作为、不作为，或是无理取闹、漫天要价，也能不被发现和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于是，上访治理就陷入了这样一个绕不开的困局：
　　上访者对中央的高度预期导致巨大的上访流――由于中央占有各种信息的不充分、不完整性导致中央的超负荷压力以及首都巨大的治安压力――中央强令人要回去、问题回到基层解决并以“维稳一票否决”、“敏感时间零进京”等硬性指标给地方施加巨大压力――这种巨大压力直接导致地方“息访”和“维稳”手段的异化，对上访者严厉打击或无原则迁就――“有理”上访者的预期严重受挫，导致其危及社会秩序的过激行为;“无理取闹”的上访者从中不当谋利并以其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的人上访――耗费大量行政资源和社会成本之后，上访事项不能得以从根本上终结，并形成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空转”现象，最终导致公共权力预期目标和上访者预期目标的双双受挫。实践当中，正是因为在解决上访困局方面的无能和低效，使得民众对整个国家政权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导致了基层治理的败坏，使得国家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认同受到极大的损害。
　　显而易见，要真正解决中央面临的困境，务必全面推行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打破信息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收集、评价、发布和传递系统，使中央、地方在掌握信息方面形成一种对称或对等的局面。这将最大限度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不公正、低效率。只有当中央与地方、上访者三者获取的信息基本对称时，不管是地方官员还是上访者的机会主义策略和行动才能随之减少。
　　要走出上访治理的怪圈，还必须按照权责统一、事权财权对称原则，科学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权力，形成中央与地方之间良好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可否认，我国当前存在大量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条块”矛盾，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格局、利益结构呈现一定程度的失衡。现实当中，有很多民众上访所反映的问题，譬如“文革”历史遗留、跨区域治理、中央政策不均等、特定社会群体(民办教师、退伍军人、库区移民等)待遇不公等，很多是由于中央政令滞后于社会发展、在地方水土不服等因素引发。许多问题尽管发生在基层，但地方缺乏解决的能力和资源，即“问题出在地方，根子在中央”。为此，只有在中央与地方权力科学划分、合理配置的前提之下，才能卸下地方身上无穷无尽的维稳责任，也才能在厘清责任、科学考核的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惟此，亦才能保证中央在“有所不为”的前提下“大有所为”，而不是淹没在浩如烟海的琐碎“细故”之中。
　　最后，要化解上访困局，改革当前自上而下的“压力型工作机制”，建立真正意义上、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机制是根本。现实当中，中央对地方自上而下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强、广度不断扩展、成本不断增加，但其相对收益却在降低。地方的伪装越来越多，反馈的信息越来越不真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报喜不报忧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故此，只有让民众真正能够监督当地官员、让其对本地居民负责、受人们信赖，才能改变其“只知有上而不知有民”、“只知有权而不知有法”的惯性思维，才能真正让绝大多数地方问题在地方得到化解，从而从根本上抑制“上访”的现实需要。否则，即便是中央将进京上访人数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号指标”，恐怕在实践当中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央给地方施加的压力愈大，很可能诱发精神紧张、疲于奔命的地方官员想出更多的“息访”怪招，而由此产生的维稳怪象以及上访治理的怪圈就更加难以避免。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法学理论室主任)
(责任编辑：new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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