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觉梦录·袁世凯卷（全集）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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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之乱，是由于军阀们太“坏”造成的呢？还是由于制度太“乱”造成的呢？这是研读北洋史必须要思考的首要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回答另外两个问题。
问题一：西方制度适不适合今天的中国？答曰：不适合。
问题二：如果不适合今天的中国，那么，适不适合一百年前、刚刚剪掉辫子、从形式上脱离皇权的中国？答曰：更不适合。
那么，北洋之乱的深层次原因，不是军阀搞“坏”了，而是制度搞“乱”了。军阀之“坏”只是其表，制度之“乱”才是其里。军阀之“坏”只是其果，制度之“乱”才是其因。一言以蔽之，就是设计了一套脱离中国实际的体制安排，即游戏规则大家都不认可。从皇权到共和，转得太急、太快、太陡，就像是一辆高速行驶的车突然来个180度的急转弯，极少有司机掌握了这个超高难度的技术和动作要领，即使有这样的司机，乘客也根本无法适应。于是乎社会脱序，天下大乱……
本书沿着这样一个思考路径进入，重返历史现场，重梳历史脉络，再思历史事件，再现历史风云，向人们展示一幅军阀混战的全景画卷。然而，作者梳理军阀混战和“抛砖”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一个有血有肉的袁世凯或段祺瑞等，更是为了“引玉”，是想让人们看到盲目引入西方制度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西方制度到底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从而引起读者对历史事件的科学分析和理性思考。
为此，作者在分析制度建设这条“经线”的基础上，又紧紧围绕着皇权时代的“权力集中”—民国初期孙中山以美为师的“权力分散”—袁世凯“权力集中”—后袁世凯时代的“权力分散”—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权力集中”这样的“纬线”脉络，清晰地说明了为什么从皇权时代的权力集中骤然转向共和制之下的“权力分散”的不妥，说明了为什么孙中山从以美为师的权力分散之路、最终走向以俄为师的权力集中之路的正确，进而阐释了一个国家在成立初期和改革时期“权力集中”的必要性。似层层剥笋，如庖丁解牛，逍遥游史，深入浅出，以幽默的笔法，折射出冷峻的思考；用巧妙的厨艺，烹饪出人人都能品尝的小吃大餐，从而达到“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之目的。
笔底春秋禅心初悟
谨以此书献给
不应忘却的历史
值得纪念的岁月
养我爱我的亲人
帮我助我的师友
以及所有有缘的读者们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从鸳鸯蝴蝶梦中醒来时，对梦有了全新的感悟：
第一层感悟，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一个人在梦中的时候，不知道他自己其实是在做梦。
第二层感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只有经历世事，猛然惊起，特别清醒的人，才知道那是一场大梦。
第三层感悟，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愚昧的人，自以为一直很清醒，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都明白，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
而年轻的诸葛亮，草堂春睡，好梦连连，为了表明自己在梦中也没闲着，一觉醒来，他喊了一嗓子：“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那一嗓子，直到今天，还回响在人们耳边。
做梦的，以为是觉，觉醒的，恍然如梦。有大梦，才有大觉；有大觉，才有大悟。
如此看来，梦即是觉，觉即是梦，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梦境与现实，居然是如此百般纠葛，杂陈一起。半睡半醒之间，思绪却天马行空，神游四海。耳边仿佛有人缓缓诵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的佛偈，犹如当头棒喝，千里梦惊回！
夜已深，却再不能寐，伸手想拿本床头的闲书，一摞史书下面，赫然跃入眼帘的是安意如评注纳兰词的那本书——《当时只道是寻常》。
寻常得再也不能寻常的七个字，此刻不知何故，却如惊雷闪电般掠过。平日不甚喜爱堂堂须眉写出那种清丽婉约风格的词句，今日恰似一语惊醒梦中人。这正应了南怀瑾先生常说的那句话：闲书里面有真言！
只此“纳兰容若”这四字，加诸“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七言，极品诗句，极品情怀，便是寻着了诸般纠结之源，铺陈开来，方、圆、动、静之中，便是静如黑白、动触惊鸿的历史大棋局。
是耶？非耶？如梦如电。我闻如是，如是我闻。
看来，人哪，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视角之下，即使读到相同的诗文，却也能品味出完全不同的意蕴。如果碰到悟性和灵性高的，机缘巧合之际，还可能达到《了凡四训》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全新境界。
当然，这是非常人。而我，却只是常人。
然而，一个人，纵使是常人，一旦发觉从前是梦，分别心即起，不管如何努力说服自己，不管如何重新躺在床上逼迫自己去睡，却再不能回到当初。
既然人不寐，索性慵倚床，挑灯重阅北洋，人事虽依旧，情境已沧桑。互参梦中之觉与卷内之事，忘情处手舞足蹈。不觉东方之既白，新的一天已然来临。
青原惟信禅师有句名言：“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旧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这“诸相非相”和“当时只道是寻常”，便是机锋。
二十年前初读历史时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与今天梦醒后重读历史时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便是机缘。
得了机锋与机缘，禅机自显。
记得《周易·系辞》中记录孔子之言：“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一部最庄重的易经，孔子尚且以“玩”字解之而见天心，于是，一卷厚重的北洋史，也不妨在谈笑间以“玩”字解之而观其义，诸君亦可在轻松和调侃中玩味耳！
《庄子》有言：“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曰：亦梦亦觉，亦觉亦梦。
是为北洋觉梦录。
　　词曰：
“千古伤心旧事，一场谈笑春风。
残篇断简记英雄，总为功名引动。
个个轰轰烈烈，人人扰扰匆匆。
荣华富贵转头空，恰似南柯一梦。”
话说北洋诸事，没分多久就合，没合多久就分。虽然是短短十六年，却经历了八个元首，三十二任内阁总理。局势纷乱如麻，那次第，怎一个“乱”字形容得尽？
北洋时代的分分合合，战乱不止，从表象上看，其原因可用三句话概之：
一个是“龙头老大”袁世凯驾鹤西去后，诸位在世的“带头大哥”都想说了算，又没有能力一统江湖。尽管如此，他们却都想成就一番“伟业”，都想实现中国的“大一统”，由此便诉诸武力。
另一个是总有些“跟班小弟”在与老大打天下的过程中，感觉到分赃不均，心存不满，于是乎就会倒戈、兵变、哗变。在这里，你会充分而深刻地理解“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政治上的经典名言。
第三个是诸位“带头大哥”的后台老板——国外的“老鼻子”“大鼻子”“小鼻子”们，唯恐中国天下不乱，给这个几条枪，给那个几块金条，不是资助你组建军队，就是帮你建个军事院校，或者是收容逃亡的造反派，然后鼓励大家不要吝惜体力，也不要吝惜子弹，更不要吝惜金钱，用劲往死里打。他们可不是慈善家，有钱没处花。你要牢牢记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在你身上投资，就是要在你身上十倍、百倍地赚回来。他们是想肢解中国，掠夺中国，让中国元气大伤，然后再来趁火打劫。
其实北洋之乱的更深层次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设计了一套脱离中国实际的体制，即游戏规则大家都不认可。从皇权到共和，转得太急、太快、太陡，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突然来个180度的急转弯，极少有司机掌握得了这个超高难度的技术和动作要领，即使有这样的司机，乘客也根本无法适应。于是乎社会脱序，天下大乱。
在北洋这个历史舞台上，就像在拍春秋战国或三国演义类的古装战争大片儿，只要总导演一下令开机，演员们就会对着镜头向前狂奔，开始一场混战；过了一会儿，同样是这些演员，连装都不用换，又扮演对方的角色，对着镜头冲回来，又一场厮杀。然后，只要躲开镜头，大家有说有笑，握手言欢，举杯共饮。平均算起来，就连一个最普通的士兵角色，都能露脸十多次。
北洋的历史又像一场盛大的时装表演和选美大赛。据说，看时装表演和选美大赛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隐藏重点，展现诱惑；但是如果哪个设计师别出心裁，把它弄反了，隐藏诱惑，展现重点，那所有的一切都将变得粗鄙不堪，不堪入耳，不堪入目。
在中国历史上，让我们感觉最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的，大概就是声名狼藉的北洋军阀了，好像他们就是《西游记》中偷偷来到人间作乱的各路妖精，好像他们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鱼肉百姓的基因。
再精彩的历史，如果这样编排，也会让人看不忍看，闻不忍闻。如果一直这样展示给后人，那样的时装表演，未免让人永远遗憾了。
其实，军阀的历史和其他的历史是一样的，没有例外，精彩和粗鄙都有，关键在于你怎么看，是不是事先贴上脸谱和标签来看，是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
反之，当你以平和的心态欣赏的时候，你会发现，北洋这段历史本身是十分精彩的。
好了，演出开始，主要演员暨北洋各路英雄陆续登场。
首先交代一下北洋军阀的来历。
北洋，既包括“洋”，也包括“陆”，“洋”指黄渤海一带，“陆”包括辽宁、河北、山东、京、津等沿海数省市，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环渤海经济圈，而且还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南、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归北洋大臣管辖，当时的朝鲜事务也归北洋大臣管理。李鸿章任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所以当年有北洋武备学堂、北洋舰队等称呼。当年的直隶省因为地位特殊，设了两个省城——天津和保定。而天津是北洋的典型代表，天津的许多事务，其称呼前多冠之以“北洋”，如现在的天津大学，就是当年的北洋大学。
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是产生于清末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袁世凯就是这个集团的总舵主，皖系、直系、奉系是这个集团的分枝，这几大派系的领导和骨干皆出自袁世凯门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1912年至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依靠此前他所编练的新式陆军，他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很快即形成以他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其权势足可左右朝政。于是，他的军队就称为北洋军。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北洋大舞台上第一个露脸的人，就是头像在银元上被称作“袁大头”的那个人，也就是后来在江湖上享有赫赫威名的北洋带头大哥，北洋派的“开山祖”“掌门人”——袁世凯。但这个时候，他还无宗无派，在江湖上，连个小弟都不算。在李鸿章、慈禧等老牌主要演员面前，他还只是第一出戏中跑龙套的角色。
这一角色，像极了演艺界的周星驰。今天大家眼中的超级大腕儿“星爷”，当年在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中，是个超级龙套。他曾请求导演安排梅超风用两掌打死他，结果被告知，只能用一掌拍死。
多少年来，我们对袁世凯这个人实在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了解。他任过清政府驻朝鲜的军事指挥官、驻朝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中国新式陆军和警察的创立者，当过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当过总统、皇帝等。本来，他是个结束旧时代、开创新时代的人物；本来，他是继李鸿章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开拓者；本来，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本来，他可以成为“华盛顿第二”；本来……可是，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他的一失足，跌进了历史的万丈深渊。
于是，他成了小丑，成了大盗。他、他的业绩和他所开创的时代，也被罩上了历史的迷雾。
一个曾经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受到别人的辱骂、攻击，这也算正常；可是，如果这个人受到大多数人的辱骂、攻击，这就不是很正常；但如果同样是这个人，走过民国“初级阶段”并顺延到今天被骂了一百年不变，这就太不正常了。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的教导：“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讨厌的人，我们一定要仔细考察，才能做出判断。
不管怎么说，用道德标准来评价他的事功，用事功标准来褒贬他的道德，本身就是一个回避主要矛盾的答非所问式的逻辑。而且，一个历史人物，如果被冠之以这样截然相反的极端化评价，那不是他错了，就是你错了。
清代赵翼有一首绝妙的诗：“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必须要自己根据事实判断去得出比较符合真相的结论，何必信口雌黄、人云亦云？尽管骂人不需要理由，可骂了一百年之后，我们要是还不能把骂人的原因搞清楚，这种历史的缺席审判，就陷入了群体暴力和语言霸权的困境。
毕竟，单纯的谩骂和攻击是非常肤浅的，肤浅是研读不了历史的，历史是需要放宽视野的，放宽视野是需要历史观的改变和证据的再寻的。
这就像袁世凯的墓碑，与武则天一样，袁碑的背面也是无字碑，一片巨大的空白。
千秋功过，留与后人慢慢评说。
于是，想起了梁启超先生在其鸿著《李鸿章传》开篇第一句话所定的基调：“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只有那些庸人才没有过错，没有赞誉。
想之又想，用在袁世凯身上，也比较恰当。纵使不好在他头上冠之以英雄的名号，但他绝非庸人，绝非常人，绝非等闲之辈。
另外，读历史，尤其是北洋历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却往往被多数人忽略的方面，就是人们太容易被经过加工修改了的所谓“史实”牵着鼻子走。孟子这位大智者曾经有个精辟的论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忠于“证据”固然不错，但是，如果是“伪证”又当何论？在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说的环境下，你还能完全相信写下来的文字？这样很容易被自己的眼睛欺骗，迷失了自己的心智。也就是说，人们只看到了历史人物这样作为，却不理解、也不想去探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作为；只看其果，不知其因，却又“盲人摸象、各执一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历史证据进行最简单而直接的逻辑推断，如看盆中水那样看北“洋”这潭深水。
只是，这样简单的价值判断，离历史的真相却渐行渐远。
一正一反之为政，一阴一阳之为道。
不完全听信文字记录，并不意味着把史料完全抛开，自己主观臆测，而是要“择其两端，用乎其中”。把正反两方面的文字记录结合起来看，综合起来进行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正如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所言：“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就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曾经说过：“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
这两句话，精彩、精辟、经典，直接指向了对史料的理解能力，以及对隐藏在史料字里行间中重要信息的领悟能力。
能修炼到这一重境界的人，少之又少。
这是因为，历史学就如中医学一样，是需要阅历和悟性的。
这还因为，普通人的眼睛，只能看见目力所及的部分，而看不见幕后的安排和运作。
人们的眼睛能看到的，称之为“有”；人们的眼睛看不到的，称之为“无”。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你看不见，并不等于它不存在；相反，它不仅存在，更有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眼睛所能看到的，叫视力；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那才叫眼光。
古人讲究“弹无弦琴，读无字书”，当你真正能够超越“有”，理解了后面那起支配作用的“无”，那么，恭喜你，在你以后发展的过程中，不管是为人、为官、为学，你都进入到了一个常人不可及的全新境界。
正如《道德经》开篇所说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理解了那个永恒存在的“无”，你就能观察到事物的奥妙，才有可能把握那“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
这样，当我们走进历史的现场“破案”的时候，才能不为“浮云”所蔽。
你站在桥上看精彩纷呈的历史风景，远处那看历史风景的人又在看桥上的你。而活动于其中的鲜活生命一旦枯萎，历史长河中激起的浪花也只是装饰了后来人的梦。
从1912年到1928年，这段历史的洋流中，不知有多少人卷入其中，又不知有多少人驻足旁观。倚天照海，流水高山，我却只能坐在光阴的此岸，临水照影，煮酒抚琴，观彼岸花，任百年前那洋面上刮起的风徐徐自鬓边吹过，弹一曲江南空灵而清澈的梦音。
兴至，往河水中投了一小块石头，看着它荡起层层涟漪……
“短舞长歌思妙曲，高山流水待知音。当场告禀知音者，忙里偷闲试一听。”
抛砖，以此为引。
　　天道无常
从政权兴替角度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的历史，不理解历史主角在争权夺利时的心术和手腕，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而要了解历史主角的心术手腕，就先要了解他的成长经历、生活阅历，了解那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成功失败、人情冷暖对他的性格塑造带来的影响，一些特别的观念和情感怎样浸润、牢牢地扎根在他心中，并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
所以，要了解北洋，先要了解袁世凯；要了解袁世凯，就要从他的成长历程入手。
长长来路，命有玄机。
人间的一切意外，仿佛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上天本着“造物不轻付”的原则，在每个人的起点和目标之间，都设定了一段漫长而未知的距离，布满了艰辛而未知的磨难。就如同如来佛祖在唐僧取经的路上，设定了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布下了九九八十一难，等着取经人来打怪、闯关、升级。
成功和失败的唯一区别是，看你能不能坚持挺过这段无法估计的距离，能不能挺过这些无法预测的磨难。
当你战胜了苦难时，它就是你的财富；当苦难战胜了你时，它就是你的屈辱。
只有踏平坎坷成大道的人，才能求得真经，修成正果。
所以，每个成就事业之人的奋斗史，首先就是一部伤心史，然后才是风光史。
那无限风光的背后所隐藏的，不是无尽沧桑，就是无数肮脏……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莫不如此。
而纵览古今成名人物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逆境拂心才是真正的王者之途。
想起了清代崔念陵进士的一句诗：“有磨皆好事，无曲不文星。”有了这句虽辛酸却又不失豪迈的诗句起笔，北洋的故事也就有了开始的理由和精彩的本钱。
纵观北洋诸路英雄，除袁世凯的家族是官员之外，其他驰骋北洋政坛的风云人物基本都来自社会底层。段祺瑞家道中落，上不起学，步行两千里投军；冯国璋跟老段的情况基本差不多；徐世昌靠袁世凯资助才能进京赶考；黎元洪出身贫农，少时要过饭，为了活路而从军，甲午海战中，在军舰沉没后，他居然穿着救生衣生猛地连游带爬地上了岸；曹锟是布贩子，做买卖赔多挣少，得失从不挂心，心比倭瓜还大，人称“曹三傻子”；张作霖是赌徒、兽医、胡子。而袁世凯，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
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读中国历史和小说，经常见到类似这样的字眼儿：“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传统中国社会的悲哀就在这里，天下只有大乱的时候，才会给每个人自由发挥才能的舞台。只有乱，统治者才会想到唯才是举，治世时想到的是唯财是举。国家无事的时候，是富人和富二代们的天下；国家有事的时候，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有才能的人，才有机会崭露头角。
如果不是上天有意安排袁世凯家族的靠山一个一个地离去，生活也不会一下子把他抛到前台，逼着他从逆境中搏杀出来。袁世凯，很可能这辈子只不过就是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实在是太好了，好到完全不用自己奋斗就可以坐拥富贵荣华的程度。
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
袁氏一门三代人中，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四个秀才，地道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袁世凯的二爷袁甲三，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曾国藩的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的同年，从围剿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
漕运总督职掌清廷的漕粮征调运输，并统领节制江北的镇道各官，是清政府极为重视的一品大员。清廷地方一品大员称为八督，共八缺；十二个省级长官为二品，称为十二抚，共十二缺；二者统称为八督十二抚，是地方二十个封疆大吏。
在科举取士时代，“同年”是指同榜录取的举子，就跟当兵的说起“你是哪年兵”一样重要，都是联系人脉关系的非常重要的纽带。
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进士出身，为翰林院编修，随父军功起家，做到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
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举人出身，长期随父征战，后驻旅顺海防，累死在任上，被朝廷晋封光禄大夫，赠内阁学士，国史列传。
袁保庆，袁世凯的叔叔、养父，1858年中举人，靠办团练起家，一直追随袁甲三。他既有能力，又有军功，在官场上顺风顺水，官至江宁盐法道，朝廷的二品大员。
1859年秋，中秋节刚过。
袁家双喜临门。
战场上传来袁甲三打胜仗的喜讯，袁家长房袁保中又喜添第四个孩子。喜上加喜之际，袁保中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世凯，字慰庭。战场凯旋，光慰门庭。这一天，是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日），袁世凯来到人间，河南项城。
袁世凯自幼桀骜不驯，别的啥都厉害，就是一提起读书学习，脑袋立即就像套上紧箍咒一样。其实他异常聪明，只是在对待学习的问题上，和贾宝玉有一拼；在女人缘上，也和贾二爷有得一比。老袁手段可能天生就高，在家里的诸多女人中，不管是亲娘、姨娘、婶娘，不管大人们之间如何钩心斗角，反正总是混得八面讨好。
正因为这样，袁保中看自己也没什么出息了，而弟弟袁保庆年过四十却还没有儿子，就把受袁保庆夫妇宠爱的袁世凯过继给了袁保庆。
1863年，袁家最大的官袁甲三病逝，袁世凯此时刚四岁，还没有来得及沾上他这位爷爷的光。
1866年，袁保庆受命到山东济南当知府，也就是济南市长，袁世凯开始跟着养父走出荒凉的袁寨，接触外面的世界。很快，袁保庆又调到南京，做了署理江南盐运道的二品大员。
这段日子是袁世凯早年间度过的最美妙时光，虽然父亲给他请了最好的家庭教师，可仍然管不住袁世凯，他的足迹踏遍了济南和南京城的角角落落。
济南是袁世凯的福地，这是他走出乡下、来到外面世界的第一站。若干年后，他以山东巡抚（相当于山东省省长）的身份进驻这里，赶走了义和团，创办了山东大学堂，在这里积累了丰富的、独当一面的“基层工作经验”，赚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并从这里直接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而南京，虽然玩的地方最多，却是袁世凯的伤心地，因为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养父袁保庆因霍乱卒于江南盐运道任内，袁世凯的天塌了。他的好日子也到此结束。
袁世凯随父在南京的岁月中，书读得不多，玩的地方不少，但最大的幸事是结识了养父的盟兄吴长庆，这是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贵人，对他后来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吴长庆，安徽庐江人，淮军重要将领（时称淮军有四名将：刘铭传、张树声、潘鼎新、吴长庆），很得李鸿章的赏识，所以后来进驻朝鲜时，吴长庆的“庆”字营能被派去。当年太平军兵围庐江的时候，当地的团练、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派儿子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征求子侄们的意见，袁保庆主张全力救援，袁保恒认为不能分兵。意见相争之际，庐江失陷，吴廷襄被杀。从此，吴长庆对袁保恒十分愤恨，而对袁保庆则十分亲密，二人换了帖子，结拜为兄弟，自此来往不断。袁世凯后来事业的起步阶段，当兵，就是投奔的吴长庆，并由吴长庆罩着，扶摇直上。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盛极必衰，也是宿命。
只是，这一切，对袁世凯来说，来得太快、太突然，反差太大。
南唐后主李煜从皇帝沦为阶下囚时极端凄凉，词云：“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当大官的养父去世，袁世凯在心理上也经受了从天上降到人间的极端境遇的考验，从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的公子哥，一下子被生活无情地抛到了孤零零的无依无靠的境地。
这种极大的落差，让袁世凯在众人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谁才能解开袁世凯的心结？只有他自己。
要么就彻底沉沦，要么就靠自己艰辛创业，袁世凯已别无选择。
此时，心乱如麻的袁世凯并不知道，虽然这些残酷的现实一下子加到他的身上，但同时也有重任在前路上等待着他来承担。
正如清代毛宗岗在批注《三国演义》时写道：“古今大有为之人，一生力量，只在负重二字；一生学问，只在忍辱二字。”上天在把重任交给他之前，必须进行一番全面考验，看他能不能负重，能不能忍辱。
只有突破了这一心理障碍关和生活磨难关，才能获得无穷力量和智慧。
加油吧，袁世凯。
人常说，打一个巴掌，再给个甜枣，这样做倒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顺序倒过来，先给甜枣，再给一巴掌，这种感觉，与前者是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残忍的。
不过，上天觉得对袁世凯的这种折磨还不够彻底，于是，他老人家又对袁世凯的自尊心展开了摧残式的打击。
在养父袁保庆去世之后，袁世凯被叔叔袁保恒带到北京，在袁保恒和袁保龄的管教之下，他度过了一段非常严格的读书时光。像他们家族这样的出身，还是非常希望通过走科举取士这条路来光宗耀祖的。毕竟，在科举时代，要是不通过这种“公务员”考试，即使是官二代，也不可能直接进入官场当官。你要是花钱买的官，会被史官重重地记在史书中，让你的家族几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兄弟二人对袁世凯的期望很高，就连光绪元年（1875）八月，袁世凯的生父去世，也没让袁世凯回乡。
因为哥俩准备让袁世凯在1876年参加河南的乡试。
按常理说，生父去世，要守孝三年，可是袁世凯已然过继，这一条规定对他不起作用。
袁世凯生平最怕的长辈亲属，就是他这个堂叔袁保恒。所以，袁世凯在北京的读书生活，所受的管束最严，表现得最为驯服，取得的成绩也最大。加上袁世凯已经初次品尝了失去亲人靠山的苦涩，因而在这几年中他读书还是非常刻苦用心的，读书人所必读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他已经基本上烂熟于胸了。
然而，人往往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1876年，17岁的袁世凯第一次参加公务员考试便光荣落榜。这对于眼高于顶的小袁来说，打击还是非常沉重的。
如果说，袁世凯接连失去亲人靠山，是上天对他展开的第一波轰炸；那么，第一次公务员考试失败，就是上天对他展开的第二波轰炸。
很快，灰头土脸的袁世凯又迎来了第三波轰炸。
1879年，20岁的袁世凯又一次参加公务员考试，又一次光荣落榜。
在古代，评价人有没有能力，混得成不成功，主要就是看他能不能当上官，有没有当官的本事。只要你能当上官，哪怕你平时在大家眼中是个白痴，那你也有能耐，是大智若愚。你要是当不上官，哪怕你有李白之才，也只不过是个出色的文人。如果没有李白的才能和傲气，那你只能算是个文妓而已。
所以，科举考试的失败，对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极其残酷的，简直就等于是上帝委婉地通过别人之口，残酷地告诉你：“小子，这辈子你算完了。”当你懂了范进中举后得了失心疯时的狂喜情景，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两次科举考试的失败对袁世凯的打击有多大。
对一个稚气未尽、心比天高的年轻人来说，最大的打击莫过于幼稚的自尊心一次次地饱受摧残，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多年以后，袁世凯处理政务得心应手，他总是说，这比读书写文章容易多了。后来，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会同张之洞等大吏奏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与小时候自尊心的受伤，不无关系。
结识徐世昌
从1876年袁世凯第一次公务员考试失败，到1879年第二次公务员考试失败，这三年中，在袁世凯身上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件是袁世凯正式独立门户，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有了袁克定这个让他去世前憋气又窝火的大儿子；第二件是堂叔袁保恒去世，袁世凯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水水流；第三件是结识了他一辈子的伙伴、对他以后驰骋政坛影响极大的徐世昌。
1876年底，袁世凯在老家成亲。
1878年12月，长子袁克定出生。
这是袁世凯32个子女中唯一嫡出，也是让袁世凯最不省心的主。就是他，后来为当总统的老袁办了份假报纸，伪造民意，目的是为了让老袁当皇帝，自己好当太子。
其实，袁克定这么做，有其隐秘的原因。不知道袁世凯当初给儿子取名“克定”是何意，但袁克定在父亲当大总统时，心里有一个大秘密，就是他信了自己的名字起源，与《推背图》中的话相合。《推背图》是中国古代著名政治预言书，后世之人托说是唐朝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推背图》中第四十三象说：“始艰危，终克定。”
老袁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大概也是给自己的安慰：开始时有些不顺，艰危，但最终事情比较圆满。
但袁克定却迷了心窍，沿着自己的名字，把老爹送上了不归路。袁克定没注意，在“始艰危，终克定”前面，还有六个字：“君非君，臣非臣。”他老爹这个“君”确实当不成了，终结在“克定”之手。《推背图》到底是很神奇的。
1877年春，新婚燕尔的袁世凯辞别妻子，回到北京袁保恒处，这个时候，袁保恒是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有意让侄子参与官场交际以使其得到塑造和锻炼，由此，袁世凯视野大开。
1877年冬，河南大旱，袁保恒被派往河南开封赈灾，为了让袁世凯了解民间疾苦，袁保恒把他带在了身边，让他帮助处理一些事情，借以提高他的能力。
可是，就在袁世凯刚刚从丧养父和生父的悲痛与失落中缓过神来，在叔叔袁保恒这里重新找回生活优裕的感觉时，生活的不幸再一次光顾袁家。
　　1878年5月，本想对袁世凯继续好好调教的叔叔袁保恒，也在河南赈灾治疫时染上了流行病去世了。而此时袁保龄是李鸿章帐下的一个幕宾，后来又驻守旅顺海防，根本就靠不上。袁世凯心中最微弱的希望，就如同风中之烛般地破灭了。
袁保恒的去世，让袁家男人们的心拔凉拔凉的。因为在袁家祖孙几代中，男人没有活过60岁的。曾祖父袁耀东不足40岁而亡，袁甲三死时57岁，袁保中51岁，袁保庆48岁，袁保恒52岁。这仿佛是一个魔咒套在了袁家男人们的头上（1916年，谜底揭晓，袁世凯的寿命是57岁）。
算命先生说，袁家的风水是掌禄不掌寿，必须分家，才可能打破这一魔咒。
于是，袁世凯在继承了养父袁保庆的一笔丰厚家产后，开始自立门户。
一个人内心缺少什么，他就会炫耀什么。因此，中国人的习惯是文人爱谈兵，武将爱论诗，没钱的人爱装自己有钱。读书人论兵的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气吞山河。而武将却处处想显示自己有文化，讲话时也总爱引经据典、附庸风雅。你要是看到哪个暴发户有意无意地在大家面前显摆，那肯定是他小时候穷怕了！
所以，袁世凯的考场失意，并不妨碍他内心的文学爱好。
虽然让他念书时，他不好好念，但是当他自己独立成为一家之主时，他潜藏在体内的文学细胞又突然间激活了。
于是，他在家乡组织成立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文社，邀请当地文人加入。袁世凯这个人天生喜好结交、仗义疏财，文社的各种费用，基本上他都包了，这样，他就成了负责人。
大家不要笑这种尚文的举动啊，曾子他老人家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君子以谈论文艺来与朋友相聚，再以这样的朋友来让自己走上人生的正途。这样多好啊！
而且，从袁世凯后来的从政生涯看，他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是相当高的。中国近代的女子学堂教育就是由他开启的，赫赫有名的山东大学、天津大学以及享有威名的保定军官学校，都与老袁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知道袁世凯组织文社有没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初衷，但他确是在这里遇到了他一生的肝胆至交、后来成为民国总统的徐世昌。
徐世昌，1855年生，比袁世凯大四岁，字卜五，号菊人，出生于河南卫辉，家境贫寒。在民国政坛上，他是个学者型官员。此人阅历非常丰富，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这是皇权时代入阁拜相的学历资格），清末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历任袁世凯新建陆军的参谋营务处总办、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军谘大臣、国务卿、总统等职务。徐世昌足智多谋，文武全才，处世谨慎，八面玲珑，人称“水晶狐狸”，有“翰林总统”之誉，身后留下了丰富的著述（不是秘书写完后由自己署名的那种）。
关于他小时候的事，现在记录不多，但有一件事流传着，就是徐母教子的故事。徐母对儿子管教甚严，虽家境贫困，但即使典当家中物品，也要让徐世昌进私塾读书。这让乡人欷歔不已，都觉得老徐家有这样的母亲，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徐世昌和他兄弟小时候，曾因一张饼而发生争抢。徐母这老太太好厉害，上前把饼夺过，扔在地上，踹个稀烂，怒骂两个儿子：不知谦让，不配吃饼。这也潜移默化地养成了徐世昌人穷志不穷的性格与追求。
徐世昌认识袁世凯之前，在当地乡里当家庭教师，养家糊口。徐世昌既当教师，又在县里当刀笔吏，但其处境仍然非常艰难和贫寒。
袁世凯遇到徐世昌的时候，大概是在1879年3月，正值徐秀才穷困落魄之际。
一天，他听说有一个叫袁世凯的人组织了文社，喜爱结交文人墨客，给学生教完课后，便也来凑凑热闹。
如果不是后来袁某人在历史上把自己名声搞臭了，袁、徐二人见面，那真可以说是引领民国开国的两大人物的会面，是“划时代”的大事件。这么说虽有些夸张，但后来他们两人都当过民国的大总统，这两巨头的第一次会面，说得大一点，也不太为过吧。而且，他们二人的联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风云激荡的民国史进程。
如果替老袁从心里说一句评价徐世昌的话，那就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因为他二人在后来的政坛上相互援助、性格上相互补充、生活上相互照顾，纵使达不到管仲和鲍叔牙的情谊，但也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
不过此时，袁与徐之间毫无关系。很久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一切早有定数。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已做了巧妙安排。
袁、徐二人见面寒暄过后，交谈之际，二人都甚觉惊异。袁世凯看徐世昌虽然落魄，但胸藏锦绣，满腹经纶，必不能久居人下；徐世昌看袁世凯虽是富家子弟，但胸怀大志，“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早晚是个人物。
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两个人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脾气，据说达到“秉烛夜谈，抵足而眠”的程度，互相敬服，成了发誓“永不相负”的换帖兄弟。
二人结为兄弟，不知有没有另外一重因素在内：袁世凯在自家兄弟中排行老四，他有个早夭的大哥叫世昌，这时他遇到徐世昌，估计心理上，首先就有了一种亲近感，所以才能脾气相投。仿佛前尘往世中的偶然相视一笑，就注定了在今世相遇的那一刻非你莫属。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易经》中的话说得对极了。
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般读书人都互相看不上眼。但能让后来的两榜进士、翰林徐世昌如此折服，袁世凯文化功底可想而知，肯定不是许多书上所描述的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而袁世凯是怎样看待徐世昌的呢？袁在后来发达时说过：“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
张幼樵，即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爷爷。徐菊人，即徐世昌。杨莲府，即杨士骧，此人于今天的人们心目中并没有太多印象，但他曾紧随李鸿章、袁世凯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他的才华极为欣赏，称“文字机变能应卒莫如杨君者”。张季直，即南通状元张謇，考上状元后又下海经商，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当过袁世凯的老师。
此时，徐世昌穷困潦倒到连北上应试的钱都没有，袁世凯听说后，出手就是一百两银子。
袁世凯这个人，不仅做事是大手笔，花钱也是大手笔，以后你还会多次看到他怎样花钱，确实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概，看他花钱、送礼，简直就是一个爽。
徐世昌，好风凭借力，送他上青云，先中举人，又在1886年中进士。
而袁世凯呢，两次考公务员的失败，促成了他彻底放弃从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想法。盛怒之下，他烧毁了全部诗文，决心走出项城，寻找适合自己的出路。
说白了，就是背起行李，出去找工作。
相逢邂逅意相投，义结金兰乐得俦。此日纵然贫富别，他年功业并同优。
几年的慷慨好施，袁世凯丰厚的家产已经所剩无几。以传统的社会观念，袁世凯这种行为定被视为败家，其实不然。有的人，能花钱也能赚钱，“开源”要比“节流”厉害得多；更有的人，他要是有一百块钱，他敢一下子就花出九十九块钱铺路，这样的人，多半是个狠角儿！
袁世凯从此走上一条异常艰苦的道路，开始了他南北奔波、颠沛流离的日子。
当我们买西瓜的时候，都要好好地敲打几下，以确定瓜的好坏；上天要是不把芸芸众生都轮流敲打几下，尤其是主要遴选对象，若是不经过一番摔打，怎么知道他有才能？怎么能放心把大任降到他的身上？
不要急，每个人都有份儿，许多人都说“上天没降大任于我，照样苦我心志，劳我筋骨”，其实这就是对每个人轮番敲打呢。
工作找不着，事事不如意，南漂、北漂、海漂等，这些都是上天在敲打你的脑“瓜”，以确定“瓜”是否成熟的重要表现。
所以，你要是深更半夜睡得正香的时候，感觉到有人摸你的脑瓜，还自言自语地说“嗯，这瓜熟了”的时候，你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起来，要不然，就再也没有机会担大任了……
下面轮到敲袁世凯的脑瓜了。
《易经》的六十四卦中，前两卦是乾和坤，象征天和地，而第三卦是“屯”。屯卦中，外卦为“坎”，内卦为“震”，是为“水雷屯”，内欲动而险在外，象征着天地交合，万物始生，充满了艰难险阻。
一个人的事业开创初期，就是这个情景。内心总是跃跃欲试，却不知外面世界的艰险。
大概是人性使然，一般说来，年轻人都容易眼高手低，尤其是在找工作方面，就跟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一样，总是自视甚高，带着挑剔的眼光。自己想干的，人家用人单位不要；用人单位要的，自己还不想干。
独自闯天下的袁世凯，开始时就犯了这个毛病。他没有任何学历，连个秀才都不是，大专生都没混上，却把目光瞄准了北京和上海。
完全没有认识到社会残酷性的袁世凯到了北京后，虽然竭力展开公关，但他所认为能借上光的各种社会关系，根本借不上力，袁世凯从养父那里继承的家产，就这样轻松地在北京的前海、后海、什刹海等各种“海”里打了水漂。
川剧的变脸充其量只有一百多种套路，而社会的变脸则花样无穷。袁世凯真真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滋味。
就在袁世凯进退维谷、一筹莫展的时候，他遇到了结拜大哥徐世昌。当年靠着袁世凯的资助才进京赶考的徐世昌，如今已经中了举人，在北京初步立足。
徐世昌帮袁世凯分析了他的现实处境：虽然袁家祖父辈的门生故旧不少，但时过境迁，人走茶凉，多数指望不上，“关系”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京城人才济济，对于没有功名的袁世凯来说，想在这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便建议他剑走偏锋，先到别处去谋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并慷慨地资助了袁世凯。
于是，他选择了南下潮州，因为潮州海关那里有袁甲三当年的部下周馥，虽然周馥收留了他，并让他做了整理文案的秘书，可是袁世凯那颗躁动的心怎么能安心在斗室中终老。周馥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便写了一封推荐信，把袁世凯引见给权势正盛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兴奋之余的袁世凯，在北上的途中冷静地思考了一下，决定不去那个举人批发、进士扎堆的地方丢人现眼。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是他又选了一个不该选的地方，那就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上海。
本以为在上海的机会多，可是几个月下来，袁世凯依然找不到工作。
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如果说北上找不到工作，袁世凯心中依然不服的话，那么南下的状况也是完全一样，这对于心高气傲的小袁来说，自尊心和自信心被彻底地击碎了；一次又一次的碰壁，让袁世凯彻底丢掉了幻想，领教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看来，北京和上海，确实不好混啊！
自己生存的方式该如何选择？价值该如何实现？自己苦苦追寻的目标究竟在哪里？袁世凯一遍又一遍地追问着自己。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当英雄落魄、无力救赎自己的时候，上天就会安排美人出现，来实现对英雄的安慰和救赎。袁世凯在无限孤独焦虑、寂寞空虚之际，遇到了江南名妓沈氏，偷得浮生***，演绎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佳话。
满目青山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
可能是美人太美了，英雄钻进了温柔乡出不来了。于是，上天又派了另外一个人来完成对英雄的救赎，一个叫阮忠枢的才子出现了。
可以说，在袁世凯彷徨苦闷、准备自暴自弃之际，阮忠枢这个小人物的出现，给袁世凯指明了一条正确而光明的大道。
　　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曾任李鸿章的幕僚。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时，阮忠枢由李鸿章推荐投奔袁世凯，在军中管理军制饷章文牍机务，成为袁世凯身边非常重要的参谋人员，深受袁世凯重用。再后来担任了袁世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洪宪帝制时的内史监，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
袁世凯这人有个很邪道的地方，就是当他缺钱的时候，肯定会有人来资助他，这种现象在袁世凯一生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有点儿隋炀帝的气魄：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不知是上天在帮他呢，还是袁世凯本人有这种魅力。
阮忠枢和袁世凯谈得非常投机。能在李鸿章手底下得到重用，阮忠枢自然有过人之处。当他与袁一交谈，就知道，袁世凯绝非久困池鱼，将来必能成就一番事业。
阮忠枢根据袁世凯的自身条件和性格特点，建议袁世凯投笔从戎，并愿意倾己所有，资助袁世凯。
其实，袁世凯最初可能也不是没想过当兵这条出路。只是，在旧时的中国，当兵是最让人看不起的一个职业。自明末清初多尔衮率清兵入关以来，为了消磨汉族人的反抗精神，四处宣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精神，谎言说了一千遍之后，就以真理的形式深深地扎根到每个普通百姓心中。尤其是视科举当官为正途的古代中国，只有走投无路了，才想着去当个兵吧。
所以，袁世凯从官二代一下子降到不得不当兵的境地，这对于一个出身上流社会的子弟来说，简直就是心理上和人格上的侮辱。
但是，通过阮忠枢一番透彻分析，袁世凯一下子从以前非要在北京上海找工作谋出路的思维中解放出来。
袁世凯一拍脑门儿，猛然间想到了养父袁保庆的铁哥们儿、淮军统领吴长庆，正在山东登州帮办海防。自己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步呢？
这可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仿佛走过漫长无尽的狭窄通道，袁世凯眼前突然间一线天开，阳光普照。
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经历一种真正的痛苦、绝望、撕心裂肺，很难完成超越，很难跃升到一种全新的、更高的境界。
这是书本上学不来的知识，即使读到了，也根本没有实践中的切身体悟让人刻骨铭心。
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国家，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经历的挫折或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袁世凯回去后赶紧找到沈氏，说了自己的打算，沈氏也非常赞同，并把自己多年积攒的私房钱，送给了袁世凯。
看来，袁世凯的女人缘也是相当高的，不仅小时候就能协调养母和姨娘的复杂关系，还能在风月场上交到能倾心以待的人，着实不简单。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沈氏对他的一番真情，后来在朝鲜发迹时，把沈氏接到朝鲜去，做了自己的大姨太，地位仅次于正室。
袁世凯再也不等了，他痛快地洗去自己的满身尘埃，几年的屈辱、不平、冷暖一扫而空，仿佛都是为这一刻所做的隆重铺垫和准备。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明耶！”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感觉，真好！
1881年10月，袁世凯意气风发地离开上海直奔山东，投奔吴长庆。
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从此，他真正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开始了他不平凡的军事、政治生涯，也彻底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
这一年，袁世凯22岁。
人生如棋。谁执黑执白、谁先手后手、谁出马出车，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棋到中盘时，你对关键点的洞察力和对机会的把握程度。所以后人总结说，成功人士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少年的时光就是晃，用大把时间彷徨，只用几个瞬间来成长。关键时刻，就在于那么几步你是否走对。
袁世凯就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正确道路，遇到了一个正确的人。吴长庆对他的特殊关心、照顾和培养，是袁世凯得以平稳起步、顺利发展、事业腾飞的关键一步。
1880年，法国入侵越南，清政府在各沿海地区加强了军备，吴长庆的“庆”字营奉命驻山东海防。吴长庆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喜欢招贤纳士，是淮军将领中比较重视人才的一位。在袁世凯到来之前，他帐下已经招了很多名士，最出名的就是后来的南通状元张謇，考上状元后却又下海经商的怪才。
张謇，字季直，1853年生，比袁世凯大六岁，江苏南通人，甲午战争那年的状元。吴长庆率兵入朝鲜时，他和袁世凯成为吴帐下一文一武的左膀右臂。此时他正在吴的帐下做幕宾，兼做吴长庆儿子的家庭教师。
吴长庆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袁世凯这个故人之子，把他安排在营务处，参与管理军中的行政及日常事务，每月支薪10两。
朝中有人好做官，因为会有人给你重要位置，让你有机会得到表现和锻炼；有了一点点功劳那就是提升的资本；有了错误可以隐瞒，甚至可以换一种说法就变成成绩。袁世凯到吴长庆的军营中当兵，可以直接省去最底层的列兵、下士之类的阶段，直接在领导身边，协助领导工作。
古代文武科举盛行的时代，官是非常少的，一个县里，只有县长是科举选中的官，其他的幕僚、师爷、打杂的等，全是县令请来或雇来的，不是正式的官，至多称为“吏”，其开支也不是国家财政负担，而是雇主自己掏腰包。最简单的区分，大概可以这样看，官主要是决策，吏主要是跑腿办事。
在军队中，能称上军官的也少得很，除了参将、副将、偏将之类的，其他的分不出是军官还是士兵来。反正是冷兵器，一指挥就冲上去群殴。中国人不是讲究“旗鼓相当”“摇旗呐喊”吗？要的就是这个吓人声势。
所以，本是新兵的袁世凯，在营务处中，位置比普通士兵要高，但又不能算是军官。最让人羡慕的是，有老大罩着他，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干，而不至于被领导穿小鞋。
袁世凯终于找到了既让自己满意又能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业，成了一名职业军人。
经过找工作这一番折腾，年轻的袁世凯已饱尝人间冷暖，看尽世态炎凉。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得到什么，必须靠自己争取，也只能靠自己争取。
因此，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工作十分努力，加上事事留心，人又聪明，很得吴长庆的喜欢。唯一让吴长庆觉得美中不足的是，袁世凯没有取得任何学历和功名。
老吴嘴上不说，心里却想：孩子啊，你怎么也得混个学历出来呀，要不然不是说我太偏私吗？拿一个没有功名、没有学历的人当宝似的捧着，没法跟下边交代呀！
终于，在海防前哨比较平静的时候，吴长庆便让张謇教袁世凯和自己的孩子们读书。毕竟是磕头弟兄的孩子，吴长庆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
本来是件大好事儿，一般人烧香求都求不来的，有老大罩着，有合适的位置，有工资、有地位，还和领导的孩子一起学习，并有一个一流的老师（这个老师后来在1894年就是国考的状元），这么多好事儿落在一个新兵头上，那简直应该像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的高兴才对。
可是，袁世凯却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袁世凯本来就不爱念书，兵书还行，但四书五经简直就是他的紧箍咒和催眠药，他的兴趣根本就不在这里。要只是当个收发文件写写公文文绉绉的秘书，他在潮州海关那里就当了，既稳当又实惠，还跑军营里来干什么。
袁家人血管里世代流的就是不安分的血液，尤其是袁世凯这样一个心比天高的人，你怎能让他也像普通文人一样，“消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问死生？”
但是，吴叔叔又是一片好心，自己还不能说，更不好直接拒绝。袁世凯就硬着头皮跟着读书，但他的心却完全不在书本上，张老师给布置的阅读书目不看不说，留的八股作文也根本没心思写，让张老师也无所适从。
不过，后来能考上状元的张老师毕竟脑袋不空、眼睛不瞎，他发现，自己的这个学生虽然不爱念书，但头脑极其灵活，处事手法老到，特别是营中的事务做得井井有条，绝不是一个新兵能达到的水准，具有非常罕见、非常干练的办事之才。因此，张老师没有因为这个学生读书不好而看低他，相反，两个人逐渐成了朋友，许多话都可以私下里交谈了。
终于有一天，两个人谈到了袁世凯将来的发展问题。当张謇问他将来如何打算的时候，袁世凯叹了一口气，把自己憋了好多天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说：我家有地种，有饭吃，我有老婆孩子，出来混绝不是为了养家糊口。眼看着列强在周边蠢蠢欲动，烽烟四起，本想请缨杀敌，一展平生抱负。但是，吴公却视我为书生，也没有慷慨让我上战场的意思，我可真是不想长期在这样的地方待下去了。
张老师想不到，平常像个小混混似的见书就头疼的袁公子，居然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不觉为之动容。
就在袁世凯整天头疼地对着书本儿、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
许多人成天抱怨着没有机会，感觉机会都像是围在别人身边转，尤其是领导把机会交给别人时，更是瞪得眼睛通红。其实，就像经商一样，当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感觉这是一个好的赚钱机会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是机会了，扑上去就会赔死你。领导给的机会固然重要，但成功者往往善于抓住身边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使自己脱颖而出。
袁世凯刚当兵的那一年春节，军营放假三天，领导和士兵当然是成比例地或休假或外出，没有外出的士兵就在营中聚赌。可是赌着赌着，偶然的三言两语不合，就争吵起来，加上大领导不在营中，事情就闹得越来越大，双方各有几十人参加，就动起枪互相射击来了。就在秩序无法维持、双方开始有人受伤的时候，营务处新来的小兵袁世凯得知了消息，拉大旗做虎皮，果断地带着领导的亲兵在查明真相后，假传统领的命令，把为首的肇事者就地正法，使事情很快平息。一群老兵油子居然让一个新兵蛋子给镇住了，简直是匪夷所思。要是一个普通的新兵，别说想处理事儿了，刚一露面就得一脚被老兵给踹趴下。
吴长庆回来后，袁世凯赶紧跑到吴叔面前，降低姿态，请求处分。吴长庆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夸他的权变和灵活处事能力。
遇事冷静，胆大心细，这样的人，不多见，可以在他肩上压压担子了。
从这一天起，袁世凯被提拔为营务处帮办，月薪30两，并配给了两名勤务兵。身份、地位和职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他估计是兵书看多了，学会了先斩后奏。这些东西，可能是从书本上和唱戏中学来的。虽然事件得到有效平息，但并未标志着小袁的成熟，这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的做事风格，直接、简单、不计后果。如果首领不是吴长庆，那么一个无权之人随意杀人，惹起兵变来，即便不是掉脑袋，也得发配充军做苦役。但是有了吴长庆撑腰，一切都变成好事儿了。一个危机的发生，“危”被小袁处理掉，剩下的，就变成了一个“机”会了。
而吴长庆呢，一方面可能是真的欣赏袁世凯敢作敢为的才能，一方面也可能是护犊子。反正一个人要是喜欢谁了，不管怎么做事对方他都喜欢，都有理。
所以，儒家经典文献《大学》中有句话总结：“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人总是觉得自己孩子没有缺点，总是觉得自己的苗不够壮硕。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不在于别的，全在于心理。前者是出于爱，后者是出于贪！
北洋大剧的第一幕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精彩远远未结束。
朝鲜半岛那边发生大事儿了。
1882年6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兵赴朝，袁世凯随同前往，从此开始了他在朝鲜12年的很不平凡的军政生涯。
此时的袁世凯根本想不到，一个更大的舞台正在前边等着他来尽情表演，这是他事业腾飞的真正起点。在这段漫长的实习期和政坛资格赛中，袁世凯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没有这一段经历，就没有后来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也就没有北洋派在中国政坛的崛起。
　　壬午兵变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起来。可是，他不知道这个支点到底在哪里。
但是上帝知道。
当上帝手里拿着长长的杠杆儿想撬动地球的时候，经常把那个支点要么选在中东、要么选在朝鲜半岛。小小的朝鲜半岛经常牵动大国的神经。远的不说，19世纪日本想侵华，先在朝鲜半岛这里用足了力气，卷进了当时的世界大国俄国、大清和英国。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卷进了世界大国美国、苏联、中国，算起来有十七八个国家，谁也不宣战，反正就是低着头瞪着眼猛掐，把耳朵都咬掉了也不吱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朝核危机，同样吸引着几个大国的目光。
1882年发生在朝鲜的“壬午兵变”，案情并不复杂，但背景却很深。
凡是东亚的事儿，你只要往那个一衣带水的邻邦身上一想，就啥都明白了。
朝鲜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属国。1863年12月，32岁的朝鲜国王李昇突然去世，没有留下子嗣，就在外戚金氏集团在接班人问题上大动脑筋的时候，另一外戚赵氏家族抢先把传国玉玺抢到手，并与王族的旁支李昰应合谋，把李昰应年仅12岁的次子李熙扶上王位，他就是李氏王朝的26代王高宗。李昰应摄政，成了大院君（朝鲜把以支系继承王位的国王生父称为大院君）。
李昰应老成持重，与中国极力修好，但最大的特点就是专权。你看他选的儿子，是12岁的次子，就表明他有一定的私心，这和慈禧太后选光绪和宣统这样的小孩子当皇帝的道理是一样的。
国王李熙15岁那年，大院君又有意为他选了一位出身于败落家庭、家族人丁稀疏的闵氏女为妃，而闵氏又是大院君的内侄女。老头儿本以为自己可以把儿子和儿媳掌握在股掌之间，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选中了一个日后脱离自己掌控的儿媳妇。
这位闵妃天资聪颖，通经史，懂权谋，尤其好读《春秋左传》，她的城府和心计一点儿也不次于他老公爹，后来大院君就栽在她的手里。她利用太后赵氏与大院君之间的矛盾，怂恿闵奎镐、赵宁夏等人与大院君的长子合谋，劝王亲政，使大院君日渐处于不利地位。
1873年，也就是李熙继位十年的时候，大院君被迫归政。但此时他的好儿媳早已经悄无声息地布完了局，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李熙生性懦弱，大权很快就被闵妃及其亲信掌握。
对一个政坛宿将来说，你可以怀疑他的人格，但不可以怀疑他的智商。
居然被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给耍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院君决定重新组织力量，夺回失去的东西。
朝鲜高层的权力斗争，给了日本见缝插针的机会。
日本自从丰臣秀吉以来就确立了先征朝鲜、再进攻中国的总方针，以“一根筋”著称的日本人对此念念不忘。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人沉寂多年的野心又急剧膨胀起来，朝鲜自然就成了日本出兵海外的第一个目标，各种势力逐渐在朝鲜渗透和弥漫开来。
因为朝鲜一直是中国属国，所以日本人先在这上面做文章，鼓动朝鲜人：哥们儿，你自立门户吧，自己当家多好！不要啥事儿都听别人的，我来帮你好不好？朝鲜人此时还没意识到，当黄鼠狼主动给鸡拜年的时候，等待着鸡的将是一场厄运。
日本人决定先把朝鲜人放倒，架成一座肉板桥，然后好踩着他们的后背，一步迈过水沟，蹦上中国大陆。
1876年9月，日本海军炮击江华岛，逼迫李熙签订《江华条约》，在釜山和元山设置了特别居留地，把持了行政权、司法权和免税权，给朝鲜的民族工商业以沉重打击。条约还以保护朝鲜为自主之邦的名义，否认中国对朝鲜的权利，开始对清朝试探性进攻。
1879年3月，日本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
这一阶段，是清政府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之后，进入“同光中兴”的时期，此时的清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洋务运动，不想中断这来之不易的稳定形势和改革，就对朝鲜江华事件采取了忍让回避的对策。
愚昧的清政府并不知道，和平不是让出来的，而是争出来的。***有句极为经典的名言：“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同样，以战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当有一个人来向你无理挑衅的时候，你就要揍扁他，这样让想来找事儿的人心理上畏惧而不敢上。可是当许多人看你懦弱可欺，都觉得欺负你成本很低、代价很小，直到都鄙视你、都伸出拳头来打你的时候，你就麻烦大了。
清政府的退让，让日本人感觉到清朝软弱可欺，便得寸进尺，准备攫取更大的利益。而且，在重大利益上退让，等于是宣布自己理亏，默认人家有理。但是退让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宗主国没有尽到保护之责，让朝鲜人大失所望，转而真的把目光投向了日本。
大哥光收保护费，却在需要的时候不来保护我们，我们另谋出路吧。
为了彻底排除大院君的影响，闵妃没有向中国靠拢，转而示好于日本，聘请日本教官训练“别技军”，用来代替大院君创建的“亲军营”。没想到，这一下就钻进了日本人的圈套中，日本人得到了天赐良机。
闵妃聘日本人任教官，改革军制，把原来的军人裁掉，换上自己信任的力量。可是她到底还是年轻，事情做得太过了，原来养尊处优的亲兵卫队被大批裁撤，却没有妥善安置。没裁的经常欠饷，已裁的又没安排工作，这种情况到了1882年已经非常严重了。
李昰应又不失时机地告诉这些心怀怨恨的人：你们吃不上饭，原因在闵妃；闵妃与日本勾结，必须把她铲除，把日本人赶走。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朝鲜人心中燃烧。
1882年（清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7月，在大院君的幕后鼓动下，欠饷士兵首先发难，外面的散兵游勇和游民揭竿而起，起义军纵火焚烧日本使馆，包围王宫，闵妃乘夜色化作宫女逃出宫去。大院君重新掌握了朝鲜政权。
得知朝鲜兵变，日本人大喜过望，马上准备出兵朝鲜，想趁机讹诈和大捞一把。
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得悉这一消息，急电清廷；朝鲜的急报也发往中国；而正在天津的朝鲜专使金允植等也赶紧拜谒北洋大臣，请求中国出兵。
此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为母丧丁忧，朝廷准假百日，其职务由淮军大将张树声代理。张树声正想在李鸿章不在期间，做出点儿成绩，他马上奏请朝廷，拟派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军舰三艘，调淮军统领吴长庆率淮军六营开赴朝鲜。
出发之前，清廷举行会议磋商并经朝鲜特使请求，最终决定迅速出兵，迅速平叛，拘捕煽动暴乱的大院君。
日上午8点左右，载有吴长庆6个营3000人的大清国兵舰抵达仁川附近的海面。此时，日本的船也到了。
双方就不用热情地打招呼了，游戏规则都明白，从仁川到汉城这铁人三项赛的资格赛，继续紧张进行。谁先跑到，谁就有发言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吴长庆和丁汝昌决定不在最初确定的仁川港登陆，兵舰绕到距仁川30多公里的南阳府海面上先抛锚，再另觅登陆地点。
面对这片陌生的水域，负责运兵的丁汝昌决定亲自去勘查一下路线和地点。
吴长庆一看，船上两个主将不能都跑出去当工兵啊，慰庭，你代我跟丁将军走一趟吧。
丁汝昌和袁世凯驾着舢板出发了。时间一长，正赶上落潮，他俩就光着脚板在乱石滩上走，丁汝昌这样的海军老兵啥事儿没有，可袁世凯却是在坚持着用他那双已经磨出血的养尊处优的脚在行走。这让丁汝昌对这个公子哥有些刮目相看了。
经过仔细勘查，最后确定在马山浦登陆。丁汝昌带一部分人在军舰上警戒，保证清军的后方和退路的安全。
吴长庆命令先锋营营官，在次日黎明之前，3000人马必须全部登陆集结完毕。
就在这个时候，先锋营的营官报告说，士兵们不习航海，水陆两栖，白加黑，长途加漫游，晕船的太多，饭一口也吃不下，能不能休息休息再行动啊？
可是，吴长庆的眼前，一直晃动着的，是仁川港那迎风作响又非常刺眼的太阳旗。兵事如水火，差一刻都可能让日本人抢先到达朝鲜首都，那就前功尽弃了。
吴长庆大怒：不想干你就回家待着。撤掉先锋营营官，命袁世凯率领先锋营，火速部署登陆事宜。
袁世凯正愁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呢，不知道他怎么捣鼓的，只用了一个时辰，先锋营就已经在岸上合适地点安好营扎好寨，迎接后续人马上岸。吴长庆没想到这小子不仅是个好参谋，更是个指挥的好手。
让吴长庆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在随后的日子里，袁世凯几乎天天都在刷新着吴长庆对他的认知。
文官不贪钱，武将不怕死，这样的官儿，能力再低，也是好官儿。否则，再有能力，于国于家，都不是什么好事。很有可能，这样的人能力越强，对国家越有害。
清朝的军队在太平天国时期就显露出了极端腐朽的势态，捞钱倒是把好手，打仗却根本不行。然而，取代八旗、绿营崛起的湘、淮两军，随着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后，也迅速走向了腐朽。
到达朝鲜的官兵将弁，天高皇帝远，纪律也日渐松弛。
几个兵痞认为：老子撇家舍业，到这里来替你们卖命，拿几个钱，玩几个女人，算什么大事，就当是犒劳爷了。
于是，大街上，随意抢夺朝鲜人财物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发生了**劫掠的事件，这引起了朝鲜人对“天朝上国”的官兵的极度反感。局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将使大清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袁世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从兵书史传中学来的东西又让他跃跃欲试了。他主动找吴长庆，提出要整顿军纪。吴长庆命他为总理前敌营务，负责军纪纠察。拿到令箭的袁世凯从营中抽调一批素质优秀的士兵组成执法稽查队，由他亲自率领。第一次巡查，稽查队就直接抓了7个违纪士兵，当场让他们的脑袋搬家，这才逐渐扭转了入朝官兵的恶劣形象。
不过，袁世凯好像是杀人上瘾了。
一次，吴长庆的一个亲兵犯了法，正好被袁世凯给逮到，吴长庆赶紧来到袁世凯的办公处，坐在那里不走，边喝茶水边拉家常。袁世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说：大人，您先坐会儿，我去趟厕所。过了一会儿，小袁从外面回来，告诉吴长庆说：您别等啦，我已经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砍人那天，小袁不知喝没喝二锅头。反正胆很壮，手挺狠。
吴长庆到底还是有统领风度的，他哈哈大笑说，好，好，好，为将之道，就当如此。又一次原谅了小袁的冒失和不留情面。朝中有人，就是好做官啊。要不是有这重关系，袁世凯脑袋能否保住还难说呢。
吴长庆回去后，警告身边的亲兵：你们做事可要当心啊，违法乱纪的事儿可别叫袁世凯给碰上，否则，我也不一定保得了你们。
全军悚然。
8月25日，清军终于在陆地上抢先日本人一步，抵达了汉城南郊。
吴长庆等主要将领造访大院君，双方会谈和谐，约定第二天大院君回访清军。大院君万万没想到，等待着他的是一场鸿门宴。
大院君如约回访。按照预先制定好的方案，清军把大院君的亲兵挡在外面好酒好肉地招待，而走进内间的大院君，直接被早已准备好的清军塞进轿中，从后门押出，星夜赶往清军兵舰，直接送到保定的直隶总督府。这一关押，就是好几年。
诱捕大院君之后，清军应国王李熙之请，分路围攻起义的士兵和贫民，清军的热兵器很快就占了上风，没费太大力气就平定了朝鲜的叛乱。
日本军队慢了半拍儿，朝鲜国内局势的迅速稳定，让日本没有了用兵的借口。
9月，清军和朝鲜军队一起，找到流落民间的闵妃，由袁世凯护送其返回王宫。国王和闵妃大为感激，闵妃发现，原来清廷的人比日本人可爱多了，渐渐与清朝的关系密切起来。
这次平乱事件有一个环节出了重大纰漏，但当时的人并没察觉出来。
力主擒拿大院君，现在没查到是谁出的主意，是朝鲜特使，是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还是吴长庆或袁世凯？
清廷捉拿大院君，擒敌先擒王，却没有考虑其他更复杂的因素。这是从维稳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但实则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功利行为，而且肯定是情报没摸清。这件事带来了极大的后遗症。
首先，大院君是与清廷走得最近的，而闵妃是亲日派，清廷当时只看到大院君挑动了暴民的动乱，所以就把他捕捉了起来，这个逻辑太直接，这样就把亲日的推上了台，把亲清的给整下了台；其次，直接把一国之君的生父给扣到异国他乡，这对于国王本人和臣民来说，在感情上，永远都是一个疙瘩，而且，后来局势发展确实验证了拘捕大院君这一策略的严重失误。因为几年后，把大院君送回朝鲜，大院君由一个铁杆儿的亲清派，变成了坚定的反清派。
不过，不管怎么说，清廷出兵平乱，控制了朝鲜局势，让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也算是取得了圆满成功。当年10月，清政府下诏嘉奖有功人员，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等，把袁世凯列为头等功上报北洋大臣。又经李鸿章和张树声联名保奏，袁世凯赏顶戴花翎。从此，“袁世凯”这三个字，开始进入了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李鸿章的法眼中。
这一年，袁世凯23岁，当兵刚满一年！
袁世凯天生就是做领导的料，他头脑冷静，遇事果断，下手决绝，在平定“壬午兵变”中，他的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展现，这不仅得到了吴长庆的重视，也引起了朝鲜国王李熙的注意。
　　国王看到自己的禁卫军这么不堪一击，在清军面前简直就如同遇到老鹰的小鸡。所以他亲自到吴长庆的营中，要求借这位只有一年兵龄的袁世凯帮他训练国王的亲军。
兄弟单位，应该共建嘛。
11月，在征得李鸿章同意后，吴长庆派了袁世凯等3人帮助国王训练朝鲜新军。这也算是为袁世凯日后的小站练兵做一次预演。
袁世凯亲自挑选，组织新建亲军，并由清军拨给了一些枪炮，按照淮军的编练方法进行操练，未出两个月，这支军队便指挥有度，进退得法。朝鲜国王满意极了。
袁世凯春风得意，未忘当兵前的诺言，派人把在上海的红颜沈氏接来朝鲜。朝鲜国王和王妃又锦上添花，把王妃如花似玉的表妹金氏嫁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毫不含糊，精力过人，同时把金氏的两个陪嫁丫头收为姨太太，不过，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对这三个朝鲜女子，袁世凯不是按其出身定名分，而是按年龄，结果却是其中一个陪嫁丫头还位居王妃表妹之上。可怜的金氏，一生郁郁寡欢，却为袁世凯生下了一个极聪明的儿子，就是号称具有曹植之才、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
在清军平定朝鲜叛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幕僚，武的就是袁世凯，这时袁不过24岁，可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做主，等于是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南通状元张謇（季直）做主，等于今天的秘书长。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内事决于张昭，外事决于周瑜”一样，吴长庆的军中，内事决于张謇，外事决于袁世凯。袁世凯，这个小新兵，此时已经成了驻朝清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9世纪80年代，清朝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压迫的同时，也在越南抵抗法国人的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中国的藩属，可是大清帝国已逐渐无力维护宗主权了，越南的中法军队已兵戎相见了两三年。因此，光绪十年（1884），当中国和法国在越南争斗已达巅峰时，清朝不得不作紧急的应变准备——集中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出征的老将，于是把驻朝统帅吴长庆从朝鲜召回，担任防守辽东海防的重任。朝鲜的军务分别交给三个将领负责：袁世凯接管“庆字营”，其余二将是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
袁世凯成了驻朝三主将之一！
一个年轻人，骤得大权，心态上也随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袁世凯掌权后，也再不像刚进军营时那样处处虚心学习了，说话口气也大了，仿佛天地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和自己的老师张謇在这个时候也有了嫌隙。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袁世凯随着地位的提高，“宁做百夫长，不做一书生”的心理开始膨胀，渐渐目中无人起来，看不起教书先生了，对张謇的称呼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最初的“老师”“先生”，慢慢地变成了“某翁”，最后干脆变成了“某兄”。这让张謇十分尴尬和生气，写了一封措词尖刻严厉的长信，虽然读书人骂人不带脏字，但对袁世凯这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恶劣态度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二人从此绝交了十多年，互不说话，形同陌路。
不过，除这些小节之外，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还是非常值得竖大拇指的。
接下来袁世凯身边发生的事，虽然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但在小袁的周旋下也得到妥善解决，这些都为他日后进入政坛加足了分。
“壬午兵变”后，朝鲜政坛上层公开分化为亲清的稳健派和亲日的独立派，稳健派以闵泳翊、金允植等为首，主张维持与清政府的传统关系；独立派以朴泳孝、金玉均等为首，主张依附日本支持，使朝鲜独立。两派明争暗斗，势同水火。在清军主力撤出朝鲜后，独立派在日本的支持下，加紧酝酿新的政变。
一个更大的危机摆在了袁世凯的面前！
而这一次，袁世凯将以主角身份亮相！
1884年冬，朝鲜都城设立邮政局，独立派就要在邮局落成典礼宴会的时刻，发动军事政变。
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思维习惯差不多，都喜欢在吃饭时搞点事儿。
按照预定计划，亲日派准备在10月15日邀请清军三营的营官前来喝酒，然后在席间扑杀三位清军将领。
想来是朝鲜人和日本人没少听中国的评书，在他们的脑子中，勾画了一幅鸿门宴的妙景，“埋伏五百刀斧手于帐后，以摔杯为号！”
只是，他们没想到对手是谁。
中国人，天生就有一种对自身的危机感，以及对别人的不信任感——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三位营官根据事态的发展，早就猜到了这个可能的进程。不过，袁世凯的胆子更大些，不爱读四书五经而爱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关云长单刀赴会的豪气。
于是，亲日派的朝鲜人和日本人惊讶地看到，其他两个清军营官守着大营没动，而袁世凯却提前一小时出现在宴会上，让这些想搞暗杀却还没来得及布置完会场的人手足无措。
袁世凯就这样大摇大摆走了进来，当然他怀里揣着利器，又大口喝了几口酒，随即拽着朴泳孝的手，有说有笑，指指点点地走出了刀光剑影的大帐，从容纵马回到了军营。
没杀成清军将领，场子倒被砸了。
不过，既然双方没有真正撕破脸皮，而这场戏的戏台都搭完了，必须得接着演下去。
亲日派在日本人的怂恿下，并没有善罢甘休。
17日，邮局落成当天，邮局总办遍邀政府大员、外国使节以及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赴宴。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却没来，实际他是等着宴会起事后，好带兵入宫。
宴会进行到一半，政变开始，稳健派大臣措手不及，闵泳翊被刺，外面放火为号，蓄谋已久的政变正式开始。
金玉均进宫谎称清兵作乱，逼迫国王下诏让日本公使率兵保卫。因此，日本公使带兵直闯朝鲜王宫，说是受“韩王之请，入宫守卫”，在内线的指引下，顺利占领了朝鲜王宫。独立派还矫诏处死了稳健派的六大臣。
袁世凯听闻兵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面发报向李鸿章请示，一面准备带兵解救朝鲜国王。
这一次，没有吴叔叔在身边撑腰，袁世凯知道，真正考验自己、检验自己平时所学本领的严峻时刻到了。
以命相赌的艰难抉择
“河南少林功夫”和“日本武士道”，终于在战场上相遇了。
到底应该怎么办？
从正常而稳妥的思路来看，此时应该加紧向朝廷和北洋大臣请示，同时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做好二级甚至是一级战斗准备。这样，即使下一步局面失控，也不会有自己的责任，那就是国家之间的交涉问题了。对于一般的官僚来说，这是“老成持重”的解决问题之上策！
可是，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如果走正常的程序，等着北洋大臣的指示和批复回来，狼一样的日本人必然是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朝鲜王宫，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必然急速上演，日本人必然威逼朝鲜国王下令驱逐清军，宣布朝鲜独立（实则为日本的霸占做好不受清军干涉的法理准备和事实准备）。抢占了别人的领土，再想要夺回，就得刀兵相见，使现有格局重新洗牌。以清朝“后发制人”的战略策略，觉得这样做应该是有“理”，能够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
没有什么比选择更让人痛苦的了，关键时刻的抉择，是对一个人知识、智慧、耐力、道德、承受痛苦的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考验。
一面有地雷，一面没有地雷，你又明确地知道哪面最安全。你可以选择无地雷的一面，这样能很好地活下来，但也可能被后人骂为白痴。你也可以选择有地雷的一面，这样可能不是被炸死，就是被自己人的暗箭射死，但也可能成为英雄。
这不是出风头的时候，而是生与死的选择！
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军人，一个顾着自己保命的军人，肯定会选择安全的一面。
这个时候，袁世凯最难下决心了。虽然读书是他最头疼的事，但他这个时候，宁愿捧着书本读一辈子，也不愿做这个决策，因为摸不准国家的战略意图，弄不好，自己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清军受列强欺负多年，到底有没有能力为海外属国大动干戈，舍不舍得中断国内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大业，是个未知数。而如果不动刀兵，朝鲜就会这样被日本人抢走。
但是，如果不经请示或未等明确答复，袁世凯就擅自行动，这本身可是杀头之罪，即使立功了，也捞不到一点儿好处。
某些人用舌头杀自己人的本事，可比用刀枪杀敌人的本事强出数倍、数十倍。在干部升迁过程中，动手动脚的，多数不如指手画脚的得到的实惠多。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大摇大摆地抢占这块土地而无动于衷吗？国家花钱养了这么多年兵就是任人宰割的吗？我们是来朝鲜看热闹的吗？
任何一个有血性的军人，都很难容忍。袁世凯也不服气，明明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到的事，为什么要退让？
袁世凯之所以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脑海中一直反复地问：军人的天职是无条件服从吗？不，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岂因祸福避趋之！
不行，这样做，我绝不甘心。退一步讲，即使我袁世凯真的因此杀头，也不能让倭寇瞧不起。
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二十年后照样是条好汉。
此时北洋大臣的批复没回来，这么大的事，其他两个营官坚决不同意，涉及两国之间的交战，无论如何，不是由我们小人物说了算的。看来，别人指不上了，那我也干，出了事我兜着。你们在后面护好大本营就行了。
对于打拼在路上的人来说，最宝贵的莫过于机会，抓住了，你就是万民敬仰的王；抓不住，你就是万人唾骂的寇。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抗。
在两军对阵的关键时刻，谁最先冷静下来，谁就有了取胜的条件。
袁世凯把这些东西从头到尾细细地想了一遍，又想了一遍，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再也想不起来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
他站了起来。
袁世凯不搞长篇大论，他只是威严地扫了一下大家，威严到让人感觉极度压迫而喘不过气来。然后，说了几句话：我们奉命镇守朝鲜，这个地方丢了，我们也没命活着回去，横竖就是个死，你们能忍心眼巴巴地看着这块土地被别人吞掉吗？
那好，就这样吧，抄家伙！
有倭无我，有我无倭。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揍他个兔崽子！
所谓决策，就是赌，是根据已有的信息加上自己的判断进行的赌。两国之间，有人说战争打不起来，有人说战争马上打起来，其实都是在拿国运进行一场豪赌。
袁世凯倒不一定想到是国运之赌，但他的确是把自己的命赌上了。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紧紧地盯着清军的一举一动，精心思考和计算着每一步。
日本人通过经常与清政府官员打交道，逐渐总结出了一套清朝官员的行事规律，也就摸索出了一套对付官员的手段。
他们发现，一旦有了事情发生，清朝官员首要做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以保证在自己任上不出乱子为原则，否则，事情办得再好，他们也会丢官。只要不出乱子，他们的位子就能保住，“无灾无难到公卿”，向上汇报的时候，这叫解决得圆满妥善。出了乱子，就是激化矛盾，而清政府官员并不善于解决矛盾。
日本人与清朝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害了他们，他们认为，清军将领不会主动出击，仍然只会层层上报，等待北洋大臣的批示，而到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和日军已经妥善地控制朝鲜京城了。
木已成舟，清政府肯定舍不得中断正在进行的洋务运动这场改革，日本人相信清军不会主动出击。
只是，当他们遇到袁世凯的时候，这一切全变了。
日本人一贯精细，但这次关于袁世凯的情报分析有误。通观袁世凯从小到大的表现，日本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个提笼挂鸟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没上过学，靠着亲戚当上兵，又是靠山提拔他当上了官，各种资料都显示，袁世凯没什么能耐，没什么可怕的。
他们太不了解袁世凯。
袁世凯没受过正统的教育，也没进过官场，他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
不按常规出牌，不在乎表面的名分，达到目的才是关键。
袁世凯深得他的老乡岳飞兵法的精髓，岳飞对兵法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白了，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自己都不能确定往哪里攻、哪里守，觉得哪里好打就打哪儿。
其实，高明的领导者、军队统帅，都喜欢玩这一套。领导者们经常饮食无度，起居无常，喜怒哀乐让你猜不透，也是这个理儿。曹操不是对外宣布自己梦中都可能起来杀人吗？就是不想让别人摸清自己的路数。不管是将帅还是官员，自己路数被别人清楚地掌握了，离死期或是被拱下台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不按常理，便是军事上最大的常理。
袁世凯在几次实战中，逐渐把握了战争和政治的初级规律，从捧着兵书苦读转到了残酷的战争中来。
是丛林法则改变了他，成就了他。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从这个角度上说，袁世凯实在是日本的一个难缠的对手。
时间就是生命。
如果等国内的指示反馈回来，就怕朝鲜国王受日本胁迫，叛军矫王命而诛杀清军，这会使朝鲜完全脱离清朝而受日本控制。另外两个营官主张等李鸿章的命令。袁世凯当机立断，决定不等清军援兵，自行带兵入宫，驱逐日本人，救出朝鲜国王和王妃。
此时，驻朝的日军并不多，优势在清军一方。袁世凯初生牛犊，带着一千清军直闯王宫，另五百军殿后。日军和受胁迫的朝鲜军兵枪炮齐发，还在清军入宫的路上布下了地雷，这都没能挡住袁世凯的步伐。
　　虽然有地雷迟滞清军前进，但日本的竹添公使一看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就把朝鲜国王强行带出王宫，后来国王被清军救下。
日本公使又自焚使馆，把罪名加到袁世凯的头上。是你先开的第一枪，是你烧了我们的使馆。
出了事，肯定是你的责任，由此顺延到你盟友的责任，最后总账还是算到你头上。
其实，没有证据的时候，自己制造证据这个主意是不错的，这是日本人的惯用伎俩，何必非得等着谁开第一枪呢？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时，也要善于制造机会上嘛。日后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都是日军谎称日人失踪，要进中国军营中搜查而挑起的。后来，希特勒也用了这一招，纳粹入侵波兰之前，在德波边境，一支德国党卫队化装成波兰军人，制造了所谓波兰军队袭击德国的事件。随即，德军2500辆坦克、2300架飞机、150万大军，像蝗虫一样黑压压地向波兰扑了过去……
吓都能把人吓死。
后来的史学研究认为，如果不是袁世凯在朝鲜的当机立断，中日两国在战场上正式相遇，可能就不是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袁世凯使两国交兵推迟了十年。
河南少林功夫，对日本武士道，第一回合，少林代表队获胜。
“袁世凯”这三个字，也让日本人认识到了天朝还真是有能人。袁世凯的资料，也正式进入日本间谍的眼睛。《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一书，就是日本间谍搜集的袁世凯从当兵到当总统前的详细资料的总结及分析。
友邦人士，莫名惊诧。
这个年轻人，这么难对付吗？
必须设计除之。
这样，年轻的袁世凯为他的勇于承担遭遇了政坛的第一次波折。
清日天津谈判
竹添公使跑回日本后，诬蔑袁世凯无故挑起事端，攻击日军，伤害日商，焚日使馆，破坏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日本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施压。
日本为什么如此怕年仅26岁的袁世凯，以致非要除之而后快？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
高手出招真的不一样，日本人看到袁世凯的遇事之忍，出手之狠，善后之稳，意识到他绝对是个劲敌。
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中透露的只言片语可以看到，当年的电讯业刚刚起步，还很不发达，袁世凯与北洋大臣的往来密电，中间要经过多重周转才能送达，尤其是要通过西洋国家之手（就像互联网兴起时，终端服务器在美国一样），而日本在间谍方面是极用心的，他们出重金悄悄购得了袁世凯与李鸿章往来密电，尤其是袁世凯率兵冲进朝鲜王宫之后向李鸿章汇报并提出的下一步处理意见的密电。这封密电被日本人得到，使日本在兵败的不利情况下，暗中抢得了先机，捞到不少好处。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领教一下当年袁世凯处理事情的手段：
首先，朝鲜亲清派向袁世凯求助，这就是法理依据，师出有名。袁世凯明知道日本人贪婪，向占据王宫的日本人提出要求日军退出的问题是不会有结果的，但袁世凯却仍然正式致函日本公使，日本人置之不理，又派一个兵弁持名片和信件前往，被日本人射杀，这才率兵直冲王宫。这叫先礼后兵。
其次，救出朝鲜国王后，朝鲜王不敢回到王宫居住，袁世凯又将其暂时移驾清军营中，并果断派兵维持都城的秩序，这就占据了有利的地位。
同时，袁世凯向李鸿章提议，日本都能把琉球据为己有，我方何不把朝鲜按照清朝行省对待？具体政策可以有所不同。否则，日本人蠢蠢欲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不先下手，早晚为日本所图，这块地方就会成为我方的心腹大患。
李鸿章收信后，开始筹备事宜，并派吴大澂、续燕甫为钦差查办大臣，带兵舰两艘前往朝鲜，根据事态发展情况，择机处理。
日本人买到这则密信后，大吃一惊，针对这三条狠招，赶紧摆出了对策：
其一，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抢在清朝钦差大臣之前，率兵直抵韩京，与朝鲜政府谈判，不打了，咱讲和。不过你必须赔点款吧，谁让你们把使馆给烧了啊。别管谁烧的，反正使馆受损了。你必须给钱，要不然我方太没面子了。
其二，继续增兵施压，拉出想打架的架势，让清朝钦差大臣不敢轻视。
其三，在报纸上公布袁世凯与李鸿章往来信件的核心内容。
刚刚登上朝鲜半岛的清朝钦差大臣，一看己方的许多计策已经泄露，只得以查此次变乱为由，草草了事。
从此，日本开始对密电保持高度关注。正是依靠对信息的把握，十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日军才顺利地一举击败清朝陆海两军。当我们今天全在评论当年清军如何无能、如何不堪一击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幕后的猫腻才是决定两国军队胜负和国运的关键。
日军通过截得的清军情报，总能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集结恰当的兵力与清军对抗，清军处处被动，其实不是清军无能，而是——清军在下明棋，日军在下暗棋。
如此下法，不可能不输。
这一次事件，日本人要求清朝必须查办袁世凯，是他使两国关系发生了“不愉快”。而清政府和清军内部，也有人对袁世凯的少年得志心存不满，便趁机攻击他“擅启边衅”，惹是生非，任性妄为，把外交关系和国家置于不利的被动地位。
这一时期，清朝正陷入中法争端的泥潭，不愿也无力与日本撕破脸皮，加上袁世凯是个小官，犯不上为了一个小官而使两个国家过不去。
而且，从清朝官员的处事习惯来看，只要事情当时有了“圆满”的解决，不管后遗症多大，处理事件的人都能获嘉奖；相反，即使你再忠心为国，但你不能妥善解决麻烦，那也是无功而有过之人。
清朝官员不知何时养成的这个毛病，利则相攘，患则相倾。一件事发生后，不管对错，先整自己人，以免此人太狂，以后不听招呼。弄得人人不敢负责，层层汇报，想让大家一起来负责。可是，到最后出事时，却查不到谁来负责，只得拿勇于任事者祭旗。如果这件事是好事儿，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会来争功。
伏尔泰曾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大家共同负责，就会演变成大家谁都不负责。
此风的长期浸润，就使中国官场形成了喜欢口号式的摇旗呐喊而绝不主动做事的坏习惯。
“擅启边衅”这个罪名可不小，意思就是说他未经上级同意，就破坏了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又有人奏说袁世凯妄自尊大、乱改章程、蓄养官妓等。袁世凯心灰意冷，心想不如避开风头，于是以养母牛氏重病为由，要求回国归乡。请辞获准后，他终于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其实，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袁世凯能够生存下来，与李鸿章的暗中帮助是分不开的，李鸿章对袁世凯确实是恩遇有加。毛头小伙袁世凯的误打误撞，正好配合了李鸿章在国内的发展战略和外交平衡战略，因为如果此时没能按得住日本，清军就会同时在南方与法国、在东北与日本战场相遇，那是更应付不了的。
袁世凯此时被查处，以及打发回国，一方面，李鸿章是暗中维护；另一方面，可能李大人也觉得袁世凯有点儿狂，处事任性妄为，先敲打他一下，冷他一下，以后需要的时候再任用。袁世凯是一块好玉，但还需要继续打磨。
1884年冬，清朝派来查办袁世凯和处理两国关系的大臣，晋谒朝鲜王，转达清廷意旨，劝朝鲜要忍耐，顾全大局，小不忍则乱大谋嘛（不过，谁也不知道这个大谋是什么）。同时把袁世凯驻守王宫的军队全部调回本营。这样自认理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