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覆灭记》2岛田俊彦［日本］李汝松［翻译］
　　二十二、由都督府到关东厅
　　在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驻满军事机构进行了空前的大改革。四月十二日，由于公布建立关东厅，关东都督府予以撤销。　
　　提出撤销关东都督府的，主要是外务省。其理由是：例来关东都督府既拥有军权，又可指挥、命令作为事务官的领事，因此，使人怀疑日本帝国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不仅如此，而且都督府还干预外交和施政方针的执行。从这个类似诉状般的对关东都督府的弹劾中，可以看到外务省对都督府的极端反感。它自寺内内阁建立以来，大约两年中间几乎掌握了南满的一切权力。总之，他们目的旨在：（1）缩小都督府的机构；（2）通过移交军权消除中国方面被压迫感和表明日本并无侵略野心；（3）限制都督直接或间接的对领事的干预，排除外交上的碍障。结果，以公布设立关东厅而宣告胜利。　
　　新官制的最大特色是：（1）新设关东厅长官，其原则是由天皇亲自任命的文官担任；（2）关东厅长官的权限仅限于对关东州的管辖和专司南满铁路警务（以前负责铁路的保护和管理）；（3）关东厅长官一般在涉外工作中受外相的监督（以前是有关外交工作）；（4）关东厅下设官房（办公厅）、民政部、外事部。外事部长由奉天总领事兼任；（5）废除由警官兼任警务、警视总长和宪兵首脑；（6）满铁恢复旧制，关东厅长官监督满铁业务，有关交通事务以满铁经理为顾问；（7）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按新公布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分离出来等等。　
　　这样一来，关东州的统治机构，才名副其实地变成了伊藤博文等人倡导的民政方式。又新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实现了军政分离。关东军司令部统率驻满陆军各部队——以前关东都督麾下的一个驻扎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负责关东州的防务和对南满铁路的保护。外交界元老，在中国问题上有多年经验的林权助，被任命为第一任关东厅长官，立花小一郎中将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　
　　关东州这一军政分离，固然是在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六月以来，对殖民地统治机构进行一连串改革中实现的，然而原敬内阁下决心迈出这一步的直接原因，却是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月一日，发生的“三。一”事件或曰“万岁事件”的朝鲜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朝鲜人受到世界民族自决风潮的推动，提出摆脱日本统治、复兴祖国的口号。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终于以天道教徒和基督教徒为中心，在汉城举行暴动，逐渐扩展到各地，几乎蔓延到整个朝鲜半岛。学生和一般平民最后也参加了这一运动，一时声势浩大。三月中旬，朝鲜总督看到单凭警察的力量招架不住了，于是命令朝鲜军出动。四月下旬，又从日本内地增调六个步兵大队，终算把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对这次事件所采取的对策的意义，和所谓大正民主风潮，就成了促使日本改变它对包括南满在内的殖民统治方式的依据。　
　　二十三、关东军的诞生
　　这样一来，军方自日俄战争以来一直期望的，并且在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的军队对南满的完全控制终于破产了。新成立的关东军，在形式上只是关东州和南满铁路的卫士，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支驻满日本军队摆脱了来自各方面的羁绊，反而轻松自由多了。“在作战和动员计划上接受参谋总长的指挥。”这样由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自此以后可以以统帅权独立的名义，摆脱任何牵累在满蒙辽阔的大地上自由驰骋，走自己的路。在这一点上，与改革的意图完全相反，已经为这支军队埋下可以单独行动的种子。　
　　然而，目前在关东军诞生中起了助产作用的外务省，对它仍握有主动权。例如：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之战）中，主张支援张作霖的关东军，其力量并没有占到足以粉碎外务方面（外相内田康哉）不干涉政策的压倒优势。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了的奉系发动的复仇战）阶段，正如以后所看到的那样，关东军对在陆军中进行秘密工作有了信心，而且有了一定实力。这时，其与对抗的是“币原外交”。　
　　二十四、币原外交的登台
　　“币原外交”（币原喜重郎外相）是“协调外交”的同义词。它以“不干涉政策”闻名于世。虽然它遭到强硬派的谩骂，说它是“软弱外交”，但在一个时期他总算还有一定力量。这是因为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寻求与确立和平体制的调子是吻合的。　
　　以德、奥一方失败而告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会议，于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一月，在巴黎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战胜国的日本同未损一兵一卒也作为战胜国出席媾和会议的中国之间，围绕着归还山东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事情发展到日本全权代表考虑要不要退出会议的程度。然而，美国威尔逊总统，害怕作为战后安全保障机构的“国际联盟”重要成员的日本退出组织，试图说服日中两国妥协。他提出承认日本拥有原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权，和为日本在青岛建立一块一般条件下的居住地，而让日本交还山东半岛的全部主权的妥协条件，说服中国接受。但是，中国全权代表团拒绝在媾和条约上签字。中国民众由此而掀起激烈的排日运动。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列强各国举行了“华盛顿会议”，讨论缩小海军军备和解决太平洋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提议包括日美在内的九国商定了一项条约，即“九国条约”。其内容是：支持在中国建立巩固的政府，尊重其领土完整和行政保安，在中国建立工商业机会均等等。　
　　币原外交就是顺应巴黎和华盛顿会议的和平体制，贯彻对中国的不干涉主义。币原连续在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六月成立的加藤高明护宪三派内阁和加藤的宪政会单独内阁以及若槻礼次郎的宪政会内阁三届内阁，大约三年中间一直在霞关的外务省居于领导地位。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四月，田中义一的政友会内阁成立，他才让位于主张积极外交的田中。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七月，田中内阁因谋杀张作霖事件而垮台，第二天建立了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币原重新登上外相宝座。以田中外交为界，在它之前一般称之为第一次币原外交，其后称之为第二次币原外交。关于第二次币原外交以后还会谈到，这里只谈第一次币原外交。　
　　二十五、关东军开始独断专行
　　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九月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到了十月中旬，战争仍处于僵持状态，互相都无进展。可是到了十月下旬，由于直系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突然发动政变，矛头直指直系，并占领了北京，直系才开始总崩溃。对这次战争，在日本不仅关东军和陆军、外务省海外派出机构，而且几乎全部内阁成员（加藤高明的护宪三派内阁），都主张援助张作霖，以确保日本的在华权益。只有币原外相一人断然提出不干涉政策，反对援张。　
　　币原对这次战争的结果非常满意。然而实际上在冯玉祥政变的背后，有陆军的派出机构在活动。由于陆军预备役大佐寺西秀武、张作霖的顾问松井七夫大佐等人的说服，张作霖赠给冯玉祥一百万元。同时又由于参谋本部的土肥原贤二大佐和黄郛一起对冯玉祥的说服工作，才使冯玉祥断然反戈一击。而且松室少佐直接指导了冯玉祥作战计划的制定，加深了同冯玉祥的关系。关于这一工作与关东军有什么关系，尚不得而知，不过，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和上原勇作元帅，不但知道这件事，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曾唆使海外派出机构这样做。因此，不能认为关东军没有插手这件事。然而，这还只是在幕后悄悄活动，在此之后发生的郭松龄事件中，他们却走上前台，开始独断专行起来。　
　　郭松龄事件是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大格斗。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击败，开始走下坡路。这时在华北大地上，张作霖与冯玉祥两军势均力敌。段祺瑞傀儡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其政权极端不稳。　
　　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十月中旬，盘踞在长江一带的皖系军阀孙传芳，突然决定与奉系大干一场。一时雌伏于岳州的吴佩孚，看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已到，于是表明决心讨伐奉系。冯玉祥虽表面上佯装中立，实际上暗地里也在备战，把大军配置在通州一带。对此，张作霖也在加紧备战，不但直隶、山东两省的军队，同时也把关外的军队主力接二连三地调集到关内来。这样一来，华北上空一时战云密布，战事一触即发。按照张作霖的命令，进驻天津一带的张学良军副司令郭松龄，十一月二十三日与冯玉祥密谋后，突然在滦州举旗反张。郭掌握了奉军精锐的大部，自称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妄图一举直捣奉天。这时大部奉军已调到关里，张作霖在奉天只有少数卫队。　
　　二十六、独断专行地干预郭松龄事件
　　郭松龄事件发生后，张作霖的顾问松井少将自不待言，连关东厅和总领事馆（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也一起主张援助张作霖。对此，币原外相和宇垣陆军大臣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只要日本的在满地位不被忽视，就不要火中取栗。币原还认为日本不要只拘泥于满洲的形势，而应该设法与目前能左右中央政局的冯玉祥和国民党接触。关东军向陆军总部报告了准备在辽河一线阻击郭军东进，而参谋本部却禁止他们违背不干涉内政、维护特权的既定方针。因此，关东军只得采取预防措施，立即派驻满第十师团之一部集结于奉天，以防动乱。　
　　十二月五日，奉军因连山战斗失利而溃不成军，甚至一度传来张作霖下野的流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总部也只是指示关东军司令官警告张、郭二军保护日本的权益。白川义则司令官十二月八日，向两军传达了这一警告（第一次警告）。十三日，郭军约二千人准备渡过辽河进兵营口时，他即令营口的日本守备队长禁止郭军渡河。十四日，他又以维持治安之名阻止郭军进入营口。对此，郭军提出严重抗议，营口的英国领事也表示反对。这一措施完全出自白川军司令官的个人独断。　
　　十三日，关东军又以两军战线已接近满铁附属地为由，制定了一个把附属地周围三十公里（约一日的行程）以内划为禁止战斗区域的方案，呈报给中央，并通知郭军。对此，宇垣陆军大臣十四日修改了白川的方案，把它改为：“日本军队禁止两军在距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以及该铁路终点约二十华里（约十公里，着弹距离）以内的直接作战行动，以及有可能搅乱我附属地治安的一切军事行动。”并令白川通告张、郭两军（第二次警告）。币原外相也在同一天打电报给吉田总领事说：“只要他们的行动不超出第二次警告规定范围，即使在禁止战斗地区之内，对两军的存在和通过，也可以采取默许的态度。因此，禁止郭军进入营口的指令，自然解除。”　
　　这一警告最迟于十五日对郭军发出，里面还附加了一条，即：“如不听劝阻，立即解除你们的武装。”以此表示关东军的决心。（前面说三十公里，这次改为二十华里，他们辩解说是驻旅顺的军司令部，在打电报时电报员弄错了。）可是，关东军白川司令官在发出第二次警告的同一天，由辽阳的步兵第十联队，调了一个中队（官兵五十人）去营口，以加强那里的警备。这证明他仍然不同意郭军渡河和进驻营口。不仅如此，还有消息说，为了帮助奉军操纵150毫米重炮，他还派了十几名日本炮兵加入奉军。　
　　根据关东军多次要求增兵的要求，十六、十七两日，由朝鲜军派出两个步兵大队和两个野炮中队。十九日以后，又由内地抽调混成第一旅团到达奉天。　
　　由于关东军强有力的侧面工作，使得奉军缓过气来。二十三日在新民的战斗中，形势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这天夜里，郭军的参谋长打来电报说：“郭松龄已逃跑，希望以郭军全军投降为条件换取停止进攻。”二十五日，郭松龄被奉军捕获，就地正法。郭军全部被解除武装，冯玉祥也逃到苏联去。　
　　在这次郭松龄事件中，白川司令官为什么对支持张作霖表示出这般热情？关于这一点，不难想象，白川与张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可是，除此之外，陆军内部的对抗也驱使白川援助张作霖。当时的陆军省向每一个重要军阀将领都派去了一个“中国通”军人。给张作霖派去的是松井七夫，给冯玉祥派去的是松室孝良，给郭松龄派去的是佐佐木到一。因此，张作霖对郭松龄的决战，在另一个侧面，可以说是白川对佐佐木的较量，张作霖的胜利可以说是一位大将对一位少佐的胜利。　
　　但是，不管白川个人动机如何，他无视中央的行动，开创了关东军独断专行的先例，问题十分严重。以某种期待和不安，迎来他们逐步增幅为大日本帝国尖兵的过剩意识的行动，实际上即始于此。　
　　第二章　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
　　一、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之夜
　　二、北伐战争威胁着张作霖
　　三、险恶的日中关系
　　四、混乱不堪的田中内阁
　　五、劝告张作霖撤军关外
　　六、关东军独断专行地决定出兵
　　七、关东军暴跳如雷
　　八、河本大佐的计划与决心
　　九、箭已出弦
　　十、六月四日的关东军司令部
　　十一、张作霖被炸死
　　十二、关东军方面的“证词”
　　十三、对满洲某一重大事件的责任
　　一、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之夜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六月三日夜晚，一辆马车拉着炸药和电线，在几个人影簇拥下，悄悄出了奉天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的后门。不久，这辆马车来到奉天西北南满铁路与京奉线（北京－奉天）的立体交叉处停了下来。建在京奉线上的南满铁路的铁桥，由两个用砖砌成的桥墩支撑着。一行人在桥墩上摸黑，安放了一百至一百五十公斤黄色炸药，并把导火线拉到铁桥南方约二百米处日本方面为监视小偷盗窃车上物资而建的小屋里。　
　　一行人完成这项秘密作业后，又悄悄离开现场。这一行人中有一位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受河本委托来安放炸药的，是由朝鲜军派来增援的工兵第二十大队的一名中尉。他们干得非常漂亮，甚至连河本本人也不得不夸他们是个行家里手。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根据河本的命令，也参与了这一爆炸事件的计划和准备工作。　
　　一天夜晚十点左右，河本回到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宿舍沈阳馆。这时，其他参谋都去参加宴会去了。他叫来正在值班的川越守二大尉，两人便聊起天来。川越得知一些河本的计划，曾表示愿意参加他们的工作。经这次谈话，他继东宫之后也参加了河本的组织。河本谈到他在自己的家乡兵库县的篠山，拥有估计最低可折价两万日元的固定资产，他准备把它处理掉，分给他们三人，作为他们受到退役处理后的生活费。　
　　河本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举止潇洒，体态容貌都与一个军人相去甚远。他自幼不缺钱花，因此，他饮酒作乐，挥金如土，甚至引起陆军省人事当局的注意。他心血来潮时，甚至教给农村艺妓唱曲。然而，另一方面他心中却燃烧着烈火般的野心。他豪放，他激烈地批评陆军当局的软弱，他看到讨厌的人，会直言不讳地臭骂一顿，他头脑清晰而锐敏。正因如此，人事当局又往往对他敬而远之。他虽毕业于大名鼎鼎的陆军大学，但又不得不安于一个小小的大队长的中级职务，而且一连换了两个地方都是如此。对陆大毕业生来讲这是没有先例的。正是这种外柔内刚的性格，把他推上了炸死张作霖这出大戏主角的地位（东宫与川越在这出戏中扮演了配角）。　
　　郭松龄事件时，关东军独断专行，曾不惜违反中央方针，不遗余力地援“张”，而现在却又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一个参谋的胆大妄为，而与关东军司令官没有任何关系吗？　
　　二、北伐战争威胁着张作霖
　　由于关东军司令官白川的支援，张作霖在千钧一发中绝路逢生，化险为夷，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因而大获全胜。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四月，张率奉军趾高气扬地进入北京，会见了昨天还是敌人的吴佩孚，二人决定合作。因此，华北的军政大权，握在张、吴二人手中。　
　　然而，这个政权的前途，一开始就充满了危难。因为在南方，虽然革命之父孙文已于前一年去世，但他留下的国民党继承他的遗志，在蒋介石的统率下组织了国民革命军，并于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七月开始北伐（讨伐北方军阀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一路势如破竹，受到厌倦了军阀混战局面的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虽然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华北军阀将领拥戴张作霖为总司令组成了安国军进行防御，但无法遏止南军的进攻。　
　　尽管如此，张作霖还是于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六月，就任大元帅之职，此后一年中终算保住了北京。这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发生内讧，使北伐暂时停了下来。北伐开始时，国民党还和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孙文制定“联俄、联共”政策时一样，党内有许多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因此，随着北伐的进展，同时在占领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终于在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三月，发生了“南京事件”，杀伤了当地的日、英、美、法、意等各国侨民，抢夺了他们的财产。四月，在汉口、上海也引起了小规模的类似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在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的排英和排日“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些运动显示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力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感到他比任何人受到这种力量的威胁都大。正如后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与浙江财阀宋家小姐宋美龄结婚所表明的那样，他正在与民族资本家进行合作。于是，一九二六年春，他决心反共，第二年的四月十二日，他以上海为中心发动了政变，驱逐共产党员。十八日，他在南京另外成立了反共的国民政府，以与原有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可是到了六月，武汉政府内部发生了危机。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转向反共。接着唐生智、何健等人也步其后尘。中共方面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示威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八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而武汉与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合流之势已经成熟。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前途多难。虽然他五月重新誓师北伐，然而背后受到武汉军的威胁，由苏联回国驻军河南的冯玉祥又不与他积极配合，由此北伐陷入困境。结果在徐州受到北方孙传芳、张宗昌联军的反击，结果一败涂地，不得不向南京退却。而南京政府要员中，他唯一的依靠李宗仁等广西派，不但不支持他，反而认为他当总司令会成为与武汉政府合并的障碍。因此，八月十三日，蒋介石不得不宣告下野，去日本访问。　
　　九月，两个政府终于实现合并，但内部派系斗争依然故我。而且这一政权未能争取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使它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北伐也名存实亡。这时要求已与民族资产阶级勾结起来的蒋介石，再次出马的呼声很急。于是，蒋介石由日本回国，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重新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四月，再次誓师北伐，统一全国。之后，一直向北进军，五月，与北方的张作霖进行最后决战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三、险恶的日中关系
　　日本对中国的这种形势究竟抱何态度？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马上扩充军费，每年军费至少要花掉五千万元到八千万元，相当或超过奉天省财政收入的总额。当时满洲贸易由于大豆、高梁、大米、谷子等土特产品的出口增加，一九二○年以后七年间，年平均出超额达三千五百万元。贸易的剩余几乎全部被奉天军阀作为军费拿走。因此，在最小限度五千万元的军费中，三千五百万元是用这笔贸易剩余来弥补的。尽管如此，还差一千五百万元。总之，由于军费过重，奉天省财政产生了巨额亏空。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包买了官银的特产品，乱发纸币，致使货币贬值。他们还进行了不恰当的课税。由于奉天省地方官吏薪给不足，还间接地压迫朝鲜人。　
　　由于不恰当的课税和奉天军阀的其他苛政，从一九二五年开始，中国商人大量购买日本的棉布和棉线等，使侨居在奉天的日本商人生意大受影响。如一九二七年比上一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有的商品还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因而使他们陷入困境。另外，张作霖在确立自己在满洲统治地位的过程中，逐步由以往的依靠日本变为独立自主，因而中间产生了许多难题。例如：他不顾日本根据一九○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北京会议”的约定再三提出的抗议，于一九二七年二月，铺设了与南满铁路平行的打通线（打虎山－通辽）和海吉线（海龙－吉林），企图抢南满铁路的生意，他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在奉天省帽儿山设立领事分馆的建议，还下令禁止日本人在奉天经营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的发行。　
　　在满洲随着日中关系的恶化，居住在满洲的日本人叫起苦来。说张作霖侵犯了他们的既得权益。与此同时，日本国内舆论态度也强硬起来。日本舆论的强硬反过来又刺激了中国，在奉天以东三省外交后援会为中心，掀起了排日运动的高潮。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约两万学生和工商业者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喊：“打倒田中内阁！”“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并散发了排日传单，声势浩大，使得张作霖也不得不下令禁止示威运动。　
　　四、混乱不堪的田中内阁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退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以政友会总裁的身份组阁，取代了若槻礼次郎的宪政会内阁。与此同时，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收场。在新内阁中，田中首相兼任外相，政友会实力人物森恪坐上了外务省政务次官的宝座。若槻内阁垮台的原因，除了没处理好金融危机外，就是在中国问题上币原外交陷入僵局。因此，一部分人理所当然地，期望新内阁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但另一部分人，则对此感到忧虑和不安。　
　　田中对华外交开始的试金石是两次出兵山东。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第二次是在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这两次出兵都是借口保护日本侨民，派军队进驻山东省济南。第一次出兵，由于蒋介石的下野和北伐，在事实上停止而将军队撤了回来，被视为“策略出兵”的典范。在第二次出兵中，日本的第六师团终于在济南与蒋介石的南军发生冲突，引起了“济南事件”（济南惨案）。而在停战之后，紧接着又向中国方面提出强硬要求，遭到国内外的谴责。　
　　田中还在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七日，在外务省召集外务省本部、驻外公使馆、殖民地、陆海军、大藏省（财政部）等负责中国问题的官员，大张旗鼓地召开了“东方会议”。国内外都在议论在这次会议上制定的日本对华侵略计划。田中在会议结束后，上奏给天皇的所谓“奏折”的假冒件，也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广为传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是，根据外务省现存的“东方会议”记录，至少是在正式会议上，笼统地议论过两个问题，多少引人注目。一是在满蒙铺设吉会线（吉林－会宁），以及其他六条铁路线要使用日本贷款，二是聘请日本专家，对满洲财政进行调整。七月七日大会闭幕时，田中做了训示，大家都称它为“对华政策纲领。”这一纲领虽然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分裂满洲的意图，而其内容却很抽象。　
　　但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的六月一日，关东军决定采取强硬方针——在包括热河特别区在内的东三省任命一长官，让他宣布自治。在会后不久，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公使芳泽谦吉等人自称根据东方会议决定，就解决满蒙悬案对中国进行了强硬交涉。由此推断，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参加的秘密会议上，或是八月森恪专程赶赴现场、与派遣军的军官召开的旅顺会议（亦称大连会议）时，已完成东方会议的具体准备。　
　　总之，通过出兵山东和东方会议加以判断，可以看出田中在中国问题上，固然有使人误认为他过分胆小、慎重的一面，而最后又总是扮演了强硬论者的角色。这一点正是他被指责为受到森恪控制的原因。这确实不无道理，然而归根结蒂，不得不指出他的外交缺乏自主性。　
　　对于张作霖的前途，田中的判断也缺乏一贯性。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北伐开始时，田中早就对张作霖感到绝望，甚至打电报给驻中国的大使，提出改为支持杨宇霆，遭到拒绝。但到了一九二八年，他又变为支持张作霖。这大概与这年五月，张作霖对迄今为止的最大悬案——满蒙五条铁路的建设合同采取积极态度，接受了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的要求，终于签约不无关系吧。　
　　五、劝告张作霖撤军关外
　　在田中无主见外交继续下去的过程中，关东军已对张作霖完全绝望了。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四月二十日，关东军以参谋长斋滕恒少将的名义，向陆军省提出：“帝国政府应于奉军败退前声明：为使关内战乱不至波及满洲，帝国政府将采取适当的自卫手段。另外，如奉军或南方革命军的武装部队无视这一声明，侵入关外时，关东军应不失时机地，把驻扎师团主力调至山海关或锦州附近，不管他们是张军还是革命军，均以武力阻止他们出关，必要时可解除其武装后，再准许其进入关外。”　
　　当然，关东军的意图在于单方面解除奉军武装，逼张下野。但如果明目张胆地这样去做，又难以说服中央。因此，他们给这一强烈意图，包上严正中立的糖衣，妄图骗中央上钩。　
　　到了五月中旬，张作霖决心迎击北伐军。其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日本政府在十五日的内阁会议上，讨论了应付这一事态的根本方针。全体内阁成员虽然一致认为现在是对满洲问题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但又没能就任何具体方案作出决定。第二天又召开了内阁会议，继续讨论以上问题，终于通过了“关于维持满洲治安的方案。”并立即把一份备忘录交给张作霖和蒋介石（并通过蒋介石也交给了冯玉祥）。　
　　备忘录说：由于中国连年战乱，一般国民生活陷入极度不安和困苦之中。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亦不能安居乐业。因此，中外国民无不热切希望战乱早一天结束，在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特别作为中国的邻邦，与中国有着至深利害关系的日本帝国，亦在翘首以待。然而，如今战乱已经波及平津，满洲也将受其影响。日本帝国对维持满洲治安至为重视，帝国政府极力阻止扰乱该地区治安，或有可能导致治安紊乱事态之发生。因此，鉴于战乱已经波及平津，其祸乱殃及满洲之际，作为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安计，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然帝国政府对交战之双方，采取严正中立之立场不会改变，因此，在采取以上措施时，将考虑到时机和方法，尽量做到对双方都公平合理。　
　　这个方案还规定如果奉军早日撤退，主动退却和南军脱离接触，从而秩序井然地退出关外，不影响治安时，日军不一定非解除其武装不可。但是，南军进入关外时，不管其采取何种形式，都要断然予以阻止。就是说，日本政府与关东军一样，准备根据严正中立的立场，解除两军的武装。这里面包藏着以下意图：即与关东军相反，张作霖和其所率奉军，如果愿意，可让他们平安地撤回满洲，让他实行保境安民之策，把满洲与华北分离开来进行统治。　
　　备忘录和内阁十六日通过的措施案，当天就电告了北京的芳泽公使。芳泽十七日午夜十一点，会见张作霖把备忘录亲手交给他，劝他立即由关里撤退，并解释说，如不愿意被解除武装，就应毫不犹豫地立即撤退。张作霖说，如果自己下台，满洲必将赤化，对日本影响巨大，以此来牵制芳泽。又说：“撤退后，如果冯玉祥这样的人掌握了政权，他死也不能承认。”芳泽整整劝说了他四个小时，最后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张作霖一方面有日本方面严厉的劝说；另一方面战况对他越来越不利。这时就连他儿子张学良和他手下第一员大将杨宇霆，也在五月二十三日对前来保定见他们的日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的使者，张作霖的顾问浦澄江中佐马上表示，要退到关外。这样一来，张作霖撤到关外一事，已不是由他一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了。　
　　上海的矢田七太郎总领事，十八日上午把备忘录交给南方的国民政府。矢田报告说：“不管是受理备忘录的黄郛，还是同一天召见他的王正廷，都表示了不置可否的态度。二十九日，国民政府向矢田递交了对备忘录的抗议书，同时口头声明：“如果奉军撤到关外，国民军无意跟踪追击”。就是说国民政府对北伐前途充满信心，但现在并不准备攻下北京后，立刻北上，进攻满洲。这样一来；日本在备忘录中的意图基本上得以实现。　
　　六、关东军独断专行地决定出兵
　　关东军于十八日拂晓两点，接到陆军次官的通报，得知“措施案”的内容。当然，这个“措施案”并未能使他们感到满足。但是，事实上，他们四月二十日的意见总算被采纳。因此，他们决计按照这个“措施案”坚决兵发锦州。问题只是现在就出兵，还是等到钦命下达后再出兵。　
　　原来，陆军自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为镇压义和团起义而出兵中国时起，就有一个惯例——出兵国外需经内阁会议讨论批准，经费开支和等待对奉敕命令（参谋总长奉天皇之令下达的命令）的传宣。但是《阵中要务令》中严格要求，日本陆军上自军司令官，下至一兵一卒都要训练和养成独断专行、相机行事的作风。那些只死守命令、坐失战机的人，不得加入天皇统辖的军队行列。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在陆军中似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条约规定，驻满洲的关东军，在日本租借地关东州和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六十二米的带状地带内有行动的自由。但如果要进军像锦州和山海关，这样既不属于租借地又不属于附属地的地方时，当然是属于“出兵国外”了。因此，可以说没有奉敕命令的传宣是不行的。当然也可以说山海关方面事态紧急，与奉敕命令传宣无关，可以向锦州出动。以上两种做法都不能说违法。只是前者是对中央的顺从，后者是关东军对自主的尊重。当然，在二者择其一的今天，使关东军司令部空前热闹起来。总之，优柔寡断，坐失良机，放掉奉军，将是件憾事，非同小可。而且情况是，即使十八日开始作出动的准备，也得到二十一日才能向锦州出动。因此，它断然决定立即出动军队主力。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取胜。　
　　设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这一天突然忙碌起来。入夜，各个房间灯火通明。斋藤参谋长到处跑着喊叫着：“打仗了，打仗了。”十八日下午四点，给关东军驻扎师团第十四师团和由朝鲜军紧急调来的第四十混成旅团（朝鲜军向满洲出动亦属于出兵国外。这个旅团也没有接到奉敕命令的传宣），发出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并和南满铁路签订了运兵协定。十九日，给第十四师团下达了“二十日在奉天集结后继续向锦州进发”的命令，给混成四十旅团的命令是“二十一日在奉天集结”。　
　　七、关东军暴跳如雷
　　外务当局得到关东军准备出动的消息后，害怕会使对外关系恶化，认为使用京奉铁路和向锦州出动为时尚早，因此表示反对。参谋总长铃木庄六也认为出动军队需得到政府的谅解，十九日零时二十五分，打电报给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说：“在接到专令之前，关东军部队暂停向铁路附属地以外出动。村冈司令官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回电坚持说：“关内情况，特别是利用京奉铁路实际上相当困难。出动军队现已为时太晚。”与此同时，决定将原定二十一日向锦州出动延期一天。　
　　田中首相这时一方面盼望张作霖能回军奉天，另一方面又在神经质地注视着列国，特别是美国对日本所采取的行动的反应。然而，十六日的“措施案”中，既已决定对南北两军公平地采取解除武装行动，就需上奉天皇，得到天皇裁决。十九日，田中与铃木参谋总长商定二十一日作出安排。于是，铃木马上打电报给村冈司令官说：“决定二十一日宣传奉敕命令，因此向附属地以外出动，需等宣传之后。”另一方面派中国课长田代皖一郎大佐，赴现场传达在解除武装时，应注意保留北方势力，不要逼张下野。这些都使关东军感到大失所望。　
　　关东军为在二十一日接到奉敕命令宣传后能立即行动，二十日把它的司令部迁到二十日以来出动部队陆续集中的奉天去。盼望的二十一日终于来到，但仍没收到奉敕命令。关东军为早一点出动，又打电报催促，而田中却态度不变。对是否让张下野暂不考虑，反正赞成关东军向锦州出动的参谋本部为收拾事态，五月二十九日与陆军、外务两省首脑召开了会议，但仍没有把关东军出动的时间定下来。因此，只好要求田中首相作出决断。三十一日，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与陆军省军务局长阿部信行到修善寺，拜访了正在休养中的田中，田中仍然主张延期出兵。　
　　这样，关东军出兵终成泡影。关东军虽曾一度独断专行地决定出兵，然而认为有可能得到奉敕命令宣传，于是最后又放弃了独断专行出兵的方针。结果中了田中首相的缓兵之计，因而气得暴跳如雷。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如果把这时拘泥于奉敕命令宣传的关东军与以后的（如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加以比较，会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八、河本大佐的计划与决心
　　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似乎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十二月，就怀有杀害张作霖的野心了。他为了作一个试验，一九二八年初与川越守二大尉和北满土匪头子中野&&密谋，在一个多月中间，接连两次炸毁了东支铁路东线和西线两座铁桥（只是列车未受影响）。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以此观察一下中国、苏联和日本的反响。果然，铁路被炸的第二天，各国报纸都作了报道。这些报纸报道说东线铁桥是哈尔滨的张作相或是白俄炸的，以此来反对张作霖的暴政，西线铁桥是齐齐哈尔的吴俊升干的。竟没有一家报纸怀疑日本人或日本军队。看到这些，河本等人知道反张作霖的不乏其人，同时认为杀了张作霖，再嫁祸于中国人，并不是不可能的。　
　　五月中旬，在大石桥做煤炭和滑石生意的伊滕谦三郎，拜访了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向他建议目前需要用激烈的方法打开局面。斋藤不感兴趣。他又去找河本参谋，探听他对时局的决心。河本回答说：“为了国家，就是剖腹也在所不辞。”伊滕还告诉他，准备拥立吴俊升以取代张作霖，得到河本的赞同。于是，他估计张作霖将于六月十四日返回奉天，正准备用什么办法把他杀害，接着得到消息说张提前于六月三日返回奉天。他立即劝说吴俊升赶快起事，吴没有同意，于是，这一计划宣告破产。据伊藤说，已取得吴俊升和张景惠的谅解，但又不太可靠。　
　　于是，伊藤向河本建议在满铁和京奉线交叉点炸毁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河本当时说拿不出钱来，河本透露要炸毁铁桥需雇用四五个中国人，伊藤答应想办法。雇人的事由伊藤托人去办。他托了原来当过吉林军马营长、当时是奉天附属地烟花巷投资匿名合作社的成员刘戴明。计雇了三人，其中两人是刘当年的部下，无赖、吗啡中毒症患者，另一名姓王。给他们每人各发了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钱。六月三日，一早让他们洗了个澡，又理了发，换上干净衣服，把他们送到伊藤那里。其间，那位姓王的逃走了。伊藤等人对剩下的两人说，你们的任务是向火车投炸弹，把列车炸毁。并让他们带上三封信，其中两封是刘伪造的南方军队的爆破命令，另一封是什么人在印有凌印清名字的便笺上写的密信。凌印清是国民政府任命的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宣抚使，当时正在满洲策划什么，因此引人注目。据以后调查，这张便笺大概是一位名叫王清一的人，由凌那里偷来的。他与日本浪人有关系。而笔迹既不是凌本人的，也不是刘的，更不是王的。总之，是一封不知什么人写的信。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两个人被送到沈阳河本那里。河本又用汽车把他们送到现场。东宫大尉下令日本兵把他们两个杀掉，然后在他们怀里塞上早已准备好的炸弹，把尸体丢在现场，以掩盖关东军的阴谋。　
　　九、箭已出弦
　　张作霖回奉天并非出自本意。他看到战况对他越来越不利，日本人也决心让他回奉天。他知道已不可能再留在北京。六月一日下午，他召见了各国驻北京使节，向他们告别。三日一早，他最后一次重整大元帅仪仗，在军乐吹奏声中，乘坐特别列车离开北京。　
　　竹下义晴中佐看到张已从北京出发，马上打电报给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张作霖已令其第五夫人，乘坐由七节车厢编组的特别列车先行出发，五、六小时后，张本人乘坐的由二十节车厢组成的专列（分成四列）向奉天进发。陪张回奉天的有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和仪峨诚也少佐。不久，山海关的石野芳男大尉，报告第五夫人的列车已通过山海关。竹下和石野是特别派到北京和山海关执行谍报任务的。天津军（中国驻屯军通称）司令部也报告张作霖的专列已通过天津和町野在天津下车。这时张作霖哪里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正一点一点地向爆破点驰去。他心里还在为放弃华北而悔恨不已。　
　　这时川越大尉下意识地觉得，东宫大尉可能误认为先行的第五夫人乘坐的列车是张作霖的专列，正要按下起爆电钮，于是急忙赶赴现场对他说：“午夜十一点通过的是由七节黄色车厢编组的，是第五夫人乘坐的列车。五、六个小时后，由二十节天蓝色车厢编成的列车，才是张作霖乘坐的专列。东宫回答说：“知道了。”又对川越说：“一切准备就绪。已把那两个中国人干掉，把他们的尸体丢在现场，在其中一个人的怀里装了南方革命军的密信，在他手里塞了一颗俄国制造的炸弹，把他们伪装成一看就知道列车是他们炸的样子。”川越回去时乘汽车在沈阳车站和奉天城内转了一圈，看到中国哨兵的警戒情况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　
　　不一会儿，派到奉天西北约六十公里新民去的神田泰之助和武田丈夫两位中尉，用领事馆的专线电话报告了第五夫人的列车通过的情况。在政局不稳的中国，要人们出去旅行时经常在中途改换列车编组，但是由新民到奉天中间各站站台都非常短，无法进行改编。因此，他们很重视对新民的监视，特派两位中尉到那里执行监视任务。　
　　接着，山海关方面也来电说，张作霖的专列已通过该地。估计四日凌晨五点到六点到达奉天。还报告说有张的部将吴俊升和日本顾问仪峨少佐陪张同行。满洲的六月，早晨五点已经天亮。这样一来，与原来计划的“乘夜暗行事”就不同了。川越与河本商量后，重新驱车到东宫那里询问他天亮能不能干？东宫只说了一句话：“箭已离弦”。川越听了非常满意。回来的路上他又一次到沈阳车站和奉天城里察看了一番，发现中国方面警戒与前无异，于是回到沈阳馆，向河本作了报告，就回自己宿舍去了。　
　　十、六月四日的关东军司令部
　　六月四日早晨五点二十三分，由现场传来一声巨响，接着响起几十次机枪声。这声音震撼着每一个人，使他们感到一定出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奉天的关东军首脑部，听到这声音后，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掠过不同的想法。爆炸声打破了人们的晨梦。　
　　“果然下手了。”也许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长斋藤恒少将会直观地感到这一点吧。他们还被蒙在鼓里，对这次行动竟毫无所知。但从不久前河本参谋慌慌张张的举动中，和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提供的抗议似的“军方正在准备杀害张作霖”的情报中，他们对这一阴谋也许知道个大概。但是，他们已得出张作霖的存在，对日本已有害无益的结论，甚至他们下决心乘奉军撤回满洲之机，在山海关或锦州解除他们的武装，以逼张下野。而这个逼张下野的计划由于田中首相的反对未能实现。这次炸死张作霖的阴谋，只是河本策划的非常手段，是逼张下野的翻版。也许可以说河本和他的两位上峰之间，对此项计划已达成某种默契。　
　　“看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河本和川越心情激动不已。感到吃惊的是役山正义参谋。他跑到佯装睡熟的川越的屋里，对他大声喊道：“你还睡吗？没听见爆炸声吗？那机枪也许是中国方面打的吧。你快去报告军司令官，让他马上下令紧急集合。”　
　　川越走到军司令官的卧室，向他作了报告。村冈司令官只答了一句：“知道了。”由此可以看出这正是村冈内心所期望的（只是因为不久枪声停了，紧急集合也被解除了）。　
　　十一、张作霖被炸死
　　现场的爆破作业干得非常漂亮。东宫大尉准确无误地使炸药在张作霖乘坐的瞭望车和连在它后面的餐车中间爆炸，使列车顿时着火燃烧起来。瞭望车只剩下车轮和底板，车顶和窗户全都飞上了天，看去像一艘触礁的船只，惨状令人目不忍睹。但由于爆炸时列车速度很慢，时速不到十公里，因此车辆未能颠覆，后面的车箱也未爬到前面车厢上去，只是稍稍向西南倾斜。张作霖负了重伤，生命垂危。他被送到沈阳城里，只公布他受了伤，直到十九日公布他死信为止，不让任何人去看望他。这是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为怕这一事件会导致日中两军冲突所采取的一项机敏而贤明的处置。当日，为到沈阳车站迎接张作霖，日本军人荒木五郎率领的奉天军模范队和吴俊升的黑龙江军在对峙着。爆炸发生后，奉军的哨兵曾盲目地打了一阵机枪。与张作霖同车的吴俊升，在前来迎接自己的部队面前咽了气（他也同样被公布负了伤）。仪峨少佐穿的便服被炸得粉碎，然而却奇迹般地没有受伤。他换上军服，跑到奉天特务机关大发雷霆：“这帮家伙太狠心了。”　
　　十二、关东军方面的“证词”
　　虽然各方面都把怀疑的目光转到关东军身上，然而关东军却矢口否认张作霖是它杀害的。如六月七日，关东军以斋藤参谋长的名义打电报给陆军次官畑英太郎，公然对陆军省也佯装不知。虽电文很长，但充分表示出当时关东军的态度，因此将全文转录如下。　
　　（一）三日晚至四日晨，我军守备队在铁路交叉附近的警戒部署如下：当时传说将有便衣队潜入这里，遂增兵达十六名。警戒方法与平时相同。该分遣队布置在铁路交叉点南约二百米处的铁路桥堤上的分遣所（平时这里是偷盗货物的多发点），派他们巡视警戒由柳条沟到奉天约四公里的铁路线。为直接警戒交叉点附近，又在分遣所的瞭望台上配置了哨兵。白天主要靠瞭望，夜间派出流动哨进行监视。事件发生时天已大亮，因此主要靠在瞭望台上瞭望。又因该交叉点上的桥梁很短，只有十几米，在日本人看来并不太重要，因而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而中国方面，由于自己的大元帅要通过这里，害怕我军会阻止其通行（当时中国方面非常担心，我军会解除他们的武装），恳切希望我军能把这一地点的警备交给中国军队。我军没有必要拒绝，因而双方商定：满铁线上由我军警戒，其下方，即京奉线通过的地区由中国军队警戒。当日，中国军队对日方的好意表示感谢，而且放了心。另外，由于日中两国军队相距很近，怕夜间发生误会，中方要求我方派出宪兵（与中方宪兵认识的人），负责我分遣队与中方宪兵的联络。虽然我方宪兵人数很少，为了彼此不发生误会，特派去三名宪兵，担任两军的联络。　
　　中国方面在京奉线上的皇姑屯至沈阳约一英里的区间，配置了五十名骑兵和宪兵，在铁路交叉点上有金中尉和他带领的几个宪兵。而爆炸位置在满铁线铁桥下方，中方可以直接看到，而日方不跑下路堤进入中方监视区就难以看到。认为那里中方已派人监视，日方没有必要再去铁桥下面检查。　
　　（二）关于爆炸原因，可以想象使用了相当多的炸药（最少在二十公斤左右）。因此不可能是投掷的，一定是装在列车上部或桥梁下方的。如果是装在桥梁下方的，必然与中方的警戒人员有联系，或乘中方警戒不严钻了空子，乘机把爆药送上桥梁。究属哪种，尚难断定，但决不是装在桥梁上部的。这由爆炸后的现场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总之，这里属于中国方面监视的范围。何况张作霖乘坐的列车运行情况非同一般，时快时慢。因此无法弄清列车通过的准确时间，更不能弄清张作霖在列车上的具体位置。当时日本方面，只是猜测三日午夜十二点至次日二点之前已通过该地。实际上，如果不是中方，特别是与张作霖周围的人有联系，就不可能进行爆破。　
　　（三）由于当地日本人恨张作霖，因此有人乱说这一事件是日本人干的。所以报纸在刊登这方面的消息时，请与有关方面交涉，务请他们进行检查。　
　　也许正是由于这第三项请求，有的报纸报道说：“这可能是南军的便衣队干的”。
　　十三、对满洲某一重大事件的责任
　　但是，报界同时又似乎嗅出这一事件是日本人的阴谋，于是又以“奉天日华间风云险恶”为题再次进行报道。这样，关东军欲盖弥彰，终于露出了马脚。　
　　比如：关于当天的警戒任务，中国方面曾向日本宪兵分队长三谷清提出，希望中国宪兵也能经常登上铁桥与日本方面取得联系。三谷当时答应了，但三日夜晚当中国宪兵去现场时，日方却借口军司令官的命令，而断然予以拒绝。事实证明，这次爆破使用了大量炸药。中国方面说，正因为如此，中国方面的便衣队无法携带。　
　　作为伪装用的中国无业游民之一的王某的逃亡，无疑对关东军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有可能成为中方的证人。此外，他们洗澡的那个浴池的老板，看了其他两个被害人后作证说：“没错。就是他俩”。死者手里的炸弹，据当时在奉天的在野党民政党议员的调查，是奉天的三谷清宪兵分队长，在当地一个旧工具店里买来的。于是，议员们欣喜若狂，似乎立了大功。　
　　到了九月，陆军总部派宪兵司令峰幸松，去调查关东军各部队保管炸药的出入账目。原来这次爆炸事件中，使用的炸药是川越大尉为实习，从关东军兵器部领来的。后因他在旅顺工科学堂担任的火药课程学习停止了，未用。这一调查对关东军很不利。结果，峰司令的调查遭到婉言谢绝，毫无结果地回到东京。当然，通过这一事件，关东军在陆军中的形象受到损害。　
　　奉天的林总领事指出以下值得怀疑的事实：关于杀害中国无业游民的时间，开始奉天特务机关和领事馆警察报告，说是三日午夜十一点左右，后来关东军司令部公布的是四日凌晨三点半。负责警戒工作的东宫大尉，在瞭望台上听到爆炸声后未能立即赶赴现场。　
　　这样一来，关东军的伪装完全被撕破。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和十月二十三日，田中首相令外务、陆军两省和关东厅的负责人来外务省，要弄清事件的真相。　
　　与此同时，第三国方面对这一事件的谴责愈来愈强烈。在日本议会也在以“满洲某重大事件”的名义下追究内阁的责任。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天皇对田中的信任发生动摇，结果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垮台。张作霖的支持者田中，反因违反他的意愿杀害张作霖事件而垮台，这简直是一个讽刺。　
　　这一事件过去后，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五月十四日，河本大佐因对这一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而受到退役处分。确实，可以说对杀害张作霖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只有河本一人，但这只是整个关东军主张的解除奉军武装、逼张下野的翻版，而且村冈司令官和斋藤参谋长以及他们下属的许多幕僚，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如果下结论的话，可以说这次杀害张作霖的行动，是在整个关东军参与下干的。与此相反，田中首相为首的内阁大臣们自不必说，就是其中有一部分赞成关东军主张的参谋本部，他们虽然也在窥测侵略中国的机会，但并没有追随关东军，沿着他们制定的爆炸事件干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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