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转到监狱多久通知家属。_百度知道
看守所转到监狱多久通知家属。
我老公因为犯抢劫罪被判四年，十月十五号去看守所给他存钱被告知已经转到监狱了，到现在都快一个月了也没收到监狱通知，要多久才会通知？是电话通知还是写信通知？通知以后就可以探监了吗？探监要带哪些东西？需要到居委会开证明吗？
我有更好的答案
应该看守所会通知家属的，一般从看守所转押到监狱先送往服刑场所的入监队，一般刚去入监队是不给接见的，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就会从入监队再下放到各个监区那时候就可以接见了，直系亲属带上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去办理接见证，刚开始去接见属于一级管制只能隔着玻璃窗说话，然后分为二级，三级就能在一起吃饭老婆可以持结婚证申请开鸳鸯房也就是同宿，不过各个地区监管制度不同
看守所说该监狱通知，现在担心他在里面没钱用，要怎么给他存钱呢？
送下去应该是通知家属的，再去看守所问问
采纳率：52%
如果监狱很大的话就会分监区，每个监区探视时间是不一样的，探视前还要办理探视证，要填写你的姓名和犯人的关系等，探视证要犯人户籍所在的派出所盖章，这些手续办了才能去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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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小说：我监狱服刑的十年 （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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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才服完刑的人，日从沙洋监狱回来。因诈骗罪被判十年刑，到底我是不是个诈骗犯，我至今都还不知道，不过国家说我有罪，我得接受，而且要好好服刑，诈骗过程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说了你也许会为我喊冤，听着叫人难受。
我名叫何老师，我实际服刑6年11个月，在服刑的最后一两年里，所有在一起的服刑人员，大概有300多人，都叫我何老师，其实我是有大名的，大家为什么不这么叫我，我心里有数。因为他们尊重我，我敢肯定他们是尊重我的，因为我经常无意地，听到别人闲谈时说到我的时候是说的何老师，而不是称为大名，而他们对许多“可爱”的警官，公众场合叫警官为X警官。而背地里叫他们那些难听的句号。我被尊重是来自真心实意的，而许道貌岸然的人被尊重是假的。
我的6年11个月的刑期，一半是在大组里度过的，所谓大组，就是在车间或农田里直接从事劳动的那部分人。我的别一半时间是在板上度过的，在板上过日子的人在监狱里叫特岗犯，主要任务是协助警官（也称干部）从事管理。这种管理又主要是行使对犯群的监督职能。以前，大概06年前，特岗犯是很风光的，骂个人打个人是很随便的事，现在不行了，干部都不能打人，所以特岗犯没有什么特权了，但他们都是“关系”，他们仍然行使监督职能。能比别人更多的得到的好处是无需努力即可获得行政奖励和判刑。我不但当过特岗犯，还当过特岗犯中的特岗犯，这个职务在监狱里被称作宣鼓。说到宣鼓这个名称，想当年在看守所时,一名很有关系背景的已判击发罪犯在看守所多呆了一年多，硬是等到沙洋监狱有一个空缺宣鼓岗位才被送下监狱服刑。那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服刑岗位的优越，看守所的人说这个岗位的罪犯权力超过一般的监狱小干部。所来下队时也看出来了，这个岗位确定不得了，可以确定一名普通罪犯在监狱过的好坏，甚至影响一个普通罪犯的减刑。宣鼓到低是什么呢，我一直还不知道对它的一个明确解释。所能解释的就是这个岗位是干部与犯子的一个中点站，干部的指令下到这里，然后由宣鼓去落实，宣鼓有一间专门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在沙洋监狱没有哪一个监区长有自己的单独公办室。可想而知，一个宣鼓在监狱有多么大的份量。做为一个宣鼓，他的主要和任务有：组织罪犯学习，宣传各位教育活动，还兼文化教员，为文盲扫盲。收集各位信息，其它各项活动。能当上宣鼓的人绝大部分，应当说百分之百有特殊背景，作为本身思想不健全的人，大部分宣鼓在岗位上大量徇私，粗暴对待其它罪犯，有的人根本不敢下台。若是被踢出这个岗位，他的日子不好过，因为他得罪了绝大部分罪犯，如果那个宣鼓得罪了干部，在即将被赶下台的时候，他就苦了，他会苦着脸，不要脸皮的求干部原谅，人格丢尽还洋定保不保得住位置，能保住位置的最好办法就是外线配合，家里人吃点亏。
我在宣鼓位置上干得很稳当，不足的是刑没减好，厚着脸皮说，我的工作是得到干部信任的，更重要的是我的工作得到了犯群的支持的，在这个特殊而又闹是非的岗位上，我所取得的成绩我自己是非常满意的。
满刑第一天到家，我问我的父亲，问他为走花了多少钱。我父亲吃惊地看着我，说他没有走关系。我的父亲吃惊，我更吃惊，我真是想不通，一个没有用关系的犯子虽然能爬上犯群的顶端，想来想去只好自己肯定自己，我做得太好了，我的人格精神发挥得直觉了，由此，我感叹自己应该是一个出色的骄子，所以从监狱回到家里，我仍然不想去找工作，我仍然再做老师。
日这个日子是汶川大地震的日子，满刑的这天早上和我住一层楼的一百多名犯子让我感动。在吃早饭的时间，他们从我身边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伸出手跟我握握。这个握手不是简单的礼节性那种握手，是我们之间相互触摸手膀。还有一些人，很大部分人，我们之间的分别方式是相互捏对方的脸。我真的是舍不得他们，他们也是真的舍不得我。这种情叫什么，叫战友之情有些不恰当，不知道叫什么情。
我在社会生活中不是一名成功者，可我在监狱生活中却做了成功者，一回到社会，我有一种孤独和失落的感觉。我想不通，我问过我的妻子，还问许多其它人，这是为什么？
监狱是一个社会缩小体，化集合了所有人的基本人性和情感，也集合了法律、道德、公平、公正、人权等人们关注的东西，所有社会上的一切，就在这里被放大，让人看得更清。只不过看每个人是不是以更冷静的心态去看他，看不好就要出现心里堵塞，就要出现问题,就要伤害到自己的身心，可以这么说，坐牢的人大部分心里和行为是没有得到医治的，反而毛病加大，所以说，监狱里坐牢的人坐过多次的比滚头板的多。在才入狱的时候，入狱的干部给我们说，监狱的政策多好多好，从监狱出去的绝大多数人成了守法公民。据国家统计，我们国家的服刑人员重亲犯罪率为5%。说到这的时候，他不自觉的笑了起来，改口说到：“我所说的国家统计可能有误，重亲犯罪的比例可能要高一点，具体高多少。我不好说，你们大家都有数。“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心里没数，坐了几年牢下来，我肯定的说，要高一些，要在5前面再加个N，这个N能代表阿拉伯的哪个数字，我想不可能是一个小数字。
监狱里经常搞一些联合帮教的事，有一回，请来的是长江大学教授，给我们做心理健康与法律教育，教授要求我们写条子提问，我也写了一张，我问教授，你觉得监狱里有坏人吗？我觉得没有。这里的人仅仅是曾经伤害过他人，而自己又受到更严重的人。我看你们中有人的眼光写着\\\"你们是坏人\\\"这几个字，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高高在上，关心的不是服刑人员的实际困难，你们或许给你们学生说过，监狱里面都是坏人，不知道有一点你看出来没有，所有听你们讲课的罪犯都矮坐在小凳子上，而你们却抽着烟喝着饮料，看着这群规规矩矩孩子般地被组织起来听你们讲课的人。你能说他们是坏人吗？教授很开明，在台上读了我这张纸条，他说他不愿意解答这个问题。只说了这个写字条的人心态很好，绝对是超好。
我坐牢就是凭这个心态，关心和爱护自己，也同样关心和爱护他人，所以我取得了监狱生活的成功。5月12日满刑后我回到家里的主要事情是忙着办低保，监狱大会小会宣讲党的宽严相济的政策，说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后不但可以办低保，社会还会帮着解决工作，有其它困难也可以解决，然而，这一切都是假的，为办低保，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事情没办，路费花了，我的心态在这时变得不好起来，是监狱骗了我们吗？到底是谁在忽悠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这个事不能多感概，算了吧。
我原判十年，实际坐了六年十一个月的牢。这次坐牢，我是得到了收益的，什么社会关系学、心理健康学、人权学，当然没有人权学这个说法，那是因为人们还不重视这门学问。我还真正懂得了犯罪心理学。如果一个人有不健康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有犯罪的准备，如果一个人弄不懂司法怪事，如果这些人想找我谈，我敢保证，我比监狱里的和社会上那些吃官饭又拿了心理咨询师证的人谈得好。我甚至强烈的想开一个谈话室，当然，这是仅有的一种想法，实现起来有相当大的困难。
我坐了二千多天的牢，我心里装了二千多个监狱的事，每个故事如果做不到感人，也至少可以做到让人有所启发，这些监狱不为人知的故事实际上可以救教育很多人，我现在很困难，谁能支持我把它写出来，我暂时找不到这样的人，我有些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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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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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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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改革的成功
监狱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普遍不好，因为那里是管坏人的地方．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跟那个地方是多么遥远，远到没有必要了解的地步．可是，事实上不同，监狱是关系到自身的．
首先，每一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进监狱．那些开车出了交通事故的人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进监狱．那些贪污腐化份子，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进监狱．那些重婚者也没想到自己能进监狱......．
也许我们那一天偶然犯了一个很无意的错误，它都可以把我们带进监狱．
其次，那些做完牢回到社会的人，如果他们变本加厉的危害社会，这种危害所造成的个人伤害不定就是自己．因些，我们有理由去关心这个地方．
经过体制改革后的监狱，的确值得赞扬．拿出一个明显的比较，2003年我才进监的时候，许多犯子跟我讲，出去后还要搞，要把本钱捞回来．到了2009年，我满刑的时候，许多犯子跟我讲，出去后打算好好搞，再坐牢没意思了．
就这么一个普通的比较，我想，身为读者的您，可能看得出来，监狱改革是成功的．
我对监狱改革的评价，是我在莲花垸监狱服刑得到的亲身体会．如果是个例，我就首先要感谢莲花垸监狱的领导班子们和全体民警．
不过，我也听到从其他监狱调到莲花垸的犯子说，他们所在的监狱也在改革，但是，他们所在的监狱还有很多方面跟过去一样．无论怎样，我相信，和谐的春风吹遍了神洲大地，也吹进了全国的监狱．
2003年，我入监时，莲花垸监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监狱，监狱有四万亩田地，这四万亩田地仅仅有一千个犯子来耕种，没有机器帮助，全凭双手．
四万亩相当有的乡镇所有田地同，一千个犯子所付出的劳动量可想而知．
莲花垸监狱最大的一块地被称为八百亩（因为他的面积是800亩），站在田的一头向另一头望去，田的那一头的树木变成了小草般的矮小．
每当夏季最热的时候，花生成熟的季节，犯子们像冲锋阵地的士兵，一个个倒在田里，热、渴、累让所有犯子们都感觉到自己走在生命的极限，因为抵抗不停炎热，他们是因为中暑倒下的，我愿意会记住从前监狱里的花生田，我也在那里倒过．
每当到了插秧的时候，犯子们的手指都露出了骨头，有的年份，一连要插上二十几天的秧，日夜不能休息．犯了们回去后，很多人已找不到自己的床位．
还有种棉花，拔一天棉梗会使自己的腰都伸不直，但第二天还要坚持拔．
农业活是没有休息时间的，唯一能休息的时间就是下大雨，下得无法出门，小雨是挡不住出工号令的．农业劳动起早贪黑，服刑人员的身体健康因劳动得不到保障．
莲花垸监狱还有两个砖厂．砖厂的劳动的量也很大，以前罪犯的生活费没有纳入财政．罪犯必须尽可能的达到高产量．砖厂的过量劳动，也跟农业劳动一样，还要承受高温和粉尘的危害，罪犯的日子过的也很苦．
2006年，监狱的生产结构完全转变过来，这个时候，已全部取消罪犯的农业劳动，砖厂也撤了，罪犯全部进入现代化钢结构加工车间从事手工劳动，劳动时间被限制，而且罪犯劳动有了象征性的劳动工资（我拿了三年的每月五元工资，总计一百八十元整），在生产一线的罪犯，有的最高工资拿过两百元整（创记录）．
无论怎样，今天监狱的生产结构和工资奖励形式是以前所没有的，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是很了不起的．
还用个简单的比较，来证明监狱改革的成功．
2003年我入监时，监狱里犯子之间几乎天天都有打架斗殴的现象．2009年，我离开监狱的前几年，都很少看见打架的现象，越往后越少，特别是到了08年09年，打架的现象几乎在我眼里消失了．
是什么力量使监狱变得如此平和，是人性化管理的纳入发挥了作用．
不知是2003年后的那一年，国家颁布了监狱警察八项禁令．这个不对服刑人员公开的禁令在下发不久就被我意外地看到，里面有一条：不准打骂体罚服刑人员．
可能是按规定不准犯子知道，也可能是分布这个禁令对狱警们管理不利，这可以不管．反正从那个时候开始，狱警们打骂体罚犯子的现象很少了，到了09年，这种现象几乎消失了．
我出狱的头两年，犯子们也可以和一些狱警们随便交谈了，甚至可以开玩笑．
俗话说，得到什么，付出的就是什么，说得再明白一点，也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狱警们的人性化管理，使犯子们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人性化交流，拳头、势力在人性化面前显得愚昧低下，犯子们之间在人性化管理的影响下，学会了和平共处．
以前的监狱，生命的压迫感让犯子们难以承受．劳累、吼骂......所造成的犯子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是巨大的．一个心理很正常的犯子也会产生越狱的想法．
我服刑的后期，我总是给新犯子们讲我入狱时候的想法，我跟他们讲，那个时候，我一门心思想越狱，我每天都在用眼睛扫描周围的环境，每天都在用脑壳作行动计划．
新犯子们不相信，一个性情温和的我会有那种想法，当我把监狱的从前和现在作了比较以后，他们相信我有那种想法了．
那个时候，不但我有那个想法，可能很多人都有．在我满刑前的日子里，我问一个对判决不服，正申诉的犯子：＂想不想逃跑？＂
那个犯子很开朗地对我说：＂苕吧．＂
他的开朗令我相信，虽然他以自己的判决不服，但他可以承受服刑这个现实．我想，若是放在过去，一个人对判决不服，又在承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他要不想逃，那才是不正常的．
2003年，国家把心理教育和心理修复纳入成为监狱改造罪犯的内容．虽然我眼中的那些狱警心理咨询师们显得年轻、阅历不够，但他们从事的工作的确对那些心病很重的服刑人员起到了作用．
心理学认为，生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心理障碍，都有心理疾病，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监狱的罪犯们，他们的犯罪行为，只是心理的某一个方面产生了错误膨胀造成的，直接采用心理勾通来医治罪犯，这无疑是监狱改革的一项重大进步．
并不是所有的服刑人员都认为监狱改革是一种进步．
有个别服刑人员不愿意这种改革，这种人就是那些滚过多板、而又在以前的监狱里过得很顺的板脉子们，他们在以前的监狱里享有各种特权，吃喝玩乐不受限制．
和我在一起服刑的一个姓周的服刑人员对我说：＂你现在做宣鼓做的很辛苦．我头板坐了两年的宣鼓，我不但有吃有喝，满刑时，我还带回去一万多块钱．＂
他说的是真的．
以前的板脉子们不但享有特权，而且还可以从犯子们那里捞到油水，手黑的要捞一大笔，收入甚至高过社会上的白领．过去的监狱的确令部分人叫好，这部分人就是过去的牢头狱霸．
满刑前，监狱开展了一次打击牢头狱霸的活动，这是一次完全走形式的活动，很简单，在莲花垸监狱已根本上不存在牢头狱霸了．只不过，云南某看守所＂躲猫猫＂事件引发了全国司法系统的整顿．打死人在其他地方有多大的普遍性我不知道，就莲花垸监狱而言，这种情况今天和将来肯定是永远不会存在的．
莲花垸监狱之外的其他监狱改革到底怎么样，我亲身体会不到．但是，总在从报纸上看到或从干部嘴里得到消息，有的监管场所还不容乐观．
前一年，听一个新犯子讲，他的哥哥在省城某监狱服刑，手机就放在身上，可以随便打，我不敢相信，这是制度所不允许的，也是情理所不允许的．至少，作为一个伤害了他人又被自我伤害的罪犯，来到监狱服刑，自己也需要保持一份清静．
到我满刑前一个月，我相信了．一所监狱里的一个因诈骗入狱的服刑人员，在监狱内继续使用手机进行诈骗，骗得现金和物质达数十万元．
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监狱局在各监狱开展了严查违禁品的活动．这个活动在我们监狱又是一次走过场的活动，不是监狱搞的不深入，而是狱内根本没有违禁品．
莲花垸监狱改革令人信服．因为制度的规范，监狱里已基本没有特照的犯子，没有特照的犯子，犯群中就没有了帮派势力．一但存在特照，特照的犯子又是一个很烂的人，那么，这个特照的犯子会用钱来养活一大帮人，这一大帮人就形成了一个势力团伙．有了势力团伙，就有了欺压其他服刑人员的现象，监狱就＂黑＂下来了．
莲花垸监狱改革成功还体现在各个小的方面．
2006年，我曾写了一篇名叫的文章．这篇文章参加了局征文比赛，意外地获得二等奖．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真实的内心感受，从剃头这个很小的角度来叙述监狱文明的巨大进步．
2003年我进监第一次剃头，我见到了剃头师用的特殊工具．还没到监狱时，听号子里的多板说过这种工具，说得相当可怕．和刮头用的工具是老式两面刮胡刀架，把刀片用一种很暴露的形式装在刀架上，看着寒光闪闪，还未剃头，心已寒．
给人剃头的人必须有高超的技术，不然，剃一个头下来，头上不是要划多少道口，既使是有技术的人，也难免不让人的头流血．
我第一次剃头，是被一张很钝的刀片把头发给铲下来的，头虽然没流血，但比流血还痛．
我第二次剃头，头上被划了无数道血口，有两道大口子划在脖子上方，有一个口子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长好，也怪我的小命生的好，两个口子的任何一个歪那么一点点，我的颈动脉一定会被割破．
在我服刑的头三年，我怕剃头．
2006年，监狱里的剃头工具得到了改变，电动推子取代了刮胡刀．剃头不再是受罪．
监狱改革成功的其他小的方面很多．过去喝不上开水，现在有了开水器，随时可以喝到放心满意的开水．过去没有洗过热水澡，冬天也没洗过，现在每周可以洗一次．过去在露天吃饭，风吹雨淋，没有桌凳，蹲在地上吃饭，现在有了饭堂和饭桌......．
监狱改革的巨大成功，是监狱对社会的一个巨大贡献．在宽容和谐的监狱政策下，服刑人员学会自尊自爱，也学会了关爱他人，服刑人员的思想得到了好的转变，他们回到社会，他们将无害于社会、无害于周边、无害于自己．
当然，在我眼里，监狱还有一些需要进步的地方．相信不久的将来，服刑人员会感觉到现在还存在的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会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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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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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年半
人的一生可能只活三十八年半，也许可能活到两个三十八年半，还有可能是三个。
我原来服刑的监区长，2004年-2006年在莲花垸监狱二监区服刑的那一个。我经历的监区长前前后后有六个，他是基中一个。今年大概35岁左右矮、肥，背时着一坎头，眼光凶。乍看绝对是黑社会老大，他在开会时总有一句名言：
“人生能找到幸福的时光只有二、三十年。”
他的人生幸福观和他的为人怎样暂且不说。他的这句话有一定正确性。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被判三十八年半的服刑人员周明强。
周明强，原籍恩施人，八十年代中的那一年记不太清楚了．
他因盗窃被判有期徒刑7年半。那时他还不足二十岁，本来7年半的刑期坐满，一天不减刑，回去也有二十多岁，可是命运却把他的刑期改写成了三十八年半．
他三次脱逃，二次斗殴致人死亡，一次盗窃，他的脱逃和盗窃被加刑多少我不太清楚，但二次斗殴致人死亡就被加刑二十年，每次都是十年，好在他是群殴中最不沾边的人，要么他早都见了阎王了，群殴致人死亡的主犯枪毙了，其它人加刑都在十几年以上。
说他幸运没有被枪毙，似乎有些不对，也可以说他灾，因为他是一个混得不好，必须靠给人做水板（小弟)求生存的人。
周明强已满刑了，满刑的时候监区还给他开了欢送会。
监区给犯人开欢送会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他太有名，他的故事更应该说他的后期的服刑改造表现，监狱把他树为典范。开欢送会更多的是靠舆论，是不是真的欢送他就不知道了。后来，监狱小报、沙洋法制报大力宣传，说周明强同志服刑期间掌握了高超的机修技术，被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也就是武钢聘用，月薪达4500元一个月，狗屁，说些假话。
其实，用周明强满刑后出去找不到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在找的乔子（劳动队的朋友的称呼）那里求饭吃，帮着干些打杂的事，我的乔子也是才出狱一年多，搞点小装修业务，没有钱养他也没有什么好事给他做。无论周明强现在怎样，他在监狱发生的故事是充满传奇的，是耐人耐味的。
先讲讲周明强的三次脱逃故事。
周明强实，而且实得让人好笑，周明强第一次脱逃发生在他被送到监狱服刑不久，那时候监狱黑，不光劳累，吃不饱，还得经常挨打，这些黑让一个很理智和坚强的人都耐以承受，何况像周明强这样一个来自鄂西农村的年轻人，如果有爱心地称呼，应称周明强这个孩子，可是那时的监狱是不照顾谁的，那时的监狱服刑要过得好，要有早，得的好的板脉子往往是社会上那些敢打敢杀，不怕负伤流血的人。
周明强入狱不久就被黑得不行，觉得生不如死。他时常留意怎样逃走，终于有一天他行动了。
行动前周明强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是观察，那个时候的莲花垸监狱叫沙洋回农场，全部从事农业劳动，不像现在这样犯子每天都在狱院外，脱逃的机会多，特别是到田里，棉花杆长得很高的时候一闪身就可以消失在浩瀚的绿色海洋中。
他找住了这个机会。其次是他为自己准备了充分的食物。每天早上吃馒头时，他忍着饿，把自己该吃的馒头存了下来，然后藏起来到逃跑的那天已存了十几个馒头，有的馒头已硬如石头。最后，他策划了自己逃跑路线，怎样策划的我不知道，只是他后来说起这次逃跑计划还津津有味，说了一大堆，我没有听出所以然。
周明强跑了，第一天他匆忙而慌张的跑过了十几块棉田，弓着腰，像敌后武工队打倒那样警谨。当跑到棉树最密集的一个地方他不跑了。他知道当他穿过一块地棉里中的小路时，他可能会被农夫发现，而且监狱马上会在各个路里设卡，并在田里搜索。他找个好位置蹲下来，后来干脆睡下来，用一些什物盖在身上，他居然睡着了，他说他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从上午逃掉到他来已是很黑的天了。他醒来后，他继续逃跑他知道黑夜会没事，就这样逃了整整一夜，天刚亮的时候，他又找一个可能藏身的地方睡觉。很多天来，他就这样不停地躲藏和逃跑。
大概有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后他有些承受不住了，棉田里的蚊虫让他难以忍受，他也觉得已跑了足够远了，他计算了一下，应该足有一百多公里了。他想走上大路，他有些胆怯，但他最终下定决心，他躲在路边观察了很久发现周围没有危险，只有远处田里有几个农民在田里忙农活，他大胆地走上路。喜洋洋的还跟农田里面和个人打招呼。本来打招呼完了自己走自己的路也就没事，他还跟田里的几个人要烟抽，田里有人来给他一根烟，他点燃烟长叹一口，大声说道：
“终于走出莲花垸了。”
他才说完话，就被给他烟抽的农民摁到了地上，那农民招呼起田里的另两个男人，把他捆了个严实，捆好后那农民告诉他：
“兄弟，算你实，落到我们手里，我们也只是想搞几个钱用用。”
周明强不解，他问那几个农民，
“你怎么知道我是监狱跑出来的。”
那农民告诉他：
“这个地方就是莲花垸监狱的地盘，我这块地旁边这块大田就是莲花垸监狱的，你跑了几天了吧，我们都得到了通知，等我们拿了监狱的赏钱再去罩一下你。”
周明强伸长脖子看呀看，终于看清楚了，原来旁边的那块大田就是他从那里逃跑的大田。
周明强实，也证实了一句话，有许多在田里逃跑的人都这样讲，沙洋是个怪地方，无论怎样的，无人指路最终还会回到原来的地方。沙洋太大了，太平了，所有的景观也太相像了，到处都是一样宽大的土地，到处都量样的大路和小路，就像沙洋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光头罪犯一样，让人突然来分辨确实困难。
周明强第二次逃跑是在他起板以后．
第一次逃跑回来，被批斗加刑吃了不少苦，他的个性收敛了。改造表现获得了干部的表扬，同时他也得到了实惠，他的劳动岗位也变动了，这个时候监狱就建了一个砖广，干部安排他开拖拉机，很多时候他都会把拖拉机开着到处送砖，监狱周围方圆几十公里他都可以单独去，在这个岗位干了不久，他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
他把广里的柴油偷出来卖，赚了不少钱，和他一起偷卖广里柴油卖的还有一个人，这人叫龙平，是个从工代干的监狱管理者，也属于干部，从事对罪犯的管理，他们是里应外合，偷卖柴油本来本来少量一点也无所谓，本来周明强他老人家不也没事，可是他整天抽好烟，把拖拉机开出去嫖女人，还有一点，如果他有心理素质也没事，后来他飞扬得不行，有干部随便问了他一下，问他是不是在搞鬼，就这一问，把他吓得不行了，在干部在问完话后的第二天，他趁开拖拉机出去送砖的机会跑了。
这一次跑得比上一次简单多了，身上有钱而且远离监狱，他把车停在长途车站旁，径直上了宜昌的长途客车。他家在恩施。到了宜昌他还得转车。
所以。当他在宜昌下车后买了到恩施的车票，在客运站等着时间，距开车人时间还长，他感到肚子饿了。他走出客运站在附近选了一家比较干净的面馆，要了碗牛肉面，又要了几两白酒。就这样他在面包里又喝又唱起来，他也是倒霉，如果他安下心来吃完面就没事了，恰在这时有个人坐在他背后一张桌上吃牛肉面。周明强唱歌就唱歌嘛，兴趣来了还唱了首监狱里面犯子每天都要唱的改造的歌曲。
据他自己说是一首《犯罪教训要记牢》的歌曲，这一唱不要紧，背后那个人听着上了兴趣了，他盯着周明强的背景看，周明强那里知道坐在他背后这人是监狱狱政科长．
这个科长姓周，2005年也坐牢了，这里就不提了。周科长本身到宜昌来办事，已好几天了，根本不知道周明强逃跑的事。而且事情也怪，周科长不是在这边办事，这天来这个餐馆是因为在车上觉得肚子饿，而且饿得不行了，所以，他下了车，准备在这里随便吃碗面就走人。事情就是这么巧。周科长在认准周明强后他也要了杯白酒，悄悄地把位置换到了周明强旁边，他举着杯子突然对还在唱歌的周明强说：
“周哥，还好撒。”
周明强被这突然的一问吓了一跳，他定眼一看吓傻了。周明强就这样被带回了监狱。回监狱后，他这段逃跑故事被广为传讲做为笑料。自然，周明强又少不了受了一次惩罚。
周明强第三次逃跑还是充满戏剧性。
周明强经过头两次逃跑，他变得精多了，那时候监狱没有院墙。但经常点名，十分钟就要点一次，想逃跑是没有可能的。他盯准了外地给广里送货的车，这种车一般都是一考虑监狱就不停地开回始发地，坐在这个车上逃跑是跑得掉的。
从监狱发现一个人消失到确认逃跑，再到各种指令发出，这种车早已跑出了监狱的设卡范围。这天他找准了机会，恰好赶在点名过后爬上了一辆在启运的货车。躺在货斗里，谁也没有发现，车子是一跑急驰，他很自在。因为平时劳动很累，他也很困，不知不觉想睡了，他心一横，管他妈的开得越远越安全。就这样，他美美地睡着了，不知道车开了好久，直到他睡了，他想，睡了这么久也没起来看是到那里了。他起身站起来，扶着车墙左看右看，他觉得不对头，外面的田地怎么那么像莲花垸监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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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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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师版权所有
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 ( 一 )
我坐牢之前，听过多次别人讲死囚的故事，很好奇、很愿意听。听完后又很容易瞎想。坐牢后，亲历了死刑犯的故事。这才明白，好多的传言不可信。我听别人讲的故事，那么假，假的竟然还让我相信了。
我被关在看守所期间，发生了一段死囚犯和我之间的故事。我关进看守所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遇想不到和我待在一个监号的人中间将产生一个死刑犯。
监号关了12个人，11个人都没完全猜到，可能有几个人隐约猜到，他们也不敢肯定，还有一个人，是死刑犯自己，他更没猜到，因为死刑犯还没接到判决。
生活就是这样，正常人也是这样，谁也不愿意向最坏的一方面最不幸的一方面去想自己。然而我们的想像十有八九是高于现实生活的。
进监号一个多月，我不能叫出全体监号在押人员的名字。
才进入监号的人，监号的规矩是不能相互讲话的，特别是像我这样头板头条的人，有时间偷偷和左右打坐的人悄悄讲两句也是提心吊胆的，所以与我日夜相处的人，我不熟。当然我并不是对所有的人一无所知，睡头两个铺我就比较了解，头铺是监号老大，二铺就是管事，说的形像一点，老大就是我们这家监号公司的董事长，二铺就是总经理。再说的难听一点，老大就是我们这个犯罪团伙的舵爷，二铺就是打手队长，还有三铺四铺，他们是打手，越睡下铺的人就越灾，最下铺的几个人叫灾脉子，中间铺叫水脉子，灾脉子是又做事又要挨打的人，水脉子是只做事不挨打的人。灾脉子做的事是洗厕所、抹地等脏活。水脉子是为上铺顺脉子服务的人（顺脉子是睡一铺、二铺、三铺、四铺的人），干些如捶背、打水、接饭等“体面活”的人。
先说我自己。
我一进看守所就得到了监号老大的关照，一个星期没做事，因为我是本地人，又是他的同案，没有经过最基层的锻炼，顺利进级到中铺，专职干“打水”这种水板活。
看守所有三个规矩：看事做事、遇事接条、打死不说。看事做事就是看见有什么需要做的事就立即主动去做，遇事接条就是顺脉子有违规违纪的行为时，主动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做的，说白了就是主动为顺脉子背黑锅。打死不是说是指顺脉子打自己，打出了伤病，干部调查起来，怎么也不能说是被人打的。后两打没在我身上发生过，就不说了．
头一条我学得熟（劳改队俗语，意思为懂规矩），埋头做自己的事，不主动与人讲话，所以没有和水脉子、灾脉子们说过多的话，维一能了解的就是他们的大概长像，以及他们灾的程度。不过，我对顺脉子比较了解，顺脉子之间可以大声讲话，我就从他们的交谈中知道了他们的姓名、犯罪原因，以及其它情况。
死刑犯是个灾脉子、是全监号最没声音的人，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声音，当我听到他发出的第一个声音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发生了转折。
记不太清了，也许是我进看守所第三天，或许是第五天，就在我最初被关进看守所的这天到五天里，我认为死犯子是最乐于助人的，是他首先给我挤出了一个可以侧下身躺下的下铺，我对他的另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特老实。在这个日子后的一天，他突然对他左右两个临铺的人发出了责骂，骂两个人中的一个人睡觉打鼾，另一个人挤着了他。我从这开始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种，打鼾不是在人有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的，旁边挤着他的人也是有情可原的，看守所的通铺应该睡六个人是标准的，可我们睡了十二个人，顺脉子们占了一半的铺，下面的人挤成了一堆，哪有不挤的。死刑犯连这一点都不能迁就，我认定了他有很强的自私和贪婪的本性。
以后的日子，我对死刑犯更烦了，他的行为表现让我觉得气愤，我们在抗战影片中那些狗汉奸的形像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顺脉子们说话小声小气，声音生怕超过蚊子发出的分贝，那份殷勤就像太监侍候皇帝老爷那个味。本来这还有可以原谅地方，这也是可以保护自己弱势的一种手段，可是，在他侍候完顺脉子后表现就不一样了，他会主马对灾脉子们吆七喝八，骂字开头，动手在后，我无法具体来形容这种人格，只能说，如果我当权，这种人在我手里绝对没有抬头的日子。
死刑犯的个子不高，但比较壮实。我作为新犯子，有时会忘记一些规矩。别看一个小小的监号，把里面的规矩列出来，足可以写成一部法典。比较说，全监号的人除了老大可以坐床沿外，其它人都不可以坐。
有一天在风场放风回来后，我回到监号不自觉地坐个了床沿，当我犯这个错误的时候，那些睡下铺的人中顺便哪一个都会轻轻拍我一下，这一拍我就明白了。然而，这一次坐上了床沿，死犯子最先看到，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做，他很迅速的把头扭向老大所在的方向，大声吆喝起来：
“新犯子，你格老子懂不懂得吓数，老子看你没吃到亏......\"
他面向老大大声骂我，一是要老大听到，他在帮老大做事，二是想引发老大来对我进行惩罚，还有第三条，那就是他要在我们这群睡下铺的人中树立起自己的地位，他想做下铺中的顺脉子。
好在老大是我老乡，也正是仗着老大是我老乡，我从床沿上站起来，瞪着眼，我死盯着死犯子，我的眼光和我比他高大得多的块头，镇住了他。他有些慌，两只贱眼向顺脉子们扫描，看得出来，他预感到我要动手打他，他是在向他们求援。我盯了他许久，他也慌张了许久，最张他没有得到顺脉子的回应，说明顺脉子们还是不喜欢他。我没打他，虽然我不反对武力解决问题，但我的“文人”本质阻止了我的粗鲁。
这事发生后不久，打坐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叫小清的人告诉我，说死刑犯是在我前面一天到这个监号的，他原先关在别的监号，不知道关了多久，反正时间有点长了，算是一个老犯子了，像他关的时间那么长，早该起板了，进入顺脉子档，在别的监号一直起不了板，还天天挨打，是被别的监号打出来的。
小清还告诉我，让我仔细看他的脸。我仔细看过他的脸后，看出了他的脸上、还有眼角上仍然还残留着但不清晰的肿印。自这以后，我更认定了这个家伙不是让你喜欢的种。
我进看守所大约十五天，我所在的监号老大在看守所呆了两年多（超长）之后准备下农场服刑了，临走头一天，几个顺脉子被老大召集在身边，又把死犯子叫到他们的旁边站着，老大大着声音对几个顺脉子说：
“我走之后你们一定要罩这个人，我在这里没有罩他，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他是一个照业的人。”
几个顺脉子唯唯诺诺，老大又喊着死刑犯的名字说：
“杨大员，你要好好搞，你到老子这里来没让你吃亏，我觉得你还可以。”
杨大员立即大声度对老大说：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杨大员可能还想说很多的谢谢，没等他说玩完，一个顺脉子发话了：
“滚下去。” 杨大员才有的一点喜悦之心立即挨上一棒，又连声说：
“是，谢谢 谢谢。”
然后杨大员退步回到自己的打坐的位置。
在我的监号里，半月下来我已知绝大部分人的名字，我们这些睡下铺的人，经常小声的传达一下各自的信息，就这样互相知道了名字，然而，杨大员从不与人交流，所以，他的名字到老大走的前夜，我才知道。
第二天老大走后，新任老大上演了一志审判会，就老大的嘱托和杨大员的各项表现对杨大员进行审判。以确定是否给他调档。（按老大前夜的意思，要把杨大员从灾脉子档调到水脉子档）。
审判会现场布置在放风场，西墙下早已摆好了三床叠好的棉絮（监号没有凳子，放风的时候，顺脉子们坐棉絮，其他人坐地上），老大坐中间，老二坐左边，老三最右边，官品位分的清清楚楚，杨大员蹲在他们前面约一米的地方，南北两面墙下坐着我们其他几个人，面积约八平方米的放风场显得“庄严”。
新老大跷着腿，点燃着一根烟，老二向老大要了一根烟也点上了，监号的烟是稀缺货，老三不是随便可以抽得到，他赖得脸皮向老大要，老大慢吞吞的从烟盒里取出一根，很平静又略带舍不得的样子递给老三一根。几个顺脉子烟火缭绕，烟气熏得这块小天地里的其他犯子只吞口水。杨大员虔诚地蹲在顺脉子前方，等待他们问话。
新老大在润足烟味之后，拖长声音一副审判长的腔调开口问：
“蹲在下面的刁民叫什么名字？”
杨大员答：“报告，刁民叫杨大员。”
“那里人”
“报告，四川巴中人”
老大可能还懂点历史知识。当他听到杨大员说自己是巴中人时，他故作吃惊地嗯了一声，然后又故作和善地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烈士后代？”
杨大员也明白问这句话的含义。巴中是红四方面军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那里曾发生过许多的革命战斗故事，也产生过许多革命烈士。
杨大员听完老大的问话，他有点放松自己，声音有点大了，话有些长了，他回答老大道：
“我们那里烈士多得很，就我们一个大队来说，就有......”
他的话还没说完，老三伸手在他头上猛敲了一下，大喝道：
“哪那么多狗屁话，问你是不是烈士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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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来自：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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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点！支持！别太监啦，，，最讨厌写小说太监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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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水平？
来自：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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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员也明白问这句话的含义。巴中是红四方面军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那里曾发生过许多的革命战斗故事，也产生过许多革命烈士。
杨大员听完老大的问话，他有点放松自己，声音有点大了，话有些长了，他回答老大道：
“我们那里烈士多得很，就我们一个大队来说，就有......”
他的话还没说完，老三伸手在他头上猛敲了一下，大喝道：
“哪那么多狗屁话，问你是不是烈士后代？”
经老三这么一敲，老大员立即不语了，他被他过的其他监号整得早已不行了，他害怕顺脉子给他亏吃，他垂下自己的头，等候老大的下一个问题。事实上，老大仍然在等着他回答他是不是烈士的后代，等了一会儿，见杨大员没有作答，老三又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骂道：
“你个婊子装傻，问你是不是烈士后代?”
这一骂，骂得杨大员猛一抬头，杨大员像是睡梦中惊醒的一样，他含糊答道：
“是 ....哦....不是....不是....”
老三再次在他头上敲了一下，厉声说道：
“是，还是不是？”
杨大员此时的思维转变过来，肯定地回答道：
“不是。”
一个简单的问题，杨大员的回答换来了四次脑袋被敲打。从这个问题以后，杨大员再没有在回答问题时被敲打，因为他被四次重重地敲打打清醒了。
接下来老大要问的许多问题都是调管子的问题，（调管子就是无聊的言语去挑逗别人来达到自己精神上的松驰。）问的问题很多，都是一些刁钻，甚至让人听着很不舒服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对那些道德水平底的人不会存在不舒服的感觉，他们会津津有味，我还比较清楚的记得其中的一些问题：
你的父母是不是近亲结婚？
你的母亲是不是童养媳？
你父母结婚的时候你看到没有？
你父母同床的时候你偷看没有？
你什么时候破的处男身？
你有没偷过别人家的女人？
你搞没搞过同性恋？
你的老婆是骗来的还是抢来的？
你老婆最喜欢你身上什么东西？
由于这些问题要求杨大员必须如实回答，如果有假，他就欺骗了“政府”，审判者将代表“政府”对他进行制裁。杨大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很认真，他的认真作答引来了大家的一次次笑声。
在监号里难得听到有笑声，虽然这些问题过于无聊，但杨大员回答出来的真实情节也引发了我的笑。
不管杨大员个人品质如何，从他的作答中，看得出他自小对生活充满好奇，而且勇于行动，如果他生存在一个良好好环境里，他可以把他的聪明化为智慧，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他的聪明就会变成可怕的邪念，这种邪念最终导致他走上犯罪的道路。
杨大员的父母是表亲，近亲结婚。我们一般的所知的近亲结婚会产生小孩的残迹，那是有比例的，近亲结婚还有另外一种情，这种比例更小，就是生下来的小孩智商比其他小孩的更高一些。杨大员是后一种。
老大问的许多古怪离奇的事情杨大员都做过：
偷看父母睡觉，
骗小女孩子，
长大以后骗大女孩
一切故事，通过他的嘴里讲出来，是那样的不隐瞒，很多话听来让人恶心。
把杨大员的管子高得差不多以后，老大开始问一些规矩的问题，首先考问他的是《在押人员行为规范》，要求他完整的背下来。
杨大员在别的监号关了几个月，最让他吃亏的就是《在押人员行为规范》，因为他是文盲，背口语表达的东西可能很容易。但要他背文体形的东西确实很困难，还要不能错一个标点符号，这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他背不出《在押人员行为规范》，在别的监号他挨了不少整，每天走他的过场（挨打等惩罚手段），到转到我们监号时，他还是背不出来，本来才走的那个老大已原谅了他的这一点，今天，新老大又在要求他背。当老大作完背诵要求后，他的冷汗明显地流了出来。
关于《在押人员行为规范》，我在这里作一个说明。按要求，我至今为止不知是狱方的要求还是监号老大们的要求，反正是每个进看守的人都得熟背《在押人员行为规范》。《规范》挺长，记不信清楚了，大概是三十六条，一般要求新来的人三天内背会，背不会的日子不好过，一般的人三天能较生疏地背下来，但有的人不行，像杨大员这样的文盲。
虽然杨大员没有背出《在押人员行为规范》，老大没有为难他，只是要求用时间加紧来背。接下来老大问一些在号子里如何做的问题，这些问题难不倒杨大员，他整天在琢磨如何搏得顺脉子的欢心，当然对怎么做这个问题体会的很深。
这个审判会持续的时候很长，内容很多，真正要一点一滴地记下来，很困难，很多内容我忘记了。这次审判会，我对杨大员有了初步的了解，关于他的个人情况，关于他的犯案情况，我从这里开始去认识他。
这次审判会，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杨大员的自信。
当顺脉子们问完他的犯罪情况后，顺脉子们都带着忧虑地告戒他，要他做好思想准备，他这回可能要走上一条不归路。在告戒声中杨大员体现得很镇定，他告诉板脉子(相当于顺脉子，板脉子比顺脉子略高一等，板脉子管事，顺脉子不管事)们，他不会被判处死刑，他坚信，他所犯的那笔抢劫案，已有两人被打靶，还有一个被判无期，此案早已结案，虽然他是主犯之一，他没动手杀人，他不会被判死刑，他给自己预期的刑期是15年。顺脉子们见杨大员自己这样自信，他们不再感到他是十分照业。那种怜悯人的假相很快消失了。
那个夜里，杨大员的睡档发生了变化，他的睡档被安排在我之前，也就是说，他在监号的地位超过了我，虽然他的地位超过了我，他没有向我发指令的权力，他只然是一个水脉子。
杨大员的这次起板，可能是他人生中少有的几次起板之一，他看得很重，喜悦洋溢在脸上，他对顺脉子们更殷勤，对其他人更苛刻了，虽然他没有实质性权力，但他对下铺的其他人不停的发指令，也不管人家听不听，他愚昧的权力欲望很重，实际上下铺没人理他，包括我，都有一种心态，都想找个机会揍他。
杨大员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不能跟我的关系搞的太坏。在以后的风场放风的时间，杨和我之间都有几句话说，我第一次问及杨的案子情况时，他惊诧地反问我：
“你不知道我的案子？”
我说不知道。他说，
“你是不是社会上混的，那么惊天动地的案子你居然不知道，火车站抢劫杀人案。”
我还是想不起来。我在社会上不太关心这种事，一无所知。他可能认为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大手笔，很自豪，眼中放射出一种自豪的光，等待我说出赞赏的话，可是我没说，等了一会，他的眼光又变成了一种遗憾的眼光。觉得我这个人不是混的，不配和他这种“英雄”谈。
以后跟杨大员谈话中，我对他的案子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案子于两年前结案，三个连案，均已受到惩罚，杨大员在案发后潜逃，大于7个月后才被抓回。对他个人的审判前不久已经进行，他现在在等着判决下来。他希望判决下来，尽早到监狱服刑，他认为在监狱服刑比在这里过得好一些。
大概监号开过审判会十天后，我调出了这个监号，因为我和板脉子发生了纠纷，在纠纷中吃了亏，后来又被干部拉出去挨了两“牛鞭”，这两“牛鞭”是我服刑生活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挨打，挨打肯定是不该的，因为我的纠纷对象是干部要罩的人，我有些忌恨，这种忌恨一直延续到我出狱，可能直到永远。
离开这间监号，我没向任何人道别。在干部对我实施完“教育”活动后，把我关进了这间监号的隔壁监号。
我的人生混得灾，但还是有一定的牢运，尽管对我实施“教育”的那个干部向新监号发出暗号：好好招呼他。尽管老监号传来条子，也要新监号“照顾”我，我的确遇到了一个不错的老大。
一晃就是半个月。这天上午，我们正在监号里打坐，从隔壁监门传来叫唤杨大员的声音。看守所待久了，听到叫人的声音就知道有什么事将会发生。当然，新监号的顺脉子们都知道杨大员，他们和我一样都知道杨大员的法院判决下来了。
监号老大命人扑在地上透过地面门缝向外看，扑在地上的人说：杨大员被带出了监号，从我们的门前走过。顺脉子们开始分析情况，他们说，一般的判决是不会带犯子出去拿，通过风门口递进来，出去拿判决的人多半是事情重大。大家一致认为：杨大员凶多吉少。监号里的人一边议论，一边等着杨大员回来。
约模半小时后，走廊里有了声音，这个声音听到让人感到可怕，脚镣拖地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让人感觉到死亡在逼近。有人扑在门缝向外看，然后说：
“是他，杨大员回来啦，他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
杨大员被判死刑。杨大员拖着脚镣从监号门外走过后，监号里少了议论的声音，大家都在想生和死这两个问题，这时候监号里安静得让人有点窒息。这种窒息的感觉一直延伸到第二天上午。
第二天上午8点钟以后，有干部把监号门打开，把监号老大带了出去。
监号老大经常被干部带出，这天有什么事，大家也不会去想，因为老大每次被带出，管教干部和老大说了些什么，老大不会在监号里说。老大走了，我们这些坐在放风场的人开始寻求与隔壁监号的人通话，顺脉子们提高嗓门和隔壁接上了话，板脉子李可先说话：
“杨大员，我们都为你难过啊，兄弟，过好最后的日子。”
接着其他板脉子也开始向杨大员喊话。我进入新监号没多久，已进入第三档，也是一个板脉子了，我没有向隔壁喊话，因为那间监号的板脉子们还仇恨着我呢，我只能静下心来听他们谈。
隔壁传来杨大员的声音，声音很沙哑，可能是他昨夜整晚没有合眼，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判死刑，他接受不了这种判决。还好，他还能和我们监号对话,我认为他抗过了最难过的一关。
老大出去的时间较长。他回来之后，监号与隔壁的通话还没有结束，他在走向我们的时候，用手指指隔壁，摆摆头。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大家自觉的停止了通话，等待老大坐上他的“宝座”然后给我传达干部的精神。
老大坐定后，苦笑起来，苦笑了好一会儿才说：
“干部想把杨大员调到我们监号来，他找我商量，给我一天的时候考虑。”
老大把话说完，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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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 ( 二 )
我不懂把杨大员调进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但我觉得有一点肯定不好，那就是他的人格品质。我的心中没有因为他已被判死刑而对他的所有行为表示同情和原谅，我深知，一个有很深行为劣迹的人将会对一个群体产生极大危害。
我率先婉转地向老大表达了我的看法，我对老大说：
“死刑犯转过来也好，号子里的生活将得到改善，但是死刑犯转来后，号子里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像杨大员这样的人，可能不好招呼。”
另一个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对老大说：
“广哥，把他转过来吧，你看我们号子现在穷得什么样了，烟都没抽的。”
他又指着下面一群人：
“这群人又没得哪个家里来上个账，杨大员来了最起码号子里每天多个馒头，多一份饭，下面有几个人饿得快不行了。”
说话的这个人绰号叫皮杆，抓之前是外面专门跑麻木的，副业是做小偷，长着一副穷脸，还长着一个穷大肚皮，对吃的他特感兴趣，特别是对香烟。所以，他想把杨大员转过来的意思就是想利用他作为管事人身份多捞点烟抽和吃的。
这一场讨论坐下面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这场讨论进行得很简单。讨论完成后，老大没有说话，大家又都自己干自己的事，上铺几个人坐着唱歌聊天，下铺的一班人规规矩矩坐好，消磨时光。
第二天上午，号子里老大又被干部叫了出去。
到了吃过晚饭，点名的时间，号子里的人站在床沿前分两排站好等待点名。这时，号子大门在铁锁的响声中被打开了。杨大员走在前面，后面跟着的人是杨大员监号里的一个犯子，他是帮杨大员送被子衣裳的，走在最后的是管号干部。管号干部大喊老大名字：
“人给你送过来了，格老子明白唦。”
老大马上陪上笑脸：“明白，明白，您放心.”
干部和老大讲完话以后，又对杨大员说：
“好好过日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都已经走上了这一步。”
他的话不多，带着一点爱意和和谒。这是我进看守所这么久以来看到的这个干部最阳光的一次脸。
杨大员踏进号子的门，送他的那个人把他的东西胡乱的往门里一丢，闪身退出，干部“哐”的一声把铁门关的震人的响。然后锁上大锁，又是一阵铁碰铁锁门的声音。
杨大员站在门里，傻站着，他的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戴着脚镣。他有点不知所措，虽然平日里可以隔着一堵墙和我们这个监号里的人说话，但这个监号里的人除了我之外他都不认识，他两只眼左瞄右看，他在寻求有人跟他说话，可是没人理他。
点名的干部已点到前面那个监号，马上就要点我们监号了，听到前面监号报数的声音，又看到我们监号站好队的人，杨大员在糊涂之后清醒了，清楚后，他马上移步到后一排最后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永远给最新来的人准备的。杨大员明白，他来这个监号，他就是最新的那个人，他知道他应该站那里。
看得出，老大本来不想理他。可能老大突然想起来什么。老大突然向后面一回头，对杨大员说：
“你站前面一排。”
前面一排是顺脉子站的，因为他是一个即将离世的死囚，按照干部的意思，老大照顾了他。
杨大员听到老大发出的话，压根没有想到他会进入顺脉子档，对于他的为人品格，他永远只配站在后排位置，他不相信老大的话，脚步挪动了一下，双眼迷惑地等到老大再次说话，他已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老大见杨大员没动静，可能明白了杨大员的胆怯，他再次回过头来，露出一点点笑，用手指着前排，说：
“你站前排。”
这回杨大员听清楚了，他挪动步子往前排靠。按理说他应站前排最后一个位置，可能是他看错了老大的手势，他以为是老大让他进前排更靠前的位置。
他看了又看，想了又想，他难于确定往哪插，这个时候，他注意到了我这张对于他来说比较熟悉的面孔，他可能觉得我比较温和，就往我的前面一站。这个位置是他自己选的，我真想给他一拳头，看在他是一个死刑犯的面子上，我没有说什么，老大也没有说什么。杨大员又一次跟我同监号，而且又一次进了我的前档。
当天晚上，干部从风口（铁门上的小窗口，用于递饭、递文件）递过来两包烟和一个打火机。什么话都没说，老大知道，杨大员也知道，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是杨大员临走前两天一包的的精神粮食，这两包烟是他四天的精神粮食，把这两包烟抽完以后，以后再每两天发一包烟。
不过，尽管这烟是给杨大员的，他不一定享受得到，要看老大心黑不黑。老大的水板从干部手里接过烟后把烟交到老大手里，早已干渴的老大打开一包烟，抽出两支，自己拿一支，给杨大员一支，点上火，云里雾里享受起来。一包开了的烟和一包未开的烟被老大放进了自己的物品专柜，这烟放进去，就意味着这烟是由老大支配的，杨大员要抽烟还需得到老大的同意。
这天晚上，因为杨大员的到来，老大对监号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作了调整，原先负责管水的小陈就不管水了，专门为杨大员从事一种特别服务．
这种服务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每天为杨大员緾绑腿。这个绑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跟解放军人打仗时的那种绑腿一样。这个绑脚不是用来方便打仗的，而是为了隔开杨大员脚上的铁镣与腿的摩擦，那种铁镣不是很正规的那种镀铬铁镣，是外面铁匠铺用扁铁加工出来的粗糙货，笨重又磨腿。如果绑腿没有，戴着这种腿镣的杨大员走出几步就可以见血。
除了緾绑腿的任务，小陈还负责为杨大员穿脱衣服，要给杨大员穿脱衣服很不简单，他的脚镣手铐都不能取，要想把衣服脱下或穿上，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我现在想不起来这衣裤是如何脱穿的了，相信绝大部分读我的文章的人都不会相信有这种脱穿衣服的功夫，这绝对是一门技术。
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往水板（管水，而不是专门为板脉子服务的那种水板）岗位。
从杨大员来的这天晚上，号子里必须安排人值班，为了大家的安全，防止杨大员变态自杀或通过扼勒杀死其他人，每两个人值班一天，除了老大以外，每个人都要值班。值班分上半夜和下半夜，晚上按钟点交班，交班时间以看守所旁铁路通过的火车为准。（因为没有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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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员的到来，给监号带来了麻烦事，大家都不高兴。好在第二天干部又从风口里递进来了一副扑克，大家找到了心理平衡。杨大员的到来，给监号带来了两大特权：一是可以抽烟，二是可以玩牌。这是没有死刑犯监号所不能享有的。还有一点让大家值得高兴，凡值班的人每值一次班都可以得到一根烟抽，一根烟对于生活在社会上的人太简单了，但对于生活在监号的人，他的价值超过了一根金条。
杨大员到来的第一天夜里，他没有任何言语，以我的估计，他很想说话，但他没有言表能力。直到他上床睡觉，他只对我露了一次笑容，这笑容算是对熟人打了一个招呼吧。对他投来的一笑，我没去理会它，我只觉得像他这种人死了也是好事，一次笑改变不了他愚昧的本性。没有理他，没人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杨大员的苦瓜脸换取不了其他人跟他讲话的兴趣，老大干脆看也不看他一眼，歪着他的头躺在铺上读他的杂志。
以前和杨大员呆过一段时间，我居然没有细细的观察过他。也许是他变成了死犯子，我在这个夜晚特别审视了他，小伙子长得不耐，30多岁的年龄，一双肿皮大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安排的位置都还不错，脸上有肉，但看起来不胖，他作为男人，我无法评价他是否英俊，但他如果是个女人，我敢肯定，她是一个不错的美女。因为天气热，杨大员只穿了一个三角小裤头，他坐在床沿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裸身，他身上的肉长得不错，肥肥墩墩的，如果穿上衣服又让人看不出来他的肥。他的全身，也许占了百分之五十的地方，也许说得多了一点，很难找出有连片的白肉，白肉尽被那些低劣的纹身分开了，记不清楚是些什么纹身，花不像花，草不像草，这些纹身也许是他所追求的艺术吧，他拿这些纹身来表明自己的勇敢，表明自己是一个江湖道人，好在那些胆小怕事的人面前脱掉衣服露出肌肤之时，让那些被抢劫的人乖乖掏钱。
我厌恶他。
杨大员虽然在监号里排在老三的位置，他的特殊身份给予了他的更多特权。从进入我的监号开始，他就像老大那样被人侍候，可以不按规定时间起床，不按规定时间入厕，不按规定打坐，可以大声讲话，可以对下面发号施令......。
所有这些特权，看得出他是多么洋洋得意，这是他一辈子也没有得到的东西，他总是生活在人群中最卑微的地方，这就有点像一句俗话说的：“穷人翻身，天下大乱”。他进入我们监号后，当他拥有这一点特权后，监号里睡下铺的人日子不好过了，他要把他以前被人欺负的感觉加在那些灾脉子产的身上，也许他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就是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一部分是高贵的奴隶主，而另一部分人就是奴隶，他的心中没有正常人格这个概念，他的感觉是临死前老子也可以成为主宰者。
先说说为他服务的那个小陈，河南人，在本市偷窃被关进看守所。小陈的年龄是22岁，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模样，如果不是犯盗窃罪，我真难发现他有很差的人格弱点，要说弱点的话，可能就是他很善良，对任何邪恶都不会勇敢地抵抗，包括别人对他的任何欺辱。在监号里他总是善良地帮助别人，对待板脉子对他的“黑”，他顽强地忍受，并在忍受后保持平和的心态来对待他们。当然，我在这里不能专门写他，我在以后他的故事里我会深刻地描绘他。
老大把小陈安排给杨大员做水板，可能是经过老大仔细考虑的。小陈是全监号里所有人中最能保持温和心态的人，我赞成老大的安排，我也觉得他是监号所有人中最能照顾好即将走向阎罗殿的人。
然而，小陈做得虽然很好，杨大员不是那么回事。
杨大员来的头一天晚上，小陈给他脱穿衣服，解绑腿。我们都看着小陈如何操作，也看着杨大员的表情。虽然小陈的动作很不熟练，但非常轻柔和细致，从杨大员那张死灰色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小陈的满意，到了第二天上午，小陈再给他穿衣服、绑绑腿的时候，杨大员变脸了。我没去注意，不知是小陈的那个动作出现了小问题，这个问题惹恼了杨大员，在这用苦恼这个词也许不太恰当，因为小陈并没惹他，只不过是杨大员要找个借口来树立自己的霸气。
因为没去看小陈给杨大员穿衣服和绑绑腿，他们之间到底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杨大员的一阵叫骂声之后，接下来就是抽耳光的声音，这声音让我知道了，死刑犯杨大员开始在监号里发威了。我这才向他们看去。
杨大员骂完打完小陈后，小陈仍然还继续还给他绑绑腿，直到绑腿绑完，杨大员所需要的帮助也就结束了。服务结束后，小陈没敢离开，仍然站杨大员身旁，等候他一步指令。
按我的想法，杨大员发泄完了之后就应该让小陈回到自己打坐的位置，可是杨大员没有，仍然施展着他的淫威，他对小陈发出命令：
“给老子到墙角挖倒。”
关于这个＂挖＂，我在汉语词典中没有找到这个字。无论是看守所还是监狱，都普遍用“挖”去惩罚人，他的意思是：在有尖角处，或是墙角，或是床沿角，或是其它什么地方，凡是有形成90度凸出的地方就可以，让被惩罚的人用头顶着尖角后脚往后退，让头受力，用头来支撑身体的重量，身体离地面越平，头受的力也越大，这样的姿势可以\"挖\"到脑门上形成一个深深的槽，重者直至“挖”得脑门流血．
至于“挖”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惩罚人的那个人。心不好的惩罚人的人他会让被惩罚者站得角度大一些，时间长一些。看是不够残忍的惩罚人的“挖”，实际上让人很难受，有的“坚强”者被“挖”的不行了，不得不向这种惩罚人的方式投降，更不用说那些老实而又贪生怕死的人。
小陈按杨大员的命令自己走向监号门口的尖墙角处，“挖”倒了。他被杨大员喊去“挖”倒，我并不十分气愤和反对，杨大员现在所处的“领导岗位”，他有这个权力，但我还是有些不好想，他竟然让一个为他服务、给他帮助的人“挖”倒，这是很不符合情理的。不好想的心情随着小陈“挖”的时间越来越长变得更浓，慢慢转化为气愤。
我坐在自己打坐的位置，我看到同样在打坐的老大，老大紧绷着脸。说实话，虽然我们所在的监号老大是黑社会团伙打手，我很佩服他，他的心灵与我相沟通的，他的人性面大于他的非人性面，而且比社会上许许多多普通人强。老大的严肃表情说明，他不喜欢杨大员的作法。
时间越过越长，监号里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跟杨大员说话，可能杨大员心里明白，他在这个监号不受欢迎。我再向小陈看去，小陈的头上在冒汗了。这个动作长期做下去已使他的身体吃不消了，他的身体在发抖。我不得不多次偷偷地瞄瞄老大，并小声的假咳一声，以提示他应该对现在的情况作出一个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决策。
老大并没有侧过头来看我。我想，他眼睛的余光肯定看到了我焦急的心，在我看了老大很多次又假咳很多次以后，老大终于侧过头来，他不是看我，而是以严肃的眼神盯着杨大员，此时的杨大员也正在打坐，两眼高望着对面的墙，心事重重，他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有一点，他也感觉到了他最后的人生时间不是像他想像的那么好过，难受两个字写在眼里，也写在他的脸上。
老大看着他。他装着聚精会神，他不敢用眼光去碰老大的眼光。老大看到杨大员很长时间，杨大员就这么装着。老大终于不看他了，他向左转过头去，冲着小陈喊到：
“陈荣利，下去坐”。
陈荣利得到老大的指令，他艰难地用手撑着墙，抬起头，向前收回两只脚，然后晕晕撞撞地回到自己打坐的位置。
在以后的日子，因为老大和我对小陈的庇护，杨大员再也没有对小陈采取这么重的惩罚，但是，除小陈之外，其他的每个灾脉子在以后的日子里都吃了杨大员的亏。
杨大员来了，监号上上下下都觉得吃亏的事是值班。原来监号蛮好，晚上看完电视大家都睡，早上大家都起，现在不行了，每天有两个人值班，看守所并没有因为有人为死刑犯值班而额外开恩，让值班的人有补充的睡眠时间，他们还得跟大家一样，所以，值班的人往往在值班过程中感到很瞌睡，值班完了以后，身体会很不爽。
杨大员才调来的那几天，全监号的人都很担心害怕，但心这个死犯子哪天会趁人不注意把谁掐死，或许是自己。好多人晚上假睡，老大更是把值班的掐的紧，谁要在值班过程中打瞌睡，那是要受重罚的，头几天有两个值班的受到了“挖”墙的惩罚，后面值班的人就好多了，值班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杨大员，每次听到手铐脚镣有响声就警惕起来，应该说前十天，监号里所有的人神经绷得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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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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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 ( 三 )
前十天我值了二次班。
一次值班中，杨大员从睡梦中突然坐起来，睁大双眼，额头上冒着冷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一个人临近死亡的恐惧，可以理解。在他坐起来的一刹那，我并不是十分紧张，我慢吞吞的进近他，问他有什么事。他呆呆地望着我，望了许久，然后一句话不说倒头又睡，第二次值班时，已是深夜2，3点钟，他睁着眼睛没有一点睡意。没睡意也就算了，可他的眼神让我感到不对劲，他的头一会转向左侧，一会转向右侧。他在观察他身边睡的人。以我当时的想法，我认为他一定是在找机会，准备整死一个人垫背。
杨大员有这种心态不是没有可能的，他平时的言行表现说明，他是仇世的，他是仇恨他人的。那天晚上的确把我弄得很紧张，我不敢大意，整个值班进程中眨眼的时间都不敢太长，我随时作好准备，扑上去把他控制住。还好，我所想象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直到天亮，大家都起床了，我才把心放下来。
我要顺便提提老大。他虽然不参与值班，我估计前十天他睡觉的时候根本就是装睡。
我第一次值班时熬不住，打起瞌睡来，一本书砸在我的腿上，我惊恐的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待我清醒后，我向铺上张望，大家都睡得很香，包括杨大员。谁砸我的呢，我以为碰到鬼。过了几天才知道，是老大偷偷告诉我的，他说是他砸的。在我不当值的时间，老大总是能揪出那些值班打瞌睡的人，由此可以看出，老大实际上比我们肩负着更大的责任。老大一到天亮打坐就打瞌睡。他从不表露出自己的负责态度，老大的是令我敬佩的。
十天后，杨大员的情绪有些稳定了，他开始主动与其他人讲话。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与他有交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发挥出我高超的说服能力，把死刑犯杨大员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使他获得重生。我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一个没能让我意料到的奇迹，我至今为这个奇迹感到骄傲。
与杨大员的多次闲谈过后，我开始能接受他一点点了。在整个监号，他最愿意交流的对象是我，因为我总能耐着性子来听他讲，听他讲的过程中还用些话来开导安慰他。杨大员很多时候还爱吹嘘自己，他的吹嘘，更没人爱听，我的性情好，听他吹，吹完后我就调他一番管子（开玩笑的意思），越调他的管子他越高兴。杨大员对我的信赖，可能就在于我能使他的心态变得平静，有时变得高兴。
首先要说明一点，杨大员给我谈他的很多事，我虽然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听，有时也调管子，但每一次谈话过后，我就把他的人格看得更低。话是分几次谈的，在这里我就把他谈话的基本内容汇总一下，用他的话来概况他的人生。
...... 别看老大穿的是名牌皮鞋，老子什么名牌没有穿过，名牌皮鞋一天要搞好多双，我们有时去抢那些有钱人，拿了钱，我们还要让他脱下衣服，脱下皮鞋、皮带、皮包、钱夹更不用说了。你刚才跟我说你在外面很穷，连钱夹都没用过，也不知道你怎么坐的牢，要是在外面认识你，我随便送你一个钱夹，保管也值好几千。
......有一次，我们在XXX码头外抢劫，下船的两个年青人看样子很有钱，我们几个人把他们挟持到没人的地方，在他们身上搜了半天，一共只搜出几块钱，我们气得不得了，我拿着刀就往其中的一个人腿上捅了一刀，他们求饶，做个可怜像。妈的，谁让他们没钱呢？
......我干的事情还多呢，不能跟你说，说了怕把你吓倒。
在与杨大员有过很多次交谈后，我也知道了他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这次案发事件的全过程。
杨大员1970年出生在四川巴中农村，上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
巴中农村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不但人穷，而且是个穷人都很愚昧的地方，自然，杨大员的父母也是那些老实、自私、愚昧的人中的一对。当然，我不能瞎说巴中那里的人怎样，杨大员是这么说的，我才有了这种认为，至于我认为他的父母是老实、自私和愚昧的，是我从杨大员身上看出来的，一般情况下，有其子必有其父，杨大员相信他的父母，说他父母如何如何善良，我是不相信的，善良的父母能养出他这样的“孝顺”儿子吗？杨大员的哥哥跟杨大员不一样，是一个老实守家的农民，娶妻生子过着安定的日子，像他的哥这样寻求安定日子的人，他的父母和他本人都不喜欢，不喜欢的理由就是他哥只顾自己的小家，不顾父母，杨大员说得有道理，但我也有另一个道理，宽厚的父母何须向儿子索取。
为他的家庭事，我想了好久，最后还是认为他的父母不好，他的父母比他的哥要自私得多，他的父母不是可以让我崇拜的父母，反倒是他的哥让我觉得有些可怜，可怜他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杨大员14岁就出门打工了。他的村子里有许多人在云南某地打工，他跟着他们去了，他在建筑工地上帮着拎灰桶，打下手，钱赚不到几个，前两年就这样混过来了。
他16岁那年，通过别人的介绍，他被云南的一家人招为上门女婿。做了上门女婿后，杨大员安心在云南做了几年。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同时，他还学会了偷抢，不知是哪一年，他被抓了，在云南某农场劳改三年。
杨大员说，他云南的老婆对他很好，这个老婆很老实，没见过一点世面，老婆虽好，但他觉得这个老婆不够味，土里土气。老婆在他服刑期间经常去看他，老婆一家人也经常去看他。
他结婚的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女儿很乖很听话，他是很喜欢那个女儿的，可惜，自从他在云南满刑后不辞而别，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儿。
杨大员说云南监狱黑。他所在的监狱是一个大农场，田地多，面积大，经常有人挨打。当我问及他有没有挨打时，他吞吞吐吐地说，没有。我不必深问，像他这种品行的人，他肯定没少挨打。监狱对他不是个好地方。当我问他有没有起过板时，他说他过起，还讲了他许多板上的故事。我一听就觉得是他编出来的一些东西，由他编吧。
不过，有一点能肯定地说他在云南监狱混得不好，他三年的刑期没有减到一天刑。还有一点可以看出，当谈到云南监狱时，他的眼中闪现出那种畏惧的眼神，我敢肯定，他是吃够了苦的。也正是他在云南监狱吃够了苦，他本不健全的心理更加变态，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丢下云南的家蹓走了。
出狱后，他回到一趟四川老家，然后到了他人生的第三个故乡，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湖北宜昌。
杨大员选择到宜昌落脚，他是冲着三峡工程开工才不久，三峡这个地方好找事情做。当然，他的初衷是想到宜昌来打工的。他到宜昌后，也可能做了几天事，（按他的说法是一天事都没做），打工很辛苦，而且他的性格也不适应呆在一个集体中。不久，他认识了一帮人，这一帮人有宜昌本地人，也有外地的，这一帮人组成一个散班子，开始在宜昌大肆抢劫。
杨大员说，他的命好，在宜昌干了几年都没出过事。
就是在这几年里，杨大员在宜昌又找了个老婆，再次做起了上门女婿。他的这个老婆是宜昌县山里面的人。这个老婆也在宜昌做事，具体做什么，他没对我说f过，后来老大问了他，他跟老大说他老婆在宜昌开发廊。老大后来私下跟我说，他老婆是做那个事的。
杨大员用偷抢来的钱在老婆的家乡为他们盖了新房。他也又有了一个女儿。杨大员两口子在宜昌挣的钱不少，他们经常回家住，而且带着自己的朋友去住，在乡里人眼里比较风光。
杨大员最喜欢他的老婆带同事回来，他老婆的同事都很开放，老婆的同事多了，家里的床不够睡，有时会有一个老婆的同事挤在他们的床上睡，等他老婆睡着以后，他就去勾搭老婆的同事。
他说凡是和他们挤在一起的人，他都干了。唯独有一个长得最漂亮的，那天晚上正准备搞事，老婆醒了，老婆对他们有所发觉，老婆一夜没睡，害得他就没干成。
杨大员给我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想吐他一口唾沫。他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牲，我心里在想，上帝真是公平，他该去死。
杨大员长年在宜昌市进行抢劫，市内里抢劫团伙他逐渐认识了不少，他们有时交叉组班子进行抢劫。杨大员发生命案的那起抢劫案，就是他们叉班子进行抢劫的。抢劫杀人案中还有一个人比较特别，是个女人。具体地说是个开出租面包车的女人。他不属于某一班子，但他经常为抢劫团伙提供作案的交通工具。（以后写她的单篇故事）
发案的那一天，杨大员的班子已在别处干完了工作，已是晚上8点，他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喝了酒，还有些醉。就在离租住房不远的地方，他遇到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他很熟，都是他的同行，但不同班子。这个班子那天有没有准备去抢劫就不知道了，杨大员说那三个人邀他去抢劫，，（后来看杨大员的判决书，判决书上说是杨大员邀他们去抢劫。）杨大员想到他自己的这个班子这天的工作收益太差了，于是就跟他们去了。
他们通过电话招来女司机和她的面包车。他们坐上他的面包车，面包车沿城跑了一圈没有找到下手的好对象，当车行至火车站路口时，远远望见一个穿着很气派的人拖着行李箱从车站小路走出来,于是他们准备对他下手。女司机把车停在被抢人即将通过的路对面，他们四个人下了车，他们快速走向那个人，乘那个人还没注意就把他围上了。
围上之后，杨大员看清了，这个被围的人不但身体强健，而且年轻。他们害怕他反抗，一起抢劫的三个人用刀顶住他，杨大员用自制手枪对着他。
那人仗着自己年轻力壮，不愿把钱拿出来，任凭几个人威胁，他就是不肯就范，于是，杨大员伸出手去掏他的包，掏完所有的包，把掏出的东西放进自己的口袋。
杨大员一边掏那人的包，那人一边用手阻挡。到杨大员掏完他所有包的时候，他急了，他开始用拳头与他们对抗，动起手来，杨大员闪到了一旁，杨大员内心中是很害怕的，他怕挨打，所以他闪得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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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
杨大员闪了。被抢的人和基他三个抢劫的人扭打在一起。
闪到一旁的杨大员也没闲着，他拿着自制手枪对准路人，警告路人不要管闲事。
杨大员一伙人抢劫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有几个人硬要往前冲，来帮那个被抢的人。这几个人是被抢人的同伴，是走在他后头较远的朋友，还有老婆、孩子。杨大员见实在吓不到这几个人，于是对天开了一枪，枪声一响，这几个人再不上前了，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被抢人挨打。
杨大员忙着吓唬人。而那几个同伙也觉得打人不能够使被抢人平静下来了，他们用刀往被抢人身上捅，直至那人倒下。
那人倒下后，他们四个人讯速穿过公路上了面包车，面包车一溜烟消失在夜空中。
在车上，那三个人都说自己没有往那个被抢者身上要害部位捅，都说他死不了。杨大员也相信，因为他也捅过很多人，没有哪个人被捅死。车开至他们经常聚会的餐馆，他们向女司机付足辛苦费，走进餐馆喝酒分账。
围坐在餐桌，杨大员掏出抢来的钱，统统往桌上一放，一数仅一百三十员。几个人大喊划不来，叫着把这些钱吃完算了。扣除给女司机的钱，他们只能简单地喝了点酒，然后大家就分道扬镳了。
杨大员干了一件很不仗义的事情。这次抢劫实际抢得二千多员，他只拿出了一百三十员充当抢劫的全部战果。此后，在进行此案调查过程中，警方一直在寻找这两千多员的下落，没有一个人承认，杨大员判处死刑后跟我讲过这个事，那两千多员被他隐藏独吞吐了。
两天后，杨大员看电视，电视里发出一条要求市民协助警方破案的消息，说某天在火车站外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并简略地介绍了案发经过，要求市民提供破案线索。
杨大员有些慌了。慌过之后他又镇静下来，他想，无论是他的那个抢劫班子还是他们一起参加抢劫杀人的那几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真名。他决定先在市内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密切关注其他三人的情况，如果那三人没事，他就不准备跑，那三个人中有一个人出了事，他再逃也来得及。
过了几天，杨大员得到信息：那三个人被抓了。杨大员得到消息后没有慌，他从容地到码头买了船票，坐船跑回他四川老家。
回到老家，杨大员投靠了他在城里的姐姐和姐夫。姐夫是当地的林业局长，姐夫把他安排在一片深山里，给他买来一群羊，让他老老实实躲藏在山里放羊，什么时候案子追得不紧了才能上街。
杨大员开始还能遵从姐夫的告诫。几个月后，他忍受不住了，没有女人的日子不好过，他开始经常上街，上街的开销大，到二年后，姐夫给他买的羊越来越少。养羊是不能再干下去了。杨大员认为时间已过去很长了，反正羊也没有什么好养的，干脆回家看看。
他壮着胆子回家了。父母对他说，在他离开家不久，镇派出所的警察来了一次，问了他在不在屋，这以后再没警察来过。听完父母的话，杨大员觉得放心了，就放心大胆地在家里住下来了。
有一天到镇上赶场，他特意从派出所门口走过，想看看派出所警察看到他有什么反应。通过这次大胆的实验，他确认，他已安全了。至少在四川这个地方他是安全的。
虽然他觉得家里是安全的，他仍然在他的床头藏了一把自制手枪，以对付不测。
大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夜里，杨大员正在睡梦中，一阵急促而响亮的“不许动”的声音把他惊醒，他睁开眼，屋内的灯已经被打开，几把黑漆漆的枪口讯速逼进他 。他猛的
侧过身，准备向窗外跑，见窗外也有黑漆漆枪口在等待他，他还来不及摸床头的自制手枪，他已被几双大手牢牢地摁在了床上。
在被押回宜昌的火车上，杨大员问押解的宜昌警察，为什么他的当地警察不抓他，宜昌警察告诉他，那是为了稳住他。他这才知道他为什么在自己的家里过了几个舒适的日子。
宜昌警察安慰他，要他不要往坏处想，他不会被判死刑的，并列举了一二三条理由，宜昌警察的话起到了效果，杨大员在车上很完全配合押解警察，自己也获得了相应的宽松。
他被戴着脚镣手铐一跑从四川到达到湖北宜昌，他所经过的名个地方，人们都对杨大员投过了好奇的目光。杨大员对这些目光感到有一丝荣耀，他一辈子也没有引起过这么多人的注意，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杨大员被抓回宜昌后，立即被投入到看守所。看守所里，在拿到判决书之前，他始终相信在列车上警察对他说的话，他自己更觉得他不会被判处死刑。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连他原来监号的那些板脉子都知道他将会被判处死刑，而他自己却深信自己只会判15年。
随着在看守所和杨大员相处时间的推移，我虽然仍不喜欢他，却也在一些方面开始较多地容纳他了，我们之间有时也开些玩笑。
有一次，我看杨大员心情比较好，我问他：
“杨大员，坏人找的老婆一般都很漂亮，你的老婆漂不漂亮？”
杨大员回答说：
“我们外面混的人想找个丑老婆都找不到，在外面混的女人哪个不漂亮？丑女人都呆在家里做家务哩，那敢出门。”
我问：“那你走之后，老婆怎么办？”
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监号里许多人都自告奋勇地说：“交给我！”
杨大员把他们都看了看，说：“你们不行，我要交就交给何老师。”
听到杨大员的话，我一阵高兴，又一阵自豪，还有一阵说不出的心情。
我顺势把玩笑往下演，我对杨大员说：“那你就赶快给老婆写个字条，免得我出去的时候他不认我。”
杨大员很慷慨大度地说：“没问题。”然后他跑到衣柜里找笔和纸。
我们都没有阻止他。他找好纸和笔后，真的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写完以后，他拿给我看，上面写着：
“静，我要走了，我走之后，我把你和孩子托个人，这个人是我认为最值得信赖的人，他没有结过婚，有他照顾你和孩子我很放心。”
落款补上了他的“员儿”名字，标上日期。看他那么认真，我笑了起来，我告诉他，我有老婆和孩子，我很爱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当他听我说了这些话后，他象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软了下来，但不一会后，他又打起精神来，他对我说：
“不要紧，我不在乎，我老婆也不在乎，你就搞两个老婆。”
他那认真劲，使我继续发笑 。最后，他硬是把字条塞进我的衣兜，让人无法拒绝。
和杨大员有了语言后，我不再觉得他能坏到哪里去了。
有一次，我询问老大，我问他,像杨大员这样，如果寻求立功会不会保住脑壳，老大是滚过多板的人，见多识广，他说：
“我还没见过没有关系又能把死刑改成死缓的，何况杨大员的罪证铁证如山。”
老大和我谈过这些话后，我再也没有想过杨大员能活。
虽然已觉得杨大员再没有生的希望，但我有时拿他开心，要他赶快找立功的机会，以保住脑壳不掉．
每次说这样的话，杨大员都很坚定地说，反正是要死的，何必去供别人，把别人也害死，如果是供了别人，自己被改判死缓，别人判的轻的会在他前头出去，回到社会上也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人，死了算了。杨大员的这些语言让我觉得他还是讲江湖义气的人，作为平日的为人风格，杨大员还是有长处的，
但从杨大员在此话后的一次和我的谈话中，我看出杨大员有极强的生存愿望。
一天，其他人都到风场里打坐去了，杨大员坐在床沿上抽烟，当我从风场进屋里拿东西时，杨大员喊住我，让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对我说：
“你说我能不能从这里跑出去。”
听到他的话，我吓了一跳，我猜想，他是不是让我帮他逃跑？这种事我绝对不会干。
杨大员从我这种神态中看出我的想法，他说：
“你怕什么，我只告诉你我逃跑的方法，不会叫你协助我的。”
看我地神情安定下来，杨大员拍着他坐的床沿，那根床沿可能有二十厘米见方，六七米长，他说：
“我想找个人帮忙，把这根床沿拿起来，然后去撬高窗上的铁栅栏，你说撬不撬得开。”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床两头离地面约五六米高的铁栅栏，我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我想了一会，我告诉他：
“可以撬开，但你不要瞎想，你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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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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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
他对我说的话很不服气，他说：“两年前，有个死犯子从这个看守所跑了，我不相信，他能跑掉，我就不能？”
听了他的话，我相信杨大员早就在动逃跑的念头，只不过没有依赖的人帮助。听完他的话后，我一个劲的摇头，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再跟他谈下去，有一天他真的逃跑了，我就成了他的同谋，这个罪我担不起。我一边摇头一边想着怎样退出这次交谈。
杨大员看着我不肯再继续谈，他对我说：
“我实际是跟你开个玩笑，想考查一下你的胆子有多大？我觉得你量不够大。”
我对他说：
“我没胆，我干不了。”
杨大员觉得在我这里找不出共同点，在沉默一会后，他对我说：
“我还在这里坐着，你出去吧。”
我出到风场，我不敢隐瞒这件事，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老大。
老大听完我的话，立即召集所有的人回监号里打坐。回到监号，老大和我像什么事都没有，所有人都跟往常一样，我们看也不看杨大员。虽然没看他，我和老大的眼余光始终没离开过他，怕产生突发事件。
在杨大员还有没接受高院死刑复核之前，发生了一起让我和老大都特别担优的事，这事发生在监号管事（二档）与杨大员之间。
杨大员和管事之间关系发展得不错，管事捕着是社会上的惯偷，一直都在身上藏有一把开铐子的钥匙，这把钥匙居然被他带进了监号，他是藏在身上的，怎样带进来的我们就不知知道了，直到他有一天替杨大员打开铐子，我们才知道他藏有一把铐子钥匙。
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杨大员在床上翻来覆去，总是抱怨自己戴着手铐不舒服。在他临铺的管事（皮杆）发了善心，还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本事，他拿出他藏的铐子钥匙在空中舞来舞去，并反复挑逗杨大员：
“想不想让我给你打开唦。”
至于他给不给杨大员开铐子，我管不着，我没说话的权力，只要老大不反对，他就可以替杨大员打开铐子，让杨大员睡个好觉。
杨大员听到皮杆的问话，自然是央求皮杆给他开铐子，而此时的老大正背侧身在研读杂志，聚精会神，他可能听到了皮杆与杨大员的对话，他一定以为是皮杆和杨大员在开玩笑，所以，他没有朝他们看一眼。在杨大员的央求下，皮杆还真把杨大员的铐子打开了。
这天晚上睡过，第二天早上老大才发现杨大员的手铐被打开了。相处了很长时间了，我想老大也拿不下面子说皮杆和杨大员了，他只是皱着眉头往杨大员的手腕上看了很久，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到了起床的时间，皮杆又为杨大员戴上手铐。
早上过后，双是放风时间，在杨大员上厕所的时候，老大对所有的人说：
“杨大员的铐子现在晚上是被解开的，你们每个人都要在晚上放警惕一点，特别是值班的，当心杨大员掐死你们，老子跟他睡一起最不安全，如果发现你们那个打瞌睡，老子让你们不好过。”
老大发出的号令虽然凶恶，但还是被大家所接受。
大概解铐子睡觉二十后，出事了。
这天晚上，铁门突然被打开．
值班狱警在门口守着一个，另一个冲进监号，大家被他们的吼声叫醒，都蒙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全都傻望着那个冲进来狱警。狱警看大家都坐了起来，他伸出手去掏已坐起来、但手藏在被子里的杨大员的手，他把杨大员的手抓起来，问大家：
“你们是谁给他把铐子弄开的？”
他反复问了多道，没人作。老大是个精明人，在事态僵持了一会后，老大说：
“你们给他铐的铐子是个坏的，自己经常脱。”
狱警见老大回话，叫杨大员把铐子交出来，他想看看铐子究竟是不是坏的。杨大员慢慢吞吞地把铐子从被害人子里拿出来，递给狱警。
这个狱警姓黄，是看守所犯子公认的最柔和的狱警，也就是大家承认的最好的狱警。他拿着杨大员递过来的手铐，研究操作了好几遍，完了后，他对老大说：
“别的事我不管，晚上睡觉一定要戴上手铐。”
从黄狱警的说话中，听得出他知道、最少是默许监号里有人藏有手铐钥匙。他不是一个好管事的人，他不想追究这把钥匙，只要保证监号在他当班的时间不出事就行了。
黄狱警说完话后，皮杆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从黄警官手里拿过铐子，给杨大员戴上。
临走前，这位黄狱警把当夜值班的人大骂一通。黄狱警心里有数，他骂的是一个极灾的脉子，板脉子他是不会开口通骂的。
黄狱警走了，门锁了，大家开始研究杨大员没戴手铐是怎样被发现的。
值班的灾脉子说，杨大员整个晚上都把手放在被子外面睡觉。大家听完灾脉子的话，明白了，当班的黄狱警从二楼巡视往监号看时，看到了杨大员伸在背子外面的双手。
灾脉子就是灾，刚被黄狱警通骂了一顿，现在说了实话又被大家通骂得乱七八糟，好在是深夜，没有人有心情去打他，放在白天，他又死得成（就是说即将被挨打的灾脉子）。
这次事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