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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一楼的回答，我有一些回应。接纳自己的这条道路是很漫长的，包括很多专业的咨询师在内都是需要不断修行的功课。之前我的老师告诉我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我问他什么是更好的人，他说就是更加包容，更加开放，那时我不是十分理解。随着个人的逐渐成长，渐渐明白了所谓的“更好的人”，也明白了做一个包容的人是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也可能需要承担痛苦，这些都是需要内在的强大才能做到的。在接纳之前可能我们需要的是觉察，觉察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那些触碰到你伤口的时候到底是哪些需要未被满足，人际关系中每一个引起不舒服的时刻都是自己可以成长的机会。这个时候不防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在那时情境中的感受是什么？我怎么看待我的这个感受？我怎么看待自己？我期望对方怎样？我对自己有什么期待？我渴望什么？每一次的人际不舒服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问问自己，进而对自己的行为有觉察，也许慢慢的当刺激再次出现的时候就不会自动化的反应为“受伤”了…..还是那句话，想要包容别人，需要先从包容自己开始，一个人知道怎么爱自己了，才知道怎样用更好的方式去爱别人，包容同样如此，这条路可能会很漫长，重要是的我们在路上…..
朋友，真正的包容别人，需要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学会换位思考。在与人相处时体谅他人难处，在温和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适宜地支持、帮助别人。不用苛刻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尊重他人的自主权，给人以宽阔的心理空间。对于别人的过失，采取不攻击的态度，真诚的出自内心的宽和，他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真正的包容是人与人之间心的链接感，是能给人正性支持的！
试试交个心胸开阔的朋友，让别人影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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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方是人类新课题
——王岳川向云驹关于文化崛起对话(之三)
&中国正在对世界作出新贡献——绿色发展、知识创新、文化创新。西方通过全球化让世界变成“地球村”，而中国崛起让西方霸权日益变小。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在于：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我们必得注意“大国文化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中的“文化强国”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的各个部分往往优劣不齐，而文化的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水平。
事实上，未来世界不会一直由美国主导，西方国家的制度和模式也并非优于其他所有国家。中国文化可持续输出，必将说明这一点。前沿学术对话可呈现当代中国思想变迁踪迹：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精神世俗化平面化问题；无论是厘清美国全球化时代正在走向衰竭，还是提出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中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日，都意在强调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因为，中国的文化崛起将意味着东方的历史、文化、语言、价值、机制将会影响整个世界！
当代中国要真正实现“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崛起作为支撑，更需要文化崛起作为持续发展力，更需要我们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如何使被西方中心文化长期边缘化的中国文化崛起，重新为世界所认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仅靠亦步亦趋从西方学来的那一套肯定不行，西方早已开始反思自身的文化传统，我们再班门弄斧，只会贻笑大方，永远在西方后面追赶，永远摆脱不了西方世界的阴影，摆脱不了发展中国家的焦虑。古希腊神庙廊柱上镌刻着一句神谕：重新认识你自己。如何重新为世界所认识，有赖于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发现有异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重新发现东方。
为什么要“发现东方”？
我在十五年前提出发现东方,并在2003年出版《发现东方》。因为我到世界各地讲演教学后，发现“东方”被西方霸权话语妖魔化了。我认为文化的命运同国家、民族乃至个体的存亡息息相关。美国高参亨廷顿说21世纪将是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战争。这种文化宗教冲突切不能小看。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时间和机遇。我们不仅需要国防的军队，还需要文化的军队。亚洲在美国的挑唆和干预下正在四分五裂。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相互摩擦，难以形成“亚洲共识”，都想成为东亚甚至亚洲的领头雁。文化的争论事关文化战争事关文化安全和大国形象，不可小看。
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在全球化时期，必须弄清经济与文化的紧密关系。经济高速发展并非以文化低迷为代价，相反，应该在经济振兴的同时促进和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整体意识，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我坚持认为，中国必须从最初的挪用走向自己的文化创造，这才是这个民族的未来。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要想实现两次现代化的平稳过渡，要想使西方“遏制中国”、“中国威胁论”的问题得以解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化解，就是要重新发现东方大美文化。
前面我们谈到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自觉，谈到了前瞻性思维指向的几个焦点：一是全球化浪潮中怎样摆脱惟西方现代化马首是瞻，并紧紧维系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身份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本土化?
二是前工业时代的农耕文明向工业、后工业文明转型中文化何在文化何为?三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着古老文明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出路?要回答这几个问题，归根到底，关键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也就是如何实现文化的自知之明，并用它来指导本国本民族未来的文化实践。
从不自觉到先觉、再到自觉，文化自觉成为人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文化自觉同时又是一个艰巨的历程，这个历程的第一步是认识自己的文化，并能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而有所取舍；第二步是要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当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费孝通所说的“我瞻望人类学的前途时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上的“自知之明”。
文化代表了国家的尊严，决定国家是否真正的和平崛起，决定国民的文化形象是否在世界人民中站得住脚。如果没有这一点，仅仅靠科技经济的数值无法说服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祖先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中华文明，而中华民族正是因其创造性而雄踞世界东方数千年。文化创新正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问题。而个体创新来源于灵感的集合体。传统文化的根基正在被蚕食，东方不能沉默。我们应该从民族精神深处进行新的拓展，努力提供21世纪人类发展的模式，中国有这个传统和能力。中国有13亿人口，在这片并不富庶的土地上自己养活自己，我们的艺术也应该从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而不应该从外边借一张皮披在自己身上。我认为，艺术从本民族的血缘、传统、根基和心性中来，任何不努力而羡慕别人的人，最后获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古人言：“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现在临渊羡鱼的人太多，自以为时髦，结果反而失去自我。当代中国艺术中的“道”正是由于太多地接近了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之技，而使中华民族真正的“大道”正在加速飘逝。
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中，还有这样一种观点——不少人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也意味着沉重，意味着包袱和束缚。反观美国，短短200多年历史，形成了最有活力的文化和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因此成了最先进的文化。事实似乎也证明，美国式的思想、生活方式正在影响全球，甚至成为全球仿效的模板。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但我一直认为，独特的文化传统决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相反是我们受用不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国崛起必然有赖于或者率先表现为中国文明的复兴，文化才是我们融入未来地球村的身份证，中国的发展必须要有文化的眼光。要守护住农耕文明的伟大传统和文化多样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打开了国门，我们也融入了国际社会，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最鲜明地反映在中国的变迁与变化中。文化问题也正是由此而来。
可以这么说，文化的发展永远是以充分民族化、本土化和多样化为前提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以其民族化形式参与到世界化的文化交响之中，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在其中占有自己的声部。一味跟在西方文化后面亦步亦趋，最终实现的只是西方文化的翻版，实际上是文化的同质化，是人类文化的巨大损失，面对21世纪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建设文化强国，要强化中华民族的精神认同，获得文化上的自主能力，就要不断做到文化自觉，重新认识本土文化，重新认识文化自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濒危态势，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不能设想，如果整个世界全球化以后变成了全球西方化的话，西方人到东方就再也找不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了——跟西方完全一样——他们会很失望。如果东方人失去了自己所有的特征，变成了西方人的话，就会出现某些国人所说的“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还是黄面孔、矮鼻子、黑眼睛和黑头发”。你所有的一切都变了，但是你的形象，这个种族不能变，尽管可以把头发染得黄黄的，但是其它方面还是很难彻底改变的。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战争频仍、民生凋敝，救国救民成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走出东方”的思想，胡适为避免“全盘”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观点，并导致一场重大的文化论战。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遭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精神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语言符号系统，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似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故而出现了新转型的学说——新儒家、新道家等；而西方基督神学的语言符号系统，在空间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存在着某种隔膜，因而似乎难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因而，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减轻以至消除。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遭遇到中国传统、西方古今、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的冲击，这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时代困境。
这种时代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中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这种古今、中西、南北、灵肉之争，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
大半个世纪以后，对于20世纪初期的几场文化论战的是非，学界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种“全盘”之声的误区经历了历史的公正验证，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经济的崛起必将引发对文化的重新思考。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
我认为我们应该是向西方的优秀文化学习，同时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和灵魂，然后把这种文化的元素和灵魂国际化。中华文明在一百年以前落后于世界，所以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还有一些激进派提出“打倒孔家店”。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在全世界属于倒数第几名的GDP，但是我很高兴的告诉朋友们，中华民族通过百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的GDP即将在今年从全世界第三名变成第二名，在这个时候如果一个民族还要“打倒孔家店”，还要“废除汉字”，还要“全盘西化”就很没有民族自信和自尊了。举个例子，当孩子成为全班倒数第几名的时候，打手板心以示警示尚可理解。当他通过艰苦努力变成全班最优秀的孩子的时候则应该奖励——对中华民族的振兴要有耐心，给多一点的时间，让中华优秀文化变成人类的世界的。
所以我提出的“发现东方”，一方面是针对西方人的，请西方人不要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自傲态度对待东方；人类不应该再以俯视或仰视的眼光来看待他者，人类应该学会平视。我们尊敬彼此的差异。解构主义的出现，使得中心主义不再可能，使得过分的傲慢变得可疑，所以平视西方、平视中国是我们的正当要求。同时，世界需要发现文化差异，各国正当输出自我的文化。如果说，中国学者最近200年所做的工作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而这个工作在全盘西化半盘西化中很成功，那么，我相信本世纪，从现在开始，中国学术的主要工作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我知道这会非常艰难，但我们一定要去做，因此我提出了“发现东方”，进而进行“文化输出”。
由谁来发现东方？
岳川兄所提出的“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正是一种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高瞻远瞩的大文化眼光，也是对东方文化主体性的重新发现和强调。我们既然要坚持和保持文化的多样化，就要真正地解决本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就是说，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保护与创新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文化现实。
然而，要准确了解一国或一己文化，实际上是非常困难、非常繁难的。这种了解几乎涉及一种社会、民族、群体的方方面面，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教育、伦理，到文学、艺术、风格、生活、生育、生产等等。此中既有表面表象的符号、形象、行为、言语，也有深藏其中的精神、性格、情感、好恶、趣味、理想。按照人类认知的一般规律，人们认识他文化也是由浅入深，由外在而及内里，由形象上升为抽象，由物质达于精神这样一个过程。他者是从他人开始，渐次扩展至他处、他们、他文化、他族、他类、他乡、他地、他方、他在、他物，等等。
就拿我们日常的服饰打比方吧，服饰从最初的御寒、遮羞、美饰等作用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十分个体化的行为，俗语云，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世界各地各族人民可谓是五花八门，其服饰文化中更是包含着诸多区别意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类之间的类、族、群、团之间的区别，性别、阶层、等级、辈份、年龄、职业的区别，婚否、成年与未成年人的区别，等等。正是这些在漫长历史中养成的区别意识，使人类建立起了我者与他者的关系，并使这种区别意识为人类的比较、竞争、交流、交往、借鉴、学习、共处奠定了心理基础。这种区别是以同心圆的方式，由内及外，由核心向周边，由中心向外延逐渐扩大、扩展、扩充。扩展的范围以一个民族活动半径为边沿。在世界性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文化格局中，文化的冲突、斗争、撞击、激荡和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固守民族化的主体性，坚守科学开放的价值观，以大众化的形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是文化必有的文化自觉和应备的文化品格。民族的主体意识就是民族的主体性，包括民族统一团结独立的意识，民族的自尊心，民族共同的文化归宿和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的主体性还含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统，文化的民族化和民族形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一个民族的标识就失去了，民族的独立也就不复存在。本民族的文化应该也能够在保证民族独立、增强民族自信自尊和促进民族发展中发挥积极能动的作用。
文化在当代日益重要，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保障。但在最近的一个多世纪，中国文化急转直下，沦落为世界文化的边缘和西方文化的末流。对中国的正面诠释与充分说明一再被延误，导致无视、误读与曲解中国不断。究其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拿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而对西方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输出，其间的文化逆差、落差等问题触目惊心。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曾指出，“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了。尽管有人在提倡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没有人会相信这类努力能够真正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是复兴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
20世纪文化拿来主义的盛行，表明中国文化遭遇了深刻的身份合法性危机，“审父”与“西化”之风弥漫，其恶果就是中国的地位被废黜，尊严被践踏，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价值在西化语境中渐渐飘逝。可以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丧失其固有的文化指纹和基因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文化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虽然在历经磨难之后中国重新崛起，但随即遭遇诸多文化安全问题。在这个文化定输赢的时代，发现东方与输出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事关中国崛起软着陆和文化形象重建的重要的文化战略问题……
我插一句，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父”意识，通过不断地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等来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长驱直入扫清道路，我认为，如果说经、史、子、集，犹如我们的父亲文化，为我们支撑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铁骨铮铮的脊梁的话，那么，民间文化就是我们的母亲文化，为我们灌注了血肉和情爱，使中华民族的身躯更加伟岸，胸襟更加博大，情怀更加深远。民间剪纸艺术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无价瑰宝。“我们不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一方面表达了当代文化学人应该在一个弘阔整体的高度全面知悉我们的文化家底，另一方面是由衷地赞叹人民所创造的无尽的文化宝藏，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乡土中国”，乡土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依附载体，如今，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的古村落在迅速消失，有材料称，我国的自然村落可能多达280多万个，行政村也有几十万个，但目前，我国自然村落正以平均每天近百个的速度消失。官方公布的数字说，过去十年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差不多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而这些消失的村落中有多少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则无人知晓。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吸附其上的文化性正在迅速瓦解，因此，重新发现和保护中国传统村落也已经迫在眉睫。
民间文化扎根基层和农村，是农耕文明和农业经济的伟大传统，是农村文化的根基和底蕴，是农民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命脉。重新发现、保护和发展优秀的民间文化应该是我们重新“发现东方”、重建本土文化主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块，从现实层面来说，也是审视和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切入点。我们呼吁全社会都关注这样的“文化视点”，关爱农村的传统文化。
我们要把其中的有价值的古村落发掘发现出来，任务十分艰巨。但如果不去发现，很多精彩亦经典的古村落文化可能也就在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烟消云散了。也许很多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它美丽的身影。传统乡土文化个性的泯灭，将釜底抽薪式地毁灭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景观，中国人令全世界仰慕的7000年的农耕文明和文化农村，将从此沦为文明的弃儿和文化的乞丐。五颜六色、缤纷多彩被苍白死相所代替，那绝对是人类共同的灾难，正如文化的多样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一样。当文化记忆和文化标志一起消失的时候，当我们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身首异处之时，我们甚至会在跨入现代的物质社会的同时，也退回到精神的荒蛮时代。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杞人忧天，不是抱残守缺。多样的古村落虽然还被贫困、落后缠绕，但它们是泥沙中的金子，是未经雕琢的璞玉，是被遮蔽和掩盖着的珍珠和宝石，它们有经济价值，有文化价值，有历史价值，有旅游价值，有欣赏价值，有无言的大美，有民族深重的情感。它们来自历史，它们更属于未来。
云驹兄这一点提得很好，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父亲文化”应该和以民间文化为代表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母亲文化”互为表里，成为“发现东方”，重新思考文化身份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在我看来，发现和输出互相依存。“发现”首先是重新阐释的过程，一个民族和一个人的重大时期都需要反思精神使我们得以回到本体论根基上。“发现”其实是指中国知识界应该有一种精神的重新觉醒。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觉醒，就会忘记一个事实：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陈序经时代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文化也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文化，而是可以认真思考重新“发现中国”意义的时代。我们永远需要在“发现”中认识我们的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如果不开始思考自己真正的“中国形象”，所谓“发现”就失去了本真的意义。
我国宋代著名诗人苏轼曾作有一首著名的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一个关于观察视角的著名论断。他以自己写诗、作画的经验告诉人们，同一个事物，横看、侧看可以成为不同的物象或形象；远看、近看、高看、低看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形象各异的感觉和造型。对于庐山，一个人如果不能整体把握、知其真貌、晓其真相、明其真谛，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身陷其中，只见树木，未见森林。身在其中，本应最知其实，但是恰恰是身在其中你就永远无法达到超越井底之蛙、超越盲人摸象、超越以管窥豹、超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境界。
苏轼的诗，其实也正是人类学的一个著名的方法论：局外观察与局内观察。所谓局外观察，就是一种他者观察，即他文化、他民族、他地域的他者对一种文化、民族、地域的观察。这种观察的实现有两个前提或两种特质：（1）这是带有他者背景的观察，因而这种观察具有文化交流的性质，是两种文化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研究与观察；（2）这是他者在他地的观察，是在异文化场中的观察，也是他者的在场，即他者在场、在他文化场。这两种在场确定了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的学术地位。在这里，所谓局外观察，他者观察，对我者的意义、对自我认识的意义（我者的收获），要比他者自己从中得到的收获（他者的收获）要有益的多。巴赫金因此称这种观察为外位性观察。巴赫金指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强调，要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入其中，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别人文化的眼睛来看世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一定程度上深入融入别人的文化之中，用别人文化的眼睛观察世界，的确是不可缺少，但是也决不能仅限于此。如果仅限于此，其所理解就不过是简单的重复，不会含有任何新意，不会起到丰富的作用。对文化的创造性理解，一方面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外位性的坚守、自觉、保持。“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外表也不能真正地看清楚，不能整体地加以思考，任何镜子和照片都帮不了忙；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那真正的外表，因为他人具有空间上的外位性，因为他们是他人。”巴赫金提出了局外观察的另一种模式或意义，即以他者的观察来进行自我理解。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以来最伟大也最著名的哲学命题。但是，即使照镜子，可以完全自我看自我，巴赫金依然认为，这不能抵达自我真相。这是有道理的。镜子可以复制自我，但主体是自己，你只能看见你自己知道的自己。外位的、他者的观察，是发现自我熟视无睹的事物和对自我的最有价值的发现。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真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更精辟：“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
然而，人类学研究“他者”的文化，研究未经开垦的地方的“野蛮”的民族，从为殖民历史服务，到逐渐发展为自足、自立、自在的学术与学科，人类学的“他者”观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到文化多元论、文化相对论、文化非进化论；人类学在本土化进程中，狭义的只认野蛮民族为他者的他者观转变为非我族类即为他者，即：以本土为立足点，非原生态、非本土化、非本体民族均为他者，一切我者、他者都可以互相转化为对方。本土的他者观和外来的他者观也在这样的交融、交流环境中互相重叠，互相置换，互相渗透，互相统一。在如此他者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必须要有效地参照他者的意义，以本土为立足点，非原生态、非本土化、非本体民族均为他者，一切我者、他者都可以互相转化为对方。本土的他者观和外来的他者观也在这样的交融、交流环境中互相重叠，互相置换，互相渗透，互相统一。
他者的意义是带有你有我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看见与发现。这是他者的猎奇、新奇、好奇下的判断。但是，这也是最能呈现、突显一种文化最个性所在的方法。法国跨文化研究与管理、国际问题专家米歇尔﹒苏盖在其新著《他者的智慧》中指出，只有承认相异性、以他人为镜才能找到自我，只有成为自我才能在交往交流中交谈、协商、解决矛盾。他认为，他人的迂回曲折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重要的历史事件，或摧毁自以为正确实则错误的事情。“我们今日觉得理所当然的事，300年前可能并非理所当然，这是老生常谈，但也容易被忘记。”米歇尔﹒苏盖从自己多年的跨文化实际工作经验中得出结论：“我坚信差异能充实我们，并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自己身上发掘过去被我们自己忽略的东西。”但是，此间发生的困惑与悖论也是发人深省的。米歇尔﹒苏盖说：“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我自己作为西方人，公开地——而且可能有时会以一种道学家的方式——批评许多西方人不尊重他者的价值，批评他们将自己的观点与行动方式强加给世界各地的人。但是，至少对亚洲来说，这种批评可能与一种被忽略了的形式冲突：许多文化主动要求这种外在的影响，并且积极地向这个方面发展。日本就因先后吸取了中国、欧洲和美国的文化而闻名。至于中国，难道它没有吸收印度的佛教？没有吸收土耳其、苏联，还有20世纪末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技术？某些人，比如本书中经常引用的埃纳﹒卡约，甚至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现在的开放比作日本的明治时期。印度人又怎样？虽然没有触及种姓等级制度，但是他们学到了英国的语言和议会民主！亚洲的文化是被人强加的，还是主动‘消化’的呢？人们可能不知道，在法国，‘模仿’一词是贬义的‘复制’，而在日语和中文里则是指‘学习’。”
另一方面，所谓局内观察，是文化的我者的自我观察，是“身在此山中”的观察。局内观察在人类学方法论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实地调查，深入田野；二是作为我者，也必须有他者的文化观，能够在自我观察中实现“他者的意义”。他者的经验，对他者作局外观察，是我者局内观察的必要参照。费孝通先生对这两点都有精辟论述。
之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文化自觉是文化的更高境界。这样的文化自觉必须立足于人类学的局外观察的广阔的他者意义；又具有坚定而清醒的“外位性”立场，立足我者，必坚持他者；最后还要能够回到自我，更新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
异文化之间的互相看见与发现，首先及于外观、表象、具象、形象。比如人种特征与类别、地理环境与空间、历史形态与民族发展史、服饰衣着装扮、建筑建造民居、图腾古迹名胜、器物器具器皿、图画造型美术色彩；其次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必将及于交往交流中的内在品质、气质、气派、气象。比如饮食、趣味、生产、生活、行为、民俗、语言、文字、音乐、舞蹈、戏剧、信仰、宗教、艺术、思维典籍、文献等等。
就中国文化而言，以上种种元素都由于历史的十分久远、地域的长期封闭，而显出处处都“新鲜”。但是显然还有异中更异、奇中最奇的所在。比如，在鸦片战争中以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印迹是：小脚与缠足、男性辫子、妻妾成群、太监、童养媳……但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两千年间，中国文化早已传播世界、享誉世界了。中国的丝绸、瓷器、园林、造纸、印刷术、火药、戏曲、文字、诗歌、音乐，甚至老子、孔子、孟子、孙子、易经、儒学、禅宗、道家等也早为世界知悉。许许多多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军事家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或者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还是那句话，被他者发现的文化，并不一定是优秀的文化。它首先是“独特”的文化，其次可能是优秀的文化，也可能是文化的糟粕，他者的观察是带有时间性和选择性的。
发现什么样的东方？
当今世界文化是多元和多极的。“发现东方”的精神诉求在于：让习惯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人学会谦虚并开始尊重东方，让世界的每一个边缘人都有资格开圆桌会议，成为边缘或者多元中的一元。“发现东方”是一种谦和的文化呼求，希望西方来看看已经被边缘化为垃圾集散地、廉价劳动力、环保污染地、生态危机的边缘地。同时“发现东方”也尊重天赋人权，每个人不因人种、肤色，不因文化背景、历史种族而有亲疏。这才是人类未来具有公信力的公正之声。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指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正确理解几乎没有多大转机。工业革命的引擎完全改变了这一形象。欧洲和美国在不可避免的进步意识的指导下，全速进入19世纪，与此同时，亦完全失去了对中国的尊重。异域人间乐园的早期观念垂直下滑，从理想国‘Cathay’（古诗歌中的中国）一落而至对其惰性的深刻不满——较之西方工业与商业贸易的普遍增长，中华文明被鄙弃为一种垂死、落后，基本停滞的文化状态”。
正因为作为他者的西方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参考借鉴他者的视野，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进而看清西方在物质主义和视觉主义取胜的同时，其不断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断滑坡的精神世界导致的人类未来走向的严重盲视。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西方世界理论热被视觉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开始在反思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文化何处去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交给美国研究者去思考，而我们似乎只能不断被动接受——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李学勤认为：“有意无意对中国古代文明贬低的倾向，仍然是存在的。其具体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把中国文明的历史估计过短，二是对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估计过低……这样做，抹煞了近十几年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实在是不公平的。”
“发现东方”是我们在经过西方洗礼之后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发现东方，发现东方什么东西？我认为，“发现”首先是重新阐释的过程。一个民族一个人的重大时期都需要反思，反思精神可以使我们得以回到本体论根基上。“发现”其实是指中国知识界应该有一种精神的重新觉醒。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觉醒，就会忘记一个事实：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全盘西化”和“走出东方”的陈序经时代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文化也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文化。因此，今天的中国人需认真思考，重新认识中国，发现中国有意义的文化。提出“发现东方”，意味着发现东方的主体是我们自己，而不再是西方学者或西方汉学家。发现东方的对象不是中国传统中落后僵化的东西，而是那些历尽数千年而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那些经过欧风美雨冲击而出现的新文化形态，以及中国现代化当中新的文化精神。“发现东方”涵盖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序列，我们发现的东方既是经过现代性整合的东方，也是经历了后现代性全面反思的东方。
不客气地说，对自我的研究较之对他者的研究更难。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我们往往以为对自己了解得已经够多，反而导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之后的漠视，但若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深入研究自我，以及研究自我的原初文化，反而容易得出惊人的发现。
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把原始文化和原始艺术之间的关系弄清，或者将原始艺术置于原始文化的背景中把握，是极有助于我们认识本土文化艺术的起源和特征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学热、文化人类学热、西方学术思潮热的潮起潮落，原始文化特别是原始艺术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曾几何时，文学寻根，原始、荒蛮、野性、强悍、怪诞、隐喻等等文化的原始形态和原始意蕴横扫文坛，最原始的成为最现代的；艺术溯源，野兽派对非洲木雕的重新发现，毕加索、高更、达利创作中的原始艺术因素，立体主义、纯粹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中的原始主义风靡一时，中国艺术在借鉴模仿西方艺术的同时，全面普及了艺术的原始思维和精神。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原始艺术研究走出了考古学的象牙之塔，引起了诸多学科学者的兴趣和参与，国外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纷至沓来，一时间竟成显学。
的确，回到文明的原初时代、文明的源头，或许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古希腊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本源。事实上，那种将希腊文明看成是西方文明传统的观念在当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现代性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形成的一种文化偏见。希腊是西方文明一度中断而后发扬光大的文化形态。西方文明并不仅仅源于希腊的克里特岛，而且同古代近东地区尤其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文化紧密相关。
可以说，西方文明受东方文明影响很大。西方人将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并以各种现代性叙事阐释这一文化源头，进而片面地将西方文化看成人类最初的曙光。事实在于，希腊文化作为一种曾经失落的文明，是近代以来因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一种连贯的文明形态。其实，西方文明既不是一种连续性文明，又不是独立成熟的文明形态，而是深深地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文明。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中如是说：“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文明是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而梅因（Sir
Maine）却误以为希腊与罗马文明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埃及和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止。”
说到原初文化，我不由得想起了前不久我去中央电视台“青歌赛”任评委的经历。自从2006年中央电视台青歌大赛设立“原生态组”以来，“原生态”文化瞬间走红，竟成为时尚。在电视荧屏上，各种“原生态”民歌出镜率高得反常；在文艺舞台上，但凡民族民间的文艺，以原生态为徽帜，此起彼伏；在大众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标签贴在各种鱼龙混杂的文化现象上；在网络文化里，原生态甚至成为恶搞对象，什么恶搞山歌组合大行其道，并堂而皇之称为“原生态民歌”。究竟什么是“原生态”文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首次设立“原生态”组别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原生态”歌手们的演唱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资源这一“富矿”的被发现和挖掘，令音乐界人士和普通观众兴奋不已。但如何界定“原生态”唱法以及原生态演唱如何评判高下，在业界也引起了争议。
原生态唱法的突然走红，其实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社会大背景的客观原因。近几年来，民间文化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主要构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审与公布中，热潮迭起。非物质文化的“申遗”和保护，成了这几年国际国内的一个重要文化潮流。在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三批九十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意大利牧羊人的民歌、非洲民歌、菲律宾仪式歌、格鲁吉亚多声民歌、俄罗斯乡村唱诗、我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伊拉克木卡姆、阿塞拜疆木卡姆、中国和蒙古的长调等民间歌唱和歌舞都赫然列入世界遗产。在国际范围里，民歌从不登大雅之堂、不见于经传、不为人所重，一跃而身价百倍，成为顶级的文化品种。受此影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前不久举办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一时盛况空前。杨丽萍创作的《云南映象》也得风气之先，以原生态性较强为特征，征服了拉丁舞蹈界的专家，也迷倒了一大片观众。
所谓原生态唱法，实际上还是一个可以商榷或者说并不准确的说法。真正的原生态应该是这些民歌在牧区、农区、山区、少数民族群众中原汁原味的生活与表演状态。由原生态唱法的出现，完全可以强化和引导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广大无边的民间。发现民间，珍惜民间，欣赏民间，保护好民间文化，使它成为我们真正的伟大的文化宝库，这应该是本次大奖赛的唱外之“功”。
所谓原生态文化，是借用了自然地理和环境科学的一种概念。原生态就是自然状态下的、未受人为人工影响和干扰的原始生态或生态原状。由于上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生物多样化、物种多样性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物种消亡和濒危成为人类未来生存的世纪警钟，令有识之士不寒而栗，全球性的抢救与保护行动纷纷施行。“原生态”一词在这种情况下迅速普及。在环境科学里，原生态成为地球的世外桃园，成为人们梦境里的“香格里拉”，成为天然美、自然美的代名词，成为生物和物种多样性的栖息地，成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最可宝贵的最后的礼物。保护原生态、珍爱原生态、维护原生态，一方面要在全球大气候、大环境保护中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要极力防止人类染指原生态。原生态象征着生物与物种多样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原生态文化是一个既火热又沉重的话题。对现在的原生态文化状况，我确实一种吐不快的感觉，因为现在打着“原生态”招牌的文化乱象实在是太多了，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近些年来，文化正在快速地表面化、娱乐化、庸俗化，人们推崇当下的消费、娱乐和身体，非急功近利的、不能吸引眼球的东西都变得没有价值了。过去人们以深刻为荣，现在却开始追逐“浅”，刻意地对原生态文化进行肤浅的理解。刺激感取代充实感，快感取代幸福感，我们的文化开始变得轻飘飘，无根可依，无所适从。文化好像一下子“变脸”了，露出了庸俗的、功利性的面孔。醒世的、启蒙的、优雅的文化和艺术，现在变成滑稽、捣蛋的娱乐戏说，这不是自毁文化长城是什么？传统文化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取代，不能不说当前中国面临着文化失根的危险。&&&
正像有的学者所说：中国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这是值得思想文化界和文化部门严重关注的文化颓败症候，这种状况同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非常不协调。
目前兴起一股“文化热”，到处都在“发现”、“发掘”各地的传统文化、传统习俗，甚至出现一处文化多地争的现象，一方面，的确是大家的文化自觉意识开始萌发，但另一方面，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发现”的过程中，出现不少文化误判，甚至是对原有传统的歪曲、妖魔化。举个例子，据中央电视台报道，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发现一处传统老油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对其作出规划，拟投资2000万元将其升格为博物馆，同时对周边做出配套规划，修建商业街、开发区等。据称，老油坊传承人一家已获86万元和三亩地的经济补偿。电视镜头还呈现了现在的规划效果图：豪华现代的大型博物馆居于中心，周围是商业区、房地产开发区等。一座老式的小油坊，马上就要由丑小鸭变身为白天鹅了。但是这座老油坊的传承人高氏父子却并未因此高兴，周围的村民与专程来此买油的西安市民也都未对其作出积极评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标题是《西安：百年老油坊升级之困，修博物馆老油坊很受伤》，也传达了各方的疑虑。这些质疑是有道理的。
近些年来，一些民俗文化也正逐步进入文化遗产保护行列，成为旧时代的文化记忆。然而，最近有一新高级文化现象正在被民俗文化保护机构和专家关注，那就是一些替代传统的“新民俗”正在形成。这种“新民俗”应该怎样对待？怎样发展?怎样引导和保护?怎样看待对传统民俗的一种翻新？目前大家比较认同的新民俗有除夕看电视“春晚”、新年听音乐会、“五一”和“十一”黄金周外出旅游等，基于在国内城市里比较流行的圣诞节、情人节这样的洋节日，也部被归为“新民俗”。不管是对传统民俗的改造也好，还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与现代转换也好，都在注意的是，一方面要使随着时代发展濒临消亡的传统实现现代转换，适应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尺度，一定要保护好运用好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在重新发现自己传统的时候，必须防止过度消费传统的现象的出现。
云驹兄提出的这一点切中要害，“发现东方”要防止出现“一边倒”、“一刀切”的倾向，一方面，中国人再也没有必要一味地“审父”——审判自己的传统，把所有脏水都泼到传统上面，文化失败主义或主义失败就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情，同时也不能完全是审西方“他者”，批评西方什么腐朽没落，资本“吃人”，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从“审父”与“审他”变成“审己”——审判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这代中国人哪些地方不如古人，哪些地方不如西方人。重新审理自己的文化，应防止以下态度：
一是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认为中国一切都好，妄自尊大，盲目排外，从前些年“中国说不”这一类书的畅销可见一斑；二是虚无主义、自卑主义、奴性主义，就是西方一切都好，中国一切都不行。有人说中国应该继续全盘西化或者被殖民一百年，这种看法不值一驳；三是文化集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这是将文化意识形态化；四是以现代的眼光过度改造、过度消费传统。在我看来，这几种态度都有自己的盲点，需要更新文化对话的新视野。
在传统的发现和保护方面，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在30多年前就在有关立法中指出：保存、支持、复兴并传播美国民间和传统艺术是美国民众的全体利益所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有力地表明了建设一个强国不需要牺牲文化间的差异。日本在1950年代也实施了国家传统艺术、民俗艺术、无形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与弘扬；韩国、阿尔及尔、巴西、突尼斯、坦桑尼亚、阿根廷、智利、墨西哥、芬兰、法国、俄罗斯、荷兰等国家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保护和弘扬民间艺术。
中国和法国在文化上都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悠久、星光灿烂、名家辈出、影响世界、独领风骚于一时的。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文化不同，精神相通。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给予了空前关注，展开了热烈讨论。在所有议论中，最有共识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北京老城民居保护必须给予深切关注，北京的老城墙、老胡同、老四合院、老家具、老物件不能再破坏，不能再散失，不能再弃如蔽屣了！学者们把目光投向西方，投向巴黎，他们钦羡巴黎老城、老房子、老街道、老区的保护，回首中国北京，深深叹息：如果老北京能像巴黎一样保持它的古老传统和面貌——半个世纪前中国学者曾经强调过对它的保护——那今天又是怎样一件幸事和美事！人们呼吁，要向巴黎学习，保护古都风貌。由于在保护传统民族民间文化方面对法国经验的认同和重视，巴黎对民间文化保护的举措，就格外被中国知识界看重。
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一向就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早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际，随着革命的胜利，法国上下都在关注和讨论一个共同的话题：对于旧王朝象征的皇宫和其他文化遗产，是应当按照偶像摧毁主义者宣传的那样，把这些遗产当作旧王朝的象征而加以毁灭呢？还是出于对艺术的尊重保存他们，以便教育人民呢？在一边讨论、争辩之际，革命的风暴也一边在摧枯拉朽，大量地破坏着。直到1794年，亨利·格里哥利提出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他的意见是：“只有野蛮人和奴隶才会厌恶科学、毁坏艺术；自由的人是热爱它们、保存它们的。”与此同时，法国最早的博物馆出现了，这就是，1793年在王室藏品基础上建造的卢浮宫。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法国人开始登记记录文化遗产，形成了编制文化遗产目录的传统。数十年后，这种文化保护的观念，一方面深入民心，一方面被文化大家提升为一种闪光的思想。1832年，法国杰出的文学巨匠雨果写道：“无论产权归谁，历史性和纪念性建筑物都必须免遭那些恶意投机者的损害。因为在那些人的身上，功利心湮灭了荣誉感。每座建筑都有两方面的意义：功用的和审美的。它的功用属于其所有者，而美却属于全世界。因此，它们的所有者无权对其加以破坏。”雨果无愧是法国也是世界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者，他在100多年前所具有的全球性的眼光和胸怀，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智慧之美。雨果还曾抨击过法国侵略者抢劫焚毁中国圆明园的强盗行径，希望有朝一日，那些用强盗行径抢劫到法国的中国珍宝能返还故里。这些保护文化和遗产的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伟大的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形态，诗歌、典籍，长城、故宫，昆曲、京剧，丝绸、陶瓷，二胡、编钟，汉字、宣纸……不胜枚举，目不暇接。其中书法、绘画、篆刻是一组文化组合，是中国创造的伟大文化品牌。它们都是中国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形式，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国最具群众性的文化样式。这三门艺术形式又无不集纳着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伦理、审美、历史、风俗、经济、社会、军事、文学、艺术、生活等等内容。中国书法和中国篆刻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成为得到国际公认并为国际公约保护的人类文化天才杰出的代表形式。中国绘画更是在人类绘画艺术中独树一帜。中国画以完全迥异于西洋的油画的样式和造型方法以及工具材料，为人类绘画史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从这个全球化的角度看，假若我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当与我们交往的外国元首、政要、名流、企业家、学者、明星乃至普通公民都表现出对它们的空前热情的时候——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是著名的中国书法狂热爱好者，我们将是如何无言以对，如何尴尬万分？
切莫忘了，我们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书画大国。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字的书写手段和书写艺术。在古代，书法的普及是与文字的使用一样普及一样广泛的。古代的学而优则仕中，学者，既指文字、知识、才华，也指书法、写诗、作文。文化人人人会书写，佼佼者个个好书法，这是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我们今天如要从古人中汲取智慧，汲取民族精神，汲取文化滋养，汲取创造思维和灵感，不接续上这些文脉，会造成怎样的遗憾和不足是可想而知的。这些优良的文化传统是值得我们薪火相传、使之代代不绝的。所以，当全民出现国学热、书法热、收藏热之际，其言行具有广泛示范效应的广大领导干部，能对这些优秀文化传统无动于衷吗？所以，当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文化部门的领导，在工作之际，或工作之余热衷并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之时，看见各种为高级领导干部开设的文化讲座越来越多，各种为领导干部推荐、提供的知识读本中也渐渐涉及专门的传统文化知识之时，我们应该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果众多的领导干部对中国传统文化依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时，我们也应该尽力尽早尽快地改变这种局面。有一句俚语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领导，我看在文化问题上，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在文化问题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领导——非常赞同云驹兄的这个观点，一方面要自下而上地发现和发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上层领导要重视中国文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刮起一股中国风！
这些年，一直有人在问：为什么当代出不了大家？我发现，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就是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把学问掌握了。所以，理论上说，任何时代任何个人都是有机会和可能成为学术大师的。我们很大的不足就是国学底子太薄，可能古代汉语基本能力都没掌握，所以古代典籍就进不去，进不去就不能拿中国最典型的思想、话语去和西方对接，互相阐述。做不到这些是学术难题，要解决这些需要时间，不解决这些可能几代人也出不了大的人才。
文化的影响力就像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是水一样地向四处低处弥漫、包容吸纳传播。文化交流、文化影响，取决于文化达到的高度。没有高度就没有文化传播。季羡林提出的“河东河西”说，核心理念取自于“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境界，取决于这一核心价值观在当今时代的普世价值和理想高度。大概是因为钱穆先生倡导，在几乎与季羡林先生在文化上呼应“天人合一”，哲学界一些著名学者也对“天人合一”作了新的哲学诠释，肯定了“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和中国思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哲学界的主流话语是讨论主体性问题。著名学者张世英这个时期从自己专长的西方哲学进入到中国哲学，并且从主体性问题中疏理出中西方主客二分和主客不分的流变，对“天人合一”作出了新的哲学解读。中国天人合一历史悠久，思想深刻，传统深厚；西方则在主客二分上占有更大优势。二者可以互补互鉴，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天人合一，中国经验可发挥更多优势，而中国要实现更有高度的天人合一，又必须充分地完成主客二分的发展。这既揭示了“河西河东”规律，又指出了东西轮回中有螺旋上升的时代性的历史事实。季羡林先生虽然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但他也认同中国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消而化之的史实及其积极意义。他的文化个性观点并不是僵化的、“民族主义”的。
未来世界的发展也许是一种既有西方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进取精神，又有东方天人合一、人物交融的诗意境界的哲学，是个体性、差异性和流变性从传统的整体性和凝滞性中获得解放的哲学。在此基础上，发现东方，重建中国文化、文学、语言、文艺理论、美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的现代体系、现化话语、现代格局、现代价值的面貌，重新解读中国传统。这种重写、重读、重释、重建，不是把原始的传统原封不动地复原、回归、重现，也不是按西方话语体系改造、改变、改写中国传统，而是在了解东方传统、深谙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的文化“自新”，走的是一条全新的文化路线。
21世纪文化纷争频起，中华民族如果在新世纪仍处在文化不自信中，我们再不进行自我反省，进行文化自新，走一条全新的文化路线，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就永远找不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我去了世界上50多个国家，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国家把别人的语言变成自己考大学、考研究生、考博士的的硬杠杆，而中华民族做到了，我们还觉得欢欣鼓舞吗？我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著名学者提出“打倒古希腊”、“打倒古罗马”、“打倒苏格拉底”、“打倒伯拉图”，但是中华民族曾有过“打倒孔家店”。这值得深深反思！
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现在许多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而中国文化的现状反映了我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争端和文化冲突准备不足，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和谱系遭到质疑。
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性的过程。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和话语编码，不仅有民族创造和传递的物质产品，还有集体的思想和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这意味着文化无优劣，而只有差异，因此必须尊重文化的差异，这也是世界的潮流。但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失语了，中华文明的合法性成了问题。今天我们已经基本上西化了，这在很多方面是一种对我们过去的反省。但是我们难道不可以对现代化，对西化提出一些反省吗？比如说中国学术的言说方式——那种散文性的、评点式的、悟感性的这种评点方式已经失效了。中国古代文明在今天是否真的失效了？究竟是谁在改造中国思想？谁在改造中国的言说方式？谁在改造中国的学术方式？谁在否定我们过去几千年的东西呢？
今天要做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的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而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还有哪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一种补充，一种对西方的置疑和对话？当然，“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更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并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的文化诗性的哲学和独特理论。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应力图弄清“发现东方”的意义，对中学西学不再看成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看成不分古今中西。对西方的器物类、制度类的先进体系能够“拿来主义”式地接受，而对思想和宗教信仰问题也能够展开多元文化比较。
也就是说，应该是由具有主体性的我们自己来“发现”。在“发现”的过程中，我们应秉持背靠传统、立足当下、眼观未来的基本立场，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古、今、中、西是四个关键词，每一个学者终其一生都在面对这个十字轴，文化的问题究竟是古今问题还是东西问题？
传统为什么要继承、为什么可以继承、可以古为今用？传统的现代化为什么是当代现代化进程不可回避的现实？传统文化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社会发展为什么不可或缺？当代文化创造，当代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文化为什么必须并且能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创新、古今中外的综合创新中才能产生出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回答和肯定的。
由此可以想见，发现东方，实现文化自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喊口号的问题。它需要实实在在的文化实践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
中国形象、中国气质、中国面貌、中国精神是我们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交往、合作的基本品行；也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不二法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须体现为中华伟大文化文明的发扬光大。没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体悟，这一切就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事实上，中国遭遇的东海和南海危机，表面上是美欧国家搅局南海，使得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问题日益复杂化。而深层原因，是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汉字文化圈”已经被“美国文化圈”取代。南海一些国家唯美国的马首是瞻不断危机升级以至于损害我国的海权，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因此，只有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使之与国家硬实力获得相生相配，在“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的坚定国家意志中，才能突破美国主导的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文化层层包围圈。
在世界原教旨主义倾向日益抬头，奥巴马主义走向霸权主义遏制中国的老路的危险时刻，我们既不能走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也不能走被迫全盘西化的后殖民道路，只能走以中国文化自主创新为主同时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文化强国正路。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必得向海外全面输出传播中国文化，并在国内学术界和国际文化领域寻求双重对话，将20世纪的单一的“全盘西化”转化为21世纪“中西互体互用”。
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在战争频仍而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在全球遭遇地缘战争威胁和核战爆发危机时，我们必得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中国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东方文化守正创新和可持续输出必然使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走向终结！
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变得越来越“西方化”的过程，也即实行自由市场，接受西方资本、私有化、法律法规、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其实，这种梦话正在被中国崛起打破！可以说，西方对东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和中国全面崛起消逝，在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步发展的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反省一个世纪以来的“东方西方化过程”，而开始“西方东方化”的和平过程，即用中国的“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对话或取代西方的“三争文明”（人人竞争、集团斗争、国际战争）。
中国崛起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开始吸收中国经验智慧。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黄祸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世界文明进程并缩短中国大国形象重建的过程。我们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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