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美）津巴多)【电子书籍下载 epub txt pdf d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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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津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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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全球最具传奇的真人实境实验，了解人性最需要看的经典著作。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即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2007年，津巴多教授首度撰书详述其事，并结合从该实验到伊拉克监狱虐囚案三十多年来的社会现象，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透彻解释“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为什么优秀的美国女兵会对伊拉克战俘做出虐囚的性游戏？为什么护士明知医生处方超剂量，却仍遵从指示开药？为什么上司只是暗示和默许，属下却惟命是从和变本加厉？在日常生活中种种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约束下，我们是否会像上帝最爱的天使路西法一样，不知不觉地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之事，从而堕落成魔鬼撒旦。善恶的界限在哪里，人性的脆弱超乎你的想象！1971年，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主导“斯坦福监狱实验”；该实验有如一发震撼弹，引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人性的天真看法。三十年后，津巴多教授以《路西法效应》首度亲自撰述、并呼应从“斯坦福监狱实验”到“伊拉克监狱虐囚案”三十多年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全盘且深入解释“情境力量”影响个人行为的概念。扫二维码下载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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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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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丛书名：&新知文库&&作者：&(美)&津巴多.&著&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日期：&第1章&&邪恶心理学：情境中的性格转换第2章&&星期日：突袭逮捕行动第3章&&堕落仪式正式开始第4章&&星期一：犯人叛乱第5章&&双重麻烦的星期二：访客和闹事者第6章&&星期三：逐渐失控第7章&&假释的权力第8章&&星期四：对峙时刻第9章&&星期五：淡出黑暗第10章&&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Ⅰ：性格转换的炼金术第11章&&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Ⅱ：伦理学及拓展研究第12章&&社会动力学调查Ⅰ：权威、奉守与顺从第13章&&社会动力学调查Ⅱ：去个人化、去人性化以及姑息之恶第14章&&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第15章&&让系统接受审判：领导层的共谋第16章&&抗拒情境影响力，赞颂英雄人物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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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权威实验：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菲利普·津巴多
按：1971年，津巴多受聘担任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他在那里进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随意指派24名师范学院学生在位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内的模拟监狱内充当“囚犯”和“看守”，开始为期两周的试验。然而，试验仅仅进行了一周，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变成了残暴的狱卒和崩溃的犯人，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为了防止伤害扩大，原计划进行两周的实验进行了一周就不得不提前终止。
斯坦福监狱实验经常被拿来与米尔格伦实验进行比较，米尔格伦实验是于1961年在耶鲁大学，由津巴多中学时代的好友斯坦利·米尔格伦进行的。该实验发现在穿制服的权威人员命令下，路人可以将电击受试人员的电压逐渐提高到非常危险的程度而不提出异议。他对于服从权威问题的研究是希望了解“二战”大屠杀期间的纳粹党人如何能轻易顺从命令杀害犹太人。
文|菲利普·津巴多
一个人可以顺从到什么程度？
社会心理学者斯坦利·米尔格伦开启了一系列杰出研究，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盲目顺从权威”实验。他对于服从权威问题的研究兴趣来自于深刻的个人关怀，希望了解“二战”大屠杀期间的纳粹党人如何能轻易顺从命令杀害犹太人。
请想象你在星期天的报纸上看到一份心理学实验征求受试者的广告，而且决定去应征。虽然一开始的原始研究只征求男性受试者，不过后来的研究中也包含了女性，所以我邀请所有读者们参加这个想象的演出。
你走进了耶鲁大学的实验室，这时，一个举止严肃的研究者——他穿着实验室灰袍，看起来正在进行很重要的科学实验——走向前向你和另一位应征者问好。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心理学科学，研究如何通过运用惩罚改善人们的学习和记忆。接待你的人向你说明，这个新研究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实用意义。
你的任务很简单明确，你们其中之一要扮演“老师”，另一个人则扮演“学生”，老师要给学生一组单字让他记忆。在测验中，老师说出每个关键词，学生就要回答正确的相关词。答案正确时，老师就给学生口头上的奖赏为鼓励，像是告诉学生“干得好”、“没错，就是这样”。出错时，老师必须按下他前面那个看起来很吓人的电击装置上的杆子，立刻施以电击惩罚。
电击仪上总共有30个按钮，每个按钮都代表一个电力等级，从最低的15伏特开始，以每等级多15伏特的幅度累加。每当学生犯错时，实验者都会提醒你，而你必须按下下一个更高电力等级的按钮。控制板显示每个按钮的电力等级，以及关于该电力等级的描述，比方说第十级（150伏特）的描述是“强力电击”；第十三级（195伏特）是“非常强力电击”；第十七级（255伏特）是“剧烈电击”；第二十一级（315伏特）是“极剧烈电击”；第十五级（375伏特）是“危险，激烈电击”；第二十九和三十级（分别为435伏特和450伏特）时，控制板上除了三个不祥的大叉叉之外什么也没标注（这暗示着极端痛苦和极度激烈的电击）。
你和另一位自愿者抽签决定各自扮演的角色，结果由你饰演老师，另一位则扮演学生（抽签过程已经被动过手脚，另一位自愿者实际上是这项实验的同谋，固定会抽到扮演学生角色）。扮演学生的是个举止温和的中年人，你一路陪着他走进了隔壁房间。研究者告诉两位：“好了，现在我们要把仪器接到学生身上，为了接下来方便进行惩罚。”于是学生的手臂被捆起来，右手腕上接上一个电极。只要一犯下错误，另一间房间里的电极仪就会通过电极输送电力到学生身上。你和学生间可通过对讲机沟通，实验者就站在你旁边。你已经先体验过45伏特电击的威力，只感到稍微的刺痛，对电力等级已经有了点概念。实验者给了暗号，“记忆力改善”研究开始了。
米尔格伦实验
一开始你的学生表现得还不错，不过很快地开始出错了，所以你也开始按下电击杆。学生抱怨电击弄痛他了，实验者点点头暗示你继续。但当电力等级不断增加到强烈程度时，学生尖叫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你开始犹豫，并询问旁边的实验者是否应该继续，实验者这时告知除了继续没别的选择。
现在学生开始抱怨他的心脏不舒服，你也认为不应该继续下去，但实验者还是坚持进行。因为学生不断犯错，你只好请求你的学生专心，你可不希望他受到非常强力的电击。但你的关心以及鼓励全起不了作用，他还是不断出错。电力等级又往上跳了一级，你听到他哀号：“我快痛死啦，受不了了，让我离开这里!”又跟实验者说：“你根本没有权力把我留在这里，让我出去!”电力再次往上跳级，这次他尖声叫道：“我拒绝再回答任何问题!快把我放出去，你没有权力这么做，我的心脏快不行了!”
现在你完全不想进行实验了，并告诉实验者你拒绝继续。你可没办法用这种方式去伤害别人，这不是你的作风。虽然你想离开，实验者还是坚持实验必须进行下去。他提醒你，你跟他们签过合约，答应过要完成实验。他还说，如果电击造成什么意外，后果由他完全承担。在你压下300伏特的按钮后，你念出了下一个关键词，但学生什么反应也没有。“他没回答。”你告诉实验者，希望他到隔壁房间去确定一下学生的状况。但实验者还是无动于衷，他并不打算这么做，反而告诉你：“如果学生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回答，大约5秒，这时就算他错。”漏答的惩罚方式也跟答错一样——规则就是这么订的。
你继续按下更危险的电力等级按钮，还是没有任何声音从电击室里传出。他可能失去意识甚至死了!你觉得很痛苦，想要离开，整个情况完全出乎意料，可是不管说什么都没办法让你从这个痛苦情境里解脱。你被告知规则怎么订，你就怎么照做。
现在尽可能地想象，扮演老师角色的你会如何。我确定你会说：“我绝不可能乖乖照做!”显然你一定会提出抗议，然后一走了之，绝不会为了区区几块臭钱出卖自己的良知!不过假如有人一路按下第三十个电击按钮，那时候实验者还会坚持继续测验，直到另外再按两次为止，他会说这是为了方便取得测量数据。对走到这一步的人来说，痛苦的事实摆在眼前，想忘都忘不了。所以呢，你预测你在离开实验前会进行到哪一级?在这个小地方，一般人遇到这样情境时又会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米尔格伦把他的实验告诉约四十名精神医学专家，然后要求他们估计有多少比例的美国公民会从头到尾完成三十个等级的电击实验。他们平均预测只有不到1%的人会坚持到最后，认为只有虐待狂才干得出这么残酷的事，而且估计绝大部分人在150伏特电力的第三级就会撒手不干。但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人类行为专家之所以会错得离谱，原因有二，首先是他们忽略了情境决定因素，因为埋藏在实验程序性说明当中的情境决定因素会影响人的行为。其次是他们受到传统精神医学训练，使得他们过于依赖从天性观点来解读异常行为，而忽略了情境因素。也因此他们全犯了基本归因谬误!
事实上，在米尔格伦的实验中，大约每三个自愿者里头就有两位（65%）一路进行实验直到最高450伏特的电击程度为止。扮演老师角色时，大多数人会无视于“学生”的苦苦求饶而一再施以电击。
现在我请读者再试着猜一猜：当电力程度达到330伏特，电击室里已经不再传出声音，在这种能够合理推断扮演学生的人已经失去意识时，有多少比例的人会在这时喊停?谁会在那样的情况下继续实验?难道不是每个明理的人都会拒绝实验者的要求，离开实验不再继续吗?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美]菲利普·津巴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3月
某位“老师”陈述自己当时的反应：“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啥鸟事，我当时想说，你知道的，他该不会是被我电死了吧。我跟实验者说，继续下去要是发生什么事我可不负责。”不过当实验者向他保证出事有人顶着之后，这位担心的老师仍顺从了指示，一直进行到最后。
几乎每个从头到尾完成实验的人，反应都跟以上这位一样。也许你会好奇，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不过请想一想，如果已经做到了这地步，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到最后呢?也许这跟扮演老师的人不知道如何从情境里脱身有关，而不是因为对权威的盲目顺从。在实验过程中，大多数的参与者都不断表示疑虑和反对，也说了他们不愿意继续下去，可是实验者却不放他们走，他不断告诉他们一堆必须留下的理由，催促他们继续为那些痛苦的学生施测。在一般情况中，这样的抗议可能生效，抗议可以让人们从不愉快的情境中脱身，可是在这个实验中，不管你说什么，实验者都不为所动，他只会坚持你留下来电击犯错的学生。于是你看着控制板然后明白，最快脱身的方式就是赶快进行实验，直到最高电力等级的按钮被按下为止。只要再多按几次按钮就可以出去，再也不必听见实验者的啰唆说教，以及学生的呻吟。
答案出现了。只要450伏特就可以让你离开这里，不需要跟权威面对面冲突，也不必费力衡量已经造成的伤害和额外的痛苦该如何取舍，出去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提高电击。
在一年之内，米尔格伦执行了十九次不同的服从实验，这些实验都跟基本典范的组成元素：实验者／老师／学生／记忆力测验／错误电击有部分不同。他会更动其中一个社会心理变项，然后观察这个变动会使得受试者在电击“学生”（受害者）时，不正义权威的顺从度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些变动包括，他在其中一个研究中加入了女性受试者；在另一些实验中，他会变动实验者与老师间或老师与学生间的相对位置，调整为较近或较远；或者是让学生先做出反叛或顺从的态度等诸如此类。
米尔格伦希望通过其中一组实验证明，他的研究结果不是来自于耶鲁大学的权威性——耶鲁几乎是整个纽黑文市（New Haven）的代名词。于是他在下城的桥港区一栋年久失修的办公大楼里设了一个实验室，然后表面上以和耶鲁大学没有明显关系的一个私人研究机构名义再次进行了实验。但仍是出现相同的结果，参与者还是受到同样的情境力量附身。
思考漫长而晦暗的人类历史，你会发现，当人类打着服从的旗号时，犯下的骇人罪行远多于以叛乱之名。
——C.P.斯诺,《非此即彼》
（C.P.Snow,Either-Or,1961）
纳粹种族大屠杀可能发生在你身边?
我们曾提到，米尔格伦此研究计划的动机是希望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善良的”德国人涉及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野蛮行为。米尔格伦不是去找出德国民族性中的性格因素来解释种族灭绝的邪恶犯行，而是相信情境特质才是里面的关键因素——服从权威是启动肆无忌惮谋杀行为的装置。研究完成后，米尔格伦从他的科学结论中导出一个戏剧性预测，针对阴险的服从力量是否会让美国平民变成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共犯，他说：“如果死亡集中营的系统设在美国，就像我们在德国纳粹看到的一样，在任何一个不大不小的乡镇里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人来担任集中营的工作人员。”
针对纳粹与自愿参与对抗“国家公敌”的平民百姓的关联，有五个不同的极佳研究有助我们思考。前两个是由富有创造力的老师和高中及小学生在教室中实地演出。第三个是由我以前的一个研究生进行，他认为只要有某个权威人士提供做这件事的足够理由，美国大学生绝对会为种族屠杀的“最终解决方案”签字背书。最后两个则是直接以纳粹党卫军以及德国警察为对象进行的研究。
◎ 在美国教室里制造纳粹分子
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一所高中世界历史课堂上的学生就跟我们一样，无法理解泯灭人性的纳粹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这样一个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社会运动是如何热烈展开，而这些平民百姓又是如何无知或无视于他们对犹太人造成的苦难?针对这些困惑，他们深具创意和启发力的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决定改变教学方式，以便让这些不相信的学生能够学习到这段历史的真正意涵。于是他抛弃了平常的训导式教学法，采取了实验性的学习模式。
他一开始就告诉班上学生，他们将要在接下来一个礼拜模拟德国的种族屠杀历史经验。尽管已经有了事前警告，接下来五天在角色扮演“实验”中所发生的事，还是给学生上了严肃的一课，这些事也震撼了他们的老师，更不用说是校长和学生家长。这些学生们创造了一个教条及高压控制的中央极权体制，与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形态非常相似，使得模拟与真实几乎难以分辨。
由这一事件改编的德国电影《浪潮》。
首先，琼斯建立了严格的课堂规矩，学生只能服从不能有质疑。针对任何问题，学生必须恭敬地起立回答，最多只能用三个字，而且还必须先尊称“琼斯大人”才行。这些武断独裁的规定竟没有任何人反对，于是课堂气氛改变了。口才较好、较聪明的学生很快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声望，而口才较差、行为较武断的学生则开始得势。这个教室里发生的运动被他们称为“第三波”，他们设计一些用来致敬的口号，只要一声令下就必须齐声喊出，而且每天推陈出新，例如“有纪律才有力量”、“合群才有力量”、“行动才有力量”以及“自傲才有力量”等，只要实验继续，口号永远不缺。他们也创造了用来辨识圈内人的秘密握手方式，任何批评都会被当成“背叛”呈报给组织。除了口头喊喊标语之外，他们还从事各类行动，如制作横幅悬挂在学校里、招募新成员、教导其他学生应该要有的坐姿等。
由20位上历史课学生起头的核心团体，迅速扩张成拥有百位热心的“第三波行动者”团体。接着连指定作业的权力都被学生接管，他们发放特殊的会员卡，这群新的权威核心团体甚至把最聪明的同学从教室里叫出去，然后兴高采烈地虐待。
琼斯接着向他的追随者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他们是一个全国性运动的一分子，运动的目的是要发掘愿意为政治变革而战斗的学生。他说他们是“一群被挑选出来协助实现这项宗旨的年轻人”。而一位总统候选人即将莅临隔天进行的集会活动，他会在电视上宣布成立新的“第三波青年行动方案”。于是有超过两百名学生挤满了丘伯里中学（Cubberly High School）的大礼堂，热切期待这项方案的宣布。这些兴奋的第三波行动成员穿着白色的制服衬衫，佩戴着亲手缝制的臂章，在会堂周围挂上他们的横幅标语。而体格健壮的学生们则站在门边充当保镖，冒充成记者和摄影师的琼斯友人则在这群“真正的信徒”中来回传递消息。电视打开了，每个人都屏息等待他们的下一位呆头鹅领导人步向台前宣布这项重大消息，他们一直等着。然后他们高喊口号“有纪律才有力量”。
然而琼斯却放了一段纽伦堡大审判的影片，纳粹第三帝国的历史仿佛幽灵似的出现在屏幕上，“每个人都要接受谴责，没有人能宣称自己置身其外。”这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同时也是模拟实验的结束。琼斯向所有参与集会的学生解释这次模拟的理由，他们的表现已超出他当时的意图所能预期。他告诉学生，他们必须把“了解才有力量”当成是他们的新标语来自我提醒，并且做了结论，“你们都被操纵了，你们是被自身的欲望驱使，于是来到现在所在的地方。”
罗恩·琼斯的处理方式让他陷入了麻烦，因为被抵制的学生家长抱怨他们的孩子受到新体制的纠缠与威胁。不过他最后还是认为许多孩子通过个人亲身体验，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处于法西斯极权主义的背景之下，对于有力权威唯命是从可以轻易使人的行为出现剧烈变化。在他最后一篇关于这项“实验”的短文中，琼斯提到，“我在丘伯里中学任教的四年期间，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曾参与第三波行动集会，这是一件人人都希望遗忘的事。”［离开该学校数年后，琼斯开始在旧金山与特殊教育学生一起工作。针对纳粹模拟事件，一部以实事为本的电视剧《波潮汹涌》（The Wave）记录了好孩子成为伪纳粹青年军的转变历程。］
◎ 如何把小学生变成野兽
权威人士有能力指挥跟随者，让他们变成极端的服从者，但这还不足以说明权威的力量，他们还能重新定义现实，改变人们的习惯的思维及行动模式。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案例是发生在一所小学，琼·艾略特是在爱荷华州莱斯城的一个小型乡村小镇任教的三年级老师，十分受到学生欢迎。她遇到了一个挑战：怎样教导一群出身自少数族裔人数稀少的农业小镇的白人孩子了解“同胞爱”及“包容”的真义。于是她决定让他们亲身体验由于偏见造成的受迫害者及压迫者的感受。
她先武断地把班上学生分为两群，一群是上等人一群是下等人，而区分方式是用眼珠的颜色。然后告诉学生蓝眼珠比棕眼珠的人高人一等，接着提供各种证据支持她的说法。
事情就这样迅速展开了，蓝眼的学生是特别优越者，而棕眼的人则属于下等人。艾略特小姐给了据称比较聪明的蓝眼学生许多特权，而属于劣等的棕眼学生则必须服从于强迫他们屈居二等地位的规定，像是他们得戴上项圈，让别人一眼就能从远处认出他们的地位较低。
于是本来很友善的蓝眼珠孩子开始不跟棕眼珠的坏孩子一起玩，还建议学校职员要公开宣布棕眼珠的孩子可能会偷东西。很快地，孩子们开始在下课时间拳头相向，一个孩子承认自己痛打另一个孩子，原因是“他叫我‘棕眼人’，好像我是黑人，好像我是个黑鬼”。一天之内，棕眼珠孩子的课业表现开始下滑，他们的作业做得比较差，觉得痛苦、忧郁、愤怒。他们说自己很“难过”，用“差劲”、“很笨”、“卑鄙”来形容自己。但隔天一切就逆转了，艾略特老师告诉全班同学说她弄错了，其实棕眼珠的孩子才比较优越，而蓝眼人是劣等人，然后她又提供孩子们一些看起来很像回事的新证据来支持她的理论。于是本来说自己“很快乐”、“很乖”、“很可爱”、“人很好”的蓝眼珠学生开始给自己贴上自我贬抑的标签，就如同棕眼学生前一天的感受。孩子们之间原本的友谊互动暂时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两群人之间的敌意，直到实验结束，孩子们也接受了完整仔细的减压解说程序，教室里才重新充满孩子们的欢笑。
M.C.塔舍尔（M.C.Escher）1960年完成的木刻版画“Circle Limit IV”。
埃舍尔的图呈现了三个心理事实：第一，这世界充斥善与恶，从前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也一定如此；第二，善与恶的分界可以互相渗透且模糊不清；第三，天使可以变成恶魔，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恶魔也可能变为天使。路西法变成撒旦的例子，或许可以让你更清楚记得这个善恶大逆转。路西法是光之守护者，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直到他挑战上帝的权威，带领一群堕落天使投身地狱。（菲利普·津巴多 《路西法效应》）
让这位老师十分惊讶的是，她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学生，却有这么多孩子在这过程中性格大变。她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原本乐于合作、体贴人意的孩子们转眼变成下流、恶毒、充满歧视的小学生……真是糟透了!”
◎ 最终解决方案：将不适生存者赶尽杀绝
请想象你就读于夏威夷大学马诺亚（Moano）校区，你是选读该校开设的数门夜间心理学课的570位学生之一。今天晚上，你那位说话带着丹麦口音的老师并未进行平常的演讲课，而是在课堂上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人口爆炸（20世纪70年代的热门议题）危机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根据这位权威人士的说明，正浮现中的社会威胁是因为身心不合格人口快速增加所致。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这个问题可通过由科学家签字背书的高尚科学计划来解决。接着你被邀请参与这个计划，协助“应用科学方法排除心智及情绪未达适当标准者”。这位教授更进一步提出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他将这计划和以死刑遏阻暴力犯罪做类比。他告诉你们，由于你和在这里的其他人同属于聪明、受过高等教育且道德标准较高的族群，因此你们的意见将被征询。一想到自己是被精挑细选过的一群就让人觉得沾沾自喜（请回想刘易斯曾提过的进入“核心圈”的诱惑力）。为了避免任何疑虑，他又保证，在采取任何行动对付这群不合格的人类生物前，都会进行审慎的研究。
在此时此刻，他只需要你们在讲堂上完成一份简单的问卷调查，提供你们的意见、批评或个人观点。你被说服这是个新的重要议题，而你的意见相当重要，于是你开始回答问卷中的问题。你十分费心地一一回答这七个问题，并且发现你的答案竟然和其他群体成员十分一致。
你们之中有90%的人都同意，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适于生存，这是一直存在的现象。关于杀害不适生存者：79%的人希望有一个人负起杀人责任，而另一个人则负责执行。64%的人宁愿选择让按下死亡执行按钮的人保持匿名，尽管有许多人是被迫这么做。89%的人则认为，不会造成痛苦的药物是最有效也最人性的行刑方式。如果法律要求必须协助进行，有89%的人希望担任协助决策的人，而9%的人则偏向执行杀人行动或两者皆可。只有6%的学生拒绝作答。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作答的学生当中竟有91%的人同意问卷中的结论：“当情况出现极端发展时，消灭人类整体福祉的最大危害者乃是完全正当的做法!”
最后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是，即使这个“最终解决方案”必须用在对付自己家人，仍有29%的人支持!
也就是说，这些美国大学生（夜间部学生，所以比一般生年龄大些）愿意认可一份死亡计划，它的目的是杀害被权威人士判定为比他们更不适合生存的所有其他人，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教授——权威者刚才做了一段简短报告。现在我们可以了解那些平凡甚至是天资聪颖的德国人是如何欣然赞同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而德国教育体制以及系统性的政府宣传更从各方面强化加深了他们的认可动机。
◎ 平民百姓变成超级杀手
我研究的是如何使寻常人做出与他们过去经历及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恶行，在多份相关研究中，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杰出研究是对此主题最为清楚的说明之一。在这份研究中，他告诉我们在1942年的3月，80%的纳粹种族屠杀受害者仍存活于世，但仅仅11个月后，将近80%的人都死了。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中，纳粹启动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以便强力执行在波兰的大规模屠杀行动。这项种族屠杀行动必须调动大型的杀人机器，但在这同时，正在节节败退的俄国前线则殷切需求体格健壮的军人。因为大多数波兰犹太人都居住在小村庄而非大城里，因此布朗宁对德国最高指挥部的决策提出一个问题：“在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的这一年，他们到哪里找到人力完成如此惊人的后勤任务以执行大规模屠杀？”
他从纳粹的战争犯罪档案中找到了答案，这些档案是关于101后备队（Reserve Battalion 101）的行动记录，这是一支由来自德国汉堡的五百名男性所组成的军伍。他们都是年龄较大的一般百姓，因为年纪大的关系所以没有被征召入伍，多半来自工人阶级和低阶中产阶级，也不曾有从事军警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不足的新兵在被送到波兰执勤前，不曾接到任何事前通知也没有受过训练，而他们的秘密任务便是把居住在波兰偏远村庄里的所有犹太人全部消灭。但是在四个月内，他们就以近距离直射的方式杀害了至少38万名犹太人，并且将另外45万人放逐到位于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的集中营。
前往隔离地的波兰犹太人
他们的指挥官一开始跟他们说，这是一项后备军人必须服从的困难任务，但又告诉他们，任何人都可以拒绝处决这些男女老幼。记录显示，刚开始有一半的人拒绝接受这项任务，而是让其他后备宪兵动手杀人。可是时间久了，社会形塑过程开始发挥作用，执行枪决任务者对其动之以情，使他们产生了罪恶感，再加上平时对“别的同袍会用什么眼光看我”感到从众压力，到最后，竟有90%的101后备队员盲目服从军中指挥的指令，亲自参与了枪决行动。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摄影记者前骄傲地摆出了近距离枪杀犹太人的姿势，就像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的军人拍下的虐囚照片一样，这些人在他们的“胜利纪念写真”中摆出一副犹太威胁摧毁者的得意姿态。
布朗宁清楚点出这些人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特殊挑选，也不是出于自愿选择或由于职业或兴趣使然才做出这样的行为，因此这些并不是理由。相反地，在他们被放进这个新情境中、受到“官方”许可及鼓励而对被武断贴上“敌人”标签的弱者做出残酷的暴行之前，他们是彻彻底底的平凡人。布朗宁分析这些日常的人类恶行，在他深具洞察力的分析中指出最为明显的一件事情是，这些寻常人乃是一个强有力权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警察国家以意识形态正当化灭犹暴行，将纪律、对国家尽忠职守的道德律令强力灌输到人民脑海中，而这些人正属于其中一员。
从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恐怖生涯生还之后，约翰·施泰纳（JohnSteiner，我亲爱的朋友及社会学同事）重返德国，在数十年间访谈过数百名职阶从士兵到将领的前纳粹党卫军。他必须知道是什么因素让这些人日复一日怀抱这段难以言说的邪恶过去。施泰纳发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权威性格量表中分数都相当高，这使得他们很容易被纳粹党卫军的暴力次文化吸引。他把他们称为“睡人”，他们有某种潜在特质，除非处在特殊情境中，否则可能永远不会出现暴力倾向。他做出一个结论，“情境可能是纳粹党卫军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情境会唤醒这些“睡人”，让他们成为活跃的杀人狂。然而施泰纳也从他的大规模访谈资料中发现，这些人除了在集中营情境中度过了充满暴力的岁月之外，在这时期前后都过着正常（也就是没有暴力行为）的生活。
施泰纳与许多纳粹党卫军在个人或学术方面的大量互动经验，使得他针对制度性力量和角色内涵赋予的残暴性，进一步提出两个重要结论，“对于暴力角色的制度性支持远比一般认为的效果更强大，特别是明显的社会认可支持着这类角色时，受到这些角色吸引的人可能不只是从他们的工作性质获得满足，而在情感上和行动上都成了半个刽子手。”
斯坦福监狱实验
施泰纳继续描述角色如何战胜性格特质，“‘事实’变得很明显，并不是每个扮演残暴角色的人都有嗜虐的性格。那些继续扮演着与本身人格并不相近的角色的人，经常是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才做得到（也就是倾向于去适应角色的期待）。有些党卫军成员很清楚地认同并享受自己的地位。但也有人对被指派的任务感到厌恶反感，他们尝试弥补的方式是尽可能帮助集中营的囚犯（作者曾在几个场合中被党卫军所救）。”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纳粹种族屠杀中成为邪恶加害者的成千上万德国人并不只是因为服从权威者指令才干下恶行。权威系统许可并奖励杀害犹太人，但对权威系统的服从乃建立在强烈的反闪族情绪上，这普遍存在当时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而历史学者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则认为，通过德国对一般老百姓的连串动员，使得他们成为“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因而得到纾解的出口。
尽管注意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大屠杀事件中扮演的激化角色，戈尔德哈根的分析仍然出现两个缺失。首先，历史证据显示从19世纪早期开始，德国的反战情绪就一直比法国和波兰等邻近国家更高涨。其次是他也错误地小看了希特勒权威系统的影响力，这个权威系统构成的网络，美化了种族主义狂热以及由权威人士所创造出的特殊情境，如推动执行集体屠杀的集中营。德国人身上的个人变因以及走火入魔的偏见情绪所提供的情境机会，两者结合才造成这么多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国献身，成为死刑执行者。
*文章节选自《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三联书店2010年3月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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