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新战略:利用美国优势恢复全球力量投送能力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郑伟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简介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是独立的无党派政策研究机构，旨在倡导创新性思维、讨论国家安全战略和投资方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分析工作重点是与美国国家安全目前与未来面临的威胁相关的关键问题，目标则是让决策者能够在战略、安全政策以及资源配置等事务中做出明智决定。
　　日，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发表了一次关于创新的主题演讲。此次演讲会作为他任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载入历史。尽管这一次向罗德岛州纽波特市“东南新英格兰国防工业联盟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未曾吸引大量媒体报道，但它却是具有战略影响的国防部重大路线变化的开端。
　　国防部长哈格尔认为，正当美国不得不应付全球众多日益加剧的国家安全挑战之际，国防部又面临期限未定的财政紧缩期。他警告说，“曾经由先进国家独占的颠覆性技术和毁灭性武器”正在广泛扩散，包括流入尚未老练的军事组织和恐怖组织之手。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又在“筹划并投资实施长期、全面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包括部署能力来“应对美国的传统军事优势――尤其是我们通过大批增加飞机、舰船、军队和补给来向全球任何地区投送力量的能力”。
　　为了应对这种具有多面性的艰巨挑战，国防部长哈格尔强调了创新的必要性，并宣布他已指派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草拟一份全新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抵消战略”，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杜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面貌”战略以及20世纪70年代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抵消战略”。日，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在国防大学解释说，那些时期的美国军事策划者们“寻求胜过对手的技术优势，以此作为&抵消&华约国家在常规部队方面拥有巨大数量优势的一种手段”。 这种技术优势在20世纪50年代体现为强大的核武器以及相关的投送系统；20世纪70年代则是“先进数字化微电子产品和信息技术爆炸”在“新一代智能武器、传感器、目标定位与控制网络”中的应用。
　　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强调说，“第三个抵消战略需要开动创新型思维、制定全新作战概念，开发全新的组织方式并制定长期战略”。他号召国防大学的学生们以创造性的方式来思考美军在“全新的颠覆性技术不断产生与发展的未来”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数量上规模更小的美军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持压倒任何潜在对手的优势”。
　　本报告的目标就是为第三个抵消战略提供一种构想，以利用美国长期的能力优势来恢复并保持全球力量投送能力。那些优势包括无人作战、远程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以及复杂系统工程、集成与作战。本报告并不打算提出一份深思熟虑的全面战略，而只是为国防部以及广大国防界的讨论抛砖引玉。
　　经历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十余年代价巨大的持久军事行动后，美国人民已经厌倦战争，也希望在国家奋力摆脱债务之际合理地减少国防支出。在面临期限不定的财政紧缩期之际，美军却面临着大量的全球安全挑战。与此同时，颠覆性技术的成熟与扩散又削弱了美国的传统军事优势――这类技术中最显著的就是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也面临过类似的时期，需要在国防支出紧缩的情况下应对严峻的国际安全挑战。20世纪50年代初杜怀特&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面貌”战略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抵消战略”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两个例子。这两个战略都采用了同样的机制，以能够负担成本的方式“抵消”苏联的常规部队数量优势，即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技术优势体现为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多的核武器、远程投送系统以及主动和被动防御系统。20多年后，技术优势则体现为信息技术在大批战术系统中的应用以及隐形系统的问世。
　　尽管美国当前不大可能拥有与二战后核武器相当的颠覆性技术优势，但是从“新面貌”战略中却可以总结出五条适用于当前环境的重要经验。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我们需要针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预期威胁来采取一种“平衡”战略。表面上看，这条经验与往往被戏称为“大规模报复”的“新面貌”战略相左，但我们不应忘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还呼吁“恰当且充足地部署美国及其盟国的战备部队，以威慑进攻或是开始时压制进攻”。核武器为数量上处于下风的常规部队提供成本有效的“后盾”――但并非全面取代常规部队。第二条经验是，全球空战能力能够提供宝贵的战略机动自由、打乱对手的防御规划并减少驻军基地易遭攻击的弱点。第三，不对称惩罚的威胁――随时随地实施打击，而且采用灵活手段，而非在对手所选择的战区内实施实际报复――也可以成为有效的威慑手段。第四，审慎运用的隐秘行动是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可以负担的选项。最后一条经验是，盟国都很重要――不仅在分担压力方面，而且在打乱对手的行动规划以及让对手增加成本方面也是如此。
　　从国防部长布朗的“抵消战略”中则可以总结出四条与今天相关的重要经验。首先，技术可以成倍提高军队的战斗效用，程度足以“抵消”规模更大但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军队的数量优势。第二，技术优势可以被用来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让竞争转入美军能够有效制胜的领域，而不必以“坦克对坦克”或“导弹对导弹”的方式展开竞争。第三，保持充足的“低端”能力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针对不同的威胁环境，在全球各地保持一支前沿部署的具备战斗可靠性的部队。从这段时期总结出的最后一条经验是，战略连续性和机构支持的重要性。虽然国防部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出了多项技术开发计划，但如果没有国防部内部、以及后来白宫政府和国会持久的机构支持，这些计划就不可能展开。
　　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第二个抵消战略带来的精确打击革命几乎由美国独领风骚，但如今这种独步天下的风光已经开始消逝。潜在的对手正在部署它们自己的侦察和打击网络，挑战冷战后美国的力量投送方式。具体而言，美军如今面临以下四个核心作战问题：
　　1. 美军驻世界各国的区域性抵近基地（例如港口、机场和地面设施）越来越容易遭受攻击；
　　2. 海面大型战舰和航母在对手海岸线的远距离之外，越来越容易被发现、跟踪和打击；
　　3. 非隐形战机越来越容易被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IADS）击落；
　　4. 太空不再是免遭攻击的庇护所。
　　这些日益严重的作战挑战会带来棘手的战略影响：加剧危机的不稳定性；削弱美国威慑的可信度以及盟国对美军践行安全承诺能力的信心；增加美国成本，从而破坏美国与潜在对手长期竞争的能力。最近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如果我们现在不认真对待这些挑战，那么在未来战场中，我军就可能会面对采用了颠覆性先进技术的装备，这将会压制我们的技术优势，制约我们的机动自由，并将美国人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
　　通过主动防御或是以“导弹对导弹”和“战斗机对战斗机”的方式来对称地应对这些新出现的威胁，从长远来看既不现实，也负担不起。哪怕只是扩大现有联合力量投送能力的规模，美国也负担不起。事实上，由于人员成本费用飙升，尤其是在医疗护理和退役方面，人员规模在今后数十年间很可能会缩小。
　　然而，第三个抵消战略通过利用美国在无人系统和自动化、远程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以及复杂系统工程与集成方面的“核心能力”，以不同的方式来投送力量，从而能够在总体上反制对手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方面的投资，尤其是对导弹存量的扩充。
　　这种抵消战略更少依赖威胁直接使用武力来恢复原状，如果采用这样的战略，美国常规威慑的可信度也会改善。美国应该更加重视首先降低对手认为自己达到战争目的的可能性（即拒止式威慑），同时以不对称报复性攻击相威胁，从而增加对手这么做的预计成本（也就惩罚式威慑）。前一种威慑需要美国实现高度的态势感知，也需要美国有能力在开始阶段迅速动用武力来挫败对手的行动，而不用管威胁的情况如何或基地是否可用。后一种威慑办法则需要有能力和意愿来找到并摧毁处于任何位置、受到任何防御的高价值目标。
　　在全新抵消战略中，我们可以利用上述的美国能力优势（即无人系统与自动化、远程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以及复杂系统工程与集成）来构建全球监视与打击（GSS）网络，该网络具备如下特点：
　　&平衡性：由适应各种威胁环境（包括“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艰巨挑战）的低端和高端平台组合构成。
　　&适应性：可在地理上分散部署，最低程度依赖抵近基地，最少程度触及对手防空措施，最大程度承受天基系统的瘫痪。
　　&响应性：可在数小时或者数分钟内实施监视和打击。
　　&可拓展性：可同时在全球多个地方扩大规模并影响事件。
　　虽然美军许多部门在未来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中都要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样的网络会格外依赖于空中和海上部队，尤其是无人平台。为实现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值得进一步考虑的实施行动包括以下内容：
　　&为对冲天基系统丧失所带来的损失，加快研发用于精确导航和授时的全球定位系统的替代系统，装备具有长持久力和/或空中加油能力的“高低混合”的情报监视与侦察无人机，开发替代太空的“空中层”以用于远距离通信。
　　&开发和展示反太空能力，阻止未来对手攻击美国卫星；
　　&为拓展水下舰队的地理覆盖范围，加快发展无人水下航行器的关键使能技术，包括高密度能量储存（动力和持久力）技术、水下导航和通信技术以及自主性技术等。
　　&为提高水下武器装备的能力和灵活性，全力资助“弗吉尼亚载荷模块计划”，加快开发沉底式载荷模块（基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深海沉浮载荷”计划），开始研发拖拽式载荷模块，改进“战斧”对地攻击导弹和“标准”系列导弹，以应用于更为广泛的目标集，以及开始研发潜射常规弹道导弹/助推滑翔导弹；
　　&通过固定和可部署的水下传感器网络来扩展地理覆盖范围；
　　&研发并部署可通过地面、空中和海面部署的现代化水雷以及远程反潜武器；
　　&为扭转主动防御与导弹攻击的成本换算比，加快研发和部署电磁轨道炮和基于定向能的系统（初期先关注航母战斗群和外围基地防御）；
　　&开发并部署全新的反传感器武器，包括定向能系统（例如高功率微波载荷和高能激光器）和防区内干扰机/诱饵；
　　&加快部署自动化空中加油机；
　　&加快研发和扩大采购远程打击轰炸机（LRS-B）；
　　&研发和部署中-高度威胁环境下类似RQ-4“全球鹰”无人机的用于渗透的高空长航时情报监视与侦察无人机；
　　&研发和部署用于渗透的可空中加油的陆基和舰载无人空中作战系统（UCAS）平台（“MQ-X”无人机和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以便在全球各地的所有威胁环境中（尤其是中-高度威胁环境中）开展监视和打击行动（即移动可重新定位目标的杀手）；
　　&开发本地的陆基远征“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包括中短程一体化防空系统、海岸防御巡航导弹、防御性地雷、无人水下航行器和地对地导弹。
　　这些举措能够以可负担的方式来恢复美国的力量投送能力与实力，通过可信的拒止式和惩罚式威慑来增强常规威慑效果，并在长期竞争中让潜在对手增加成本，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抵消战略。为了提供资金来开发并部署本报告提到的其它高回报能力，我们需要再次关注当前正在开展的一些活动，控制人员和基础设施费用，并放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削弱的原有能力。
　　全面部署20世纪70年代中期设想的“攻击粉碎者”能力所花的时间远不止十年，而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最快也要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才会实现初始作战能力，而且前提是当前立即开始重点研发，并且国防部、白宫和国会至少在今后十年间坚持这一路线。鉴于国防资源有限并可能进一步减少，美国既无力继续以“一如既往”的方式来投送力量，也不能指望当前路线在作战和战略方面的众多问题完全显露出来后还有资源和时间来一一纠正。
　　经历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十余年代价巨大的持久军事行动后，美国人民已经厌倦战争，也希望在国家奋力摆脱债务之际合理地减少国防支出。在面临期限不定的财政紧缩期之际，美军却面临着大量的全球安全挑战。在欧洲，俄罗斯东山再起，在它的紧邻国家中愈益自行其是。在中东，叙利亚内战硝烟不息，伊拉克风雨飘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已经崛起并掌握了权力，伊朗则在其建设核武器能力的过程中继续扩大其弹道导弹存量。在中亚，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依然如虎尾春冰，而且很可能会随着美军明年的撤出而进一步恶化。在东亚，风云难测而又拥有核武的朝鲜一如既往地寻衅好斗，而中国则怀抱称霸的野心，在南海地区变得越来越挑衅。四处滋蔓的激进伊斯兰教威胁已经从中东和中亚扩散到了非洲。与此同时，颠覆性技术（最突出的是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 ）的成熟与扩散又削弱了美国的传统军事优势。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最近说道：
　　“曾经由先进国家独占的颠覆性技术和毁灭性武器已经广泛扩散，而且正流入尚未老练的军事组织和恐怖组织之手。正当此时，中国和俄罗斯又在极力缩小技术差距，制订并投资实施长期、全面的军事现代化建设计划。它们还在开发反舰、防空、反太空、网络空间、电子战以及特种作战方面的能力，似乎旨在反制美国的传统军事优势――尤其是我们通过大批增加飞机、舰船、军队和补给来向全球任何地区投送力量的能力。”3
　　美国因此不断削弱的力量投送能力，会在危机稳定性、盟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以及常规威慑方面产生不良影响。
　　全新的“抵消战略”将有助于恢复美国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与实力。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也面临过类似的时期，需要在国防支出紧缩的情况下应对严峻的国际安全挑战。20世纪50年代初杜怀特&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面貌”战略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抵消战略”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两个例子。这两个战略都采用了同样的机制，以能够负担成本的方式“抵消”苏联的常规部队数量优势，即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技术优势体现为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多的核武器、远程投送系统以及主动和被动防御系统。20多年后，技术优势则体现为信息技术在大批战术系统中的应用以及隐形系统的问世。
　　全新的“抵消战略”将有助于恢复美国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与实力。与先前的两个战略一样，该战略要利用美国现有和新兴的技术优势。就军事方面而言，这类优势包括无人系统；远程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复杂系统工程、集成和作战。本报告提出，这些长期优势领域之间的联系能够构成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基础，从而提供具有适应力的全球响应力量投送能力，以应对大批预期威胁。不过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强调，这种战略的主要重点在于恢复美国的常规部队投送能力，以改善稳定危机的能力、增强盟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提高常规威慑效果，一旦发生战争后则减少作战风险。虽然作为该战略支柱的理念和能力肯定也会适用于其它安全挑战，但并不是说该战略足以解决美国和盟国面临的所有威胁，尤其是核武器、叛乱、代理战争以及“法律战争”所带来的威胁。
　　该报告将简要阐述全新抵消战略的大纲，以及在今后10到20年间实施该战略以及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的关键步骤。为此本报告首先分析了上世纪50年代的“新面貌”战略和70年代的“抵消战略”，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之后本报告探究了当前美军力量投送方式在作战和战略上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前文所述的能力优势为什么很可能长盛不衰，以及这些优势应该如何运用到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中。最后本报告简短地探讨了如何重新平衡当前的国防投资组合、关键的近期举措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第三个”抵消战略的前例
　　为了在持平并不断削减的国防预算条件下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来应对大量日益加剧的安全威胁，历史上出台的类似战略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杜怀特&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面貌”战略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抵消战略”。在这两个事例中，华约国家的常规部队相对于美国和北约部队都占据数量上的压倒优势。在50年代，美国还面临失去核力量主导优势的预期；在70年代，美国已经失去了核均势，而且国防开支也被苏联远远甩在后面。本章通过回顾这两个时期，试图从中总结出适用于现时的经验，结论部分探讨了制定第三个抵消战略方面的重要机遇与挑战。
　　“新面貌”战略
　　1953年1月，哈里&S&杜鲁门总统任期届满。那时二战的创伤尚未平复，结束代价巨大而胜负未分的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还没有签订。面对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巨大威胁，即将离任的杜鲁门政府签发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1号文件，呼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总额，以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和第135/3号文件中提出的遏制战略的目标4。
　　“首先我们必须提供实力充足的武装部队来慑退共产党人将来的进攻；其次我们必须采用不会破坏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式来维持这样的军力。”――国防部，1953年
　　不过让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担忧的是，苏联有可能随意在自己挑选的时间和地点发动局部战争来消耗美国国力，而且他也担忧美国经济无限期支撑大额国防支出的能力。在竞选活动中他就强调说，国家安全并不局限于对国土的实际防御，还要包括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制度和经济体系。他在1952年评论说：“苏联希望美国破产甚于希望在战场上征服美国。”5
　　于是，在1953年上任后不久他便委托开展基于两项原则的国防政策高层评审工作。这两项原则是：“首先我们必须提供实力充足的武装部队来慑退共产党人将来的进攻；其次我们必须采用不会破坏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式来维持这样的军力。6”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同意经济稳定与军事实力不可分割的观点。用他的原话来说，那就是“如果经济每况愈下，一切都会随之泡汤”7。这次政策重审工作的重点是月在“国家战争学院”紧锣密鼓执行的被称为“日光室计划”的高层规划活动，其间探究了在长期内遏制和威慑苏联的各种选择方案 。
　　我在这里提供一点参考背景。当时中情局估计苏联和平时期的常规地面军力大约是175个陆军师，另有125到145个预备役师，可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调集 。对比来看，1953年美国部署的陆军现役部队约为 26个师，外加3个陆战队师（相当于苏联陆军的17%左右），必要时预备役部队或许可以再让军力增加25% 。不过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大幅领先，1952年底的可用核弹是841枚，而据估计苏联有120枚。更重要的是，美国核弹每年增加数百枚，而苏联每年增加大约100枚 。再者，日美国进行了代号“常春藤麦克行动”的首次热核装置全面试验。该装置估计产生的能量超过千万吨TNT当量，也就是说，大致是当时万吨级TNT当量的裂变武器的三个数量级以上。这就极大改变了核竞争的特性。此外美国还在部署威力更大的远程轰炸机，比如B-47“同温层喷气机”轰炸机（见上图）以及洲际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而且在欧洲、亚洲和北非拥有海外基地以支持核攻击行动。与之相比，苏联仅有笨重的中程螺旋桨动力轰炸机，而且没有靠近美国的基地。
　　“日光室”研究工作的硕果便是1953年10月定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这份文件从两个方面来改变了杜鲁门总统的战略。首先，它并不打算主要通过常规性的武力使用（就像在朝鲜那样）来威慑苏联的进攻（这样的武力使用需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而是威胁要“通过进攻性打击力量来造成大规模报复性伤害”，包括在应对苏联的进犯时使用战略性和战术性核武器 。其次，它也不打算在特定战区做出直接反应，而是奉行“战略不对称性”，意味着美国要凭借自己选择的手段、在自己选择的地点来实施报复，包括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核心地带”的报复，从而给对手施加成本。具体而言，这份文件写道：
　　“我们将通过保持强硬的安全态势来最大程度减少苏联进犯的风险，其中重点强调充足的进攻性报复实力和防御实力。这必须以大规模的核能力为基础，包括必要的基地；有效的一体化大陆防御体系；恰当且充足地部署美国及其盟国的战备部队，以威慑进攻或是开始时压制进攻&&以及充足的动员基地；受到美国人民勇决精神支持的所有事项。 ”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威胁要威胁要“通过进攻性打击力量来造成大规模报复性伤害”，包括在应对苏联的进犯时使用战略性和战术性核武器。
　　正如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所说的：“我们不能让美国成为一座军营或堡垒之邦，因此必须做好在卷入战争时使用原子弹的打算。 ”1954年1月，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向“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时阐述了这项战略，而“大规模报复”一词就出自这次演讲，从此流传开来。他的演讲明确强调了长期财务周转能力与军事实力之间的关联性。用杜勒斯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希望我国以及其它自由国家都能以可以承担的成本来取得最大程度的威慑效果”，而要到达这样的目的，“就必须通过大规模报复性力量来进一步威慑，以加强本地防御” 。为了提高这一政策的可信度，高级官员反复断言，美国对核武器将视之如“常规”力量。1955年初，艾森豪威尔总统针对中国与台湾之间因金门岛和马祖岛而产生的冲突表示：“只要这些东西能够用在严格意义的军事目标上以及严格意义的军事用途中，那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像使用子弹或别的任何东西那样来使用它们。”
　　引人注目的是，“新面貌”战略还更多地依靠间谍活动、蓄意破坏和隐秘行动，以便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美国的政策目的。其时由国务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执掌的中情局成为了常用工具，它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颠覆了伊朗和危地马拉的亲共产党政府 。艾森豪威尔还更加重视盟国的作用，在巩固原有的双边和多边结盟的同时还在寻找新的盟友，比如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亦即后来的中央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希望由盟国军队逐渐取代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部队，从而减少国防预算的压力。大体上说，他设想让大家来分担责任，由美国提供威慑苏联进犯所需要的核保护伞，而盟国则肩负起为区域防御维持常备地面军队的担子 。
　　美国领导人尽可能寻求维持和利用美国在可投送核弹头方面的优势。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以及其他高级决策者明白，苏联最终会有能力将美国本土置于核武器的危险之下，尤其是在1953年突如其来的苏联氢弹试验以及1954年“五一节”阅兵式上一架喷气式M-4“野牛”轰炸机的原型机展示之后（如上图）。不过，美国领导人尽可能寻求维持和利用美国在可投送核弹头方面的优势，以减少美国的国防开支，并争取时间来让美国的盟友建设自己的武装军队，也让苏联极权主义政权固有的弱点自然显露。
　　正因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上任之初就采取了多项措施来维持美国在核竞争中的领先低位，包括快速部署1952年就经过首次试验的氢弹，加快推出洲际B-52重型轰炸机以及使用液体燃料的“阿特拉斯”和“大力神”洲际弹道导弹，同时扩大部署西欧的“雷神”洲际弹道导弹的采购量。
　　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美苏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艾森豪威尔政府放弃了追求核武器绝对优势的这种无力负担的目标，转而努力维持“充足的”核军力，以使美国在遭受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能够给苏联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害。这一时期的关键投资包括：
　　 显著扩大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能力，以支持B-47中程轰炸机中队从欧洲退回美国大陆，在这里它们更不容易遭到苏联先发制人的空中和导弹打击；
　　 增强美国一体化防空与导弹防御网络，包括建起针对苏联轰炸机的远程预警线，以及后来的弹道导弹预警雷达系统；
　　 加速研发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比如LGM-30“民兵”导弹（见右图）和潜射式“北极星”导弹，前者在1961年经过试射，到1963年具备作战能力，后者在1961年经过试射，到1963年装备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 投资加固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分散式轰炸机基地以及其它被动防御系统。
　　为了更好地支持针对苏联的常规战争和核战争计划，艾森豪威尔还支持研发并部署洛克希德公司U-2“龙女”超高空（7万英尺）侦察机以及“珂罗娜”图片侦察卫星，前者于1955年首飞，到1957年具备作战能力，后者于1956年进入研发，到1960年具备作战能力。
　　为了资助“新面貌”战略的上述以及其它计划，国家增加了划拨给空军的预算，其中是战略空军司令部（SAC）的预算，而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预算则被缩减。到1952财年年末，获批的空军计划预定组建总共95个联队，包括指派给战略空军司令部的41个“战略联队” 。在制定1954年至1957财年的国防计划时，国家预定到1957年扩充空军到共计137个联队，包括专门配属给战略空军司令部的92个联队。在那三年中，空军在国防部拨款总额中平均占了47%，而海军占29%，陆军占22% 。总体来看，从年，陆军的兵员数缩减了将近40%，海军陆战队缩减了24%，而海军和空军大约缩减14% 。雪上加霜的是，欧洲的盟国未能足额派出它们为集体安全承诺的地面部队，迫使美国更多地依赖于战术核武器，并在西欧保留规模大于预计的兵力，因而美国在应付其它地方爆发的紧急事件时便捉襟见肘，比如1954年至1955年的台湾海峡，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以及1958年的黎巴嫩和台湾海峡等地 。
　　空军在国防部拨款总额中平均占了47%，而海军占29%，陆军占22%。
　　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意在利用美国在核武器、远程空中力量以及弹道导弹方面的领先优势，从而以可负担的成本来威慑苏联。这种战略总体来说行之有效。他从杜鲁门总统为1954财年编制的国防预算中削减了大约70亿美元。实际上从财年间，军事开支在联邦政府预算总额中的占比从66%降至49%。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而论，同期国防开支从13%降至9% 。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威胁使用“大规模报复”的可信度遭到怀疑，尤其是在回应局部常规攻击的情况下，这是因为出现了以下形势变化：
　　 苏联核武库（包括热核武器）的规模越来越大，性能越来越先进；
　　 苏联部署了装备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图-95熊式洲际轰炸机；
　　&#6年8月苏联R-7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功试射以及两个月后“伴侣”号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在媒体中掀起了一种“导弹差距”的错觉。
　　尽管截至1960年美国核弹头存量大约是苏联的十倍，洲际导弹力量到1962年大约是苏联的三倍，但有些人却觉得美国核军力在威慑常规战争方面属于“浪费”的资产 。早在1956年，陆军参谋长麦克斯韦尔&泰勒上将就主张一种“灵活反应”战略，呼吁以常规军队来威慑大部分危机，从而最大程度降低不得不诉诸核战争的可能性 。泰勒的主张在即将入主的肯尼迪政府官员中引起了共鸣，日后他们将该战略的大部分付诸实践，扩大了驻扎在西欧的常规威慑力量的规模。
　　尽管美国当前不大可能拥有与二战后核武器相当的颠覆性技术优势，但是从“新面貌”战略中却可以总结出五条适用于当前环境的重要经验。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我们需要针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预期威胁来采取一种“平衡”战略。表面上看，这条经验与往往被戏称为“大规模报复”的“新面貌”战略相左，但我们不应忘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还呼吁“恰当且充足地部署美国及其盟国的战备部队，以威慑进攻或是开始时压制进攻”。后面所说的这种结果当然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的投资和境外行动所产生的。尽管美苏之间核武器数量悬殊，1950年为60比1，到1960年大约是10比1，但美国仍然在提高其本土防御能力，保留现役部队动员基地，并部署大规模常规部队来威慑并反制世界各地的进犯之举 。核武器为数量上处于下风的常规部队提供成本有效的“后盾”――但并非全面取代常规部队。例如，国务卿杜勒斯就谈到有必要保留一支“同时以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为基础的海陆空”多样化军队，以便能够“根据情况的要求来选择性或大规模地”使用这支部队 。第二条经验是，全球空战能力能够提供宝贵的战略机动自由、打乱对手的防御规划并减少驻军基地易遭攻击的弱点。第三，不对称惩罚的威胁――随时随地实施打击，而且采用灵活手段，而非在对手所选择的战区内实施“以牙还牙式”报复――也可以成为有效的威慑手段。第四，审慎运用的隐秘行动是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可以负担的选项。最后一条经验是，盟国都很重要――不仅在分担压力方面，而且在打乱对手的行动规划以及让对手增加成本方面也是如此。
　　全球空战能力能够提供宝贵的战略机动自由、打乱对手的防御规划并减少驻军基地易遭攻击的弱点。
　　抵消战略
　　大约20年后的70年代中到晚期，华约常规部队在欧洲不断扩大并进行现代化建设，数量上大致已经超过北约军力三倍。拥有美国尚未从越战中缓过气来，又要奋力追赶苏联快速发展的核武库，因此美国国防部忧心忡忡。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又陷入低迷时期。于是，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与分管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威廉&佩里采行了他们所称的“抵消战略”28。布朗在1981年对国会的报告中解释道：
　　“技术可以是力量倍增器，是可以用来帮助抵消对手数量优势的一种资源。先进技术是平衡军事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而不必以&坦克对坦克&或&士兵对士兵&的方式来与对手对垒&&”
　　抵消战略以四种核心推动力为特点：研发全新的情报、监视与侦察平台以及战斗管理能力；部署改良的精确打击武器；将隐形技术应用于飞机；对太空进行战术利用，用于情报、监视与侦察以及通信、精确导航与授时 。这些推动力量中大部分的关键使能技术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初期开发出来的。到1975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拟订了一份详细的长期研发规划，重点关注提高武器投送精确性；增强战场载具的机动性和火力；改善通信，包括抗干扰的战术数据链路以及由阿帕网（ARPAnet）率先使用的“包通信”网络；研发新式武器投送载具，比如巡航导弹和遥控飞机 。依靠这些坚实的技术基础，1978年国防部副部长佩里在向国会作证时说道：
　　“我相信精确制导武器有潜力让战争产生革命性的巨变。更重要的是，只要有效利用我们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优势，我国就能极大增强威慑战争的能力，而无需以&坦克对坦克&、&导弹对导弹&的方式来与苏联竞争。我国将有效地将竞争转移到我们拥有长期根本优势的技术领域内&&我们研发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目的是让我国具备以下能力：随时都能看到战场上的所有高价值目标；但凡能够看见的目标就能直接命中，但凡能够击中的目标都能将其摧毁。 ”
　　1978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将用于“纵深侦察”和“纵深打击”的多项技术结合到一套技术集成与系统概念验证计划中，并贴切地将它命名为“攻击粉碎者” 。关键的计划包括：
　　 具备地面移动目标指示（GMTI）能力的空载合成孔径雷达平台，能够从安全的远距离处（大约300公里）窥入地方领土，以发现集结的装甲车。这种平台后来演变为E-8联合监视目标与攻击雷达系统飞机（见前页图片）。
　　 用于查找并摧毁大范围地区内大量集结的地面装甲车的末端制导子母弹，这就是后来空军部署的BLU-108传感器引爆武器（SFW）。
　　 后来成为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的一种十分精确的道路机动式远程地地导弹系统。
　　在抵消战略“系统之系统”中开发的其它主要能力包括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AWACS）、联合战术信息分发系统（JTIDS）、F-117A隐形战斗机、无人侦察机、威力更强大的精确制导武器（PGM）、增强型侦察卫星以及全球定位系统。这些新的能力虽然构想于70年代，但大部分直到80年代中晚期才具备可操作性并大批量部署 。它们成为日后的空地一体战作战概念的一部分。空地一体战在北约被称为“后续部队攻击”，它的目的是在冲突之初找出华约第二梯队机动力量并通过精确打击来将之摧毁 。布朗和佩里明白数量的重要性，也知道国家没有财力来将先进技术整合到全部现有部队中，因此便采用了他们所称的“高低端组合”，在能够负担的水平上保持威力强大的前沿部署，尤其是在欧洲和亚洲。
　　幸好，由于苏联解体，美军从未在中欧与华约部队实际交战。不过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用于对付苏联模式的50万伊拉克陆军时，信息技术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力量倍增器”。美国占压倒优势的胜利被广泛地视为正在持续开展的战争革命的证明 。例如，苏联观察家在这次战争之后很快就总结说，“控制、通信、侦察、电子战以及常规火力投送的一体化融合”已经“首次”实现 。
　　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信息技术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力量倍增器”。
　　从国防部长布朗的“抵消战略”中则可以总结出四条与今天相关的重要经验。首先，技术可以成倍提高军队的战斗效用，程度足以“抵消”规模更大但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军队的数量优势。第二，技术优势可以被用来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让竞争转入美军能够有效制胜的领域，而不必以“坦克对坦克”或“导弹对导弹”的方式展开竞争。第三，保持充足的“低端”能力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针对不同的威胁环境，在全球各地保持一支前沿部署的具备战斗可靠性的部队。从这段时期总结出的最后一条经验是，战略连续性和机构支持的重要性。前文已经提到，虽然国防部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出了多项技术开发计划，但如果没有国防部内部、以及后来白宫政府和国会对“抵消战略”的持久机构支持，这些计划就不可能展开。尤其是如果没有里根政府在80年代的国防建设，通过“抵消战略”来开发的技术中许多都无法在老布什执政期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亮相。
　　迈向“第三个”抵消战略：机遇与挑战
　　当今美军面临着时限难以确定的财政紧缩时期。同时，美国又在世界各地遭遇到一系列复杂而艰巨的安全挑战。美国没有财力来一味扩大现有的联合力量投送能力组合。事实上由于飙涨的人员费用，尤其是在医疗护理和退役方面，今后数十年间的兵员规模很可能会减缩。与此同时，出于作战和战略方面的一系列原因（下文将详述这些原因），“沙漠风暴行动”以后盛行的美国力量投送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种力量投送方式通常需要在能够保障安全的前沿地区长期积累大批集结的战斗部队（例如航母打击群、有人驾驶战机中队、机械化陆战营以及陆军旅级战斗队）以及相配套的后勤支援基础设施和工作人员，以作为快节奏联合作战的前期准备工作。
　　美国没有财力来一味扩大现有的联合力量投送能力组合。
　　由此可见，我国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抵消战略，以利用美国持久的优势来维持成本有效的持久的前沿部署，并快速投送力量，包括用于对付通常具备强大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尤其是拥有不断扩大的常规导弹存量的对手。这个战略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 运用创新性作战概念，综合运用美国的全新能力和传统能力（或者用布朗和佩里的话来说就是“高低端组合”），以便同时在多个战区将对手目标置于险境；
　　 减少对战区近距离陆上及海上基地的依赖性；
　　 抵御天基能力的损失或破坏；
　　 利用美国空军和海军部队的“全球到达”能力、空中力量和导弹的反应能力以及无人平台航时长、生命周期成本低的优点；
　　 利用“战略不对称性”将当前战斗区域外的目标置于险境；
　　 塑造竞争过程，将竞争转移到对美国有利的领域（例如水下领域），同时增加对手的成本；
　　 利用结盟关系来赢得局面优势，并在某些情况下分担经济成本。
　　今天拟制抵消战略或许会比20世纪70年代更困难，理由至少有三条。首先，根据当时中情局的估计，年间苏联国民总产值是美国的50%到60%，而且苏联的经济增速已经下行了十年。尽管在70年代中到晚期苏联的国防支出绝对金额高于美国，但它的经济所承受的国防负担至少比美国高两倍 。因而从预算角度来看，那是一段对美国有利的时期。今天，美国经济的活力已大不如前，预计今后至少十年间国防预算会持平或下降。对比来看，美国主要对手之一中国的经济实际增速超过7%，过去十年间它的国防开支年均增速接近10%，这还是有所保留的“官方”数字 。人们似乎已经慢慢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到2024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除非中国经济大幅下行，否则美国将来会很难从糟糕的短期决策中“买条出路”。话虽如此，鉴于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且还要转变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大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间显著放缓 。如果那样，北京就会在服务部门和支持性基础设施投资、国内支出与军事现代化建设之间面临艰难选择。
　　其次，布朗与佩里的抵消战略主要重点在于使用卫戍部队来威慑，在必要时击败华约对西欧的入侵。冷战时期美军经过预先部署而形成了一个由地理上分散的坚固基地组成的网络，因而实际上是与北约伙伴一起在打一场防御性的“主场比赛”，以对付威胁要将机械化地面部队投送到西欧的苏联。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反。美军不再拥有“主场”优势；如今它需要能够将力量远距离投送到数量有限而且大部分没有良好防御的前沿基地，这些基地日益容易遭到射程相对较短的制导火箭、大炮和迫击炮以及射程更长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攻击机的袭击。尽管美国和盟国通过大量投资来将基地分散开来并加固基地的工作，能够缓解这种挑战，但很难克服政治上的障碍，因为在国内国外都需要花销。
　　美国力量投送能力所面临的作战挑战更具多面性，而且潜在对手的数量及其各自的军事实力范围都要大得多作。
　　第三，布朗与佩里的抵消战略主要着重于范围相对狭窄的作战问题（即苏联与北约常规部队在数量上的不平衡，尤其是中欧的地面军力）以及苏联这个具体的对手。今天，美国力量投送能力所面临的作战挑战更具多面性，而且潜在对手的数量及其各自的军事实力范围都要大得多。不过从有利的方面来说，美国仍然有大批区域性的友邦和盟国，它们在对付共同感知的威胁方面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好些潜在的美国对手（例如伊朗、朝鲜、俄罗斯和中国）不仅没有这样的联盟，而且还在所在区域遇到谋求遏制他们的对手，这种情况更进一步突显了我们的优势。
　　本报告接下来继续探讨美国当前力量投送方式在作战和战略方面的艰巨挑战。之后提议利用美国在以下方面的持久优势来“抵消”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无人作战；远程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复杂系统工程、集成和作战。这个抵消战略的中心是开发并部署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以便在多个地点快速投送美国力量，并大幅降低对容易遭到攻击的前沿基地的依赖性，同时更多地依靠有望显著节省生命周期成本的无人系统。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成本，这个新的抵消战略还要采用高低端组合的方式，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部队结构和能力。不过与“新面貌”以及布朗和佩里的“抵消战略”一样，这个新的抵消战略也需要短期投资来建设一些全新能力：
　　 隐形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用于和平时期和战时在中-高度威胁环境中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活动；
　　 陆基及舰载型无人空中战斗系统（UCAS），在中度到高度威胁环境中发现并摧毁移动和可重新定位的目标；
　　 全新系列的水下平台和载荷，包括长航时多任务无人水下航行器、沉底式载荷模块和拖拽式载荷模块；
　　 一系列新式网络、通信和战斗管理系统。
　　鉴于财政制约因素，需要按比例缩减部队结构和放缓某些“夕阳”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例如有人和无人驾驶的非隐形情报监视与侦察机；有人驾驶的短程攻击机；重型机械化地面部队），这些能力的作战效能可能会不断削弱，尤其是在中度到高度威胁环境中，这样就能够在上述优先级更高的能力上投入资金。
　　美国当前力量投送方式的不足
　　最近完成的一期《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称国防部“有能力同时保卫国土，开展持久而分散的反恐行动，通过前沿部署与介入在多个地区威慑阻止进攻，并让盟国放心” 。这份评审报告称，如果威慑无效，美军就必须能够“在大规模多阶段的战役中击败区域性对手，并且拒止另一地区另一进攻者的目的，或是对其施加无法接受的成本” 。尽管这份评审报告简短地提到了一些作战方面初露的挑战问题，但它没有探究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威胁不断扩散并成熟的情况下美军应该以什么不同的方式来投送力量。《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建议投资建设的能力（例如先进空中与导弹防御、第五代战机以及“关键海军资产的升级型号”）都典型地代表了以往的力量投送方式。比方说这份报告所描述的2019年“再平衡”后的美军，在总体构成上与今天部署的美军差不多一样，只不过在某些领域规模更小（比如地面部队和战斗机中队）。
　　从1993年的“自下而上评估”开始，每一次部队规划构想都呼吁拥有至少能够同时打赢两场主要区域性战争的基本能力 。不过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却背离了这样的标准，将要求降低为在击败一个对手的同时在第二战区“拒止”一个趁机而来的进犯者。尽管“击败”与“拒止”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楚，但这种转变却看似是在默认美军不再拥有充足的实力来与不同的区域性对手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多阶段的战役”。鉴于世界各地诸多潜在的安全挑战，美国必须能够拒止一个以上的潜在对手趁乱而来的进犯。独立的国防小组（NDP）这样评论《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美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和结构应该要能在一个战区内威慑并击败大规模进犯，最好是与区域盟国和友邦一起，同时在其它多个战区染龆ㄐ缘赝寤虼彀艹寐叶吹慕福蝗枚允执锏侥康幕蚴歉鞘┘游薹ǔ械５拇郏浼浠挂Ｎ烂拦梁图岢致男兄钊缰鞫娜蚍纯中卸钠渌姑 ”
　　鉴于世界各地诸多潜在的安全挑战，美国必须能够拒止一个以上的潜在对手趁乱而来的进犯。
　　年在巴尔干半岛以及2001年秋季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都展示了以小规模地面部队“足迹”实施远程精确打击行动的作战效果。但这些行动都是例外的情况。事实上，自“沙漠风暴行动”以后，美国在投送力量时首选的办法是在特定战区内逐渐积累战斗力量以及“铁山”似的后勤支援，最大化聚集可在抵近陆地基地和海上基地发动突击的空中力量，并动用大规模机械化地面部队直接通过武力“击败”对手。然而按照我们在过去20多年所学到的经验，这种人力密集型方式既要取决于政界能否争取到前沿基地，而且缺少响应性，代价高昂，也不同时扩展到多个战区。
　　那么鉴于初露苗头的威胁以及预计的资金资助水平，美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在多个地区阻止并在必要时击败进犯？除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所提出的并且被国防小组强调的规模问题外，当前美军的力量投送方式至少还有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逐渐增大的作战风险和战略风险（例如危机动荡性加剧、美国的威慑承诺可信度降低，以及对美国施加的难以负担的长期成本）。
　　逐渐增加的作战风险
　　美国挖掘并利用在“沙漠风暴行动”展示的具有“抵消”作用的技术优势已经长达20多年。按照各国对历史上早先的“军事革命”争先恐后的反应来看，估计潜在的对手们已经研究了美国的力量投送方式，发现了其中的弱点，正在开发并部署利用这些弱点的能力。换句话说，沿袭美国当前力量投送方式的预期成本正在升高。如不采取有效的行动来解决这种挑战，当前以及计划的美军力量投送方式又会变成浪费的资产。最近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就说道：
　　“在我们跨入的这个时代中，美国在海上、空中以及太空中都不再理所当然地拥有制胜优势，网络空间就更不用说了。尽管当前相对于任何潜在对手而言美国在军事和技术方面都拥有决定性优势，但未来这种优势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
　　沿袭美国当前力量投送方式的预期成本正在升高。
　　具体而言，美军如今面临以下四个核心作战问题：
　　1. 美军驻世界各国的区域性抵近基地（例如港口、机场和地面设施）越来越容易遭受攻击；
　　2. 海面大型战舰和航母在对手海岸线的远距离之外，越来越容易被发现、跟踪和打击；
　　3. 非隐形战机越来越容易被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IADS）击落；
　　4. 太空不再是免遭攻击的庇护所。
　　陆上基地的弱点
　　从对手的角度来看，策划针对美国主要力量投送“枢纽”的袭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这些枢纽的地点是众所周知的，在和平时期就能预先判定它们的精确地理位置，而且数量相对较少。可供选择的攻击方案无所不包，比如非常规投送（例如恐怖分子袭击、蓄意破坏以及特种作战部队奇袭）；精确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及导弹（G-RAMM）的短程攻击；高密度空袭；不过最令人担忧的还是以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来进行的远程精确打击 。鉴于导弹扩散的趋势，不仅拥有导弹的国家数量会不断增多，而且它们各自的导弹存量的规模、杀伤能力和准确性也会不断提高。虽然中国在这方面是稳步逼近的威胁，但俄罗斯、朝鲜、伊朗和叙利亚也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为数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增多的常规导弹部队以及其它基地拒止能力。
　　策划针对美国主要力量投送“枢纽”的袭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负责常规导弹和核导弹行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理论就专门提出打击美国和盟国的前沿基地及基础设施。例如《二炮战役学》就给出以下与中国“主动防御”的总体战略以及“反介入”和“反空袭”行动的概念相一致的引导：
　　“如果强敌把他在我国周边的盟国军事基地以及航母当作飞机起飞平台来实施各种形式的军事干预，而强敌在我国周边的盟国军事基地又超出了我国空中武器的射程，并且航母战斗群远离我国海岸&&就可以用常规导弹来对敌人盟国在我国周边的军事基地以及航母战斗群实施干扰打击。 ”
　　过去二十年间，二炮已经组建了至少七个短程弹道导弹旅、三个中程弹道导弹旅和三个地射巡航导弹旅，以实际行动支撑了这些理论框架 。当前二炮部署的力量包括：
　　&#6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射程可达韩国与台湾的所有主要基地；
　　 包括东风-21系列及其衍生型在内的大量中程弹道导弹以及空射、海射和地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能够打击冲绳的关键军事驻地以及日本本土、菲律宾和东南亚的主要机场与港口；
　　 以携载CJ-10/20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H-6K战斗轰炸机来打击关岛阿普拉港和安德森空军基地的有限能力 。
　　解放军还在研发一种射程为公里的常规中程弹道导弹，“提高了它达及第二岛链的近似精确的打击能力”。第二岛链从日本开始、经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而直至印尼 。2013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报告》总结道：“解放军正在迅速扩大能力并实现多样化，以便打击整个亚太地区的美国基地、舰船和飞机，包括早先它无力到达的地方，比如关岛上的美国军事设施。 ”据某些解放军专家称，中国正致力于提高常规精确打击能力，到2020年使射程增加到8000公里 。
　　世界各地的潜在对手对抵近基地的拒止――无论是通过非常规攻击，还是使用精确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或是采用多轮远程空中与导弹攻击――都会对美军的力量投送产生深刻的不利影响。首先，如果不能使用安全的港口，那就无法投送并维持任何类型的大规模地面部队，尤其是重型机械化地面部队，比如美国陆军的“史赛克”装甲战车和“重型”装甲旅战斗队――至少在战役初期是这样。需要后勤来支撑的快节奏空中作战行动也会相当困难。其次，如果不能使用抵近空军基地（即与目标区域相距500到1000英里以内），那么由于作战半径不足，美国大部分陆基空中力量都将无用武之地，要不然就需要大量（而且很可能带来隐患）的空中加油支援。当前美国陆基空中力量主要由有人驾驶战斗机构成，它们的作战半径通常是300到600英里，具体取决于机型、携载的武器及其飞行剖面。到2019年，具有战斗编码的短程有人驾驶战斗机的数量与远程轰炸机之比大约是10比1 。就算计入中-高度长航时MQ-9“死神”无人机，远程和短程飞机的数量之比仍然是3比1左右。第三，美国海军力量投送也严重依赖前沿岸上后勤支援设施，军备物资、舰船柴油燃料以及飞机燃油都存储在这些地方。如果没有作战后勤部队（CLF）的舰船（见下图）在舰队与这些通常没有防御的设施之间穿梭往返来提供补给，那么在战时航母的打击行动不出几天就得停止。
　　水面舰船的弱点
　　发现、跟踪并攻击海上移动舰船不仅需要范围广大的情报监视与侦察网络，而且还需要一套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来收集、处理、融合并及时地向导弹发射部队传达准确的目标定位数据。最后导弹本身还必须能够对飞行途中累积的目标定位误差进行自我纠正（或是接收飞行途中目标定位的更新数据），以便从海面的“杂乱”目标（例如商船）中分辨出既定目标，然后突破目标的防御。成功完成这套“杀伤链”所需要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网络的开发工作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而潜在对手在过去二十年间已经实现了稳步发展。以中国为例，其网络的情报监视侦察部分包括了陆基、水面、水下、空基和天基节点，而且兼用被动传感器（例如光电/红外、信号与电子情报以及声学阵列）和主动传感器（例如超视距雷达、合成孔径雷达以及声呐）。如今它已具备在远至西太平洋和南海的范围内搜索并跟踪美国水面战舰的作战能力。
　　为将来的“海上拒止”网络提供使能条件的情报监视侦察与网络技术如今在许多地方都能获得，而且还在继续扩散。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出售多种功能强大的主动和被动传感器系统。一名海军专家就贴切地概括道：“任何人只要肯费点工夫，都能看见、识别并跟踪离岸数百或数千英里的舰船，这大概是到2030年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
　　未来数十年“反海军”侦察-打击网络的成熟与扩散，会让美国在对手海岸数百英里以内的大型水面战舰（包括航母）的行动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潜在对手正在开发和部署的“反海军”网络中的精确打击部分，包括先进鱼雷；空射、海射和地射反舰巡航导弹；就中国和伊朗而言，还包括反舰弹道导弹。中国具有作战能力的反舰弹道导弹射程超过1500公里，定名为东风-21D，它赋予“解放军在西太平洋上攻击包括航母在内的大型舰船的能力” 。据某些专家称，解放军可能会努力让其反舰弹道导弹到2015年“十二五规划”结束时达到3000公里的射程 。伊朗正在研发“征服者-110”反舰弹道导弹的衍生型，定名为“波斯湾”，估计射程为300公里，并配备光电/红外末端导引头 。
　　得益于过去二十年间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的大幅提高，潜在对手们正在部署“发射后不用管”的自动寻的武器（例如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和尾流自寻的鱼雷），这些武器能够弥补目标定位不准的问题，而且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人员也能成功运用。
　　未来数十年“反海军”侦察-打击网络的成熟与扩散，会让美国在对手海岸数百英里以内的大型水面战舰（包括航母）的行动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在西太平洋和南海，这一防区外距离不出十年就会超过1500英里，这已经比“战斧”对地攻击导弹的射程超出500英里左右，是F/A-18E/F“超级大黄蜂”多用途战斗机不加油作战半径的三倍左右。在将来战役的初期（那时对手的反海军网络很可能具备或接近全面作战能力），那么只要靠近“战斧”对地攻击导弹的射程，美国的制导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就会处在危险中。同样地，如果航母要应对反舰弹道导弹造成的反海军威胁，舰载战斗机在出入指定的目标区域期间就需要多次空中加油。
　　飞机的弱点
　　陆基和海基一体化防空系统是对美国部署飞机的主要“区域拒止”威胁，空基和海基巡航导弹也是如此，只是程度稍次。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不仅在全球各地广泛散布，而且它们的杀伤能力也因多种交错关联的趋势而日益提高，这些趋势包括雷达的灵敏度提高、工作频带更宽、对电子攻击的耐受能力更强（例如干扰与欺骗）；拦截机航程更远；信号处理更先进；以及高速的网络。例如俄制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衍生型（SA-10/20，如上图）就已经在十来个国家中使用，包括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保加利亚、中国、斯洛伐克和委内瑞拉。伊朗和叙利亚都反复尝试向俄罗斯购买S-300防空导弹系统。当前这种防空导弹系统的衍生型的动能杀伤范围超过100海里，这也是拦截机的最大航程，而且据说它们还有跟踪并打击“隐形”飞机和巡航导弹的一定能力；预计后续系统的射程还要远得多 。中国研发本土版本的S-300防空导弹系统，名为红旗-9（见下图），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能提供出口。
　　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不仅在全球各地广泛散布，而且它们的杀伤能力也日益提高。
　　潜在对手同时在投资研发威力更强、占据制空优势的战斗机，并配以现代传感系统和超视距空空导弹。这些飞机可以通过无线电导航（某些情况下可以大批量进行），依据陆基低频预警雷达给出的粗略目标定位跟踪指示，拦截美国飞机。这给美国空中力量造成了重要影响。当前美国空中力量以战斗机为主导，它们受不加油作战半径所限而无法远离空中加油机。在为美国渗透飞机保持空中加油“航道”（汇合点）时，美国加油机既要考虑到对手战斗机的不加油作战半径，还要考虑到它们的超视距导弹射程。如果是与中国对阵，由于其空中拦截机力量日益扩大，不加油作战半径介于600到900海里，那就需要美国加油机保持750-1000海里的相隔距离。这里务必要注意，这一相隔距离超出了F/A-18E/F、F-22和F-35A/B/C型战斗机的不加油作战半径，这样实际上就让美国整个战斗机机群都无法开展进攻性打击（见图2）。未来的攻击机要么得大幅增加不加油航程，要么就得拿出防御加油机的新办法。
　　先进一体化防空系统的扩散对美国传统的力量投送方式造成了麻烦，因为美国的监视和打击战机绝大多数都是短程和非隐形的（见前述）。今天，隐形飞机（即B-2、F-22和RQ-170“哨兵”）在联合部队中所占比例不到十分之一。除了B-2以外，即便这些“隐形”战机也缺少在整个威胁雷达频率范围内和全观测方位缩小雷达散射截面的功能。F-35“闪电II”多用途战斗机的部署以及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远程打击轰炸机的引进将能够提高机队的整体生存能力 。不过按照当前国防部记录在案的项目，隐形与非隐形飞机的数量仍然会严重失衡。解决这一失衡问题应该是任何全新抵消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失去太空庇护所
　　就力量投送而言，美军在以下方面极大程度依赖太空：由全球定位系统提供的精确导航与授时；由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光电/红外卫星以及电子情报/信号情报卫星构成的星群来提供的近全球情报监视侦察覆盖范围；远程通信；气象学。不幸的是，世界上认识到这种依赖性的无数国家都投资开发了针对全球定位系统和卫星通信的干扰机，在全球市场上如今都能广泛获得。还有些国家能够凭借陆基激光系统，“致晕”或“致盲”近地轨道的光电/红外卫星；这些国家目前数量较少，但却在不断增多。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开发各种能力来发动杀伤性激光攻击，实施命中摧毁式直接攻击反卫星拦截以及实施共轨攻击 。
　　尽管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在商业和军事用途方面也要依靠太空，但美国的依赖性远远更高。原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说道：“中国和俄罗斯军事领导人明白天基系统提供的独特信息优势，因而正在开发各种能力来扰乱冲突期间美国对太空的使用。 “就中国而论，反太空攻击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国防部称：
　　“解放军的著作强调有必要&摧毁、破坏并干扰对手的侦察&&和通信卫星&，表明这类系统以及导航与预警卫星都可能属于旨在&让敌人聋哑&的攻击目标。 ”
　　根据当前的趋势，未来的力量投送作战概念应该作出以下假设：
　　 全球定位系统的精确导航与授时信号会频繁降级、中断或不可用，尤其是在高价值设施周围；
　　 未加保护的商用和军用卫星通信会严重降级，而“受保护”抗干扰卫星通信（即先进极高频卫星）的服务会供不应求 ；
　　 对手会知道光电/红外卫星何时从他们上空越过，因而可以用低功率到高功率的激光装置来打击它们；
　　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电子情报卫星将受到地面干扰和在轨干扰。
　　未来的力量投送概念还应该对冲高价值卫星的完全损失，包括受保护的卫星通信在内。
　　抵近基地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水面战舰也容易遭到射程达到防区距离的攻击，杀伤能力日益提高的对手的一体化防空系统不断扩散，以及关键天基使能设备有可能遭到破坏或损失，这一切加起来便形成了对美军传统力量投送方式的威胁。其它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还会加剧这种情况，比如专注破坏美国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网络的进攻性电子攻击和网络攻击。
　　日益累积的战略风险
　　上述作战挑战至少产生三个棘手的战略后果：危机的动荡性加剧；美国威慑的可信度以及盟国对美军践行安全承诺能力的信心不断下降；施加给美国的成本增加，从而削弱美国与潜在对手长期竞争的能力。
　　危机的动荡性加剧
　　如果继续依赖数量相对较少的美军力量投送主要枢纽，那就会从以下两方面造成战略上的不失稳：引发区域军备竞赛；助长先发制人的行动。区域性的友邦和盟国在认识到美国基地日益容易遭到攻击的弱点后，就会越来越怀疑美国保卫他们的能力。抱着这样的疑虑，同时本国安全又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这些国家或许就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自己开展防御，包括研发或采购新的进攻性武器系统。由此而形成的“安全困境”就有可能引发区域军备竞赛，在极端情况下还会造成核扩散 。这样的局面最容易发生在东亚和中东，前者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而后者受到经济、人口、政治、宗教和宗派问题的困扰。尽管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更多地投资于自身的国防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但它同样会造成极高的代价：降低美国的影响力、加剧区域动荡性以及让风险升级。正如下文所述，如果对美军有效防御能力的信心下降了，那就还会致使某些国家放弃与华盛顿的安全约定，顺势倒向美国的区域对手一边。
　　如果继续依赖数量相对较少的美军力量投送主要枢纽，那就会从以下两方面造成战略上的不失稳：引发区域军备竞赛；助长先发制人的行动。
　　在容易遭受攻击的前沿基地（例如冲绳）堆积美国战斗力量，不仅不能传递出美国的决心并威慑未来的对手，反而会无意间引发冲突。按照解放军最大程度出敌不意并占据主动的理论，中国会有强烈的动机抢在抵近区域基地部署部队能够向中国军队或领土发动损伤性打击之前制服这些部队。例如二炮的理论就建议“有必要在敌人发现我军的作战意图与行动之前抓住最早时机来出其不意地抢先快速打击敌人，让敌人措手不及” 。伊朗和朝鲜的导弹部队很可能也会抱着与此类似的一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心态。
　　威慑的可信度和盟国的信心不断下降
　　威慑的核心在于让大家觉得美国有能力和意愿来让潜在对手为进犯付出它们难以承受的代价 。不过这种盘算的关键部分是，预计美国为采取它所威胁的行动而要承担的代价。因此要让美国的威慑可信，美军就必须拥有实际的财力来实施它所威胁的攻击，而且还要有能力以美国能够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来完成这些攻击。
　　如果潜在对手觉得他们成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可以大幅提高美军力量投送的成本，那么常规威慑就会被削弱。中国的理论著作强调，威慑需要以“实力”作为威胁的后盾，也需要具备运用这些实力的意愿，以及“确保让对手感受到运用威慑武力的实力与意愿的手段” 。随着今后数十年间中国部署并运用日益强大的“反介入”能力（这种能力的意图明显是要让美国在干涉亚洲冲突时增加预期成本），中国政界领导人（以及其它潜在对手）就越有可能认定（或许是错误地认定）美国没有能力、或是没有意愿来投送用以应对区域性进攻的力量。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针锋相对地展示美军的力量投送能力，那就更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
　　同样地，美国的友邦盟国也会开始怀疑美国条约以及其它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如果它们认定美国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来履行它的义务，美国在太平洋的盟国和伙伴国或许就会见风使舵，倒向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的中国，从而有损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以及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声望。
　　对美国施加的成本
　　如果凭借必要的投资，或许也能更好地防卫近抵近空军和海军基地。不过问题在于当前美国现役导弹防御的成本远远超过对方攻来的导弹，尤其是短程弹道导弹和短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对于抵近空军基地，美军还可以（大概也应该）投资建设被动防御措施（例如预警网络、加固的掩蔽场所、地下油库、分散场所以及主动防御措施）。不过所有这些投资的成本都相当高，而且至少在抵近基地中不能抵挡大规模的导弹齐射和空中打击。例如，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爱国者”改进型导弹系统每年的成本将近30亿美元――这只是主动导弹防御成本总额中的一小部分 。
　　当前美国现役导弹防御的成本远远超过对方攻来的导弹，尤其是短程弹道导弹和短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在提高航母生存能力方面，海军正在大量投资建设大范围多层次的能力来拦截反舰巡航导弹并破坏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的“杀伤链”，包括让广域超视距监视系统降级，在导弹的各飞行阶段实施拦截，以及干扰和欺骗末制导传感器 。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海军上将在2012年就解释道：
　　“海军将反制对手在搜索和定位目标、发射弹道导弹并完成对舰船的攻击时所需要的操作事件链中的每一个环节，从而击败反舰弹道导弹。海军正在部署新式系统来干扰、诱骗或迷惑搜索并定位远程舰船所需要的广域监视系统。要击落已经发射的反舰弹道导弹，舰队将要使用&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标准-3&导弹。此外为了防止反舰弹道导弹完成攻击，海军还将在今后数年内部署新的导弹与电子战系统，以摧毁、干扰或诱骗逼近舰船的反舰弹道导弹弹头。 ”
　　首先，这些防御系统都需要高昂的投资。“标准-3”Block IB型拦截导弹每一枚的成本大约是1000万到1200万美元（图片见前页），而每一枚Block IIA型拦截导弹的成本是2000万到2400万美元 。在与东风-21D对抗的典型设想情境中，美国海军要发射多枚“标准-3”拦截导弹。因此，这些拦截导弹加起来的成本会远远超过单独一枚东风-21D，后者的成本估计每一枚是500万到1000万美元 。其次，多种防御系统在对手采取反制措施之前只有很短的“有效期”。例如美国如果部署能够“干扰、诱骗或迷惑”对手传感器的电子战系统，对手就势必会推出旨在削弱其效果的反制措施，包括转换传感器频带、集成多模传感器，以及采用更强大的电子自我保护技术。第三，海军越是为舰队防卫而投资制造拦截导弹，也就越会减少它的进攻威力。在导弹驱逐舰或巡洋舰所载垂直发射系统中每装填一枚防御性“标准-3”或“标准-2/6”导弹，必然就意味着减少一枚“战斧”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或其它进攻性导弹。
　　在对手积累越来越多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当前这种对称性竞争，那就是在奉行一种给美国自己施加成本的战略，而且美国会付出更多的成本。不过从短期来看，美军似乎除了继续进行这类投资来防御关键的前沿作战基地之外也很少有选择余地。电磁轨炮和基于定向能的末端防御系统（例如高能固态激光武器）是在扭转当前攻防成本平衡方面大有前途的两种方案 。这两种武器发射的单位成本都比较低，弹匣容量非常大，而且要有效反制它们需要花费高昂的代价。电磁轨炮可以着重防御热屏蔽高速弹道导弹再入飞行器，而高能激光武器（左上）则可以着重关注巡航导弹、有人机和无人机以及其它吸气式武器威胁。但即便采用这类新式防御系统，对于抵近的陆上和海上基地（即与敌人相距500到700海里），保持高密度的进攻性发射井也仍然会成为顽固问题。由此可见，任何抵消战略都务必要实现军事转型，以大幅减少对抵近基地的依赖。
　　任何抵消战略都务必要实现军事转型，以大幅减少对抵近基地的依赖。
　　全新抵消战略的主要内容
　　为了降低作战风险，改善危机的稳定性，巩固常规威慑并扭转施加给美国的长期成本，国防部需要制定并采行一套新的抵消战略，该战略将：
　　1.利用美国传统优势，在必要的地点和时候保持持续的前沿存在和力量投送，包括针对具备强大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的对手，同时要减少对日益容易遭受攻击的前沿陆上与海上基地的依赖；
　　2.改变以往基于直接攻击威胁，通过传统的联合作战行动来恢复原状的常规威慑战略，更多强调“拒止式威慑”和“惩罚式威慑”。
　　与20世纪50年代的“新面貌”战略一样，美国应该利用远程空中作战所提供的战略灵活性以及“战略不对称性”的胁迫价值，也就是说，威胁打击最近战区以外的高价值目标。而与70年代晚期布朗和佩里所采用的方式一样，美国还应该利用广泛的技术优势，成倍提高规模更小的联合部队的总体有效性，让竞争转入对美国有利的方面，并为对手施加长期竞争的成本，而不是以“飞机对飞机”或“导弹对导弹”的方式来与潜在对手竞争。此外要具备可以负担的扩展能力，美国还应当针对今后数十年间美军很可能在全球各地遭遇到的多种威胁来平衡采用“高低端”能力组合 。举例而言，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可以凭借空军非隐形RQ-4“全球鹰”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海军MQ-4“特里同”广域海洋监视无人机以及MQ-9“死神”中空长航时无人机来开展持续的情报、监视与侦察活动，而不必使用多少更耗费成本的“隐形”战机，而集中于东欧（俄罗斯）、中东/黎凡特（叙利亚和伊朗）以及西太平洋（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中-高度威胁地区才会需要这些隐形战机。同样地，尽管在大多数地区可以由导弹驱逐舰来提供可以负担的海上远程打击能力，而不必使用水下平台，但在针对有能力发现并定位远距离水面舰船的对手（例如中国，俄罗斯也越来越有可能加入此列，最终还会包括伊朗或者叙利亚）来投送力量时，很可能就需要其他的水下打击能力。与先前的两个战略一样，第三个抵消战略最后还应该全面利用美国同盟和安全关系的优势。
　　全新抵消战略可以利用美国在技术、作战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持久优势，以便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可靠地投送力量。
　　利用美国的持久优势来改变力量投送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美国利用在信息技术中的领先优势来“纵深侦察”和“纵深打击”华约国家领土，通过威胁要延缓增援地面部队的调动速度并削弱这些部队，打乱苏联的战争计划。全新抵消战略也应仿效这种做法，利用美国在技术、作战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持久优势，以便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可靠地投送力量，降低对手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上的投资效果，增强危机的稳定性和常规威慑作用，并为对手施加长期竞争的成本。依照当前的趋势，似乎美国持久的军事优势包括无人作战；远程空中作战；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复杂系统工程、集成和作战。
　　无人作战
　　在无人系统研发与作战方面，尤其是在先进自主航空器（比如RQ-4“全球鹰”和X-47演示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UCAS-D]）方面，美国走在世界前列。经过十余年在世界各地投用数百架无人机的经验（尤其是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也门），美军已经制定了招募与培训计划，开发了战斗管理工具，也达到了娴熟的操作水平，这些都是竞争对手难以快速复制的。
　　世界上其他国家无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持久的快节奏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行动。
　　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取得了操作无人地面战车（UGV）的技术经验和实践经验，它们主要用于执行战术侦察活动以及清除简易炸弹装置。海军研发并试验了多种无人水面舰船（USV）和无人水下航行器（UUV）。虽然这类工作的重点是海洋情报监视与侦察、水下测绘以及反水雷应用，但海军也在积极探索无人水面舰船和无人水下航行器在反潜战、载荷投送、信息战以及时敏打击方面的应用 。与此同时产业界则在关键的无人水下航行器使能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高密度能力存储技术和水下通信。
　　美国也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假以时日，这些技术就能提高所有无人系统的自主性，从而减少对存在隐患的数据链路的依赖。如果扩大无人作战的规模（包括在海上、水下、陆上和太空中的无人作战），那么美国就能够利用实践经验、在与自动化相关的使能器的技术能力以及在复杂系统工程与集成方面的牢固优势。由于可以加油或是“可以充电”的无人系统比之于有人平台的任务航时更长、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因而有可能执行持久的、可扩展的覆盖多个关注地区的作战任务。实际上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东及非洲的多个“热点”地区已经在同时执行多项无人机行动，虽然仅限于局部地区，而且规模不大，但这毕竟预示着未来的前景。
　　远程空中作战
　　世界上其他国家无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持久的快节奏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行动。这种洲际到达能力的核心使能要素之一便是空中加油。虽然美国陆军航空兵早在1929年就进行了空中加油试验，但却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在20世纪50年代初将它建成了作战能力。那时战略空军司令部研发并部署了使用活塞发动机的KC-97“同温层加油机”，配以空中加油伸缩套管来进行大容量油料传输，后来又研发了KC-135“同温层加油机”，并最终制造了700多架这种飞机。凭借半个世纪的空中加油经验，如今美国空军已经建成了由456架加油机构成的机队，其中现役与后备大约对半。空军打算调整大部分是KC-135机型的老化的加油机队，使KC-46A型加油机到2027年的总数达到179架 。
　　从近期来看，除了加油机队，远程空中作战力量的中坚将由有人驾驶轰炸机（B-2型、B-52型以及B-1型）、数百架MQ-1/MQ-9“死神”的衍生型战机以及30多架高空长航时情报监视与侦察无人机（比如RQ-4“全球鹰”）构成 。在采购了60多架长航时MQ-4“特里同”广域海洋监视无人机后，将来的联合机队无人化程度还会提高。随着隐形的远程打击轰炸机初步取代B-1型轰炸机（以及在理论上随之取代B-52型轰炸机），机队的生存能力也会提高。
　　在远程空中作战方面艰苦磨练出来的素养，将让美国在投送力量时不必使用日益容易遭受攻击的抵近前沿基地，这样就能增强危机的稳定性和常规威慑效果。不过要在中度到高度威胁环境中维持这样的能力，就必须研发和部署隐形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战机，而且要让它们具备足够的作战半径来投送力量，而让加油机保持在对手一体化防空系统的射程以及对手空中防御战斗机的射程之外。无人作战与全球空中加油的实力相结合还能让飞机达到超长任务航时――大有可能以天数、而不是以小时来计算航时，这样就有可能动用数量相对较少的无人机来达到对广大地理区域的持久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覆盖范围，而这一点对于搜索并攻击大范围地区内可以重新定位的机动目标时大有用处，甚或可以说是不可或缺。这样的组合还能提供全球响应能力，因为无论最初驻扎地点在哪里，陆基和舰载无人机都能大批部署到特定战区。
　　虽然本节着重讲述空中力量，但是可以说美国在全球海上作战行动方面也拥有类似的优势，只不过响应度更低而已。这种优势来自于以下组合：核动力战舰（例如航母、核潜艇和核动力导弹潜艇）；由干货/弹药补给船（T-AKE）、快速战斗支援船（T-AOE）和舰队油料补给船（T-AO）组成的专门的作战后勤部队（CLF）；岸上后勤场所。不过正如第2章所讲的，这种优势在过去二十年间日渐脆弱，某些方面更是已经衰落。作战后勤部队大约有30艘舰船，要在战时为舰队提供支援，可以说它的规模太小，它们的船员都是平民，而且舰船本身缺少任何自卫能力。此外，岸上基础设施通常都没有设防。海军已不再拥有在航行中重新装填垂直发射系统的作战实力。
　　隐形空中作战
　　尽管将来多基地雷达和被动红外侦测系统可以提高对隐形飞机的侦测能力，但竞争对手要部署能够随时搜索、跟踪并打击尖端隐形系统（比如远程打击轰炸机）的广域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网络，那还得花大量的时间和资源。然而，要维持隐形飞机为美国带来的显著作战优势，我们就更要发挥甚低被动雷达特征与射频领域中先进电子攻击之间的协同效应，并增强电磁频谱红外区内的特征信号管理。虽然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开始研发和装备隐形战机，但在隐形战机的设计和制造上，美国拥有巨大的质量优势。而且，美国空军飞行员在隐形战机的规划和作战方面拥有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这种娴熟技能是对手难以企及的。美国在隐形战机作战中的优势与电子攻击和新武器结合后，能够对防御目标实施高强度精确打击，包括打击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节点，打击内陆目标，持续监视和打击移动目标，以及使用钻地武器打击坚固深埋目标（HDBT）等等。
　　美国潜艇从水下投送力量的能力几乎肯定会长久持续，对手若想有效反制，需要花费高额的成本和大量时间。
　　水下战
　　美国潜艇由于在深海行动，声音特征不明显，可以渗透到对方的高度威胁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开展反潜和反舰作战行动，执行特种作战部队秘密行动并开展出其不意的精确对地攻击。尽管潜在对手也在投资研发并部署有可能让美国潜艇更难在沿岸浅水区和咽喉要道处行动的反潜战技术，例如水下声基阵、低频主动声呐、无人水下航行器以及非声探测传感器，但是美国潜艇从水下投送力量的能力几乎肯定会长久持续，对手若想有效反制，需要花费高额的成本和大量时间。美国可以扩大水下打击的能力与灵活性，包括执行电子攻击以及反传感器和反制空中作战的能力，从而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要维持美国进入防守严密的抵近沿岸海域的能力，那就必须部署以下能力：
　　 一系列得到有人核潜艇支援的自主性更高且难以侦测的远程无人水下航行器；
　　 可在平时由潜艇和水面舰船部署或战时由隐形战机部署的沉底式载荷模块；
　　 可由核潜艇提前部署的拖拽式载荷模块（TPM） 。
　　尽管许多与水下战相关的技术都会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推移而扩散，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对手却很难匹及美国潜艇行动的经验、技能水平和机智灵活性。
　　复杂系统工程、集成和作战
　　美军和国防工业界过去在复杂武器系统和“系统之系统”架构的设计、制造、操作和维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种竞争力需要广泛深入的技术理解和多年的经验积累，这是对手难以复制的。美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将地理上分散的多种平台（比如长航时无人机、远程隐形战机和水下系统）结合起来，构建一个全球监视和打击（GSS）网络。
　　套用商业战略的术语，我们可以将前文阐述的五种能力视作国防部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是技术、产业基础、高技能人力、培训、理论学说和实践经验的复杂组合，它能使美军能够执行对手难以仿效或是难以反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平台运用了多种核心能力。B-2和远程打击轰炸机就综合运用了全球到达能力与隐形技术。巡航导弹潜艇（SSGN）和核潜艇利用了美国在水下战中的优势以及核动力提供的全球到达能力。未来的空中加油、舰载和陆基无人战机就可以运用无人驾驶、隐形远程行动方面的核心能力。
　　强调“拒止式威慑”和“惩罚式威慑”
　　除了利用上述美国核心能力的优势来改变力量投送方式外，如果更少地依赖直接动用武力来恢复事前状态的威胁，而更多地重视首先降低对手认为自己达到战争目的的可能性（即“拒止式威慑”），同时以针对高价值目标的不对称报复性攻击相威胁，从而增加对手发动战争的预期成本（即“惩罚式威慑”），那么对美国常规威慑可信度的担忧也可以得到缓解。前一种威慑需要美国实现高度的态势感知，也需要美国有能力在开始阶段迅速动用武力来挫败对手的行动，而不用管威胁的情况如何或者基地是否可用。这种威慑的目的既是要使人们怀疑迅速造成可让美国付出代价并且难以扭转的既成事实的可行性，同时也要让对手更加害怕与美国的冲突拖得太久就会所造成国内政治经济的严重后果。“拒止式威慑”强调具备生存能力和可靠作战能力的前沿存在以及全球反应能力。前沿存在不需要也不应该由驻扎在对手附近的部队来提供，而应该由能够快速重新部署并长时间运作的海面平台和远程空军来提供。“惩罚式威慑”被战略家托马斯&谢林称为“伤害”能力，要求有能力和意愿来发现并摧毁高价值目标，而不管它们身处何地，防御如何。
　　美国应该更多地重视降低对手所感知的达到自己战争目标的可能性。
　　如果将来的美军能够改善规模、结构和态势，能够降低对手以武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信心（拒止式威慑），并增加他们发动战争的预期成本（惩罚式威慑），那么常规威慑的效果也能得到增强。为了威慑对手、让盟友放心，可以在和平时期定期举行联合军演，以展示美国有实力以能够负担的成本来迅速破坏潜在对手进攻作战计划中的关键战线。例如如果增加使用可大幅减少人员伤亡率的无人系统，让潜在对手认识到人员伤亡率不再是美国领导人决心使用武力的障碍。美军还可以策划演习来展示美军摧毁诸如坚固深埋目标等以前被认为相对安全的目标（例如坚固深埋目标）。
　　倘若这种扩大的威慑框架失效，美军就要准备好通过快速打击来挫败对手的进攻行动，减少对区域友邦盟国的损害，同时阻止对手造成既成事实。此外美军还要对对手施加经过算计而不断加重的惩罚，以迫使对手妥协（例如停止敌对行动） 。
　　举例而言，如果中国试图占领南沙群岛或钓鱼岛，或者对台湾发动两栖攻击（虽然这不太可能），美军将会做出姿态，开始迅速封锁解放军部队和物资的运输（即“拒止式威慑”）。关键要素可能包括当地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比如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和盟国指挥的地对空导弹连；在海底预先部署并且得到远程打击轰炸机（LRS-B）、陆基和舰载无人空中作战系统（UCAS）以及前沿部署无人水下航行器（UUV）快速投送水雷而增强威力的“智能”水雷；核潜艇或无人水下航行器发射的鱼雷；由远程打击轰炸机和无人空中作战系统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以及开展进攻性和防御性反空作战的有人或无人的陆基和舰载隐形战机。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解放军占据据点，否则美军将会难以直接“扭转”局势且会付出昂贵代价。即使可能会出现风险逐步升级的情况，美军还是会对中国的机场和机动导弹部队实施打击，以减少美国盟友/伙伴可能遭受的伤害，同时减少其对相对较远的美国基地的威胁，即使这些基地大部分都在解放军二炮部队的射程之外。与此同时，作为“惩罚”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可以击沉解放军各区域的水面和潜艇舰队。由于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保护海上关键交通线免遭诸如印度和日本等地区大国破坏非常敏感，高成本、难以替代的军舰逐渐损失，势必会影响他们对“成本-收益”的考虑82。在逐步扩大非对称“惩罚”攻击的有力威慑下，北京可“保全面子”的选择就是遵守美国停止敌对行动并恢复原状的要求。
　　实施全新抵消战略：全球监视与打击概念
　　在全新抵消战略中，美国可以利用第3章所概括的五种能力领域方面的优势，以构建一个联合的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从而通过拒止和不对称惩罚的可信威胁来达到威慑目的。必要时这个网络还可以用来“击退”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或是为更传统的美军力量投送活动创造条件。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具备如下特点：
　　&平衡性：由适应各种威胁环境（包括“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艰巨挑战）的低端和高端平台组合构成。
　　&适应性：可在地理上分散部署，最低程度依赖抵近基地，最少程度触及对手防空措施，最大程度承受天基系统的瘫痪。
　　&响应性：可在数小时或者数分钟内实施监视和打击。
　　&可拓展性：可同时在全球多个地方扩大规模并影响事件。
　　虽然美军许多部门在未来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中都要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样的网络会格外依赖于空军和海军，尤其是无人平台（见表1）。美军要继续探索太空在和平时期以及低-中度威胁环境中的应用，但同时也要对冲中-高度威胁环境中很可能出现太空使能器的破坏。计算机网络防御、计算机网络攻击以及计算机网络刺探活动在各种冲突期间都会十分突出。不过鉴于此等行动的敏感性质，本报告不便明确阐述。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有一种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针对中度到高度威胁环境而配置的所有组件都能在威胁程度更低的环境中运作，但反过来就不行了。适用于低-中度威胁环境的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组件在威胁程度更严峻的环境中，有效性会受到极大的制约，至少在初期是这样。例如它们有可能着重于外围陆上基地和航母的后方安全保障，后者是高端系统所依赖的，或是在卫星通信失效或降级时充当空基通信中继。
表1 主要的空中及海洋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组件及其作用
表1 主要的空中及海洋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组件及其功用（续）
　　在诸如广域情报监视与侦察、通信以及基本精确攻击等核心的高需求任务中，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执行起来游刃有余。然而，对于其它任务，专业化程度更高。例如，摧毁坚固深埋目标的任务将主要由B-2轰炸机、远程打击轰炸机以及潜射式弹道导弹/助推滑翔导弹来承担。与此类似，尽管大量平台都可以向作为随机目标的可重新定位的移动载具开火，但是在低-中度威胁环境中搜索并制服这些目标的任务将主要由不断增多的MQ-9“死神”以及MQ-1C“灰鹰”无人战机机队来承担，而在中-高度威胁环境中则主要由陆基和舰载隐形无人战机来执行。
　　地面部队还可以在和平时期在受到威胁的伙伴国或盟国领土内，建立并运作陆基局部地区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从而不断支持在战略上强调拒止式威慑。
　　地面军力尽管没有列入上表，但它们可以执行小规模高度分散的袭击行动，为陆基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系统占领并建立友方基地，并制服将来对手的这类系统。地面部队还可以在和平时期在受到威胁的伙伴国或盟国领土内，建立并运作连接到大范围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中的陆基局部地区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从而不断支持在战略上强调拒止式威慑。这件工作的分工可以多种多样，从技术援助和高级培训，到联合作战，再到拥有纵深安全部队协助的由美国率领的作战行动。如果威慑失效，这些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可以提高美国盟友的自卫能力（打乱潜在对手的进攻计划），切断对手的海上和空中交通线路，为该地区友方的海上通行提供虚拟“护卫”，并且协助后勤行动（例如美国加油机可以在盟国所防守的空域中工作） 。例如，执行反介入/区域拒止任务的地面特遣队可能包括：与浮空器载雷达相连的海岸防御巡航导弹系统；“智能”沿海水雷网；与海上主动-被动声基阵相连的陆射远程反潜战武器；配有传感器系统的短程到中程防空系统；合适时还包括对地攻击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发展并运作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费用可以在美国与这些系统所防御的伙伴国/盟国之间按各种比例分担。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能够为执行全球反恐行动和反扩散行动的特种作战部队提供全球分布式响应性支援。
　　这些特遣队要在高度威胁环境中力求生存，办法是尽可能分散开来；利用陆上和海岸的交通；运用伪装，隐藏和迷惑（CCD）手法；使用可以重新定址的主动防御手段（最好是综合使用高能激光武器和基于电磁炮的系统）；以及选择性地开展加固工作。他们可以利用地形制造战役和战略级效果。例如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