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三官殿的院墙上砌着一通路志碑，显然是这家主人相中了这块好石头，搬了来当砖头垒在墙上的。这是一块残碑，好在文字部分还能看清。碑文记载着民国廿二年(1933年)村民集资整修道路的事迹，凡捐款、出力之有功人等，均在碑文中示名，以传后世。70年过去了，碑文中所记载的人已经全部绝亡，这条路却一直延续至今。近口镇政府号令村村通水泥路，大体上还是沿用了70年前的路基。铺路修桥，积德行善，无论哪朝哪代，官民人等，真正做一件大事好事实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通碑。君为轻，社稷为重，这是明臣之言；天下为重，国家次之，此乃史家之说；家国天下百姓之事才是头等重大之事。
修路的发起者是当时民国地方政府的官吏，区长李锡基乃东七里村人氏；区党部书记兼边村村长王瑞金、书记员王礼裕，二君均为西七里村人氏。李锡基、王瑞金与龙镇的徐庭壁、杨威的宋福禄同为当时当地"四大乡绅"。碑文撰稿、书法为王礼裕，乃在叔祖，他毕业于民国平顺县立一高，是当时的乡村儒生。他的文笔书法具有相当水准，令吾等后辈子孙自愧不如。玉工为河南林县合涧镇的一位李姓师傅。碑文中所具捐款者姓名中，有一些是我在少年时代就已熟知的，其中有几位还是我家族中的祖辈。往事如烟，逝者如斯，如今，记得他们的人不多了，路碑也在旧房改造中佚失。口碑也是有时限的，石碑也不能使人流芳百世，惟有这条路，在每一个行路者的足下无限延伸。
这次修路的主要倡导者王瑞金先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一直是周边十里八庄传奇式人物。
他是一位具有多面色彩，多重性格，经历了多种人生变故的．人物。有关他的传闻以及对他的评说，几经反复之后，终于冷落下来，但终归没有一个较为贴近的、大致相同的说法。作为一个男人，他是一位美男子，据老人们回忆，他长得高挑身材，白净面皮，颇有女相，乃富贵之胎；他上过私学，颇具文才，是乡村少见的儒雅之士。他的弟弟曾在解放初期当过国文教员、小学校长，可见具有家学遗风；他是村之首富，惟一的地主，在穷乡僻壤一般农户衣食无着之时，他却聚敛了连片土地、成群骡马，除了俗常所说的剥削穷人血汗有方，客观地说应该是善于经营，是资本积累中的剩余价值的体现。他不像一般守财奴式的土地主那样，既克扣穷人，也虐待自己，辛劳一生，忙碌一生，节俭一生，最后落了一顶地主帽子。他时常接济贫困人家，如有上门借贷者他向
来有求必应，慷慨解囊，而且从不要对方偿还。一遇灾荒馑年，必
，开仓济贫，救过不少人的性命。他长期担任村学的学董，学校的
经费大都是他个人提供的。他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因而担任了校长、边村村长；他不甘寂寞，广结善交，最终成了国民党的书记长--这为他人生的结局，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抗日战争时期，这一个村庄处于两面政权、三足鼎立、拉锯'对峙的涡漩之中，也把他本人推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白天，驻在东南方向的国民党保安团来催军饷；天黑，驻扎在西南方向的H本人来要牲畜、拉夫子；后半夜，驻扎在平顺寺头的八路军办事处来筹集军鞋、小米、担架。村里人大都是穷人家，村公所也没有多余的公产，这笔开销大都由他自家出。"老八"、"老蒋"、"老皇"，谁来了都得找他，谁上门他都得支应，好言语，好茶饭，以礼相待，笑脸相送。为的是图个平安，免遭灾祸。因而，在抗战期间，全村没有一个人死伤，没有一个女子遭遇强暴，村里也没有大的财产损失。
谁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维持住，谁也不能没有一个仇人。终于有一天，仇家跑到日本人那里告了王瑞金一刁状，说他维持皇军是假，私通八路是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日本人上门堵住了他，蒙上眼睛把他拉到了十里岭，把他的裤子脱下、扔掉，朝他头部开了一***。子弹从左眼打进去，从后脑勺穿过去。他在寒风中苏醒过来，摸着黑下到了十里村的一户人家。他说："我是王瑞金。被'老皇'打伤了。你是谁家?"答："瑞金爸，我是向提根呀。"这是分量很重的名字，户主开了门，迎他进屋，为他穿上裤子，把头包扎了，牵一头毛驴送他回了西七里村。
他被秘密地藏到了村北关帝庙的戏楼上，在东厢耳房里住下，一住就是三个月。在村公所村副闯长村丁们的精心照料下，他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是失去了一只眼。这漫长的冬仨月，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就连家人也和村民一样，估摸他失踪或是出远门了。
春暖花开之时，他又露面了。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有人问及，他推说路遇，被砸了明火了。他像往常一样忙碌村里的一切事务，照常支应"老八"、"老蒋"、"老皇"。
这时候，仇家又把他告到了八路军手里，指控他为八路军办事只是个幌子，实质上是为日本人通风报信的汉奸特务探子。八路军在大庙里抓住了他，他知道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临走，他拒绝和任何人见面，只在墙壁上匆匆留下一首诀别诗："庭祥吾儿你是听，几句话儿要记清，宁做顽石任人踩，不为竹竿节节空......"从字面上很难揣摸他当时的准确用意，只能隐约看出他有些悔，悔自己不该太精明。
他被押到了平顺寺头八路军办事处所住的一家大户人家的楼上。主管这桩案子的是一位姓王的科长。
村里有头脸的人物主动出面张罗营救他，受过他帮衬的人纷纷响应。最后，由71个人联名写了具保状，状纸仍由书记员王礼裕书写，村副闾长王郭贤负责联络，状纸的具名采用了民间结社的形式，用碗在纸上拓出一个圆圈儿，71个人的名字写成了一个圆圆的内圈儿。其中的含义颇像当今的排名不分先后，没有主次之意，更深的意思是71家结成同盟，共担风险，谁也休想推托，但谁也不是头儿，一旦败露，法不责众，你总不能把71个人通通治罪吧。
众人推举王计松到八路军办事处递状纸。
王计松在村里辈分高，人缘好。他在店铺作过生意，见多识广，处事活泛，是合适的人选。
王计松冒雨赶到了平顺寺头，言说给王瑞金送些衣物。八路同志允许他俩见一面，对家人有什么话叮以帮他传回去。见面时王瑞金从楼上的窗口探出头来，王计松在楼下说："瑞金，我联络了一些人保你来了，状纸揣在怀里，一会儿就交上去。先放下些衣物，你款款儿等几天吧。"王瑞金平静地摆摆手："计松，迟了，我的案子已定下来了，是死案。东西你带回去吧，状子也不用递了。回去给我张罗一口棺材、一副发送。也就是两三天的事儿啦。"
三天之后，公判大会在南坂坡下的十字河召开，十里八庄的人满满地聚在了河滩里、地岸上。***声一响，把爬在树叉上瞧热闹的几个半大孩子吓得跌了下来。
1966年冬天，村里闹成了两派。又把这桩老事儿倒腾了出!
一5一敏来。
一派认为：王瑞金是国民党、大地主、汉奸、特务。保过他的人、和他相好的人以及他的子孙都应重新治罪。
另一派认为：王瑞金是开明人士，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应为他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一派的观点显然对王瑞金及其家人、亲友有好处。这种观点被写成书信，寄到了他的二儿子王庭玉手里。老子被***毙的时候，他只是个十多岁的半大孩子，家被查抄
之后扫地出住在了村外废弃的羊窑洞里。这位昔日地主的二少爷，现在只有靠给翻身的长工放马挣一口饭吃。那时候，他坐在荒野的坟丘上，饿得连脸上的苍蝇都没力气轰一轰。
解放军的一个团长路过此地，看他可怜，连人带马带走了。从此，他跟着解放大军参加了徐州战役、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上尉军衔，在北京第二炮兵总医院当军医，是一名出色的妇儿科大夫。
接到家乡亲人的来信，他即刻给党组织写了申诉材料。部队即刻派出调查组进了村。
部队的同志查访了许多人，查得很详细。当时，我在自留地劳动时，他们曾到地里找到邻居黑孩哥了解情况，证明材料还是由我代写的，只是其中的内容我没有记清。
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王庭玉以隐瞒家庭成分，反攻倒算等多种罪名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遣送原籍监督劳动改造。家人一同被遣返，存款被查没，只带回来几百元的安置费。
这是农村最混乱的时期。城里的干部、教师、学生由于武斗的原因，纷纷杀回了老家。村里人也分成了好几派，几乎白天晚上都在开批判会，随时都会揪出几个国民党、三青团、反革命。老百姓在贫困、慌乱中过日子，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倒霉的事降临到自家头上。
王庭玉回村的当天，就赶上了一场批判会。他还没有来得及进村，就把行李搁在村北关帝庙背后的草地上，带着老婆、娃娃和全村人一起高喊口号。被批判的对象是一个畏罪自杀的国民党加右派，而这个人恰是他的叔父。
村里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组，负责对王庭玉的监督改造工作。
这是王庭玉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日子。
他的安置费交给了大队，大队给他安排了一问闲置的很小的旧房子。村里的人家还有个老底子，亲友帮衬着还能维持生计。他既没带回任何财物，又没有任何底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孩子们年龄还小，5口之家全凭他一个人撑着。从没有干过农活的他，必须干最重、最苦、最累的活，而且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我曾看见他大热天穿着破棉军衣，担着圊肥上山坡，头上的汗珠滚滚滴落--他竟然连换季的衣服都没有。他虽有一手好医术，农村也缺医少药，然而他这种身分不敢行医。后来，有些村干部开始偷偷地找他看病，老百姓也跟着求医上门。他白天参加集体劳动，只在晚上才偷偷地出诊。乡亲们说："庭玉，日子比树叶还稠呢，你要惜力，不敢蛮干。瞧你快瘦成一根草了。"他说："别看我瘦，我的饭量大着呢。"他话中的意思傻瓜也明白。病家糠汤菜水地收拾一大碗，他几口就扒拉下去了。他吃饭时从不坐在屋里，而是蹲在门外，低下头只顾扒饭--他实际上已经落泊到公开行乞的地步了。
当时，我也从城里回到了村里，帮助村里组织业余宣传队排练样板戏。人们对种地已经没有了兴趣，对搞大批判也厌烦了，却对排戏十分地上瘾。村里的主要干部都参与了。每天夜里灯明火亮，锣鼓铿锵。这时候，王庭玉找到了我，他作为一个长辈、一个当年的军官、医学专家，竟然谄媚地讨好我，吹捧我，巴结我，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略通戏文的小工人。这时候，我深深地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与悲哀。我曾见到过一张他于1955年9月授上尉军衔后与本村在昆明军区的一位中尉军官的合影，照片上写着：在北京相遇。他长得白净高挑，身着戎装更显得英俊威武。照片上的他微微笑着，像一轮初夏的朝日。我曾梦想着将来长大了，像他一样穿上军装，也照一张这样的照片。这种潜动力驱使我最终放弃工作，放弃令同龄人羡慕的中专生工资待遇，以普通士兵的资格穿上军装，死活奋斗了五年半，竟然连个副班长都没混上。命运哪，你作弄了多少人，冷落了多少人的心哪!
他找我的目的很简单，想到宣传队混个差事。他心里十分明白，到宣传队不用再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工分照记，演出期间还能吃上好饭，这种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日子是当时的农村人求之不得的。但这件事只有我能办，村干部也得听我的。他最终达到了目的，在《自毛女》里演了个穆仁智。他毕竟经见得多，演得相当出色。但是为了这一点利益，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变得虚伪、滑头、委琐、庸俗，失去了他在我心目中良好的形象。多少年以后，我理解了他，唉，一个人在生存受到限制时，会不经意地改变自己，这是毫无办法的事。
他逐渐地适应了环境，学会了生活，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昔日的一切影子荡然无存，他也慢慢地忘记了以往，心安理得地准备就此了却残生。
1978年，他的命运出现转机。部队来函对他的问题予以彻底平反，对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罪名予以撤消，恢复党籍、军籍，补发工资，请他返回部队报到。
我在区间班车上见到了他，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详尽地讲述了这一切。我向他表示祝贺，并劝他早日归队。他从容不迫地说："不忙。我准备把老家的亲戚、朋友、伙伴们都看一看，走一走，谢一谢。这一走，再回来的机会就不多了。"
我当时在机关正负责办理类似的案件。我告诉他事情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单纯，目前的政策尚有不稳定性。我劝他还是先回去把工作落实下来，家小安定下来，然后再回来探亲。
我的话他没有听进去。
几个月之后，等他返回部队时，情况有了变化，部队通知他按转业对待，由地方政府安排他的工作。最终，他被安排到本公社卫生院，院领导通知他，先在家等候着，等适当的时候再通知他上班。这时候他明白了，这只是应了个虚名，实际上跟失业差不多。
全家人依然住着原来的破房子，孩子们都长大了，依然没什么着落，只有一个孩子被安排到县里一家条件很差的企业。折腾了这么一场，最终得到了一本城镇居民户口和一本非农业人口粮油供应证。而这几乎是一纸空文了。
命运狠狠地把他闪了一下。这次打击给他造成的伤害要远远地超过上一次。第一次，他挺过来了，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力量挺过来。上一次，伤在身上，这一次，伤在心上，而心灵的创伤是很难平复的。
他稀里糊涂地得了癌症，稀里糊涂地就死了。
他是个出色的妇儿科专家，对肿瘤科知之不多，对社会学科知之甚少，临死都没有整明白，这七股八叉的，到底在缠住了呢?
我的故乡潞安，早在开牙建府之初就设置了四道城门，东为德化门，西为潞阳门，南为威远门，北为保宁门。四道门尊卑有序，各有象征：德化为文教区；潞阳为政治区，是历代官员拜印之所与上官、皇差驻跸之地，上党门即是例证；威远为法制区，囚徒推出南门开刀问斩由此而成规制；保宁为底门，是军警驻扎区。门具有人文色彩和实用价值双重属性。门之等级规制森严，名堂繁杂。门的结构大致有门罩、门簪、门楼、门额、门匾、门楣、门框、门扇、门环、门钉、门锁、门铃、门帘、门闩，门道之外，前门两旁有门守，也就是石头狮子，仅限宫殿、庙宇、高官府第门口专用；东边为公狮，左后趾抓绣球；西边为母狮，右后趾抓蟾蜍。普通人家门外不能设石狮，只可置石鼓。门正前方有隐壁，也称萧墙，"祸起萧墙"一词始从此出；衙门另有规制，东为人门，西为鬼门(供犯人出入)。凡此种种，不一而赘，等级之门主要标志是门的颜色：一等门为朱门，仅限皇宫以及帝王御封特许之重臣专用，唐诗"朱门酒肉臭"正是此"朱门"；二等门为绿门，乃一至三品高官府第之门；三等门为黑门，为五至七品官员及大贾、豪绅之门；四等门为白门，这种门是木本原色，不上漆，为平民百姓之门；再就是柴门了。
门钉也有讲究，分为九、七、五规制：皇宫的门钉为九九八十一颗；相府为七七四十九颗；以下为五五二十五颗。
自从有了门，人类就有了最初的等级观念。进入奴隶社会，等级观念形成等级制度。封建社会的两千年间，写就了一部集等级制度大成的历史，它像一家庞大的制门公司，设置、制作、***了一道道门，使人们忙于出出进进，来来往往，穿梭于各道门槛。门户之见、门第之差、门当户对，柴门小户、名门望族、豪门大宅，门庭若市、门可罗雀、光耀门庭，天子门生、门下包衣、皈依佛门等说道应运而生。这里的门已非俗常之门，已成为等级地位的代名词。典型的象征就是天堂之门与地狱之门，这就有了九重天、十八层地狱的轮回之门。
在民间，名媒正娶当走正门，寡妇再嫁定走旁门，打通关节需走后门，喜庆大典要搭彩门。在朝廷，新官上任要放炮开中门，新皇登基要礼乐开全；大赦天下出牢门，秋后问斩出午门，开科大考跃龙门。还有一些诸如入了邪门的，吃了闭门羹的，杜门谢客的，赶上鸿门宴的，误入娼门的......真是各有其门，五花八门。
古往今来，多少人梦想着叩开天堂之门，生前上不了天，死后也要"驾鹤西去"升天。其实，天上和人间有联系的仅有四个人，皇帝是天之骄子，是玉皇大帝派往人间的代理人，皇帝也只有在祭天时才称臣；第二个人是玉帝的四儿子狴犴，因长相丑陋，被派往人间做了狱神，也就是牢头，相当于当今的监狱长；第三位就是玉帝的九儿子，名叫殒履，因生性顽劣，被派往人间做了驮碑的底座；还有一位是龙王的小儿子貔貅，传说他有口无***，光吃不屙，因而被派往人间做了镇库之神。国家的书库、金库、粮库等重地，都由其镇守。后来又被商家尊为财神，实际上就是个没出息的"守财奴"。
皇帝是从天堂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下来的，台阶称陛，皇帝谓之陛下，意为天底下第一人；太子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为储君，他在皇帝宝座的台阶下候着，谓之殿下；储君之下，六部九卿各个署理衙门的主官又在台阶下候着，称为中堂，也称阁下；再往下，各部有侍郎、员外郎、章京、笔贴式，地方官员有总督、巡抚，称为大帅、中丞；再往下有知府、同知、知县、县丞；垂直管理的有道台、藩台、臬台，称为下官；再就是属下、在下、标下，再往下就是黎民，意为黑色之奴，那就是小民、草民、小的奴才们，狗才、徒儿们，贱妾、犬子们，出不了门的"贱内"、屋里头的、家属们了--现在，部队的在职军官和公安警官们，仍习惯把妻子称为"家属"，就有些"失调"了。
门槛的槛字本意只是一个标志，并没有高低之差，它是从"坎"字演绎而来，沟沟坎坎，沟为凹，坎为凸，用在流动的囚车上，为槛(音见)，类如栅栏；用在门上，槛就有了高度，成为等级的象征。
等级最初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确定下来，始于奴隶社会，等级制是奴隶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志。到了封建社会日趋完善，到了清朝，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无以伦比、铜箍铁桶一般。它是孔子人文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位号称"天下文官之首，历代帝王之师"的万世师表，玩起等级制来，确实无人能及。是他的等级思想体系把人分为"九流"，又细化为上、中、下三级二十七等。日：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天，三流皇上四流官，五流阁老六宰相，七进八举九解元--这一个阶层是上上等人，人上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中九流--一流秀才二流医，三流丹青四流皮，五流厨子六流金，七僧八道九琴棋--这是个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阶层，其中的"皮"是皮影艺术工作者，"金"是相术家、阴阳先生、卦师；下九流--一流高台(唱戏的)二流吹(吹鼓手)，三流马戏四流推(推头的)，五流池子六搓背(开澡堂的)，七修(修脚、修锁、锔盘、钉碗、补锅之类的手艺人)八配(给牲口配种、钉蹄掌的)九娼妓--这个阶层主要是手艺人。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社会里，农民一直是国家的主流层，从"仕农工商"的角度看，农民是有地位的；以"耕读传家"而论，耕者是正道；从"谷贱伤农"而言，官家是注意保护农民利益的。因而，三教九流中不包括农民，而"八大家"中有农家。
农家，多么温馨、淳朴、厚道、实诚的称呼。只要是汉民，三代以上没有一家不是农民的。农家虽有贫富之差，却没有本质意义上的贵贱之别，等级、地位、门第之差是模糊的。在乡村，没有等级意义上的门槛，只有门限，"限"只是意念中的界限，你是在用自己的脚步、感觉进门出门的。
好多人家的院墙是土坯垒的，门是用秸秆、树枝插的或是柴禾堆的。门只是象征性的。房门也是有门无锁，有的干脆大敞其门，进出自由。从陵、壶关、平顺一直到河南林州的一些山区，门虚掩着，屋里无人，过路人随意推门而入，喝口水、吃点干粮是常事，主人显然是有意留着门的。
我小的时候，是没有门的概念的。我家的门上挂着一把铁葫芦锁，钥匙放在门脑上，亲戚、邻居们都知道钥匙的位置。我个子小，够不着钥匙，却能推开两扇门从门缝里钻进钻出，门从来就没有对我形成障碍。
邻近的斗先生家是真正有门的。这是一进三院的大套院，最后是一排砖堂窑。三道大门层层把关，大门口蹲着一对石头狮子。厚重的门扇用铁皮包裹，上面钉满了密密麻麻的铁钉，钉帽足有铜钱大。门上有一对钌铞，风一吹，钌铞发出"嗒嗒"的脆响，早晚关启大门的沉闷之声与报时的更声相互对应，掺杂几声鸡鸣犬吠声，提示着人们一天的起始更替，滋润着农家的岁岁年年。
后院东边有一道狭长的过道，穿过长廊花墙，进入月亮门，是一座宽阔幽静的别院，排排平房，宽绰敞亮，旁门直通街面，名日"书坊院"，这是先生的私学家塾，周围十里八庄的书童都在这里读书。遥想当年，童生们静坐书房，临窗面对高高的崔家坪岭，春来花香扑面，夏来鸟语入耳，秋来黄栌醉红，冬来松涛阵阵，那该是怎样一番情致呢?
这是个单门独姓的大村，村里的辈分分明，出门开口必是爷
爷爸爸的有个称道。惟有对斗先生，外村旁姓、本村族人、男女老幼统称斗先生，我甚至认为斗先生就是他的本斗先生是有功名的，光绪年问的童子试秀才，再没有赶赴乡试、殿试，一辈子往来于堂窑与书坊院，穿行于花墙与月亮门之间，连大门、二门都很少走动。一辈子长夜青灯，一辈子读书教书，一辈子长衫皂靴，一辈子粗茶淡饭，一辈子悠然自得，一辈子与世无争。他是拖着长辫子、抱着线装书睡死在案头的，白髯上沾满了浓墨，这老爷子，真够"贪墨"的，少却了他的同龄人王国维那么多烦恼和痛楚。
关于他的传闻是很多的，大都有些神秘色彩，越传越神，直持续了半个世纪。说他通晓马前课、推背图、八卦阵是真的，他的儿子、孙子也谙熟此道。但说他能预知凶吉、卜算未来就不贴当了，其实他就是一个通书识字达理知礼的乡村儒生，是一个耕读传家的实践者。
他最大的功绩有二：一是他是私学与公学之间惟一的承传者，他以教养身，收取学费并无一定规制，有钱出钱，有米交米，没钱没米他则分文不取；其二是他的家学衍传，他的两个儿子在解放之后，一个作了县一中的校长，一个作了县二中的校长，退休之后回村里种地，一直老死到庄稼地里。
他的两个儿子个性迥异，长相有别，各有所长。大儿子豪爽开朗，能言善辩，尤长书法；二儿子内秀木讷，腼腆斯文，擅算能谋。共同之处是他们的平民意识，他们的夫人、儿媳、女婿都是地道的庄户人，有的甚至是目不识丁的穷家人。
斗先生的第三代人发生了重大转折，孙子孙女凡10人，竟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仅有一个上过初中，甚至还有文盲或半文盲，没有一个人外出工作，全部落到了农村。耕读传家至此失传，没有了读，只剩下耕了。
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大都赶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没有一个人能大过天去，也没有一个人能抗过命去，时代需要这一代人做出牺牲，斗先生的孙辈当然也不能例外。
我在少年时代曾与斗先生的长子辛明先生有过交往，他给我讲过"沧桑"一词的用意，当时我并不明白其意，但却牢牢地记住了原话。如今看来，他讲的是那样的系统、准确、生动、深刻。我虽作了大半生的文字差事，却根底疏浅，要是当初多讨教一点，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体。
当时辛明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回村里"忙"着接受劳动改造，我也回村里"忙"着躲避武斗。在杨树湾的同一块地里割谷子，他给我话"沧桑"，他说："***在他的诗词里用到这个词。首先是'天亦有情天亦老'，这是个设定句，假设天如有情，天也会老的，这是自然与人文有机结合的概念。天是物理天体，是无情之物，它在有规律地运转着，无规律地损耗着，它最终也会衰亡的。下面一句是上一句的注脚，'人间正道是沧桑'，世间万事万物都在运动中变化着，一会儿变作沧海，一会儿变作桑田。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微乎其微的。其实，人是最没有资格和大自然抗争的，充其量也只是在自然规律的隙缝中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有道者顺其自然，无道者自寻烦恼罢了。"
当时，他在遭受政治磨难的同时，停发了工资，仅靠生产队里的工分自养生息，一个劳动日只有几角钱。他一介文弱书生，一个穷教书匠，上有古稀老母，下有五个儿女，幼子尚在嗷嗷待哺，长子新婚燕尔，又添了一个儿媳，那就是9张吃饭的嘴呀!恰在此时，夫人猝死，这等于在一匹不堪重负的骆驼身上又压了一根稻草，就是这最后一根稻草使他轰然倒下，那时，他只有50岁。斗先生的次子亦然，他也是在不堪重负时夫人离他而去，精神抑郁的小儿子在年节期间失踪，冻死在荒郊野外，被好心人收尸掩埋。他这种人更是不堪一击，这一击使他再也没有喘过气来，他死得更是悲切凄凉。这就是斗先生第二代读书人的人生结局。辛明先生有一件事是确实做错了，当他知错时，已无法挽回。这是他的一块心病，心病难医，成为他壮年猝死的原因之一。1966年秋天刚开始"破四旧"，他就把所有的藏书当废纸卖了，一下子卖了180元钱，这在当时是可观的一笔收入。乡亲们认为辛明先生日子过不下去，倒腾祖宗家业了。好多人传说斗先生的楼上藏有"宝书"、"神书"，实际上就是水印石刻线装的孤本、善本、手抄本，有的甚至是绝版书，这其中就有村里人传说的"神书"，那是斗先生传世的马前课、推背图、八卦阵。书是无价的，有些书是无法再生的，这一点辛明先生能不知晓吗?他时不时地发出的"唉唉"之声，就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唉，我对不起祖宗啊!
村里人家大都知晓读书的好处，除却零星的几个呆痴残疾之人，日月多么苦寒也要送孩子上学堂。这些从庄户院里走进学堂的书生，几年之后又陆陆续续地回到庄稼地里。多少年以后，又把识得的几个字顺犁沟丢到庄稼地里。我的小姑姑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几行常用字都是缺胳膊短腿的。"泥腿子"跃"龙门"比上天还难。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有一位考上了太原化工学院，此后又是近30年的沉默，之后才断断续续地有三个人考上了大学，这三个人如今也接近40岁了。
最终还是斗先生家爆出了冷门，他的第四代长孙王永飞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点儿，竟然读到了博士后。如今，他在广州暨南大学工作；娶了一房媳妇，也是博士后，媳妇名字叫马三梅。村里人认为，你姓甚名谁不打紧，进了王家门，就是村里人，要在以往，就该叫你王马氏。有了博士后这个领军人物，就是在"泥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泥猴子"的山村小学，斗氏后人又走出了大学生两名，一位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一位在山西雁北师专；另有两位中专生当了人民教师，一位艺术中专生毕业后在深圳一家艺术团当演员。他们从村里走到镇里走到县里走到市里省里，
最终一步一步地走到北京、广州、深圳、沿海，那位艺术中专生还随团出境，到几个国家巡回演出。对此，村里人说："这是斗先生的脉气罩着哩!"是呀，在近60年间，村里大中专学．生也不过十几名，斗先生家占了一半，可不就是"坟头上长着冒青烟的草"嘛!
斗先生一进三院道道有门，但是无槛，只是个形式上的"限"，根本上还是村里的一户农家。
那位搏士后回故里省亲，听说我正好也在家，单目登门拜望了我。他与他的伶牙俐齿的祖父辛明先生完全相反，不善辞令，几乎没有什么谈锋。感觉告诉我，这种人的真"货"都憋在肚子里，表面上是看不出什么山水的。尽管他对我很敬重，一再表述真正的文人不是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自个儿体悟、修炼而成的，我还是觉出我与他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门槛。
"门限"一词最晚也应该与"画地为牢"属同时代的产物，或是互为作用的。如果"画地为牢"是在地面画一个圆圈作为牢樊，门限则是以一个虚拟的概念作为门槛的。
跨过这一道虚拟的界限，到究还要多少时日呢?
好皇上瞎皇上总得有个皇上．没皇上的世界乱汪汪：
好婆娘瞎婆娘总得有个婆娘，没婆娘的日子真凄-民谣
平家最晚在清道光年问就已经煊腾起来了。
这炷煊腾香火的点燃却要追溯到西汉武帝征和年问。这是一场君储之争，由于奸佞江充弄权，挑唆武帝刘彻与卫太子失和。武帝下昭令太子自刎。朝中股肱大臣令狐茂作《上武帝讼太子冤书》，冒死以谏，劝武帝收回成命。武帝怒，欲问令狐死罪。后经众臣以身相保，武帝应允彻查后再行问罪。经详查事情真相大白，佞臣问死罪，君储言和。武帝欲对令狐加官晋爵、论功行赏，令狐激流勇退，辞官还乡。武帝感念令狐恩德，赐其故里为崇贤村--今壶关县晋庄镇东崇贤村。令狐回乡之后，思官场之险恶，度人世之炎凉，立下家规，以传后世：凡我令狐子孙，一律改姓平，可以读书，但不得作官；悯惜劳作之苦，可行医或经商。违者出籍。
千年衍传，绵绵不绝，平家一支在兰州、西安开钱庄，开当铺；另一脉在京卫开书店；留下一门在故里行医，一直延至民国年间。
平家药铺的堂号名叫"平和堂"。这一任坐堂郎中名叫天冬。天冬娶本乡农家女訾凤娥为妻。
几代坐堂郎中的名字都是草药名，天冬的父亲名日花红，祖父甘草，曾祖当归，太祖黄连，高祖枸杞，儿子则叫防风。
这一看似俗常的名字，内里透着家学渊源的文化底蕴，也是
铁定的祖训。寓示着忘我的敬业精神和精致的经营理念。在这里，人本身已不重要，你可以忘掉自身，但必须记住药品。
每代坐堂郎中各有一手绝活。这手绝活不是传下来的，是自创的，也不准传下去，谁死谁带走，断了后人坐享其成的念头，逼着你自谋生路，另辟蹊径。这是一条残酷的从业之道，作为嫡传的坐堂郎中，必须自行创立一个品牌才有资格坐这把交椅。
平和堂的行医理念是兼顾平民化、大众化、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但拿手的却是妇儿科。这也是民间受众面最广泛的一个学科，因而使人想到宫庭里的太医院，这里养着当时全国一流的各科名医，关键时刻大都派不上用场，逼着内务府不得不出资重金到民间搜寻名医偏方。这是因为太医院的医学专家都热衷于寿药与***，只有此径才能尽快得宠而升迁。寿需补，春需泻，一补一泻，恶性循环，最终受损的是人体本身。有一首民谣道出了真相：翰林院的文章，武库司的刀***，光禄寺的茶汤，太医院的药方--中看不中用。
天冬的绝活是特制的小鞭子，紫檀木鞭竿，盈尺长短，鞭梢用麻、棉、皮三股合一精制而成。麻是上好的潞麻搓成的单股麻绳，棉是河东上等棉纺成的棉线，皮是小水牛皮割成的细丝。鞭体细软、柔韧，似无形，却有骨。上百条鞭子装在一个大药柜里，一条鞭子一个抽屉，屉匣里盛满了不同配方的药面，鞭梢埋在药堆里养着。看病的时候，根据不同的病症，选择不同的鞭子，在不同的部位裸露处抽打。天冬下手举重若轻，手出鞭至，形意合一，药到力发。如此均匀地、漫不经心地抽打着，鞭鞭开花，着着见彩。无论男女老幼都不会有疼痛之感，只觉得痒酥酥、麻丝丝、凉嗖嗖、胀兮兮、酸溜溜。半个时辰之后病人开始发汗，体温渐增，大汗淋漓，热气蒸腾，药粉顺张开的毛孔引入体内，深入经络，随即出现不同程度的咳嗽、呕吐、流涕、便溺、抽搐，最终昏睡。复醒之后，三天内不得进食，一日三餐，餐餐一碗水、一碗汤药。日夜静养，除了发送屎尿，只有倒头闷睡，类如西方的"作蔬菜"，犹如当今的"亚睡眠"。几天下来，肠胃里的秽浊之物一泻而光，药物内外夹攻浸润肌体，遍及五内，面色红润，通体发力，如脱胎换骨。进入第三个疗程，一餐一碗小米汤，饭后一碗汤药。有饭量大的，就把魉热的窝窝头吃一个，又喧又黏，很受用。
平和堂的药方是不对外的，病人只有住在药房吃药，断没有把药带走或把药方带到别处抓药的成例。这样可以避免由于药物不纯、分量不准、炮制有误、服用不当而误诊。
平和堂集诊治、疗养、调理为一体，以采购、炮制、煎熬成一线。靠这些祖传的手段和法度，得以远近闻名，盛传不衰。
天冬有一个弟弟名叫天麻，因不善行医，跟着二叔到兰州学做生意。天冬身边就一个***麦冬了。
麦冬长相俊俏。听老辈人讲，从没有见过那么喜兴的人儿。详细的模样他们也描述不来，统一的说法是：不大像人的样儿。人怎么能长得那么美呢?这种说法古来有之，吴承恩笔下的美女都是鬼怪，蒲松龄心中的美女都是狐妖，而曹雪芹难以释怀的美女大都是半痴半呆的病秧子。妖冶、***之词汇即是类似的专用语。这种美的解释源于男人的怪诞而微妙的占有欲，越是美的东西，越是得不到她，那就宁可作践了她，也不能让他人占了去。麦冬精通针灸术，刮痧、火罐、针刺、放挑、剜割、香薰、艾灸等招数一应俱全。她不单独行医，不出诊，不执处方，只是照哥哥的医嘱行事，再就是和嫂嫂一起把择巴干净的草药切片后摊在木楦里风干晾透，炮制入柜。姑嫂二人历练的膏、散、丹、丸、汤样样在行，推、拿、捏、揉、搓招招得手。
訾凤娥是司药，号称"一把抓"，抓的药似戥子称过一般不差分毫。
这一天，平家一位远嫁河南林县合涧的姑奶奶托人捎来口信，天冬的表叔中风偏瘫了，要天冬派人去诊治。姑奶奶的口信
不啻是"圣旨"，天冬两口子一合计，即刻差麦冬上路。
家人平锁赶了两头毛驴，一头刹着行囊、药箱，一头驮着麦冬，主人匆匆出了门。
秋天过去，漫山黄栌落纷纷；冬天来临，遍野霜重凝斑斑。
麦冬、平锁一行杳无音讯。
派人前去姑奶奶家打探，才知他们早已返程。沿途打探，主仆二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个风信儿、谎息儿、传谣儿也没闻说，这么一个天性伶俐的可人儿，怎地说没就没了呢?蹿天了?遁地了?
一年的辰光，天冬两鬓添了白发。每日凌晨丑时至寅时之间就会突然从梦中惊醒，冷汗浸身。尔后恍惚、焦躁、乏力、不安，再无睡意。直至晓白，又会有一阵儿困顿，抽筋吸髓般的虚脱。谙熟病理的名医，深知这就是心力交瘁所致。
这一天，平和堂来了一位求诊的病人。他是骡子驮来、被人背进门的。这是一个身长7尺、岁届而立的汉子，看得出他此前定然是身强体壮之人，这时候已被病痛折磨得形容枯槁，气息奄奄。病人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好皮肉，水泡连着水泡，泡泡见浓见血，散发着恶味腥臭，像被人踩了一脚的癞蛤蟆，四处冒水。这样的景况，使天冬倒抽了一口冷气。
天冬熬了一坤盆汤药，把病人丢进盆里，死死捺住，就听得杀猪似地一声尖叫，病人昏厥。几天之后，病人身上开始褪皮，像越冬的蟒蛇散下一堆"蛇脱"，露出一层红红的嫩痂。天冬为他施．行了"鞭抽疗法"，服用了汤药。病人体质不错，不到半个月，已经恢复得赤面紫膛，膀阔腰圆。
这时候，天冬方知他是"中原王"汤恩伯属下安阳驻军的一个团长，名字叫腰中期。
医家与病家从此结为拜识干亲。
腰中期含着热泪对天冬说："大哥，为了这个病，我花的银子摞起来比我的个头还高。你的救命之恩我今世难忘。***麦冬的事就交给我，我必定要给你一个交待。"
麦冬是在返回的途中，被啸踞山林的土匪绑去的。在河南林县、河北涉县、山西平顺交界处的"三不管"地带，常有刀客、响马、土匪、逃兵、钦犯、乞丐聚散出没，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从明嘉靖八年(1529年)陈卿起义到民国初年天门会造反，都是依仗山高、林密、沟深、谷幽、坡陡、路险的特殊地理环境，聚众集结，与官家抗衡。
麦冬作了山大王的"压寨夫人"。山大王以最好的礼遇招待这位小美人。到了夜晚，山大王没完没了地折腾她，折腾地死去活来，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山大王对杀人、抢掠毫无兴趣，这些下作事全交给老二、老三去干，他只管没日没夜地消受女人。弟兄们甚至说，老大那个物什是铁打的。如花似玉的麦冬，落入虎狼之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这种从来没有过的要死要活的体验，反而使她越来越受用。
(六)土匪也怕国军的洋***洋炮。腰中期很顺手地将麦冬解救回来。
短暂的失而复得的欣喜过后，接着是难以言说的痛楚。麦冬一进门，天冬一眼就看出她身怀有孕。天冬恨恨地说："落到匪人手里还能有个好?还不如死了干净。亏她还有脸回来。"天冬决计首先除掉她肚子里的孽种。口服汤药当然现成，但容易伤内；外药堕胎不会伤身，却会殃及宫室，不能再孕。像这样的贱人，再给谁家怀孕都是对人家的糟害、作践。当下，用生白布包好一剂药，至隐处推人体内，天亮时分，胎儿破水落地。
药是：麝香、花红、天冬、车前子、益母草、朱砂。这一偏方是平和堂家传秘方，轻易不用，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六六红"，六味药，每味药的分量都是6钱。
腰中期对麦冬却是十二分的中意。他从小过着刀尖上走马，水火中玩命的日子，也该有个着落了。男人哪，无论是甚么男人，不沾女人边永远是"生瓜蛋子"，一沾女人，野性就收回来了。别看他打起仗来杀人不眨眼，打从第一眼看到麦冬，他的骨头就酥了，双腿就迈不动步了。
这大概就是命中注定。凤娥有些舍不得她一手拉扯大的这个像女儿一样的小姑妹，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个舞***弄棒的混世魔王，一辈子都悬着心。天冬却是异常强硬："人是粗了点儿，却是个实靠人。再说，麦冬已是残花败柳、弃之不惜的人了，能有这么个人肯收留她，也是造化。放生吧。"
眼不见心不烦。说走就走。麦冬带了贴身的小环平秀，一头骡子，一匹马，两头毛驴，带着马弁，跟着平锁，一行五人五骑上了路。
腰中期没过蜜月就开拔上了前线。
上了前线第一仗就掉了脑袋。麦冬又回了娘家。
村子里闹起了土改。
这是继洪秀全《天朝地亩》、孙中山"耕者有其田"之后的一次最惨烈、最彻底、最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是一次乾坤倒转式的壮举。依据《土地法大纲》，把土地及其经营者彻底分类，各归其属。大致分为：官僚地主、经营地主、地主(牧主、渔霸)、富农、富裕中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城镇贫民、牧民、渔民)、雇农。这种划分是以土地及其经营资产的数量为标准的。
天冬没有土地，又不在城市经商，因而被划为中农。中农一直是团结的对象，因而他一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麦冬却被武委会、妇救会、农会抓了起来。武委会的全称是武装工作委员会，妇救会的全称是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农会的全称是农民协会，这是当时农村土地革命的决策层。
麦冬被抓去的原由是大伙都知道的，心照不宣的，但在政治上并没有个准确的说法，只能认定是"坏人"。
那是一个异常寒冷的雪后的冬日，麦冬被武委会主任带着一帮武装民兵捉到了三官殿的场院上，然后拉响了大钟。悲凉的钟声在旷野村落上空回荡，钟声惊动了村民，全村老少妇孺全都集合到了场院上，连一家娶亲的人家都停止了鼓乐，赶到了场院。
奇冷的天气使一些不经冻的嫩娃娃冷得哭了起来。武委会主任指挥着民兵从场院的墙根下一眼旱井里拔上几桶水来，井里的水凛冽彻骨，抓着桶梁铁环的手被掀掉了一层皮。妇救会主任招呼几个中年妇女把麦冬的衣裤扒了，妇女们不敢上手，吓得直往后缩，武委会主任推开众人，一上手几下就把麦冬扒了个净光。
众人惊呆呆地瞪大了眼睛，呀!这是人吗?谁见过这样白净的人呢，莫不是吃石灰长大的。瞧那鼓鼓的一对大奶，颤颤的，瞧那白白的尻子，胀胀的。紧接着，几桶冷水朝着麦冬兜头浇下来，麦冬一声尖叫，当场昏死过去。
在后来的斗争中，不再浇冷水了，就是用鞭子抽，直打得衣裤飞絮，血肉模糊，然后敲着锣游街。
再后来，麦冬被抓到县城的监所里。
有一天，公安科的同志来找天冬，说麦冬病得不轻，要天冬到监所里诊治一下。天冬说："用不着去了，她的病我知底。我开疗程就会好的。"
天冬一剂猛药，麦冬死在监所里。
那年，麦冬18岁。红颜薄命。老辈人说，打那以后，再没见过那样俊俏的人儿。
这位武委会主任曾经在平和堂当过一回病人。病好了，却把心病坐下了。他日夜心心念念的麦冬，却连一句话都没搭上。正应了"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这句俗话了。这一次不用偷了，干脆把她扒光了，不就什么都看清楚了。
麦冬在村公所关押的日子里，武委会主任夜夜单独值班，他舍不得放过她。这位武委会主任后来参了军，没有死在***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死于战后的一次旧病复发。
正是：崭崭青天不可欺．心机未动神先知。
小脚千年
母亲与岳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各自备了礼品赠予对方。礼物虽小，算是个礼数。母亲的礼物是两双鞋垫，分别送给亲家老两口。鞋垫是母亲亲手纳缀的，细针密线，勾出了彩色图案，简直是精美的工艺品。鞋垫厚实硬扎，非常合'脚，岳母赞不绝口，夸母亲心细手巧。岳母的礼物是一双皮鞋，确切地说是一双怪模怪样的女鞋。在市场上找这样的鞋可谓煞费苦心，岳母认定亲家母应该是缠过小脚又放开了的那种半大脚，样子像"金皇后"玉茭，俗称"金皇后脚"，因是上党老区解放以后放开的最后一批小脚，亦叫"解放脚"。母亲把亲家母的心意领了，但她没那个享用的"福气"。母亲是一双从未缠过的大脚板，她生于1934年，比她大一岁的女子都缠了脚，虽然后来都放开了，却落了一双不大不小的"金皇后脚"。1925年出生的四姨是标准的"三寸金莲"，1930年出生的姑妈是缠了又放的"金皇后脚"。就连与母亲同岁的远方表姨也没能逃脱厄运，成了村里最后一批小脚女人。
母亲的一双大脚板得益于舅舅。正当姥姥和姨姨们张罗着给她缠脚的时候，在外做生意的舅舅回来了，说："解放了，外地都不准缠脚了，缠了的也得放开。"舅舅的一句话，改变了母亲一生的命运，靠着一双大脚板，母亲到过河南的新乡、辉县，几次步行到陵川探亲，作为妇女代表，去高平米山参观过"佘太君绣花厂"，作为村支委、妇女主任，当过"新法接生员"、"保健员"，是村里第一个使用缝纫机的人。在畅村岭大炼钢铁的矿场上，在杜家河水库工地大坝上，在学大寨开山造田的岭坡上，春种秋收的田垅里、谷场上，出村挑水担煤的弯道上，留下她深的浅的泥泞的趔趄的疲倦的坚实的脚印。依了这双大脚板，她背着孙子冒着大雨在长治街头下了区间班车又挤公共汽车。如今虽已年近古稀，还种着自家的责任田，翻山越岭赶庙会走亲戚，人越老越精壮。啊!有一双大脚板多么幸福。
把脚的大小定为女人美与丑的标准，实在是荒诞不经的。在男人眼里，"人才十分，一双小脚"是美人的惟一标志，而女人自己是把这双小脚当作丑陋无比、臭不可闻、最见不得人酌怪物的。女人们为了不露丑，就用"足不出户、行不露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就连坐，也是盘腿而坐，把一双小脚压在屁股底下。我小的时候在乡间，见过家里的老婆婆们洗脚，趁家人们全都门了，像作贼一样把院门屋门紧紧关闭上闩，热一壶水倒在尿盆里，背转身子把小脚放进去泡着、揉着、捏着、搓着，用剪刀剔除掉死皮烂肉，一层一层地缠裹好，套一双软底套鞋，然后再穿鞋子。"老太婆的裹脚--又长又臭"这句歇后语始从此出。这双软底套鞋永不离脚，睡觉时也穿着，就连丈夫也见不着这双脚的真面目。小脚对于女子本身，是一种终生难以平复的切肤之痛，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就因自己的一双小脚，多次拒绝会见客人。这对于李大钊实际上也是一种难言的痛楚。明朝开国皇后马秀英在一次公众场合一不小心露出了长裙下面的大脚，才留下了"大脚皇后"的笑柄和露了"马脚"这一典故。
小脚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最丑陋的标志，是从精神到身体从家庭到社会套在妇女身上的沉枷重轭，是汉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耻大辱，它与满清王朝强制推行的男人的阴阳头长辫子是一对以丑为美的孪生怪胎。其陋习源于五代，盛于宋代，发明者是那位以一阙《虞美人》而闻名的诗人皇帝--南唐后主李煜。李煜不通治国之道，毫无治国之兴，终日饮酒吟诗弹琴弄舞，长期心理阴暗，性格乖张，心灵扭曲，精神变态。有一次雨后初霁，他在池边的廊下喝酒弹琴弄瑟，看到青蛙在荷叶上跳来跳去，不时溅落露珠，荡起涟漪，遂突发奇想，命妃子宫女们仿青蛙在荷叶莲花上舞蹈。妃子宫女们为了取悦邀宠，开始缠脚裹足，
朝中大臣纷纷效仿，让自己的女儿孙女们从小做起。据说有一位名叫阿金、脚如辣椒的美女能在莲花上舞之蹈之，被誉为"三寸金莲"。公元975年，这位亡国之君被宋太祖赵匡胤破城生擒，押往开封。赵皇帝以为这等废物实在对任何人都构不成威胁，就把他养起来。第二年太祖薨，继位的太宗赵光义在李煜的生日酒宴上说："你已晋京三年，今天又是你的好日子，你如果思念金陵的故人，可以故地重游一番。"李煜说："甚么金陵?我记不得了。"太宗大失所望，觉得留着这个废物实在没劲儿，就用毒酒把他药死了。李煜在位14年，活了42岁。至此，这位中国历代皇帝中最.
我们所能见到的小脚女人大都是老态龙钟的乡下老太婆，挺胸收腹吸臀，步幅步履要控制得匀称，肩要松平，臂要微甩，手中的帕子随身微微摆动，曲线悠悠，钗环丁冬，别有一番韵致，想倾倒东西方的清末名妓赛金花当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状元洪文卿。洪文卿出任大清国驻德国、俄罗斯、奥地利、荷兰四国公使并兼任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驻节伦敦，夫人随往。她天舞会上，她身着雪白锦缎、高领宽袖的传统套装，尤其是那一双三寸金莲格外引人注目，轻摇云步，顾盼流波，婀娜生辉。不仅赢。得了各国外交官和夫人的好感，博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赏识，而且深深地打动了德国驻英武官瓦德西中校。六年之后，他们再度于北京相会，此时傅彩云已沦为京都名妓赛金花，而瓦德西已成为八国联军统帅。由此演绎出"汉奸***赛金花"的恶名。这在曾惠照所著的《孽海花》中多有记述。鲁迅先生曾在一文中写道："......连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至此，有关赛金花的争议，升温到时代不同了，人们的审美标准应时而变，即使赛金花再世，恐怕也被世人所不屑了。
旧女子头上压着神权、皇权、族权、父权、夫权五座大山，这样沉重的分量都要落在那一双小脚上。最少在980年的漫长岁月里，江山几易主，小脚没更改。其中不乏有反对缠脚的英雄，如明太祖朱元璋，他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反对他的部属家中的女子缠脚，建都金陵后，为巩固边防，将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的部分队伍，连同家眷一同迁往云贵，一边巩固国防，一边自养生息，屯垦戌边。男人镇守边关，女人种田支前，那里的女子，从来就没有缠脚的；再者就是清豫王铎多，这位马背上的将军，曾下令谁缠小脚就砍谁的脚，以此表明他力主放脚的决心；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也是出于战争的需要，颁令在全国放脚；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也曾签署过放脚令；五四运动更是把放脚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这双小脚真够顽固的，千百年来都没能撼动它。一直到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工作队大会小会地讲，挨门上户地查，强制性地禁止缠脚，坚决放脚，延续千年的陋习总算彻底改变了。不过，小脚现象在社会上彻底灭绝，还得20年，那时候再给下一代讲小脚女人，恐怕就得参考文物、图片了。
在北方山区，只要构成一个完整格局的行政村，就形成了传统的庙文化氛围。我的故乡是一个古老的行政村，明嘉靖八年(1529年)始建平顺县制时，划归平顺东山里，曾先后设乡约、里正、村长，复又划归壶关县。民国。时期设边村，解放后设七进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直至今日的村委会。千百年来，它的行政建制从没有降格，是晋庄东片一带的小中心，这从它长期设置的完全小学、中心校、信用社、邮电所、供销社的购销店、缝纫社等机构中可以得到印证。
完整而稳定的行政建制，促成了庙文化的兴盛。村北的河岸边曾设水庙，也就是河神庙；山脚下设有土地庙；半山坳设有山神庙；沿山顶往畅村岭方向，是明光寺，这是一座相当规模的佛教建筑，至今主建筑尚基本完好。村北有一座关帝庙，正殿坐北朝南，拾九级台阶而上，供奉着刘、关、张塑像，屋顶出厦檐，东西有厢房，前殿下两边分别植有松柏树，院内分东西陪殿，是庙首及其管理人员议事、居住之所。与正殿相照应的是两层楼，楼上为戏台，两侧耳房分别为化妆室、行头房。楼下房门朝外开，为剧团演职人员休憩之所。村里没有固定的庙会集日，但每年秋后场光地净时节，要请正规的戏班子唱大戏答谢地土，庆祝丰收，祈福于来年。这时候庙台上的大锣大鼓细吹细打高门亮嗓会响至深夜，传之远远。周围十里八庄老亲新朋拖儿带女闻声而来，住在亲友家里吃饱饭看大戏凑热闹，至毕方散。除了请外地的戏班子，本村人也措资请师傅拢戏，自唱自演，自娱自乐，此时已到了元宵。热闹一番之后，就该备耕送肥春播了。
教戏的师傅进村后，就住在关帝庙的戏楼下，先把戏码定下来，然后根据剧中人物选定角色，按照角色的主次定出价格，谁争到角色谁出米。再后就是日日夜夜地排练，农家漫长又寒冷的冬仨月，就是这样度过来的。我的伯祖父就背着家人出价二斗米买下了一个角儿，是宋朝饧家戏《密松林》里的一个文丑，七品芝麻官。同时有本院一位大伯花四斗米揽下了拉板胡的差事，他终于学成了，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这把板胡伴随着他度过了孤寂而悲凉的光棍汉生涯。我少年时代经常听到那悠扬的琴声。他既满足又自豪地对我说："不歪，这一石米不亏。三冬三夏，学了个'木头'说话。"而我伯祖父就是另一番气象了，他性情内向，言语木讷，有些口吃，且惧内。听说他学了一冬天的戏，而且是个人见人笑的丑角，人人都打了个激凌，听说他唱戏的消息比看他唱戏还来劲儿。我那位年轻漂亮的伯祖母"河东狮吼"，把丈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这个老蔫儿愣是撑着架势把戏排成了。总算巴巴地等到了正月十四，初元夜晚，全村男女老幼和邻村亲友都涌到了大庙戏台下。因为有我伯祖父的角儿，我们家的大板凳早早地就占住了靠前的好盘儿。锣鼓一响，幕布一开，伯祖父粉墨登场了。他头戴圆翅乌纱，身着鹌鹑图案七品补服，唇边两撇微微上翘的八字胡，鼻头上夸张地涂抹了一只白色蒜头大鼻子。我们家的人首先指戳："瞧，是大爹。""哎呀!快瞧大爷爷变成什么样儿啦!"这一副乖样儿，即刻引起了哄堂大笑。他的开场念白应该是："作官不在大小，吃得胖了就好。"台下一起哄，家人亲友们一指戳，他朝台下一瞥，即刻乱了阵脚，开口却成了："作官吃得胖......"懂戏文的人心里暗暗替他叫苦："坏了!两句词串成一句了。"下面怎么接?慌乱之中只好诌了一句："没呐(有)烘热炕。"说毕就草草退场了。台下总算看到了好"戏"，憋了一冬天的笑全喷了出来，笑得前合后仰，笑出鼻涕曼，有的干脆从凳子上跌下来接着笑。
这一晚上全场再也没能静下来，后面的戏也没心思看下去。直到戏散人散，回家的路上还有人学念一声："没呐(有)烘热炕。"接着又是一阵狂放的笑声。
台上的演职人员也该下台收摊了。有人提醒我伯祖父该回家了，他战战惊惊地问："我老婆子走了没有?"又引来一串笑。据说，打那以后他好几个月不敢出门。多少年以后，我看着他那副老实巴交、窝窝囊囊的样儿，想起当时的情景，禁不住暗暗发笑，这老头儿，一辈子竟然冒了一回油，发了一回烧，真想不到。
村南松坡下有两眼水池，北边为饮用水，南边供饮牲畜、羊群及沤麻专用。两池之间是一座庙，这座庙没有陪殿及厢房，孤零零的三间主殿。庙的位置与村北的关帝庙遥相互应，为三官殿。三官殿供奉天官、地官、水官。天官赐福，地官避祸，水官消灾。这是最直接亲近民间的神灵，因而设置简朴、平和，温馨得像一户人家。平日里也没什么香火，不设香案与功德箱，只有年节期间，村里的首脑们才上一次香，这也是最清廉寡淡的神家。殿前厦檐外长着一株巨大的老松，树下吊着一口大钟。这里是村里历代村首们议政之所。一遇大事，敲钟为号，村民人等不分男女老少长幼尊卑就会齐齐地聚集在树下。这钟轻易不响，一响即乃不吉之兆，除了兵匪盗灾及水患，就是干系全村安危的"村仇"。
打日本那阵儿，村里最大的事就是"跑反"。村公所平日由村副闯长主持日常公务，四处派人到山顶路口防风听信儿，一有动静，即刻敲钟，全村闻声而动，朝原先安置好的村外山崖沟谷老林中的岩洞羊窑里躲避。洞里被窝、锅碗、粮食早已备好，山凹里有泉水，野地里有柴禾菜蔬，住几天都不会挨饿受冻。口本兵一走，钟声再度响起，乡亲们赶着牲畜牛羊鸡狗，驮着老人媳妇娃娃，平平安安地回村过日子。"跑反"期间，村里成了空壳村，村副闯长带着几个村丁和几位不怕死的老汉汉，留下来支应差事，炒几盘菜，烫几壶酒，捉一只羊或几只鸡，就糊糊弄弄地把日本人打发走了。直到抗战胜利，全村没有一人死伤，没有一个女子被强暴，财产也没有大的损失。像邻村的常家池就惨了，一次被日本兵杀了十几口人。
村副间长是我们的本族老长辈，大集体年代他长期担任队里的饲养员，常见他赶着毛驴驮煤送肥。就是这位黑黑瘦瘦不哼不哈的老头儿，竟然主持过村政，办理过一件件难难肠肠凶凶险险的大事儿，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村民们想象不到的，那就是往东不远的平顺寺头住着八路军的一个办事处，往西南不远是神郊的抗大二分校，东南不远处即是国民党的保安团。两面政权，三足鼎立，拉锯对峙，迫使日本兵来去匆匆，不敢逗留。
除了村里的公务大事，还允许村民家户有重大冤情无法申诉时，可敲钟鸣冤。村副闻长即刻召集当事人到三官殿议事，当场交割结事。村里有一个年轻寡妇，丈夫早亡，独子尚幼，大伯子哥为了侵吞家业，逼她改嫁，还有传闻说大伯子要与弟媳"叔婚"。这位刚烈女子宁死不从，这才敲钟鸣冤。按当时习俗，这女子缠开发髻，披头散发；解开大襟，敞怀坦胸；放开裤脚，长带拖地；哭天号地，拉绳鸣钟。给世人一副人格丢尽，尊严全无，冒死以谏之态，唤起人们的同情和愤怒，迫使事主息事就范。这位老妇人一直活到四代同堂、年届七旬。可见这大钟的法度和能耐。不过，也有沉冤未雪含恨而死者。
村里有一对本家兄弟同住一院南北对屋，同时迎娶进一对花骨朵儿一般的俊俏媳妇。这一对新媳妇出自毗邻的北庄村杨家，恰是一对叔伯姐妹。这一对姐妹同时嫁给了一对老实窝囊的兄弟，共同遭遇到一对恶婆婆的虐待。在公婆跟前当奴才，在厨房灶堂当厨娘，在碾棚磨房当牲H。姐妹不堪忍受这非人非礼之举，双双结伴偷跑回娘家。进门一H水未喝，招来一顿痛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认了吧；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熬着吧；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忍了吧；娶来的妻，买来的马，任人．骑，由人打--活受吧。从娘家返回婆家的路上，料定这场灾难逃不脱，敲钟吧，又觉得年纪轻轻的丢不起那个人，败不起那个兴，舍不了那个脸，出不了那个丑。最后商定，先敲钟，等村人到了再跳池，既不丢自己的人，又不能放过恶婆家。姐妹一场，妯娌一场，双双赴死，不准反悔。最后二人散了发，解了衣，手拉手，带挽带，敲了钟，跳了池。全村人在钟下集齐，捞上来一对尸体，仍然是手挽着，带缠着。
看来，大钟也有难言的苦衷，钟下也有冤死的魂灵。
村子不大，庙堂不少，各路毫不相干、法理相悖的神家与农家和睦相处，却谁也不把谁当回事儿。大多数人家从来就不，不拜佛，不敬神，不磕头，不怕鬼，不信邪，过年节也从不给先人上香。他们一生勤劳，贫困一生，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谁也指望不上，因而庙堂的香火始终没能旺盛起来。土改工作队破除迷信的号令一下，一夜之间各路神家的泥像全都还原到野外的庄稼地里了。
1958年全民大闹钢铁之时，三官殿门口的大钟落地，由村副闾长的子侄辈们亲手用油锤把它砸碎，丢进了炼铁炉。
随着"当"地一声闷响，山村又一个历史时段开始了。
(此文获2003年度山西省报纸副刊铜奖)
村副阊长王郭贤的老犀
"桃园三结义"堪称拜识干亲的光辉榜样，三足鼎立，具有力学上的原理作根基，还具有当代合同关系中的中介或公证因素作维系。因而必须是三个人互为裙带，相互监督，两个人。是不作数的。千百年来，它作为一种人文元素已经潜移默化地注入汉民族的人格品牌中。这是他们兄弟三人政治军事社会生涯中最动人的一笔，远远地超过了他们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有这样一副对联："三人三姓三结义／一君一臣一圣人"。非但成为联中绝对，也体现了这一现象所具有的文化品位。还有一副对联，加进去一个赵子龙："师卧龙友子龙龙友龙师／兄玄德弟翼德德弟德兄"。文采更胜一筹，流露出人们对这种拜识美谈的向往和追求。但因"三结义"已成定局和规制，赵云也只能"加盟"成为"编外"弟兄，其实，赵云和他们三个人的关系也是很铁的。
帝王也有常人之情，尤其是受过苦难的帝王更甚。文治武功双绝的康熙帝就与江宁织造曹寅结为兄弟。在"子以母贵，母以子尊"的封建官文化体制制约下，位卑又不得宠的康熙八岁离父，十岁丧母(虚岁)，母亲又是汉家女，至此他开始饱受母妃们的白眼和兄弟们的鄙弃。这种挤兑，使得他从小在心理和生理上依赖他的奶妈，更把奶妈的儿子曹寅视为兄长，唤作"奶哥"。在奶妈奶哥的呵护下长大，又作了皇帝的康熙，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但作为九五之尊，"孤"家"寡"人，康熙从骨子里实际上谁也不相信，对那二十四个阿哥、二十六个格格和额驸，他时时都提防着。"天家无亲情"，笃信不移的只有奶哥曹寅。他六下江南，就有四次住在曹府。按说皇上老儿出巡，哪个敢不精心服侍?但康熙还是愿意住在曹府，和奶妈奶哥拉拉家长，感受一下那种到"家"的感觉，体味一下人之常伦的亲情。还有一层，表面上曹寅是户部派驻江宁的三品织造，实际是皇帝单线联系的"眼线"。这种差事，连亲兄弟亲儿子都不敢指望，却交给了旁姓奶哥，可见这种拜识干亲的分量。随便罗嗦一句，为了"桃园三结义"的规制，康熙也还是硬拉了一个曹氏的家兄凑数，但这个数也只是凑凑而已。
人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但"秦淮八艳"中的职业婊子，却是"桃园三结义"式的忠义之人。其中的顾横波、马湘兰、寇白门结为拜识姐妹，曾留下许多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佳话。这些半艺半妓的可怜人儿，处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大明和大清都不把他们当人看。福王朱由崧支撑的小南明王朝在风雨漂摇中苟延残喘了十年，脚踩两只船的东林党首领钱谦益也好，"弃暗投明"的河南才子侯朝宗也罢，"魏逆权臣"阮大铖也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把家国天下百姓之事放在心上，只顾个人得失身家性命。倒是这些艺妓，一个个忠君报国，以身事主。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中，有四分之一是来自"花税"，可以说，是***们用血汗钱养活了南明朝廷和政府官员长达十年。这里边，就有一个互为动力的"义"字作为维系。
在漫长的农耕文化时代，生产关系长期处于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单一结构，物质的匮缺，精神的贫乏，使得人与人之间逐渐形成了这种盟约式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也是最初的民间结社形式。后来，这种关系又糅入了更为复杂微妙的成分，有的是为了某种利益互为掣肘，扣住底牌，引而不发，待价而沽。阎锡山、蒋介石、张学良三兄弟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还有的则是以一种时尚作为炫耀的资本，或纯粹是为了脸面上的光彩，好像没有个拜识兄弟，会被人视为无人缘。
我有一位老表亲，小时候因了一桩拜识的干亲，害得他一生不得安宁，而且殃及到下一代。他们三个人是少小，前街后街的住着，上课下课的傍着，后来撮土为香，拜识为亲。那时候可真是相依为命，逮着一只虱子也恨不得分着吃。成年之后，老大到城里当了医生，娶了个护校毕业的妹子为妻，逐渐地疏远了落在村里的两个"农老二"兄弟。老二老三隔三叉五到老大家串门子走亲戚，吃点喝点不打紧，装几个盘缠也不算甚。那个"干净死了"的护士***连门上的把手都不愿意用手摸，开门是用脚踹。她先翻了脸。老二老三剽在一起，发誓再也不理那个嫌贫爱富的老大。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老三的妹子难产且高烧不退，本家8个弟兄绑了担架抬着产妇轮流替换着走了65里山路总算进了城。情急之下，厚着脸皮找到老大。老大以"我是中医科不管妇产科的事"为由搪塞敷衍。拖来拖去，耽搁了一条人命，这算把仇结老二老三终于等到了出口恶气的这一天。老大的老爹死了，老大带着他那一家子"干净死了"的城里人回村奔丧。老二当着队长，老三当着木工土工泥瓦匠，这种事非动用他们二人不行。老大只好低下头来当"三孙子"，在二位兄弟门口长跪不起。二位兄弟也知道，人是要葬的，罪是要受的，钱是要花的，兴是要败的。阴阳先生上门掐了个日子，一口咬定要停殓三五一十五天。老大是独子，在村里又积下了毒气，害得他日夜守陵，里外照应，上下打点，东跑西颠，磕头捣蒜，央爷求奶，总算熬到出殡日。棺材在村里四街转了个遍，出村上了官道，再上一个坡就到了墓地，刚上到半山坡，下了一场兜头急雨，抬棺之人撂下棺材躲到羊窑洞里避雨去了。这真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急死奶奶气死爷"。老大带着他那"干净死了"的一家大小人等，在雨地里嚎天哭地。老支书出面把一干人等骂了一场，才算把棺材入土安葬。8个人抬的棺材，整整去了一百五十多号人，一个人两盒烟，这得发多少呀?还是把事儿"搁"到半道上了，这主要是晦气呀，不吉利呀，殃及子孙呀。"埋个死人，累死活人"，老大和他那个"干净、
死了"的护士***累得脱了皮，散了架，变了形，吐了血。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两位干兄弟的厉害。
老二老三出了恶气，从此结成死党。为了把这层关系砸死，老三把自己的外甥女"贡献?'出来嫁给了老二的外甥，从此，他们两家互为娘舅，关系更铁了。
老二突然当了支书，成了村里1500口人的"老大"。老三从此死心塌地地靠在二哥门下，甘当奴才。老二忙于开会、办公，家里的杂事、地里的庄稼几乎全由老
三包揽下来。老二盖楼房，老三是大工匠，房子盖成了，院墙、门楼、厨房、猪圈、茅厕、鸡窝、菜窖等辅助设施需要配套。接着就是泥墙、吊顶、油漆、铺地。老三给老二干活，从不要工钱，中午只管一顿饭。吃过午饭，正是困乏歇晌之时，就是毛驴也得找块暄土打打滚吧。他拖着两脚泥，披着一身土，顶着一头灰，,是个去处呢?老太太独住一屋，好僻静，不忍去；支书两口子讲究多，不敢去；外甥女小两爱干净，不能去。他一个人躺在草窝里像条狗，第一次感到委屈，我也是初中毕业呀，连个歇卧处都不配衬吗?想着想着就哭起来了。到了夜晚，老二回来了，他凑到跟前低声下气地说："二哥，我想歇两三天，把地里的活儿拾掇拾掇。"这等于是给主家请假。话一出口，老二就凉凉地撂出一句话："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憋屈。往后就不用来了。人手我有得是。"老三调头回到家，挨了老婆一顿骂，吓得一夜没睡着。第二天赶早就到老二这边上工了。最后一个大项目是打井。这是个苦活儿、累活儿，人在井下施展不开，二尺长的锨把、镢把抡不开，有劲儿使不上，像耗子掏洞一样，死啃硬磨，抠下一笸篮土，再用辘轱绞上来。井成之后，需要脱水，行话叫"出汗"。把一大捆秸秆点燃后推到井下，让大火烧起来，把井壁上的湿气烘干。火灭之后，老三坐着笸篮下了井。这时候井下缺氧，人一下去就窒息了。吊上来之后，两眼翻白，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拉到医院，一阵折腾，命是救下了，落了个半瘫。
风声千里，必始于青萍之沫。私欲在各自的心里生了根，总有一天会出芽的。
由于还有一层"娘舅"关系，他们和自己的亲姐姐、亲外甥也互不登门，成为世仇。
从此，拜识的三兄弟彻底散摊，儿女们也再不往来。弟兄分家，还要吃一顿爨伙饭呢。这三兄弟纯粹臭透了，仇死了，塌底了。
大年根儿，我领着文化"三下乡"工作队到农村给乡亲们写春联。说是"我领着"，有点儿"烧包"了，有市文联两位主席带队，我只能算是个带路的向导。这里是我的故乡所在镇的一个
村庄，镇党委书记是我大姑家的小儿子，分管宣传的副镇长是我妈的二儿子，村支书是我干娘的老女婿--我当这个向导是不是太"合适"了。在法制社会里，掺和些"人制"色彩，是很微妙的事情。
我对书法不在行，根本不敢临阵。趁着他们泼墨挥毫舞龙走蛇之际，弟弟提出来就近拜望一下年近八秩的四姨。编辑部有位不会写字的女编辑撺掇着要去凑热闹，那就去吧。我和四姨忙着拉家常，那位女编辑哄着我表弟媳给她炒豆子--任何女人都是属猫的，嘴馋是她们的天性。两锅豆子炒熟了，我们的话也熟透了，那就走吧。从四姨家出来，弟弟说顺路看看秀凤姐吧，我这才想起眼前还有一门老亲戚。
这是我少年时代拜识的干娘家。如今干娘干爹已过世，干姐两领着全家立门户、过口月。老姐夫长期担任村支书，他与我弟弟郎舅相称，走得很稠，混得很热，处得很近。有一次我带着小车回老家，路过镇政府大门口，原本是顺路约弟弟一道回家的，刚好散了会，干部们厮跟着涌出大门。其中一个人咋呼："正好让这个小车把咱们送回去。"就有人说："老徐，又吹上了。""你瞧着吧，小车不拉你，我把你背回去。"一行人来到车前，我一愣神，叫了一声"姐夫"，可把这一帮支书美透了，"呼啦"一下子塞了一汽车，心疼得司机直咧嘴。此后又过了一些日子，姐夫带着一帮乡村干部到我府上狠狠地灌了一顿酒。听弟弟说，老姐夫是个正派人，只是支书当久了，有些"痞"，有些"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两袖清风，一肚酒精"。唉，乡村干部自有自个的苦衷啊。
拜识干亲的习俗比秦王一统中国的历史还要长。其范围涉及朝野，遍布南北，因地域之差，境遇不同，则形式各异，说法不一。他乡遇故知，患难见真情，萍水有知音，特殊的经历，共同的遭际，相互的信赖，使他们结成了异姓兄弟姐妹，从此一生修好，忠贞不渝，至死无悔。在古老的秦晋之地，淳朴的民风、丰厚的文化底蕴又赋予了它丰富的内容，拜识兄弟之间，直呼大哥、二哥、二弟、三弟，对对方的父亲，则互称"拜爹"。娃娃出世后，或父母多病，或单根独苗，或命运多舛，或生计无着，为了好养活，选在满月、百日或生日那天一早出门认亲，一出家门，碰到的第一个人即可磕头认亲，这里有神秘的玄学色彩和盲目的宿命论的子，实际上是自己把自己押宝作赌注，未来难料，前景未卜，自我安慰罢了。碰到孤寡残疾或"不全活"之人，有意避开，照就近的石头、树木、碾子拜认一下就算成亲了。连***这样的旷世伟人，在两个哥哥早天之后，为求生存，也还是认了一块石头作干亲，乳名"石三伢子"由此而出。
由拜识干亲形成的亲和之风逐渐在民间蔓延，对于非亲缘行辈关系的长者，不再俗称大伯大娘大叔大婶，而通称"干大"、"干妈"，透出一种浓浓的乡野人情味儿。对此，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有一段描述，神汉刘玉升到了孙玉厚家询病问诊，刘玉升眯着双眼沉默了一会，问："我干妈说啥了没有?"这里的"我于妈"，就是刘玉升对孙玉厚的老娘的尊称。描写得真实感人，使人感到亲切、近乎。
我小的时候，母亲多病、病重，谁都说她没指望了。四姨怕我将来落到"人"手里活不出来，就找神婆子"秃仓奶奶"打了一卦。秃仓奶奶是旧日乡村"三姑六婆"式的人物。"三姑"为尼姑、道
姑、卦姑；"六婆"为牙婆(人贩子)、媒婆、神婆、药婆(行医之人)、虔婆(老鸨子)、稳婆(接生婆)。乡亲们习惯求她问病打卦，极灵验的。经她一指拨，四姨非常果断地给我认了一门老干娘，后来又认了两个拜识兄弟，为的是我口后有个照应，有个靠巴。
四姨的良苦用心是我后来才慢慢地体悟出来的，她的这一份恩德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四姨和干娘是同龄人，同时嫁到同村的新媳妇，又搁伙了一辈子的近邻。她吃准了干娘的人品，摸透了她的脾性。干爹是个老庄稼，当了一辈子饲养员，而四姨夫则干了一辈子炊事员。能够作马夫当伙夫的男人，甘愿侍弄畜牲和服侍人口的人，还有什么亏吃咽不下的?干娘一生只开怀生养过一个闺女，做梦都在盼望能有个儿子。干娘对我家的底细也是知根知梢的，对我更是早就入了眼的--据说我小时长得还是很可爱的，至于后来越长越不成个模样，我也没办法。
这件事一说即成。
那年，我虚岁有七，还没有上学。
四姨引着我上门认亲。我一进门刚跪下磕了一个头，冈4叫了一声"娘"，干娘一下子扑上来搂住我就哭。现在想来，那情势就如同她的亲生儿子被绑架拐卖失而复得一般。她哭，四姨也哭，招惹得姐姐跟着一起哭，三个女人哭成了一台"戏"。干爹在一旁说："行了。快给孩弄饭吧。"这才止住了哭声。这是我记得干爹说过的惟一的一句完整话，再以后见面就是"孩来了?"或"孩走呀?"大概他一生说的话，还没有我一天说的话多--这位可敬的老人家!
拜亲的仪式是简朴又隆重的。在前来道贺的亲友的簇拥下，我和干娘一家人跪在祖宗香案下焚香叩首，干娘为我戴上红线绳绾着的长命锁，把锁舌扣上之后，郑重地将钥匙放在箱子里。从此，我就进了她的"保险箱"了。20年以后，我结婚的日子，她才。把这把锁打开，从我脖子上卸下来--她踮起小脚哆嗦着开了锁，说："长大了，往后我再不操心了。"说完，扭过头抹了一脸泪。干娘为我做了一套新穿戴，棉袄裤、棉布鞋，买了一顶棉帽子，一条线围脖，还特意备下一只细瓷碗，一双漆竹筷。从此我就成了她家的一口人了。
这一次，我住了半个月。是姐姐把我送回来的。走的时候，干娘又哭了一脸泪。
每年夏天麦收季节，我都要去干娘家住几天，说法是"吃新麦"。春节期间住的时间稍长一点，同样也有个说法是"吃新谷"。瞧我们这一家人，又是筷子又是碗，又是米又是面的，好像尽顾了一张嘴了。其实我们这些人是既实诚又实惠的。"民以食为寅天"，太转文腔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三天不吃耋死得光"。那年月，粮食恨不得用戥子称，多一个人在家里住十天露半月，等于把零星节省下来的口粮趸了出来。舍得让你塌塌实实
吃一顿饱饭的人，才是真正的亲人。当时，干娘家的日子很困难，姐姐出嫁时的棉衣用的是旧棉套，而给我做的棉衣则是新棉花。(四)
要去看姐姐，又在年节期间，总不能空着手扛着脑袋去吧。临时动议，情急之下，毫无准备。弟弟说："姐姐现在的日子可过好了，什么也不缺。送几副春联就行。"是的，这也许才是最合适的礼物。
从姐姐出嫁那一次，我们姐弟分手，一闪40年过去了，她还能认出我吗?我已经50岁了，她会老成什么样儿呢?
那时候的姐姐，是乡村里少有的俏丽女子，至少我再没有见过比她出色的。以我现在的审美尺度，女子首要是气质，行为举止要透出灵气，不能沾带俗气，俗不可耐的女子是最不招人爱怜。
的。肤色是一个人的底色，天生丽质主要是指原汁原味的本色，：这对女子尤为重要，皮肤灰黄沉重，是任何粉饰装扮都出不了彩的。姐姐就是一个白净俏丽俊秀可人的女子。虽说家境贫寒，作为独生女儿，外有干爹忙活，内有干娘操持，姐姐时常干干净净、利利落落、清清爽爽、娇娇嫩嫩的。没想到成年之后，她却是异常干练、刚烈，连姐夫这等七尺汉子也是甘拜下风的。一个女子，毛病是惯出来的，气质是养出来的，韵致是娇出来的，性情是磨出来的，女人的一生没有人怜惜，没有人娇惯是最悲哀的人生。一进院门，姐夫还是一股支书气派，拿腔捏调地招呼上了：
"哎呀呀--俩老弟呀--大干部来了呀--秀凤，快!瞧谁来
啦!"姐姐头捂着白毛巾正在清扫屋子，一时有些尴尬，一笑就有些不自然，不自然的一笑就有些羞涩，羞涩中透着妩媚。毕竟年岁不饶人，变化是不小，不变的仍是那种透出来的灵秀，掩饰不住的俏丽。风韵犹存--只有天生丽质才能与之匹配。她一眼就认出了我，一点也不生涩，家家常常亲亲热热，毕竟是一家人。她仔细地端详着我，似在寻找当年的那个瘦瘦弱弱的小弟弟，"哟，这孩子，你怎么也老成这样了。唉，念书操心哟，瞧这头发。唉，你干娘......"一时语噎，无言再言。
少小离乡，求生存，讨生活，为生计，谋生息，丢了一头华发，赚回一声唏嘘。我的一腔苦水向谁倾吐?
我13岁背离故土亲人，把一切重轭甩给了弟弟，也把作干儿子的责任推给了他，是他替我当了40年的干儿子。那一天，他正在姐姐家和姐夫说事，于娘说不行就不行了。她老人家在弥留之际，除了女儿女婿，还有一个干儿子在身边--她是把弟弟当我看待的--她该是欣慰的。
拜识这一古老的人文形式得以衍传千百年，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先拜后识，崇高而温馨。干的反义是湿，湿源出于水。水货是劣货，水妹是***，水话是假话，脱水而干，是一种浓缩和提炼。由此衍生，拜识的干亲本意是非功利意义上的关系，应该是靠得住信得过的。
为岳母上妆
夏日的一个傍晚，我骑着自行车赶赴一次宴会，儿子随往。席问多灌了几杯酒，返至住地门外的林***旁，时已深夜，没有路灯，晕晕乎乎地撞上了停放在树下的一辆载重卡车，当即血肉模糊，失去知觉。
从医院回到家里，岳母已将杂沓零乱的屋子料理得整洁有序，阳台里窗台上的花被精心修剪过，花花叶叶问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原本像蜂窝一样混堆着的两大柜藏书，已被她分门别类一一按照版本大小摆放停当。我一进门，她即刻准备了一大盆清水，反复加兑，几试水温，把我的被血水糊成毡片一样的头发缓缓地洇湿浸透，耐心地剔除掉沾在头皮上的煤粒，细致地分拣出贴在乱发中的草屑，用了一个钟点的时辰。
换了三盆水，却没有说一句话。她像一个老保姆服侍婴儿那样，把我日渐稀疏的头发梳理好，铺好卧具，让我静静地躺下来，然后又去清洗我那一堆替换下来的脏衣物。
母亲在一旁边流泪边说："你丈母娘对你比我这个当娘的还亲，连我都没有给你洗过头。家孩，好好记着吧，也许将来有用得上你的时候，你就等着到时候出死力吧。"
在近20年的交往中，岳母对我的认知经历了一个难以想象的过程，我与她就像一炉文火煨熬着的一道汤菜，慢慢地煎熬着，彼此包容着，承接着，浸染着。在我的儿子幼小的时候，我娘从乡下到城里照看孙子。奶奶看孙孙，本是分内的事，岳母感激而歉疚地对亲家说："大姐，我还上着班，看孙子的事就烦劳你了。"又对她的女儿说："小平，婆婆帮你带孩子，你要好好孝顺她。"在我爹生病期问，她提着补酒和补药登门探望，与这门农民亲家合影留念，还携着小女儿驱车65里到我的故乡走亲戚。这一切，都使我的老爹老娘感恩不尽。我娘爱唠叨，她说的许多话我都没往心里去，只有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默默地等待着为他们老张家出死力的那一天。
岳母退休之后，身体与精力大不如前，就像一台出了大力过度疲劳的机器，一旦停下来，才发觉每个部件都已伤痕累累。有心维修养护，却不知当从何处下手。在此之前，她的女都陆续到南方谋求发展去了，只有最小的女儿留下来与他们老两口为伴。而这时候岳父已被高血压、类风湿等病症折磨得难以支撑，岳母的指关节已经变形，连日常洗漱都得戴手套。她却在这时候把小女儿送到了广东韶关。至此，她身边只剩下我这个老女婿了。
这一段时间，是岳母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也是我与她相处得最为融洽的阶段。我们俩像一对知心的老朋友，静静地长长地交谈。她淡化了***、喂鸟甚至育花这些闲情逸致，开始练书法，习国画，学诗词，读名著。我与她谈到"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意境，感受"草色入帘青"的含义，谈到《红楼梦》中的家庭、姓氏和民俗文化的源流，谈到"西汉二司马，南阳一卧龙"的缘起。她不但认真地品味，而且还仔细地记笔记。我知道她是在追求一种人生状态和生存方式。她的专注和投入连我这个做专业文学的人都为之感动。
时已隆冬，连落大雪，气温骤降。室内供暖设备出了毛病，温度只有摄氏8度左右。岳母不堪严寒的侵扰，突然病倒了。下午请来医生，打了点滴，作了诊治。约定次日由我陪她去医院作一次全面检查。当天晚上，她呕吐了，我轻轻地为她捶背，并没有发现吐出什么残物。时至晚上9：30，我坐在外问的沙发上，感到双腿阵阵发凉。岳母说："我不要紧的。这屋里太冷，会把你冻坏的。明天早上我等你过来陪我上医院。"
第二天早上我赶到岳母家时，她已经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在堂弟媳新娥的张罗下，寿衣很快地买来了。我与大娘、新娥、内表侄小峰几个人一齐为岳母料理后事。
我们打来清水仔细地为她清洗身体，然后为她更衣。我点燃香火，跪下来叩头，我说："妈，咱们穿衣服吧。这衣服又合身又漂亮，是新娥为你选定的，我想你一定喜欢。"这是里外5层的套装，外面是一袭蓝色的旗袍裙。我们小心翼翼为她翻身，生怕惊扰了她。她似乎也顺从地接受我们的摆布，在我们的声声呼唤中，衣服顺利地穿戴停当。
我开始为她洗脸，我轻轻地为她擦拭面颊，边擦边说："妈，你一向待我不簿，就让我最后服侍你一次吧。"我平生第一次为一个女子洗脸，我望着她的面容是那样地安详，肤色白皙而又光洁，没有一丝皱纹。洗完脸，我开始为她梳头，她的头发浓密而有弹性，我说："妈，瞧你的头发多好，我的两鬓已经花白了，你比我：还显得年轻。"
接下来为她化妆。她的眉毛很浓，眉形很美，匀匀地打了底粉，淡淡地点了腮红，稍稍地抹了口红，自自然然地一副妆就完成了。我为她戴上眼镜，用黑色纱巾将头部偏围过来，配上那一袭合体的蓝色裙装，她年轻时的风韵和天生丽质的神采一下子就凸现出来。这时候，她安然恬静地躺在床上，一副安详自然的睡态。直到医院的工作人员把她抬到担架上，我又一次跪下来说："妈，咱们走吧。"这时候，里外已是一片嚎啕之声，想到她这一次出门将一去不返，这个家门再也不登了，我一时晕眩，眼泪}
火辣辣地滚落下来。
在医院的太平间，我设了香案，迎接一批批前来吊唁的人。
她静静地仰卧着，我在她的床边置了一把木椅静静地守候着。各路人马按照各自的分工各司其职，外面无论多么忙乱，如何噪杂，我都不曾离开她一步。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是她身边惟一的至亲了。
夜晚，整整忙乱了一天的人们渐渐散去，只有我一个人陪着．她度过这人世间最后一个孤冷的冬夜。
太平间的小屋阴暗潮湿，寒气袭人，我坚持不生火炉，在这个冰凉的世界里，我与她默默相守，一炷烛光笼罩着她的面庞，一缕青烟在小屋淡淡地弥漫开来。窗外，皑皑白雪衬映着瓦蓝的夜空。多么静谧的夜晚，多么美好的辰光，多么温馨的气氛。我不时地给她掖掖被角，不时与她对望，朦胧之中，我又一次用这样的近距离端详着她那张安然、恬静、慈祥、柔情的脸庞。我抚摸着她的手，与她在心底默默地交谈。
女儿、女婿、外孙们从海南、广东、北京赶来了。他们一下子围拢在妈妈的床前，我说了一句："妈妈，孩子们看你来了。"他们顿时扑倒在妈妈身上，小静、小敏一边一个抱着妈妈的胳膊，小平、燕平搂着妈妈的脚，他们失声动容，顿足捶胸，一声声"妈妈"，引来一阵阵嚎啕。看着这些像婴儿一般可怜的孩子们，我的心似一块冰砣往下沉，这才是真正的生离死别。傻孩子们哟，从此往后，你们再也没有妈妈了。
我从极度悲哀中镇静下来，我必须代替岳母照料好这些孩子们，天这么冷，他们赶了一天的路，一身寒气，一腔悲凉'；一路劳顿。倘然有哪一个支持不住倒下了，岂不是我的罪过。我将他们一一扶起，生拉硬拽地把他们哄劝回去。然后，我一个人坐下来，一个人哭，哭......
丧事料理完毕，我抱着岳母的遗骨，带着她心爱的女静，一路转车奔向东南。
在广东韶关一座闻名中外的南派佛教圣地南华寺，我与小静亲手将岳母的骨灰盒安放在偏殿里。这是她生前游览过的地方，在一株高大的菩堤树下，她微笑着，手指着偏殿的方向，留下了一帧照片，也留下了一瞬美好的记忆。这也许就是佛家所说的缘，她生前看好的地方，身后又回归斯地。这里山环水绕，是一方超凡脱尘的净土。这才是一种纯粹的安息。
从广东匆匆返回，我的胸部似有一团火烤着一块生铁，久久化解不开。喉咙发痒，怎么也喘不上气来，偶尔喀上一块痰，竟像豆粒一般落地有声。整整持续了半个月才慢慢缓过劲儿来。我知道，这是岳母在考验我。
对于岳母之死，有许多人十分惋惜地说："王厂长走早了，少活了20年。"人生本无长短，道是活得其所。岳母六秩五龄，还不算老暮，正值人生的秋天，一生之秋与一年之秋同样是充实的、辉煌的时段。生于春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正当时也。
身为女婿，为岳母上妆，是一种机遇，也是人与人之间友情亲情的表述方式。岳母终于给了老女婿一个面子，让我为他们老张家出了一次死力。我是幸运的。
犬有湿草之仁，马有垂缰之义。我乃读书人，当知恩图报，尽犬马之劳。
题目，我就准备着招人唾骂。我原本是个愿意而且善于听话的人--从小听妈妈的话；妈妈不在家时，听奶奶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厂子里听师傅的话；在队伍上听班长的话；在工作单位听领导的话；结婚之后听媳妇的话--听来听去，我便失却了自己，成了顺风耳和应声虫。回首往事，我用大半生精力写下了一部"听话史"。
坦诚地说，有些话还是要听的；有些话听听也可，不必当真；有些话很有道理，但做不到，也不必照着做；有些话，左耳进右耳出即可；有些话，干脆不要听。
俗话有俗理：多喝开水身体好，少说废话威信高。妈妈一天到晚不停地唠叨，说过的话，连她自己也记不得了，当然别人也就不当一回事了。仔细一想，一个人的话的分量是与他的身分地位相关联的。皇帝是金是玉言；文臣是谏言，武将是诤言；情人是：甜言蜜语，泼妇是恶言秽语；小
人是流言蜚语，君子是直言快语。妈妈从小是农家闺女，后来是农民婆姨，现在已经"提拔"成农民奶奶了。她不是岳母，没有"精忠报国"的抱负；又不是孟母，更没有"断杼教子"的谋略，一介村妇，说那么多话顶啥用呢?我这样说，也许有忤逆之嫌，那么，我把妈妈的话复述几段，如果你认为有道理，你照着去做，就算我错了。
我小的时候喊饿，妈妈脸一沉，随口撂出一句话："饿了，吃了我!"--这叫什么话!
我上学的时候，要学费，妈妈心烦厌气地说："不要念啦!放羊去吧。"听听，这又是什么话。
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买了一辆自行车。妈妈反复叮咛："慢慢走，遇上人就下来，碰见汽车就停住。"这等于告诉我自行车不是让骑的，原本就是买来推的。那我买自行车还有什么用呢?
我夜晚在灯下写作的时候，妈妈又说："写上一篇就行了，不要写了。"说这话不是坑人吗?我已出版了6本书了，还没有个名堂，写上一篇就能混过这一生吗?
提到喝酒的事，妈妈每次都说："一盅也不要喝，一口也不能喝。"弟弟告诉她，在外头当干部，工作上应酬上的事儿少不了喝酒，你敬领导，要先喝为敬；别人敬你，你要一饮而尽。有时候实在推托不开，身不由己呀。妈妈就说："就不喝!谁敬你，你就装肚疼。"哼!亏她想得出来。
我结婚以后，妈妈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咱穷家薄业的，娶个媳妇不容易。女人识哄，要让着她，哄着她，忍着点儿；她骂你，你不要接茬，骂又不疼，让她多骂几句，骂累了，也就不骂了；女人性子小，你不要跟她上竿子，她动手，你就让她打几下出出气，一个男人爷们，吃不住个打还行?女人身子弱，你多干点活，力气是生出来的，累不坏的；女人是鸟，你要学会恩养，将就几年，糊弄几年，有了一男半女，年纪大了，磨下性子来，就是一户人家。"这话颇有道理，我认真地照着做了。果真灵验，媳妇保住了，儿子也长大了，我也落了个"模范丈夫王怕怕"的名分。天长日久，竟然坐下了毛病，一听老婆的声音，手脚都没处搁了："
所以我说：妈妈的话儿你不要听。
一百个外甥同一个舅舅
在一次会议的间隙，武镇华长兄谈到了泰山先生，他说："我从潞生兄,得知老汉去世了。你该知会我们一声的。"镇华是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潞生是市文化局副局长，他们曾同是老太行中学的学生。他们多次谈到的"老汉"，就是当年太行中学的炊事班长王泰山先生，也就是在下的舅父。
如今的年轻人不大知道太行中学了。它的前身是晋东南师专附中，后来又恢复了原校名。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是一所声名显赫的优秀学府，四十多年里，曾走出一茬茬一批批在全社会各领域众行业多学科成就卓著的人。
一芝盛物。仅行政这一块儿，处、厅级干部不少，省部级人物也有。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记得一位普通的老校工呢。老汉也时常把那些学生挂在嘴边，脱口就能叫出一大串名字：刘潞生、张彩雯、武镇华、任铎夫、贾志耀、姬和平、秦乐意......那种由衷的得意，好像他是站在讲台上执教的名师。每当此时，家人就会粗暴地将他打住："你又不是老师。一个做饭的......"
老汉也会快速反应，急扯白脸地反驳回去："做饭的怎么了?没有做饭的，教书的教不成，念书的也念不成。"
在这一些学生中，他挂记得最多的是刘潞生，说到潞生，他每次都会提到："潞生语文课很行，数学不很行；全校有两个最好看的闺女，有一个阳城闺女嫁给了军官，还有一个张彩雯嫁给了潞生。"潞生每次说到老汉，总是念念不忘，"在困难时期，老汉简直就是救了我的命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境贫寒、饭量又大的潞生最先感受到的是饥饿的威胁。老汉掌勺，对潞生多有照应，一个大木勺，舀一勺稀粥，里外糊满了厚厚的一层糊状物，老汉把木勺多"空"一会儿，潞生就能多吃半碗饭。仅此而已，但潞生却终生难忘。
老汉在世的年月很长，经历却很简单。他生于清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经历了晚清、北洋军阀政府、中华民国和当代四个朝代，逝于2002年元月，整整92度春秋。在他的履历表上只有两款：农民、校工。校工分两个工种：炊事员、门卫，门卫又兼着传达、收发、打铃。他的一生太平淡了，平淡得让人讲不出一个故事来。他的为人处事又让人无法把他忘却。他嫉恶如仇，敢作敢当，不媚上，不欺下，却没有落下一个仇人；他忠于职守，躬身伏命，就是在文革中武斗最激烈的日子里，校园里炸死了人，几乎无人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