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1年，康熙十年，辛亥年，远在欧洲的法国建成了巴黎歌剧院，并上演了公认的第一部法国歌剧《波莫纳》，同年，英国爱丁堡诞生了一位天才“赌怪”——约翰·劳，是的我把他称作为赌怪，因为他最杰出的一场赌局，背后的筹码是整个国家。谁也没有想到，这位男婴能够给当时歌舞升平的法国，带来笼罩在其经济体系头顶上百年的巨大阴霾。1715年，约翰·劳在赌桌上结识法国当时的掌权者——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后者因为先王遗留下来的巨额负债愁眉苦脸，约翰·劳向他推荐了自己的纸币理论，约翰劳提出，货币的价值来源于信用，如果信用足够的话，就算是一张纸也可以流通开来。奥尔良公爵一想，我不能凭空创造金银货币，但是要是纸币能流通开来，造纸币还不简单，那我的国债问题不久迎刃而解了？两人一拍即合。在一开始，法国流通的纸币，终于解放了金银铸币流通不足的问题，确实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复苏，一片欣欣向荣，约翰·劳觉得大量发行纸币的时机到了。人一旦拥有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就容易膨胀到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从1718年到1721年期间，约翰·劳和奥尔良公爵一共发行近30亿的纸币，而之前的金银铸币仅仅只有7亿。伴随着纸币的疯狂增发，法国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市场商品，因此1719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为4%，到1720年1月就上升为23%，大量的人最终将纸币兑换成铸币后运出法国，导致了法国财富的巨额流失。约翰·劳最终还是输掉了赌局，无奈之下，法国政府下令禁止了纸币的流通。而之后近百年，纸币的信任都难以在法国重建。这就是历史上较为著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不过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应该还属于我国交子（骄傲脸）。财政赤字货币化，乍一听很复杂，但是你看看约翰·劳干了啥呢，其实就是一句话：打开印钞机印钱来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最近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概念真的很火，从美国的无限QE，到人大代表的两会提案，都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影子，网上也有一堆真懂假懂的文章对其进行了解剖，不过其中不少文章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导性，今天我也来聊聊我眼中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下面我们来整体解释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概念。要理解财政赤字货币化，首先得理解财政赤字的概念。什么是财政赤字其实在西方的经济中，无论是股市还是别的什么资产，负的（下跌）都是用红色来表示，一般来说在政府的开支中，如果支出大于收入，在会计簿上就会用红色的来标识这部分金额，表示亮红灯了要注意。这也是赤字中的“赤”的由来。财政赤字，是针对政府而言的，当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小于政府的财政总支出，也就是入不敷出，就产生了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哪有的读者就要问了，政府的收入如果就1万亿，政府又为什么要花超过1万亿呢？为什么会出现财政赤字一般来说，大体上财政赤字可以分为两类，有意形成的财政赤字，以及预料之外的财政赤字。意料之中的财政赤字在经济低迷时期，例如最近的新冠肺炎封城期间，各行各业的经营者都受到了打击，为了提振消费，刺激经济，政府就推出了几万亿的 5g等新基建计划，由于这些基建基本上是拥有长期的收益，短期是远远比不上投资的金额的，这就造成了政府的支出会远远大于财政收入，从而形成财政赤字。在今年2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了今年政府的财政赤字率提升到了近几年的最高点的3.6%，要知道去年才是2.8%！！可见国家6稳的决心有多大。5G新基建但是这种财政赤字是政府可以预见的，并且刻意为之的，对经济又刺激作用，同时在有一个长期的收益，这种财政赤字一般来说对政府并不是什么坏事。意料之外的财政赤字但是还有一些财政赤字是政府意料之外的， 例如因为某些战争或者国际制裁的影响，造成了政府的收入急速的降低。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委内瑞拉，因为石油价格暴跌影响，最终导致政府收入暴跌，产生了巨大的财政赤字，而之后政府为了解决赤字问题，一系列瞎操作直接导致了委内瑞拉产生了急速通货膨胀，最终纸比钱贵。急速通货膨胀当然还有例如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以及偷税漏税也会造成意料之外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什么财政赤字货币化，有一个别名，叫做“直升机撒钱”，从这个名字上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肯定是和央行印钞机大开脱不了关系。还有一些别的经济学术语也是一个意思，比如，“央行发行货币为政府债务融资”等等。直升机撒钱，一般分来说有3种手段央行直接印钞票，然后送给政府花。央行直接去政府那里买下它发行的国债，这种叫做一级市场操作。而我们通俗的买债券是央行去二级市场，也就是我们的债券交易市场进行购买，美国的无限QE也是在二级市场购买债券。把第二种手段种，政府欠央行的钱（政府的债券其实就是欠条）直接抹掉，或者这个把这个欠条的利息改到0，也不要政府还钱。所以你看美国之前的无限QE啊，其实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最多算是前传。毕竟美联储还是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没有直接把钱运到政府手里。其实从目前来说，我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相对独立的，这也是现代经济学主张的基本经济结构。但是仔细看财政政策货币化这3个手段，明面上看着还是有中央银行这一机构，但是本质上已经沦落为一个没有感情的印钞机器了。央行不再根据具体的经济环境制定货币政策，而是根据政府的债务需求进行货币发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政府与央行职权的融合，这在也是我文章开头18世纪法国的金融结构，甚至都可以看作经济体制的一种倒退复辟。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来源有很多人乍一听要印钱，就简单的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导致强烈的通货膨胀，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想法。一例胜千言，让我们来看看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的的老朋友霓虹国——日本：先看3个基本数据指标：GDP代表产出水平，广义货币供给M2，CPI代表通货膨胀。GDP：基本没有增长日本过去20年GDP变化广义货币供给M2：从6M翻了2倍多日本过去20年M2变化通胀指标CPI：20年基本稳定日本历史CPI指数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回顾过去20年，日本的GDP一直都没有涨，甚至中间还经历过负增长，同期货币增长量基本上是翻了2倍，再看CPI这个广为人知的通胀指标，没有涨，竟然没有涨！！！是不是很神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现代货币理论（MMT）。现代货币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如下几个：货币的价值来自于政府的信用，是对政府债权的一种凭证，用政府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不与实际价值挂钩。主权货币的发行不需要考虑预算的约束，在控制通胀的水平下可以无限发行。政府可以代替央行进行，就业通胀等职能。简单来说，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价值来源于政府的信用，只要通胀不超标，政府就可以无限发行货币，进行财政调控，也就是实际上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我国需要财政赤字货币化么回头看我国，目前来说既没有必要，也不能轻易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首先是没必要，我国政府的负债率在世界上来看都是很低的，还有大量的债务扩张的空间，不用担心债务危机的情况下，并不需要财政赤字货币化进行融资。再者是没有好处，因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实际上是一种金融职能的退化，央行失去货币自主权，和政府债务进行绑定，丧失了调控的空间。三是法律也不支持，而且在1995年我国制定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第29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它政府债券”。结语总结来说，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央行通过印钞，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兜底。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论也是不休不止，例如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就认为，MMT理论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在实践中会非常危险，还写过《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批判》一文。不过其央行货币政策司长的职位肯定是想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不想成为财政部的傀儡，有屁股决定脑袋的嫌疑，不过文章的观点还是中肯有利，也是笔者比较赞同的。当然也有很多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学者，比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不过其身为财政部学者，也有屁股决定脑袋之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财政货币化这种场景下，央行已经失去了独立调控经济的地位，和政府形成了绑定，是货币政策的历史退化。

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 2020-08-05 08:57:12
成化二年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资料图片银锭。资料图片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早期打制银币。资料图片　　【争鸣与商榷】　　从全球史视野来看，明代白银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源自市场的明代白银，某种意义上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全球历史。明代为什么会有大量外银流入中国？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多是以当时欧洲不能制造出与中国商品相匹敌的商品来交换进行解释，这种只见外在不见本质的观点显然缺乏说服力。我们需要切实了解中国内部在经济全球化前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大力发掘利用中外第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从市场崛起，孕育了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市场扩张的共生性因素——早期市场经济。这里所说的早期市场经济是与传统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的，其产品是为市场交换而生产，交换的媒介是货币。明代张居正改革，赋役向货币税收转化，农民要将农产品通过市场卖掉，换回白银去缴纳赋税。这是货币经济化或者说经济货币化的过程，而货币经济是使用货币进行交换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货币经济是市场经济。明代白银货币化，突出了市场现象和市场的作用，因此笔者称之为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早期市场经济作为中国自身发展变化的驱动力，启动了中国前近代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见证了中国主动走向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大合流。如何从全球史视角展开我国历史上早期市场经济的萌生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前夜：白银自市场崛起　　明代白银形成主币，国外银两大量流入中国，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探讨，长期以来却属阙如，更罕有追问白银货币化历史发展过程意味着什么。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必须看到白银化与货币化不可相提并论。货币化，也即货币经济化，而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对于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探讨，正是从白银货币化的市场起源开始的。　　明初建立宝钞货币制度，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根据《明会典》记载，有明一代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根本没有“银法”。由此可见白银作为货币本身不是出自明朝制度。白银使用从非法到合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我们称之为白银货币化过程。从民间土地买卖大宗交易市场来看，由于明初宝钞没有保证金、储蓄金等制度，而且发行无度，很快就出现了贬值的信用危机，明朝宝钞货币制度没有确立，白银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货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对第一手民间资料——明初洪武至成化119年间427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进行分阶段梳理，可以发现白银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市场，是市场萌发调节作用的真实轨迹：一是洪武到建文时期，宝钞已经显示了迅速衰落态势，白银货币化趋势已经出现。二是永乐到宣德时期，宝钞经历了一个再发展又转向衰落的过程，宣德年间契约文书中出现许多实物交易，说明过渡出现了。三是正统至成化时期，宝钞逐渐绝迹于民间土地大宗交易，发展至成化年间，白银成为清一色土地大宗交易的货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白银推至了社会流通领域主要货币的地位。　　迄今为止明代白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一般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所记载的明英宗正统初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据，认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并没有反映出问题的真相。一方面根据民间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英宗时并无“朝野率皆用银”的社会现象出现；另一方面依据《明实录》，英宗正统初年不仅没有“弛用银之禁”的专门法令颁行，而且在正统初年有关法令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想方设法地挽救宝钞，固执地采用宝钞的举措。白银崛起于市场，而不是从国家货币制度自然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毫无争议。　　大量明代官私文献显示，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是历史分水岭，一方面，白银崛起于市场，在市场与国家力量的博弈中胜出，白银作为称量货币，具有自由银的本质，标志中国古代历朝铸造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在明朝中后期已经丧失。另一方面，成化末年，朝廷重臣丘浚注意到社会流通领域的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建议以“白银为上币”，是白银作为主币已经上奏到朝堂之上的证明。于是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崛起，到得到官方认可与自上而下合流，主要以赋役折银的方式，大规模推向全国的历程。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说明市场与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博弈，而且也有调和，形成了新的动态平衡点。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通行于全社会，伴随着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赋役—财政货币化改革，引领整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在国内资源不足情况下，市场突破国界走向海外市场已呈不可阻挡之势。　　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根据明代民间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可以明了，经济全球化前夜（15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已悄然发生了白银的市场崛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并非出于国家法令推行，而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可视为中国古代经济转型的新起点。仅从制度史出发研究明代白银问题，是有局限的，无法揭示白银从市场崛起、代表的是早期市场经济的萌发，也不可能认识到明朝发生了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白银在流通领域快速崛起，在市场作用下，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从国计与民生两方面探讨白银货币化过程，货币化即市场化，这一过程打乱了明初原有的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引发了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市场与国家合力推动白银货币化发展进程，这正是前近代中国经济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转型，推动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大合流。　　经济全球化开端：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连接　　明代成化、弘治之际，在中国社会强烈的白银需求推动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走向海外，开始寻求海外资源，由此成为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的滥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日本银矿。这是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源头。日本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从时间上看，日本银矿开采量的急剧增长，是在中国巨大白银需求下促发的。日本货币史专家黑田明伸指出：“可以认为石见银的需求在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专门向中国出口。”　　二是美洲银矿。欧洲人探寻新航路的重要原因是对黄金的寻求，从寻求黄金到白银的重要转换，发生在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占据了菲律宾马尼拉以后。西班牙人一到东方，几乎立刻发现中国商人在贸易中青睐白银，因此开辟了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即跨越三大洲的所谓“大三角贸易”，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与全球。　　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代西人东来，中葡两国第一次正式交往的后果，是嘉靖初年明朝的一度闭关。中国白银供求关系不仅促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与当时国际上海盗兼海商纵横的无政府状况合流并愈演愈烈，而且促使明朝财政危机不断升级，迫使明朝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货币化加速进行。此后明朝在平定海上“倭患”过程中转向开放，选择了改革路径和新的发展模式，使国内市场扩大与全球市场连接，将对外贸易政策从政治层面落到经济层面，主要表现在：　　一是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得到朝廷允准。这标志着民间海商出洋贸易合法化，贸易模式从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向以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转变，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开始正式形成，促使民间海商迅速崛起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发展。明清之际，郑氏海商集团雄踞海上，建立了繁盛的海上贸易网，并在与西方“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上博弈中胜出，成为17世纪全球市场中最为活跃的海商力量之一。　　二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在市场作用下，财政危机迫使广东政府于1553—1554年允许葡萄牙人交纳商税进行正常贸易；接着1557年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的是繁盛的中转贸易，在中国商民积极参与下，以澳门为中心，不仅建立了与日本长崎的贸易航线，将大量日本白银运到中国，还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建立起环球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市场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通用于全球贸易，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大量美洲白银从多条国际贸易航线流向中国，同时助推了全球市场的早期发展。　　明朝开海政策使晚明与经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明代对外关系史成为经济全球化开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本土第一手官私文书与西方第一手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西方大航海带来的，其前夜明代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已经掀起了主动参与的第一波。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不仅引进了贵金属白银，也开发了巨大的国际市场，漳州月港开海和澳门开埠，创造出沿海地区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万历会计录》的研究表明，16世纪80年代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国家实物与以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在向以白银为主的财政体系过渡，其中白银货币化已占有41%的比例，而关于河南省这个农业大省田赋个案的分析也表明，白银货币化比例竟然高达71%。中国市场扩大发展直接激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与间接促发了美洲白银矿产大开发，推动大量外银流入中国，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积极与全球市场进行互动。对此，有学者提出的外银流入才引发一条鞭法改革，外银拯救了中国市场之说，是本末倒置了。16世纪东西方具有许多共性：民间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石，市场参与调整提供了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条件，明朝主动走向全球贸易，不失时机地成为全球大合流的预流者，是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主要贡献者。　　供求关系是经济学基本原理，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市场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演进过程。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之时，东方与西方普遍存在货币是财富形态的观念，获得金银的途径是开采金银矿和对外贸易，当时一方面大规模的国际及地区之间贸易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在对外贸易中的中国商品存在着比较优势，白银需求过度，供给不足，存在着巨大缺口，而海上贸易存在着广阔的利润空间。明朝通过内部市场驱动力与一系列制度改革，主动与世界市场接轨。16—17世纪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输入到中国。美国学者丹尼斯·弗林与阿图罗·吉拉尔德斯提出了世界贸易诞生于1571年的观点。笔者则认为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中国白银需求直接引发日本银矿大开发的年代。这充分说明了明朝不是被纳入一个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而是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建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经济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结语　　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将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发展带入经济全球化构建和思考之中，综合考察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以及中国与全球之间的动态关系，对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明代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前夜，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启动了中国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嵌入并推动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和国家财政体系乃至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明代白银不可逆转地成为流通领域主币、国家统一的财政计量单位和国家赋税征收形态，中国出现了一个白银时代。　　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中，国家在制度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的作用日益增强，社会上商帮兴起，历史发展进程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博弈与合作交错的复杂过程，而整体社会变迁不能简化为国家法令推行的单向过程。　　白银货币化，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产生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需求决定供给，推动社会力量依靠市场扩大发展，主动走向海外市场的寻求，与世界市场接轨。中国民间海外贸易蓬勃兴起，直接引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和间接引发了美洲银矿大开发，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开端的历史潮流。　　白银货币化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错综交织的多面性，主要具有两种性质：一是建设性，一是破坏性。海上贸易的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财政窘况频现；整体社会变迁，国家面临错综复杂的不稳定因素。最终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全面冲突，矛盾难以调和。　　17世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全球货币危机，欧洲的西班牙和亚洲的明朝相继走向衰落均与此有关。这是16世纪全球白银贸易发展最繁盛国家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主要依靠外来资源，无法抵御外部变化的冲击。（作者：万 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024年01月28日 23:54--浏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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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2018-08-27 04:48来源:光明日报　　【争鸣与商榷】　　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就大额货币的更迭而言，自战国秦汉以降主要经历了“黄金时代”“布帛时代”“纸钞时代”与“白银时代”(此概括属于并非十分严谨的宽泛界定)四大阶段。每一次大额货币时代交替的背后，都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变动、商品经济发展、货币财政制度变迁等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明代的社会经济与财政体制经历了令人瞩目的转型过程。在此过程中，明代的货币流通体制也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历时3个多世纪的“纸钞时代”至此告一终结；铜钱经济也遭遇耐人寻味的式微过程，屡兴难振；传统意义上国家主导的钱法和钞法在明代遭遇严重挫败。结果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的称量银货币逐步占据市场与财政诸领域，成为主要货币。学界多谓之白银货币化，或云货币白银化。这个过程宣告了自宋以来(甚至秦汉以来)政府对于货币发行权垄断的动摇，形成了不同以往的货币流通制度，改变了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形成了新的财政运作方式，较为自由的私人货币制度再度大行其道，对此后5个多世纪货币经济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学界围绕明代白银问题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货币白银化的产生机理、演进过程、赋役折银与国家财政制度的转型、海外银内流的成因与数量估算、白银购买力与物价水平窥测、白银流动与17世纪货币危机、“反银论”思潮的不同解读等方面。然而，尽管相关研究成果很多，但学界对其仍存有不少偏差。笔者从三个影响广泛的主要认识入手，阐述当前存在的认知不足，以求教于方家。　　1.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内在机理　　学界关于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内在机理，至少有五六种说法(市场发展需求说、贡赋体制吸纳说、需求稳定通货说、宋代白银货币化延续说等)。但影响最广的主流说法如下，明中晚期商品经济的恢复带来的市场扩大，私人海上贸易的繁荣带来的海外银大量流入，以及受市场化驱动的赋役折银化改革(以一条鞭法为标志)是货币白银化形成的根本动因。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存有两点不足：一是忽略了时间与市场发展状况的前提条件，过于笼统与简化，可能倒因为果；二是对政治变动与货币财政体制等因素的考虑不够。　　说此论点忽视了时间和市场的前提条件，原因在于：从时间角度看，明代货币白银化的进程早在正统前后即已开启，成弘时期就已取得较为瞩目的广泛发展，嘉万时期逐步走向深入。而具有跨区域整合特征的长途贩运与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主要是在嘉靖后期方才显著出现。在海外白银流入方面，日本银大体在嘉靖晚期的16世纪40年代始大量进入，美洲银在万历前期的16世纪70年代方才汇合流入，很显然，海外银的流入是明代货币白银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从市场角度看，由于学界对明中叶市场发展状况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故我们只能做谨慎的判断。大体在正统至嘉靖前期，尽管不少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步恢复，但似乎仍处于分割化、零碎化特征明显的地方市场阶段。刘光临教授曾依据弘治末张文的描述“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等资料，认为铜钱经济在1500年以前大部分地区都不甚发达，明初100多年的时间里许多地区的经济生活以实物交换为主，嘉靖以前的市场处于细碎化阶段。这些论断虽稍显绝对，但结合最近对于货币史与物价史的研究动向看，强调发展程度高于宋代的明中后叶市场需求是贵金属白银崛起成因的分析，肯定存在重要缺陷。　　那么，货币白银化形成的内在机理究竟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解决经济决定论对明代政治变动与货币财政体制等因素关照不够的问题。　　日本学者大田由纪夫研究发现，明前期财政的银纳化并非是以民间白银流通为前提，相反民间逐渐用银是循着国家逐渐推进的赋役折银轨迹而普遍化的，促进明朝赋役折银的主要动因是永乐以降行政、财政体系的变动，必须在相距遥远地方之间进行更为便捷的大规模财物移动这一需求而致。这与岩见宏、刘志伟等专家指出的，明前期白银成规模进入赋役领域的动因很可能源自官员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而非商品经济发展结果的论点比较接近，似乎更有说服力。　　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角度观察，白银作为贵金属无论对于基层纳税者还是消费者而言，价值显然过于昂贵，铜钱似乎更符合零碎化的地方交易需求。正统以后多种类型的铜钱在大运河一线的延伸地带和东南沿海不少地区(所谓行钱地带)恢复流通。因而，明中叶货币经济的主要图景似乎是：占据主体的实物劳役型财政体系正勉力维持，政府层面的赋役折银改革悄然扩大，行钱地带的铜钱逐渐扩大流通范围，未行钱地带多实行多元实物货币，条块化很是分明。是什么因素逐渐缝合这些鸿沟，从而形成货币白银化趋势深入基层？这个关键性的因素便是私钱，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替代。刘光临等人的研究指出，地域性市场力量的恢复使得通货不足的问题日益严峻，15世纪中后叶旧钱和制钱先是被挑拣，继而被盗铸，政府以其反复的立场介入钱法使得情况更趋糟糕，私钱日益占据交易市场，混乱的地域货币市场内生出称量银部分或深度代替私钱的演化过程(银进钱退)，赋役上层和基层市场对于白银的需求机制进一步建立，催生并导致了海外白银大规模进入中国。　　因此，对于明前中叶货币白银化为何会形成这个问题，我们确实需要持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宋金元时期白银货币化的不断演进，以及白银大量开采形成的民间存量为此提供了先导条件；明初行政体系的变动所带来的财政体系运行成本剧增，以及各种制度缺陷所产生的赋役折银化则开启了这一过程；明中叶由于私钱不断衍生、恶化而出现的白银替代，缝合了上层与基层的货币白银化趋势，加深了这一过程。进一步追溯，财政体制逐渐内生的银纳化改革，宝钞体制的崩塌式失败，货币制度缺失所带来的私钱蜂起、流通无序，以及由此引发的白银替代，似乎逐步指向了另一深刻的时代背景，即元明社会大变迁对于明初政治经济制度塑造的深度影响，或许是其背后成因。　　2.赋役折银与国家财政制度转型的意义　　明代赋役折银改革及其带来的国家财政制度转型，一直是国内外明代经济史学界研究最深入的课题之一，不少重要的历史细节，诸如金花银的实质、银差的形成、均徭法初期折银的动机、均徭法在地域上的差别等问题得到日趋明朗的揭示。近来不少研究跨越赋役体制改革原本范畴，认为折银化作为赋役改革的主体内容之一，具有极大的制度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领域形成了统一的以银为计量单位的预算和会计收支体制(以《万历会计录》为典型)。二是按户役等级派征的赋役正额、附加额为特点的财政体制呈现出向以土地税为课体的货币财产税的改革方向演进，二者共同加固了梁方仲所言明代一条鞭法改革是近代田赋开端的论断。　　晚明是否形成了近代财政转型过程？学界存有不同的看法。黄仁宇通过对16世纪明代财政体制变化前后的研究后指出，“认为使用白银是财政管理上的一个重大改进的想法没有什么实质的理论意义”。他的研究由于资料、数据运用的局限，或许存在较大的修正空间。但是着眼于整体，我们必须更为谨慎地看待赋役折银与国家财政制度转型意义的看法。刘志伟、申斌近来指出，关于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的认识，除了需要分析白银是如何改变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外，也应同时注意白银没有改变什么。在社会经济领域，白银可能在造成了某种结构的分解和重构的同时，也可能加强或稳固了某种本质性的结构。贡赋体制银纳化在改变着赋役体制实现形式的同时，也使得整个社会经济都被打上了鲜明的贡赋经济印记。高寿仙通过对明后期北京地区赋役状态的研究，相当程度地支持了黄仁宇的某些论见，揭示出白银财政反转走向实物财政的现实，以及明代经济所具有的浓厚实物特征。此前，梁方仲、谷口规矩雄、岩井茂树等专家对赋役变革与赋役折银之后的影响也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并提醒我们注意明代赋役体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缺陷与改变的局限性。诸多研究表明，以白银作为货币化税收起点，推论晚明即出现了近代财政转型的看法是需要再审视的。　　我们知道，近来财政史学界关于传统帝制时期是否出现近代财政转型的讨论主要有三种：一是关于唐宋两税法改革形成的近代财政转型与宋代“财政国家”的讨论(以刘光临代表)；二是关于晚明近代财政转向的讨论(以万明、刘志伟等为代表)；三是关于清后期近代财政转型与“财政国家”形成的讨论(以何文凯、倪玉平为代表)。如果强调以货币化的间接税为代表的商税、专卖税等税种在财政体制中地位的上升，甚至其重要性超过直接税，晚明的发展情形显然远逊于宋代、晚清，地丁税依然是财政的绝对主体；如果强调具有独立的预算编派体制为特征的地方财政的形成，晚明的发展亦不如晚清；如果强调量出为入指导思想的建立，晚明的发展亦不如其他两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晚明是否出现所谓的近代财政转型需要更为仔细的考察。　　3.“白银时代”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关于明清中国所形成的“白银时代”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贡德·弗兰克依据白银大量内流的现实推断出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说法，曾喧嚣一时，随即遭受愈来愈多的质疑和反驳，因为仅从外贸角度解读白银流动的意义，显然失之偏颇。其后，万明从内外两个维度提出白银货币化不仅塑造了明朝近代财政体系的转向，改变了政府垄断货币权的传统，也是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见证，海外银流入的数量和明代经济史的地位被严重低估。　　然而，基于内部的币制视角，从长时段观察明清以降以银为核心的货币制度演化，学界不少人却对此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他们认为，明清时期的称量银制度是一种较为原始且复杂的货币制度，远远落后于国家规范货币钱、钞，表现在：首先，相较于机制铸币，称量银在交易过程中需要辨认成色和重量，形态形制多元，故民间交易时需自备杆秤，非常费事且提高了交易成本，最终制约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次，称量银与作为普通商品的白银的界限不清，对货币信用层级的发展有鲜明的制约作用。再次，称量银的数量供给缺乏制度弹性，其数量主要仰给海外，容易形成经济不稳定状态(如“康熙萧条”、19世纪中叶的银贵钱贱、近代多次的金融危机)。最后，称量银还存在价值尺度功能容易失衡、混乱，价格表现容易失灵之特点，近代社会多达千种的虚两银制，便是集中体现。此外，围绕复杂的银两制度与汇兑信用手段的迟滞(相较于宋代)等因素产生的寄食性金融机构钱庄、票号，不仅消耗了大量交换价值，也无法为商业资本积累提供更好的渠道。　　为何学界对于明清白银的评价会存在如此大的反差？这固然与研究时段、背后的问题意识、资料运用的差异等相关，也与学者基于何种角度以及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看待货币演进问题息息相关。当我们站在货币化与市场化角度观察，的确会发现货币白银化与海外银的大量内流在相当程度上对于解决明中叶躁动而无序的货币流通局面与国内通货紧缩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会承认因需导入的海外白银的持续流入，对于促进中国商业化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的扩大，中外市场的联结，乃至财政制度的变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从币制演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观察，明代货币白银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首先，如上所论，白银在币制层面存在着相当的功能缺陷与制度缺失。学者丹尼尔斯·弗林、马德斌、荷尼夫等直言中国放弃纸币制度采行称量银制度，乃是币制上的一次严重倒退。明清以降，以民间势力主导的称量银为核心的货币体系(笔者谓之早期银本位制)，更像是一种原生态的货币体系嵌入中国社会经济体的许多层面，尽管存在哈耶克式的自我组织、自我稳定的一面，但其不容忽视的一个缺陷在于：极容易为有组织的金融势力所侵夺主导权。外国银元大量占有货币市场，国外银行势力轻易攫取货币发行权，便是鲜明的例子。　　其次，货币白银化所带来的国家对货币金融领域的失控，应该是晚近以来政府财政能力羸弱、动员组织涣散的一大根源所在。赵轶峰曾指出，白银除了具备相较于实物之上的货币意义外，也落实了政府在货币金融制度领域的缺位，造成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加速社会的失序，这个论断主要是针对晚明而言，但对晚清似乎同样适用。我们知道，政府货币发行权的失去，意味着失去了货币供给的制度弹性，政府无法通过贬值、提高货币名义价值或发行信用货币等方式来扩大货币供给、增强财政能力，也无法营造民众长期适应信用经济的习惯。显然，明清“白银时代”的到来及其形成的货币制度转型，使得传统时代的中国几乎失去了这一契机。　　近来，学界围绕两种货币本质观及其衍生的两套货币理论体系，逐步意识到占据主流的货币商品理论(货币唯实论)虽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存在不少逻辑缺陷；与之相对的货币信用理论(货币名目论或货币国定论)被认为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逻辑，诠释着一套更为复杂的逻辑认识。不少学者呼吁将两套理论进行综合，即承认政府与市场对货币制度构建的规约意义，与健全货币制度内在所具备的制度内涵与市场要素，要处于某种平衡发展状态。从这个角度看，“白银时代”下的中国货币制度确实处于深度的失衡状态。　　(作者：邱永志，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明变革视野下的明代货币转型研究”〔17CZS0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