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1935年，国际货币经历了金本位制由稳定到崩溃及信用货币应运而生的时期。中国则走过了货币发展的异常复杂时期，从清中后期主要流通银两、铜钱和纸币（含私票），到晚清民初流通银两、银元、铜钱、铜元、纸币（含私票）等货币，以及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再到发行金汇兑本位下的信用货币（管理通货）——法币。[1]在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货币体系以及相关的货币史和金融史的著作已经很多。[2]但依据金融学学理，仍有深化的必要。本文研究的近代货币特指自1890年中国机制银元产生至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的中国货币，力图将历史学、经济学（金融学）、钱币学三者结合起来，对中国近代货币体系进行分析，总结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些规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 白银核心型的中国近代货币体系货币本位（standard）是一国货币制度所规定的货币的基本单位与价值标准。金本位是以一定量的黄金来表示和计算货币单位价值的货币制度；银本位是以一定量的白银来表示和计算货币单位价值的货币制度。此外，还有因经济发展状况及金银供给等问题引发的两本位制，即金银平行本位制和金银复本位制。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平行本位制下的金币和银币可以自由铸造，而复本位制下的金币与银币之间的交换比率是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的。[3]“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4]“任何时代金融交易都是贸易交易的自然延伸”。[5]金融的发展加速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进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崩溃、金本位制衍生的如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流行及向管理通货（纸币）发展几个较大的变动阶段。[6]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各参战国禁运黄金、纸币停兑黄金，导致国际金本位制实质上被废止。战后，随着1925年英国恢复金本位，[7]各国也相继恢复金本位，但实际上黄金的地位被大大削弱。除美国继续维持金本位制、法国和英国推行金块本位制外，其他国家则大多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美国即使实行金本位制，为了减轻压力，也极力主张以国际金银复本位制来替代金本位制。[8]金汇兑本位制经过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岌岌可危。1931年9月，英国第二次放弃金本位。[9]为维持国际贸易，英、美、法均组织各自的货币集团，同时，世界币制也发生变化。随着中央银行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信用货币（管理纸币本位、管理通货）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10]1840年后，中国被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货币本位并没有与国际接轨。近代中国的货币，种类极为复杂，在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有：银两、银元（自铸和外国银元两大种类）、制钱、铜元、银行券、私票等。[11]时人多认为近代中国货币“芜杂紊乱”[12]，是“最复杂的一种”，外国学者认为近代中国货币“缺乏体系”[13]，甚至有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吾国历来，仅有货币，而无币制”[14]。具体到光绪朝中期以前的货币本位，学术界流行的说法有两种：银钱平行本位[15]、银铜复本位，[16]其学理来源均为上述西方金银平行或复本位制，实际均不确切。因为清代流通的银锭和铜钱都近似本位货币。但是银两是可以自由铸造的，[17]而制钱却被清政府严格控制和管理，严禁民间私铸，私铸首犯及匠人均治以处斩等重罪。这与金银平行本位制中金银均可自由铸造为币的原则大相径庭。此外，制钱是由贱金属——铜及铅、锌铸造而成，这与西方货币本位制度中两种货币金属均由贵金属构成，有着明显区别。无论是对货币单位，还是主辅币制度，货币本位都有严格规定。但是，中国的称量货币——银两的基本单位“两”及成色在国内却千差万别。[18]此外，尽管清政府在清初就规定了银一两等于制钱一千文的比价，政府也极力维持，但实际上银钱比价随行就市、时有变化，银两与制钱并非主辅币关系，这与复本位制中两种货币金属的法定比价是不一致的。因而此时的货币与严格意义上的任何本位制度均有较大距离。那么，自光绪朝机制银元出现后，中国是否开始进入银本位时代呢？光绪十六年（1890），广东钱局银厂开始铸造银元，随后各省纷纷仿效，使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出现新的等价物——银元，掀开中国近代货币史新的一页。1905年10月，清政府财政处拟定《铸造银币分两成色章程》十条，[19]确定了本位货币为库平一两；1910年又订立《厘定国币则例》，[20]规定了银币的重量及其辅币；1914年2月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15条，[21]对银币的面额、重量、成色、辅币等均作了相应的规定。有学者由此认为此时中国已为银本位。不过，这些条例仅是具文，当时流通领域中的银质货币——无论银两、银元还是银角，均按重量、成色天天有行市，彼此之间并非主辅币关系，[22]从而谈不上银本位。对于晚清民初的货币制度，学者多因纷乱的货币现实而将之归为多元本位。[23]当时的中国处于世界发达国家均为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国际环境之中，那么，中国近代究竟具有一种怎样的货币体系呢？实际上，中国近代币制是十分独特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货币银行学学理上的本位含义可以对应，其构成实质是十分独特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明代，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以铜钱为币的传统改变，铜钱和白银（银锭和银元）均开始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24]清初沿袭明制，钱粮收银。顺治十四年（1657），“直省征纳钱粮多系收银，见今钱多壅滞，应上下流通，请令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银则尽数起解，其钱充存留之用，永为定例”[25]，从而强化了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而在市场流通中，早在乾隆年间，市场用银已占据相当主导地位。当时朝廷下令“各督抚转饬地方官出示剀切晓谕，使商民皆知以银为重，不得专使钱文”[26]，商民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即使边远的西北地区也是如此。[27]之所以宜称之为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是因为近代市场上各自流通复杂多样的货币（纸币是硬币的货币符号）均以白银为核心兑换，并在市场上与之发生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金融中心上海的货币市场，在1915年8月前为龙洋（龙洋折合银两数）行市，此后改为鹰洋行市。[28]自1919年6月废两改元前，上海货币市场每天挂出各种货币行市以及相应银两借贷利率，分别为：每日银元一元合规元的“洋厘”约期买卖的银元市价即“期洋”；银辅币十角合规元的“小洋”；规元一百两合铜元的“铜元”；银元一元合铜元的“兑换”；小洋一角合铜元的“角子”；小洋一角需贴水合大洋一角的“贴水”，这些每日公布的货币行市均是以银两、银元、银角标价的。此外，相当于当时借贷市场基准利率的“银拆”（即规元一千两之日利）也是以白银标价的。[29]其他各地亦有相应的类似组织以银两和银元为标准，每日公布当地的货币行市。[30]可见，白银居于货币市场的核心地位。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与银本位的最大不同在于：银本位制要求的是单一银本位币及相应的辅币制度，而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没有单一的本位币，银元和银两均发挥着类似本位币的作用。同时没有辅币制度，银角、制钱、铜元实质上都不是银元或银两的辅币，均可独立在市场流通。整体来看，法币改革前，近代中国的各种货币都与白银关系密切，均可通过比价折合为银元、银两，但折合比价是动态的，这与西方国家货币本位中非常重要的比价严格固定的主辅币制度毫无共同之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是中国货币向银本位发展的阶段，发展过程是日益向银收缩。最初表现就是晚清民国后造币厂大量铸造的银元，一方面取代铜钱等传统货币，另一方面侵消市场上的银两地位，并导致虚银两制度形成。虚银两制度以一些区域性的大中城市为核心，并影响广大区域，如上海九八规元、天津行化、武汉洋例、绥远拨谱、营口炉银、安东镇平银、汕头七兑等。铜元随着银元流通及自身的滥铸，价值日低，使用范围缩小，实质是向辅币地位转化。1933年，中国政府废两改元，标志着中国进入银本位时代。[31]二 外国势力对中国货币体系的影响（一）白银货币的外部供给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核心是白银，其货币表现形式是银锭或银元。1943年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世界产银量最多的地区为北美中部、南部。17世纪秘鲁、巴西发现新银矿，18世纪墨西哥几占该世纪银产量之半。但是，以白银为币的中国银产量“殊无几也”[32]。明代以来，由于对外贸易发展，国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33]至近代，中国产银量仍非常有限，[34]北洋政府时期最高年产量不足5万两。[35]1925年调查发现中国的产银地仅有五省，总额为35569两，其地域分布如表1。表1 中国各省的银产量因中国产银量有限，白银的输入自然十分重要。据杨格统计，1888—1931年中国共输入白银达103700万盎司。[36]白银由外部供给这一特点对近代中国经济影响巨大。晚清的白银外流和国民政府时期的白银风潮均可归结于此。由于白银的外部供给，中国货币市场上极易创造出新的货币（如私票），日益激化复杂货币体系内的竞争，还导致中国很长时期内都是商品和白银双入超的国家。[37]晚清中国国门被打开后，逐渐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白银的需求日增。1890—1928年中国净入超白银627177427关两。[38]1918年中国成为白银纯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白银达2350万关两。1925—1927年的白银进口分别为6300万关两、5300万关两、6500万关两。[39]1928年、1929年两年更为突出，分别净进口白银10640万关两、10580万关两。与此同时，黄金净出口近200万关两。[40]货币量的多寡对经济是否发展影响十分巨大。因中国经济体内的货币量决定于白银的进出口，而白银的流动掌握在外人之手，导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经济的强力控制。（二）大条银市场被国外白银市场控制白银的输出入与近代中国的货币数量、价值、汇率及内外贸易均有着直接关系。中国大条银市场被国外白银市场控制的最显著标志就是上海的对外汇价以伦敦大条银价格为标准。[41]中国白银输入早期，由于外商对华贸易逆差，需要向上海输入现银抵补。随着中国在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位置的确定，即沦为原料的产地及国外商品的市场，中外贸易日益扩大，国外实行金本位使白银在国外成为普通商品，再加上中国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日益向银收缩，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近代中国形成了对外贸易常年逆差而白银仍大量进口的奇异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居于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是唯一的白银市场。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的银价由伦敦银市确定，银价的涨跌操于伦敦银市。[42]伦敦市场有上海银条行市远期、近期两种价格，而纽约行市则仅有一种价格，一盎司白银的价格以便士或美金标明，每日9：30均由汇丰银行与外汇行市一起挂牌公布。[43]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白银输入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从伦敦白银市场通过外商银行购入白银。“伦敦银价的议定，常要探询汇丰，麦加利在上海交易的多寡；而伦敦现银的市价，则由上海汇丰银行隔日挂牌公布，决定当日上海对英汇价。”上海银市“大条银的交易，没有固定的市场，主要在银行、特别是在外国银行中进行，并且常常同外汇、标金互相套做”[4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美国经济地位上升、实力提高，特别是其对世界产银量控制的加强，[45]时人言：“银贵银贱，其价格定之于伦敦，定之于纽约。”[46]纽约银市地位不断上升，逐渐成为世界最大银市之一。上海大条银转而多从美国输入，数量超过了英国。如1931年，上海来自美国纽约的大条银达661000条，是来自伦敦112000条的5倍。[47]仅纽约一地就有50余家银行接受中国各银行代理白银的交易。[48]外国白银是支撑中国金融中心上海资金链的重要砝码。《申报》时常报道大条银由伦敦或纽约运至上海，在上海银炉熔铸成上海通用的银锭（二七宝银）的消息。[49]据统计，1919—1931年，上海进口的大条银有325000条熔铸为银锭，占进口总数的39%。[50]其余的大条银则转运至国内其他重要商埠，如天津、南京、杭州等地，铸造宝银或银元。由于大条银与英汇、印汇存在投机市场，故也有少量大条银再由上海重新出口，运至印度孟买或重返英国伦敦套利。[51]1919—1931年，中国共计输出大条银41000条，占同期进口总数的5%。[52]（三）外商银行控制中国白银在近代中国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下，银行得银者得天下，银行的实力源于其对白银的控制力。汇丰银行就是如此。“建立以白银为基础的银行，是在中国实行资本迅速和大量积累的有效途径。”[53]晚清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账户由汇丰银行掌管，款项存入该行。早在金本位时代，在中国的汇丰银行就控制了大量白银，向中国各省地方当局提供高额短期贷款，其利率要比付给各存户如财政金库的四厘利息高出许多。[54]为了更强有力地控制白银，汇丰银行在世界各地广设分支机构，业务上注重金银的兑换，强调与金银业务相关的新金融工具的开发。汇丰银行买入和卖出的外汇总值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60%—70%。[55]与此同时，近代中国连绵不断的战乱却对汇丰银行的存款持续增长十分有利。为了躲避战乱，使自己的财富更加保险，中国的有钱人将白银运到上海、香港，在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国银行开立账户。[56]而汇丰又通过对资金的掌握控制了中国钱庄。“汇丰银行在中国建立买办制度。香港的董事会企图控制信贷，依靠买办提供的拆款作为担保将其控制力延伸至钱庄。”[57]真实白银的持有量更能说明外商银行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1921年时，外商银行控制中国约70%的白银储备。[58]而1921—1934年的情况，从上海中外银行存银底数的比较中可窥见一斑，见表2。表2 1921—1934年上海各银行现银存底折合银元总数统计从表2可以看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大危机前的1925年，仅从单纯的白银持有量考察，在华外商银行在白银存底上占有优势。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尽管华商银行白银存底已占优势（1933年因白银巨量外流例外），但考虑到外商银行对白银进口及对伦敦、纽约白银市场的掌握，以及此后由于白银贬值引发中国白银数量的绝对猛增，在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法币改革前在华外商银行通过掌握白银而控制中国的货币是毋庸置疑的。[59]（四）外商银行操控银两制度外商银行除了控制中国的白银外，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与白银有关的中国金融制度。近代银两制度的确立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自明代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以来，流通领域或如东南沿海直接使用外国银元，或如内地将银元熔化成银锭使用。但直到清代中叶，百姓还是得简单分辨银两成色，除官方平砝外，使用当地平砝。政府只规定了税收中常用的几种平砝，如户部库平、漕粮的漕平。近代以来，随着沿海沿江口岸的开放，英国商人和银行参与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几种银两制度的制定。[60]上海开辟租界后，外国银行和外国商行交易最初使用的是西班牙银元，后因西班牙银元停铸，乃由外商银行与商界公议，于咸丰六年（1856）起以上海豆麦行通用的“规元”为记账单位，所有商品交易往来收付都按银元折成“规元”入账。[61]其后规元制度辐射到长江中下游和江南一带，成为近代银两制度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没有外商的支持，上海九八规元很难取得日后其在中国东南地区货币核心的地位。洋例银是近代汉口对内对外通行的一种虚银两，在长江中游影响较大。汉口开埠后，外商要求按上海规元之例，将当地估平宝银980两当作洋例1000两，以此为标准形成了新的洋例银制度，此后汉口商家相沿成习，以前各种平色的银两制度逐渐湮灭，洋例银成为主体。[62]关平银制度更是如此。[63]五口通商前，外商缴纳关税均为“本洋”（西班牙银元），行商收取后再改铸成纹银（关铜锭），上缴国库。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法、美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新税则》《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规定海关使用银币收取关税，“交纳均准用洋钱输征”[64]，废止行商与公行制度，建立海关监督特许的海关银号。1843年7月13日经在广州分析测验，中英双方确认海关使用的银两在“平”上使用粤海关的“平”，成色采用纹银。粤海关的“平”即关平。这就是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新关税制度下产生的中国海关使用的银两——海关两。新开五口缴纳关税统一实行这种新的银两单位。以外国银币交纳关税，必须折算成这种银两单位。此后《天津条约》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65]再如民国年间仍在使用的青岛胶平银亦是如此。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青岛外国工厂产品仍以胶平银计价，中国人购买洋货仍需用胶平银，外商银行则可通过吸收洋商手中的胶平银，掌握其行市，进而操纵之。[66]三 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的影响货币制度的确立有赖于币制的统一和规范，而币制统一和规范的前提是必须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晚清以来，中国币制极度混乱，中央政府难以对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实施有效管制，多次统一币制的努力均告失败。中国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正是中国近代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孕育的怪胎，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并给经济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一）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传导经济危机由于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的核心——白银由外国控制，故而世界银价的变动会引发近代中国的经济危机，[67]从晚清时期的银贵钱贱，到20世纪30年代的金贵银贱及白银风潮，中国经济危机的发生均有世界银价变动的重要因素。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时，经济体会受到货币数量的压力，导致物价上涨或下跌，并由此引起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种种规律性变化。由于白银的进出掌握在外人手中，这种变化只能简单地传导世界银价变动，中国经济的管理者不能进行人为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对中国经济产生灾难性后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银价上涨和下跌引发的经济危机即可证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金贵银贱”风潮。世界黄金购买力日见升腾，金本位国家物价日见跌落，经济恐慌发生。[68]当时国际上除中国、印度还以银为币外，白银在其他国家已是普通商品。1929年12月底金价突涨，到1930年6月金价达到最高，与1920年白银价格相差近五倍半左右。[69]风潮牵动全国。这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在中国的反映。银价下跌一方面使货币贬值，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对中国出口商品有利，从而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开工；并吸引了国外白银持有者涌入中国，使中国金融活泼，刺激了经济无序发展。[70]另一方面银价下跌却使中国人的财富无形缩水，实际购买力下降，关税、汇率、外债、商业均受损失，“吾国货币，于国际之购买力，已减少其三分之一”[71]。银价下跌对中国财政更是致命打击。“今银价如斯低落，则向以关盐两项作担保之外债，亦将入不敷出”[72]。为了避免从清代以来诸如“镑亏”等金银比价的变化对中国财政产生影响，1930年2月国民政府在关税收纳中实施海关金单位，从而在此领域尽量抵消这一影响。中国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是银本位，其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向银本位凝聚的过程。1929—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际金本位体系崩溃，从1931年9月到1932年12月，英国、日本、加拿大等17国先后放弃金本位。[73]1933年，中国政府废两改元，标志着中国进入银本位时代。1933年3月美国放弃金本位，次年6月后推行白银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拉高银价，世界银价腾涨，[74]银本位下的中国，更强烈地因为国外银价的变化而发生经济危机。首先是引发中国白银巨量外流。1934年1—7月，上海出口白银达5000万元，8月份达8300万元。[75]7月至10月中旬合计流出白银约2亿元。[76]至年底上海存银总额已由上年的3.93亿盎司降至2.53亿盎司。[77]1934年4月至1935年11月，中国的白银储备从约6.02亿元下降到2.88亿元，[78]白银外泄在中国导致严重的金融恐慌，并引发经济危机。在金融领域，金融市场票据收解寥落，各业款项收付呆滞。[79]在经济领域则是物价惨跌，大批工商业者破产，国际贸易衰败。[80]（二）价值尺度失衡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经济发展要求货币是单一的价值尺度，货币自身发展运动的结局也是如此。货币作为计算单位（unit of account），重要职能就是简化商品价值比较，提高交易的效率和作用，是交换的润滑剂。[81]简言之，交易成本是订立和实施作为交易基础的合同的成本。[82]“使用货币作为计算单位，减少了需要考虑的价格的数目，从而减少了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当经济日趋复杂时，货币作为计算单位的功能所提供的利益愈益显著。”[83]中国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由于没有建立起主辅币制度，货币体系的几个层次在市场上均是相对独立的计账工具。如市场上存在多种货币，且其相对价值时常发生变化时，货币作为计算单位的职能就会发生混乱。近代上海，企业家和商人手中常常要掌握银两和银元两种货币以应对市场，这在近代资本极为缺乏的中国不仅是巨大的浪费，更是货币对市场流通和商品生产的阻碍。货币价值尺度的紊乱失衡使得市场价格体系失灵。以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的核心银两和银元为例，市场上的商品以银两、银元两种货币定价，货币撕裂了市场。由于流通货币种类繁多，地方商会必须每天开会计算当天该地区市场上流通货币的相对价值。[84]银元和银两之间的价格变化导致了商品价格的波动，[85]价格成了误导生产和市场的标向，大大增加社会生产成本。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由于其不同层次可单独地行使价值尺度职能，还加大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铜币成为农民和市民生活的货币，而白银是城市、政府、商人的货币。复杂的货币体系还滋养了钱兑业等食利中介，是中国政治分裂、军阀割据的经济基础之一。（三）币制落后引发相关经济制度滞后综观中外货币史可知，困扰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一些现象，在百余年前的西方国家也曾出现过。近代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层面——银两是称量（计重）货币。作为近代中国货币体系核心，银两一直未能完全从原来的计重货币，抽象蜕化为“货币的货币”。实际上作为中国传统货币的铜钱，经过漫长的演化才从名义上脱离了重量单位，抽象出“文”这一货币单位，发挥“货币的货币”的作用。而近代中国银两，亦经历了货币单位的抽取过程，第一步就是虚银两这种记账单位日益发展，但从整体上看，各地不同的虚银两由于强烈的地域性，总体上仍然没有完成从重量单位向货币单位的转变。相反，欧洲人早就知道货币的计算，并不需要真正的硬币，“在比较不同硬币的价值时，货币的记账单位作为货币的货币就显得格外重要了”[86]。货币制度是金融制度的基础，币制落后，影响信用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发展。西方学者评论民国初年仍在营业的山西票号业务让他们想起“17世纪晚期的欧洲”[87]，而民国初年兴盛的中国钱庄业类似于百年前德国货币复杂的情形。[88]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重要的信用、金融制度的形成上，中国也落后于西方。早在12、13世纪欧洲就产生了结算制度及众多相应的信用工具，诸如追随商品交易而产生的信用工具——汇票。13世纪意大利商人利用汇票冲销债务，减少了易货贸易、现金支付的必要。[89]16世纪初，意大利通行的期票已十分普遍，本票也大量在市面上出现。“到了19世纪初，票据经纪人变成交换的供求之间的单纯的中间人；他们自负盈亏，依靠从银行得到的短期贷款。较大的票据经纪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成为贴现银行的。”[90]反观中国，传统的汇划制度出现于19世纪，而追随商品的汇票（而非山西票号等发行的单纯汇票）、庄票（特别是上海钱庄庄票）不但发挥作用的地域有限，而且出现的时期也很晚。[91]尤应注意的是，制度差异导致在西方基于货币制度自然出现并日益完善的金融制度，如股份制，[92]在近代中国大都还停留于制度引进的状态，呈现出传统经济制度下非自然的历史进程。这种经济文化差异，很值得深入研究。四 余论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相对统一，中国的币制改革迎来转机。废两改元是中国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进一步收缩的重要环节，这一体系的核心由两元并用而收缩为只用银元，是政府、银行、钱庄在当时经济环境下博弈的结果。传统钱庄掌握的银两体系及商业联系限制了银行的金融业务空间，引发银行与钱庄业务上的矛盾和竞争，实际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桎梏，也是导致1933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废两改元的重要因素之一。[93]银元取代银两、两元归一既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近代货币自身运动的结果。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运动的方向，只能是银本位的建立。废两改元的成功，对于往日异常繁杂的货币体系是一次大的清理，顺应了经济和货币发展潮流。但相对于国际上更先进的币制而言，银本位仍然落后。由于中国不能掌握白银，很快就又陷入因世界银价上涨而引发的新一轮货币危机。1929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危机发生后，英、美、日等国极欲扩大海外市场，转嫁本国危机。中国成为列强共同的目标。美国首先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以“白银政策”影响世界经济，在国际币制发生动荡之时力图用美元取代当时英镑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执掌国际金融新秩序的牛耳；在亚洲，则利用白银政策使中国币制发生对美国有利的变化。它先是将白银纳入美元的货币准备，以便进一步与黄金脱钩，贬值美元；同时照顾本国白银资本家的利益，推行白银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拉高白银价格。由此导致中国白银巨量外泄，引发了以银为币的中国金融恐慌。[94]日本则以侵略的方式直接获得市场，占领中国东三省，加紧在华北的分裂活动，利用银价高涨之机大量走私中国白银，加剧中国的金融危机。英国在不开罪日本的前提下，支持中国进行币制改革，力图把中国货币拉入英镑集团，从而进一步维持英国在华的传统利益和地位。[95]1933年后，各国更是以货币贬值为手段，开打货币战，以刺激商品出口，拉升本国经济。这对以银为币而无法任意贬值的中国经济无疑是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使中国货币在世界银价面前陷入两难境地。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改革。主要内容是：将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的白银，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的银行兑换法币。法币政策公布后，国民政府又推出一系列币改配套方案。[96]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认为：“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这场币制改革的特点被巧妙地掩饰。因为公开放弃使用白银作为通货，将使美国的白银政策显得荒谬绝顶——正是这个政策导致了全世界最大的白银消费国脱离了银本位制。”[97]（见Maddison，1985）但是法币也有缺陷，打开的另一扇门是由于货币发行基本不受国家所持有的贵金属的限制，因而容易导致通货膨胀。日后，国民政府正是由于战争因素所引致的法币滥发，导致民心更迅速地丧失。（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1] 本文为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视域下的中国近代货币研究”（课题号10GJ015）的成果之一。洪葭管亦认为法币为金汇兑本位。参见洪葭管《中国金融史十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2] 相关研究论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刘映岚《中国货币沿革史》，东京砥斋1911年版；章宗元《中国泉币沿革》，经济学会1915年版；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侯厚培《中国货币沿革史》，世界书局1929年版；耿爱德（E.Kann）《中国货币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戴铭礼《中国货币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吉田虎雄《中国货币史纲》，周伯棣编译，中华书局（上海）1934年版；朱偰《中国信用货币发展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千家驹等《中国货币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1993年；张国辉《晚清货币制度演变述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 参见武康平编著《货币银行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2页。[4] 洪葭管：《中国金融史十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5]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7页。[6] 参见李世安《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7] 参见［美］约翰·H.伍德《英美中央银行史》，陈晓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8] 参见马寅初《中国之新金融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6—47页。[9] Gary Richardson and Patrick Van Horn，“Fetters of Debt，Deposit，or Gold during the Greect Depression？The Internation Propagation of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31，”Economic History Yearbook，Vol.52，No.2，pp.29-54，2011.[10] 参见李成主编《货币金融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5、30页。[11] 详见戴建兵《中国近代银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钱票》，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货币金融史》（与陈晓荣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2] 这是日本同文书院院长大内畅三对中国货币体系的评价。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曾说：“一等国用（支票）转账，二等国用钞票，三等国用硬币，若四等国，并币而无之，则用生金银。”（《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编：《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而英国人毛里斯·柯里斯则称：“中国人是没有铸币通货的。其交换媒介就是作为金属的白银。”（［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李周英等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页）[13] Frederic E.Lee，Currency，Banking，and Finance in China，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82，p.8.清末度支部币制顾问、北洋政府财政部顾问、荷兰银行总裁卫斯林认为中国没有实质的本位制度，“Thus far China has had no real standard”，（Dr .G.Vissering，On Chinese Currency，Preliminary Remarks about the Monetary Reform in China，Amsterdam：J.H.De Bussy，1912，p.5）。[14] 赵兰坪编著：《货币学》，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500页。[15] 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下册，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485页。1962年杨端六先生就明确认为这是不完整的平行本位制（参见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页）。[16] 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64—1937年）》，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第5页。[17] 乾隆时期，江浙大县银匠多的有数百名，小县有十余名。参见浙江布政使潘思榘《奏陈整顿钱法之末议事》，乾隆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0770-047，缩微号052-067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8] “清代时中国各地行用的平，总计起来，当不下一千种。”（张惠信：《中国银锭》，台北齐格飞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在清朝，中国全国所用的‘平’无虑几百几千种。”（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78页）“据民国初年中国银行调查，各地通用的平砝，即有一百七十余种。”（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30页）[19] 参见奎濂等校勘《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辑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7辑，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180页。[20]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清政府统治时1840—1911》第2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83—789页。[21]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12—1927）》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22] 参见金侣琴《银辅币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5号，1927年3月10日；沧水《论推行新银辅币之必要》，《银行周报》第4卷第3号，1920年1月。[23] 192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博士（Edwin W.Kemmerer）受聘为国民政府币制改革顾问，提出《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实施草案及其理由书》，认为中国当时为多元本位（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64—1937年）》，第5页）。[24] 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25] 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卷13《钱币一》，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26] 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四》，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27] 参见甘肃巡抚鄂乐舜《奏复查办通省钱价大势平减事折》，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0771-059，缩微号052-096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28] 参见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29] 参见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华通书局1931年版，第97—98页。[30] 20世纪30年代江西南昌汇划公所附设于钱业公会组织之下，“规元、洋例、银元、口拆、铜元、盐封、申钞、杂钞等行市，皆由公所挂牌，以为全市交易之标准”（参见杨祖恒《南昌之金融》，《中央银行月报》第2卷第2—3号合刊，1933年1—2月）。[31] 因银本位刚一确立就发生白银风潮而导致法币改革，故本文所探讨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截至1935年的法币改革，即与白银基本脱离关系为止。[32] Tomoko Shiroyama，“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20th Century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International Order of Asia in the 1930s and 1950s，Tokyo：Hitotsubashi University，2008，p.4.亦可参见邵金铎《银价之研究》，上海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28年版，第1页。[33] 傅镜冰是较早涉足此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1933年发表《明清两代外银输入中国考》（《中行月刊》1933年第6期），考证了明清两代外国白银输入中国的不同时期和途径，并推算明末至清朝中叶外国白银输入的数量总计3.5亿元左右。另可参见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全汉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34] 洋务运动中，银矿仅热河承德三山银矿、广东香山天华银矿、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广西贵县天平寨银矿等开采，但成绩不大（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271页）。[35] 参见杜恂诚《中国金融通史》第3卷《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页。[36] 参见［美］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37] 早在19世纪晚期，与英国皇家金银委员会有关的学者就对中国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每年要用100万至200万镑黄金平衡贸易，但是在1864—1886年，中国每年平均出口了10万多镑的黄金。而在中国出口黄金的同时中国的白银进口超过了白银出口，1877年，差额达530镑”（Royal Commission on Gold and Silver，Minutes of Evidence，p.21，转引自Wen Pin Wei，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New York：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Colombia University，1914，p.35）。杨端六、侯厚培等通过对1858—1885年的研究，亦认为中国是金出口而银进口的国家，1889—1928年中国净出超黄金96760217两（参见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1931年第4号，第159页；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64—1065页）。[38] 参见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1931年第4号，第159页。[39] 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页。[40] 参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编《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1812—1930》，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1931年版，第70页。[41] 参见潘世杰《白银市场》，杨荫溥主编《经济常识》第2集，经济书局1935年版，第90页。[42] 参见菊曾《伦敦的银市》，《钱业月报》第14卷第12号，1934年12月15日。[43] 参见杨荫溥编《经济新闻读法》，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138页。[44] 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262页。[45] 到20世纪20年代时，“属美国权利所管理之银矿占全世界百分之六十六”，“世界矿产之银，几有百分之九十系英美资本所控制。提炼产银于1929年所出产者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亦均为英美资本所控制。美国者占全世界总生产百分之七十三”（［美］Y.S.Leong：《银价研究》，杨先垿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1、93页）。[46] 杨荫溥：《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13页。[47] 参见《去年上海大条银进出概况》，《银行周报》第16卷第1期，1932年1月。[48] 参见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第255页。[49] 参见《沪上商业之乐观》，《申报》1919年1月15日，第3张第10版；《一星期铸银数》，《申报》1919年9月1日，第3张第11版；《前日由美来沪之大条银》，《申报》1921年1月21日，第3张第10版；《一星期之熔银调查》，《申报》1921年1月23日，第3张第10版。[50] 参见《去年上海大条银进出概况》，《银行周报》第16卷第1期，1932年1月。[51] 参见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52] 参见《去年上海大条银进出概况》，《银行周报》第16卷第1期，1932年1月。[53] Frank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509.[54] 当时掌握汇丰银行的杰克逊因此被称为“伟大的白银专家”，开创了1865年建行至1902年的杰克逊时代。在这个时代，汇丰银行的资产从4300万元增至22000万元，年度纯利润从50万元，猛增至1898年的600万元之巨（参见［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第63页。另可参见Frank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1，p.269）。[55] 中国以银为币，黄金白银的转换实质就是外汇交易（参见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2卷《清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1840—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56] 参见［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李周英等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页。[57] Frank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1，p.512.[58] Frank M.Tamagna，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ublications Office，1942，p.103.[59] 由于外商银行掌握白银，法币改革前汇丰银行能掌控中国货币的稳定，蒋介石曾授予汇丰银行经理郭礼宾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勋章（参见［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9页）。[60] 参见［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6页。[61] 参见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第159页。也有学者认为是咸丰八年秋季（参见杨荫溥《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第88—89页；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页）。[62] 参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内国汇兑计算法》，中国银行管理处1915年版，第202页。[63] 关平银（关平两、关银、海关两），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计账货币单位，属虚银两。清朝海关征收进出口税时，开始并无统一标准，中外商人均感不便。为统一标准，遂以对外贸易习惯使用的“司马平”，又称“广平”（“平”即砝码），取其一两作为关平两的标准单位。一关平两的虚设重量为37.7495克（后为37.913克）的足色银锭（含93.5374%纯银）。由于各地实际流通的银锭名称、成色、重量、砝码互不一致，折算困难，海关征税时，依当地实际所用的虚银两与银锭的折算标准进行兑换，关平银的实际计算标准并不统一，即使同一海关在同一时期用同一地方银两纳税，兑换率也不一致。1930年1月，中国政府废除关平银，改用“海关金单位”作为海关征税的计算单位（参见宫下忠雄《中国币制的特殊研究——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的研究》，第11章“关平银制度”，日本学术振兴会1952年版）。[64] 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53、61页。[65] 从1843年的税则和1858年的改订税则里，还看不到“关平银”“Haikwantael ”或“Customs tael ”，这样的用语，只能见到“两”或“Tael”这样的货币单位，或者是“Sycee silver”“纹银”这样的用语。从海关贸易统计来看，1875年开始使用“关平银”这一货币单位。海关贸易统计发表开始于设置总税务司制度的1859年，同年Annual Returns of Trade 发行，1864年发行Annual Reports of Trade，1882年两书合并成Annual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在海关统计中，价格单位1868年以前，“两”（各地方的银两）和“元”（外国银币）并用。1869年以后采用地方两制度。1875年采用关平银制度（参见宫下忠雄《中国币制的特殊研究——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的研究》，第407、408页）。[66] 江礼璪：《述青岛废除胶平银之经过》，《银行周报》第13卷第31号，1929年8月。[67] 参见姚庆三《近十年来我国金融演变之统计的分析及若干正统货币理论之重新的估价》，《国民经济月刊》第1卷第1期，1937年5月15日。[68] 参见路易士、张履莺《银价与中国物价水准之关系》，金陵大学农学院1934年版，第1页。[69] 参见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金贵银贱问题丛刊》，工商部工商访问局1930年版，第1页。[70] 参见［美］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229页。[71] 杨荫溥：《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16页。[72] 资耀华编：《金贵银贱之根本的研究》，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44页。[73] 参见李立侠、朱镇华《中央银行的建立及其在上海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74] 参见［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武莲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75] 参见［美］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76] 参见《二十四年十一月份财政部钱币司工作报告（1935年12月21日）》，魏振民编选《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77] 参见耿爱德《十年来中国外汇之回顾（续）》，《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4号，1936年4月。[78] 参见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79] 参见魏友棐《现阶段的中国金融》，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1936年版，第31页。[80] 参见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232页。[81] 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萧探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82] 参见［美］埃瑞克·G.菲吕博顿等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83] ［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李扬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84] 参见［俄］R.苏莱斯基《奉票的盛衰（1917—1928）：中国军阀时代的货币改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85] 马寅初举了一个关于布价格变化的例子。他说：“财政部的物价表上有一百几十样东西，几十样是用银子来计算的，还有几十样是用洋钱来计算的。”（《马寅初全集》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86] ［美］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87] Frederic E.Lee，Currency，Bankinn，and Finance in China，p.71.[88] Wen Pin Wei，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pp.40-41.[89] 参见［美］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5页。[90] ［德］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王庆余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15页。[91] 参见洪葭管《中国金融史十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92] 有限责任公司的发明是这一系列发明中最为突出的（参见［美］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第73页）。[93] 柏禹邨编选：《国民党政府“废两改元”案》，《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94] 参见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95] 参见吴景平《英国与1935年的中国币制改革》，《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96] 参见魏振民编选《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97]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两会新华社快讯：根据宪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肖捷为国务院秘书长，王毅为外交部长，魏凤和为国防部部长，何立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宝生为教育部部长，王志刚为科学技术部部长，苗圩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巴特尔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克志为公安部部长，陈文清为国家安全部部长，黄树贤为民政部部长，傅政华为司法部部长，刘昆为财政部部长，张纪南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陆昊为自然资源部部长，李干杰为生态环境部部长，王蒙徽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李小鹏为交通运输部部长，鄂竟平为水利部部长，韩长赋为农业农村部部长，钟山为商务部部长，雒树刚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马晓伟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孙绍骋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王玉普为应急管理部部长，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泽君为审计署审计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根据提名进行投票表决。　　从2002年12月至今，现年70岁的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已近16年。　　在前几天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当被追问接班者人选，小川笑答：“你猜呀！”　　如今，答案揭晓，接任央行行长一职的是易纲。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接任者易纲　　40年前，他是知青队长，在北京郊外的生产队，经历了那个一切都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政府的职能与定位。　　24年前，他是“盗火者”，在北京大学一个荒废的花园，经历了一番“洋插队”后，他和一帮熟谙经济学理论的青年学者创建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们开始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后来荒废的花园变成了古朴秀雅的朗润园，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长为中外闻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重镇。他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原因是可以普及经济学思想火种，再由学生们将这火种燎原。　　今天，命运把他放在了更受人关注的位置上：3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已经在整个央行体系也已工作了二十年之久，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在新的位置上，面对新的宏观经济环境，他能做些什么，他将做些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易纲，男，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1、“秀气”的官员　　1997年，易纲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仕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等职。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　　“可以说，10年间，他不仅参与并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从学者成功转变为官员。”　　在北京的媒体圈内，记者们对易纲的评价颇为直接。“看起来有些秀气，不像个官员，当上副行长之后仍然没有官气。”　　“在央行工作的人都知道，易纲副行长从不对属下发火，即便有错误，也会十分巧妙地给对方点出，并且，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一位在央行工作的官员这么说，由于央行官员不经意的表态都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易纲轻易不愿开口。　　该官员还称，“易纲副行长喜欢看研究报告，对数字非常敏感。”　　2、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　　据公开资料显示，1976年，刚刚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在当时，每年要种多少亩小麦、玉米、豌豆都要由政府统一计划。当地的农民发现种豌豆要比种玉米的产量要高，于是便私自多种了几亩。不料，被领导发现以后，豆苗被拔掉。对此，易纲说，“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　　央行官员说，易纲对于自由市场理论比较认同，反对一些比较死板的套路。这一思想也反映在他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上。易纲就曾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货币政策必须按市场规律因势利导”。　　1980年，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年回国后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随后，伴随着徐滇庆、朱民、汤敏、左小蕾、许小年、梁能、王辉耀等人的激情加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会”。　　回国后的易纲带着将国外经济管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想，开始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那一年，中国经济正处于金融秩序、流通秩序的无序状态。　　作为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的海闻对媒体提及那段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很简单，就为了一个理想。”　　事实上，海闻、林毅夫、易纲早在留美期间就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定为三人的“君子之盟”。1994年，当他们陆续回到北大后，便拉上了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张维迎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家徐滇庆曾谈到：“1994年1月4日，美国经济学年会在波士顿举行。我在饭店走廊上遇见林毅夫。好几年没见了，格外亲热，邀他来我的房间坐坐。当时张维迎刚从英国来，和我住在一起。他考察了北美经济学就业市场之后大发感慨。林毅夫趁热打铁，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创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时候，易纲推门进来。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立即建议说，最好把这个中心建到北京大学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易纲不仅对金融领域非常了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非常关注。　　早在1998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就详细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他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为重要。　　2003年，在他撰写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3、易纲谈如何看待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易纲今年60岁。今年3月9日，他随周小川一起出席全国两会的记者会，在回答问题时，不经意间尽显专业本色。　　易纲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随着市场深化发展和金融创新，使得M2指标和经济走势相关性变得模糊，预测性变得不确定。　　他指出，近几年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影响较大，国际上各国都淡化了以M2作为指标的做法，两者之间相关性下降是一个规律。针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应更注意盘活存量，优化信贷存量结构，这样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M2合理增长和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易纲表示，货币政策松紧主要看几个方面：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力度。二是看对创新领域的支持力度，看中国经济很多创新亮点能不能及时得到货币信贷等各种融资方式支持。　　同时，“我们要注意防范风险，所以松紧适度主要是对实体经济而言，实体经济能不能得到各方面有效支持，能不能创造一个防风险、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稳定环境，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看，也是松紧适度、基本稳定。易纲指出，主要看市场利率是否平稳，超额准备金水平是否合适，各方面指标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改革者周小川　　从2002年12月至今，现年70岁的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已近16年。　　在3月9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在两位副行长的陪同下，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一位记者问及“在漫长的行长生涯里，有哪些特别难忘和特别遗憾的时刻”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会心一笑。　　周小川的回答简短而充满智慧，他用发布会的主题“金融的改革开放”呼应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　　1、与央行同龄　　周小川生于1948年1月29日，其父周建南，江苏宜兴人，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1960年代初，曾组织领导编制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出了贡献。　　其出生之年，也正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年，1948年年末，在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　　周小川任职央行15年大事记：　　2002年12月底，正式出任中国央行行长。　　2003年，开始启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至201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顺利完成上市，跻身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　　2005年7月21日，正式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引擎。　　2009年7月，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并于2010年、2011年先后两次扩大试点范围直至全国。　　2010年6月，人民币汇改再度启动。　　2013年6月，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一场流动性的“钱荒”洗礼，央行成功处理了这一流动性紧张局面。央行实施调控，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和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　　2014年开始，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频频布局。　　2015年，三大政策性银行接棒改革。　　2015年3月31日，《存款保险条例》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开启。　　2015年8月，“新汇改”进一步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为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道路。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加入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　　2、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　　2002年至今，15年多的任期让周小川成为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时代造就了这位大国央行行长，也在他身上打下烙印。15年间，经济“转轨”过程中，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行政化的银行体制，缺乏弹性的利率、汇率均无法满足市场化需要，亦难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周小川任务艰巨。　　恍惚间，15年过去。在他任职期间，留下了“技术派官员”“改革者”“人民币先生”等称呼，留下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国际化的人民币、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收获了国际财经界的诸多赞誉。　　“带领着中国央行趟过静谧湖泊、冲过激流险滩，把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将增长维持在合理区间，同时努力抵御着随时可能威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各类风险。”2016年，有媒体如是评价周小川。　　3、神来之笔，国有银行改革操刀人　　2002年底，周小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干就是15年，上任伊始便面临巨大的压力。2003年初，由于背负巨额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几成共识。其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速度，甚至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有银行深层次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截至2002年底，四家国有银行不良率按四级分类为21.4%，按五级分类达25%左右；而资本金总额7494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　　“资本金补充是个难点。上次我们已经补充了2700亿，现在工农中建的资本金又不够了。”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称。1998年，四大国有银行刚接受了首轮2700亿元注资，且在周小川的率先推动下，四大AMC相继成立，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　　再次注资，钱从何来？彼时周小川将银行注资与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汇注资。2004年1月，新华社称，国务院决定选择中行和建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为其补充资本金。“神来之笔。”一位央行系统官员评价称。　　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已是事实，一系列改革后，目前四大行均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4、人民币国际化路上的战士　　在周小川推动金融改革开放的贡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动，周小川因此被誉为“人民币先生”，如境外媒体此前所言，周小川“未来会因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而被载入史册”。　　在记者会上，周小川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成果进行评价，并勾勒了这项改革的未来。他称，人民币国际化，主要的政策该研究的都已经研究了，主要的步骤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今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场改革大幕开启于2005年的汇改。　　人民银行宣布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意味着人民币开始对美元脱钩，争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不过过程较为波折，2008年下半年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受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部冲击影响，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同时叠加中国A股出现大幅调整后的“余震期”，全球市场经历了一场“恐慌性抛售”。2016年2月，中国央行官网发表了周小川的媒体采访全文，他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面没有问题，稳定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彭博称。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权重10.92%，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元（41.73%）和欧元（30.93%），纳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人民币为国际市场所认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　　原IMF副总裁朱民称，“入篮”表明人民币得到了整个国际的认可，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6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1.68%。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末，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同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断推进，目前，人民币在七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已实现可兑换、基本可兑换、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共计37项，占全部交易项目的92.5%。　　5、“艺术家”周小川　　鲜为人知的是，小川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去年，就有外媒朋友写过，1998年11月，最大的对外出版机构新世界出版社悄悄出版了一本关于音乐剧的书，第一作者就是周小川。 这本题目为《音乐剧之旅》 的书“首次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了音乐剧这门艺术形式”，让诸位避免“遗漏掉本世纪最重要且发展最快的一项文化成果”。　　外媒还提及，时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想必体力惊人。1998年处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口，在采访中，该书的责任编辑说当时的周行长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兼职教授音乐剧。　　此外，小川还是运动爱好者，尤其爱好羽毛球。央行内部就有个员工“羽毛球队”，据说小川也是经常打头阵。去年10月，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还在华盛顿开会时送了一套羽毛球拍给小川。　　去年3月的“两会”发布会上，“69岁的周小川换了一块表”意外成为了市场热议的焦点。那时，小川戴了一块银色铝金属表壳搭配冷银配白色耐克运动表带，“出现在发布会上的运动手表自带暗示：这名业务精湛的技术官员有着如今最具腔调的健身之道。”有市场人士称。　　在国际舞台上，周小川也因经济领域之外的兴趣特长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国际同行。热爱体育和音乐的周小川颠覆了外界对于中国官员的刻板印象。　　在2016年出版的《与中国打交道》中，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评价这位老朋友时称，“周身长而优雅，多才多艺：英语流利，1980年代学会打一手好网球，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持久不衰，曾在研究生的协助下编写了一本西方音乐指南。”　　流利的英语、极高的专业素养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友谊。一个真正优秀的央行行长，除了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能力，包括上述对艺术、运动的热情，以及与市场沟通的能力。小川与国际各界沟通毫无障碍，也从来不用翻译，这可能也是他在国际上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来源：新华社 中国基金报

第九章税收的经济效应第一节税收的经济效应作用机制经济效应：指纳税人因国家课税而在其经济选择和经济行为方面做出的反应一、税收的收入效应指税收将纳税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政府手中，使纳税人的收入下降，从而降低商品购买量和消费水平。二、税收的替代效应政府对不同的商品实行征税或不征税、重税或轻税的区别对待时，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使纳税人减少征税或重税商品的购买量，而增加无税或轻税商品的购买量，既以无税或轻税商品代替征税或重税商品。第二节 税收的经济影响一、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一）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二）我国的实际情况二、税收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一）税收对居民储蓄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二）我国的实际情况三、税收对投资的影响（一）税收影响投资的原理（二）税收对投资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分析（三）税收对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四、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1、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最有力工具2、税收支出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3、社会保险税是实现收入再分配的良好手段4、所得税指数化是减轻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扭曲效应的一种方法第三节 税收与经济发展一、税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观点1.古典经济学的观点2.社会政策学派的观点3.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二、供给学派的税收观点（一）供给学派的三个基本命题1.高边际税率会降低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低边际税率会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2.高边际税率会阻碍投资，减少资本存量，而低边际税率会鼓励投资，增加资本存量3.边际税率的高低和税收收入的多少不一定按同一方向变化，甚至可能按反方向变化（二）拉弗曲线拉弗曲线的经济含义 :1、高税率不一定取得高收入，而高收入也不一定要实行高税率2、取得同样多的税收收入，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税率3、保持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第十章税收制度第一节
税收制度的组成与发展税收制度是各种法令和征收管理办法的总称（一）税收制度的组成对什么征税、向谁征税、征多少税、何时何地征税、税种的选择和各种税收的搭配第十二章 国债和国债市场二、国债的种类、结构和负担（一）国债的种类（二）国债的结构（三）国债负担和限度第二节 国债的经济效应和政策功能一、李嘉图等价定理及其实证研究（一）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含义（二）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评论二、国债的经济效应（一） 国债的资产效应（二） 国债的需求效应（三） 国债的供给效应第五节 政府直接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一、直接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概述隐性和或有债务是一种世界性现象直接显性债务 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 或有隐性债务第十三章国家预算和预算管理体制一、国家预算及其类别（一）国家预算的含义国家预算是国家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是具有法律效应的政府支配和管理资金的基本形式。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反映了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国家政策。（二）国家预算的类别1、以形式上的差别为依据，预算可分为单式预算和复式预算。单式预算：是传统的预算编制形式，它是在预算年度内，将全部财政收支统一编在一个总预算内。它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复式预算：是指在预算年度内将全部财政收支按经济性质分别编制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预算。通常分为经费预算和资本预算。复式预算科学、严谨，便于政府对财政活动进行分析，有利于收支的控制。2、以内容上的差别为依据，预算可分为增量预算和零基预算。增量预算：指的是财政收支计划指标在以前预算年度的基础上，按新的预算年度的经济发展情况加以调整之后确定的。零基预算：指的是财政收支计划指标的确定，只以新的预算年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依，而不考虑以前的财政收支状况，即从零开始。二、国家预算级次：一般来说，有一级政府即有一级财政收支活动主体，也就有一级预算。三、国家预算原则：公开性、可靠性、完整性、统一性、年度性。第四节中国分税制改革一、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1、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合理增长，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2、合理调节地区之间财力分配 。3、坚持“统一政策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4、坚持整体设计与逐步推进相结合的原则。二、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一）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划分（二）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三）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四）原体制的处理第十四章 财政平衡第一节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一、如何理解财政平衡并非绝对的财政平衡静态平衡与动态平衡局部平衡与全局平衡中央预算平衡和地方预算平衡预算赤字、决算赤字和赤字政策真实平衡与虚假平衡二、财政赤字（或结余）的计算口径赤字或结余＝(经常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支出+债务支出)赤字或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计算财政赤字或结余的口径 :财政赤字或结余＝（总收入＋无条件赠款）－（总支出＋净增贷款）第二节财政赤字与社会总供求平衡一、财政赤字与社会总量平衡的关系二、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及其经济效应（一）财政赤字的不同融资机制债务M1融资；货币M2融资；（二）不同融资机制的不同经济效应1、债务化融资对经济的影响2、货币化融资对经济的影响第三节运用IS－LM模型分析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一、 IS-LM模型对分析财政赤字效应的运用（一）IS-LM模型对分析财政赤字不同融资机制不同经济效益的特殊作用（二）不同融资机制不同经济效应的进一步分析1、财政赤字的债务化融资的经济效应2、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融资的经济效应二、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1、完全“排挤”效应2、不完全“排挤”效应3、无“排挤”效应三、财政赤字的长期效应（一）分析财政赤字长期效应的意义（二）分析长期效应的IS-LM模型第十五章财 政 政 策第一节概述一、什么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二、财政政策主体财政政策的主体只能是各级政府，而且主要是中央政府三、 财政政策目标物价水平相对稳定收入的合理分配经济适度增长社会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四、财政政策工具1、税收2、国债3、公共支出4、政府投资五、财政政策的类型(一)根据财政政策具有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来划分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 税收 政府支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汲水政策 补偿政策(二)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划分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第二节财政政策的传导和效应一、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财政政策工具与收入分配 个人征税和币值变化 税后利润财政政策工具与货币供给财政政策工具与价格的关系三、财政政策乘数税收乘数、购买性支出乘数、平衡预算乘数
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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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相对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