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与普世价值的本质区别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3-10-21 01:30 标签： 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2022-09-11 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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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新闻发布于：上海市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人类文明，正面临大变局。各大文明体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其历久弥新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伟大智慧。它们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蕴含着全人类向前发展所亟须的共同价值。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文明对“文明”的理解，一开始就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文明不只是人的文明，而是人以天地为法、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成果。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倡与践行这种尊崇自然、天人共生的共同价值。
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儒家讲“赞天地之化育”，道家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人和世界万物都要发展，既要“成人”，又要“成物”。
遵道而行，才能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轴心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家各派尽管意见不一，但都在诚心求道。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涵养出尊重差异的宽广胸怀与推崇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精神气质。
《易传》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20世纪费孝通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上下两千年，精神血脉一气贯通。人类未来的文明发展，亟须胸襟广阔、规模宏大；亟须这种超越民族本位、国家本位和文明本位，而将世界前途系在心上的共同价值。
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归根结底来源于对“道”的自信。“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道观之，我们尊重不同国家和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欣赏、学习的心态看待不同国家和人民在自身发展道路探索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以悲天悯人的心态看待不同国家和人民在自身发展道路探索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以道观之，我们接受彼此间的差异，欣赏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和而不同。
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原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背后以邻为壑、一国之发展必损害他国现有利益的观念越来越成为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人类未来的文明发展，迫切需要和而不同的共同价值。世界分殊，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世界大同，姹紫嫣红共同书写一篇绚丽的文章。人类文明的进步有赖于打破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建构一个让差异在携手合作、良性互动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和一”。
大道之行，器变道亦变。全人类需要的共同价值有别于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实质，乃是将某一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中生长出来的价值外加于另一文明之上。相形之下，共同价值主张在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找共同性，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共生共存的过程中携手创造共同性。
总之，只有克服文明的普世主义、追求多元文明的共同价值，才能避免文明的冲突。这是关系全人类发展的大事。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国智慧研究院研究员 刘梁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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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和西方价值观的关系，对于准确理解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存在一定相近或相通之处，但更具有本质的区别。在实然和应然的双重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价值观的积极超越和根本扬弃。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的联系人们所说的西方价值观突出地具有现代的意涵，实质上是指现代西方价值观。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存在着历史与逻辑的联系，甚至存在着某些相近或相通的地方。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在内容上存在一定共同性。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都追求的，是跨越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的价值共识。也就是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我们坚守和弘扬的，也是西方社会所向往的，亦构成了西方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各个民族、国家作为人类的一员，存在若干共同或相近的需要和利益，从而必然追求和创造某些共同或相通的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普遍性或共同性就源于此，这不仅是我们所积极倡导的，也被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国际社会所认可，表明这些价值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共通性和公共性。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吸收了西方价值观的积极成果。在整个人类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现代西方价值观提供了人类对和平、发展、公正、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最初的理解，在涤荡人类落后的、封建的价值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西方价值观及其引导下的现代实践成为了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学校”。在这些观念影响下，世界各国人民开始在现代意义上自觉追求发展，谋求公平正义，尤其是为民主、自由而斗争，这些价值观也一度成为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的思想武器。总之，西方价值观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其对人类价值观念的更新和进步作出过一定的历史贡献。基于这样的历史现实，全人类共同价值借鉴和吸收了西方价值观的积极成果。再次，西方价值观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出场的“标靶”。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吸收西方价值观合理成分的同时，十分注意以其局限性为鉴，锐意克服此种局限性而为人类奠定正确的价值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是以西方价值观尤其是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论”为抨击“标靶”而提出的。正是由于这一“标靶”的历史性存在及其无法克服的负面效应，全人类共同价值才必须出场，且更加被迫切地需要，并因此彰显出耀眼的真理光芒。在此意义上，西方价值观提供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背景和超越对象。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的区别在根本意义上，现代西方价值观的意涵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同资本文明相匹配的价值观念系统。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与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价值思想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存在着本质区别。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内容实质上有别于西方价值观。很多看似相同、一致的价值范畴，其实质内容有着很大甚至是根本的差别。以“自由”为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西方人最注重的“自由”表明，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即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一个人可以做一切自己愿意做的事，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当然，西方社会也时常论及如“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这样的自由，但这些都不属于自由的主要内容，亦不构成自由的核心要义。然而，西方所推崇的自由并非人类存在的良性状态，相反不可避免地造成诸多负面效应。此种“个体本位”的自由时常沦为形式乃至虚假，而且实际地造成共同体或公共的不自由，甚至是对生命的戕害。工人只能“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公地”只会迎来自己的“悲剧”命运。确切地说，自愿活动论的自由，只是人类良性生存的必要条件与初级阶段，绝非其内在实质与高级阶段。与此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视野中的自由，重视个体自由、群体自由和类整体自由的协调统一，注重将自由提升至生存论层面，它意味着每个人的良性存在状态，意味着澄明、创造、美好与光辉。此种自由是对现代西方自由概念的根本超越，能够引领人类通达更优的生存状态和更高的发展阶段。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思维方式上异于西方价值观。一方面，绝对主义、独断主义等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冷战”“历史终结论”等观念，在西方价值观中可谓根深蒂固。全人类共同价值则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制高点上，审慎而睿智地看待和处理不同价值，公共性是其最为显著的思维特质，“共有”“共建”和“共享”描绘出这些价值的鲜亮底色。全人类共同价值自觉地以人类整体而非某个或某些民族、国家为目的和归宿，强调在协商合作中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与矛盾，发展人类的共同事业与利益，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另一方面，以西方近代哲学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以思辨理性为主导原则，这种理性更多来自哲学家们在观念世界中的思辨，而非现实生活或生存实践，本质上是非历史的、抽象的。虽然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样注重理性的作用，但其立足现实及其发展过程，在实践中辩证地看待和处理理性的价值及其限度，从而彰显出实践理性的光芒。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实现过程中，实践与思辨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共同推动这些价值的创造与发展。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实现程度上迥异于西方价值观。人类的发展总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资本主义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价值观的实现是而且只能是小范围、不充分、低级别的，许多甚至是虚假的，这不因任何人的善意而改变，深植于社会形态本身。与此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立脚点事实上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不仅基于世界各国人民真实的价值追求，而且将之凝练为人类层面的自觉形态，并以之作为正确的理念指引，由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来践行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西方价值观不可企及的先进性和普遍性，具有跨越时空、民族和国家的魅力，构成人类发展的高远目标，亦构成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的重要奋斗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价值观的扬弃进入当代，西方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西方价值观的作用下，由现代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人类文明出现了众多严重问题。为摆脱深层危机、开拓和创造文明新形态，进而从整体上提升人类文明，必须对现代西方价值观加以深刻超越，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正当此任。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超越西方价值观。检讨人类当前生存危机的成因，西方价值观难辞其咎。唯有在理论上进而在实践中切实地对其加以扬弃，人类才可能破除其不合理定向，解决生存危机。在西方现代文明及其价值观诞生之初，诸多有识之士就开启了关于它的激烈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现代西方文明及其价值系统展开了深刻批判，阐发了无产阶级和人类实现解放与自由之道，同时也阐述了科学的价值原则，包括关于真正的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凝练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决定性地超越了现代西方价值观与现代西方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在当代的科学实践与生动展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在历史必然性和主体能动性有机统一的展开过程中，根本性地扬弃现代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辩证地对待西方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超越与扬弃是辩证的否定，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创造。奋力推动人类价值与价值理念变革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基于现实和未来的系统考量与辩证智慧，对西方价值观展开历史性的超越，同时自觉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的公共性原则。在观念上，尽管西方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超越的对象，但西方价值观及其所依托的社会制度还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说，今天还处于“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在资本主义还会继续存在一定历史时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仍将共存和竞争的历史条件下，现代西方价值观仍有它的存在空间。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启示我们：无论哪一种价值观念，在它相生相伴的社会形态灭亡之前，是决不会消失的。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还不可避免地要同西方价值观共存。这是处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关系时必须注意到的基本事实和前提。在实践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公共性的方式处理同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全人类共同价值力图在“道不同者”林立的复杂世界中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现实中最大程度地增进人类普遍利益与福祉。一方面，我们倡导和推动全人类“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落实全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尊重不同国家人民也包括西方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鼓励各国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原则与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追求和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贯彻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真诚地努力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种具有高度历史自觉和辩证智慧的理念与实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必将得到实现的根本保证。（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无论是在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文件中，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法治、人权等等都是一再被强调的，这些属于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观词汇并没有远离我们。某些国家把这些价值观综合起来叫做“普世价值”，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几个概念相加，其背后还带着长期形成和倡导的某些实现这些价值的具体模式和路径，潜在之意是这些模式也是“普世”的，并且公开或者隐蔽地向别国推销这些模式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的演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人们还注意到，习近平2015年9月25日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也指出，民主和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这些都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对基本价值理念的强调，得到了国际社会包括国内舆论的普遍赞同。但是人们也在进一步关注一个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也有译作“普适价值”）究竟有何不同？
钟国兴在《北京日报》刊文说，翻开中国共产党近年来的诸多文件，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并没有消失过，也从来没有被否定过，更不用说批判了。相反，本世纪之初就开始探讨的、在十八大文件中明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包含了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内容。习近平也在多种场合强调平等、民主、人权等的重要性。
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讲道，“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表明了国家领导人对平等、公平、正义的高度重视。在2014年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讲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拓宽人民监督权力的渠道”。2015年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讲到自由和秩序的关系时说：“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这句话把自由和秩序两者关系讲得非常清楚，也讲明了对自由问题的认识和态度。2015·北京人权论坛在京开幕时，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说：“实现人民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深知人的价值、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态度之鲜明无可置疑。
无论是在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文件中，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法治、人权等等都是一再被强调的。这些属于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观词汇并没有远离我们。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也不可能站在人类现代文明之外，更不用说对立面。而且，从字面上看，似乎“普世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一回事。因此，就有一些人由此质疑：为什么不能承认“普世价值”呢？
问题的实质在于某些国家之所以把这些价值观综合起来叫做“普世价值”，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几个概念相加，其背后还带着长期形成和倡导的某些实现这些价值的具体模式和路径，潜在之意是这些模式和路径也是“普世”的，因此“普世价值”和“普世模式”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把这种特定模式作为这些价值观实现的标准，甚至公开或者隐蔽地向别国推销这些模式。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普世价值”，而承认“全人类共同价值”？概括来说，是因为所谓“普世价值”带有某些国家把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及其模式说成世界普遍适用之意，是他们用自己的尺子来衡量世界，不管你的情况如何都必须接受。因此，“普世价值”概念的解释权并不在每个国家自己手里，而是在西方某些国家那里，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这一点上就大不相同了，其含义在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是现代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这些大家都认可，都在为之而努力，哪个国家都不要简单地否认别国的努力，把自己的模式强加到别国头上。所以，在“全人类共同价值”面前，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主体，都是自主的，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质所在。
针对西方某些国家的“普世价值”概念，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这一概念包含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各种属于当代文明的价值观，避免了价值观上表述的不必要的含糊和矛盾，澄清了国内外舆论界对中国在这方面的误解，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宣传，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国际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中国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建构自己的表达方式的重要一步。这既表明了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基本而明确的态度，又可以化解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价值观上的攻击，破解他们在价值观上的语言表达优势。中国的这种表达，会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中国必须进一步打造“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优势，擎起这面价值观的旗帜，争取在这方面持久地赢得世界的尊重与呼应。
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个概念之下，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第一，要进一步明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明晰和丰富其基本内容，在这些方面可以有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某些表述。第二，要通过外交和对外交流、宣传等途径，让国际社会充分理解这一概念，尤其是理解它和“普世价值”的实质性区别；在国际场合加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表达和阐述，提高其国际认同度。第三，国内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上，要引导学者特别是媒体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充分理解，分清它和“普世价值”的区别所在，尤其要避免把本来属于前者具体范畴的东西（如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简单地作为“普世价值”去否定、去批判，从而防止造成国内外舆论上的误解和被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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