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有关中国“双循环”战略的讨论十分热烈。房宁先生指出，国际格局的竞争性更为明显，我国发展正面临“制约压制”的外部困境；经历近40年高速发展后，我国已进入经济“平台期”，结构性短板突出，未来15年至30年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高风险期。
他认为，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是困扰我们的两大问题，要突破这一瓶颈，需要重新重视“胡焕庸线”线，即“瑷珲-腾冲线”的经济地理与社会地理意义。在他看来，“瑷珲-腾冲线”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倒置和错配的基本国情，是一条“基本国情线”。他认为，在畅通“双循环”的战略背景下，开发“瑷珲-腾冲”一线将是中国未来工业化“第二波”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也将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和“前沿阵地”。
本文原题为《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思考——兼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战略意义》，原载《人民论坛》2022年2月（下），总第73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思考
——兼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战略意义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新兴大国力量迅速发展，欧美国家经济“新常态”与政治“新民粹”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冲击，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体系渐趋成势，世界格局发生着历史性重大变化和变革，而当前国内外形势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在努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和巨大的风险挑战。
在当前形势下，长期以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面对世界经济发生新变化以及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新影响，党中央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思路，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一思路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内外“双循环”格局，正在逐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方向。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战略性转变，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积极探索，最终构建起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面临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制定了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到产业资本全球化进程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获得经济快速发展契机。中国经济凭借自身改革开放和外部经济全球化之利，抓住战略机遇期，获得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发展，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开辟了“MADE IN CHINA”时代。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居世界第一的美国经济总量的70%以上。
从国际形势与格局看，2008年是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重要转折之年。这一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大衰退，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性经济发展长周期。这一波经济长周期发展由产业资本全球化带动，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解释，就是产业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它使“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客观上促成了全球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巨大发展，构建了世界经济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
然而，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再一次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结构性、周期性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逆转，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结构调整期。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产业资本全球化出现了新动向，国际经济环境明显趋紧。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变化，中国与外部经济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以互利为主逐渐演化为以竞争为主。这一转变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促使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更加明显深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遏制中国发展逐渐形成共识并开始采取协调性行动，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开始由“有利宽松”转向了“制约压制”。面临
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中国构成了新挑战，带来了新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席卷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危机，世界形势更加动荡，增加了中国对外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困难。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外部及周边环境面临的复杂局面仍将持续。
未来十五年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考验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跨越式大发展，经济持续30余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实现了“起飞”。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621.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13071.1亿元，而随着大中小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多，人口普查城镇化率也从1982年的20.91%提升至2020年的63.89%。
历经持续30余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也已起步。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在工业化“起飞”阶段完成后，依照普遍规律将进入平缓发展的“平台期”，即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时期。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持续减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以往追求速度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也面临诸多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在发展的平衡性、协调度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主要表现是国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至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左右，这一数据与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对外出口，而消费占比较低，说明中国经济存在成长结构性的短板。此外，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品质提升的突出问题。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品质升级的转型远未完成，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的体制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体制的优势将力量集中于一处，充分调动资源用于某些特定发展领域，形成“利出一孔”的政策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的集约性和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是一种强化体制，这种体制有优势也有短板。根据熵的理论，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都是对其他资源的覆盖。在强化和集中使用资源的过程中，意味着必然忽视甚至舍弃其他方面，任何体制都不可能集中力量解决全部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强化体制可以很快取得一些成效。在国际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崛起就是典型范例。“举国体制”这个词就是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语汇。工业化早期具有粗放型、模仿型、追随型的形态特征，此时举国体制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以创新驱动为发展动力的状态下追求内涵式增长时，举国体制就需要改进与升级。
在30余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众多技术领域仍然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体制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和缺陷，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从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经验看，工业化、现代化从数量增长到品质转型的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期，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终成败。这一时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高风险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判断，正是针对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风险。中国如能在未来15年至30年间度过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风险期，即可最终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到了复杂和困难的局面，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形成新的思路与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带动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最终跨越现代化的最后艰难阶段。
通过对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诸多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重大转变，而当国家城市化率超过65%或70%时，会完成社会转型。根据亚洲经验，一方面，凡是那些城市化率超过了65%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都跨过了现代化最后阶段的风险期，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方面，当那些城市化率低于60%的国家遇到政治动荡时则陷入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严重者则致使已有工业化成果损失殆尽，甚至沦为“失败国家”。因此，65%的城市化率成为我们观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测试指标。我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依照国际经验，我国能否最终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65%以上的城市化率是重要测试指标。
对于我国城市化率问题要结合本国情况进行认真研判。我国仍保有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户籍制度，这是研判中国城市化率时的重要特殊国情。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中国口径的城市化率或城镇化率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不同。我们认为，在中国应使用“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概念，以获得衡量城市化率问题在学术上的一致口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2035年这个时间节点的含义之一，就是届时中国的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应达到65%。因此，未来十五年的发展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东南沿海及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这可以视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第一波”。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存在所谓“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即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及水平在一定的历史区间和区域内呈现出一定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2017年春，我们的研究团队沿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进行了一次长距离徒步考察。在总里程三千余华里的实地考察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
我们发现，对中国的共时态认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形态中。而事实是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水平呈现出明显差异，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存在时间上的差异性。
京杭大运河上的南运河、鲁运河迤逦千里，沿线以种植业为主的乡村地区俨然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风貌。出天津沿大运河一路走到江苏淮安，沿途所见村镇基本没有食宿条件与相应设施，村里无餐厅，乡镇无旅店，餐饮、住宿要到县城才能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地区的商品率和货币化程度还比较低，也意味着中国仍然存在广大的半自然经济区域。
然而，渡过长江到达杭嘉湖平原等地后，我们可以用“2035年的中国”来形容其发展水平，这里预示着中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未来。中国各区域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历时态特性，犹如一条“时光隧道”显示出中国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居于不同发展阶段之上。发展不均衡性是认识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和社会面貌的历史性改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固有的不平衡格局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差距。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实际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是就整体而言的，中国东南沿海及各大中心城市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这些地区大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处于相对滞后状态。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关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三角洲的人口情况，这三地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分别达到68.61%、63.22%、70.85%，而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27%。这种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不平衡”造成和加剧的。
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88年《中央要有权威》一文中提出“两个大局”的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构想就是通过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为解决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问题作出了许多努力，最主要措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当地经济社会状况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经过多年努力，虽然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自身有所发展和提升，但这些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却仍在扩大。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50.98万亿元、21.75万亿元、20.49万亿元和5.01万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广东一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就约等于西部云南、广西、内蒙古、贵州、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八个省（自治区）的总和。
这说明中国区域发展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说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认真深入地探讨和总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教训。
开发“瑷珲—腾冲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自近代以来一直存在并被关注。1935年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瑷珲—腾冲线”概念，他利用自然环境而非政治区域为单位，科学测算出了当时中国的人口密度，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这条线也被称为“胡焕庸线”。
中国东西部之间的人口地域分布差异很大，以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珲，1983年改称黑河）和云南省腾冲之间为两点划一条直线，在中国地图上大致呈45度斜线，以此为界，将全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这条空间上的虚拟界线就是著名的“瑷珲—腾冲线”。
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和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国情的显著特征之一。总体来看，“瑷珲—腾冲线”划分了东南部地区与西北部地区两大差异地带，这是一条集中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态的经济地理分界线，更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历时态的分层线。
“瑷珲—腾冲线”标示这种不均衡性的基本国情，即中国内部的地理、气候、资源、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的分界线刻画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和基本国情，并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国情以幅员、人口和自然资源及其分布为最基本内容，“瑷珲—腾冲线”堪称反映当代中国国情的“基本国情线”。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迅速崛起的工业化国家，但是“瑷珲—腾冲线”所反映的人口分布规律却依然没有改变。
人口分布的差异产生出以人的活动为核心的数据差异，反映出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例如区域用电数据、运输物流数据、滴滴出行数据、腾讯QQ同时在线数据、夜间灯光数据均可标记中国这条人文地理分界线。
作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一波”经济社会发展物质基础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长期以来在“瑷珲—腾冲线”东西两侧形成时空分布的倒置与错配。“瑷珲—腾冲线”以东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38.12%，以西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1.88%；“瑷珲—腾冲线”以东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左右，以西人口则仅有约10%左右。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居世界之首及世界前列的水能和煤炭资源分布极不均衡，集中分布在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分布在“瑷珲—腾冲线”沿线或以西地区，远离东部地区中经济发达、资源集中消费的地区。
尤其对于中国国民经济以及未来发展极为重要的水能资源的70%分布在西南三省市和西藏自治区，而煤炭资源总体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点，煤炭产区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贵州、山东、安徽、河南等8个省（自治区），分布极不平衡。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的人口资源和消费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或沿海地区，即主要集中于“瑷珲-腾冲线”以东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和消费市场迅速成为中国拥有的两大经济社会资源。中国拥有包含14亿多人口的全球最大且最具潜力的统一市场，还有包含4亿人的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但中国的经济功能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国内需求潜力在不断释放，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增长。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408017.2亿元，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空前扩大，东部地区创造的GDP和消费总额占全国的一半，而西部地区却仅占20%左右。
与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幅员相比，“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比较落后。2019年“瑷珲—腾冲线”沿线26市（州、盟）的GDP总值为4849.97亿元，仅占全国GDP总值的4.77%；沿线26市（州、盟）的2019年公共预算收入为4050.76亿元，仅占当年全国公共预算收入的2.13%。
“瑷珲—腾冲线”两侧的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失衡，造成了中国经济布局的严重不均衡性，是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基础性原因。胡焕庸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就构想出交集理论、网络节点理论、连横合纵理论等有助于区域协同发展的分析理论。
正因为如此，从另一角度看，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要突破这一瓶颈，实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带向“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地渗透和扩展，在“瑷珲—腾冲线”一带形成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二波”，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西部推进和延伸，进而构建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新格局。
“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具备了延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资源，具备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二波”的基础性、潜在条件。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针对解决沿海与内地贫富差距问题时指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
“瑷珲—腾冲线”北起我国东北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朝西南45度方向跨越全国版图至西南边境云南省腾冲市，绵延近3700公里，沿线经过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云南8省（自治区）的26个地级市（州、盟），幅员9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9.72%；沿线区域拥有耕地约1959.32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52%；沿线人口近7000万，占全国人口的4.99%。“瑷珲—腾冲线”沿线及以西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我国的水能、煤炭及森林资源集中于此。
“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蕴藏着巨大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从自然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说，相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是未来我国工业化“第二波”和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前沿阵地”。“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既有必要又有条件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区域。
综上所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直面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不平衡”引发并加剧的“不充分”两大问题。“瑷珲—腾冲线”反映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倒置和错配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的一条“基本国情线”。“瑷珲—腾冲线”两侧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倒置与错配，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瓶颈。
“双循环”战略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国际循环，而国内大循环战略的实施，需要关注和重视“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的战略地位。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基本发展战略策略的选择与制定，离不开“瑷珲—腾冲线”所反映的基本条件与国情。
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是中国未来工业化“第二波”和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和“前沿阵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两会新华社快讯：根据宪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肖捷为国务院秘书长，王毅为外交部长，魏凤和为国防部部长，何立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宝生为教育部部长，王志刚为科学技术部部长，苗圩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巴特尔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克志为公安部部长，陈文清为国家安全部部长，黄树贤为民政部部长，傅政华为司法部部长，刘昆为财政部部长，张纪南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陆昊为自然资源部部长，李干杰为生态环境部部长，王蒙徽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李小鹏为交通运输部部长，鄂竟平为水利部部长，韩长赋为农业农村部部长，钟山为商务部部长，雒树刚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马晓伟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孙绍骋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王玉普为应急管理部部长，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泽君为审计署审计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根据提名进行投票表决。　　从2002年12月至今，现年70岁的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已近16年。　　在前几天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当被追问接班者人选，小川笑答：“你猜呀！”　　如今，答案揭晓，接任央行行长一职的是易纲。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接任者易纲　　40年前，他是知青队长，在北京郊外的生产队，经历了那个一切都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政府的职能与定位。　　24年前，他是“盗火者”，在北京大学一个荒废的花园，经历了一番“洋插队”后，他和一帮熟谙经济学理论的青年学者创建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们开始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后来荒废的花园变成了古朴秀雅的朗润园，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长为中外闻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重镇。他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原因是可以普及经济学思想火种，再由学生们将这火种燎原。　　今天，命运把他放在了更受人关注的位置上：3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已经在整个央行体系也已工作了二十年之久，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在新的位置上，面对新的宏观经济环境，他能做些什么，他将做些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易纲，男，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1、“秀气”的官员　　1997年，易纲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仕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等职。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　　“可以说，10年间，他不仅参与并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从学者成功转变为官员。”　　在北京的媒体圈内，记者们对易纲的评价颇为直接。“看起来有些秀气，不像个官员，当上副行长之后仍然没有官气。”　　“在央行工作的人都知道，易纲副行长从不对属下发火，即便有错误，也会十分巧妙地给对方点出，并且，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一位在央行工作的官员这么说，由于央行官员不经意的表态都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易纲轻易不愿开口。　　该官员还称，“易纲副行长喜欢看研究报告，对数字非常敏感。”　　2、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　　据公开资料显示，1976年，刚刚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在当时，每年要种多少亩小麦、玉米、豌豆都要由政府统一计划。当地的农民发现种豌豆要比种玉米的产量要高，于是便私自多种了几亩。不料，被领导发现以后，豆苗被拔掉。对此，易纲说，“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　　央行官员说，易纲对于自由市场理论比较认同，反对一些比较死板的套路。这一思想也反映在他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上。易纲就曾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货币政策必须按市场规律因势利导”。　　1980年，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年回国后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随后，伴随着徐滇庆、朱民、汤敏、左小蕾、许小年、梁能、王辉耀等人的激情加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会”。　　回国后的易纲带着将国外经济管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想，开始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那一年，中国经济正处于金融秩序、流通秩序的无序状态。　　作为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的海闻对媒体提及那段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很简单，就为了一个理想。”　　事实上，海闻、林毅夫、易纲早在留美期间就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定为三人的“君子之盟”。1994年，当他们陆续回到北大后，便拉上了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张维迎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家徐滇庆曾谈到：“1994年1月4日，美国经济学年会在波士顿举行。我在饭店走廊上遇见林毅夫。好几年没见了，格外亲热，邀他来我的房间坐坐。当时张维迎刚从英国来，和我住在一起。他考察了北美经济学就业市场之后大发感慨。林毅夫趁热打铁，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创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时候，易纲推门进来。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立即建议说，最好把这个中心建到北京大学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易纲不仅对金融领域非常了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非常关注。　　早在1998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就详细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他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为重要。　　2003年，在他撰写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3、易纲谈如何看待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易纲今年60岁。今年3月9日，他随周小川一起出席全国两会的记者会，在回答问题时，不经意间尽显专业本色。　　易纲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随着市场深化发展和金融创新，使得M2指标和经济走势相关性变得模糊，预测性变得不确定。　　他指出，近几年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影响较大，国际上各国都淡化了以M2作为指标的做法，两者之间相关性下降是一个规律。针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应更注意盘活存量，优化信贷存量结构，这样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M2合理增长和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易纲表示，货币政策松紧主要看几个方面：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力度。二是看对创新领域的支持力度，看中国经济很多创新亮点能不能及时得到货币信贷等各种融资方式支持。　　同时，“我们要注意防范风险，所以松紧适度主要是对实体经济而言，实体经济能不能得到各方面有效支持，能不能创造一个防风险、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稳定环境，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看，也是松紧适度、基本稳定。易纲指出，主要看市场利率是否平稳，超额准备金水平是否合适，各方面指标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改革者周小川　　从2002年12月至今，现年70岁的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已近16年。　　在3月9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在两位副行长的陪同下，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一位记者问及“在漫长的行长生涯里，有哪些特别难忘和特别遗憾的时刻”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会心一笑。　　周小川的回答简短而充满智慧，他用发布会的主题“金融的改革开放”呼应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　　1、与央行同龄　　周小川生于1948年1月29日，其父周建南，江苏宜兴人，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1960年代初，曾组织领导编制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出了贡献。　　其出生之年，也正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年，1948年年末，在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　　周小川任职央行15年大事记：　　2002年12月底，正式出任中国央行行长。　　2003年，开始启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至201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顺利完成上市，跻身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　　2005年7月21日，正式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引擎。　　2009年7月，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并于2010年、2011年先后两次扩大试点范围直至全国。　　2010年6月，人民币汇改再度启动。　　2013年6月，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一场流动性的“钱荒”洗礼，央行成功处理了这一流动性紧张局面。央行实施调控，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和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　　2014年开始，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频频布局。　　2015年，三大政策性银行接棒改革。　　2015年3月31日，《存款保险条例》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开启。　　2015年8月，“新汇改”进一步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为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道路。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加入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　　2、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　　2002年至今，15年多的任期让周小川成为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时代造就了这位大国央行行长，也在他身上打下烙印。15年间，经济“转轨”过程中，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行政化的银行体制，缺乏弹性的利率、汇率均无法满足市场化需要，亦难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周小川任务艰巨。　　恍惚间，15年过去。在他任职期间，留下了“技术派官员”“改革者”“人民币先生”等称呼，留下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国际化的人民币、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收获了国际财经界的诸多赞誉。　　“带领着中国央行趟过静谧湖泊、冲过激流险滩，把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将增长维持在合理区间，同时努力抵御着随时可能威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各类风险。”2016年，有媒体如是评价周小川。　　3、神来之笔，国有银行改革操刀人　　2002年底，周小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干就是15年，上任伊始便面临巨大的压力。2003年初，由于背负巨额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几成共识。其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速度，甚至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有银行深层次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截至2002年底，四家国有银行不良率按四级分类为21.4%，按五级分类达25%左右；而资本金总额7494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　　“资本金补充是个难点。上次我们已经补充了2700亿，现在工农中建的资本金又不够了。”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称。1998年，四大国有银行刚接受了首轮2700亿元注资，且在周小川的率先推动下，四大AMC相继成立，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　　再次注资，钱从何来？彼时周小川将银行注资与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汇注资。2004年1月，新华社称，国务院决定选择中行和建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为其补充资本金。“神来之笔。”一位央行系统官员评价称。　　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已是事实，一系列改革后，目前四大行均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4、人民币国际化路上的战士　　在周小川推动金融改革开放的贡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动，周小川因此被誉为“人民币先生”，如境外媒体此前所言，周小川“未来会因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而被载入史册”。　　在记者会上，周小川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成果进行评价，并勾勒了这项改革的未来。他称，人民币国际化，主要的政策该研究的都已经研究了，主要的步骤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今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场改革大幕开启于2005年的汇改。　　人民银行宣布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意味着人民币开始对美元脱钩，争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不过过程较为波折，2008年下半年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受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部冲击影响，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同时叠加中国A股出现大幅调整后的“余震期”，全球市场经历了一场“恐慌性抛售”。2016年2月，中国央行官网发表了周小川的媒体采访全文，他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面没有问题，稳定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彭博称。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权重10.92%，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元（41.73%）和欧元（30.93%），纳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人民币为国际市场所认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　　原IMF副总裁朱民称，“入篮”表明人民币得到了整个国际的认可，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6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1.68%。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末，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同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断推进，目前，人民币在七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已实现可兑换、基本可兑换、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共计37项，占全部交易项目的92.5%。　　5、“艺术家”周小川　　鲜为人知的是，小川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去年，就有外媒朋友写过，1998年11月，最大的对外出版机构新世界出版社悄悄出版了一本关于音乐剧的书，第一作者就是周小川。 这本题目为《音乐剧之旅》 的书“首次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了音乐剧这门艺术形式”，让诸位避免“遗漏掉本世纪最重要且发展最快的一项文化成果”。　　外媒还提及，时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想必体力惊人。1998年处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口，在采访中，该书的责任编辑说当时的周行长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兼职教授音乐剧。　　此外，小川还是运动爱好者，尤其爱好羽毛球。央行内部就有个员工“羽毛球队”，据说小川也是经常打头阵。去年10月，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还在华盛顿开会时送了一套羽毛球拍给小川。　　去年3月的“两会”发布会上，“69岁的周小川换了一块表”意外成为了市场热议的焦点。那时，小川戴了一块银色铝金属表壳搭配冷银配白色耐克运动表带，“出现在发布会上的运动手表自带暗示：这名业务精湛的技术官员有着如今最具腔调的健身之道。”有市场人士称。　　在国际舞台上，周小川也因经济领域之外的兴趣特长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国际同行。热爱体育和音乐的周小川颠覆了外界对于中国官员的刻板印象。　　在2016年出版的《与中国打交道》中，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评价这位老朋友时称，“周身长而优雅，多才多艺：英语流利，1980年代学会打一手好网球，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持久不衰，曾在研究生的协助下编写了一本西方音乐指南。”　　流利的英语、极高的专业素养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友谊。一个真正优秀的央行行长，除了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能力，包括上述对艺术、运动的热情，以及与市场沟通的能力。小川与国际各界沟通毫无障碍，也从来不用翻译，这可能也是他在国际上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来源：新华社 中国基金报

谢尔盖· Y. 格拉济耶夫Sergey Y. Glazyev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欧亚经济委员会一体化与宏观经济委员。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代表作品包括《长时段经济技术发展理论》《全球危机背景下俄罗斯超前发展战略》《争夺21世纪领导权》。#学术中国#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当前，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世界也需要运用这样出色的经验创造经济奇迹。毋庸置疑，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学习中国改革的辉煌经验。新治理体制造就中国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时推进技术革命和治理革命，创建了一个新的治理体制。事实上，中国正在为创建世界经济新秩序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全新治理体制的有效性，不仅超越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甚至明显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跨国垄断金融体制。我们将其称为“混合式体制”，之所以是“混合式”，体现在中国建设了一个结合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战略规划与市场的自组织机制，国家统一对资金流动与私营企业进行管控，并对基础设施统筹管理的治理体制。　　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将中国经济奇迹说成国家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所建设的全新治理体制，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体制，注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此外，加强环境保护、掌握现代先进技术，也使中国经济更具竞争性和领先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了10倍。当前，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背景下，中国这一成绩着实使人惊叹。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10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发行货币维持自身经济活力，但这些钞票带来了一系列金融泡沫。尽管大量发行货币、采用零利率政策，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并没有实现快速增长。这是因为之前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世界经济帝国秩序正在丧失活力。今天，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是美国的两倍，说明中国经济更为发达和健康。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发行货币主要用于投资贷款。发行货币、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提升投资活跃度。国家通过投资发展生产、研发新技术，更好管理民营企业，进而在产量、居民收入、消费规模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达到最大幅度增长和提升。因此，中国创造的经济治理体制，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追赶型经济体，而是即将领先的经济体。中国拥有规模最大的现代5G通信网络，远超美国和欧洲。中国在大规模实施太阳能计划，而太阳能正在成为能源系统中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引擎。中国成功研发了纳米生物工程技术、增材制造技术，正在进行生产机器人化、创建世界最大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国还基于最先进的信息系统有效管理其信息空间。毫无疑问，中国会完成“十四五”规划中将本国技术转向“自给自足”的任务。因为中国采用了更加有效的治理体制，该体制明确了技术经济发展的重点、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努力共建世界经济新秩序　　这些革命性的变化也体现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框架中，两国正在实施欧亚经济联盟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计划。我们正在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尊重所有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结合各方竞争优势之上。它不会为了消除国家间贸易壁垒，而将零和游戏强加于他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实现协同联动效应。因此，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各方利益，坚持开放原则，严格遵守国际法，实现监管透明，注重竞争优势相结合等原则，构成了世界经济新秩序。　　我们现在目睹的石油市场、粮食市场的混乱，以及因10年前西方国家无限制发行货币，如今体现出来的巨大通货膨胀，导致了全球经济的长期低迷。因此，我们不应再停留在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界经济旧秩序，而是应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经济新秩序，一个为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福利提供最有利条件，由不同国家共同享有竞争优势的秩序。　　相信，在推动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中国的“混合式体制”将与我们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建立的经济治理体制一起，成为欧亚地区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谢尔盖· Y. 格拉济耶夫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哲学社会科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