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爷为什么不能供奉村殿里？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09-11 03:41 标签： 文昌塔有什么禁忌

一个科学家距离一个普通人多远？

他可能在天涯海角的试验田，他可能在深居简出的实验室，他可能在伸手可及的米箱，他可能在一日三餐的饭桌。

毫无疑问，2021年陨落的袁隆平就是此等科学家，距离普通人很近又远，他为水稻实现高产披星戴月，他为国人端稳饭碗殚精竭虑。他培育的杂交水稻在1976年至2010年累计推广种植超过60亿亩，增产稻谷6000亿公斤以上，而中国人在2020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才达到450公斤左右（以上数据来自科技部网站）。可以测算一下，这个光辉的名字使多少中国人得以温饱？

袁隆平的陨落，举国同悲，这让我想起晋南的一次游历，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供奉的诸位神仙道佛均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玉米具有茭子爷保佑，袁隆平是否也配列诸神？

巍巍南太行，举目皆茫茫，山西省阳城县就坐落于南太行的茫茫群山之中，这里没有黄淮海平原沃壤连千里的耕地，没有长三角冲积平原人家尽枕河的水源，产量高、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强的玉米为当地的主粮，受惠于玉米的“恩赐”，饱腹之后，朴实的阳城人开始赋予玉米“人格”，并加以“神化”，在部分庙宇供奉“茭子爷”（玉米在当地被称为玉茭、玉茭茭、茭子等），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炉峰院中供奉的茭子爷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

炉峰院是一座颇具规模且古色古香的庙宇“综合体”，因建于上庄村南部的香炉峰上而得名，其包括多个独立建筑，分别供奉有多位世俗色彩浓厚的神祇：高媒祠中供奉有为姻缘牵线搭桥的媒人娘娘，文昌阁中供奉有主管科举功名的文昌帝君，关帝殿中供奉有忠勇仁义化身的关羽，观音阁中供奉有主管生儿育女的送子观音和保佑五谷丰登的茭子爷，财神殿中供奉有主管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的财神爷。在炉峰院，凡人的所有心愿：财富功名、婚姻家庭、人际关系都可以有所寄托，但是门楣上醒目的大字“慎独、韬晦”也在提示各位凡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尘世中求，尘世中取，不可沉溺于诸神的护佑。

炉峰院作为上庄村的村庙，之所以有如此气派规模，源于上庄村人杰地灵，明朝重臣王国光生于兹长于兹，王国光为明嘉靖进士，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辅佐朱明江山四十余年。在万历年间，支持张居正革故鼎新，实施新法，为大明王朝延续国祚立下功劳。四十年仕途中历任兵部车驾主事、吏部文选郎中、顺天府尹、户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升光禄大夫，可谓履历丰富，中国封建时代中央行政机构之“六部”中仅有礼部、工部不曾任职。仕途风顺之际，王国光衣锦还乡，重游此地，见此地形似庐山之香炉峰，遂将此庙宇命名为炉峰院，并开始大兴土木，扩建规模。

炉峰院何时供奉茭子爷已不可考，但是营建炉峰院的工匠们也许已经开始食用玉米，公认的是玉米在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明末已经在全国各地有所种植。

玉米在中国别称甚多，这与其传入中国的路径、方言、影响深度等均有关系，大概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茭子、苞谷、玉谷、禹谷、玉麦、棒子等数十种称呼。据记载，起源于中南美洲的玉米传入我国的路径分为三条：陆路一、陆路二、海路。陆路一为自西亚、中亚至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中下游流域，该途径可能最先由商业民族阿拉伯人将玉米种子带到西亚，并开始种植；陆路二为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传播至川黔，该途径可能最先有阿拉伯人、海盗国家葡萄牙或西班牙最先将玉米种子带到印支半岛；海路为自东南亚至闽粤，然后向湘赣鄂传播，该途径可能最先由西班牙将玉米种子带到东南亚的多个殖民地。

对于山西而言，明清两朝，晋商广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玉米虽由边境进入中国，商业头脑敏锐的晋商快速将其带回家乡，大约在明末玉米开始养育三晋大地上的老百姓。

毋庸讳言，玉米对于中国、对于山西均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史料缺乏，无从得知玉米在中国及在山西种植面积、总产/单产、粮食占比等具体历史数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玉米产量增加和人口增加之间呈现严格的正相关。明末总人口大约为一亿三千万（1600年），清末总人口大约为四亿三千万（1850年），增长将近三亿，期间还经历大量农民起义、官兵镇压等惨重事件带来的人口减少。即使考虑到清朝疆域更加辽阔，但是比起明朝增加的疆域面积多是地广人稀的草原、荒漠等，此部分人口可以不予考虑，由此可见玉米等粮食产量的增加对于人口增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茭子爷信仰体系的确立更是直接证明老百姓对玉米的朴素感情。

玉米的大规模种植虽然为清朝人口大爆炸提供了重要的粮食供应，但是其显然还不足够，中国人需要更多种类、更高产量的粮食。

华夏儿女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绵绵不绝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是什么？毫无疑问，是粮食。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至少从年前，我们的先人开始尝百草，驯化五谷，稻、黍、稷、麦、菽养育了我们的先人，但是这与我们中国人今日的四大主粮明显不同：小麦、玉米、土豆、水稻，四者均为外来物种或者包含外来物种基因。

世所公认的是，小麦起源于西亚的两河流域，大约在年前，苏美尔人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中间和两岸地带）驯化野生禾本植物为小麦，然后逐步向中亚、东亚传播。

2020年，新疆阿勒泰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发现小麦遗存，据测定其年代大约为5000年前，彼时正是中国的三皇五帝时代。目前为止，内地尚未发现同时代的任何小麦遗存，换言之，经过三千年的时间，小麦的传播脚步才从西亚越过中亚到达东亚的边缘。

小麦具体传入中原的年代已不可考，据估算大概是西周时期传入中原。由于加工工艺落后，在唐朝以前，小麦并未成为广泛食用的主食，因为干硬的小麦粒即使煮熟之后，口感也相当不好，干涩、不易咀嚼。后来由于磨粉技术进步，将小麦加工为面粉之后，制成各类面食，才使得小麦成为北方主粮。

土豆在中国中原地区、江南地区一般都不作为主食食用，反而更多是作为蔬菜。蒙古高原、西北、云贵川等多地则把土豆作为主食。由于土豆和红薯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并且红薯在中国很多地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作为主食食用的，因此可以将二者并称薯类，甚至可以纳入广西等地区广泛食用的木薯，均归为薯类作物，并且木薯已经进入国家考察视野，很可能成为中国重要的主粮后备军。

土豆亦称马铃薯，又名洋芋、洋山芋、洋芋头、山蛋蛋等，在生物学分类上属于茄科，和红薯为远亲。红薯亦称番薯，又名甘薯、红山药、玉薯、山芋、地瓜、甜薯、红苕、白薯等，在生物学分类上属于旋花科。土豆和红薯均起源于中南美洲，具体进入中国的时间、方式、路线虽有争议，但是都认为二者在明朝时传入中国。二者均具有耐贫瘠、产量大、适应性好等特点，自明朝引入中国之后，迅速获得大面积推广，也为清朝人口大爆炸提供了基本的粮食保障。

对于红薯如何传入中国，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其真实性待考。据传最早由西班牙人从中南美洲将红薯带到其殖民地菲律宾，万历年间，福建商人陈振龙渡海来到菲律宾经商，首次吃到红薯，清甜可口，绵软柔糯，并且产量奇高，出于商人的敏感，其认为奇货可居，于是计划将红薯带回福建老家。但是西班牙殖民者不允许把红薯出口至中国，在各港口严厉盘查。于是陈振龙把红薯的藤条编入缆绳中（红薯具有多种繁殖方式），暗度陈仓。归国之后，陈家率先试种成功，并报告政府。恰逢福建大旱，粮食短缺，政府开始大力推广红薯，陈家名利双收，老百姓则度过旱灾，时至今日，产自福建的蜜薯也是网络畅销生鲜物品。

对于水稻，中国早已有之，但是中国先人驯化的水稻多为粳稻，而非目前常见的籼稻，粳稻产量较低，至北宋已经不能满足江南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为了弥补日益紧张的粮食缺口，原本种植于印支半岛的占城稻开始引入中国，由于占城稻的四大特点：喝水较少、成熟较早、适应较好、产量较高，获得皇室的大力支持，在江南地区快速推广，帮助北宋完成一轮快速的人口增长：北宋第二任皇帝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年间，人口不到4000万，靖康之耻前的宋徽宗宣和年间，人口增至1.2亿，历时大概140年。

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也属于籼稻大家族，籼稻有一个特点就是植株较高，明显高出我国先民驯化的粳稻，这也是袁隆平期待的“稻下乘凉梦”的基础。杂交水稻的惊人产量已是世所公认，其为新中国实现人口快速增长功不可没：解放初人口四亿，当前人口十四亿。

袁隆平对中国粮食安全的贡献可比茭子爷，配列神位，但是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允许“诞生”新的神仙，新中国对袁隆平则给予了无上褒奖：国家最高科技奖、共和国勋章。

美美与共，杂交水稻成功培育之后的国际化推广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具有巨大助益。粮食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基石，中国向世界输出的高产杂交水稻帮助输入国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也树立了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鉴于此，袁隆平获得多项国际、外国奖励，例如联合国颁发的世界粮食奖、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农业成就勋章等。

最后，以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结束本文，让我们永远缅怀这位“水稻爷”：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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