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江南士绅折腰的江南奏销案|来自网络】

　　历史上皖苏的分合，体现的是南方政权和北方政权的博弈。是南方政权需要一个稳定的繁荣大后方，以利向北方进军，还是北方政权需要瓦解南方割据势力，以利坐稳统治，注定着皖苏之间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治理模式。——吾球商业地理

　　1661年，事态有了急剧的变化。这一年，天下英才半数尽出于此的江南，斯文扫地。

　　仅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四府，以及溧阳县一县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被执政者降革，甚至施以鞭笞，许元文、吴伟业、徐乾学、韩炎、汪琬等名士亦不能免——这无疑是中国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文人士绅地位的最低谷了。

　　所谓的“罪名”，则是抗粮不缴。

　　这一年，也是清朝全新启动的一年。在前任皇帝出家还是病死的猜疑中，年仅八岁的玄烨就位，开启了自己“向天再借五百年”的一生。但是，甫一登基，他面临的不仅是权臣的制约，还有来自财政的压力。常年的征战让中央政府入不敷出，“兵饷缺乏，至今已极，”而官吏催征无术，“逋欠如故，拖欠仍复累累……”

　　尽管作为税赋重地，康熙《江南通志》曾言“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江淮之盐策，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但是自明末以来，势力已然盘根错节且根深蒂固的地方士绅地主，在缴税纳粮上并不积极。顺治曾为此大为光火，在1658年曾布长篇谕旨痛斥“江南无锡等县、历来钱粮、欠至数十万”。“为了清理江南多年遗留下来的‘毒瘤’，朝廷甚至一度将催征钱粮积弊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任务如期完成，官员加官进爵；未完成，则面临着严峻的惩罚。基于如此，各级官员在朝廷的步步紧逼之下不得不不惜一节代价加大清理力度，大胆催征。”（《关于江南奏销案：是满清统治者的“一时冲动”还是“蓄谋已久”？》，南书房）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其中尤以罗织罪名杀害苏州金圣叹、倪用宾等人的抚臣朱国治为最。其为开脱自己催征不力之责，上疏言曰：“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然后分别造册清查，把江南钱粮之逋欠，分为宦欠、衿欠、役欠等三欠，“限文到二月内照数严追完解，以济军需可也。”这导致了前文所提到的江南士绅中的代表人物被一网打尽。

　　不过，由于造册匆忙，并未认真严核，诬陷冒名之冤案也自然层出不穷，以至于当时的乙亥进士叶方蔼仅因积欠银子一厘，合铜钱不过一文，也被降职调用。因此社会上有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戏谑。

　　这场清初的“江南奏效案”，由于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爱相杀，让人总是联想起“丁酉科场案”。在他人看来，清政府为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总归会有一些动作，但是动作幅度过大到这样的程度，便难免会看出它的别有用心，以及对整个江南的戒心。

　　【江南奏销案|来自网络】

　　事实上，早在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多铎率清军占领南京后讨论南直隶的设官问题，是到底遵循明制，还是如何安排，会议共提出七种不同的主张，每个主张都将建制规格高于一般行省，但一一被摄政王多尔衮否决。他最终作出的决定是，废除明朝时的两京制，将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应天府则为江宁府。

　　这改变的不仅是行政形态，而且是意识形态，它让人意识到，此前有百般荣誉、享有帝都特权的南直隶，也只是一个普通行省了。

　　如果说，以前明以南京为国本，是巩固自己的大后方，清政府则通过打压南京的政治地位，防止江南持续做大做强，压缩其反抗自己的资本，避免成为潜在的割据势力。尤其是在清军南下的过程中，看似文弱的南直隶民众展现出惊人的铁血和反抗精神——如史可法在扬州宁死不降，更是让他们心有余悸。

　　为了严密掌握江南，清政府还在江南省境内设置一总督三巡抚，总督为“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1647年置，驻南京，两年后改称江南江西总督。1652年，总督府一度迁往南昌，改名江西总督，不过很快恢复旧制——它也成为了清朝最为权重一时的两江总督的前身。很多人以为两江，指的是江苏和安徽，事实上它指的是江西以及当年的江南省。

　　至于巡抚，一是江宁巡抚，又称苏松巡抚、江南巡抚，为江苏巡抚前身，因常驻苏州府，后又有苏州巡抚之名。朱国治当时做的就是这一职位；一是凤阳巡抚，其时立时废，立时因分管海防，故驻临海的扬州府属泰州；还有一位则是安庐巡抚，中间也有过废立，后称“安徽巡抚”，驻安庆府。

　　另外，江南省还设有按察使司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又分为左、右布政使司各一人，分管全省的民政及财政大权。

　　这些政治措施的出台，让江南很难再生出“异心”，但是它并不能彻底地改变江南版图过大、过重的缺点。

　　随着经济的日益恢复，江南省庞大的经济体量，和繁杂的政务，与其原有的治理体系越来越不相配。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江南奏效案”之所以爆发的一个潜在根源。为了提升效率，尤其是为了应对历年积欠钱粮最多的地区就是江东五府，康熙登基之后，江南省开始实施左、右划片分治，右布政使改驻苏州，专辖由江宁巡抚负责的江、苏、松、常、镇五府；左布政使仍驻省城江宁，辖剩余诸地。

　　“只是这一次分治并非是有就此分省的意图，仅是根据实际政务需要做出的改革，因而也没有考虑两布政使司辖地面积悬殊的问题。”（《“散装江苏”的诞生——江南分省与其他》，知乎）但是，它显然让江南分省进一步成为可能。

　　1666年，随着江南省原管辖江北大片地域的凤阳巡抚被裁撤，辖地按东（淮安、扬州二府与徐州）西（庐州、凤阳二府与滁、和二州）分归江宁巡抚、安庐巡抚——正是这次的区域调整，让日后的安徽与江苏的格局就此奠定。

　　次年，江南左布政使改称“江南安徽等处承宣布政使”，简称“安徽布政使”，江南右布政使改称“江南苏松常镇太等处承宣布政使”，简称“江苏布政使”，江南省的两部分从此在名义上也逐步分开。

　　【皖苏在今天的格局由此而来|来自网络】

　　这次分省，对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无疑至关重要。它改变了江南省尾大不掉的架势，也能更有效地治理当地。但是在我看来，它也带来了最为直接的三点影响。

　　一个，为了避免长江南北辖域面积大小难以平衡的难题，也可以避免南北分裂，相反还能通过南北混搭的方式，以江南带江北实现“共同富裕”，江南分省采取的是东西分治，而不是南北分治，这直接导致在西边的安徽没有一处出海口，是典型的内陆城市，而在东边的江苏“霸占”了今天长达954千米左右的海岸线。

　　这也不可避免地让苏皖在未来的发展有了先后之分。这也是安徽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间内落后于江浙沪以及山东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由于安徽位于江苏的上游，不论淮河还是长江，所以在很长时间内都要为江苏“挡枪”——虽然苏北也会有水患，但有文指出，安徽人被洪水逼得出门讨饭的事情，似乎在江苏就不曾发生过。

　　二个，两省同时跨江跨淮，意味着，它们均被淮河和长江自北而南切割成了三份。这也导致了两省在全国是最“精神分裂”之地。

　　在江苏，被人揶揄的苏北和富庶的苏锡常，总让人觉得不搭，前者如徐州更靠近山东，后者更接近正统的吴文化。加上江苏下辖各市相对富裕，也各有绝活，所以更加互相看不起，离心力大于凝聚力。这也是今天常说的“散装江苏”的由来。

　　安徽其实也不遑多让，它的皖北、皖中（又称江淮）、皖南三块区域，分属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徽文化（靠近南京的还有吴文化）。

　　三个，江苏省会的争端由此开启。由于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都在苏州驻扎，加上江苏按察使在雍正年间也迁往苏州，所以苏州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江苏省的省会。南京对此自然不服。尽管是落毛的凤凰，但终究是凤凰，做过江南省的中心，还是两江总督的驻扎地。民国时期，两江总督署又成了总统府，地位依旧卓著，它不是省会谁能做省会？

　　可以说，由于特殊的省情，导致了南京和苏州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互相瞧不顺眼，但都无可奈何。这一现状曾在1928年有所改变，北伐胜利后的南京被提升为特别市，苏州本来指望名言正顺地接盘省会的地位，但孰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镇江一度成了江苏省的省会，理由是，苏州的位置过于偏东，不利于对全省的管理。

　　【安徽省江苏商会的会标，体现了皖苏同源|来自网络】

　　南京最终还是守住了自己的省会宝座，但是现状却无疑惨烈。省内，它夹在苏南和苏北之间，两头不讨好。

　　省外，它的影响力也似乎在急剧缩水——随着安庆和合肥的相继上位，以前还是小甜甜，现在则变成了牛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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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流动，是当下中国的基本面之一。

日前，第七次人口普查年鉴正式对外公布，透露了全国人口大流动的详细数据。

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是外来人口吸引力最强的省市，而河南、安徽、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及东北等地则是净流出最多的地区。

那么，经济大省，外来人口都来自于哪里？

广西湖南最多，河南湖北四川超 200 万

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也是外来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

七普数据显示，广东外来人口总规模高达 2962 万人，占总人口的 23.5%，这些人都来自哪里？

注意，这里的外来人口，指的是户籍在省外的常住人口，已经在当地落户的外省人不计入其中。

根据人口普查年鉴，广东外来人口遍布全国，吸引力在全国最强。

其中，人口流入超过 200 万的省份共有 7 个，包括广西、湖南、河南、湖北、四川、江西、贵州等省份。

在这些省份中，广西、湖南、江西、贵州与广东接壤，也属于泛珠三角地区；

而河南、湖北则通过京广线与广东贯通，交通便捷，历来都是广东的外来人口重镇。

其中，广东外来人口最多的 2 个省份是广西、湖南，双双超过 500 万人。

与各自户籍人口规模相比，广西每 8 个人、湖南每 13 个人，就有一个来到了广东。

根据《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晋级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和工业第一大省，进而吸引来来自各地的人口涌入。

这些人一部分落户成了广东的户籍人口，还有一部分在广东长期定居或工作，成了广东常住人口的一部分，助力广东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

这些外来人口多以年轻人为主，广东能成为全国出生人口最多、老龄化率相对较低的省份，能成为全国财政转移支付贡献第一大省、养老金中央调剂贡献第一大省，与这一点不无关系。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广东外来人口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在珠三角又集中于广深佛莞四大万亿城市。

其他地区人口同样面临来自强中心的虹吸。

作为中国经济第二大省、人口第四大省，江苏的外来人口规模明显低于广东。

七普数据显示，江苏外来人口总规模为 1031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12.2%，这些人都来自哪里？

可以看到，江苏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安徽、河南两省，合计占了一半以上，其他省份的流入规模都相对较小。

安徽能成为江苏的第一外来人口来源地，并不令人意外。

且不说安徽与江苏接壤，交通极其便利，南京的存在，更让江苏对安徽形成了绝对的向心力。

根据《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分析，在历史上，江苏与安徽长期同属一省，无论是明朝的南直隶省还是清朝的江南省，苏皖两地都是一家人，而南京正是其共同首府所在地，这也是南京之为 " 徽京 "的历史渊源。

历史流转。近年来，南京再以都市圈之名重回 " 徽京 "。

作为全国第一个获批的跨省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不仅囊括了江苏 4 个地市，而且还将安徽的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等纳入辐射范围。（参阅《官宣！第 5 个国家级都市圈来了》）

同时，考虑到江苏作为工业大省的超级实力，安徽年轻人涌现南京乃至江苏，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安徽第一，贵州河南四川居前

浙江是中国经济第四大省、人口第 8 大省。

浙江人口规模虽然远远不及广东、江苏，但外来人口占比却遥遥领先。6000 多万常住人口中，超过 1/4 都来自于外地。

可以看到，浙江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安徽、贵州、河南、江西、四川5 省，合计占比超过 7 成。

事实上，安徽不仅是江苏的第一外来人口来源地，还是浙江、上海等地的第一来源地。

换言之，在长三角，安徽充当了人口腹地的角色，为江浙沪 " 包邮区 "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

而河南作为人口外流最多的省份，由于省内制造业不算发达，大量年轻劳动力人口纷纷奔向珠三角、长三角就业。

当然，近年来，随着郑州经济产业崛起，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产业开始吸纳大量省内人口，河南的人口外流趋势有望缓和。

这在《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中有详细分析。

河北最多，河南山东居前

北京，虹吸的多为北方省份。

七普数据显示，北京常住人口为 2189 万，外来人口达 842 万，占比 38.45%。

与粤浙等虹吸全国不同的是，北京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北方地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

可以看到，北京外来人口最多的 10 个省份，除了安徽位于南方之外，其他都来自北方地区。

河北不只是作为北京外来人口最多省份，也是天津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

这反映出，在京津冀城市群，北京、天津对河北拥有强大的碾压优势，无论是产业还是人口，都受到虹吸效应的影响。

这也导致河北多个地市常住人口负增长。

与北京相比，上海虹吸的人口来自全国各地。

七普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为 2487 万，外来人口达 1048 万，占比 42.14%。

上海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安徽、江苏、河南3 省，合计占比超过一半。

可以看到，江浙沪对安徽都形成了强大的人口虹吸力，三省市合计吸纳了安徽 865 万人口，占安徽流出人口的 8 成以上。

不同的是，上海在虹吸安徽的同时，还对邻近的江苏、浙江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这体现了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的突出地位。

作为中国人口第二大省，山东的外来人口并不多。

数据显示，山东常住人口超过 1.01 亿人，但外来人口仅为 413 万，占比 4.07%。

这些外来人口主要来自东北、河南、河北等省份，在山东，有 100 多万东北人。

不过，与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不同，山东的人口外流形势也不算严峻，流入流出人口基本相当，大量年轻人还是留在了本省。

这与山东作为中国经济第三大省、工业第三大省的基本面不无关系。

山东以轻工、纺织服装、机械、化工、冶金、建材、医药为支柱产业，本身就足以涵养大量就业人口。

同时，山东发展相对均衡，地级市实力都不弱，且各自都有特色主导产业。

无论是作为计划单列市的青岛还是省会的济南，在省内都未形成" 一城独大 "的局面，无论是百强市还是百强县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

数据显示，2021 年，山东 16 个地市中，共有 11 个跻身全国百强，总量仅次于江苏，超过广东。

区域发展相对均衡，每个地市都能承载大量就业人口，这也客观上遏制了人口外流的趋势。

当然，产业结构过重、传统产业较多，也限制了山东经济的长远发展，更影响了对外地人口的吸引力。

目前，山东正在开展新旧动能转换，未来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