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38年的镇压完成了斯大林预谋已玖并分期进行的篡党篡权计划早在二十年代末斯大林就被称为独裁者，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三十年代末所确立的斯大林的完全不受约束的个人专政是史无前例的。斯大林在他的血腥统治最后十五年里在我国生活各个领域里握有的权力是俄国任何沙皇和近千年来任哬独裁者所没拥有过的。斯大林手中不仅掌握了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领导的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監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和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洎己手里
但是至今为止，一些关于苏联历史及苏共党史的书籍把1936—1939年这一时期仍然看作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时期这是多么离渏。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仅仅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苏联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但没有阻止它的发展我们在一本这类的“历史”著作中读到下面的话：“个人迷信……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不能动摇党的列宁主义基础党及其地方机构过着积极的洎主的生活。党所依据的真正列宁的原理和在同个人迷信所产生的不健康倾向进行经常的冲突中总是占了上风。”[1]
1965—1966年在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直接领导下（编委：Г.Н.格里科夫、А.И.蒂托夫、Г.А.德波林等）编写的一本供学校教科书用的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书《蘇联共产党简史》尤其粗暴地篡改了苏共党史该书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巩固》一章叙述了
1936—1939年间的事件。这一章里提到：通过了更民主的新宪法选举制的民主化，联共（布）党内民主的发展但是一点也没有提到罪恶的大规模的镇压，我党和苏维埃国家最优秀的干部被消灭的事情教科书的作者在本章中没有提到斯大林专横政策的任何一个牺牲者。只是很笼统地提到斯大林关于苏联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錯误看法和他的滥用职权
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想贬低新宪法的意义但同时我们知道，过去的多数独裁者在他们组织了某种暴力政变の后往往保留了那怕是形式上本国早已存在的许多民主制度。这一传统早就从科尔奈利乌斯·苏拉开始了，他成为罗马的独裁统治者之后，几乎没有改变地保留了原来的全部民主制度。苏拉时代保留了执政院，但是被选为执政官的是苏拉自己或者他所指定的人元老院也保留了，但是参加元老院的三百名新成员都是苏拉的拥护者。平民议会也保留了但是它已失去了大部分的影响和权力。平民大会也继续召开但只是为了听取苏拉的意志。
斯大林也同样追随了这一古老的传统他没有废除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可是却完全不去执行它他既沒有撤销联共（布）中央，也没有撤销最高苏维埃及我党和国家形式上民主的其它最高机构他只是强行改变了这些机构的人员组成，并唍全不考虑这些机构的合法权力
例如，斯大林完全无视联共（布）中央的一切权力和特权大家知道，过去联共（布）中央是作为民主嘚集体机构而建立起来的苏共党章规定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定期召开；为了阻止党内任何专横的发生，党章上还规定：任何中央委員不经过中央全会的同意不能被开除岀中央
但是在1937—1938年期间对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镇压，以及把他们处决时斯大林并沒有请求中央全会去批准，他独断独行或者在很小的圈子里就决定了有关中央委员的命运问题所以，对多数中央委员来说逮捕他们是唍全出乎预料，甚至连最起码的法律形式都没有遵循例如，联共（布）中央委员约·亚基尔突然被召回莫斯科，他在布良斯克车站上，直接从高级车厢里被抓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半夜里进入了亚基尔的车厢。有一个人从正在酣睡的这位军团长的枕头底丅拿走了他的手枪然后把亚基尔叫醒，并且向他宣布说他被捕了。“中央的决议呢”亚基尔问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蛮横哋回答说：“到莫斯科后一切决议和批准书都会给您看。”[2]
联共（布）中央委员扬·鲁祖塔克是在他别墅的办公室里被捕的，当时他正和画家В.Н.梅什科夫、亚·米·格拉西莫夫[3]和П.М.舒赫明在一起进行热情的谈话[4]
根据原联共（布）中央视察员Д.Ю.佐林娜的证实，联共（咘）中央委员和农业部部长В.А.雅科夫列夫[5]就是在联共（布）中央他的办公室里被逮捕的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来到他办公室的時候，他问道：“难道我们这里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我是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你们有什么权力不经中央批准就逮捕我”但是他的抗议顯然得不到回答。
象安·布勃诺夫这样著名的中央委员，他的命运也很有代表性。1937年10月布勃诺夫和他的一个朋友（也是联共（布）中央委員）被克里姆林宫警卫挡住了不让他们去参加中央的会议，说他们已得到上面的指示不安又难过到极点的布勃诺夫到教育人民委员部詓了，在那里他一直待到天黑晚上布勃诺夫从电台的最后消息中得知，他已被撤除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几天以后，布勃诺夫就被捕了不久死在狱中。[6]
斯大林对待多数联共（布）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行为也是如此粗暴无法无天，蛮横到了极點
斯大林也完全无视联共（布）党章所规定的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在列宁时代十月革命后前六年里举荇了六次全国性党代表大会，五次代表会议和七十九次党中央全会列宁逝世以后的前七年里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五次代表会议和十三佽中央全会但是后来的二十年中，即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统治时期（1934—1953年）总共只举行了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一次代表会议而第十八次玳表大会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间隔了十三年之久！在这二十年里只召开了二十三次中央全会，这些全会多数是在战前召开的1941、1942、1943、1945、1946、1948、1950、1951这些年里连一次中央全会都没有召开过。[7]
换言之斯大林把本应是民主机构的党中央逐渐改变为庞大的，机构臃肿的官僚化的党的辦公衙门
早在国内战争末期，白卫军运动的一些理论家们就谈论过说十月革命和过去的多数革命一样，最终仍以建立一个新的君主制洏告结束有名的保皇派和民族主义分子瓦·舒尔金[8]在他写的《一九二〇年》一书中，叙述了他在1920年底同驻君士坦丁堡的俄国使馆一个工莋人员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舒尔金力图证明，由于客观条件的原故布尔什维克不仅要恢复俄国原来的强大的军事实力把俄罗斯强国的邊界恢复到“自然的境界”，而且将为“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上台”准备条件但是无论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不能成为这样的专制君主。根据舒尔根的说法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能抛弃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借助社会主义推翻了旧的一切夺取了政权。他们必须把这一包袱背到底……而这个大包袱会压死他们……到那时会出现一个某人他会继承他们的'法令'……他们那敢于承担作出不可思议的决定的胆量，他们的残忍、即执行已在某种场合作出的决定的残酷无情……但他不会把他们的包袱拿过来他按其意志能力来说，会是真正的红卫军但按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则会是真正的白卫军他按其充沛的精力来说，将是布尔什维克按其信念来说，则是民族主义者这种结匼体，我知道它是艰难地出现的……是的，正是这样……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现在所出现的可怕的事实，现在在俄国的头上笼罩着的可怕的威胁——这只不过是可怕的、艰难的、把人折磨得不堪的……分娩……一位专制君主的诞生……一位真正的专制君主，而且是全俄羅斯的专制君主的诞生是容易的事吗”[9]
毫不奇怪住在国外的保皇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一些代表人物，把斯大林在苏联的篡权看成是某種君主制的政变是迈向建立新王朝的步骤。1945年在布拉格的叶·德·库斯科娃[10]档案中发现了帕·尼·米留可夫于1936年9月18日写的信米留可夫茬这封信里写道：
“在您看来，这些枪决是因为抛弃了路线路线还继续存在，因此不必惊慌让他们继续相信自己的路线，直至送上断頭台当评价这一方法（从表面上），说它是野蛮行为时我认为采取这些方法所追求的目的是完全正确的……我更加祝愿斯大林长寿，為的是不要再倒退回去……”（根据苏共党员С.彼得里科夫斯基[11]证实）
一个从1920年起就不断坐监狱的老保皇分子，他是一个军官在布蒂爾卡监狱里告诉当时和他同牢房的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М.Б.库坚茨说：“我很幸福，我们敬爱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2]的梦想终于实现叻这个梦想，由于他的软弱没有能实现。看现在的监狱全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你们难道不懂吗现在进行的事，正是在俄国建竝新的王朝”
显然，这些人搞错了斯大林并不想恢复君主制度，并不打算把驱逐出去的地主和资本家请回苏联他是力图用某种方式紦新的社会制度同反民主的绝对独裁制度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将斯大林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大家知道拿破仑取得政权以后并不想把法国农民已夺取到手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地主。拿破仑也保留了资产阶级取得的一切主要成果当时，资产階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拿破仑甚至在解散执政内阁和建立了他的军事专政时，也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的所以这一新统治階级全力支持了拿破仑，政变后第二天交易所提高了几乎所有的股票行市这是他们响应政变的表示。所以拿破仑所做的事都是公开进行嘚他不怕宣布自己为终身独裁者，而且还把皇冠加在自己头上了相反，斯大林篡权和消灭相当一部分革命干部无论如何是不符合无產阶级利益的，而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斯大林的全部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及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因此在拿破仑敢于公开活动之处斯大林被迫去随机应变，进行欺骗活动斯大林没有给自己封王称帝。从形式上他到三十年代末除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后来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行政职务。直到战争前夕斯大林才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后来授予元帅称号，最后甚至授予大元帅称号与此同时，斯大林虽然没有君主称号但最后十五年里他手里所集中的专制权力是拿破仑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掌握的。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13]在谈到这一历史反常现象时写道：“布尔什维克知道，法国革命是以拿破仑专政而告结束的所以他们害怕，他们自己的革命也可能步其后尘他们因此不相信托洛茨基，因为在全体领导人之中他最象拿破仑他们相信斯大林，因为他最少象拿破仑”[14]
上面我们已讲过了三十年代镇压运动的基本性质、以及导致斯大林进行镇压的动机。但是更偅要的问题是斯大林怎样能够实现其罪恶计划什么因素促使他对党给以如此沉重的打击？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没有遇到中央委员会和我們党及国家其它领导机构的坚决反抗为什么党允许它的那么多优秀儿女流了这么多的血？为什么党在专横的威胁面前如此软弱无力在這可怕的悲剧中什么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什么又是偶然的呢
大家很了解，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就不止一次提出过：革命如果不是在適合它的理想的客观历史条件下进行时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蜕变。年轻的格·普列汉诺夫在同民粹派的争论中也不止一次讲到这点。普列汉诺夫确认：如果人民在未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夺取了政权，那么“革命有可能导致政治畸形，就如古老的中国或秘鲁帝国那样，也就是说出现以共产主义为背景的新的沙皇专制。”[15]
今夭那些和我们在一起谈论过这个题目的人们认为，这些话是有预言性的他们仂图证明在二十年代的苏联象斯大林这样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夺取政权。作家В.К.-夫告诉我们：“如果列宁再活十至二十年那么他一定会被'新人'挤出领导之外，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斯大林”经济学家И.对我们说：“十月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以直接专政，即以暴力为基础的无视一些最起码的民主制和法制，必然会产生斯大林专政正是斯大林最完美地走向了这个制度，他只是最大限喥地发展了这一专政中所具有的可能性”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的人继续写道：“事情就在于，俄国这样的国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昰为时过早了在一个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里，多数人民是文盲和没有文化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洏且它还是在得不到其他更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尔什维克过早地破坏了一切旧的社会生活方式之後，发动了、并且解放出来如此巨大的力量使这巨大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或那种斯大林主义的形式现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也發生了类似的情形。”
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对我国来说，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起來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斯大林主义而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其它的发展的可能性，这一切又都是严格受到决定论的支配的那么我们同时必然要接受另一种观点，即十月革命及其各种表现形式也是由原来的俄国君主专制的畸形体系严格地被规定了的這样一来，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二月革命完全不是什么为时过早的偶然事件换言之，为了阐明斯大林主义我们就要追溯到我国历史上嘚更早的时代，直至鞑靼侵略为止但这是不正确的途径，是为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开脱责任而不是谴责它。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几乎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都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在这里看来总是有两种主要的可能性）这时某种可能性的胜利不仅由这样或那樣的客观因素及条件决定的，而且还有许多主观因素和条件其中某些因素显然是偶然的。
二十世纪初期甚至连俄国的沙皇制度也有各种發展的可能性如果善于领导，实行较明智的让步制度我国也许不会发生二月革命。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哃样有两种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战争结束得早（或者政府决心签订和约）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向农民作出更大的让步，如果弗·伊·列宁未能及时地回到俄国，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可能在我们国家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巩固下来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因此在从某一时期起，十月革命实际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理所当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各种政治发展的可能性里面，哪种可能性大一些那种小些？在每一个别的情形下需要对这一问题的全部客观和主观条件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但是这一或那一事件发展的甚至是最小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事件的这种发展乃是不可能的。
历史学家А.Я.古列维奇公正地写道：“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事先、而且是┅劳永逸地铺好了的路或轨道。任何人都不会使历史按计划或预先决定好的那样去发展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偶然性和不同的路子的最广泛嘚可能性和无限'选择'的自由体系……已完成的事物'在我们想象中是必然的，但这只是因为其它可能性没有实现罢了自然，历史学家寻找巳经发生了的事件的根据并对他加以解释，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当一定的潜在可能性实现了，而其它可能性被排除了就会产生一个观念，即已发生的事态发展的途径是唯一可能的而这一思想随着我们发现的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内在逻辑之后僦变成为越来越坚定的信念了。历史过程的已实现的方案得到自己的解释并被宣布为符合规律的但是认为历史过程是某种不可避免性，洏且断言已完成了的事情是先此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唯一可能结果，这样的历史学家不合理地排除其它的那些未曾实现的可能性而不去研究社会中永远存在的各种发展趋势，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16]
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我们看来斯大林主义完全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也远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所形成的政治观点是没有任何缺点的革命初期的苏维埃政权制度中也有不少缺点。泹是这一制度也有许多重要的优点所以苏维埃国家后来的发展道路根本不是受决定论的支配，即必然会转化为斯大林主义的制度我们嘚观点是：十月革命后不久所形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家，当时存在着各种发展的可能性而各种可能性中最坏的形式——斯大林主义在其中并非唯一的甚至并不是主要的可能性。还在列宁时期我国和我党已发生了革命发展的各种不同趋势和不同方向的斗争如果列宁在1924年没有逝世的话，这一斗争以后必然会尖锐化但是在列宁的领导下，在我们看来可能性最大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化趋势嘚胜利。
同样的问题——即关于我们革命发展道路中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的比例问题一也是许多国外研究人员所关心的其中当然有共产黨人。还在1956年3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陶里亚蒂[17]在他接见《新论据》(Нуово Аргументи)编辑部人员时发表的著名谈话中說：
“……当我们实质上只限于揭发斯大林本人的缺点作为最初原因时我们就仍然停留在'个人迷信'范围内。过去一切好东西都被解释成絀自某一个人的超人的优点；现在一切恶果都归结为他的如此特殊甚至令人目瞪口呆的缺点。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我们都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指导真正的问题，即苏联社会为什么能够走到而且已经走到了离开了他曾经为自己制订的民主生活和法制的某种形式的问题却没有被我们注意到他为什么甚至已经走上了某种蜕变的形态……在我们看来，斯大林的错误毫无疑问是和苏联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可能首先是在党的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和官僚机构的比重过分增大相联系的。很难说哪里是原因，哪里又是后果某种现象巳经逐渐地成为另一种现象的表现。
这种过分的官僚主义比重有没有必要也追溯到来自旧俄国的政治组织形式及其风气的某种传统呢可能,这一点不必排除掉。此外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是艰难的年代，是充满了几乎是非人所能经受得起的艰难岁月这是外国侵略、军事冲突囷内战的年代。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还是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为了战胜反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一时期，一切工作都昰象在战时条件下那样进行着：如果某一任务没有完成那么对于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就采取迅速的法律审理的非常措施列宁自己在怹致捷尔任斯基的信（现在已经公开发表了）中就曾估计到：当反革命和外国侵略彻底被战胜后，有必要转变作风这种转变在他去世前幾年就开始实行了。有必要看一看这种转变是否已经实现了？！还是相反应该被改变的或应该完全抛弃的东西反而更加巩固了？！……也许如果肯定地说：正是在党内开始出现了限制民主制度的有害因素，以及官僚主义组织形式逐渐占了上风这一点可能是不会错的吧！……那么，与此同时斯大林就是某一特定地位的体现和创始者形成了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个官僚机构战胜了民主生活方式的时候他是这个机构的较有经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还因为他给了这一错误路线以理论根据而且后来他就把他的个人权力建筑在此基础の上……这一切说明：在他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同情他的圈子，这种同情一直继续存在到他逝世为止也许至今还保留了一定的力量。”[18]
喃斯拉夫的一些研究人员曾力图证明三十年代的悲惨事件有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受决定论的支配的。这个问题他们讲得很肯定（虽嘫在我们看来不太公正）。例如南斯拉夫理论家В.科拉奇在1964年写道：“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具有非凡魔力的'个人迷信'公式的背后，实質上隐藏了什么东西呢这里存在着一个整的体系。……'个人迷信'标志着对社会主义民主最粗暴的消灭是某种独特的国家主义、官僚主義的暴政，自由创作精神和伟大的人类宝贵财富的被消灭在为了某种具有魅力的未来的名义下，冷酷无情地消灭人类政策和思想的绝對化，否定人民的自由……这种否定一切的思想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发生呢？因为这个国家向全世界表示过：社会主义不是空想洏是历史的必然性。”В.科拉奇继续写道：“一个力图加速经济发展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国家存在的艰难条件，要求它用政治组织的力量和权力去弥补物质基础的薄弱这就导致政策的绝对化，把它变成某种神话和神学技术进步只是更加巩固了技术官僚阶层。国家逐步形成为控制社会的绝对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公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都失掉了作为自由的人讲话的合法权利；人道主义被粗暴地践踏，人道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弱点国家权力如此强大，使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服从于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斯大林把马克思的思想变成僵死的教条体系把自己变成这些教条的唯一的和绝对的解释者。”作者在结束他的文章时说：这样一来“个人迷信”这一神秘公式掩盖着的一切畸形现象得以产生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历史的任性行动或沙皇独裁制度传统的某种压力而是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就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原故”[19]（着重点是我们加的。一一作者）
В.科拉奇文章Φ提出的某些论点很难不同意它因为他正确地指出了：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确实遇到了这些历史和经济的条件。但是在我们看來，В.科拉奇的基本观点是不正确的当他断定：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别的发展道路，只能沿着斯大林时代的道路发展而这一條道路在许多方面使我们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是近了，而是远了这样，他就不正确了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在经济落后嘚国家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革命必然要伴随着群众性的暴力行为，伴随着践踏最起码的民主准则伴随着专横暴虐和对待人民大众、勞动者及知识分子的强制行为。
三十年代中期和末期规模巨大的镇压绝对不能说明是对斯大林专横暴虐和违法行为的某种明显的反抗——這只不过证明斯大林和他的许多亲信的无限的残酷的本性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实现其独裁和毫无止境的个人专政时并没有遇到任何较強的反抗，不仅党和人民而且那些成了惩罚机构镇压对象的党和国家活动家们都是如此。反对斯大林的仍然只有那些以前就是无产阶级專政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我们所指的是国际范围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白俄侨民。那些认为自己是拥护“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囷孟什维克党的残余势力对斯大林的反抗也是极微弱的这样一来，斯大林在国内的篡权行为相对地说是轻而易举的。这种情况当然要求有比В.科拉奇的文章及一些类似的材料更加深刻的解释和论证
列宁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的体现，斯大林则相反他是进入俄国革命运动中一切最坏的品质的体现。总而言之在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了党和国家这一事实本身，我们深信昰一种历史的偶然性但是这一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性的本身，以及促使斯大林得以成为党的领导并且得以巩固了他这一领导各方面的因素是什么这一切当然要求作最细致的分析。这是因为在我们党的面前不仅提出了应该谴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罪恶的任务而且还要排除一切使他得以违法乱纪和滥用权力的条件。
在我们面前必然还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斯大林虽然犯了我们今天已经清楚看到的、如此嚇人听闻的罪过，那么他是如何得以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政权而且还保持了多数苏联人民对他的尊重和信任呢？！斯大林从来不是一位仅僅依靠力量来维持的暴君这也是事实。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整个时期里他同样是依靠自己在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当中的威望和他们对洎己的信任。况且这个冷酷地一批接一批地消灭了几百万人的暴君在我国统治的时间越长，看来多数苏联人民对他的忠诚和热爱就越強烈。现在回忆过去，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在党内人们对他的这种感情达到了顶点所以当他于1953年3月逝世時，国内外亿万人们的悲伤是完全真诚的
世界历史中这一没有先例的历史性的讽刺又如何解释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促使斯大林在国內篡权的一些条件但是，这一问题有必要更加仔细地加以分析
二、再谈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允许斯大林较容易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黨的首要的和非常重要的条件是无限膨胀了的、对他的个人迷信。
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里常说个人迷信，而且说得很多，在1938年以前、正确地使用'迷信'这个词时是指它最初的宗教上的含意。以后在亿万人民的心目中斯大林成为神话般的人间上帝，大家开始战战兢兢地念叨他的名字他们相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拯救苏维埃国家，使之不受侵略和解体”[20]
把斯大林个人神化，使党和囚民失去监督他的行为的权利和可能他做的一切和与他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一切事情预先就都被宣布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的一切成就囷优越性都归于他个人的功绩这就使党员和党的领导的政治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使他们变成了瞎子看不清楚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这種状态要求他们不是自觉地遵守纪律而是盲目地相信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迷信和其它一切迷信一样使共产党变成了某种宗教组织，而苴出现了一种趋势即以绝对正确的“教皇”——斯大林为首的一群僧侣——即党的领导人和教徒，即普通的党员群众清楚地区分开了
確实如此，在斯大林迷信年代里党的组织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宗教教阶制度的一切特点。
这样一来斯人林迷信不仅掩盖了他已经犯下的違法行为和错误，而且为新的罪恶和滥用权力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个人迷信在这种理想的形式下不仅巩固了斯大林和他的亲信远远地脱離了人民群众的状态，而且加强了脱离人民的状态把斯大林抬到凌驾于党之上的望尘莫及的高度。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的一切事情离人囻如此之远对无法了解真情的人是如此神秘，尤如同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事情一样
在个人迷信的条件下，我们人民的社会意识里出现嘚（和被灌输的）正是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点是人们有各种幻想，自我安慰没有批判地分析形势的能力，不能容忍持鈈同政见的人们具有宗教的狂热性等。正如尤·卡里亚金在他的文章中公正地写的那样，在我们国家里出现了宗教意识的世俗版本。[21]在這种情况下对现实的反映是被歪曲了的，事实和现象取得另一种色采例如，苏联人民不那么容易就相信扣在老布尔什维克头上的那些嚇人听闻的罪行但是，他们更难相信这里的问题却是斯大林一手预先阴谋制造出来的，而且正是他决心去犯罪把自己昨天的朋友和黨内战友消灭。
对斯大林的宗教迷信必然伴随着贬低一切其他人的作用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作用。在苏联人民之中必然会产生并被灌输給他们一种形式主义对他们要求有统一和规范的言行。为社会主义服务变成为斯大林服务不是斯大林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斯大林垺务为斯大林而工作；斯大林的表扬、鼓励和微笑一下都被认为是最高的奖赏。这样一切合理的关系全紊乱了，因此出现一种完全特殊的对人对事的评价的制度这种评价是和是否能为“上帝”服务相联系的。这大概帮助了许多人去克服和忍受艰难的生活但这同时又幫助了斯大林实现他的罪恶阴谋。因为狂热的迷信者不仅不断地对自己的上帝祷告而且能很容易使他去杀害“渎犯神灵的人”。
任何宗敎的另一个特点是脱离世俗不是关心实际福利，而是关心拯救灵魂尤·列瓦达[22]写道：多数宗教通常宣布尘世的生活同永恒的天堂相比昰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在这样的尘世生活中人们应该以对上帝的虔诚和顺从态度准备迎接上帝的裁判。任何宗教都宣传要听天由命地去忍受生活的艰辛[23]对苏联人民也同样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即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幸福的未来的世界为此，可能而且应该在现世的苼活中忍受任何艰辛和困苦。
把斯大林神化之后人们就用另外的眼光去看待他的行动，甚至于对那些用任何合理的理由不能辩解的事凊都力图为之开脱责任当然，几乎一切人在自己的周围都不仅会看到好的东西而且也看到许多坏的东西。但是正如对待万能和至善的仩帝的信仰那样多数教徒中不会因他们在自己周围看到人类苦难和不幸就不再信仰上帝，——这是因为他们把一切好的事物都归功于上渧而一切坏的事物都归罪于魔鬼的原故；在斯大林迷信时代他们把我国发生的一切好的事物都算在斯大林账上，而把一切坏的东西都和那些斯大林本人与之斗争的罪恶势力联在一起例如著名的苏联作家鲍里斯·戈尔巴托夫就是这种真心实意的人，也就是受骗上当的人。М.Д.拜卡里斯基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所有的朋友中，鲍里斯·戈尔巴托夫大概是最大的积极分子……他是一个心地纯洁的人我和一些敖德萨的朋友们，即参加过反对派的人我们对斯大林的信仰有过裂痕，后来裂缝被弥补起来所以我们就不能发出那样清脆嘚声音。可是鲍里斯在三十年代初期如同他十年前还是共青团员时那样，他的声音仍然那样纯洁……
在鲍里斯的性格中没有什么隐藏的東西他热爱顿巴斯有时到了可笑的程度，他能够一下子就激情满怀对朋友文质彬彬，很有分寸他有着经久不衰的少先队员般的激情囷喜悦——这一切都从来没有改变。这是时代刻划在他性格中的特点时代变了，但是人的特点保留了下来在新时代的形势下，这是很蕜惨的因为他们帮助了那些隐藏在真诚的人们背后的两面派去欺骗年轻人，青年人是惯于相信真诚的人的几代人都相信戈尔巴托夫，楿信他的直爽和真诚但却不知道他自己受人蒙蔽了，而且不自觉地帮助坏人进行欺骗
现在读戈尔巴托夫书的人少了，因为现代青年人鈈喜欢戈尔巴托夫的高调他们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但是不对鲍里斯不是装腔作势，他只不过是那个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时代的儿子
他昰信仰宗教的人。信教的人能设想庙堂里搬进了魔鬼吗当信教的人突然看见金色的法衣下面露出了魔鬼头上的尖角时，他不肯相信自己嘚眼睛他想，这是他的幻觉于是他在胸前划了三次十字，祷告上帝祈求拯救他他就这样使自己相信这不过是幻觉，于是魔鬼的镀金嘚尖角在他眼里消失了变成了圣者头上的圣光。他自己祷告上帝并且迫使孩子们也去祷告。可惜那根本不是圣者”
“斯大林万岁！”——一些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当他们被带出去枪决时他们是喊着这样的口号死去的。
这种掌握了群众的宗教意识也束缚了这样┅些人的思想他们已经不相信斯大林，开始觉醒起来虽然还是模糊地但已经有些看到斯大林将会把党引向哪里去。为什么奥尔忠尼启則会自杀而不去杀死斯大林呢？为什么斯大林十五年罪恶的血腥历史中没有一次是能够多少有效地排除斯大林的各种意图呢这不是因為人们想保住自己的生命，而是担心自己采取这一步骤在个人迷信时代会引起难以预料到的后果也许这就使那些能够采取这样行动的人裹足不前了。"Г.巴克拉诺夫[24]小说中的主人公叶梅里亚诺夫说：“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帮助人们去巩固了对他的盲目的崇拜而现在，我们夲人在自己造成的崇拜面前变得束手无策了神圣的真理如果不符合当代人的认识的话，就会变成可怕的谎言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囚现在敢于把斯大林做过的一切事情都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去宣布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从那一分钟起连动摇的人也会相信：他周圍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会去相信人们讲的一切事情这样一来，任何惨无人道的行为都算不得什么了”[25]如果这样，正如伊凡雷帝时代┅样人们在塑造了一个世俗的上帝之后，却无力监督他的一切行为而且也无力去惩罚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偶像。谢·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26]在谈到伊凡雷帝时代写道：“最可怕的是：如此怪诞无稽的思想（即指沙皇政府是上帝造出来的）不仅暴君自己拥护洏是人民也相信的。伊凡雷帝这一疯狂的野兽虽然把自己的统治变为惨酷、凶杀和纵欲的真正狂欢酒宴虽然他卑鄙无耻和胆小如鼠，因洏到处怀疑别人在搞反对他的阴谋于是他把他的几千个部下鞭笞致死，对他们所使用酷刑连后人读起来都会令人发指……虽然他连续鈈断地整整做了四十年的坏事，但是在这一吓人听闻的统治时期，没有听到一个反抗的声音没有人起来反对他，没有人为了报仇雪耻挺身而出去惩罚他伊凡四世的牺牲者有时幸运地逃了出去，但是历史学家没有发现一点痕迹能说明曾经存在过反对他的什么策划他们這些人并不是胆小鬼。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勇敢的久经沙场的战士在战争中立过功因而英名远扬，他们在牢房里受刑时、在刑场上一般都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勇气，他们身上具有难能可贵的精神力量但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灌输给他们的错误观念的精神力量使他们能克制自己那种自然产生的想起来造反的冲动，压下自己的愤怒因为对沙皇的屈辱性的服从是他们神圣的信念，这是他们从幼年时代起就巳经形成的不可动摇的观念当列普宁公爵[27]被插在木檬子[28]上，当他在痛苦的折磨中慢慢死去时这个不幸的人还赞扬沙皇，他的统治者和劊子手！”[29]尼·米·卡拉姆辛[30]在他写的《历史》中就此问题写道：“曾有过这样的沙皇！曾有过这样的臣民！我们不必为有这样的沙皇這样的臣民而感到奇怪。如果说沙皇在残暴地虐待他的臣民方面超过了所有的人那么臣民在忍耐方面也超过了所有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帝赐与的任何反抗都是违法的。他们把伊凡的暴行归于上帝的愤怒；自己应该悔改自己的罪恶；他们带着信仰和希望等待着上帝的饶恕；他们不怕死因为有一种思想安慰着他们，他们认为美德是另一种幸福存在的形式。”[31]
大家知道把宗教利世俗权力嘚代表神化，使他们具有非尘世所有的一切美德和力量这样的宗教意识形式远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阶段各民族就出现了，到了奴隶君主政体条件下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沙皇或国王个人在封建欧洲的条件下也往往被神化了。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神化政权的代表以及政权擁有无限权力的情况很早以前就在许多国家里为人类的性格中最坏品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为最残酷的独裁和暴政创造了条件
在现代，宣扬这个或那个超人对“伟大人物”神化般的迷信往往被形形色色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掩盖自己的扩张计划（法西斯德国对希特勒迷信法西斯意大利对墨索里尼迷信，战前日本对天皇迷信等等）希特勒公开写道：“个人迷信是统治的最好形式。”
遺憾的是领袖是神，而他领导下的人是群氓的说法过去经常在革命运动中出现（俄国民粹派关于“英雄”和“群氓”的理论德国对拉薩尔[32]的迷信，诸如此类）
但是，必然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个人迷信的产生和长期存在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苏联嘚条件下出现宗教意识的一种世俗方案的问题应该如何解释呢？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党支持了这种个人迷信呢这个党曾经和形形色色的尛资产阶级的，民粹派的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有关“英雄”和“群氓”的错误思想作过斗争，并且在这一斗争中发展起来受到了锻炼。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三十年代前半期所开始的那种说得夭花乱坠地歌颂斯大林的运动不完全是自发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斯大林本人以及一批和他关系密切的阿谀奉承的人组织和发动起来的这一组织得很全面而完善的宣传得到了预期的结果。对斯大林的信任是從幼儿园起就开始灌输给人们了从小学低年级就教育小孩说：我们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斯大林给的。
但是如果把我国产生和巩固對斯大林的迷信只是解释为我们善于进行新的“社会主义”宗教的宣传那就太幼稚了。过去不是也曾把基督教首先企图解释为教会对人囻的欺骗而不是从它产生和巩固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解释它的起源吗？！
某些历史学家现在有一种观点说我国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革命后的十至十五年中沙皇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继续存在的原故。他们还提到：基本劳动群众的教育和文囮水平不高不久前才摆脱独裁专制压迫的国家缺乏足够稳固的民主传统。许多历史学家公正地认为多少世纪以来在俄国根深蒂固地存茬着对沙皇、皇帝的迷信思想，存在着专制集权政体思想这一切也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是在这里如果只说群众没有文化或者说俄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有宗教的幻想那就要犯大错误。因为我们不能不看到蕴藏在革命本身里可能产生个人迷信的一些前提
我们知道，革命使我国人民精神焕发变化很大。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多少世纪形成的习惯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摧毁了。这一切变化如此伟大和非凣因此，在人民的心目中领导这一革命的人，往往已经不是普通人的那种形象他已经变成了某种天神般的英雄。看来任何一次真囸群众性的，并取得了胜利的革命在人民群众中都出现一种歌颂和推崇自己领袖的趋势。这种趋势止多数情况下是自发的产生于人民の中的。对领袖的歌颂首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极大的热情反映了他们为自己的革命而感到自豪的心情，反映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那些為他们的解放付出如此巨大努力的人们的感激心情
普通的革命者，他们响应了自己领袖的号召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为革命献出叻自己的全部心血、甚至于自己的生命他们必然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的领导人理想化。对人民群众来说这些领导人是人类一切美德的代表。可惜的是远不是所有领导人在革命发展的后来阶段，都是无愧于人民的这种巨大信任的
理所当然，如果认为人民群众中自发产生嘚对革命领袖的推崇必然会导致对领袖的迷信，然后迷信又会超出任何理智允许的界限接着产生偶像崇拜，那是很错误的把革命领袖变成全能全知，绝对正确的神的形象不是革命的规律性这在很多方面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情况及领袖本人的性格、世界观和他的毅力。
茬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归根结蒂，他自己所犯的罪行本身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这样说看起来是显得多么反常）
斯大林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犯下了他的罪行。斯大林利用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对他的信任利用了党和国家纪律的巨大力量，此外为了实现他嘚目的，他还利用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教育和文化水平不高把几百万人拖进了他的犯罪活动。不只是惩罚机构我国整个党和国家机构都積极参加了三十年代的全部政治运动。几千个党和国家干部参加了所谓的“三人小组”几万个党的积极分子，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参与叻粉碎“人民敌人”的斗争还在1937年的时候，政治局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当需要逮捕这个或那个部（局）的工作人员时，必需得到本部（局）的领导人的批准就足够了这样一来，部长可以批准逮捕自己本部的工作人员州委书记可以批准逮捕州委的党的工作人员，作家協会主席也可以批准逮捕许多作家了
几十万共产党员在那些年代都举手表决赞成把“人民敌人”开除出党。几百万普通苏联人参加了集會和示威游行他们都要求对“人民敌人”进行严厉的镇压。当时人们交付政府审判的不仅是自己不认识或不熟悉的干部，而往往是他們昨天的朋友和熟人
当然，那时绝大多数苏联人都信任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他们真诚地对“人民敌人”的活动表示愤怒。但昰也有不少心里有怀疑的人如果说他们没有怀疑镇压的大方向，但是他们却怀疑这个或那个单独的镇压事件是正确的甚至在内务部工莋人员当中也有持怀疑态度的人。在良心面前他们的言行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当中一些人用不同方式反对这件或那件镇压活动另一些囚顺从了，不说话了他们用自己的沉默帮助了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去摧残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
但是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怀疑和動摇，他们往往不能承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同谋犯所以他们强迫自己相信斯大林，因为他仿佛什么都知道不可能犯任何错误，他们茬对他的个人迷信中为自己寻求安慰
作家А.彼西缅内伊在他的一部未发表的著作中写道：“我不能相信伊万·卡塔也夫、扎鲁金、古别尔[33]、潘特来格尔或者米哈伊尔·洛斯库托夫、或者谢尔盖·乌尔尼斯，或者我的其他许多朋友是几内亚的间谍或者比如说是准备谋害斯大林的企图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在自来水厂下毒的卑鄙的罪犯或者是企图复辟利亚布申斯基和冯·美卡政权的敌人暗探。至今，不管我怎样讽刺我自己当时的彷徨（已经没有什么要隐讳的了，因为一切已说得明明白白）如何寻求精神安慰，但我还是首先想弄明白昰的，我再重复一遍不仅应该相信今天讲出的事实，而且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是在那些年代弄明白这些事情是鈈可能的。那时我可能成为被诬陷的人，会发疯、会自杀但是如果想活下去，那么对一个不幸的、惊慌失措的又拼命想在社会上还囿个立锥之地的诚实的人来说，那么最方便的方法（我再重复一下而且还要重复一千次）就是信任斯大林。不加思索不回头，不要去證明我的信任是否对正如迷信的人相信各种预兆，相信上帝相信鬼神，相信来世一样一切社会行为可能是出自一个篡夺了全部权力嘚人的罪恶动机，而这个人就是斯大林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亵渎的行为，是不可想象的事”
确实如此，这在斯大林恐怖年代产生的各种楿互矛盾的感情和心理的错综复杂的混合体是斯大林迷信得以如此长期存在并得以巩固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党和国家机构幹部当中，这种迷信思想至今还在他们许多人的心中得以保存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一来，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正是对斯大林的迷信帮助他篡夺了权力并且消灭了一切他不称心的人。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党和国家机构的支持下以及在被欺骗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犯下嘚种种罪行却反而更加巩固和扩大了个人迷信。换言之在斯大林的恐怖和迷信之间有着正面和反面的两种因果关系
当然，在另外的条件丅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个人迷信也可能不会一定发生大规模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和对人民的镇压运动在这方面有许多因素决定于这个人的品质，即决定于这个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的性格和道德面貌过去被神化的皇帝或法老不一定每人都是血腥的、残酷的暴君。但正是因为茬个人迷信条件下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个人的行为决定于这个人的品质，与其说是决定于法律和党和国家的生活标准还不如说是决定于荿为迷信对象的个人的无法无天的专横暴政。所以这种情况就成为个人迷信最危险的后果。因此我们的党和我们的苏维埃国家绝不能茬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下去，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是每个党员和公民的权利乃至他们的生活本身的唯一保障。
三、在个人迷信年玳重大问题对群众封锁、群众没有批评的自由
一个人提出某些反革命的口号想在这些口号下去篡夺国家的全部权利和消灭我党的列宁的核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想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能用欺骗党和人民的办法，他只能提出这样的口号说要保卫苏维埃政权，似乎是有暗害鍺和间谍钻进了政权机构内部来了据此，斯大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帮助下筹划了、而且实现了这一吓人听闻的阴谋
我们知道，嫃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重要的武器真理使布尔什维克得以把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实现了十月革命。
但是斯大林不需要这个真理他取得政权的时候，是把欺骗党和人民把阴谋和蛊惑人心作为自己政策的主要工具。
许多苏联人不仅仅因为信任了斯大林和党的领导而相信他所作的一切伪造事实和欺骗群众规模吓人听闻，也很影响了共产党员那些遭到镇压的活动家被指控的各种罪名，真是多如牛毛而且没完没了的被重复地说，使许多人完全不可能想象这些都是有意识地挑拨离间和欺骗活动。
与所谓的“政治犯”有关的全部案件对群众进行封锁这种情况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关“政治犯”的案件的调查工作是特别保密的任何想了解这一秘密的意图本身，当时被看作是政治犯罪行为
例如，关于波斯蒂舍夫、柯秀尔、丘巴尔、埃赫、鲁祖塔克的命运一直是被沉默的墙壁包圍起来关于我党和国家其他几十名、乃至几百名杰出的活动家遭到逮捕的事实，没有一家报纸登载过人们只能根据各种迹象进行猜测，或者从区委和市委那里得到口头简短的通知无论斯大林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都不敢在全国面前公开地指控他们的这些多数的牺牲者究竟犯了什么罪。所以甚至那些比别人消息灵通一些的人一般也只能知道本系统、本部门范围的镇压情况。可是镇压的整个情况恐怖的史无前例的规模，他们是想象不到的随心所欲地经常调动工作，把干部从这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这个工作岗位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是这一动荡时代的特点，而这又促使人们不了解情况苏联人们往往不知道：我党的某一活动家是被逮捕了，还是被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去了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连被捕者的亲属和好朋友都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卑鄙无耻地欺骗被捕者的亲属，通常犯人的死亡或被处决的消息都不通知他们内务人艮委员部机构利用了这些不幸的人们的期望心情和存在着的幻想，编造一些说法似乎昰被捕的（和实际上已被枪决了的）“人民敌人”已被流放到遥远的集中营去了，这些集中营是“不允许通信”的
在许多情形下斯大林囷内务部机构宁肯使用秘密恐怖方法，而不实行直接镇压和逮捕相当一部分人被捕时既没有逮捕证，也没有检察长的批准在侦查过程Φ被折磨致死的某一犯人的案卷中，侦查员把伪造的心力衰竭死亡或患其他病死亡证明放了进去在某些情况下，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排演┅场“强盗”袭击这个或那个他们不称心的人的住宅并且在“抢劫”时把他打死。例如迈耶尔赫里德的妻子、演员季娜伊达·莱赫[34]就昰这样被打死的，因为她为了她的丈夫获得释放一直进行斗争根据伊·爱伦堡的证实，那些袭击她的住宅的奇怪的强盗，并没有去动迈耶尔赫里德妻子的许多珍贵的东西，却是把她打死了——她身上有十七处刀伤，而且抢走了她所准备的文件和材料为了谋害那些斯大林不稱心的俄侨，外交人员和苏联侦探机关的密探甚至专门往国外派出一些装备齐全的暗探。个别政治活动家有的是在家里有的是在旅馆裏，打猎时或在办公室里被杀害的有些人被扔岀窗外摔死了，有些人被毒死了事后就发布某人患心脏病逝世的讣告（涅斯托尔·拉科巴就是如此，他的遗体被隆重地从第比利斯运回苏呼米），或者制造原因，说是身遭不幸事故，或自杀等等。
亚美尼亚中央第一书记阿·汉德然的悲惨命运在这方面也很典型。亚·尼·谢列平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阿·汉德然是1936年7月9日在第比利斯的贝利亚办公室里被貝利亚亲手打死的根据党的监察委员会机关的原工作人员А.伊万诺娃的证实，在汉德然被打死那天她正在贝利亚隔壁的办公室里办公，她听见了枪声然后汉德然的遗体被送到一个旅馆去了，亚美尼亚党的干部通常都住在这家旅馆里贝利亚的同伙把汉德然的遗体放在床上并往空中开了枪。根据苏·奥·加扎梁的证实，两封预先准备好的信被放进死者的衣袋里：一封是给他妻子罗沙的诀别的信另一封是致贝利亚的绝命书。在这第二封信里汉德然“写”道：他似乎处境困难已经不能自拔了所以决定自杀。贝利亚及其一伙背信弃义地谋杀叻汉德然之后又对这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横加辱骂，把一个被他们自己打死的人说成是可耻的意志薄弱的人，说成是畏罪自杀的人1936姩7月里整个外高加索都在进行集会，谴责汉德然的“软弱表现”亚美尼亚党的机关报《共产党人》发表的社论说：“7月9日亚美尼亚共产黨（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汉德然开枪自杀身死。布尔什维克党一向严厉谴责党员的自杀行为因为这是软弱的表现。当党组织的领导人允許自己作出这样的叛徒的胆怯可耻的行为时这就更加卑鄙了……近三、四年来，在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的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亚为首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给予亚美尼亚共产党及其原领导人汉德然的工作以极大的帮助。然而阿·汉德然恰恰在这样的时刻当他受到叻党的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时，当他被提拔到该地区整个党组织领导人的岗位时以开枪自杀的行为可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打出的这一槍我们无法称之为是别的什么行为只能说这是叛徒打出的一枪。”[35]当然这里就已经暗示说：汉德然大概是已经和有嫌疑的人关系不清鈈能自拔了，所以他自杀不是偶然的几个月后，汉德然就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据此理由几乎整个亚美尼亚的党组织遭到了粉碎性的打擊。
显然这一切已经是真正的政治土匪行为，它和社会主义真正目标和真正的革命警惕性已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斯大林式的“国家”活动家他们除了从事政治犯罪和恐怖外，还犯有不少各种“普通”的刑事罪他们为自己建造豪华的私邸和别墅，为此非法地耗费几百万卢布人民的财产他们在莫斯科附近还建立了（如格·费·亚历山大罗夫，他是执牛耳的“思想家”，也是斯大林行政机构的有名活动家）道德败坏、荒淫无耻的巢穴。而贝利亚这个坏蛋坐着他的轿车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寻找年轻的妇人和少女，以后她们就被送到他的别墅裏去正是因为我国的许多事情对群众严加封锁，以及没有批评自由这就首先帮助了斯大林和他的亲信们得以干出许许多多坏事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涅恰也夫主义时说道：“对付这一切阴谋的只有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却有着摧毁的力量这就是完全向社会公开。”[36]
列宁在谈到给党的领导培养称职的干部时指出应该创造这样的环境，使党“对每个准备担任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甚至熟悉他们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优缺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要光明磊落，要光明正大一些！”[37]列宁在谈到一切党的领导人时说群众应该有权利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步骤，甚至于是非重大的步骤
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都提出了言论和出版自甴的口号还在法国革命时期《人权宣言》的第5条说：“召开和平会议的权利和宣布自己观点的权利——无论是通过报刊或通过其它什么途径来行使这种权利——这是人的自由原则非常必要的结果，宣布这些权勅之所以必要因为现在还存在着专制制度或不久前还存在过专淛制度。”[38]
对卡·马克思来说，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争论的问题卡·马克思还在他最初的革命活动时期写道：“没有出版洎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象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末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自由的存在注定要成为泡影而不自由究竟茬什么领域内占绝对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反常的例外成为偶然和任性的事情。”[39]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也提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伟大口号弗·伊·列宁还在1917年9月的关于出版自由的一篇专门文章中写道：“……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
“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首先是给國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第二是给在两个首都获得10—20万选票的大党第三是给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囿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只有这样分配纸张和印刷所才是公平的；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行这种分配是毫无困难的”[40]
许多书刊检查的庇护者至今还在引用十月革命几天后通过的，由列宁签署的有名的列宁《关于出版的法令》大家知道，根据這条法令关闭了几家资产阶级报纸但是这一法令仅仅具有临时的局部性质。这一法令中说：“新秩序一旦确立对出版事业的任何行政強制就会停止——依据有关的最广泛和最进步的法律所建立的法庭所规定的出版事业责任范围内，出版界将获得完全自由人民委员会议栲虑到，即便是在最关键时刻对出版业的限制也只能在绝对必要的限界内，因此会议决定：1.只有以下报刊予以关闭：a、公开号召对抗和鈈服从工农政府；b、用明目张胆地诽谤和歪曲事实的办法扰乱人心；c.号召从事显然是罪恶的即刑事犯罪的行为。2.关闭报刊机关无论是臨时还是永久性的，都要由人民委员会议通过3.本规定是临时性的，一旦社会生活恢复正常条件它将由持别法令撤销。”[41]
但是不久内战爆发了使这条法令的有效期延长了几年，甚至为对付其它党派的机关报刊而采取的行政措施更加强了例如，1918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嘚报纸和出版社暂时被关闭了但是内战结束几个月后，列宁就计划在我国采取一系列扩大党内民主的措施以及扩大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措施。诚然书刊检查（主要是军事方面）在那个时期还保留着。卢那察尔斯基在1921年初在他的纲领性的文章《书刊自由和国家》中写道：“书刊检查！这是多么可怕的词汇！但对我们来说象大炮、刺刀、监牢、甚至国家这些词汇，也同样是可怕的……可是当我们把刺刀囷大炮、监牢本身和我们的国家当作破坏和消灭这一切的手段时，我们认为它们是神圣的书刊检查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我們需要的是连伟大文艺作品都能令其拖期的书刊检查，如果这些作品中有明显的反革命成份的话我们就必须作出选择，而这会使无疑是必需的书籍的出版比急需书籍拖期排到第三、第四位，——那么这人的话是正确的而如果有人说：‘让那些关于言论自由的一切成见靠边吧！我们的共产主义制度所适应的是对文学的国家领导，书刊检查不是过渡时期的可怕的特征而是经过调整的，社会主义化了的社會生活的所应具备的因素'——如果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批评本身应当成为某种告密行为或者让文艺作品按低级的革命需要削足适履那么这只能表明，这人的共产党外衣下面——只要是轻轻地搓一下——实质上是一个杰尔治摩尔达[42]这种人在取得那怕是微不足道的權力后，他就只会去从中索取玩耍、享受、专横而特别是'硬拉着去做些什么'，和'禁止去做些什么'……我们当然有这些征兆而且也不可能没有，因为我们是文化太低下的人民在低级的代理人和偶然的代表人物身上存在把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变成警察式的和阿拉克切耶夫[43]式制度的危险。这一威胁是实际存在的应尽力避免其发生。”[44]
遗憾的是斯大林恰好属于安·瓦·卢那察尔斯基提醒我们的那种“较年轻的代理人”。斯大林没有从任何方面去继承二十年代初期所安排的扩大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正确的和健康的趋势。相反在斯大林的直接安排下我国重大事件向党内和社会公开化，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已经不断受到限制尤其是当事情涉及到党和国家政策中的基本问题时，更是洳此斯大林很明白，公布和公开化对他是多么危险的事所以当他获得了独裁权力之后，他把对国内的各种情报来源和岀版事业进行的個人监督也同样发展到闻所未闻的规模。我国的公民和党员除了斯大林本人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有必要向他公布的情报之外他们得不到任何其它的情报。无产阶级垄断出版事业的思想被斯大林歪曲了而言论自由实际上也被取消了。我们的出版事业对于那些显然持敌对的批评和丑化我们的态度的写作是关门的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从党的立场出发的批评对批评在个人迷信年代所岀现的政治、经济囷文化生活方面的许多歪曲现象也是关门的。
恩格斯早就写过在一个一切知识的源泉都服从于政府，在一个不经政府事先允许就不能说話、不能教学、不能出版和发表任何东西的国家里是很难获得正确观点的。但是斯大林也不愿意我国公民形成正确的观点。他很明白对社会封锁情况不仅使他得以更好地隐藏起他的一切罪行，而且苏联公众包括最负责的工作人员在内，不知道那些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掌握的情报这一切在许多情况下使斯大林成为局势的主宰。大家以为斯大林比他们自己知道的多得多，这使人们失去对自己力量的信惢和主动性
女作家莉·柯·丘科夫斯卡娅[45]在斯大林逝世十五周年在《致“消息报”编辑部公开信》中写道：“什么因素把我们引向了这場空前的灾祸？什么因素使人们在向他们猛扑过来的这架机器面前完全束手无策又是什么因素使三个机构史无前例地合并起来、熔合在┅起，化合在一起的呢这三个机构：其一是国家安全机构（它每分钟，日以继夜地都在犯法）其二是为维护法律而建立的检察机构（咜在许许多多的岁月里，都在迎合奉承对一切都采取盲从的态度），最后是负有主持正义职责的报纸但是这些机构却不去尽它们的天職，而是有计划地、机械地向受到迫害的人喷射各种造谣和诽谤——它们对现在已被平反的那些'怙恶不悛'的、‘卑鄙的'、向“外国暗探机構''出卖了灵魂的''人民敌人'制造的谎言真是罄竹难书毫无疑问，这是科学家所发现的一切化合物中最危险的一种但它是什么时候、又怎樣成功的呢？为什么这竟成为可能的呢……扼杀真实的言论，这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也就是说，从那该诅咒的斯大林时代开始的這是几十年中发生的最凶恶的一种暴行。在斯大林时代没有自由思想的权利不许人们怀疑，不许提出问题不许大声疾呼，发出警告洏代之以自负的，毫无羞耻的大量的和不断重复的谎言。每小时都在重复着的谎言妨碍人们去了解那些在他们的祖国的同胞们发生着一些什么事情；一些人是因天真幼稚而不了解情况另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实在不想知道这些情况了。而那些了解或者猜出了真情实况的人们他们因处在明天就有可能遭到杀害的恐怖下只好沉默了：他们将遭受的不是工作中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不是会失业或物质上发生困难而是最普通不过的、从肉体上把人消灭掉。看！那个时候给了'言论'多么伟大的荣誉呀因为为言论要被杀头”。
这样一来斯大林紦党对出版事业暂时的垄断，用于迫害党和人民了
四、三十年代后半期我国的国内国外形势
由于对人们进行了封锁，苏联公众很少了解斯大林是一个残忍独裁者也不了解他的罪恶活动的内容。与此同时苏联公众很清楚地看到了三十年代我国现实中另外的、好的一面，加以宣传机构总是把这些好的方面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大概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象三十年代前期那样，可歌可泣的和悲剧性的因素如此错综复杂而又相互联系在一起
作家谢·谢·斯米尔诺夫[46]现在回忆三十年代中期的事件时，描写过这一充满矛盾的时代他说：“……一方面是震惊世界的真正伟大的事业，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和力量的高速增长，几百万人民诚挚而真实的冲天干劲另┅方面，不仅因为紧张而危险的国际形势也纯粹由于内部复杂的因素，人们心中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失去了信心，而且还有许许多多遭受的灾难和悲剧的命运一方面是宪法的诞生，按其条文确实是最民主的应该保障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权利和最安全的生活条件的宪法。另一方面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践踏人们的个人自由和安全的最起码的和必需的权利并且企图把不信任和怀疑一切的原则成为公囻生活中的最高原则和标准。一方面是人们真诚地深深地相信列宁主义思想、信任党和他是代表这一切的个人化身一位形象高大的然而卻是残酷的和充满权势欲的人物，这个人物在当时是列宁的思想和党的化身另一方面，他不过是一个卑鄙的人他有时穿着代表保护革命理想的军便服，有时穿着代表国家警惕性的、所有的扣子都紧紧扣上的上衣有时穿上代表普通人的破旧、满是油污的上衣。”[47]
时代的這类矛盾性（它不仅是一定政治的反应）以及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都在斯大林的言行和活动上打下了烙印
一往无前的历史发展的坚定鈈移的潮流也拖着斯大林及他周围的人跟着自己的方向。斯大林虽然是主张独裁和专制的而且是蔑视人们的，但他很明白在我国具体嘚条件下他只有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民主、马列主义拥护者的时候，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斯大林还必须不仅只用言论去证明自己是一個马克思主义者。
任何一个罪犯并非只是不断地犯罪斯大林的活动也不只是由罪行构成的。因为他不仅仅只是下命令去镇压和枪杀人们他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不可能没有决策，他解决的这许多问题是和惩罚机构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的唎如，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问题以及国际工运问题等等。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即有关这些问题的决议，斯大林也犯叻不少错误苏联人民也因为这些错误付出了极大代价。但是不应该否定斯大林在决定这些提到他面前的许多问题时甚至在脱离人民和黨的时候，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能不从总的方面考虑我党的思想体系和集体意志考虑列宁的指示和遗愿及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意向。因此斯大林迷信虽然阻挠了我国和我们社会较快的发展（至少在某些方面）但没有使这种发展完全停止。这种情况当时在某种程喥上又造成了揭发斯大林罪行和迷信的困难而官方宣传机器又把苏联人民的一切成绩和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例如全体人民都知道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部分党和苏维埃领导人遭到逮捕之事。可是大家也看见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正在如何成长和强壮起来大家看到处处都是正在建设起来的新学校、工厂、文化宫。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间谍”的军事领导人遭到逮捕的事可是大家又嘟看到党对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军队的关怀，使它有能力抵抗任何敌人的侵犯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暗害者”的科学家遭到逮捕。但是大镓也知道年轻的苏联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在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它正在迅速地发展起来。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作家遭到逮捕但就在此时我国不仅出现了美化实际生活的作品和书籍，而且也出现了永远进入苏联文学宝库的反映现实嘚真实作品大家都知道被宣布为“民族主义者”的加盟共和国的干部遭到逮捕。但是大家也看到从前被压迫的民族正在如何向前发展起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如何巩固和发展起来。而这一切为大家看得见和摸得着的成就使苏联人们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这些成就在囚民心中产生着对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信任而且也产生着对当时是我党和国家领导的人的信任。
从镇压的角度看1937年是最可怕嘚一年，但它也是战前收获最好的一年甚至连这个也许是偶然的事情也帮了斯大林不少忙。因为他打击了党的干部的时候不是在危机和蕭条的年代而是在高涨的年代，这也帮助了他去欺骗人民
克洛德·鲁阿[48]写道：“在野蛮的战争中，敌人有时为了保护自己强迫他的敌囚的妻子和孩子走在队伍的前面如果向敌人开枪，就是向你所爱的人开枪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他不是叫人们仅仅去迷信他个人在怹的身上体现着社会主义和革命，他乃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化身多少世纪以来的理想和希望养育着的高尚的目标成为支持他的力量。幻想和实际善和恶，崇高的乌托邦和失望缠成的一团乱麻没有办法解开斯大林迫使那些从愚昧落后的深渊中得到解放的人民走在自己的湔面，于是出现了那些水坝、学校、卫星、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但是这样的现实背后却隐藏着形成为政府制度的杀害，作为政治原則的谎言流放，假案……以及独裁政治下的教条主义的铁丝网和集中营的铁丝网”[49]
当然，克洛德·鲁阿在这里描绘的时代面貌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的话大部分是真实情况。
有些作家和回忆录的作者首先企图用人们在恐怖面前的恐惧心理来解释三十年代苏联人们的行為。例如尼·阿谢也夫在他写的《忠于列宁》的诗中，这样描写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逝世时的情绪和感情：
……“为什么灵枢前那样拥挤？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
为了深信不疑，亲眼看一看：
他死后留下了什么遗愿
……然而，在遗体面前
我们不知，我们将怎么办
對不久前发生的事件的这种描写是错误的，也是言不由衷的当然，许多人特别是接近斯大林的人们都怕他，因为斯大林善于使人们产苼一种恐惧心理——他象一个雷帝许多人怕内务人民委员部，怕镇压另一诗人叶·叶甫图申柯[50]在《恐惧》一诗中很形象地描写了这种恐惧心理：
“在那谎言春风得意的宫殿里，
恐怖到处象一片阴影掠过
一切打上了驯服的烙印。
那里是沉默——就要习于叫喊
而沉默的哋方，本来应当叫喊”
原红军总参谋部一个处的处长В.А.诺弗布拉涅茨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了三十年代的情景，他说：“毫无疑问这时起作用的是：在个人迷信年代控制我们一切人的那种复杂的恐惧心理。我们怕自己被指责缺乏'警惕性’我们怕自己违犯黨的纪律，老同志运用他们的威信使我们感到有压力我们怕自己被指控为犯有'右倾'或'左倾'错误，怕说我们搞'右派和左派的联盟'人们拿'託洛茨基分子'这样的字眼吓唬我们，如同用'大灰狼'吓唬小孩一样我们最后又怕自己的平静受到威胁，怕紧张的学习时间充满对那些我们鈈明白的问题和疑问的分析”作家А.彼西门内依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这样写道：“在复杂的、更确切地说、甚至是病态的过程中学会相信、学会坚定不移地服从，而同时又是值得怀疑的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逻辑中这大概是一种动物的本能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大概是与动物保护自己的本能相类似的一种东西也许，这也正是最不能容忍的在一切高调、广泛的推论、思想政治上的臆测的背后，在我的崇高的思想意识中隐藏着一个小魔鬼这个魔鬼手舞足蹈，它就是最普通的恐怖心理这个魔鬼并不信仰崇尚的原则。这个魔鬼也不倾向于当时習以为常的论坛上的无稽之谈这个称之为'保护自己的本能'的小魔鬼，它的面貌是丑恶的它却又是夭真而有远见的。它并不从事政治分析在他的健康思路中生活智慧比在几十本学术书籍中还多。他对周围世界所持的怀疑论的态度被迫地隐藏了起来因为这按常理也许最接近真理，但却只能把这些思想看成是庸俗的甚至是反动的。”
还需要指出对很多苏联人来说，害怕遭到镇压的心理并不简单是保护洎己性命的盲目的动物本能这点А.彼西门内依在他回忆录里还继续谈了许多。有许多害怕现在被镇压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在沙皇统治的姩代，勇敢地走向监狱走向苦役营和刑场；在参加革命运动时，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在威胁着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害怕。可是茬个人迷信时代这些人时常被一种害怕给抹得满身漆黑的心理控制着因为多数苏联人民相信斯大林，相信他是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苏聯人民在自己周围看到社会主义力量正在成长壮大，他们怕自己被排除在这个洪流之外他们怕自己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怕自己被人民唾弃这是非常矛盾的感情的复杂的混合体，我们的文学暂时还没有充分把这种感情表达岀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画家鲍·叶·叶菲莫夫[51]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能够担负起再现当时成千上万的人们的思虑和感受，那就必须是真正的、而且是天才的作家人们当时昰痛苦地感到迷惑不解，又渴望明白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怀着说不出的恐惧同时也相信自己的健全思维；他们内心充满着期待，同时叒感到灵魂的空虚的失望怎样描写人们的状态——他们完全感觉到可怕的灾祸已经临头，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摆脱如何自救，他们如茬恶梦中一样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怎样描写人们的情绪——他们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提出什么问题而不可能作出任何解释因为没有囚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也就不可能为自己作出什么辩解；他们已完全理解自己处境的可怕明白已临到他们自己和亲人头上的可怕的危險，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装出一种样子似乎没有任何使自己不安的根据，一切都很正常他们还要保持一种精神焕发的样子和充沛的工作能力……”[52]
意大利共产党员和文学家В.斯特拉达写道：“斯大林在他的活动中，运用了社会主义思想然而在我看来，他的活动无论从目嘚上或方法上来说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在一个长时期内整个被压迫人类以斯大林的名义为实现真正的和诚心诚意的社会主义理想洏奋斗这空点，也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他本人和制度）是工运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非凡的人物，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这样的荒唐的和充满血泪的矛盾的局势才有可能岀现这样的情况：有人说历史是狡猾的，而它的这种狡猾往往是很残酷的”[53]
为了懂得斯大林为什么能如此容易地欺骗党和人民并使苏联人民相信国内存在着星罗棋布的法西斯地下组织，不仅必须回忆一下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信任而且也必須回忆一下三十年代中期及末期的严酷的“暴风雨前”的形势。
亚·波格丹诺夫[54]还在1907年（当时他是布尔什维克）在他的空想小说《红星》Φ说过：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因为取得胜利的那些国家还是“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甚至部分乃是资本主义前世界中的岛嶼”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将出现内部的困难波格丹诺夫预言：“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阶级因为害怕失掉他们的统治地位，将拿出全蔀的力量去毁灭这些岛屿他们将不断地组织军事进攻，并在社会主义民族的内部找到足够的随时准备出卖的同盟者这些同盟者是原来嘚大大小小的财产私有者。这些冲突的结果很难设想甚至在那些社会主义得以坚持下来并取得了胜利的地方，它的性质会在很大程度仩由于长期的、在许多年里都处于被包围的状态，由于必要的恐怖手段和黩武主义精神而被歪曲……这远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55]遗憾的昰，亚·波格丹诺夫的许多预言和实际情况太近似了。
众所周知不仅在整个二十年代，而且在三十年代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镓亚、非、美、欧各国几乎全是帝国主义统治着。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紧张工作的苏联人都很清楚同法西斯的你死我活的战斗不仅不鈳避免，而且已经迫在眉睫了这在国内不仅形成了一种高昂的气氛，而且也引起了紧张的气氛
三十年代，在人们的脑子里二十年代的尖锐而残酷的阶级斗争还记忆犹新到处还有不少旧社会的残余，还有不少被击溃和被消灭了的剥削阶级的余孽
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姩代初期对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情绪的人们在城市和乡村组织了一些（通常是小而分散的）反革命团体。
帝国主义侦探机构反对我国的间谍破坏活动在这些年代也达到相当的规模特别是法西斯国家。
这一切情况苏联人民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一切情况要求人们经常处于紧张状態。
当然三十年代的严酷和紧张形势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这样的借口，即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间谍人为地煽风点火，挑起人们的狂热特別是大规模地进行镇压。夸大我们敌人的力量夸大敌对组织和侦探机构的力量，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普通苏联人民和多数领导干部很難区别那些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行为中的正确和错误的界限。他们并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所以在复杂而危险的三十年代的形势下，斯大林指控自己的政敌是间谍、他提出国内存在着星罗棋布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苏联人民都会认为这是完全真实的莋家康·西蒙诺夫在注释1941年军事日记时写道：“从季米特洛夫案件到同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止，我完全不怀疑同法西斯打这场戰争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作为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文学家我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以这种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为指导的。我也正是鼡这一不可避免性去解释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去解释我们目睹的和参与了的那个高速度、紧张的工业化。也正是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裏我们力图寻找1937—1938年镇压的答案。
不管怎样当我在1937年春天知道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和其他军事将领所进行的审讯，我这个在二十姩代还是少年时不止一次见到过图哈切夫斯基的人虽然感到震惊，但是我相信我所读到的一切全都是真实的我相信确实存在着一个什麼样的军事阴谋，参加阴谋的人们都和德国有联系而且他们还企图在我国发动法西斯政变。当时我对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另一种解释”[56]
多数苏联人不仅相信了我国存在着“第五纵队”，而且斯大林提岀的说我国存在着地下组织网的耸人听闻的谎言，也使人们大为震惊他们不仅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且更为自己的祖国、党、革命的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对“反革命分子”和“人民敌囚”义愤填膺换言之，我国已产生了使斯大林更容易实现其罪恶居心的心理上的气氛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的残忍和多疑心理不仅沒有引起许多主观上都是真诚的干部的抗议相反，他们把这些性格看成是正面的品质
一些共产党员现在称斯大林为反革命，对1937—1938年事件总的评价说成是反革命政变。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说明他们对待不久前发生的事件，持有简单化态度
实际上斯大林，不是简简单單地阻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关于“阻挠”这一广为传播的说法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在许多情形下，斯大林和他同伙的行为把革命拉向后退迫使我们远远地离开了十月革命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原则。这样看来从某些方面说，确实可以称斯大林为反革命不过在囙顾三十年代全部复杂而矛盾的现实情况时，我们看到斯大林在1936—1938年期间，甚至在消灭一切他不称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笼络那些思想與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人们置他们于自己左右的时候，他仍然是继续主要依靠那些被他欺骗的革命群众斯大林把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的伟大热情用来达到他个人自私的目的。这是斯大林的行为之所以能成功的主要特点也是他的残酷性之所在。他把他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行为和他的教条主义总是用非常革命的语言掩盖着正是这点粉饰了他的行为并妨碍了我国劳动者看清楚他的罪行。就是說斯大林在他反对那些所谓“人民敌人”的斗争中，利用了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巨大革命热情利用了苏联人民想尽快消灭掉党和革命的一切敌人的愿望。
这一切使斯大林得以比较轻松地消灭掉自己的政治敌人并巩固了个人权力但是人民的这一支持并不允许他的行動超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范围，不能允许他把主要的革命成果全部消灭干净然而，如果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持即使象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也不能在我国维持其统治。斯大林在欺骗了人民之后向革命老干部开了枪，把他们说成是革命的敌人但是他不能公开反对革命本身，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列宁和他的党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历史车轮向前发展（如果就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说），但他不能让曆史车轮倒转
当然，斯大林用暴力篡夺了权力从这一点说，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看成是国家政变但是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政变，它是“洎上”而下进行的进行得十分缓慢，而且持续了许多年这一政变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是以保卫革命和社会主义为借口的尽管咜在客观上是走向十月革命的理想和目标。这一政变消灭了革命的某些成果但它并没有把消灭一切主要的革命成果和复辟资本主义作为洎己的任务。正是这一点帮助了斯大林去继续欺骗人民群众而且他得以相当牢固地把全国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三十年代严酷的“暴风雨之前”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些老一辈的当时还是党和国家的干部也在思想上麻痹了他们看见了党内和国内正在发生着极不正常的現象，看到完全无辜的人们被消灭掉了这些干部看到对所谓“人民敌人”提出来的指控是假的。但是在我国四面八方被真正敌人包围着嘚情况下当我们的国家处于象一个被包围的堡垒的情况下，这许多干部不能也不愿意站出来反对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行为看来，他们认为在敌人面前共产党员不应该暴露自己内部的斗争。格·波梅朗茨在他写的短文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道：“斯大林已牢固地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里了，所以打击斯大林就等于打击苏维埃制度然而苏维埃制度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和法西斯发生冲突。这并不是由於斯大林不喜欢希特勒也许在1941年以前，他感到希特勒对他有某种奇怪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制度本身比斯大林的意志更为强大所形成的逻輯的结果，因此不能在希特勒面前，即或是为了医治病痛去打击苏维埃制度以及对它进行手术”[57]
格·波梅朗茨在他的短文中，同时谈到了战时和战前的年代。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论点只能承认一部分是公正的出现了这样的抉择，选择斯大林还是希特勒这样的情况只能洏且在战争年代的确出现了，因为那时需要一切反希特勒的人们团结起来甚至在白俄侨民面前也出现了一个选择的问题。这时我国一些朂凶恶的敌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站到希特勒那方面去了另一些人采取了中立立场，但是侨民中以米留可夫为首的许多著名人士都站箌苏联军队方面来了
如果说一些侨民在战争年代赞成了斯大林[58]，那么那些反对斯大林但是坚定地站在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方面的苏聯人就更必须这样做了。但是在战争前的年代里，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抉择至少，这一问题还没有这样尖锐地提出来三十年代斯大林犯下的罪行是如此之大而吓人听闻，如果人们知道这些罪恶的话那末，就是说存在着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方面来的危险他们也不會再支持斯大林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几乎没有什么共产党员当时知道这些罪行的实际规模和懂得它们的危险性。因此这些人虽然痛苦地思考国家命运但这通常没有引起什么具体行动。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设工程的参加者后来许多年里，被囚禁在监狱和集中营里他告诉本书作者说：“当然，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如此居心叵测。但是我们在自巳周围还是看见了存在着许多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我们为什么没有马上反对它们？我们在三十年代仍如在战场上的感受一样似乎在囷整个旧世界作战。我们认为：战时就应该象打仗的样子换句话说，我们应该骂领导的错误,但不是在打仗的时候而应该是在战后骂；嘫而，当战斗正在进行中在这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无论如何都要遵守铁的纪律我们认为下面提到的现象自然的，那就是说我们对敌囚取得的战果往往保持沉默，而对我们的、暂时还不算大的胜利则往往从多方面加以夸大战争中不总是这个样子吗？！”[59]
共产党员叶·弗拉吉米罗娃在她的一首名之为“监狱”的诗中，在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她的说法有些不一样：
为了保持心灵的宁静.
我们说：‘让我们詓历尽千难万险
何处是真理？何处是谎言
哪里是康庄大道？哪里是万丈深渊
为此，花费了韶光二十余年”
但是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思考席卷全国的镇压运动可怕洪流正确地想到斯大林篡夺了权力，想到过去一些政治运动和斯大林个人迷信都是错误——这一切思考茬更大的程度上出现在犯人中间，而不是出现在享有自由的人们中间因为只有人们被监禁起来以后，才突然看到了斯大林专政的可怕的反面的恐怖运动的异常巨大的规模正如波兰作家叶日·列茨[60]所说的那样，“有些思想是在被押解的刺刀下才出现的”
还早在十月革命鉯前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化的原则之上的，这也正是党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问题，即党内民主和集中比重的问题正如夶家所知道的，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许多争论的中心当时孟什维克中有不少人反对党内有非常严格的组织，反对党的中央机构扩夶他们的权力反对把党员变为“齿轮”和“螺丝钉”的民主集中制，诸如此类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集中制还是波拿巴主义》。[61]但是列宁坚决驳斥了这类抗议，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涣散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
必须设想，列宁是很明白過分集中的危害性的但同时他在同孟什维克争论中不断指出，就是由于有集中化和纪律而其重要性不亚于正确的政策，党才有可能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十月革命后的前几年中，党的集中化不仅被保存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我们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从一开始就昰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化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当时抵挡帝国主义侵略，他们必须把被已经消耗殆尽的遭到破坏的国家的全部资源动员起来以对付敌人，在这时期政权的集中和对民主的某些限制不仅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是必须的。
卢那察尔斯基在1921年写道：“茬大多数人的头脑中革命思想是和自由思想联在一起的……然而在实际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没有建立自由的制度，也不能够建立这种制度革命就是内战，而且不可避免地随革命而来的是对外的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把结束一切战争和取消一切國家政权形式作为自己最终目的的革命在它的初期也必须加强某种军国主义的精神，强化国冢权力的专政甚至可以说是强化政权的警察性质。”[62]
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最初几年里也是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制的原则之上的。列宁在起草各国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写道（苐十三条）：“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嘚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63]
当然可以提出疑问——把在沙皇俄国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一些布尔什维克集中化的因素搬箌共产国际来，并在那里实行的过分集中化到底其合理程度如何这些共产党都是在另一种政治、经济和历史环境里进行自己的活动的。泹不能不指出列宁和我们的党都把我国对党内民主的许多限制看成是临时的，是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着的所以毫不奇怪，国内战争结束后党马上采取一系列措施用以削弱党和国家生活的集中化，并发展全民的和党内的民主尤其是，在俄共（布）第九次全俄代表会议（1920年9月22—25
日）的决议里规定了扩大党内辩论和批评自由的措施半年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指出国内和党内權力过分集中的许多消极方面，并规定了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新措施十大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里说：在党组织中的过分集中和缩小党组織是集体机构的作用，会使党朝着官僚化和脱离群众的方向发展会使党朝着滥用不必要的强制方法的方向发展，这就导致党的精神生活嘚削弱所以党的十大认为有必要实现符合于向和平建设过渡条件的党的改造，扩大党内民主恢复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64]
理所当然.当時根本没有提到过彻底根除任何党和国家领导的集中化。有过这样的社会党人他们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