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当河南大饥荒已成现实。国民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做了些什么？最后是怎么解决这场灾难的？_百度知道
1942年，当河南大饥荒已成现实。国民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做了些什么？最后是怎么解决这场灾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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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高层官员们毫无作为，这部已经丧失弹力的官僚机构仍在循章运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终于决定“特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赴豫，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目的是“藉凭振济”。　　　　夏去秋来，从最初上报灾情，到中枢终于决定派员调查，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在此期间灾情陆续蔓延，河南92县陷入灾荒之中，对嗷嗷待哺的灾民来说，每一小时都是漫长的！　　　　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称，两位大员在洛阳受到了隆重的招待。而张厉生的发言则让他们大失所望，后者宣称“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在又进行了两个月的视察后，亲见各地饿莩遍野，饥民成群的景象后，两张最终给蒋介石提交了一份缩小了情形的报告。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1亿赈款，1亿贷款），交省政府周转运用，购粮平粜。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南阳《前锋报》不无讽刺的评论说：“河南出的是粮，而得到是赈款，数目虽有两万万，粮食以十元一斤计，也只够买两千万斤。”　　　　这称得上是创纪录的行政救灾速度——足足用了五个月时间，其间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启动的仍是局部救援及动员模式，并未如1931年江淮水灾一样，启动中央动员模式抗灾。蒋介石更多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战场的准备上，滇缅公路战事吃紧，美国援助仍在路上，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国际角色。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防备远在延安的中共。　　　　省级层面的政府救灾行动，启动的相对要快一些。　　　　在西安会议途中目睹灾情之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终于做了自己早应该做的事情。1942年9月，河南省成立救灾委员会，并分设县和乡镇救灾委员会。28日，李培基以《当前问题和今后的动向》为题对政府人员做讲话时指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政府制定了七项救灾方针。主要内容为：竭力减轻人民及地方之负担；政府颁布救灾的法令、计划与颁发；筹集经费和粮食；要求灾民麦收后仍然及时春耕。　　　　同月，河南省委员会会议提出六项具体的救灾办法：其一，关于停办不生产事务：拟令各县就实地情形切实调查，详述事实，呈核办理；其二，关于筹集平粜基金；其三，关于筹购粮食及运输办法；其四，关于以富养贫办法；其五，关于灾户贷款办法；其六，关于牲畜喂养保存办法。　　　　传统的救灾手段急赈、平粜，与现代的救灾方法工赈、农赈、卫生防疫同时启动。　　　　但这些看起来可以迅速减轻灾难的办法，却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赈济工作的特点是愚蠢和没有效率。”《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在次年春天前往河南，实地调查后得出如此结论，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党务机关的最下级的雇员，每天从税款之中抽取麦子约四磅。但当他回到重庆讲起这事时，政府却对此一口否认。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委员金汉鼎，受命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却看到了令他泪下的一幕：“当时我正在临颍参加一个集会，县府传达临颍赈粮先配14 万斤，从西安运到洛阳的运费合18 万元，着速来借款领运，迟不领运者，霉烂损耗由各县负责。人民群众听到这些话，顿时人声鼎沸、怨气冲天，大家咬牙切齿愤恨异常地说：“未见粮先要钱，这不是要把我们老百姓逼到死尽灭绝的地步吗？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要贪官们的粮。”　　　　国民政府的救灾经历了由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灾民这样一个层级系统，再加上交通不便，官员腐败。最终层层盘剥，钱花了，灾却没救到。　　　　河南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余在泗后来对平粜进行总结称：“中央虽拨巨款举办平粜，唯组织庞大，手续繁杂，辗转迁延，不待平粜，人已饿死。”　　　　当白修德1943年到达河南时，发现政府下拨的救灾款中只有8000万元到了省政府，剩下的还在路上。而已到的钱也被留在银行里生利息，官员们忙着讨论作何用途。同时，政府的银行居然对自己发行的货币打起折扣来，一张百元大钞，他们只兑给 83 元零钞。　　　　迟缓的救灾行动，令灾情进一步加重。　　贪腐盛行　　是让军队挨饿还是让农民挨饿？白修德在一个军队的司令部里遇到了一群前来请愿的农村官吏。“他们县里共有 15 万人口，其中 11 万人根本没粮食吃。他们估计，每天正有 700 人被饿死，我问他们中的一位是否拥有土地？他说是的。问他有多少？回答说 20 亩。去年秋天收了多少粮？每亩 15磅，他要交多少税？每亩 13 磅。”　　　　谈话进行到这里，便被勃然大怒的司令官喝止，两份请愿书也被要求交了出来。　　　　白修德明白，他问到的正是军队最为敏感的地方。老百姓连麦麸、红薯藤都吃不上，哪里有粮食？可是军方却不管这些，“抗战第一”的口号谁也不敢违抗。　　　　按当时的军事划分，河南处于几个战区的交汇点，第一战区司令汤恩伯、第三战区蒋鼎文、第七战区李宗仁等是各战区的司令长官，各战区都要跟省粮政局要军粮。　　　　汤恩伯于1942年秋，专门在洛阳宴请战区和河南省的军政要人。宴会上汤说，“今天我请客，是为了向卢局长要粮食”。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回到鲁山，急得生病，他向省政府提出并实行了按田亩征收军粮的办法，这实际上就是把交军粮的沉重负担转嫁到大户（地方乡绅）身上。但这一方案却引起了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联名控告卢郁文，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另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驻军洛阳，为了军粮，更将卢郁文和当时河南财政厅长扣押起来。杨一峰曾追问其原因，蒋鼎文回答说：“我只是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一是拿出粮来。”　　　　当地驻军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继续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河南紧临的陕西和山东都有足够的粮食，却没有被及时运往河南赈灾。最初的天灾，正在演变成一场人祸。　　　　国民政府第一批赈灾款拨到时，已是1943年的春天，而经手运营的人则是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两年之后，这两位官员贪污、挪用救灾款的消息才被曝光出来。张仲鲁说，当时经过分发手续，到灾民手里时已经吃到新麦了。麦前麦后粮价相差甚大，灾民当然不愿要高价平粜粮。结果等于派了一次款。麦收前后粮价差额，全由灾民负担。　　　　也就是说，这些赈灾粮到灾民手中，不仅不是救济，而是抢劫。　　　　在最初的救灾过程中，官员们看起来颇有同舟共济、共赴难关的决心。河南省不仅规定公务员每人每日节余面粉二两，全月折缴小麦五斤，或纳代金五元，更颁布禁酒令，以节省粮食。而当1943年的除夕即将来临的时候，《大公报》的记者张高峰却发现：公务员节约的粮食，灾民未得到半两，庄严的命令没有收到半点效果，各县救灾会只能募到自己的开销。　　　　汝南粮管处，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将仓库存麦出卖牟利；三青团河南支部主任王汝泮伙同会计私吞200万救灾款回家买地；诸如此类的贪污腐败案在救灾过程中层出不穷。南阳《前锋报》忍不住痛斥：“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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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民心者失天下《时代》记者在河南时，曾经指责一位中国军官对中国老百姓的横征暴敛，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白修德错愕了！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仗是为谁打的呢？应该是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人民饿死了，保家卫国还有什么意义？！白修德觉得，中国军人的思维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在为领袖打仗，为委员长守土。这种本末倒置的巨大悖论，美国人的确理解不了。在河南大饥荒期间，记者白修德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对权利、民主与大饥荒的关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提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 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他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这种权利是“应得”的，是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其中重要的有所有权、交 换权利、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 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 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说：“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绝不会受到饥荒(或 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 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 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 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于对政府的压力，所以“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1942年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而民主体制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 　　无数历史事实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
做了不让群众种粮食、为了断日本人的粮道、最后有100多万人饿死了
说来可怜啊，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仅不大力赈灾，相反是各级官吏借机大行贪污之能事，致使天灾变成人祸！最后老百姓只有逃难。。。
& & & & & & & & & & & 树皮& & & & & & & & & & & & & & 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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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大饥荒, 原来人饿到一定程度可以变成这样, 脊
1942年河南大饥荒, 原来人饿到一定程度可以变成这样, 脊
1942年河南大饥荒, 原来人饿到一定程度可以变成这样, 脊1942年到1943年发生在中原大地的百年不遇的大饥荒，是中国近代灾荒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对河南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河南人主要逃亡陕西，因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肃等去躲避，远离战区，有广阔的大后方。当时日军占领的都是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河南就是最主要的地方。在大面积旱灾又遇见蝗虫和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原大地哀嚎遍地，灾民们“嗷嗷待哺“，而蒋委员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认为是谎报灾情，并且发下命令征粮任务不变。不过半年这里的人们就饿死一大半，当兵的还要从农民手里掠去最后一点粮食，灾民只好踏上了逃命之路也是要饭之路，就连村里的狗饿的都在村口转圈圈找不到一丁点吃的。1000万的人河南省，其中有300万人都是饿死的，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压死的不再少数。人们为了在漫漫黄土中能存活，吃树皮、吃衣服里的棉花、吃黄土、吃稻草，所有能吃的不能吃的，都成为了他们最后一丝救命稻草。其中还有大人饿死的，小孩在坐在旁边没饭吃，从新再看这组照片，不禁令人脊背发麻，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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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坊间流传的说法，大部分是假的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关于河南年大饥荒，无论是冯小刚的著名电影《一九四二》，还是作为脚本的刘震云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一、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重庆《大公报》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封锁消息，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1、《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据王世杰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日刚刚辞任。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2、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3、《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或许仅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例，对部分读者而言说服力还不够。毕竟这是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二、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1、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李氏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附【考证：省主席李培基给重庆的报告是“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1）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均以地方政府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地方政府之证实，虚报灾情者有政策严惩。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本人对“地主富绅”严重缺乏信任有关。一般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送来的报灾信息，蒋氏都抱持一种怀疑心态，认为官吏有可能是“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有可能“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2年8月，河南本地著名官绅马乘风向重庆上书报灾，但因河南省政府报告河南无灾，并不能产生效果。稍后，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前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也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氏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不难看出，河南灾情能否如实报告给重庆，重庆能否及时采取赈济措施，实取决于河南省政府对灾情的预判和报告。但非常遗憾的是，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直到大灾已成，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的事实。关于李培基的不报灾，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有过一段回忆。杨氏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氏回忆：“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但为时已稍晚矣。”杨氏还说，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杨氏还说，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曾因为军粮问题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和粮政局长（卢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 ；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有相似的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民国）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于镇洲还说，洛阳军方曾将灾情实况报告给重庆，但因与省府报告相反，而遭到重庆方面的申斥：“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编辑按：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因此事引起极大的不快。”李培基自己是怎么解释迟迟不向中央实情报灾的呢？刘恩茂晚年回忆说：“当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但李氏的这种辩解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据金汉鼎回忆，在中央派张溥泉和张厉生前往河南调查时，“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2）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很清楚本省粮食困境，但仍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上报省主席李培基之外，影响重庆对河南灾情判断的最关键人物，莫过于河南省粮食局局长卢郁文。前一小节所引河南省粮食局秘书于镇洲的回忆，曾提到卢郁文与李培基一般不肯向重庆实情报灾；此非孤证，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一份名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日)》的文件，也谈到了卢郁文的不肯实情报灾。该报告的调查者张光嗣“于（1943年）五月三十日自渝起程”，带助理一人、勤务二人，历时四个月，遍走“灾重各县”。报告说：“河南去岁麦秋二季之平均收成，仅有一、二成，在豫居住之人均极明了，因去岁荒旱数月，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未丰收非丰年也，在洛阳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目睹各地灾象已成，且严重之程度出人意外，曾不避越俎代庖之嫌，竭力为灾民向中央呼吁。豫省政府报灾较迟，已不无遗憾，竟尚有邀功心盛之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等谎报灾轻，并闻该局长等曾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呈报上峰，该局长等主管粮政等事，中央自必确信无疑。……中央在万分困难中尚拨发巨款救济豫灾，诚令人感激涕零，不意不明大体之粮政局长卢郁文等在灾民奄奄待毙之际，仍分派委员严令各县逼迫人民缴纳征实征购。”但奇怪的是，李培基固然可以用两个“谁知”来为自己的失职搪塞，但卢郁文本人却是实实在在非常清楚河南本省1942年的粮食困境的。日，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在重庆出版的《经济汇报》第六卷一、二期合刊，曾刊登有卢郁文的一片篇文章《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卢氏在文章中说道：“河南去年发收仅有三成，本年旱象已呈，收获量恐更少，加之豫南产粮食各县，接近敌区，往往于发收后，信阳方面敌人向南阳、汝南各县侵扰，因此粮食被抢去者亦不在少数，是以实计算，则本省之余粮数目，必不足政府之征购，现各县欠缴三十年度（1941年）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虽一再严令交缴，而各县屡陈困艰，盖以本省已十室九空，市面无大量粜发者，人民虽乐于输收，奈无粮食何！”卢氏此文发表时，尚是7月，秋收未到，灾情也尚未发生。但其对本年收成的预估，应该说是准确的。但费思量的是，卢氏既然已经预估到河南本年收成到不了三成（实际情形是仅有两成），何以却不愿向中央呈报实情呢？粮食局长卢郁文既已知道本年收成实情，自然没理由不告诉省主席李培基。所以，很显然，以玩忽职守、判断失误等原因来解释李、卢二人拒不报灾的行为，是说不通的。（3）李培基和卢郁文为什么不愿意向中央实情报灾李培基日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提前“接印视事”；卢郁文担任河南粮政局长的时间则是日。据张仲鲁的回忆，李培基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是蒋介石因戴季陶的推荐而信用的：“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了何故，蒋介石忽听戴传贤（季陶）之言，临时改任李培基。”方策曾一度担任过河南省政府代主席，清廉干练，官声极好；戴季陶也曾有“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之语。张仲鲁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蒋氏启用李培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戴季陶的推荐，同时也应该与李氏在人事处理方面颇有心得有关——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出版发行的《考核汇刊》等刊物，此前已刊登过李氏不少关于人事制度方面的论文。而蒋氏在1942年6月的全国粮政会议上，就曾重点谈及人事处理对完成征粮任务的重要性。卢郁文是经济学家，此前曾担任过全国粮食管理局主任秘书。他被蒋介石选中，去抗战最艰苦、粮政最难办的河南担任粮食局局长，也应该与他的粮政思想与蒋氏高度合拍有关。卢氏1941年10月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刊登的论文《粮食管理中之量的问题》，其主要内容，简直就是1942年6月蒋介石在全国粮政会议上的讲话的翻版。尤其是在“粮食总量足不足”、“粮食运输问题”、“地主富绅的出粮问题”这三个要点上，卢氏的意见和蒋氏的谈话高度一致，以致于不免让人揣测蒋氏1942年6月的粮政会议讲话，很可能出自卢氏之手，或者至少参考了卢氏的论文。显然，李、卢二人1942年初执政河南这件事情，寄托着蒋氏在粮政方面的深切期望。蒋氏的信任与期望，对李、卢二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重的压力。如此，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在已经预知1942年粮食收成将不及1941年时，卢、李二人仍坚持不向中央报灾请求减免粮食征购——此外：1941年河南的粮食收成只有三成，据卢氏在1942年7月说，现各县欠缴1941年度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而1942年度河南摊购之军粮，较之1941年度已减少80万石，李、卢二人或许认为该数目尚在河南民众可承受范围之内，正如卢郁文自己在该年7月份所说：“现三十一年（1942年）上期田赋已征收完毕，军粮则尚未征购，若随下期田赋征收，则在七月以后，时间恐嫌过晚，不仅有误军粮供给，且征购之期在发收一个月后，办理必增加困难，故本年度军粮拟在麦收以后，即一次购足，不随田赋征购。”（《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一次购足”之语，足见卢氏对完成本年粮食征购任务的乐观。但身为经济学家的卢氏似乎忘了：1941年河南民众之所以还能在收获仅三成的情况下还能勉强负担沉重的军粮摊派，与1940年、1939年、1938年相对较好的收成是有关系的，民众是拿了往年的积累来填补了1941年的空洞。河南1942年国统区、沦陷区示意图（深色地带为沦陷区）2、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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