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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乡绅特里罗尼先生、利弗西医生，及其他几位绅士，早就要我把有关宝岛的全部详情从头至尾、毫无保留地写下，不过该岛的具体位置暂且保密，因为那儿至今仍有未发掘的宝藏。我于公元一七××年提起了笔，思绪溯回到当年我父亲开本葆海军旅店的时代。当年，那个带刀疤的棕色老海员下榻于本店。现在回想起他来，仿佛就在昨日，当他迈着艰难的步伐来到客店大门时，身后紧跟着一辆双轮手推车，上面搁着一只水手专用的大木箱。他身材高大，栗色的皮肤包裹着结实的肌肉，脏兮兮的蓝外套上耷拉着一根粘乎乎的辫子，一双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黑色的指甲残破不全，一侧面颊上横贯着一道肮脏的刀疤，为他那并不讨人喜欢的形象平添几分凶狠。我记得他独自吹着口哨，一面若不经意地环顾四周，突然扯开嗓子唱起一支后来他也经常唱的水手歌谣：十五个汉子扒着死人胸 ，哟呵呵，再来一瓶朗姆酒！那高亢而苍老的嗓音颤动着，就像绞盘机起锚扳手唱号子时合唱出的破调门。然后他用一根随身带的橇棍模样的木棍重重地敲门。当我父亲迎出来，他又粗声大气地要来杯朗姆酒。酒送到后，他则慢条斯理地啜饮起来，像个鉴定家似地细细地品味，并继续打量着四周的峭壁，又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这个小海湾挺方便的，”他终于开了口，“生意好吗，伙计？”我父亲告诉他，生意很清淡，实在遗憾。“哦，看来这是特别给我预备的。喂，伙计！”他冲着那推车人喊道，“往这边靠一点，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几天。”接着又对父亲说，“我这人很随便，有朗姆酒、熏肉和鸡蛋，还要可以看到对面来往的船只就行了。要问我的名字，你们叫我船长得了。噢，我懂你的意思——拿去！”他把三四枚金币扔在门槛上，“花光了告诉我。”他说，那严厉的神情像是一位司令官。的确，尽管他衣冠不整，言语粗陋，却一点儿也不像个普通水手，倒像个惯于发号施令的大副或船长。那个推车人告诉我们，他是前天上午乘邮车来到乔治国王旅店的，在那儿打听沿岸的旅店情况。大概听说本店名声还不错，又地处偏僻，于是挑中了它。关于这位房客，我们知道的就这些了。他生性沉默，整天带着一架铜管望远镜攀登峭壁，或在小海湾附近转悠；晚上多是坐在客厅一角的火炉前，喝着兑了少许水的朗姆酒。他不大答理人，有时别人跟他说话，他只是猛然狠狠瞪人一眼，鼻中发出一声吹雾角似地闷哼。我们及客店里的其他客人很快便明白，还是让他自便为妙。他每天巡游回来，总会问有没有什么水手经过。起初我们还以为他是想念同行，后来才明白他是极力想避开他们。要是有水手来本葆海军旅店投宿，他总会先透过门帘窥探一番才走进客厅。一旦碰到水手，他必定会一声不吭。这对我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从某种程度来上说，我分担着他的恐惧。有一天，他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要我帮他留意一个瘸腿水手，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并许诺每月一号将付给我一枚四便士的银币。到了一号，我向他报酬，他却对我嗤之以鼻，并用凶狠的目光逼视得我低下头去；但是不出一周，他肯定改变主意，又如数把四便士给我，同时重申那个要我监视瘸腿水手的命令。那个神秘的瘸子从此搅得我神魂不安，彻夜难眠。在狂风暴雨的夜晚，房子简直要被大风连根拔起，惊涛骇浪怒吼着冲过海岸、跃上悬崖，我就会看到那人千变万化，幻化出各种邪恶的表情。一会儿那条腿被齐膝砍断，一会儿是齐屁股；一会儿又是只有身子中间长一条腿的怪物。最可怕的是，他一条腿连跑带跳地越过篱笆和水沟，对我紧追不舍。为了这每月的四便士，我被那些可怕的梦魇折腾得够呛的！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瘸腿水手就心惊肉跳，但远远比不上其他任何人对他本人的害怕。有几个晚上，在他喝了过量的朗姆酒和水后，脑袋支撑不住，就会坐下来旁若无人地唱那些古老、粗犷的水手歌谣；有时他会叫他们轮流干杯，还强迫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跟他一起唱和。我时常听到“哟呵呵，再来一瓶朗姆酒！”震得整座房子直抖；房客们十分卖力地加入合唱，生怕引起他的注意，吃不了兜着走。因为他发起酒疯来，就成了个无法无天的恶魔。他会猛捶桌子喝令全体肃静；要是有人提问，他会暴跳如雷；可是没人提问，他又断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他不准任何人走出店门，直到他喝得人事不省、一步一晃地回房睡觉为止。那些故事真恐怖！内容净是关于绞刑、走木板 、海上风暴、德赖托图加斯，以及在加勒比海南部横行霸道的海盗故事。据他自己所述，他是被上帝放逐到海上，同天下最邪恶的人们厮混了一辈子。他讲这些故事所用的语言，就像他所描述的罪行一样，常常把我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唬得一惊一乍。父亲总说这小旅店迟早会关门的，谁能忍受船长的淫威，在睡梦中都吓得浑身发抖呢？不过他的存在也并非全无益处，人们当时的确受到惊吓，可事后想来也挺有意思的。在平静的乡村生活中，这不失为一服绝妙的兴奋剂。甚至有一群小伙子对他顶礼膜拜，称他是“货真价实的水手”，还说英格兰之所以能称雄海上，正是靠了他这样的中流砥柱。他一周复一周，一月接一月地住下来，预付的那点钱早就花光了，父亲又不敢向他要。一旦父亲提及此事，船长鼻中就会发出一声咆哮似地闷哼，可怜的父亲便在那凶光四射的目光逼视下，倒退着逃出房门。我曾看到父亲碰了一鼻子灰后，尴尬地扭绞着双手，我确信，一定是这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抑郁和恐惧大大加速了他的不幸早逝。在船长住宿的那段日子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过几双袜子外，衣着几乎一成不变。他的三角帽有一道卷边掉了下来，他就让它那么耷拉着，尽管每到刮风时极为不便。我记得他的外套已破得不成样子，他躲在楼上屋子里把它补了又补，到后来上面就遍是补丁了。他从不写信，也没收到过任何信件；他也从不跟任何人攀谈，除非灌饱了朗姆酒的时候。那只随身带来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他只碰过一次钉子，那是我那可怜的父亲病入膏盲的时候。一天傍晚，利弗西医生来看望病人，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客厅抽了一斗烟，等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本葆海军旅店没有马厩。这位医生衣冠楚楚，容光焕发，头上擦过雪白的发粉，目光明亮，风度翩翩，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尤其是同那个猥琐、肮脏、肥胖的海盗形成鲜明的对照。船长正喝得烂醉，胳膊搁在桌子上，突然又扯开破锣嗓子唱起那支老调：十五个汉子扒着死人胸，哟呵呵，再来一瓶朗姆酒！其余的人都成了恶魔的下酒菜，哟呵呵，再来一瓶朗姆酒！起初，我猜想“死人胸”大概就是他楼上屋里的大箱子，这个念头又和我噩梦中的瘸腿水手纠缠在一起。不过，这时我们对这支歌不怎么在意了，那个晚上它只对利弗西医生来说是件新鲜事。而医生对它也没什么好感，因为在他同花匠老泰勒谈话的过程中，很愤怒地望了船长一眼，然后继续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船长越唱越起劲，最后猛拍一下桌子，我们都明白那是表示安静。谈话声戛然而止，只有利弗西医生依然口齿清晰、声音悦耳地讲着，在每一句话的间息还轻松地吸一口烟。船长瞪了他一会儿，又拍了一下桌子，目光更加凶狠，最后夹着一句下流的诅咒骂道：“上下甲板都听着，不许说话！”“你是跟我讲话吗，先生？”医生问。那恶棍说正是，同时嘴里又不干不净的。“我只对你说一句话，先生，”医生回答说，“如果你继续酗酒，这世上很快将减少一个十足的混蛋！”那个老家伙怒气冲冲地跳了起来，拔出一把水手用的大折刀，托在掌上掂量，恐吓医生要把他钉到墙上去。医生岿然不动。他微侧过脸，用同样的语调侃侃而谈，声音略有提高，以便屋里人人都能听到。他平静而严肃地说：“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收回口袋，我以名誉担保，你将在下一次巡回审判中被绞死。”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船长很快败下阵来，放下了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地咕哝着。“现在，先生，”医生继续说道，“既然我知道在我的辖区内有这么个人物，我将日夜监视你。我不仅仅是个医生，还是本地的治安推事，要是有半句对你的控告传到我耳朵里，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行为，我都将采取有效措施，把你抓起来逐出本地。我的话到此为止了。”没多久，利弗西医生的马便被牵到门口，他就上马离开了。这天晚上，船长再没吭声，此后一连好几个晚上都这么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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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狗”又消失了金银岛黑狗出现又消失此后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桩神秘的事件，它使我们最终摆脱掉船长，然而并没有摆脱掉他带来的麻烦。那年冬天颇为寒冷，狂风肆虐，严霜经久不化。我的可怜的父亲恐怕再难看到春天了，他一天天衰弱下去，经营旅店的担子便落在我和母亲肩上。我们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再也无心留意那个令人厌恶的客人了。那是一月份一个寒气逼人、滴水成冰的清晨，严霜覆盖下的海湾一片灰白，微波轻轻拍打着礁石，太阳刚升上山尖，远远地照亮一片海面。船长比往常起得早，他夹着黄铜望远镜朝海边走去，帽子歪向后脑勺右侧，那把弯刀在旧蓝外套的宽宽的下摆晃悠着。我记得当他大步流星地一路走，呼出的气像烟雾一般缭绕在身后。转过一块大石头时，他气愤愤地哼了一下鼻子，好像仍对利弗西医生耿耿于怀似地。那会儿，母亲正在楼上服侍父亲，我在楼下张罗着船长的早餐。忽然客厅的门被推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他面色惨白，左手缺了两个指头。虽然也带着把弯刀，但不像个惹事生非的人。我一直留意前来的水手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可这个人却使我纳闷。他不像个水手，却给人以在海上混饭吃的感觉。我问他要点什么，他说来一杯朗姆酒。正当我要走出房间取酒时，他在餐桌旁坐下来，示意我过去。我拿着餐巾停在那里。“到这儿来，孩子，”他说，“走近些。”我向前跨了一步。“这些早餐是为我的同伴比尔准备的吗？”他不怀好意地眨了一下眼睛问。我回答，我不知道什么比尔，这张桌子是给本店一个叫做“船长”的旅客的。“没关系，”他说，“比尔大副可能被叫做‘船长’。他的脸上有一道疤，嗜酒如命，我的同伴比尔就是这样。为了让你相信，我可以指出，你们的‘船长’脸上有一道刀疤，是在右腮帮子上。可不是吗？好啦！我都告诉你了。现在，我的同伴比尔住在这所房子里吧？”我告诉他，船长散步去了。“哪里，孩子？他走的是哪条路？”我指着那块岩石，告诉他船长就快回来了，他另提了几个问题，我都一一作答。“噢，”他说，“待会儿我的同伴比尔一定会像看到美酒一样快乐。”他说这些话时毫无愉快的神色，于是我猜测，这陌生人大约找错人了，即使他有意说那样的话。我想这不关我的事，再说我也不知该怎么办。这个陌生人紧靠在旅店门边，盯着那个拐角，就像猫儿窥伺耗子出现似地。有一次我走出店门来到大路上，他就立刻把我唤回。大概是嫌我的脚步不够利索，他那张肥脸立即凶相毕露，马上命令我回去，还骂了一句足以让我气得跳起来话。我一回来，他又恢复了半是巴结、半是讥讽的神情，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他特别喜欢我。“我有个儿子，”他说，“跟你一模一样，他是我最大的骄傲。不过对孩子们来说，最要紧的是听话，孩子，听话。要是你跟着比尔出过海，你就不会站在那儿让别人吩咐第二遍——决计不会。那不是比尔的风格，跟他一起航海的人都知道。瞧，果然是我的同伴比尔，胳肢窝里夹个望远镜。上帝呀！咱们回到客厅里去，给比尔一个小小的惊喜。”说着，陌生人和我一起回到客厅。他把我拉到背后的门角落里，开着的门正好把我们俩遮住。我非常惊慌，看到那个陌生人自己也相当恐惧时，我更加害怕。他拉了拉刀柄，又把鞘里的刀拔松一些，在我们等待的时间里，他不断地咽口水，好要把什么东西吞下去似地。终于，船长大步跨进来，砰地一声关上大门，也不向左右看看，就径直穿过客厅，向那张预备好的餐桌走去。“比尔。”陌生人叫道，用那种在我看来是竭力为自己壮胆的声调。船长旋转脚跟，面向我们。那张棕色的脸孔一下子变了色，连鼻子都青了，他看那个人的样子就像见了鬼或者邪恶的东西，或者这世上能有的什么更坏的东西。看到他在刹那间变得既苍老又衰弱，我感到有些歉疚。“喂，比尔，还认得你的老伙伴吧？”陌生人说。船长一时喘不过气来。“黑狗！”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还能是谁呢？”陌生人变得轻松了一些，“当年的黑狗到本葆将军客店看望他的老船友比尔来了。噢，比尔，自从我失去了两根指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举起了那只残废的手。“少废话，”船长说，“既然你找到了我，我就在这里。说吧，有何贵干？”“你还是那副德性，比尔，”黑狗答道，“你说得对，比尔。先让这个可爱的孩子来一杯朗姆酒。如果你乐意，咱们坐下来，像老船友那样明明白白地谈一谈。”当我端来朗姆酒，他们已分坐在餐桌两边——黑狗侧身靠着门，以便一方面盯着老船长，另一方面给自己留条退路。他命令我走开，把门敞开。“免得你从锁孔里偷看，小家伙。”他说。于是我离开他们，回到柜台里面。我竖起耳朵，但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低声的叽哩咕噜之外什么也听不清，后来声音提高了，我才听到一两句，主要是船长的咒骂。“不，不，不，不，到此为止吧！”他叫道，“要荡秋千大家一起荡，我就是这句话。”突然，一连串可怕的诅咒爆发出来，桌子、椅子全倒在一块儿，然后是一阵乒乒乓乓的碰撞声，最后是一声痛苦的嘶喊。黑狗没命地往外逃，左肩还流着血，船长穷追不舍，两人都拔出了短刀。就在门口，船长向那个亡命之徒狠狠砍去，要不是磕在“本葆海军”的大招牌上，准能将他劈成两半，至今招牌上还留着那个缺口呢。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就以这一击告终。黑狗虽然受了伤，两条腿却快得惊人，不到半分钟就消失在小山后。船长像白痴似瞪着那招牌发愣，后来揉了揉眼睛，走回屋了。“吉姆，”他说，“朗姆酒！”他说话时身子晃了晃，忙用一只手扶墙撑住身体。“你受伤了吗？”我问。“朗姆酒，”他重复着，“我得离开这儿。酒！酒！”我飞奔出去取酒，但刚才发生的一切把我吓坏了，我失手打碎了一个杯子，撞坏了酒桶龙头。我还没来得及返回，就听到客厅里重物倒地的一声巨响，我跑上前去，只见船长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这时，母亲被喊声和打斗声惊动了，正好下楼帮我的忙。我们一起搬动他的脑袋，他呼吸粗重而且吃力，紧闭双目，脸色十分可怕。“我的上帝！”母亲叫道，“这房子真倒霉！你那可怜的爸爸又病着！”一时间，我们不知道该怎样为船长施行急救，只是猜测他可能在同黑狗的混战中受了致命伤。我试着把朗姆酒往他的喉咙里灌，可他牙关紧闭，下颚僵硬如铁。恰巧利弗西医生走进来为父亲看病，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哦，医生，”我们叫了起来，“该怎么办呢？他伤在哪儿啦？”“伤了？胡说八道！”医生说，“他和你我一样，什么伤都没有。这家伙是中风了，我早就警告过他。如果可能的话，霍金斯太太，你最好还是回到你丈夫那儿，什么也别告诉他。我这边一定尽力挽救这条一钱不值的命。吉姆，快拿个水盆来。”我取来水盆，医生已捋起了船长的衣袖，露出他粗壮的膀子，前臂有几处刺字，如“鸿运高照”、“一帆风顺”，以及“比尔 彭斯吉祥如意”等，字迹端正清晰。头部与肩膀相连之处则刺着一座绞刑架，上面吊着一个人。照我看，刺这些图案的手艺是很高超的。“他倒有自知之明，”医生触摸着这幅画，“比尔 彭斯船长——如果这是你的名字的话，我们来看看你血液的颜色。吉姆，”他说，“你怕不怕见血？”“不怕，先生。”我说。“那就好，”他说，“你端着盆子。”说着，他取出一根刺血针刺穿了一条静脉。放了好多血，船长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他首先认出医生，立即皱了皱眉；然后目光又扫向我，似乎放心了些。猛然间，他神□□大变，挣扎着要起来，叫道：“黑狗在哪儿？”“这儿没什么黑狗，”医生说，“只有你躺在这里。你还在酗酒，所以中了风，就像我曾经警告过的那样。刚才我违背自己的意愿，抢先把你从坟墓里拖了出来。现在，彭斯先生——”“那不是我的名字。”他打断道。“这些我不管，”医生回答说，“这是我认识的一个海盗的名字，这样称呼你也省事。我不得不再次向你强调：一杯朗姆酒还不会送命，但是只要你喝了一杯，你就会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我拿脑袋打赌，要是你恶习不改，肯定会完蛋！懂吗？——送命，就像《圣经》里说的，回到上帝那儿去。来，努把力，我扶你到床上去。”我们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设法把他扶到楼上，让他躺下。他颓然靠在枕头上，好像又快昏迷过去了。“记住，”医生说，“朗姆酒对你而言即是死亡，我也算仁至义尽了。”说完，他就挽着我的胳膊一起去看我的父亲。“没关系，”他刚把门带上就对我说，“我给他放了不少血，够他老实一阵子了。让他躺上一个星期——对他对你都有好处。不过，要是再中一次风，他就彻底完蛋了。”
三、黑券中午时分，我拿着些饮料和药片来到船长房间。他躺着的姿势跟我们离开时一样，只是头部垫高了一点，看上去体质虚弱，却又神情亢奋。“吉姆，”他说，“这儿只有你最可靠，你知道我一向待你不薄，每月一号按时给你四便士。可是你瞧，现在我是多么倒运，身边没一个亲人。吉姆，给我拿一小杯朗姆来酒好不好？”“医生……”我刚开口，他就用微弱的声音破口骂起医生来。“医生全是笨蛋，”他说，“那个医生也不例外，喂，他哪知道什么海员？我曾到过像滚烫的沥青那么热的地方，同伴们得了黄热病，一批批倒下去了。还闹地震，陆地像海一样上下翻腾——那个医生怎么知道那种地方？——告诉你，我是靠朗姆酒过活的，它对我来说，既是肉又是水，既是伙伴又是老婆。要是现在我喝不上酒，就等于被风浪掀翻的一艘破船，我变了鬼也得向你和那个笨蛋医生讨。”他继续恳求，“瞧，我的指头抖得有多厉害，我没法叫它们安分下来，今天我还滴酒未沾呢。那个医生完全是胡说八道，别信他的。要是我一口酒都喝不上，我会鬼魂附体的。我已经看到一些影子。我看见老弗林特在你身后，就在那个角落里，一清二楚！要是我得了恐怖症，我这人就会发疯，谁也别想安稳。医生也说过喝一杯没关系。我愿用一个金基尼换这一小杯。”他越闹越起劲，我很担心会惊动父亲，他病得不轻，需要安静。再说，他对我提到医生的那句话使我打消了顾虑，倒是他的贿赂令我相当反感。“我不要什么钱，”我说，“只要你把我父亲欠的账还清就行。我可以给你倒一杯来，多了不行。”我刚把酒端来，他就贪婪地抢过去一饮而尽。“啊，啊，”他说，“这下好多了。伙计，那医生说我要在这破床上躺多久？”“至少一个星期。”我说。“活见鬼！”他叫道，“一个星期！那可不行，他们会给我送来黑券的。那帮蠢货正到处打探我的行踪，他们保不住自己的东西，就打别人的主意。这个如意算盘我还不清楚吗？我从不浪费一个子儿，也不会白白丢掉。我并不怕他们，不过还是甩掉为妙。伙计，我要叫他们再扑个空。”他这么说着，吃力地撑起身子，使劲抓住我的肩膀，疼得我几乎叫出声来，一边挪动着那铁棍般沉重的双腿。他语气尽管凶巴巴的，可声音细若游丝，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他终于在床沿坐定，然后停下来喘一口气。“那个医生可把我坑苦了，”他埋怨着，“我的耳朵嗡嗡直响，还是躺下来好。”我还没来得及扶住他，他就已经倒在老地方了，半晌都一动不动。“吉姆，”最后他说，“你今天看见那个水手了吧？”“黑狗？”我问道。“不错，黑狗！”他说。“他是个坏蛋，但是派他来的人更坏。万一他们给我下了黑券跑不开的话，你要记住，他们想要的是水手箱。你就赶快骑上一匹马——你不是会骑马吗？然后去找……顾不得那么多了，去那个该死的医生，让他调集所有人马，包括附近的地方推事来到本葆海军客店，把老弗林特他们一网打尽。我从前是老弗林特的大副，知道那地方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了。他是临死前在萨凡纳交待我的，就像我现在的情形一样。不过你先别急着去告发，除非他们送来黑券，或者又看到黑狗和那个瘸腿水手——特别是瘸腿水手，一定要注意！”“黑券是什么，船长？”我问。“那是一种通牒，伙计。要是他们送来了，我会告诉你。只要你仔细提防，吉姆，我发誓有好处跟你平分。”他语无伦次地胡说了一小会儿，声音渐渐微弱下去。我赶紧把药递给他，最后他总算昏昏沉沉地睡去，我才得以脱身。我心里慌得要命，很想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医生，请他拿主意，又怕船长后悔向我吐露真情把我干掉。最不巧的是，我可怜的父亲那天傍晚突然去世了，我只得把别的事统统扔到一边。我们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又接待前来吊唁的邻居、安排葬礼，还得张罗旅店的一切事务，压根儿没想到船长，更别说怕他了。第二天早晨，他居然下楼了，还是像往常一样进餐，吃得很少，可酒喝得恐怕比平时还多，因为他一直待在酒吧间里，脸绷得铁青，哼着鼻子，谁都不敢轻易惹他。葬礼前夕，他照样喝得烂醉如泥。在一个居丧之家听到一支粗野的歌谣，显得不伦不类的。由于他很虚弱，我们都担心他一命归西，医生又突然被请到好几英里以外出诊去了，自我父亲去世后他再没来过。我说过船长很虚弱，他看上去非但不见复元，反而越来越糟。他顺着楼梯爬上爬下，从客厅到柜台来回走动，有时到门外嗅嗅海的气息，行走时用手扶着墙，呼吸沉重而急促，就像攀登悬崖峭壁那么吃力。他从不单独跟我说话，我怀疑他已经忘了那件事。但是他的脾气比以往更加乖戾，并且随着身体的日渐衰弱更加粗暴。现在，他喝多了酒，又做出那个令人胆寒的惯有举动：将那柄短刀抽出来放到桌子上。与此同时，他旁若无人，似乎沉浸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中。曾经有一次，我们万分惊讶地发觉，他哼起一首与平时大不相同的乡村情歌，想必是在他当水手之前学会的。就这样，直到葬礼后一个浓雾弥漫、寒气逼人的下午，大约三点多钟，我到门口站了一会儿，脑际萦回着对父亲的哀思。这时，有个人慢慢地沿着大路走来。他显然是个瞎子，因为行走时棍子敲得地面咚咚有声，一个大绿罩子遮住眼睛和鼻子；腰弓得跟虾一样，看上去年迈体衰；穿着一件肥大破旧的大氅，还带着兜帽，使他看上去怪异无比。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比这更恐怖的形象了。他在旅店门口站住，扯开破锣嗓子怪腔怪调地探问道：“上帝保佑我们的乔治王！哪个好心人愿意告诉我这个可怜的盲人——一个为了保卫英格兰祖国而失去双目的苦命人——他在什么地方？”“你是在黑岗湾的本葆海军旅店前，我的朋友。”我说。“我听到一个声音，”他说，“一个少年的声音。你愿意把手给我，带我进去吗？好心的朋友？”我刚伸出一只手，立刻被那个语气和顺的瞎眼怪物牢牢抓住，像夹在一把虎头钳里。我拼命挣扎，那个瞎子用胳膊一拐，把我扯到他跟前。“孩子，”他说，“现在带我去见船长。”“先生，”我说，“我实在不敢。”“哦，”他冷笑一声，“原来如此！马上带我去，不然我就拧断你的胳膊。”说着他就扭了一下胳膊，疼得我叫了起来。“先生，”我说，“我是为你着想，船长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老是把刀放在面前，对着它出神。曾经有一位先生——”“少废话，快走！”他打断了我。我从来没听过像这瞎子这样狠毒、冷酷、难听的声音，它比手臂的疼痛还恐怖十倍。我立刻从命，径自朝那个快病死的老海盗走去，他正喝得昏天黑地。瞎子紧靠着我，那只铁手抓住我不放，几乎全身的重量都压到我身上，简直快把我压垮了。“直接带我去见他，到了他能看到我时，你就喊：‘你的朋友来了，比尔！’要是你敢不照办，有你好果子吃的！”他将我的手猛地一抽，疼得我差点晕死过去。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先应付这个盲丐再说，于是我推开客厅的门，用颤抖的声音喊出了瞎子的命令。可怜的船长抬起眼皮，顷刻间醉意一扫而光。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垂死的苦痛。他撑着床挣扎着要起来，但是已力不从心。“坐在老地方吧，比尔。”乞丐说，“我虽然看不见，却能听得到一根指头的动静。公事公办，伸出你的右手。孩子，你把他右手腕握住，伸到我右手这边来。”我们都照办了，接着，瞎子把一件东西从握手杖的手心里放到船长的掌心，船长立刻紧紧攥住。“完事了。”瞎子突然放开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迅速窜出客厅，来到路上。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能听得到他的棍子咚咚地探路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远了。过了好一阵，我和船长才如梦方醒。直到这时，我才松开了一直抓着船长的手腕，他缩回那只手，仔细看自己的掌心。“十点！”他叫道，“还有六小时，还来得及！”他一下子跳起来。可他还没站稳，身子就摇晃起来，他用手扼住脖子，整个身体轰地一声栽倒在地。我赶紧跑过去，一边喊我母亲。但是无济于事，船长已因脑溢血一命呜呼了。说来也怪，我从未喜欢过这个人，尽管近来有点可怜他；可看到他骤然暴亡，仍禁不住泪下如雨。这是我看到的第二次死亡，而第一次死亡所引起的哀思仍然历历在目。
四、航海用的大木箱当然，我没有耽搁时间，我把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母亲，也许本该早就告诉她的。我们立刻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既困难又危险的位置上。那个人的一些钱——如果他有些的话——当然属于我们；但是让船长的那些船友们、特别是我见过的那两个怪物——“黑狗”和瞎乞丐——自动放弃他们的战利品，作为船长欠债的抵偿，是不大可能的。至于船长让我立刻骑马去找利弗西医生的嘱咐，将会使母亲被孤单地留下，毫无保障，这是当初不曾设想到的。说实在的，让我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在这房子里多呆上一会儿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厨房里煤块烧落的声音，钟表走动的嘀嗒声，都使我们胆战心惊。在我们耳中，四周充满了走近的脚步声，并且一看到客厅地板上船长的死尸，就会想到那个可恶的瞎乞丐就在附近徘徊，随时都可能回来。此时此刻，就像谚语说的，我是吓得魂不附体。事情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最后，我们决定一同到附近的小村子里去求援。说到做到，我们头上什么都没戴，便立刻在渐浓的暮色和寒雾里跑了出去。　　　小村子在下一个海湾的另一头，尽管从这里看不到，却没几百码远。令我勇气大增的是，那与瞎子出现的方向刚好相反，他要来也得从相反的方向来。我们在路上没用多长时间，虽然我们有时停下来紧握着手倾听一阵，但是没什么不寻常的声音——除了轻涛拍岸和寒鸦噪林外，再没什么了。　　　当我们到达村子时，已是掌灯时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看到窗里橙黄色的灯光时，我是何等的雀跃。但是就这，就像后来被证实的那样，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援助。因为——你会想到，人们该为他们自己感到羞耻——没有人愿意答应同我们一起回“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我们越说我们遇到的麻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便越往他们自己的屋子里缩。弗林特船长的名字，尽管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对那儿的一些人来说却如雷贯耳，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在野外劳作、到过“本葆海军上将”旅店那一带的一些人想了起来，他们曾在路上见到了几个陌生人，还以为是走私客哩，因此大家四处逃散了。此外，至少有一人还看到在我们叫做凯特湾的地方有一艘小帆船。因为上述情况，一说是弗林特船长的同伴，就把他们吓得要死。总而言之，事情的结果是，有几个人自愿和我们一道骑马去找住在另一头的利弗西医生，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们去保卫旅店。　　　据说怯懦是会传染的，但另一方面，辩论却可以极大地鼓舞人，于是当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后，母亲也向他们发表了演说。她宣布，她不会让属于她没了父亲的孩子的钱白白损失掉，“要是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去的话，”她说，“我和吉姆敢。我们会沿着来时的路回去，对你们这些胆小的笨蛋来说，我们多余言谢。我们会把那个箱子打开的，即使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克罗斯莱太太，谢谢你给我们个袋子，好用它去装回我们应得的钱财。”　　　当然，我说我会和母亲一道走。他们也当即为我们的英勇而惊呼起来；但是即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们一道走。他们所愿做的只是给了我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以防遭到袭击，并且还答应一旦我们在返回的路上被追赶，他们就备好马鞍；同时，派了个年轻人骑马去医生那里寻求武装支援。　　　当我俩在这个寒夜冒险出发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一轮满月冉冉升起，带着红晕出现在雾气的上方，它催促我们加快步伐，因为显然，当我们再返回时，一切将亮如白昼，而我们一出门便暴露在任何一个监视者的眼皮底下。我们悄无声息地迅速溜过篱笆，不过并没看到或听到任何增加我们恐惧的东西，直到“本葆海军上将”的大门关在了我们身后，我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立刻划好门栓，我们在黑暗中站着喘息了一会儿。房子里只有船长的尸体与我们作伴。接着，母亲在酒吧间里拿了根蜡烛，我们手牵着手走进了客厅。船长像我们离开时的样子躺在那里，仰面朝天，睁着眼睛，一只胳膊向外伸展着。　　　“拉下百叶窗，吉姆，”母亲小声说道，“他们有可能来，在外面观察我们哩。而眼下，”在我拉下百叶窗后，她说，“我们得从那个人身上拿到钥匙。我真不知道，谁敢碰他哩。”她啜泣着说了那些话。　　　我立刻跪下身子。在靠近他手的地板上有一个小圆纸片，一面涂了黑色。我立刻断定这就是“黑券”了，就拾起了它。我发现字写在另一面上，书写得非常美观、清晰，上面写道：“你将活到今晚十点。”　　　“允许他活到十点，妈妈。”我说，就在我说的时候，我们的老钟开始打点了。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我们吓了一大跳。但是消息不坏，因为这才六点钟。　　　“眼下，吉姆，”她说，“钥匙。”　　　我逐个摸了他的口袋，几个小硬币，一个顶针，还有一些线和大针，一支咬了一头的嚼烟，他那把弯柄的招刀，一个袖珍罗盘，还有一个火绒箱①，这就是口袋里面装的全部东西了。我开始失望了。　　　“可能挂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道。　　　我强忍着厌恶扯开了他颈部的衬衫，那里果真挂着一条油腻腻的小绳，我用他的招刀切断了它，我们找到了钥匙。这小小的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立刻毫不迟疑地上楼，进到那间他躺了那么久的屋子里，他的箱子自从他搬来时起就立在那里。　　　它和外面其他任何一个船员的箱子一样，在盖子上用热烙铁烙上了他姓名的起首字母“B”，由于长期不爱惜地使用，箱子角有些磨损、裂纹了。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尽管锁眼很生涩，她转动钥匙，顷刻间便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柏油味从里面冒了出来，但是上面除了一套质地优良的好衣裳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套衣服是被非常仔细地刷过并叠好了的，母亲说它们从未被穿过。在那套衣服的下面，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一个四分仪，一个锡制的小酒杯，几颗烟，两对非常漂亮的手铣，一根银条，一只西班牙老怀表，还有其他一些不值钱的小装饰品，大多是外国制造的，一副黄铜杆的圆规，还有五六个珍奇的西印度贝壳。从那时起，它常常使我想到，他一定是带着这些贝壳一起度过他流浪、罪恶、被追逐的一生的。　　　就这样，我们除了些银子和小装饰品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连这两样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没啥用场。再下面，是一件旧的航海斗篷，在很多个港口沙洲被海盐浸得发白。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拖了出来，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箱子里最后的物件了，用油布捆着的一包东西，看上去像是些纸，还有一个帆布包，一碰竟发出了金块的丁当声。　　　“我要让那些滑头们看看，我是个诚实的妇人，”母亲说，“我要拿回他欠的账，多一个子儿也不要。撑好克罗斯莱太太的袋子。”然后她开始计算船长欠的钱数，从那个水手的袋子里如数取出来，放到我撑着的那个袋子里。　　　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儿，因为这些硬币来自各个国家，模样各异——西班牙金币，还有法国金路易、英国基尼以及八里亚尔的西班牙银元，还有其他我不认识的，都杂乱地混在一起。　　　基尼大概最少，也是那些硬币里母亲惟一知道如何计数的。我们大概才数到一半，我猛然把手搭到她的胳膊上，因为我在静寂寒冷的空气中听到了一种声音，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瞎子的棍子一下下敲在硬梆梆的路面上，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下来，大气儿也不敢出。接着它急剧地敲击着旅店的门，再接下来我们听到门把手在转动，门栓嘎嘎作响，似乎那个残暴的家伙妄图进来；接着里里外外都是一段长时间的静寂。最后，手杖声重又响起来，令我们无比高兴和宽慰的是，它又渐渐地远去消失了。　　　“妈妈，”我说，“全都拿上，我们快走吧。”因为我肯定那插着的门势必会引起怀疑，会自找麻烦，虽然我庆幸插上了门，这种庆幸是从没见过那瞎子的人所无法想像的。　　　但是我的母亲，尽管她也害怕，却不肯多拿走欠账之外的一个子儿，同时也固执地不肯少拿一个子儿。还没到七点，她说，还远着呢。她知道她的权益，她一定要得到它。她还在同我争辩呢，这时从小山上传来一声低低的口哨。那对我们俩来说就足够了，足足够了。　　　“我要拿走我应得的。”她跳起身来说。　　　“我要拿这个来抵他的债。”我拾起那个油布包说。　　　下一刻，我们两人都摸索着下楼，把蜡烛留在了空箱子那儿，接着我们打开了门，开始“总撤退”。我们动身的那一刻，时候已经不早了。雾正很快地消散，月亮在高地上方把两边都照得通明，只有在小山谷的正底部和旅店门的四周尚有薄薄的一层面纱未曾消褪，掩护着我们逃跑的最初几步。离小村子还有一多半路程、刚走出小山谷底部一丁点儿的时候，我们便暴露在月光下了。不仅如此，几个人行进的脚步声已进入到我们的耳中，当我们回头向他们的方向巴望的时候，只见一盏灯前前后后摆荡着，在快速地向前移动，这表明新的来人中有一个拿着提灯。　　　“哦，宝贝儿，”母亲突然说，“你带上钱往前跑吧，我快要晕过去了。”　　　这定是我俩的末日了，我想。我是怎样的诅咒那些怯懦的邻居们哪，我又是怎样的责怪我可怜的母亲，由于她的诚实和小气，也由于她过去的蛮勇和现在的软弱。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来到小桥上。于是我搀着哆哆嗦嗦的母亲来到了岸边，说真的，到了那儿，她叹了口气便歪倒在我的肩上了。我根本不明白是从哪里来的一股劲，恐怕还不小哩，总之我设法把她拖下了岸，在拱桥下还有点路。我再也挪不动她了，因为桥太低，我在下面也只能爬行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呆在那里——母亲差不多完全暴露着，而我们俩都在旅店听得到的距离内。
五、瞎子的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好奇心远远超过了恐惧，因为我没能呆在原地，而是又匍匐着爬回了岸上，在那儿，我把脑袋隐蔽到一丛金雀花后面，可以俯视到我们门前的那条路。我几乎还没怎么藏好，我的敌人们就开始到来了，他们有七八个人，步伐不合拍子地沿着路拼命跑着，拿着提灯的那个人领先几步。有三个人手拉手地跑在一块儿，即便有雾我也能断定，三人小组中当间的那个就是瞎乞丐。接下去的一刻，他的声音证实了我的判断。　　　“把门撞开！”他叫嚣着。　　　“是，是，先生！”有两三个人呼应着。接着便发动了对“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进攻，提灯的人跟了上去。然后我看到他们停了下来，还听见低低的谈话声，似乎他们发现门是开着的而感到惊奇。但是只安静了那么一小会儿，瞎子就又发布命令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大更响了，好像他被欲望和狂怒烧着了一样。　　　“进，进，进！”他叫道，一边咒骂他们拖拖拉拉。　　　他们中的四五个人立刻遵命，有两个同那可恶的乞丐留在路上。停息了一阵，接着是一声惊呼，再接下来是从屋子里传出的一声喊叫：“比尔死了！”　　　但是瞎子只是又一次地咒骂他们的拖拉。　　　“你们这些偷懒的饭桶，留两个人搜他，其余人上楼弄箱子！”他叫道。　　　我能听见他们跑上我们的旧楼梯时咚咚作响的脚步声，那声音震得屋子都快动起来。没多久，又传出一声惊呼；船长房间里的窗户被砰地一声打开了，碎玻璃哗啦地响了一阵。一个人倾斜着身子将脑袋和肩膀伸出到月光下，向站在下面路上的瞎乞丐报告。　　　“皮乌，”他喊道，“他们在我们之前来过了。有人把箱子上上下下都翻过了。”　　　“东西在吗？”皮乌吼叫道。　　　“钱在。”　　　瞎子诅咒钱。　　　“我是说弗林特的东西。”他喊道。　　　“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找不到。”那人答道。　　　“喂，下边的，它是不是在比尔身上？”瞎子又叫道。　　　听了这话，另一个家伙，可能是留在下面搜查船长身体的人，走到旅店门口，“比尔已经被人彻底搜过了，”他说，“什么也没留下。”　　　“一定是旅店里的这些人——一定是那个男孩子。我要抠出他的眼珠子！”瞎子皮乌嚷叫道。“他们刚刚还在这儿——我想弄开门时，他们已经上好了门栓。分头行动，小子们，找到他们。”　　　“真的，他们的灯还在这儿。”在窗口的那家伙说。　　　“分头去找他们！彻底检查这所房子！”皮乌反复地叫嚣着，用他的棍子敲击着路面。　　　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老旅店的一场巨大的骚乱，沉重的脚步声来来去去，咚咚作响，家具扔得遍地都是，门被踢过来踢过去，直到连岩石都发出回声了，这些人才又出来，一个接一个来到路上，然后声称哪儿都没找到我们。就在这时，曾使我和母亲在数死去船长的钱时警醒起来的那个口哨声又一次刺穿了夜空，但这次它重复了两遍。我原以为这是瞎子的号令，是召唤他的船员进击的暗号，可是现在我才发现信号来自山脚下小村子那边，而且，从海盗们对它的反应来看，这是警告他们危险迫近的信号。　　　“又是德克，”一个说。“两次！伙计们，我们不得不动动地方了。”　　　“动动地方？你这逃兵！”皮乌叫道。“德克从一开始就是个笨蛋和胆小鬼——你们不必理他。他们一定就在跟前，他们走不远，伸手可及。分头去找他们，狗东西！啊，气死我了，”他叫道，“要是我有眼睛！”　　　这呼吁看起来似乎有点作用，因为有两个家伙开始在杂物堆里到处查看了，只不过三心二意的，另一只眼睛一直在留心自身的危险呢，我想。而其余的人都犹豫不决地站在路上。　　　“你们伸手就可拿到成千上万的钱，你们这群笨蛋，却在那儿犹犹豫豫！要是你们能找到那东西的话，就会富比王侯，而你们明知道它就在这儿，却站在那里躲躲闪闪。你们中没有一个敢去见比尔，而我做到了——一个瞎子！而我却将因为你们而痛失良机！我将变成个可怜的、爬行的乞丐，讨酒喝，可我本可能坐上四轮马车的！要是你们能有饼于里蛀虫的那点精神的话，你们就可以抓住他们。”　　　“去你的，皮乌，我们已经拿到了西班牙金币！”一个嘟囔道。　　　“他们可能已经把那好东西藏起来了，”另一个说，“带上些基尼吧，皮乌，别站在这儿骂街了。”　　　“骂街”是个恰当的字眼，皮乌的愤怒在这反对声中如火上浇油一般，到最后，他的暴怒完全占了上风，盲目地对他们左右开弓，他的棍子重重地打在不止一个人身上。　　　这些人，轮番地咒骂这个瞎了眼的恶棍，恶言恶语威胁他，还徒劳地试图抓住那个根子，从他的掌握下夺过来。　　　这场争吵救了我们，因为当它还在激烈地进行的时候，从小村子那边的山顶上传来了另一种声音——疾驰的马蹄声。几乎与此同时，一声枪响，从篱笆那边发出一道闪光，报着信号。显然这是对危险的最后警告，因为海盗们立即转身，向四面八方跑开了，一个沿着海湾向海边跑去，一个斜越过小山，如此等等。总之，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除了皮乌外一个都不见了。他们抛弃了他，纯粹是因为惊慌，还是因为报复他的恶语和击打，我无从得知；但是他被甩在后面了，在路上一边疯狂地上下敲着，一边摸索、呼唤着他的同伴。最后他转错了方向，从我身边跑过去几步，朝着小村子喊起来：“约翰尼，‘黑狗’，德克，”以及其他的名字，“你们不要丢下老皮乌，伙计们——别丢下老皮乌！”　　　就在这时，马蹄声越过了山顶，四五个骑手在月光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全速冲下了斜坡。　　　听到这个，皮乌方才晓得了他的错误，尖叫着转身直奔水沟，在里面跌了一跤，但他立刻又站了起来，又往前冲，这回可是昏了头，正好撞在奔过来的马头下面。　　　那骑手想挽救他的性命，但是一切枉然，伴随着一声刺破夜空的尖叫，皮乌倒了下去，四只蹄子从他身上踏过去又抛开了他，飞驰而过。他侧身往下倒去，接着轻轻地面朝下趴下，就一动不动了。我一跃而起，向骑手们欢呼。他们勒住了马，无论如何，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们大为惊骇。我很快看清了来人，跟在其余的人后面的一个是从村子出发去找利弗西医生的小伙子，其余的人是税务官员，是他在路上遇到的，他立即机智地请他们一道返回。关于凯特湾的单桅船的一些消息已经传到了行政长官丹斯的耳朵里，因此那晚他朝我们这个方向前来。由于这种情况，我和母亲才幸免于死。　　　皮乌死了，像石头似的僵硬。至于母亲，当我们把她带到小村子后，一点冷水和溴盐之类的东西很快使她清醒过来，她除了受了点惊吓外没啥大事，尽管她仍在懊悔未曾不差分文地把钱拿走。这时，行政长官骑上了马，尽快地向凯特湾赶去；但是他手下的人不得不从马上下来，沿着有树木的深谷摸索着前进，牵着他们的马，有时则贴在马身上，他们惟恐遭遇埋伏哩。所以，当他们到达海湾时，单桅船已经航行到不远的海面上，也就不足为怪了。行政长官向那只船喊话，一个声音回话了，告诉他离月光地儿远些，不然他得挂点彩，与此同时，有一颗子弹唿哨着擦过他的胳膊。很快，单桅船便绕过海岬消失了。丹斯先生站在那儿，就像他说的，“像一条离开水的鱼，”而他所能做的全部就是派一个人到B地去——去向水上缉私艇报警。“而那，”他说，“用处不大，他们已经溜得干干净净了，事情就算了结了。只是，”他补充道，“我很高兴踩到了皮乌老倌儿的鸡眼。”因为这时他已听我讲了事情的经过。　　　我随他一道回到“本葆海军上将”旅店，而你怎么也想像不到一个房子会被毁坏成什么样子；在那些家伙疯狂地搜查我母亲和我本人时，连那座钟都被摔到了地上。尽管除了船长的钱袋和钱柜里的一点银子外，他们再没拿什么东西，我还是一眼看出我们完了。丹斯先生对这个场面感到大惑不解。　　　“你说他们拿到钱了？好吧，那么霍金斯，他们还想要什么呢？我猜，是更多的钱吗？”　　　“不，先生，不是钱，我想，”我回答道，“事实上，先生，我相信那东西就在我上衣胸前的口袋里，而且跟你讲实话，我希望它能放到个安全的地方。”　　　“是这样，孩子，非常正确，”他说，“要是你愿意的话，我来带上它。”　　　“我想，也许，利弗西医生——”我开了个话头。　　　“相当正确，”他很高兴地打断了我的话，“相当正确——一个绅士和地方法官。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最好骑马亲自走一趟，向他或者乡绅报告。皮乌老棺儿已经死了，事既如此，我没啥可惜的，但是，他是死了，你看，只要可能，不知情的人们就会把这事提出来，来反对陛下税务署的官员。现在，跟你讲，霍金斯：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将带你一起去。”　　　我衷心感谢他的邀请，接着我们便走回到马匹所在的小村子。当我将我的打算都告诉给了母亲时，他们已经全都在马鞍上了。　　　“道格尔，”丹斯先生说，“你有匹好马，把这小家伙带在你身后。”　　　我上马抓住了道格尔的腰带后，行政长官便下了出发的命令，马队在通向利弗西医生家的道上矫健地疾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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