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中国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国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 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
　　几乎天天都有无数的生日，北京城每天成千上万的生日，大家每天都在赶生日。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号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我看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
　　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作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穿透历史要有眼光，要有判断，如果拘泥于某一些东西，就永远都看不到真正的历史。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完全不是人按照主观意愿就可以完全操控的，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只死了几万人，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和平转型。在《百年辛亥革：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中国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滑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是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我看到当时中国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他们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国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进宫之旅，太可怕了。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国人民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尤其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精英文武，为了争夺王位，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
　　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爸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国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
　　“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了。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湖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独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最流行的，覆盖率最高的是白旗，白旗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
　　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国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有的像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救是一块白布，总而言之独立旗帜是以白旗为主。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国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地说一场雨就可以压垮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什么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可信度很高。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第二，粮食危机带来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东西。如果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 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国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讲到，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落到私人的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两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的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党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杀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党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所以双方就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外国不肯借款。在各种动听的“主义”背后，其实只有一个“主义”成为各方奉行并实践却都心照不宣的：不择手段、不讲规则的机会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辛亥革命中所带来的一个无法忽视的负资产，就是机会主义的盛行，这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霍布斯式“丛林状态”，拉高了建立社会公信和民族共识的成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蔑视一切规则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清政府、保皇党和革命党三方主要势力身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澳洲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等提出的“国家机会主义”，始终伴随着晚清的改革开放全过程。由于宪政制衡机制的缺席，清政府的改革，以无限强大的公权力剥夺社会利益为代价，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普遍的寻租行为，并导致社会大众不再相信游戏规则，全民奉行机会主义，罔顾社会道德准则，不择手段。
　　杨小凯其实是用一套经济学话语，阐述了日本著名间谍学者宗方小太郎的同一论断。甲午战争前，宗方小太郎向明治天皇提交了战略情报《中国大势之倾向》，鲜明地提出，中国的腐败源自官场但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腐败。
　　晚清公权力的无信与滥用，突出地体现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上。为解决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清政府向民间资本开放部分产业和企业，却又通过衙门化的管理方式，将出资人的话语权缩小到近似于无。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政府融资项目采取两种看似矛盾而荒唐的方式：在一级市场中拒绝与躲避，在二级市场中炒作与投机。一级市场的冷遇，在1887年李鸿章发行“中国铁路公司”股票时最为显著。
　　100万两的融资计划只完成了10.85 万两，上海英文报《北华捷报》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之前的轮船招商局等招股后，却在重大事宜上从不尊重投资者意愿，导致投资者丧失信心（参阅雪珥即将出版的新书《天子脚下的特区》上卷）。而晚清的几次灾难性股灾，则与投资者疯狂炒作二级市场极有关系。凡是能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民们“趋之若鹜，一公司出，不问好歹，不察底蕴，股票早已满额，亦麾之不去”，“其实十之八九皆非真欲买股之人也”（《申报》，）“市里奸侩特开售卖股票之风，以致举国狂欢，纳股者非富家藏窖之银，乃市肆流通之宝，而害遂不可胜言矣。”（《字林沪报》）甚至，连官方的对外战争赔款、铁路建设专款等巨额资金，也都大规模违规入市，支撑起官员们的“老鼠仓”（雪珥著作《辛亥计划外革命》）。
　　涉及数千万投资散户的铁路基建，则是“国家机会主义”的另一个“重灾区”。从1898年在《矿务铁路章程》中旗帜鲜明地鼓励民营资本投资路矿开始，政府并非真正相信弱小的民营资本能够支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铁路投资，而更多的只是一种实业救国、商业救国、官民一体的姿态。随着“利权回收”运动，外资铁路项目被基本收回，由各省自组民营公司接办。为了解决民营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官方最后依然是通过“给政策”的办法扶持，允许民营铁路公司向民众收取“租股”，强行集资摊派。
　　这种变异的“民资”与“商办”，成为少数人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政权与民众两方都受到巨大的伤害，且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效率低下，最后迫使官方推出“救市”性质的铁路国有政策。而此时，以铁路公司高管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坐大，“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就借国有之际，要挟中央政府为其违规炒股亏损的300万两巨额亏损埋单，遭拒后裹挟民意发动了“保路运动”，导致全局失控。而在博弈过程中，政府基于维稳的顾虑，采取机会主义手段，立场波动不已，导致官僚机器的反应机制完全失效，进一步刺激了各种势力对利益的攫取欲望（《辛亥计划外革命》）。
　　以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基本成为宣统年间的主流，各种强势群体赶“搭便车”。从设计初衷看堪称“仁政”、“善政”的各项改革措施，经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异化成为“苛政”甚至“暴政”。1909年江西宜春发生近万农民抬着土枪土炮，武装围攻县城的特大群体性事件，起因就是为了兴办新学而多收“学米捐”，面对农民上访时当地政府又轻率动用警力。
　　在政治上，“国家机会主义”的典型体现，就是官方在确定了立宪政改的总目标及步骤之后，缺乏贯彻的信心、决心和恒心，不断摇摆，短期行为严重，释放出大量混乱无序的信号，导致权威资源被不可再生地浪费。
　　在机会主义的思路指导下，官方的行政行为无原则可循、无规律可摸，令不行、禁不止，难以预测，其驾驭全局的能力遭到致命的削弱，并给各级官僚留下了巨大的自由操作并进行寻租的空间。
　　保皇党方面，康有为从戊戌政变后就一直以机会主义者的面貌亮相。其在戊戌变法中的重要地位，只是其流亡海外之后进行政治包装的产物。协助其流亡出逃的英日外交官员，都曾经向本国发出情报，指出此人言过其实。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康梁将戊戌变法的过程进行了精心的包装，主旨就是通过贬低慈禧、抬高光绪，伪造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伪造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来塑造康有为的“类帝师”形象。梁本人日后也承认：“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动听漂亮的“勤王”口号下，康党在海外发展了一个靠口号牟利的利益集团。庚子事变后，康党开始全党经商，从“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到“中国商务公司”，从地产投资到酒楼饭店，办了无数实业，但因为党政不分、党企不分，导致内部腐败横行，亏损严重。康本人更是将这些“党营企业”当做个人提款机，大肆挥霍，从不公布账目，以致党内同志痛责他“妄自骄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并公款私图生意”。
　　更甚者，为确保控制，康党联络黑道，对华侨社区实行高压管制，凡未经过他们认可并分享干股，任何人不得回国投资，否则就是“叛逆”、“入寇”。而内地公司到海外招股，也必须先由他们抽头，“未入党不准招股”，“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叶恩公开信）。
　　为了杀一儆百，康党甚至派人乱刀砍死了前来美洲为广西振华公司（一家大型银矿）招商的补用道刘士骥，毒死振华公司的创始股东刘义仁。其实早在1900年，康有为的战友毕永年在报章上披露，康在戊戌年的确策划过“围园（圆明园）杀后（慈禧太后）”的阴谋，康恼怒之下，曾悬赏5000元招募刺客，让毕永年永远闭嘴。康的暗杀令，激怒了不顾阻挠入股振华的保皇党元老叶恩、欧榘甲等，他们向清政府正式举报，要求追究康梁“谋财害命”的刑责。广西巡抚张鸣歧为此发布通缉令，并移文港英政府，要求协助缉拿。老同志们还在报刊上抨击康有为“丧心忘本，贪侈骄盈……其贪暴奇横，真古今所未闻也……全美华侨，囊之为康、梁所愚者，今已窥破其行径，久思脱者”。
　　岭南学堂监督（校长）钟荣光痛斥：“观彼辈所为文，固居然宗孔师孟，为国为民也，乃名实相背若此。”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丘逢甲因此与康断交，并留下“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名言。康有为随后两次进入香港，都因命案在身而被驱逐。1911年6 月，横滨华商集体上书日本政府，抗议其允许康有为入境。
　　机会主义的操盘手法，令保皇党在海内外几乎丧尽人心。机会主义对革命党来说，也有着巨大的诱惑。在暗杀年代，革命党的暗杀对象，并非体制内的独夫民贼或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因为，这些能够推进改革、修复体制的人，将大大减少革命成功的几率。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这不仅引起了朝野对革命党蔑视伦常的震惊——恩铭对徐一直提携有加，徐的暗杀名单更是激发了保守派对改革派的反弹：恩铭之外，徐锡麟还计划刺杀端方、铁良和良弼，都是体制内的改革派。而1905年吴樾用炸弹袭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正是对体制内改革势力的定点清除。 在辛亥风暴中，死于革命党之手的政府高官并不多，其中就有端方、赵尔丰这样相当有人望的改革者或实干者。端方之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公开表示：“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湖南名士左全孝说得更是透彻：“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而端方因其相对卓越的才能和远见，早被革命党列入黑名单。端方曾提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这种见解，在革命党听来比政府内的保守派还要刺耳。
　　为了争取资源，革命的机会主义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在庚子之乱中，孙文争取赌王刘学询的巨额赞助，条件是可以拥戴刘学询当老大，“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革命逸史》）四川革命党提出的“离间官民”，生动地概括了发动革命的基本手段。在同盟会看来，对策动保路运动的立宪派们“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是很愚蠢的，“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在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在成都秘密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暴动于省城之中”，外围则“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成都会议后，同盟会先后召集四川哥老会各个香堂的 “大爷”，举行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明确提出要与“会党”加强联合，伺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革命党对新军的渗透，最有效的手段并非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而是哥老会的同袍义气。辛亥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不少都督，原先在新军的军阶军衔多不高，却往往有着深厚的“会党”背景。
　　对于辛亥革命中的黑道成分，毛泽东曾经大不以为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毛泽东早期文稿》）张太雷也说：“辛亥革命时的军队，完全乌合之众，都是些随声附和的土匪及旧式军队。这样军队，非特不能以之完成革命，就是与袁世凯的军队相敌亦还差的远。”（《张太雷文集》）
　　一场奉行机会主义的革命，注定了其高举的意识形态大旗只是幌子而已。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评价说：“参加革命的识时务者，今日多已踞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党迅速腐化的同时，争权夺利也令同志成为仇敌。上海的同盟会和光复会，在辛亥革命后几乎立即开战。同盟会的陈其美自称上海都督，光复会的李燮和就自称吴淞都督。当光复会的陶成章将司令部设到上海后，争夺人马饷银，陈其美干脆派蒋介石将其刺杀。这成为蒋介石在党内鹊起的重要资本。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搞到兄弟靠不住、组织靠不住，成为辛亥革命的一大景观。孙文也承认：“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致邓泽如统一事权与统一筹款》）
　　黄兴多年前就担心，良莠不齐的同志们会“袭取汉高祖明
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刘道一传》抄件)果然不幸而言中。民国前期各地的军阀混战，除了袁世凯的北洋系之外，大多就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同志们在互相清理门户。而即使在革命党的高层，机会主义的倾向也导致理念与行为的严重分裂。在究竟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时，孙文表现了巨大的革命灵活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孙在革命党内部会议上，痛斥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认为内阁制下大总统成了“神圣赘疣”，他是“绝不肯徇诸人之意见”，去当这样的“赘疣”（《胡汉民自传》）。胡汉民在自传中说：“钝初（宋教仁）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黄兴）为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
　　在孙的强势坚持下，党内只好统一意见，实行总统制。并不服气的宋教仁在之后的不同场合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还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如此坚定地奉行总统制的革命党，在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就彻底大转弯，坚定地推行内阁制，以确保袁只能当个“赘疣”。革命党内的争权夺利，宗派斗争，不仅是其意识形态空洞化的表现，而且也是机会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鲁迅对这一时期的革命，有着深刻的认识：“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美国学者Meribeth Cameron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其实质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动乱之一。在人们所说的共和主义和议会的背后，引发这场革命的一些基本因素，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革命一样，仍是人口过剩、天灾、官员的横征暴敛和王朝的衰败。”（《中国的维新运动》）问题在于，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动乱”，却因为高举着“共和主义和议会”的大旗，反而令这面大旗成了“狼来了”的虚假呼喊，这奠定了民国期间口号与行为相背、旗帜与方向相左的沃土。对这种“共和”极度失望的鲁迅，在《集外集?杂语》中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在《呐喊自序》中，他说：“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这位敏感的思想者，捕捉到了革命风暴中的投机主流。在各种动听的“主义”背后，其实只有一个“主义”成为各方奉行并实践却都心照不宣的：不择手段、不讲规则的机会主义。革命元勋蔡济民曾作诗一首，至今值得整个民族反思：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回忆满清渐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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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色辛亥》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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