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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先锋】测试以来的心得与【BUG建议提交】~希望采纳
我是暴雪忠实粉丝。当然我也爱上了守望先锋。
守望先锋是我期待了2年多的一款游戏。
体验之后我希望官方看到我给的建议能够对游戏优化带来一些帮助。
一：界面系统
1：希望在战斗准备阶段也能够跟换皮肤以及打开箱子，而不用还要退出比赛才能够打开箱子与查看英雄界面。因为开黑，一般游戏结算界面倒数完之后，就会直接进入下一场比赛。我想立马开箱子或者装备上我新得到的装饰都不行。必须要退出跟朋友的组才可以装备我得到的东西。这样非常的不人性化。因为玩家能够开箱子肯定是迫不及待的。 得到好东西也想立马换上。但是往往已经进入下一局游戏了，一直比赛下去没法切换到其他界面。
2：希望在很多界面加入右键返回功能。因为守望先锋有几个子界面的层级比较多。例如我点了主界面到-英雄界面到-D.A的详细到-D.A的皮肤。这个层级比较多了，每次都要移动鼠标到左下角的一个不起眼的返回按钮，非常的麻烦。不如直接鼠标右键返回上一个页面。这样会方便很多。
3：希望给所有的辅助人物，加入一些被偷袭或攻击之后的一些呼救的声音。例如天使在队友身后。被攻击了。会提示前面的队友我正在被人攻击快帮帮我，之类的。在游戏中很多人不愿意使用辅助，辅助在攻击方面也比较弱势。希望能够给辅助多一些帮助。不要恶性循环下去，我朋友玩辅助经常死了我都不知道她怎么死的。因为我在前面输出的同事根本就顾不上她。如果她提醒一下我，我会保护了她的安全这样。他的体验会非常的好。而不是给人默默的加血之后被别人偷袭死了都没人知道。然后就不玩辅助了。
二：关于一些BUG:
1：在游戏匹配模式的一些顺序方面。有时候会出现卡屏以及所有人物消失的状况，例如我朋友在我正在游戏的时候邀请我强行退出当前游戏，而加入他的游戏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正在游戏中，我会看不到人物模型。
2：在寡妇开启红外线侦查大招技能时，会变得比较卡。
3：精彩镜头的选取方面有时候会比较不合理。最记得有一次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整个精彩镜头就是大锤自己掉下了悬崖，并没有任何的击杀。当时我们开黑的五个人都蒙了。
三：关于一些创意的建议：
1：希望能够推出像英雄专栏一类的东西。这个地方D.A，或者小美，他们经常会在这里发表自己最近在干什么，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玩家可以在下面发表自己的话。把游戏里面的人物真正的做成一个真实的IP。我想源会有很多粉丝，他也会在英雄专栏里。发表他最近完成的一些任务。或者他最近在某家餐厅吃了个饭0.0偶尔还会发一张与粉丝的合影0.0。我想会非常的酷。
2：希望能够推出更加精彩多样的游戏模式：1：如果守望先锋能够拥有很多任务，例如拯救某国领袖，防止生化武器外泄，保卫金库，间谍战争。一队是反派一队 是正派。为了完成某种任务开始对战， 一方为了救国家领袖，一方为了绑架领袖。一方为了防止生化武器被别人恶意利用，一方要偷取生化武器。一方为了偷取金库，一方为了保卫金库。 间谍战争:双方有一个人是对方派来的间谍。只有间谍自己知道自己是间谍。间谍拥有一个特殊技能，开启后就能够攻击身边的队友（攻击真正的敌人）但是这个时候你也会被队友攻击了。终结者模式：玩家不能复活，一个人潜伏在队友中。12个人死了6个之后。如果潜伏者依然存活，进入终结者模式。拥有100血的护盾，潜伏者要杀光所有人才能获胜并且拥有被动技能每杀死一个人回血。
希望守望先锋能够大红大紫。我爱暴雪。无悔暴雪人生。
12:12 上传
赞赞赞 很好很好&&看到最后一条生化模式 吓到我了 我以你想玩 脑残CF 什么的 打僵尸 无脑突突突的 那种模式 呢 。 哈哈哈
我并不希望加入PVE 功能。 我只希望。能够有很多任务，真的把游戏弄成一个特工在完成特殊任务的那种惊险刺激的感觉-。-
我猜以后肯定会有做任务拿经验或金币什么的。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游戏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玩家各自玩各自的，没有团队精神，希望在游戏准备阶段，能够有详细介绍这次任务的语音提示。例如：各位成员，我们这次任务的目标是护送XXX到达目的地，请大家做好战前准备。共同赢得胜利。让玩家更加明白这是一次任务不是儿戏。认真选择英雄。不要全都玩自己喜欢的。没人玩肉和辅助。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游戏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玩家各自玩各自的，没有团队精神，希望在游戏准备阶段，能够有详细介绍这次任务的语音提示。例如：各位成员，我们这次任务的目标是护送XXX到达目的地，请大家做好战前准备。共同赢得胜利。让玩家更加明白这是一次任务不是儿戏。认真选择英雄。不要全都玩自己喜欢的。没人玩肉和辅助。
赞一个，确实好多都是各玩各的
个人觉得&&很有可能出剧情模式的团队战斗
应该不会出剧情模式一类的，好像早就把这个打算给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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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游戏忠告：抵制不良游戏，拒绝盗版游戏。注意自我保护，谨防受骗上当。适度游戏益脑，沉迷游戏伤身。合理安排时间，享受健康生活。环球人物为什么请00后王源开专栏？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2018年2月，《环球人物》杂志迎来了创刊史上最年轻的作者&&王源，他也是在官方媒体开设专栏的第一位&00后&。
专栏刊出后，许多人通过各种方式向《环球人物》编辑部表达了关注，其中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王源？第二多的问题：是他自己写的吗？第三多的：稿费是不是很贵？&&
于是，环环特地搜集了众多疑问中的8个来一一解答，今天就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请王源开专栏！
问题一：为什么要开这个专栏？
其实早在一年前《环球人物》改版时，我们就想要开一档新栏目，既能吸引青少年关注社会，又能向社会展现青少年的精神面貌。方案想了很多，为了避免太土太俗太官腔，最后决定请一位有影响力的年轻人，写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没必要针砭时弊，而是要真实自然。
问题二：为什么选择王源？
2017年4月，我们专访了王源（戳我回顾）。
那时他已经登上过春晚、联合国的舞台，在青少年中有很大影响力。他的个人风格和谈吐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很直接，买房、人际关系等&敏感话题&想说就说；很犀利，&我的人生就是我的，可以不听谁意见&等金句让我们耳目一新；也很认真，绝不敷衍每一个问题，真诚用心地希望能给出不同答案。
我们知道他自己平时也在创作，会看不少书，年少成名也让他比同龄人经历、思考更多。他的很多想法也非常文艺：孤独的时刻是&演唱会结束后看到漫天礼花&；最希望拥有的时光是&天气晴好的早上在窗台边看着书&。
这些印象都让我们对王源写作有了信心，或许，与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司机&相比，他能让我们的老读者看到不一样的&00后&，也会让&00后&看到不一样的&老杂志&。
问题三：稿子是他自己写的吗？
当然。其实刚开始接到邀请，王源还是有些担心的，怕自己写得不好。我们对于风格的商讨也进行了很久，大概有半年。一开始有很多方案，比如写得&伟光正&，或者很&官方&，但最后还是觉得应该回归自然，让大家看到17岁的王源真实的一面。可能会有局限性，可能并不那么完美，但一定有着独特的可爱之处。
问题四：王源在《环球人物》上的处女作诞生过程是怎样的？
《挪威的雪》初稿文艺清新，我们都没想到王源那么细腻，他的观察、联想也非常独特。我们只是做了最基本的编辑工作，一些字词句上的修正而已。所以大家看到的文章和我们杂志以往的风格都很不一样，这对我们和王源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以后王源会有越来越多不同主题的文章和大家见面。
问题五：稿费很多吗？
就是我们正常专栏作家的稿费，至于多少，暂时还是不透露了。王源一听说有稿费，就表示要全部捐给&源基金&。接下来的每个月，我们都会直接把王源的稿费打到&源基金&。虽然不是&巨资&，但也是为慈善事业出一份力。
问题六： 怎么评价《环球人物》&第一位00后专栏作家&？
我们想王源是&00后&的标杆人物，由他来向大众传达&00后&们的想法一定是最好的。一些人觉得给&00后&开专栏为时过早，但为什么要小看&00后&呢？王源曾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说过一句话，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我们的思想会更开放一点，做事情更勇敢一点。像我这样2000年到2005年出生的，可能正在一个青春期。会有一些叛逆、不听话，但我觉得这个是青春独有的特质，&80后&&90后&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这正是青春最有魅力的东西。&
这是王源的专栏，是&00后&的专栏，更是青春的专栏。
问题七：专栏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王源在他17岁的年纪，做到了很多成年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他有才华、有毅力；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慈善做贡献，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同时，他也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许多粉丝在他的号召下，为公益事业、为社会带来了正能量。
我们希望，大家能透过王源的文字，看到镁光灯之外，17岁偶像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生活中的另一面；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能透过王源的文字，看到更丰富、有趣的现实世界。
每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必然会有他值得诉说的故事，这和年纪、资历、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问题八：
王源写稿子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要注意&的地得&的用法哦~~
好了，今天环环的问答就到这了，如果大家还有关于&王源说&或者杂志问题，请在下方留言，我们将在下月的推送文章中为大家解答。
同时，环环要在这里发起#我眼中的王源#征文活动，欢迎大家留言讲述你眼中的王源或者你与王源的故事 ，我们也将在下月推送中择优发表，并赠送杂志等周边礼物！
我们下回见！
作者：余驰疆
责编：魏少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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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人都知道扁鹊能起死回生，这是真的吗？
在我国有些地方，还保留着人死后，要停尸七天的风俗。
为什么有这种风俗？有一个说法是，这和信仰有关。古人认为，人死后历经七七四十九天就能投胎转世，这四十九天分为七个&七天&。而停尸的七天称为&头七&，头七的最后一天也叫&回魂夜&。在这一天里，死去的人会回到阳间来看最后一眼。这一天很关键，阳间的家人在这一天里不仅要大吃大喝，还要表现得一团和气，不能争吵。这样，死者就会觉得阳间的家人有吃有喝又快乐，可以放心地离去了。
不过，大家也许不知道，这样的风俗，还和古代一位名人有关。这个人叫扁鹊，姓秦，名缓，字越人，是战国时期的名医。因为他医术高超，所以大家都用黄帝时期的神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扁鹊起初并非医生，只是个客栈老板。传说有次天降大雪，扁鹊看到门口有位老人，已冻至半僵，于是赶紧叫人抬入客房，又是生火又是煮姜汤，救活了老人，这个老人就是长桑君，他是一位神医。
扁鹊见老人孤苦无依，于是就留老人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十几年。后来老人临死时，将扁鹊喊到床前：你为人善良，也极聪慧，我有救人的秘方，现传给你，但是你不能泄漏出去。扁鹊后来就是凭着这些秘方治病救人，成了神医。
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蕴含着古人一种非常正确的价值观。所谓&道不轻传&、&仁者仁心&，毕竟医生治病救人，若是让心术不正的人学医，那就会造成大祸。因此，那长桑君冻僵在扁鹊门前，或许就是为了找一个好的传人，故意起的事。目的是要通过长期的观察，将秘方交出去。
再说扁鹊精通医术后，行医诸国。当他来到虢国的时候，看到虢国人都在祈福，他就问喜好医术的中庶子发生了什么事？
中庶子就将太子暴毙的事详细地说给扁鹊听。扁鹊查问了一番后对中庶子说：你去禀报国君，就说扁鹊求见，能使太子起死回生。
中庶子觉得扁鹊简直是无稽之谈，要知道人都死了怎么能复生呢？
扁鹊见中庶子怀疑，长叹一口气说：若是不信，你可试着诊视太子，应该可以看到他的鼻子肿了，在大腿到阴部应还有温度。中庶子听了觉得事关重大，赶紧进宫查视，果然如此。于是禀报国君，国君听了大喜，忙将扁鹊迎进宫。
扁鹊查验了太子一番后说：这个病叫&尸厥&。人接受天地之阴阳，阳主上主表，阴主下主里，阴阳相合，身体就健康。太子现在阴阳失调，血管阻塞，才导致气脉无序，失去知觉，其状如死，但太子只是假死而已。
于是扁鹊在太子三阳五会等穴位上施针，过了半个时辰太子果然就醒了过来。接着扁鹊又施了方剂，太子竟然能坐起来了。接着他又用中药调理，二十多天的样子，太子就痊愈了。
从此，天下的人都知道扁鹊能起死回生，一遇到棘手的病人，大家就感叹着：要是扁鹊在就好了！扁鹊听了笑着摇摇头：我怎么可能把死人救活呢？只是这个人本身没有死，我不过是唤他起来健康地活下去罢了。这个事被司马迁记在《史记》里，里面是这样说的：&我非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后来渐渐地就有了停尸七天才下葬的风俗。为什么要停七天呢？就是怕人不是真的死，而是假死。假死的话，相信他是可以活过来的。就算不能自己活过来，但如果是能遇上扁鹊这样的神医，说不定会创造奇迹。就算不能自己活过来也遇不到扁鹊这样的神医，但至少不能发生活埋的惨剧。久而久之，民间就有了停尸七天这一做法。
现在人们谈起中医，往往不屑一顾。大家都觉的中医见效慢，比不上西医，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中医养生，西医治病。
其实不然！中国古代的中医非常发达，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医学家，如：华佗、扁鹊、孙思邈、李时珍&&这些中医大家都有治病疗疾的绝技。华佗利用自己的天眼看到曹操脑中有肿瘤。李时珍观察到人体的经络分布，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一书。
中医是神传医学，在于无形。《黄帝内经》就是出自仙人之手，是中医修炼宝典。中医和道家有很深的渊源，古代的中医有很多也是修道之人。道士修炼讲究打通任督二脉、奇经八脉，这和中医的经络理论是一致的。道家的&窍&和中医的&穴位&，其实是一回事，叫法不同而已。
既然是神传医学，中医自然和修炼、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都出现不少治病的高手，他们甚至能够通过特异功能瞬间治愈疾病。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西方的基督教也有类似案例。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一名基督教徒利用特异功能给人治病。他把无形之手（他强调，只有第三只眼睛才能看到）伸進病人的肉体里，然后取出里面的病变组织，但是，病人的皮肤表面没有任何创伤，只是皮肤渗出了许多鲜血，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西方医学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学和电子显微学基础之上，属于实证科学范畴。中医不是普普通通的技能或者技艺，不是通过多少年的高等教育和临床实践就可以成为中医泰斗的。中医医术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中医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是和人的德性修养紧密相关的！为什么现在的西医大行其道，占据大半壁江山，而中医萎靡不振，鲜有大医现世，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1、中国传统文化被毁坏殆尽，天人合一、善恶因果、仁义礼智信等正念已经烟消云散；
2、现行中医教育体系违背了中国传统医学&师父带徒弟&、&口传心授&、&修炼德性&的传承模式；
3、人心浮躁、医风可疑，众多中医从业人员过多关注如何追逐名利，追求钱财，基本上不具备大医现世的德性背景和静悟条件；
4、由于污染日益严重，中草药本身带有一定的毒性；此外，出于经济利益考量，中药厂商采取非法手段炮制中药饮片。这些因素都大大减弱了中药的药力，人们逐渐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
中医衰败了，不是中医不行了，而是人不行了。灿烂的传统中医文化将永远照耀我们这个星球！&
—美国有硅谷 中国有中药谷
—买药材 卖药材 看行情 看分析 就上中药谷
—公众号:中药谷信息网|微信:zhongyaogu|网址:www.zhongyaog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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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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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怡爽 文/
15:41:00(星期六)晴
营造先知先行者推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主编张清谈“敢为天下先” （日） （一）“敢为天下先”是对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 张清：我们追踪“改为天下先”这句话在当代的使用和传播，发现主要是在1991年、特别是1992年后出现在报刊文章中的频率比较高。日，农历羊年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呼吁“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3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又刊发第二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振聋发聩地论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说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篇评论触及了当时争论最激烈的市场经济问题，鲜明地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其后，《解放日报》又发表两篇呼唤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评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在当年中国掀起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思想交锋。一般认为，这是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南方、发表南方讲话的先声。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讲话后，中国出现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浪潮。呼唤鼓起勇气大胆改革，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受到邓小平视察和讲话的鼓励，又一次冲到时代的前沿。《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竞相发表“猴年八评”、“八论敢闯”，为“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发扬“冒险精神”“先行一步”大声疾呼。“敢为天下先”等激励改革精神的话语，从此广泛传播开来。 从历史的语境看，我认为当年提出“敢为天下先”，其主要取向是呼吁突破旧观念的束缚，走市场经济道路，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按照社会主义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还从来没有在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试验过，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如今，将这个观念放在当代背景中，您怎么看？ 袁伟时：在我的印象里面，1991年皇甫平发表了几篇评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那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敢为天下先”可以说是对多年改革的总结。我认为真正“敢为天下先”的，是在前一段，苏联还没瓦解的时候，19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开创特区，建设特区，敢于开路，给我的印象更深。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还到处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有过挫折，但是许多人仍然相信已有制度自我修正，还没有想到要吸取境外的现代文明，来改造我们的制度。 根据现在了解的情况，邓小平最初也不是那么明确，后来大家提了很多意见，他总结、吸取了共产党内思想解放的干部的意见，然后决定要吸收外资，吸收境外那些先进理念，包括香港、台湾，和其他境外的东西，来发展和改造我们一些很僵化的体制。那个是了不起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大事。 当时走在前面的是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梁湘、袁庚，这些人在深圳建设历史上是开局的人，是真正的开创者。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冲开了一个缺口。他们考察了境外的一些成就，突破意识形态的枷锁，实事求是，认为要让中国人富裕起来，过上文明的生活，不能再走老路了。“四人帮”很左，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执行了一个极左的路线，邓小平支持的改革开放要从全世界文明的高度开辟新路。停留在原有的“反左”、“反右”上，那很可能回到文革前或上世纪50年代。要使中国发展，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立场，把人类文明中所有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对中国人民福祉有利的东西都吸收过来，也就是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我想“敢为天下先”在这方面是最突出的。 那十多年有很多争论，比如辩论姓“资”姓“社”。深圳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土地拍卖，股票，大量引进外资，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新的。其中袁庚在蛇口走得更快，他不单在经济领域把境外通行的做法搬回来，在政治体制上也有所改革，可惜没有成功。1989年风波以后，中国处在一个异常不利的环境下，外交上很孤立，到了历史的大转折关头，我们能不能冲出一条生路来？这时，邓小平再次决断，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其实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一再讲，不要纠缠于姓“资”姓“社”，市场经济是可以利用的，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意见都是1989年以前就有的。 1992年，邓小平已是普通党员，但是他提出来要走市场经济道路，最后被全党接受。这段历史在中国是很特别的。邓小平利用自己在历史上的影响发挥作用。从制度上看，任何一个普通党员都可以提出个人的意见，中共中央接受不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 邓小平利用他的影响提出来，政治局作出决定，接受这些意见，这是合法的。这个方向确立，真正是改变了中国，挽救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可能十全十美，邓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实行改革开放和推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两次决策，都是正确的，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很重要的。 1990年代初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和政治建设，这两个相提并论。邓小平讲话，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更大胆改革开放，扭转了把“反和平演变”列为中心之一的错误主张。其实，苏联、东欧不是人家和平演变搞崩溃的，是自己那种制度穷途末路了。你说和平演变，共产主义运动不但想和平演变，还想武装演变，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你消灭不了别人，人家反把你瓦解掉了？关键还是你的内部问题。 在90年代以后，好像深圳政界没有出很杰出的人物，在我的印象里面，没有与特区的开创者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物。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梁湘、袁庚，真是五位先驱。 张清：邓小平确实是有政治勇气、有担当的一代领导人。他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这在共产主义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袁伟时：你提到这里我再补充一下。他说在内地要“造几个香港”，那就是说香港不要改，要改造内地；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后面还有一句话：“五十年以后就不用变了”。那就是告诉人们，大陆向香港看齐，那个时候还变什么，不用变了。不是说“一国两制”将来将香港变为大陆，而是大陆应该向香港学习。这个才是他政治远见的核心部分。 （二）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喊口号 张清：追溯“敢为天下先”这句话的起源，是来自老子。不过老子说的是“不敢为天下先”。原文见《老子》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这和老子主张处下、居后、谦退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他也说过“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但去掉一个“不”字，就不是老子的观念了。“敢为天下先”反其道而行之。从中国的思想源流中去找，我认为它所张扬的进取精神、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精神，主要体现在儒家、法家和革命家的传统中。 儒家一路，孔子汲汲于世，暇不暖席，周游列国，积极推行他的“道”，在周制分崩离析的大势下，试图恢复周礼，是“敢为天下先”吧。孟子说过，“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也是一马当先救天下的气概。后来，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了千百年来激励中国士人的名言。王安石也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法家一路，商鞅、李斯运筹帷幄，主导了秦国废除分封、世禄制度，建立郡县制、论功封爵制。曹操变汉王朝“举孝廉”的人才选举制为不计德行的“唯才是举”。都是“敢为天下先”。 革命家一派。陈胜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孙中山有句壮语：“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他领导推翻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倡建共和，算得上千古一人，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写过一首著名的《沁园春•雪》，纵论古今，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或许可看作对“敢为天下先”的生动注脚。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敢为天下先”也是一种传统。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敢为天下先”的观念，您怎么看？ 袁伟时：我不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从孔子开始，传统的知识阶层或者说士大夫阶层，有“家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心国家大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传统对知识分子来讲是一种担当精神，后来的改革开放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另外，那种大无畏精神，比如王安石，乃至于先秦商鞅那些变法的人，为改革献身，传统的知识阶层中都有。但是这不是特区创办的主要思想支柱。在我看来，建设特区，开拓新的前景，这来源于现代文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门基本上是关闭的，打开也是面对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接触到现代文明。所谓资本主义这个帽子下面，其实积累了人类多少年的制度的财富和精神的财富。 什么是制度财富？人类文明同野蛮互相交战，在这个交战的过程里面，逐步形成很多规则，这些规则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这些规则后面是各种观念，这些观念和规则融合在一起，这就叫做制度。这些其实就是文明的结晶，有这样的规矩，有这样的制度，才有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所以制度是起决定作用的。为什么西欧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面？这里面就是14世纪乃至更早，逐步形成的历史制度起作用。 制度学派的一个结论说，工业革命它不是首先由于科技上的突破，蒸汽机的发明等等。首先是它形成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产权和自由的保障，就是贸易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这样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发挥了。 另外还有一条，就是利益。社会发展一定是利益驱动的。有些人总是用道德批判、指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那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全景不了解。历史发展全景承认人是有私利的，他的努力必须得到足够的回报。他能够自由地创造，这是一个环境；但是同时他有利益驱动：他的努力能够得到更大的回报，他的创造必须得到足够的补偿。这个好像是应该批判的，其实不是，这是批判不了的，人类发展永远靠利益驱动。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就有这样的保障。从个人来讲，他能得到补偿；从整个社会来讲，交易费用低，投入和产出平衡，能够得到更大的产出。形成这样一种规矩，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工业革命就发展起来了。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面，农业也商品化了，变成市场农业。工业发展起来，农业发展起来，这些都是靠贸易、靠市场，形成一个充分的竞争环境。这样它的创造性就出来了。过去对这个过程有很多否定，比如说“羊吃人”，说是发展市场农业，发展养羊业，结果农民走了，使得他们流浪，过着悲惨的生活。其实经济史研究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劳动者的生活是处在逐渐提高的时期。从整体上来看，它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个就是一切发明创造的制度基础，文化基础。 我认为，“敢为天下先”就是这样来的。你从道德上提倡，空头地去号召，效果是不大的。为什么到处贴标语要创新，但是结果创新的成果不多？不是口号叫得不响，创新英雄都表扬了，给予重奖，效果还是不大。比如珠海，曾经重奖科技成果，但珠海的科技没有发展起来。它的产业，包括科技产业为什么处在落后状态？它没有在建设自由竞争制度方面花大力气，建设让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制度环境，发展什么产业，让市场去决定。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而是诸多限制，结果就事与愿违。 我想，在深圳也是这个问题。深圳最好的企业是华为、中兴、腾讯，那在世界上都叫得响的。富士康进来，也很不错啊。比亚迪那些都是自由竞争里面出现的创造性的企业。没有利润驱动、利益驱动，没有竞争环境，这些企业成长不起来。现在深圳要继续大踏步前进，我想也是应该考虑竞争环境怎么样，你的观念上是不是敢于充分肯定个人的创造，以及他在利益驱动下带来的巨大创造力和财富。眼中只有国有企业，还是把贷款及其他条件绝大部分优先提供给盈利水平高的私营企业？有没有充分的创业自由？我想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看深圳，就要看它能不能出新的“改革英雄”，创业英雄，腾讯、华为、中兴他们都是“创业英雄”。 深圳下一步改革，就看对朱清时和南方科技大学是什么态度。能不能支持他充分发挥才华，支持他在制度上突破僵化的枷锁，真正在教育上“杀出一条血路”。现在的阻碍来自意识形态枷锁，僵化的行政体制。深圳大学的创建比香港科技大学早，为什么后者走在前面，深圳大学成为二流学校？深圳大学第二任校长罗征启，那个人是很有改革精神的。因为政治原因他下台了，以后就没有人继续传承他那种改革精神了。深大的规模发展了，但不敢在制度上继续创新，变得无声无息，本来应该做的事没有做。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有一项叫做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条是深圳多少年前就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至今没有完成。30年以后，朱清时冒出来了。南方科技大学已经筹备3年了，还是半死不活，逼得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很勇敢，很了不起！应该讲他是一个大无畏的人物。深圳会采取什么态度？他的改革会不会成功？我想这可以检验深圳的改革精神，“敢为天下先”是不是空口说白话，是不是空头支票，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还是一个实际行动。 同时我也同意说所有这些创新，其实都是接受移植现代文明的成果。我们还没有走在世界前面，只是将现代世界已有的成果接收过来。为什么现代文明成果被证明是对的，接受还那么困难。比如办大学，现在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大部分在美国；还有一些在欧洲，像牛津、剑桥；欧洲其他国家就不多了。我们移植它的制度，移植它办大学的规矩，办大学的精神，为什么不行？有人会说：“我这个政治课不上不行啊。我就是要把你培养成很听话的螺丝钉。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乃至清华人总结出两条：一个是听话，第二个是能干。这就是要做一个能干的奴才，而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公民。接受人家的东西都不行，你怎么走在世界前面？现在每年十万八万的学生到国外留学，怕什么？让人有足够的尊严，在国外念书的都会回来。你怕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其实很好笑，接受现代文明，居然还有那么多障碍。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已经讲了，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有些人就是要纠缠。那种思想太落后了，落后于时代几百年。现代文明发展，18世纪解决掉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解决。那就是落后几百年了。 （三）仅在道德层面上讲勇敢是不够的 张清：我们把视野放开来看，鼓励勇敢进取，冒险前行，也是一种人类的普世精神。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方大观念》一书，集选了奠基西方文明、代表西方文化特征的102个关键词，其中就有“勇敢”（courage）一词。在荷马的英雄史诗中，勇敢备受赞美，高于所有其他的品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也分别讨论过人的四种美德，即勇敢、节制、正义、智慧（或审慎），勇敢在四种美德中排在第一位。后来，这四种美德一道被称为“基本美德”。 在英语中，也有这样一些格言，如“不进取即后退（Not to advance is to go back）”，“不冒险，无所得（If you venture nothing, you will have nothing）”，“不行动者天不助（Heaven never helps the man who will not act）”，“进攻是最好的防御（Offense is the best defense）”等等。这些都是鼓励人们要勇猛精进，敢于先行。 说到世界历史上“敢为天下先”的人物，我特别想起三个人。 第一个是哥白尼。在哥白尼之前，人类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观是“地心说”。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主张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其他的星体都围着地球旋转。这个学说与基督教《圣经》中关于天堂、人间、地狱的说法刚好吻合，因而得到教廷的支持。“地心学”说被教会奉为是和《圣经》一样的经典。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不仅证明了基督教学说的荒谬，推翻了“地心说”，也促进了天文学和人类宇宙观的根本改变。 第二个是达尔文。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建了“进化论”，以“物竞天择”的道理，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推翻了上帝是造物主的宗教信仰，不仅使生物学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对人类学、哲学甚至后来宗教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个是尼采。在他之前，欧洲人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附属物。人生的价值，人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上帝存在的基础已开始瓦解，但是由于没有新的信仰，人们还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尼采却以大无畏的勇气断喝“上帝死了”，对基督教展开无情地批判。他的思想颠覆了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揭示了在上帝死后人类所面临的信仰危机与精神困境，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现代文化的开创者。 我认为这三个人是“敢为天下先”的英雄典范。没有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先觉先行，带领人类走出迷误，人类还不知要在愚昧的黑暗中徘徊多少年。 我读过您的著作《晚清大变局》，里面谈到了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您对那些人物的做了重新评价。像李鸿章、曾国藩，当时是被认为卖国贼的，而您发出了另外的声音，冒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是需要有大勇气的。 因此，我想是否可以说，“敢为天下先”是先知先觉者的伟大道德呢？ 袁伟时：你提到我那本《晚清大变局》。它第一版叫做《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这还要感谢深圳。因为我那本书在几个出版社里都出不来，海天就出了，而且没有任何障碍。没有深圳那种环境，我这本书就出不来。 我同样不完全同意你刚才讲的那些意见。你讲的有道理，但是要深一步去看。深一步去看的是什么呢？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它都鼓励勇敢，认为勇敢是美德。说的不好听一些，人的本性是很野蛮的，他就是要打仗，要通过铁与血来维护自己的部落，维护民族的生存，国家的荣誉要用生命和鲜血来维护。所以勇敢一直是各种大的民族提倡的精神。在中国，同样把勇敢视为很重要的美德。在我们传统的道德规范里面，讲“智仁勇” 三达德，勇是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之一了，这个不奇怪。 但问题在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提倡勇敢，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在前面，有些国家就落后了？光是在道德的层面上解决不了问题。中华传统文化，汉民族传统文化，在道德层面上那么提倡勇，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到了16、17世纪以后，就明显地落后于人类文明的进程。这个不是提倡不提倡勇敢的问题，有更重要的原因。我想作为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它致命的弱点是不提倡创造，它要遵从传统，维护等级。它改革也是有一个前提：天不变，道亦不变。原来的纲常是不能变的，“三纲五常”是不能变的，这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儒家文化还有个特点，讲等级，犯上作乱是不行的，提倡服从、恭顺。这是儒家文化的内在性质。于是，它形成一个文化传统：尊圣宗经。圣人的话是是非标准，经书的话是是非标准。绝对不能不能非圣无法，非就是诽，诽圣——说圣人的不是，就犯了天条，要掉脑袋的。这是一个中国文化不能逾越的界限，非常可怕。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枷锁，一直到现在这个枷锁还没有完全打破。只要上边认为你这个东西不对，他就可以批判你，惩罚你。 现在有一股国学热。热心搞国学的那些人有不同流派。有的冀图建构宪政加儒学的社会；有的则力图打造一个儒教社会；如此等等。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是担心传统中断。其实，这是杞人忧天。除了文革那样的疯狂时期，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无论大传统（精英文化），还是小传统（风俗习惯之类），大体上是自然传承，自然更新的。活的该活，死的该死。至于宪政，它有自己的思想基础，离开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没有宪政。新儒家用显微镜在儒学中寻找自由、平等、民主，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彰。 另一是他们都不敢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个致命性的弱点。轴心时代，先秦，我们中国的思想方法，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方法、教育方法，是给你信条，给你结论。整部《论语》是一个语录，这个语录给你很多结论，比如“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啦，“攻乎异端”啦，后人就按照这个信条办事。但是古希腊那里，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不是这样的。他教你怀疑，启发你辩论，不给你下结论。那样人在思想上就活了，他就敢于创造，敢于怀疑。 进一步追问，是不是中国人就蠢一些，每个人都有奴性？不是这么回事。我认为所有种族的聪明才智没多大差别，是后来的思想和历史传承把他们引向不同道路。奴性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是农耕文化，先秦思想就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家古希腊那一带，它的地理环境是比较差的，土地面积不大，后面是高山，这迫使他们漂洋过海，去贸易，去开拓殖民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培育出彪悍的性格和比较平等的人际关系；什么问题都要讨论，要辩论，然后做出决策。而农耕文明是比较固定的，周期性的，所以它守成比较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东西文化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决定的。这样的弱点，我们看得到。进入到现代，近现代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全世界都融入到世界市场上去竞争。不但经济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思想、文化、教育，各种方面，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一比高低。在世界市场开拓的初期，你不愿打开国门，它就要用枪炮冲开，留下不少野蛮记录。整体上，它是在竞争条件下定高低。 所以在道德层面上讲勇敢，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道德，但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要进一步看到后面的制度环境。华为、中兴很勇敢，它没有多少年就赶上了世界一流的企业。它站在IT行业的制高点上。这种勇敢后面是制度，它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支撑着它，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支撑着它。人家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从共产党内部改革思想看，一再强调要公正自由。今天（日）报纸报道的，温家宝总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又一次讲中国人怎么样才能有尊严的生活。第一条，就是宪法赋予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要落实；第二条，人人都是平等的，特别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条，就是要保障人的基本生活；第四条，尊重公民的人格。这四条说得很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了这些话，下面一些普通公民跟着说，要求在行动上落实，还会被指责，还会被认为有问题，这太离谱了。温家宝在深圳讲政治体制改革，后来人家讲，总理也没有言论自由，这是不能容许的。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侵犯。 对传统文化的其他流派的弱点必须也要看到。比如道家，那种退让、消极的精神，一个现代人在激烈竞争里面，可以把它作为化解压力的思想资源，但是作为人生价值来讲，我认为是有很大缺陷的。法家就更加不用讲了，它那种残酷，你要继承吗？那是绝对不能继承的。佛家、禅宗那些东西是出世的，在某些方面作为个人修养，化解压力，不必完全否定。但另外一方面，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这些；需要积极进取，在激烈竞争中维护自己的尊严，发挥自己的才华，积极向上，这样才是正道。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还缺少一大批有远见的教育家，有远见的思想家，倡导、推动我们的思想文化走上正道。现在一些人到处搞国学，拜孔庙，弄得那么热火。它讲的是局部的小道理，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能让我们的孩子按照《弟子规》这样的规范培养吗？那样只能培养出小臣民，不是现代公民，是亦步亦趋的臣民。跟中国要实现的历史任务差得太远。在香港，在其他发达国家，他们那些办得好的学校，要读所有世界上的优秀的文化成果有的学校提倡一个星期读一部书。我们让小孩子念几百年前让人循规蹈矩的蒙学课本，这差得太远了。要让中国人有自我更新知识的习惯，热爱书本，好奇，怀疑，努力了解真相。但是现在那些校长和教育工作者就不是这样，他们就说：你一定要读，不理解也要读，将来你慢慢就会知道了。这个是儒家思想，它不讲道理的，这跟林彪讲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有什么差别啊？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侏儒”太多，现代公民太少了。 （四）要区别勇敢和极端行为 张清：“敢为天下先”的含义是敢于走在所有人的前面，敢于做天下没有人做过的事。这个观念固然是对志士仁人的激励，但也可能成为激进主义的警句，冒进者的座右铭。 《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是这么理解勇敢的，他说“最可靠最有用的勇敢源于对所遇危险的正确估计——没有这种估计，只会造成完全不知恐惧的人……一个比胆怯的人更危险的伙伴”。历史上，“敢为天下先”的反面事例也不少。比如秦始皇、李斯的焚书坑儒政策，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 在改革时代和变革中的社会，倡导“敢为天下先”的观念，激励大胆探索、勇于进取和前行，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将它视为绝对正确的行动哲学，恐怕就要分析对待了。我们倡导的“敢为天下先”这个观念，应该是有预设的前提的，我们应把所倡导的“敢为天下先”与激进主义、冒进思想区别开来。如何区别呢？这需要细致的考量。 袁伟时：这问题其实很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区别勇敢与极端，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勇敢不要变成极端的行为，不要变成反社会的行为，特别是恐怖主义行动。 这里面我认为跟两条有关系，一个就是有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第二条是有没有法治。 一个人的言论，它究竟是一个危险的、极端的、不足取的言论，还是一个勇敢的探索，你怎么判断？由官方来判断，由某一些人来判断，由某一团体，或者少数服从多数来判断，我认为都不足取。最好的一个方法，是建立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让各种意见都充分发表。你发表了意见以后，可以让其他人质疑。在辩论里面，各种意见得到充分发表，自由讨论，它得出来的结果，必定是多数人理性化。要分清楚哪些是对的，是我们当前需要的，比较稳健地选择我们当前行动应该采纳哪些意见。当然这样一个过程中，也会判断错误，不可能总判断对。但是呢，它可以自我纠正。不会因为你发表错误言论就惩罚你。你这个言论可能过几年，乃至几十年，证明是对的，那样大家就会接受。所以言论自由是化解极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好制度。 我们绝对不能采取压制态度，你越压制，他越会走极端。你不让他公开讲，他就在背后说，私下讲。私下讲，更加真伪难分，越说越极端。而且你压制，还给予他一个把柄，授人以柄，于是有人说：“你看，我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就是因为他。这是专制、腐败造成的。不然为什么不让我说。”所以各种各样的极端，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够化解，绝大部分都会被化解。但是，任何时候社会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思想是不可能统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让大家充分发言，不同意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采取行动要通过民主程序，少数服从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这样的话，社会就会很稳定，极端就会化解。 这里有一条，言论自由不是毫无边界的。这个边界在哪里？有当下危险的言论，是应该加以制止的。比如你可以讲政府这个措施不好，那个措施不好，这完全没问题，监督政府是公民的权利。政府应该提供真实情况，公开施政，让公众了解真相，化解矛盾。但是，假如有人提出我们现在去火烧市政府，这是当下危险，就不能允许，应该动用警察力量制止。那样做的话就没有任何危险。所以就说到防止极端的第二条，要有法治。要总结出一套规矩，通过立法机关，形成法令。比如你上街游行，我有游行示威法，你得遵照游行示威法。可以游行示威，但是要遵守法律，密切合作，你不能破坏人家的商店，这是犯法的。有这样一套规矩的话，我想就不会有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极端的东西，都是人类不自由造成的。譬如孙中山，他要搞革命。他搞革命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些东西与这些无关。孙中山是怎么样一举成名的呢？就是清政府抓他，1886年10月在伦敦把他抓进中国驻英公使馆。一抓他，他就成名了，成了公认的革命领袖。 现在看他的理论，他的一套观念很狭隘。他思想里面有浓烈的大汉民族主义。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要驱除鞑虏。他认为满洲和蒙古，都不是中国。中国是本部十八省，其他的，革命成功以后都交给日本人去管理也可以。这是很极端的言论。那你说他是一心要卖国吗？他连生命危险都不怕，冒着生命危险闹革命，你说他是卖国贼，这个说法不公正。我曾为他辩护，我在1992年出版的《晚清大变局》里面为他辩护说，症结在他的思想水平没有达到现代民族观念的高度，还停留在比较低层次的、狭隘的汉民族立场。由于当时没有自由，假如当时允许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大家一起争论，这些东西就化解了。 所以我认为必须记住两条，一个要有言论自由环境，另外要有法治。那样极端主义就不会危害社会。 （五）所谓“敢为天下先”，就是自由 张清：对这条观念的古往今来及它的内涵做了一番考查后，我想谈谈其现实意义和未来指向。 一方面，中国还在改革的进程中，还在推动深化改革开放。如建立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等，可谓任重道远。这都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血气。 另一方面，中国积30余年改革开放之功，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大国崛起现象。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却遭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再次受到质疑。于是，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是否有“中国模式”？如果有，“中国模式”是不是成功的可持久的发展模式？现在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理论家们还在讨论。我个人认为，面向未来，从更长远的发展看，中国人应该有智慧、有能力、有机会、也有责任探索建立一个新的文明模式，那应该是一个更加自由、公正，更富于人性关怀，更富有活力和生机的文明模式。如果能够建立这种新的文明模式，那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功德无量的伟大贡献，那就真是“为天下先”了。 以“敢为天下先”为砥砺，您对中国当下的改革及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 袁伟时：我想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下，不同的思想认识，不同的态度会有不同的结果。全国是这样，一个省也是这样。从全国来讲，沿海好些省份，它会走在前面。同一个省里面，也会有一些市走在前面。关键在哪里？这里面，你的改革勇气就起很大作用了；你的责任感，就起很大作用了。 比如深圳，那么多年，它当然是不断有改革的措施，但是实际上到90年代以后，改革的步骤不明显，改革的成绩不突出。现在是不是应该更勇敢一些走在前面？现在特区的很多优惠政策已经普及化了，各地方都可以享受。你要走在前面的话，就需要更大的探索的勇气。在我看来，凡是人类历史上，现代世界上一切成功的经验，一切有利于提高人民福祉，有利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东西，都可以吸收，都应该吸收。那样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那突破点在哪里？在我看来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首先是要有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创造一个让公民监督政府的环境，敞开公民监督、舆论监督的渠道。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提到，公民有四个权利：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表达权。政府要转型，要变成一个公开的服务型的政府。这跟过去完全不同，过去是统治型、专政型的政府，是历史条件形成的。我就是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我要领导大家，所谓领导就是统治，我是领导者、统治者。现在变了，政府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所有施政应该是公开的。而且它的性质是服务的，主权在民，政府官员是公仆。达得到达不到这些要求呢？关键就在知情权和监督权有没有落实。要落实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言论自由，要有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对当地传媒是什么态度？当地传统媒体有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传媒？当地互联网，是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流，自由批评，交流信息，批评监督政府的平台？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突破点在言论自由，要有相应的各种媒体。在这方面敢为天下先的，我看广州走在前面。广州的报刊是公认全国最好的。为什么特区就不行？同样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什么深圳就没有一个能够跟南方报业集团相比拟的传媒？我想，这个是特区的一个很大的缺失，应该好好反思。现在比较有责任心，真正有改革开放思想的地方，都欢迎批评监督，政府公开自己的施政。广州又走在前面，公开预算广州带头。深圳能不能更开放一点？我认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欢迎监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点。贪污、官商勾结的天敌是公民无所不在的监督。言论自由不以是否正确为前提，唯一的边界是我刚才讲的没有当下危险和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言论的是非要经过时间的判断。 第二个方面在法治。司法应该是公正的。司法要公正，领导不要干预审判。现在一个敏感词就是“司法独立”，但是我们政府文件、党的文件都明确讲了，审判要独立。我们就是要审判独立，让法官公正地独立地进行审判，让司法公正。现在老百姓意见大的是什么？其中之一是司法不公正。司法是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你想要整个国家长治久安的话，这一条不确定，那很危险。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都可以做。行动不违反法律，就可以做了。 第三个方面是教育。教育影响未来，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长远的发展，也关系到每个公民发展的起点是否平等。所以，教育一要有远见，吸收人类所有先进文化，不要眼睛只盯住所谓“国学”；二是公办学校办学条件力求平等；三是要旗帜鲜明地培养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 所有的这三个方面，最根本的是还要有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健全与否的标准，就看你对民营经济的态度怎么样。广东省已经提出民营经济是我们国家经济的主体，省政府的公开文件就这样讲的。其实好多地方都勇敢地将国有企业卖掉了，那就卸掉了包袱。是不是全心全意去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这跟改革开放的前途是有很大关系的。民营经济肯定比国有经济效率高得多。这个是基础。 一个人要是在政府部门工作，说几句话弄得领导不高兴，他会对你下手。在私营企业里说错话，最多你开除我吧，我到另外一个老板那里打工，也活得下去。他就有勇气说话。所谓勇气，所谓敢为天下先，都有一个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建设，有民营经济在就会更快。财产权是公民自由的保障因素。所谓敢于天下先，就是自由啊。我领先，我冲破旧的框框，假如没有经济基础那就不行，没有法律的保障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根本是在制度上。 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可以从容争论，不是当务之急。 刊登于王京生主编：《深圳十大观念》第111—127页，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年5月版，标题改为：《先知先行者的伟大道德》。 （记录整理： 钟华生 王铮锴）
22:44:00(星期六)晴
中国号称第二大经济体了，广东说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但贫困随处可见，公益济贫制度仍然很不完善。 像广东这样的地区，温饱尚未解决的人口很少了。问题多半出在家人有重病，家里无法负担；或者家里有无法自理甚至生活无法自理的残疾人，往往成为经济和精神上压垮全家人的重负。 不久前在广州发生的惨剧：一位母亲把两个照顾了13年的脑残儿子杀死，然后自杀（获救）。不是这个母亲没有爱心，而是经济和精神不堪重负。法院正在审判这位母亲。不过，在我看来，更应该接受审判的是我们的社会。每个成年公民和家庭应该自立。但是，有些出乎意料的困难和灾害，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伸出援手。 到北欧旅游。他们的教育免费，医药免费，这是众所周知的旧闻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丹麦对残疾人的照顾。对这类人的照顾全部社会化了，而且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根据这些残疾人的不同情况，有人定期上门服务。每年有专人陪同他们到各地旅游。最特别的是他们认为性生活是人的基本需要；因此，没有结婚的残疾人每月可以公款购买一次性服务。 这个国家对残疾人的照顾那么完善，当然同它的富裕息息相关。它只有550多万人口，人均GDP四万五千多美元。不过，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政府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几年后就有下台的危险。因此，政府把国民收入28%多用于居民的福利。 恐怕没有什么人会那么脱离实际，要求中国的社会福利立即向丹麦或其他发达国家看齐。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也有很大改进的空间。 首先是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服务应该做得更好一些。企业家办好和扩大企业是最大的行善。家庭就业人口增加，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离开珠三角，到粤东北、粤西和粤北走一走，举目皆是无法掩盖的相对和绝对贫困。几十年来广东省的头头脑脑都信誓旦旦要“改变广东贫困山区面貌”，大小进步总是有一点，但从根本上说实在成效不彰。关键在于这些地区企业经营环境不是那么好。 其次，政府改革的力度应该加大。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服务型的政府，这是温家宝总理一再作出的承诺和各级政府机关的要求。落实这个要求，拓宽各种渠道，让公民可以随时随地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行政费用和作秀工程的费用必然大大减少，贪污、浪费很难遁形，为公民直接服务的医药、教育等费用自然相应增加。 社会救助不能光靠政府，向民间慈善组织大开绿灯的时候到了。“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社会人的本性之一。可是，迄今民间公益事业的生长环境不是那么良好。民间慈善组织有些还处于半合法状态，特别是民间要办公募基金困难重重。大老板拿出大把资金办慈善当然是好事；升斗小民，口袋中有几块余钱，想捐给他或她信任的民间慈善组织，集腋成裘，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大好事。半官方的慈善机构垄断公益事业的思维早就应该抛弃了；更不要用阶级斗争多疑症的有色眼镜去看待民间慈善组织。 深圳开了一个好头，让壹基金落地注册了。应该把这类迟来的好事做到底，赶快让他们顺利公开募集资金。这类基金会与官办的慈善组织公开竞争，对双方改善服务都是大好事。 日星期五 刊登于《中国财富》2011年7月号第67页，题目改为：《社会救助不能光靠政府》
22:12:00(星期六)晴
——简评秋风的孔子论 近年兴起的“国学”热，是中国思想文化走向多元的重要现象。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应是多元、自由的，公民自由自在地选取和发展自己的爱好，各适其适。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学者们要重新阐释某个历史人物，必须严格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不能肆意歪曲历史为己所用，否则，炮制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忽悠读者的泡沫。 近几年，秋风兄热衷捧孔子。把“自由”、“平等”、“宪政”和“自由学术”、教育乃至“社会”的“创造者”等等金箔往孔子脸上贴，信誓旦旦地说：这就是如假包换的真孔子；“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些前无古人的新装，在下阅后疑窦丛生。 应该首先说明，这与“托古改制”无关。清季末年，兴起一股西学中源的思潮，把现代学术文化说成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乡校”是议会的起源，民本就是民主，墨学是现代科学的由来，“礼失求诸野”。这种牵强附会的东西，受到严复批评后，梁启超承认这不过是“为俗人说法”。当时的先驱者这样做，确实是“托古改制”，为国人尚未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开路；但客观效果不佳，已被他们摈弃。时移势易，21世纪的中国人早已超越了大清帝国臣民的蒙昧，用儒学或“礼治”渗入宪政，在清晰的宪政原则中，一杠子插入“儒家绅士治理”，与19世纪先驱用心良苦的“托古改制”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这也与“六经注我”无关。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通常广泛利用前贤的思想资源，阐释自己独特的思想成果。我们在陆九渊、王阳明和熊十力等人的身上就看到这样的锋芒。不同读者会从这些文字中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但通常不会追究其历史真实性。 问题在于秋风兄一再表明，自己的有关文章和书籍才是真正还原了孔子和儒家。历史不是可以让厨师随意加工的面团。既然号称史学，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就有权按照史学的要求鉴别其真伪。 再次，不言自明，这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之争。为了证明秋风兄的造像虚假，笔者引用了好些与秋风兄论点相左却为历代儒门弟子津津乐道的史料；这不是笔者对孔子的全面论述，更不等于要全盘否定孔子。篇幅所限，无法求全。 以下特掇拾秋风兄高论，供有兴趣的读者把玩，并略加评点如下。 第一．必须回到儒家吗？ “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因为中国没有灵魂。中国也不会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必以精神的自主为根本。这灵魂就是儒家。”（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中国当然要现代化，但健全的现代化过程必须确保国民的主体性。这个具有主体性的国民是由其共同的文化所界定、塑造的，而这共同的文化，只能是传统文化。”（秋风：《尊重孔子，现代化才有意义》） 简评：“主体性”是新左派二十年来叫得震天价响的口号；其内涵之一是反对“文化殖民”、“文化侵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筑起一道高高的防火墙，让人们活得安安稳稳。如此安邦妙计，焉能不荣宠有加！ 秋风兄不是新左派；今日跟在马后摇旗呐喊，不失为新的文化奇景。 一个全称判断：“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霸气逼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愿回到儒家的中国人多如牛毛。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汉族中也比比皆是。“必须”云云，是法律强制，还是意识形态强制？秋风兄口口声声否定意识形态，又说这是不能丢弃的“灵魂”。现代公民的灵魂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至于具体的文化取向各各不同，容不得别人干涉。一个现代国家，要是有灵魂的话，那就是自由、民主、法治成为多数公民的共识并转化为不可侵犯的规则（制度）。把一个流派的文化，说成是国家的灵魂，冀图在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同时，形成意识形态强制（尽管秋风兄口头上反对意识形态），非常可怕。小民实在不懂“必须回到儒家”的指令，是不是在制造新的意识形态恐怖？假如一个公民拒绝儒家的“三纲六纪”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自己的灵魂，要不要挨批判乃至蹲大牢？ 稍加考察，“只能是传统文化”这个前提，就值得斟酌。1935年，国民党中宣部操纵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高喊：“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这是为国民党、蒋介石威权统治造势的。76年过去了，谢天谢地，中国人仍然熙熙攘攘活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不加论证，就确定这个前提，只能让人摇头叹息。 即使是传统文化，为什么一定是儒家呢？逻辑跳跃，无视现实。须知知识阶层中历来有不少人迷醉老庄，禅修更是至今仍然受到热烈追捧的风尚。 这是现代思想文化制度与“必须回到儒家”的文化专制体制的对决，我辈不敢等闲视之。 第二．此封建类同彼封建？ “美国一位史学家汤普逊曾说：‘封建制度可能是人们的头脑所能想出的最合适的政体。’我同意这句话。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经典封建制的姬周王朝，持续八百年，为时最久。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封建制的精妙。而第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英格兰的宪政制度，正是封建治理之道实现新生转换的结果。”（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西周封建制约在前11世纪至前771年；西方的封建制则从8世纪到14世纪。两者远隔万里，相距千年。 西方的封建制，有神权和王权的对立，有法治传统，议会传统，城市自治的传统，贵族和自由民享有种种自由，如此等等，孕育出现代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 西周的封建制没有冲破血缘宗法羁绊，影响所及，后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君师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儒家的三纲六纪转化为代代相传的律例；家族吞噬个人，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全为宗法关系排除；除个别独立特行之士和个别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外，儒生整体上是最高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文学侍从。结果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积极因素剥夺殆尽，中国社会转型举步维艰，转型时期之长，世所罕见！ 把两者混为一谈，有如指狗熊为猫熊！如此论证，夫复何言！ 第三．孔子是自由平等的先驱？ “阿克顿爵士说过，封建制是自由的，但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等级制。孔子坚持复礼，也即坚守封建的自由。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礼制的等级性，他已经注意到有人利用强势地位强制他人。因而，孔子同时提出仁的理念，把所有人置于一般的人的地位，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 （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孔子，您居然成为自由、平等的先驱！哈哈，多么伟大！ 可惜，您的崇拜者举证能力太薄弱了！ 他提出的主要论据，是您提出的仁，并引用《中庸》的话：“仁者人也”；且说“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 可是《中庸》那句话全文引下来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原意是仁也要按亲疏分等级，何来平等？至于孔子和后来的儒家坚持等级，排斥平等的言行俯拾皆是，不再征引。 第四．孔子不主张“尊卑等级制”？ “当然，人们立刻会提出两句话，证明孔子或者儒家坚持等级制。首先是《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通常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当然是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实，这句话应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这是前人早就玩过的手法。利用中国传统书简没有标点的弱点，固然可以逞口舌之快，但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查： 孔子不是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吗？既然如此，何必知之？他也说过“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表明“知之”与“不可使知之”一样，都是让卑下者不要侵犯尊卑等级制度。这才是关键所在。 再看看他的行动吧：《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坚决反对：“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法律不应该铸在鼎上明文公布，否则，老百姓就不会老老实实尊贵，严格遵守贵贱秩序。这是地地道道的愚民术，孔子可谓言行一致；而且顺手一巴掌，打了乱说他提倡平等的人一个大耳光。 第五．儒家就是宪政主义？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第二种宪政主义指向的制度形态是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形成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这里至少存在三种共治制度：士人政府与皇权共治；社会与政府共治；德治与刑治并存。”（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简评：确立三纲，是董仲舒对儒家的一大贡献。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又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同上)三纲的基本含义是卑下者对上的绝对服从，等级绝对不能逾越；董仲舒说这是不可抗拒的天意。因此，什么平等啦，共治啦，统统是废话！这下秋风兄可惨了，董子连一点脸面都不给啊！ 更好玩的是秋风兄认定这是“宪政主义”！宪政的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手段是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政治学家麦基文认为：“宪政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和独立的法院审判权的平衡，美国宪政的根源可经由英格兰历史而追溯至古代罗马。”法国大革命宣布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更是政治学的常识。中国自古至19世纪，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统一的。这个国情，路人皆知。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也是不留情面的主儿，一句话就把董仲舒送进大牢，差点掉了脑袋！呵呵，宪政主义的影子在哪里呢？这样的“共治”值几分钱？ 第六．礼治保障自由？ “礼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看看孔子执政时为人乐道的政绩，就知道礼治是什么一回事了。 “孔子摄相事，……（鲁公）会齐侯夹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演员表演了孔子不喜欢的节目，就要“手足异处。”孔子没错，因为他坚持的是礼治，不过与自由不搭界！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除了第一、二条，所谓心险、行辟难于界定的罪行外，后三条都是言论罪。说孔子是摧残言论自由的先驱，可谓有根有据。何况他早就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一个有言论，有行动，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何来“自由的保障”？ 此事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明文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其他史料中也言之凿凿。要想一笔抹杀，难！ 第七．“皇权不下县”就是宪政结构吗？ “汉武帝之后就出现了皇权不下县，在秦的时候可不是皇权不下县，皇权统治到每一个人，在汉武帝之后，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的宪政主义的体制，……叫做‘共治体制’，士大夫和皇权共治体系，这就是双元的权威，使宪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本身的宪制已经有了明显的宪政主义的色彩。”（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与农耕自然经济相适应，直至大清帝国，政权一般仅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是宗族统治，与政权直接连结，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法专制制度，从宫阙到基层社会，基本骨架是儒家的三纲体制。这是一元化的专制社会，没有什么二元结构。谓予不信，请看著名的有典型意义的族规： 曲阜《孔氏族规》：“忤逆父母，凌辱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笞责三十……至大反常，处死，不必禀呈致累官长。大盗，亦家法处死。” “禁止诉讼”。 宋代司马光制定的《司马氏居家杂仪》： “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 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 依靠儒家的三纲，宗族统治是专制政权的直接延伸，保护公民自由，只是秋风兄的相像。 第八．孔子创造了“会社”与民间教育？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工商业的力量不够强大，没有有效组织起来，并没有发展出欧洲的‘市民’社会。万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创造的学术和教育，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者、士人组成的会社。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中……他们构成了一股宪政主义的力量。” （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时至二十一世纪，大约没有几个人相信“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能秋风兄是个例外。他认为，孔子以前中国没有教育，没有学术，也没有社会。 老子是孔子谦恭请益的师长，一部《老子》，至今仍被海内外学者推许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秋风兄却满脸不屑，斥之为纵横家言，被踢出学术榜。 中国教育是不是孔子创造的？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子产比孔子早生几十年。他执政的时候就有学校了，而且人们可以在其中议政，似乎有点公民社会的味道了。即使是民间教育，也很难说就是孔子创造的；与孔子同时的少正卯就是与孔子竞争的民间教育家。 顺便说说，秋风兄认为中国“在战国以后开始出现了政府”。（同上）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做大司寇，是不是政府？据《史记》记载，西周建立初期，康叔就做过司寇，那是民间社会还是政府？ 那么，孔子却是创造了足以成为“宪政主义力量”的“另外一个社会”吗？ 自古以来，都有一些耿介之士，或是“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或是“从道不从君”，传承浩然正气，千祀不坠。不过，这些是高山仰止的奇士，并没有形成一股足以牵制皇权的强大力量，更不用说与之共治了。有时社会危机尖锐，有过反抗的群体；但往往事过境迁，就烟消云散了。个别朝代相权较大，但皇权绝对专制的基本格局未变，宰相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多数时候可以随时收回，大臣和宰相随便被杀戮的并不罕见。至于被秋风描绘为已组成民间会社——公民社会的士阶层，也是不给秋风争气的群体。在儒学熏陶下，他们恭顺成性，绝大多数心甘情愿俯伏在皇帝脚下，除了醇酒、美女为伴的雅集，闻党色变。“宪政主义力量”云云，真不知从何谈起！ 第九．董仲舒和康有为“最伟大”？ “在19世纪最后几年，康有为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 现在看来，这是最为健全、完整的方案，中国人也曾在构建民主政体与保持固有传统之间努力保持平衡。”（秋风：《尊重孔子，现代化才有意义》，董仲舒和康有为是“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们是真正的儒家。”（秋风：《自由的孔子》） 简评：康有为“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在康有为还不知新学为何物或刚刚开始接触新学的十九世纪70—80年代，已经有好些仁人志士在探索和提出建设现代国家的方案。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众所周知的事实。翻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吧，这是不是健全、完整的现代建国方案？“第一个”不是随便可以说的。“说有容易说无难。”这是认真做过历史研究的学者的经验总结。 秋风兄还称董仲舒和康有为是孔子之后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以康有为来说，秋风兄可能不太了解有关的研究成果。 他推动戊戌变法有功；但由于他的莽撞，由于他的政治幼稚病，这次变法被断送了。 他的所谓公车上书，已经证明是造假，而且此公造假成性。 在他家长式的领导下，保皇会走到破产边缘。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已经取代他成为这一流派的思想领袖。 他言行不一，早为包括不少他的信徒在内的众人诟病。 1909年，著名教育家、广东士绅刘士骥因为“为国不党”，坚决不肯将自己募集的“振华公司”的股金交给他支配，居然被他派人暗杀，留下一笔没有偿还的血债！ 说到“建国纲领”，《大同书》是康有为的最高纲领。他规定：大同之世“用器精，可以诇（xiong刺探）察人之行事，令人难惰、难偷、难诡，令人惊犹鬼神之在左右，使人不敢为恶，则善行自进。”“大同之世，自发至须眉皆尽剃除，五阴之毛皆当剃落……故一毛尽抜，六根清净。”这样整天受监控，全身要剃光的生活，我辈无法消受，还是留给吹捧他“最伟大”、“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的人去享用吧。 第十．宪政与儒学到底是何关系？ “台湾其实从来没有过什么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在蒋氏父子执政期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是采取很强的保护措施的，可是实现了宪政。日本也是这样的，韩国也是这样的，都没有试图摧毁儒家再建立宪政制度。”（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台湾的宪政是两蒋父子整天把子曰、诗云挂在嘴边得来的吗？不知秋风兄有没有读过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等人的传记和后期著作，有没有涉猎过台湾民主运动史？看过胡适的墓志铭吗？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应亵渎这些把自由思想带到台湾的先驱和那里前仆后继的启蒙者。两蒋政权对思想犯——盗火者的镇压血泪斑斑，墨迹无法掩盖血迹！思想变革是社会转型的先导。蒋介石贬斥、阻挡新文化运动，“以民族思想为第一”（《中国之命运》），意在巩固自己的威权统治。值得秋风兄为之喝彩吗？ 君知否：日本的宪政是1945年战败后才真正实现的；1889年后日本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导致中国平添2000余万冤魂。读过天皇和明治政府的《幼学纲要》、《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吗？灌输儒家道德，“忠孝为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是他们屠杀中国人的重要思想支柱！ 老朽愚鲁，不当妄言。然兹事体大，不敢缄默。冒犯之处，敬请原谅！ 日星期一 原载《南方周末》 E31—32版
21:59:00(星期六)晴
——答中国孔子基金会《儒风大家》杂志 袁伟时 编者按：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北广场，树立起了一座大型的孔子青铜雕像。据了解，这座雕像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所作，高9.5米，雕像正对着长安街，孔子双手合于胸前，目视前方，左侧腰间佩戴着一把宝剑。雕像树立之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国家最核心地段树立起一尊儒家文化创始人的雕像，对于这一举动，有人双手欢迎，表示热烈赞同；也有人痛心疾首，认为请孔子进入昔日的革命中心，简直不可理喻。 以下是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答编者问： 1 有人说，孔子雕像的树立，对海内外华人而言，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也有利于对台统战工作的开展。对于这种声音，您如何看？ 袁：不应忘记，进入近代以来，任何国家最能凝聚人心的是让公民能自由施展才华和过上日益富裕生活的制度。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转瞬传遍世界，政府一举一动都牵动世人观感。有数以百万计的台胞和各国华人在大陆生活，他们眼光锐利，耳闻目睹，信息丰富。会不会竖起一座孔子像，就令他们接受“统战”，增加向心力？答案如果是肯定的，不愧为低投入，高回报的盛举。不过，我的感觉是得失参半，不宜夸大其正面效应。有些台胞和华人确实会认为此举是大陆尊重传统文化的象征；但有充分现代公民意识的人会把它看作是追求文化大一统的标志，与现代社会应有的自由的多元文化制度背道而驰，增加疑虑甚至反感。 2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与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亦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很明显，一直被视为中华文化代言人的孔子便在文化上充当了中国的“形象大使”。经济大国需要文化强盛，文化强盛自然需要文化巨人。在您看来，是这样吗？ 袁：这里包含两个问题： 第一．所谓“文化强盛”的内涵是什么？ 文化兴盛与否的分水岭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的局面是否形成。为此需要高水平的现代教育、现代出版、现代文化产业和学者、艺术家、作家、各领域的大师大显身手的自由天地；从而促使一批又一批引领世界学术文化巨星在中国土地上冉冉升起。 第二．孔子是不是在文化上足以充当中国的“形象大使”？ 孔子当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人之一。可是，如果把他奉为唯一的文化“形象大使”，那就严重歪曲了轴心时代中国多元文化自由争鸣的实况，重演“独尊儒术”的错误，从而损害中国的形象。 3 对于矗立在国博北广场上的这尊孔子像，与您心目中的孔子形象接近吗？您认为这尊雕像是否可以完全向时人和后人展示孔子形象？ 袁：孔子没有留下照片，后来的画家、雕塑家，谁都没有见过孔子。如何塑造孔子，体现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及其思想立场。两千多年来，人们把他描绘为帝王之师，在表面的尊荣下，孔子实际沦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终其一生，孔子从政时间不长，值得肯定的政绩不多。他主要是一个民间的教育家和思想家。21世纪的学者和艺术家，理应挣脱思想枷锁，还原一个在困境中奋斗不息的民间杰士：清苦，坚韧，大义凛然。不幸，创作者达不到这个高度，依然把他塑造为雍容华贵的御用偶像。 4 在您看来，孔子形象与今天的儒家文化传播有什么联系？据我们了解，随着“国学热”、“儒学热”的升温，许多地方都有意树立象征中华文明的孔子雕像。您认为，除了在心中塑像，这样的实体孔子像有必要出现在各地吗？ 袁：有一些人愿意奉孔子为偶像，应该尊重他们的信仰自由和表达自由。如果各地大建孔子像，那不过是文革期间大建毛主席像的翻版。这样的偶像崇拜，说到底是一种愚民术。 5 这座大型孔子雕像高9.5米，象征着九五之尊。我们知道，这样的礼遇在君主时代乃是为帝王所独享。您认为设计者如此构想并得到践行，将如此高度之孔子展现给世人，意在表明什么？难道是在说明孔子或中华文明的至高无上、无比尊崇？ 袁：在现代公民眼中，历代帝王都是有待史家们冷静、客观、公正地剖析的研究对象，九五之尊，不值一哂。目睹九米五的雕像就要跪拜之士，即使有博士、教授的头衔，也是奴性尚未根除。 如果真的有人相信：“孔子或中华文明的至高无上、无比尊崇”，无非是沾染了愚不可及的民族主义自闭症，即曾经导致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举步维艰的民族自大狂大发作，是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不过，我相信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愿意接受这样极端的观念的人肯定为数不多。 6 网上有这么一种声音，就是有人并不反对孔子雕像出现在首都核心地段，他们更希望可以多“请”几位伟人（如老子、孟子、庄子、孙子等）来这里。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声音的？ 袁：老子等人对后世的影响绝不比孔子小。陆续让一批先秦思想家站立在长安街上，符合历史实际，重现百家争鸣的风采，纠正独尊儒术的谬误，善莫大焉！ 7 孔子是否可以进入首都核心地段，以及该不该进入，很明显，这关系到对孔子的历史评价与现实评价问题。不论出于何故，孔子受到历代的热议与关注，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及儒学的魅力所在。您认为在将来，学界及民众对孔子的关注度会不会降温？为什么？ 袁：所谓“孔子及儒学的魅力”，见仁见智；前景如何，端赖信奉儒学的诸君子更新观念，适应新的时代和公民社会正在浮现的环境。知识阶层各流派关注的热点应该是：珍惜多元文化雏形显现的局面，致力于建构百家争鸣的制度环境。 8 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