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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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阿里阿德娜·埃夫伦著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个头儿不高——163公分，体形像一个埃及小男孩儿——宽肩膀，窄臂部，细腰身。她那少女时代的滚圆的身材一下子便永远地变成了强健而干瘦；她那踝骨和腕骨又瘦又细，步态轻盈而敏捷，行走起来轻快而急速，但并不唐突。如果在人多的地方，当她发现有人在注视着她或者甚至眼睁睁地盯着她的时候，她便把动作迟缓下来，放慢一些。这时侯，她的举止便变得谨慎而又节制，但是从来也不拘谨。
她的姿态端庄而挺拔：即便俯在书案上，她也依然保持着“脊背像钢铁般不屈的姿势”。
她的头发介于金黄色和棕色之间，年轻的时候卷着大花儿，柔软，很早地开始变白——这就愈加显露出她那黧黑而又没有血色的、暗淡无光的脸色；她那双绿色的、葡萄一般颜色的眼睛，镶着淡褐色眼睑，放射着光芒，炯炯有神。
脸的线条和轮廓精确而又明晰，毫不模糊，没有一点儿大师所考虑不周的没有雕塑的、没有琢磨的：那鼻子，鼻梁细长，稍微凸起，鼻尖不是很尖，而是有所收缩，呈平整状，由此像羽翼一般分开两个灵敏的鼻孔，看上去柔和的嘴巴严峻地勾勒出神秘的线条。
两条纵向的皱纹将两道淡褐色的眉毛隔开。
表面看上去是完全孤僻的、静止的脸，实际上内心里经常充满了活动，深藏在心里的表现力，像天空和海洋一样多变而又充满色彩。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识破它。
那双手坚强、有力、爱劳动。两只镶嵌宝石的银戒指（一只是雕有小船形象的图章戒指，另一只是光滑的边缘上有赫耳墨斯的玛瑙宝石雕刻，是父亲送给她的礼物）和结婚戒指——从来没有摘下来，没有引起过人们对她的手的注意，既没有为她的手增色，也没有使它们受到束缚，而是自然而然地与它们构成了统一的整体。
嗓音像少女一样高亢，响亮，富有感情色彩。
语言洗练，对话简洁。
她善于倾听；从来不使谈话的对方感到窘促，但是争论起来却咄咄逼人：在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辩论会、讨论会上，她保持着严峻而又谦恭的分寸，迅雷不及掩耳地战胜对方。
她是一个出色的讲故事的人。
她朗诵诗时不是为了小范围，而是像面向着广大的听众。
她朗诵起来充满激情，意味深长，没有装腔作势的“嗥叫”，从不放过（漏掉！）诗句的字尾；通过她的朗诵，最复杂的东西也会瞬间洞若观火。
她很乐意，充满信任，只要一提出要求她便朗诵起来，否则不等要求，她便自己提出来：“想听吗，我给您朗诵一首诗？”
一生中，她对读者、听众以及迅速和直接地对所写的东西的反应的需求都是巨大的，而且是永不满足的。
对于初学写作的诗人，只要感觉到——或者想象到！——他们具有“天赋”的才华，就表示出友善和宽宏大量；每一个人她都觉得是笔友，是诗歌本身的——不是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对那些平庸之辈也会识破，并且无情地予以指出，不管是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还是对于已经达到了虚假的高度的诗人。
她的确是与人为善的和慷慨大度的：急于助人，搭救人，拯救人——恨不得倾尽所能；与人分享仅有的，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因为她没有多余的。
她既善于给予，也善于毫不客气地索取；她很久都相信“善有善报”，相信伟大的、用之不竭的人类的互助精神。
她从来不是冷酷无情的，但是却总是无以自卫的。
待人宽厚，但对亲近的人——友人们、孩子们，如对自己本人一样苛求。
如她的某些肤浅的同时代人认为的那样，她也不排斥时髦，但是既没有物质条件去创造时髦，也没有物质条件去追求时髦，她厌恶地规避那些为了效仿她而哭穷的人，在侨居国外的年代里，她怀着尊严穿着别人的衣裳。
她最注重物品经久耐用：她不喜欢不坚固的、爱变形的、好破的、易碎的、容易受损伤的东西，总而言之——不喜欢“华而不实的”。
她很晚才上床，入睡之前看会儿书。起得很早。
她习惯于斯巴达式的简朴，饮食简单。
在俄国时她吸自制的卷烟，在国外时抽劲儿大的、男士的雪茄烟，普通的、樱桃木的烟斗，一次吸半支雪茄烟。
她喝黑咖啡：把浅色的咖啡熏烤成褐色，然后用古老的土耳其磨不紧不慢地研磨，那磨是铜制的，样子像小圆柱，圆柱上覆满花字图案。
她与大自然千真万确有着血缘关系，她热爱大自然——爱群山、山岩、森林——怀着一种异教徒般的把大自然视为神的力量的，同时要战胜它的爱，不掺杂旁观的态度，因此对于无论是徒步还是泅水都不能战胜的大海她却不知如何是好。她不善于一般地欣赏大海。
犹如沼泽的、泥泞的、芦苇丛生的地方，犹如一年当中潮湿的月份，泥土在路人的脚下变得不可靠，低矮的、平原的景色使她感到懊丧。
她童年时代的塔鲁萨和青年时代的科克捷别里在她的记忆里永远感到亲切，她经常在寻觅它们，并且偶尔在默登森林从前“皇家狩猎区”的丘陵地带，在地中海沿岸的高起的地方，在色彩和气息中发现它们。
她很容易受得住酷暑，对严寒却难以忍受。
对于采摘的花儿，对于花束，对于窗台上的花瓶里或者花盆里开放的一切，她都不以为然；而同花园里栽培的花儿相比，她更喜欢常春藤、帚石南、野葡萄、灌木丛——爱它们强健和长命。
她敬重人们以其才智参与到大自然中去，敬重他们与大自然的共同创造——公园、堤坝、道路。
她对猫和狗怀着一种永恒的柔情、忠诚和理解（甚至怀有敬意！），它们也对她给予了回报。
在散步的时候，她常常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到达某某地方，登上某某高处；她对那些“收获”——采摘的蘑菇、浆果以及我们住在捷克贫穷的郊外乡下的艰难时期里取暖烧的树枝，比买来的更感到高兴。
在城外她能识别东西南北，而在城里却没有方向感，即使在熟悉的地方也时常晕头转向。
她害怕高层楼房、人群（拥挤）、汽车、升降机和电梯。所有市内交通运输中，如果只身没有同行者，她只乘坐电车和地铁。如果没有电车和地铁，她便步行。
对于数学她一窍不通，对于任何一种技术她都格格不入。
她憎恨日常生活——由于这日常生活难以摆脱，由于要日日操劳无益的重复，由于占去了主要事情所需的时间。一生都在忍耐地和孤独地克服着日常生活。
她好与人交往，殷勤好客，喜欢结成友谊，而不喜欢拒绝往来。她更喜欢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怪人的那些人的圈子，而不喜欢“正人君子”的社会。况且她自己也被认为是怪人。
在友谊中和怨怒中她总是偏激的，但是并非永远一成不变的。“不可为自己竖立偶像”的诫命经常受到她的破坏。
她尊重青年，敬爱老年。
她赋有文雅的幽默感，她不认为明显的可笑的或者粗鲁的可笑的东西是可笑的。
对她的童年产生过影响的两种因素——造型艺术（父亲的领域）和音乐（母亲的领域）中，她接受了音乐。形式和色调——确实可触觉的和确实可视觉的因素，对她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她只能对所描绘的事物的情节感兴趣——孩子们就是这样“看画儿的”，——因此，比如说，书中的版画，尤其是木刻（她喜欢丢勒、道尔），与油画相比，同她的气质更接近。
早年醉心于戏剧，部分原因是受她的年轻的丈夫，他与她的年轻的朋友们的影响，但是这种兴趣与她的青年时代一起留在了俄罗斯，既没有超出成年的界线，也没有越过国界。
在所有的类型的视觉艺术中，她喜欢电影，而且喜欢默片甚于“有声的”，因为默片为观众提供了较大的共同创作、共同感受、共同想象的可能性。
对于从事创作的人们总是怀着一种同志般的深厚的敬意；游手好闲，寄生生活，只顾个人需求，犹如松松垮垮、懒惰成性、夸夸其谈一样，她本能地感到格格不入。
她是言行一致的人，只覆行职责的人。
尽管十分谦虚，她却知道自己的价值。
她是怎样写作的？
把所有的工作，所有刻不容缓的事记下来，一大早开始，趁着头脑清醒，肚子空空的、瘪瘪的。
倒上一小杯滚热的黑咖啡，放在书桌上，一生中每一天，她都怀着如同工人走到车床前一样的责任感，必然的、不可能不这样的感情走到书桌前。
此时此刻书桌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推到一边，以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腾出一块地方放笔记本和胳膊肘。
用手掌支撑着额头，手指插到头发里，立刻便能打坐入静。
除了手稿，一切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见她以敏锐的思维和笔锋埋头于手稿中。
她从不用散页的纸写作——只用笔记本，任何的，从小学生作业本到总账簿，只是墨水不洇便成。在革命的年代里，笔记本是她自己装订的。
她用的是普通的木制笔杆的（学生用的）细笔尖钢笔。从未用过自来水钢笔。
时不时地用打火机点燃一支香烟，呷一口咖啡。口中念念有词，在试语音。她从不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寻觅失落的东西，——而是像被钉子钉住一样坐在书桌后面。
如果来了灵感，就记下来主要的，把构思向前推进，速度常常是令人吃惊的；而如果处于只是全神贯注的状态，就做一些诗歌的辅助性工作，寻找那种最恰当的词汇概念、定义、韵律，把写就的诗稿中那些冗长的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删掉。
找到了确切的词语、意义和音响的统一以后，便一页接一页地填满纵行韵脚，数十个诗节方案，一般来说不急于把否定的东西勾掉，而是使它们告一段落，另起炉灶。
在着手写作大型作品以前，使作品的构思最大限度地具体化，拟订出不许自己偏离计划，以便作品不至于把她引入自己的航线，变成一部难以驾御的作品。
她书写的笔迹非常独特，圆圆的，很小，但很清晰，这种笔迹在她生活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由于逐渐增加一些缩写而变得难以辨认：许多词语只用第一个字母标出；手稿越来越变成了给自己一个人看的手稿。
笔迹的个性早在童年时代便已确立下来。
一般说，她认为字迹潦草乃是书写者对未来的读者——任何一个收件者、编辑、排字工人不尊重的表现。因此她写的信字迹特别清楚，而给印刷厂的手稿，则用印刷体字母亲手誊清一遍。
她复信从不拖延。如果收到早班投递来的信件，往往立刻在笔记本里拟出回复的草稿，仿佛把它记入当天的创作的流程。对于自己的书信也当创作看待，几乎也像对待手稿一样要求严格。
在一天当中有时候也回顾一下笔记本。只是在年轻的时候，才连夜写作。
她善于适应各种环境工作，我指的是各种。
她的工作能力和内在组织性的才华与诗歌的天赋是相媲美的。
合上笔记本，打开自己房间的门，——开始从事一天当中的各种繁忙的琐事。
阿里阿德娜·埃夫伦（），昵称阿利娅，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大女儿。阿利娅聪颖不凡，幼年即展现观察和写作的天赋，从小即和母亲患难与共，是和母亲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其所著《回忆录》一书文笔简练，妙趣横生，是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面貌的非常重要的文献。该书第三部分是阿利娅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通信，对于理解茨维塔耶娃尤为珍贵。长期在国外的困苦生活，加上父亲的影响，1937年3月，阿利娅怀着满腔希望只身返回祖国。日深夜，阿利娅突然被捕。经过十七年集中营和流放生活的磨难，阿利娅终于在1956年重获自由，然而，母亲早在日在小城叶拉布加自尽。阿利娅将余生全部献给母亲的未竟事业，整理、注释并出版母亲的遗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将近三十年的生活与文学活动的最直接的见证人，阿里阿德娜·埃夫伦未能完成关于母亲的回忆录便精疲力尽，于1975年辞世。
　　（俄）伊利亚·爱伦堡著
我认识玛丽娜·伊万诺芙娜·茨维塔耶娃的时候，她是二十五岁。她那桀骜不驯而又惘然若失的神态令人惊奇；她的仪表倨傲——仰着头，前额很高；而两眼却泄露了她的迷惘：大大的、软弱无力的眼睛似乎看不见东西——玛丽娜是近视眼。她的头发剪成短短的周圈垂发式。她不知是像一位神经质的太太呢，还是像一个乡下小伙子？
茨维塔耶娃曾在一首诗里谈到自己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淳朴的俄罗斯妇女，乡村牧师之妻，另一个是波兰的贵妇人。旧式的礼貌和叛逆性格，狂妄自大和羞怯腼腆，书本上的浪漫主义和淳朴的心灵，玛丽娜都兼而有之。
我第一次往访茨维塔耶娃的时候，已读到过她的诗了；有些诗我很喜爱，特别是在革命前所写的一首，玛丽娜在这首诗中描写了自己未来的葬仪：“莫斯科的街头留在后面，我的马车向前走去，你也在徘徊，在路上落后的不是你一个，第一个土块将要敲响棺材盖，那自私的孤独的梦终归有了解答……上帝啊，请你宽恕由于骄傲而新近死亡的贵妇玛丽娜吧……”
我刚跨入一所不大的住宅便愣住了：一片令人难以想象的荒凉景象。当时人人都是忧心忡忡，但日常生活的外表却依然维持着；而玛丽娜则仿佛故意破坏了自己的巢穴。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尘埃和烟灰。一个十分瘦削而苍白的小姑娘走到我的跟前，信任地紧靠着我低声地说：“多么苍白的衣服！多么奇异的宁静！怀中抱着百合花，而你正在漫无目的地瞧着……”我吓得浑身冰凉：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利娅当时才五岁，可她却朗诵起勃洛克的诗来了。一切都像是不自然的、杜撰出来的：无论是住宅、阿利娅还是玛丽娜本人的谈话——她原来被政治吸引住了，她说她正在为立宪民主党做宣传工作。
茨维塔耶娃在早年的诗作中曾歌颂过自由民拉辛。根据她的天性，与其说她是为1917年夏天那些被吓坏了的市民所谈论的那种巩固的秩序而生，不如说是为叛乱而生。茨维塔耶娃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她离开了革命，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德文德原为法国西部的省份，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里曾经是***的根据地。此处指***的思想。；她同情沙皇（虽然也指责他：“后代子孙还将不止一次地提到您明亮的眼睛里那拜占庭的背信”）。她反复地说：“啊，你是我那贵族的、我那沙皇的苦恼……”
为什么她的丈夫谢廖沙·埃夫伦要去参加白军呢？我在巴黎曾见到过谢廖沙的哥哥——演员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他有肺病，死得很早。谢廖沙长得像他——十分温柔、谦逊，喜欢沉思。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想当一个朱安党人朱安党人是法国革命时期的***暴动分子…
他走后，玛丽娜便写了一些激烈的诗：“拥护索菲亚推翻彼得！”她写道：“安德烈·谢尼埃上了断头台，而我活着，这是天大的罪恶。”她在文学晚会上朗读这些诗；并没有因此而遭受任何迫害。所有这一切只是书本上的虚构，只是玛丽娜为之付出了自己被糟踏了的、极端艰辛的一生的一种荒诞无稽的浪漫情调。
1920年秋天，当我从考特贝尔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莫斯科以后，我发现玛丽娜依然处于那种极端的孤独之中。她完成了一本颂扬白党的诗集——《天鹅营》。当时我已经见了不少世面，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的文德”，思考了不少问题。我打算把白卫分子的真面目告诉她——她不信；我试图和她争论几句——玛丽娜生气了。她的性格倔强，她自己为此吃的苦头比所有的人都多。我保存着她的一本名叫《别离》的书，她在书上题道：“您的友谊对于我比任何仇恨都珍贵，您的仇恨对于我也比任何友谊都珍贵。赠爱伦堡。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柏林，日。”（虽然当时她所保留的先前的坚定立场已寥寥无几，但在这一行文字中却用了几个旧字母Б，甚至还用了几个硬音符号。）
1921年春，当我以第一批苏联公民的身份出国的时候，茨维塔耶娃恳求我设法找到她的丈夫。我获悉了谢·雅·埃夫伦还活在人世并住在布拉格的消息；我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了玛丽娜。她打起精神着手张罗出国护照。她说她立刻就得到了护照；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米尔金对她说：“您对您的离开还会感到惋惜的……”茨维塔耶娃带走了《天鹅营》一书的手稿。
她和丈夫的会见是凄惨的。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个有敏锐的良知的人。他向她叙述了白卫的残暴，谈到了他们的暴行和心灵的空虚。天鹅在他的叙述里变成了乌鸦。玛丽娜迷惘了。我曾在柏林和她作过一次通宵的长谈，在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她说她不出她的书了。
（诗集《天鹅营》于1958年在慕尼黑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茨维塔耶娃在去苏联之前把她的一部分书稿留在巴塞尔市（“中立国”）的图书馆里了。我不知道出版者是怎样弄到这部手稿的；他们追求的当然是政治目的，违反了茨维塔耶娃的意志，——在她侨居国外的十七年间，出版家们曾多次要求她出版《天鹅营》，但她始终拒绝。）
我打算把被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美化了的关于文德的话题深入下去，并加以发挥，我想谈谈有时候艺术是怎样变成装腔作势、摆样子的赝品和衣衫这个问题。（我在回忆自己早期的诗作时业已提到过这个问题。）这不仅与《天鹅营》有关，而且也同许多诗人的许多诗集有关，同时这个话题还多多少少有助于读者理解我这部书以下的章节。
正如我曾说过的，我没有保存已往的信件。茨维塔耶娃把她的档案的一部分带到莫斯科来了。其中有一些写给我的书信的草稿。玛丽娜在一份草稿上写道：“在1918年，当时您曾摒弃过我的唐璜们（一件既不掩饰又不暴露的‘外套’），而在1922年的今天，你又摒弃我的少女之王和叶果鲁什卡们（我心中的罗斯是次要的）。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你要求于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亦即一个既没有外套又没有长衫的骨头架子，最好是被剥得精光的我。构思，修辞，借喻——所有这一切对于你说来或多或少都是摆样子的赝品。你所要求于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就不成其为我了……我一次也没有使你困惑（我经常使自己困惑，将来亦是如此），你比我敏锐。无论在1918年还是在1922年的现在，您都是很严峻的——没有任何奇怪的念头！……您是对的。诗中的淫荡（奇怪的念头）绝不比生活中的淫荡（奇怪的念头，为所欲为）要好。另一些人——想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秩序的维护者，他们说：‘在诗歌中写些什么悉听尊便，不过在生活中却得举止正派。’另一类是唯美主义者，他们说：‘在生活中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必须写出好诗。’只有您一个人说：‘无论在诗中还是在生活中都不可淫荡。你不需要这个。’你是对的，因为我现在正默默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她向她为自己提出的那个目标走去，而且达到了这个目标，她是从一条痛苦、孤独和被社会遗弃的道路达到这个目标的。
她和诗歌的关系是复杂而痛苦的。她对瓦·亚·勃留索夫作了许多不公正的描写：她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无意作比较深入的观察和进行一番思考，然而这几行诗句无疑曾引起了她的愤怒：“也许，生活中的一切只是音响嘹亮的诗行的素材，你要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找寻词的结合。”茨维塔耶娃回答道：“词能代替思想，韵律能代替感情吗？词产生词，韵律产生韵律，诗行产生诗行……”但同时她又是诗歌的俘虏。茨维塔耶娃想起了卡罗琳娜·巴芙洛娃的诗句，便把自己的一本书起名作《手艺》。她在书中写道：“去给自己寻找那些没能把神秘的奇事改正为数字的轻信的女友吧。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作品，我是一个手艺人，我知道手艺。”
玛丽娜把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称为自己的朋友；友谊突然中断，于是玛丽娜也就同又一次的幻想分手了。但是她也有一个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她的朋友：“是的，有个人已经被爱上，这个人就是桌子。”——她的写字台就是诗。
我生平见到过许多诗人，我知道，一个艺术家要为自己对艺术的酷爱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比玛丽娜更为悲惨的形象。她生平的一切：政治思想，批评性的意见，个人的悲剧——除了诗歌以外，所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虚妄的。认识茨维塔耶娃的人已所存无几，但是她的诗作现在才刚刚开始为许多人所知晓。
　　她从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始终是孤独的，她的这种被人遗弃同她经常脱离周围的事物有关：“我爱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但是以永别，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不是以结合而爱的。”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以后，重又陷于孤独；侨民办的刊物不愿刊载她的作品，而当她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以后，竟被目为有“背叛”的嫌疑。茨维塔耶娃在一封信中写道：“在侨居国外期间，他们起初（凭一时的热情！）还刊登我的作品，后来头脑冷静下来，便不再理会了，他们嗅到了异己的气味：那里的气味。内容似乎是‘我们的’，‘而声音却是他们的’。”
对于通常被称为政治的那种东西，茨维塔耶娃是天真的、固执的、真诚的。1922年我同画家艾·里席茨基共同出版《作品》杂志——用俄语、法语和德语出版。玛丽娜自动为这个刊物把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揭露性的诗《下流坯，你们听着！》译成了法文。到了30年代，当她对俄罗斯的文德的热情早已冷却下来以后，她依然不能适应新的历法。（我想起了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年间的几个故事；勃洛克曾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激烈地捍卫古老的缀字法——他什么都接受，但“森林”这个词如不加Б在他看来就不成其为“森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茨维塔耶娃写道：“德意志，我的疯狂！德意志，我的爱！”（她在这种爱中不是孤独的——勃洛克也曾谈到他对德国文化的溺爱。）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德国的师团开进被出卖了的布拉格，于是玛丽娜便诅咒他们了：“啊，狂妄！啊，伟大之木乃伊！燃烧吧，德意志！疯狂，你创造疯狂。”
30年代，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很偶然、很空洞。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的；我也不知道她写了哪些新的诗作。这些年对于茨维塔耶娃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和认真工作的时期；现在我看见了她在诗歌上的成长，摆脱了最后的几件“外套”，找到了普通的和锐利的词句。
她生活得很不好：“丈夫有病，不能工作。女儿一天编织帽子赚五个法郎，我们四个人（我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名叫格奥尔吉）就靠这五个法郎糊口，这就是说，我们正在慢慢地饿死。”
谢·雅·埃夫伦成了“返回祖国协会”的组织者之一。他表现得很勇敢。玛丽娜对自己的儿子、对那些在父母侨居国外的时候诞生的年轻人写道：“别去追悼你们不曾到过的那座伊甸园……”阿利娅到莫斯科去了；谢·雅·埃夫伦不久也跟着她去了。
但是连茨维塔耶娃自己也不曾到过那座假想的伊甸园。过去的世界从来不是她失去的乐园。“当不能笑的时候，我也喜欢笑。”正是因为“不能”，她才爱得很多，她不在她的邻人们鼓掌的时候鼓掌，而且独自望着落下的帷幕，她在演出正在进行的时候离开观众大厅，跑到幽暗的、无人的走廊上去哭泣。
玛丽娜在幼年时代很迷恋罗斯丹的《雏鹰》以及他那假想的浪漫主义色彩。她的迷恋逐年加深：歌德、《哈姆雷特》、《费特尔》法国17世纪伟大剧作家拉辛的悲剧…她有时用法文和德文写诗。但是除了在俄罗斯，她在任何地方都感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她的一切——从青年时代的“火热的花楸树”直到最后一株血红的接骨木，都同祖国的景色有连带关系。她的诗作的基本题材是爱情、死亡、艺术，而且她是按俄国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题材的。对于她说来，爱情就是丘特切夫所说的那个“注定的搏斗”。关于普希金的塔吉雅娜，茨维塔耶娃写道：“哪一个民族有这样可爱的女人：大胆而可敬，钟情而又坚贞不屈，眼光远大而可爱？”她最憎恶爱情的代用品：“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人用雪白的和红中透青的手吃喝，整整几个王国都围绕着你的嘴巴低声地谈情说爱，卑鄙啊！”她自己就是一个钟情而又坚贞不屈的女人。
1939年，茨维塔耶娃带着十四岁的儿子回到了祖国。在她晚年所写的诗中，有一首仿佛是在法西斯分子攫取了西班牙并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写成的：“我拒绝在别德拉姆别德拉姆是伦敦一所疯人院的名字，此处指疯子的国家。做非人的蠢物。我拒绝同广场上的狼一同嚎叫……”谢·雅·埃夫伦死了。阿利娅在远方。玛丽娜就是在莫斯科也是孤独的。
1941年8月，她曾找过我；我们在多年的阔别之后相见了，但由于我的过错，这次会见却并不成功。那是一天清晨，无线电广播说：“我军放弃了……”这时我的思想正在远方。玛丽娜马上察觉到这一点，便把谈话转到事务性的话题上：她说她是来商量翻译作品的问题。她临走的时候，我说：“玛丽娜，咱们还要再见面谈谈……”不，此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茨维塔耶娃在撤退到叶拉布加市以后便自杀了。
玛丽娜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我现在有时见到阿利娅；她把玛丽娜未出版的诗都收集起来了。
茨维塔耶娃的某些诗行是我至今犹难忘怀的——它们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终生不会磨灭。这不仅仅由于诗人的高度的才能。我们的道路是互不相同的；在人生的长途上存在着许多十字路口，一个人每行至此都要实在地或仅仅在自己的幻想中为自己选择一条道路；我同茨维塔耶娃似乎从来不曾在这种十字路口碰过面。但是在茨维塔耶娃的诗人的命运中却有一种对于我是十分亲切的东西——对艺术的权力始终表示怀疑，而同时又离不开艺术。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常常自问，诗和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哪一样重要，并回答说：“除了形形色色的寄生虫以外，所有的人都比我们（诗人们）重要。”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她写道：“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茨维塔耶娃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恰巧相反，她愿同人们在一起生活：孤独对于她说来不是纲领，而是该诅咒的东西；它是同她所说的那个唯一的朋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人就是桌子……”她从来没有去过“洛东达”，也不认识莫吉尔扬尼，但她写道：“注定负有特殊使命的犹太区。围墙和壕沟。别期待怜悯。在这个最忠于基督教的圈子里，诗人们都是犹太坯。”“注定负有特殊使命”一词可能会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茨维塔耶娃认为“犹太区”并不是一种傲慢的孤立，而是命运的安排：“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
每当我重读茨维塔耶娃的诗作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忘记了诗歌而陷入回忆之中，想起了我的许多友人的命运，想起了我自己的命运——人，岁月，生活……
伊利亚·爱伦堡（），苏联著名新闻记者、作家、翻译家。爱伦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其实，三者中还是政论影响最大，二战期间他发表的政论在世界各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强烈反响。1960年，爱伦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伦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在这部回忆录里，爱伦堡把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介绍给读者，并说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本文选自《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三节。爱伦堡跟茨维塔耶娃的关系严格说起来并不十分深入。1921年3月，爱伦堡出国，随后不久茨维塔耶娃写了一首诗，托付爱伦堡帮她寻找心爱的丈夫。7月14日，茨维塔耶娃得知丈夫尚在人间，并收到他的第一封信。是爱伦堡从他不肯泄露的渠道打听到谢尔盖·埃夫隆在君士坦丁堡。茨维塔耶娃很感激爱伦堡的帮助，写了一系列诗送给他。1922年5月，茨维塔耶娃带着女儿阿利娅抵达柏林，爱伦堡夫妇对她们非常关照。茨维塔耶娃在柏林跟人约会见面的机会多得出奇，在柏林逗留十一周期间，她的约会与交往安排得一个接一个。茨维塔耶娃把这些活动安排归功于爱伦堡。刚到柏林不久，她的两本诗集《给勃洛克的诗》和《离别集》就在这个城市出版了，她非常感激爱伦堡为这两本书的出版花费的心血和努力。还在茨维塔耶娃在莫斯科为出国作准备时，爱伦堡就采用书信形式发表了友好的文章，对茨维塔耶娃《给勃洛克的诗》和《离别集》两本诗集进行评论。他这样评说茨维塔耶娃所走的道路：“您自有主意，智慧过人，您勇敢地面对世界，决不随风摇摆，独自在鲍里索格列布巷的阁楼上生炉子，过日子。”爱伦堡到海滨休养，暂时离开了柏林，不过他仍为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出版事宜操心，可茨维塔耶娃忙乱得无暇复信，这让爱伦堡心里不是滋味。而且，因为“赫利孔”出版社创办人维什年科的关系，茨维塔耶娃与爱伦堡渐渐疏远，通信不再，友谊就此中断。茨维塔耶娃写于日的一封信似乎专门在解释为什么会跟爱伦堡“绝交”。
　　（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著
1917年7月，爱伦堡按勃留索夫的劝告，找到了我。于是我认识了这位聪明的作家，他是个气质与我完全相反的人，活动能力很强，性格开朗。
那时，政治流亡者、在外国遇到战争的人、被拘留在那里的人等开始像潮水般地从国外涌回来了。安德烈·别雷从瑞士回来了。爱伦堡也回来了。
爱伦堡对我谈起茨维塔耶娃，赞不绝口，他还把她的诗拿给我看。革命初期，在一次联合晚会上，我出席了属于其他表演者之列的她的朗诵会。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有一年冬天，我受人之托去看过她一趟，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听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回话。那时我还理解不了茨维塔耶娃的作品。
那时，我的听觉已被充斥四周的遁辞饰语和要打破一切习惯用法的口号破坏了。所有正常地说出来的话我全都听不入耳。我常常忘记，除了人们强加在它们身上的那些花哨成分外，语言本身就可以含有一点内容和一点意思。
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写得和谐悦耳、诗意清晰，并且只有优点而无缺陷，正是这些优点成了我接受时的障碍，妨碍我理解它们的实质。我在各方面所追求的并不是实质，而是不相干的尖锐性。
我长期低估茨维塔耶娃，如同按不同方法低估了其他许多人——巴格里茨基爱·巴格里茨基（），俄罗斯诗人。、赫列勃尼科夫维·赫列勃尼科夫（），俄罗斯诗人，未来主义者。、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
我已经说过，在那些不善于有见识地表达思想、把拙口笨舌视为美德和不得已而标新立异的青年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即阿谢耶夫和茨维塔耶娃，会像模像样地讲话，并会用标准的语言与风格写作。
突然，这两个人都放弃了自己的特长。阿谢耶夫被赫列勃尼科夫的榜样所迷惑。茨维塔耶娃则是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不过，在她蜕变之前，我就被原先的、继承传统的茨维塔耶娃征服了。
她的诗必须精读。当我做到这一点之后，我就为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种深不可测的纯洁和力量而发出了一声惊叹。周围从未有过类似的东西。我将紧缩议论。就算我说出来，我也不会觉得亏心的。除了安年斯基和勃洛克，以及有些限度的安德烈·别雷之外，早期的茨维塔耶娃就是所有其他象征主义者都想要当而又当不上的那种人物。在那里，在他们的文字创作在臆造的刻板模式和没有生命的古词语的领域里无力地挣扎的那些地方，茨维塔耶娃已一边轻松地翱翔于真正的创作的种种困难之上，一边以不可比拟的高超技巧闹着玩似的完成它的种种任务。
1922年春，当她已经在国外时，我在莫斯科买了她的一本小小诗集《里程标》。我一下子就被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形式的抒情魅力征服了，这形式是呕心沥血地锤炼出来的，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极其简洁凝练的，不会在个别诗行上读不下去的，而会用自己的循环诗句的发展来不打断节奏地支配诗节的全部连贯性。
这些特点使我感到亲切，也许是因为我们受过相同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在性格形成方面有一致的动力，也许是因为家庭与音乐对我们起了同样的作用，还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出发点、目的和爱好。
我往布拉格给茨维塔耶娃写了一封信，满篇是赞美之词，并因我竟如此之久地忽略她和如此之迟地了解她而感到惊讶。她给我回了信。我们开始通信，到了20年代中期书信来往尤为频繁，那时她的《手艺集》一书问世，莫斯科人也从书目中晓得了她的规模宏伟、内涵博大、新颖夺目、不同凡响的长诗《终结之诗》、《山之诗》和《捕鼠者》。我们成了朋友。
1935年夏天，我到巴黎出席反法西斯大会，当时的我不能自持，近一年的失眠症使我差不多要患上精神病了。我在那儿认识了茨维塔耶娃的儿子、女儿和丈夫，并像爱兄弟一般爱上了这个有魅力的、细心的和坚强的人。
茨维塔耶娃的家属坚决主张让她返回俄罗斯。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都有思乡之情，并都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联盟抱有同情之心；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她在那里听不到读者的反应，会在空虚无聊的状态中闷死的。
茨维塔耶娃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明确的意见。我不知道应当向她提些什么建议，非常害怕她和她那可爱的一家人将会在我国感到难以生存和失去安定。这一家人的总悲剧大大超过了我的担心。
在这篇导引式随笔的开头，在描写童年的那几页里，我提供了真实的场面和情景，记述了真实的事件，可是写到中间，我改为概述，开始局限于白描式地描写人物性格了。这样做是为了简洁。
要是我一件事接一件事和一个情况接一个情况地叙述志向和兴趣把我和茨维塔耶娃连在一起的全过程，我就会远远超出自己的规定的写作范围。我就该将这件事写成整整一部书，因为那时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有喜事也有悲剧，它们总是出人意外地，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使双方都扩大了视野。
在这里，以及在其余的几章里，我将不谈个人的私事，而只讲一些极重要的共同性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是一位怀有男性事业心的女人，办事果断，有战斗精神，性格桀骜不驯。她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一往直前，贪婪地和几乎是凶猛地追求完整性和明确性，并在这一追求中走得很远，超越了众人。
除了已知的为数不多的作品外，她还写了大量的不为我国读者所知的作品，一些气势磅礴的鸿篇巨著，有的是用俄罗斯民间故事的风格写成的，有的是用众所周知的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主题写成的。
它们的发表对祖国的诗歌来说将是一桩大喜事和一个大发现，并马上就会用这件迟到的一次性礼物使祖国的诗歌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
我认为，茨维塔耶娃将会得到最彻底的重新评价和最高的好评。
我们是朋友。我保存过她写给我的近一百封回信。尽管像我早已说过的那样，损失与遗失在我一生中曾占有一定的地位，但还是无法想到这些细心保存的珍贵书信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丢失的。正是过分认真的保管工作毁掉了这些书信。
战争期间，我经常要去看望疏散到外地的家属。斯克里亚宾博物馆有一位工作人员对茨维塔耶娃崇拜得五体投地，她是我的好朋友，建议我把这些信连同我双亲的信和高尔基与罗曼·罗兰的几封信一起交给她保管。她把这些书信都锁在博物馆的保险柜里，却把茨维塔耶娃的信一直留在自己身边，因为她要手不释卷地保管它们，并且不相信防火保险柜的柜壁的牢度。
她全年住在郊外，每天晚上都随身带着一只装有这些书信的手提箱回自己家过夜，第二天早晨再带着它进城上班。那一年冬天，她下班回自己家的别墅时已经筋疲力尽了。离开车站后，走到半路上，在树林里，她忽然想起自己把那只装有书信的手提箱忘在电气火车车厢里了。茨维塔耶娃的信就这样离她而去，不见了。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俄国诗人、作家，代表作有诗集《生活——我的姐妹》，自传体随笔《安全保护证》、《人与事》，小说《日瓦戈医生》，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的关系因为他们二人加上里尔克的通信而蜚声全世界。他们的精神层面的遭遇以及现实层面的相遇都具有戏剧性。1922年6月的一天，茨维塔耶娃的诗集《里程标》辗转寄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手中。受到震撼的帕斯捷尔纳克，满怀兴奋、忘我的心情，好像突然发现了奇迹，他向“高贵的金光四射、举世无双的诗人！”致以骑士般的敬礼，仿佛想以这样的举动抵消深深的遗憾，他后悔前不久在莫斯科竟然忽视并错过了机会，与杰出的作品失之交臂。他后悔没有更早一点发现茨维塔耶娃的诗集，责怪自己“沉溺于小市民最可悲的习气：总觉得书籍想买就买，因而不愿意买书！！！”同一天他把自己的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寄往柏林，并题词：“赠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鲍·帕斯捷尔纳克。22年6月14日。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之间的友谊与爱情就这样开始了，二人热切的书信往来不断，连续多年。茨维塔耶娃6月27日收到这封信，既惊讶，又兴奋，过了两天，她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回忆了在莫斯科与帕斯捷尔纳克几次仓促的会面，还以大艺术家犀利的眼光分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几首抒情诗。茨维塔耶娃收到帕斯捷尔纳克寄来的诗集，如同帕斯捷尔纳克看了《里程标》感到惊喜一样，她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既惊奇又震撼，满怀兴奋地写了一篇评论《光雨》，盛赞帕斯捷尔纳克：“我想，这是出类拔萃的才华，蕴含的实质深刻而全面。可谓天赋奇才，水平罕见，真正的奇迹。”随后，她把《离别集》寄往莫斯科，扉页上写了题词：“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期待会见！”在诗集的最后写了一首诗《对梦诉说》。他们二人的书信在1926年里尔克加入之后，旋律变得更加奇妙昂扬，情感的风暴一次次刮起，将交谈者拖入激情的深渊。三个人的声音彼此呼应。心心相印的爱情，纯洁、崇高与人性。他们三人惺惺相惜——飞翔在自己的天空。因为里尔克1927年的病逝，旋律又回归到以前。茨维塔耶娃期待中的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会面一直延宕到了1935年——帕斯捷尔纳克在巴黎联谊宫大厅参加了保卫文化反法西斯国际作家代表大会。然而，这是一次“难堪的会面”。对于茨维塔耶娃提出的问题——她是不是该回苏联，帕斯捷尔纳克小心翼翼，犹犹豫豫，不置可否，看上去有些胆怯的样子。茨维塔耶娃回国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为她说过情，可收效甚微。茨维塔耶娃自戕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度很内疚，这从他跟阿利娅的通信中能够得知。在自传性随笔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只是写到了革命前，涉及到茨维塔耶娃的文字也不多，按帕斯捷尔纳克自己的说法，“继续写下去，过于艰巨。如果按顺序写，就得写革命时期的岁月、情况、人和命运。本书所收的这篇随笔算是比较集中谈论茨维塔耶娃的，本文节选了前三节。
　　（美）马克·斯洛宁著
1922年夏天，在柏林库达姆大街一家咖啡馆里聚集着许多俄国作家和出版家，萨沙·乔尔内萨沙·乔尔内（），俄罗斯诗人，1920年起侨居国外。介绍我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为了尊重对方，只呼其名字和父名，下文简称玛·伊。相识。我熟悉她的诗，而且我很喜欢她刚刚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离别集》《离别集》于1922年在茨维塔耶娃离开俄罗斯之前，由莫斯科—柏林赫利孔山出版社出版，当时受到斯洛宁、爱伦堡、安德烈·别雷等人的好评…我想谈谈这本诗集，但是玛·伊听说我住在布拉格，便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她是春天从莫斯科来到德国茨维塔耶娃携不满十岁的小女儿阿里阿德娜（阿利娅）于日抵达柏林，在这里逗留了两个半月，于同年8月1日移居布拉格。的，她丈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原是白军军官，邓尼金和弗兰格尔部队溃败后，流落到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就读于查理大学，她与丈夫已经几年没见面了，他们打算在布拉格安身。
她说话声音不大，很快，但是清楚，两只灰绿色的大眼睛低垂着，不看对方。有时候她昂起头来，这时候她那轻柔的金色的头发飘动着，她理的是儿童的发式，刘海儿遮着前额。她的有力量的手腕上的银手镯每动一下都在叮当作响，几只戴着戒指——也是银的——的粗大的手指攥着很长的木制烟嘴儿——她不断地吸烟。长长的颈项上一颗硕大的脑袋，宽宽的肩膀，纤细的、匀称的身材的某种端庄的姿态以及她整个的气质给人一种有力而又轻盈、执著而又稳重的印象。她握手像男人一样有力量。
我们在咖啡馆里坐了很久。玛·伊讲述了年她带着两个女儿住在莫斯科的阁楼里的饥馑的生活。一个女儿大概死于饥饿茨维塔耶娃的小女儿伊琳娜，日生于莫斯科，日死于昆采沃儿童寄养院。，另一个女儿——阿里阿德娜（大家都叫她阿利娅）她带出国来了。当时我听她说，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到她家，——后来她猜出来了，是个小偷儿。她由于近视起初以为他是某一个不太有名的诗人——有许多诗人常来找她——，便热情地款待他喝胡萝卜茶。他感到莫名其妙，拒绝了这种寒酸的招待，打量了一下四周，估计了一下这个简陋的家境，在桌子上留下几个卢布便溜之大吉了。这个趣闻是由谢·沃尔康斯基公爵在他的献词《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中转述的，这个献词是他的作品《日常生活与生存》的开场白。玛·伊带着一种幽默的语调回忆起这件事，还回忆起多亏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彼得·科甘彼得·谢苗诺维奇·科甘（），苏联文艺理论家。，她在1921年终于得到了一份作家的口粮，她微微一笑，这一笑使她的较大的、线条分明的嘴角向上翘起。
我当时担任布拉格《俄罗斯意志》文学编辑。起初它是一份日报，后来改为周报，我们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把它改为月刊。我请茨维塔耶娃供给我们诗稿，并且在抵达布拉格以后光临我们设在市中心煤炭市场的编辑部。她对我们的地址的捷克语发音——УхельниТрх——很感兴趣，后来她常常以一种调皮的玩笑问我：“喂，你们那里的煤炭市场或者政治集市怎么样？”当玛·伊听说我们编辑部处在18世纪的带有大门、拱顶和交岔路口的游廊，而且占据着传说1787年莫扎特在一间阳台朝向内院的房间谱写了他的《堂·璜》的宅邸的时候，便一本正经地说：“这样说来，我答应向你们供稿。”我提醒她说，我们的杂志是有政治倾向的——我们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刊物。她连珠炮似的回答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懂政治，当然啦，莫扎特比我高明。”我直到现在深信，正是莫扎特影响了她的决定。
1922年秋天，茨维塔耶娃移居布拉格以后，起初同丈夫和女儿一起住在乡村，仿佛是莫科罗普瑟，后来住在市郊丘陵地带的斯米霍沃。11月她来到了编辑部，带来了一首《我的所有的河流的宽阔的河床》这首诗是献给爱伦堡（）的十一首组诗《雪堆》之一，爱伦堡在1960年出版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第二部中有一章回忆了茨维塔耶娃。——在《俄罗斯意志》上发表的第一首诗，并且认识了我的同仁弗拉季米尔·伊万诺维奇·列别杰夫、叶夫谢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林斯基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苏霍姆林。前两位50年代在纽约逝世，第三位返回苏联后，迟十年死于莫斯科。
简短地谈完正事以后，我同玛·伊去伏尔塔瓦河大桥旁边，市立剧院对面的斯拉维亚咖啡馆，我们在那里坐了足足有两个小时，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我当时正在为柏林涅瓦出版社将要出版的卡桑诺瓦乔万尼·贾科莫·卡桑诺瓦（），意大利作家，著有十二卷的《回忆录》（），记述了同代人的习俗以及许多冒险性的传奇故事。茨维塔耶娃曾以他为题材写过诗剧。的回忆录第一卷写序（第一卷于1923年问世，而第二卷一直未能出版，涅瓦出版社如同当年大多数俄国文学企业一样由于奖金短缺而关闭）。玛·伊在年间，在柏林，除《离别集》以外，还得以出版了《普绪刻》、《献给勃洛克的诗》、诗集《手艺集》以及童话长诗《少女沙皇》《普绪刻》，柏林，格热宾出版社，1923年；《献给勃洛克的诗》，柏林，星火出版社，1922年；《手艺集》，莫斯科—柏林，赫利孔山出版社，1923年；《少女沙皇》，童话诗，圣彼得堡—柏林，时代出版社，1922年。第二版——第一版是在莫斯科出版的。
我感到吃惊的是，玛·伊不仅对卡桑诺瓦了如指掌，并且为这个热情洋溢的情人和冒险家所倾倒，而且还以他为题材写了几部诗剧。我们即刻说定，她为《俄罗斯意志》写一部《传奇》——以贾科莫·卡桑诺瓦，辛加尔的骑士的《我的生平》的第四卷的材料为基础写一部五幕诗剧。此外，她答应把在莫斯科出版的有所歪曲的《卡桑诺瓦的末日》加以补充并稍作修改后给我们发表，并且更名《火凤凰》。《传奇》发表于《俄罗斯意志》1923年第18、19期上，《火凤凰》在该刊1924年第8—9期上。茨维塔耶娃在1922年自传中谈及1921年莫斯科星座出版社出版的《卡桑诺瓦的末日》时说：“最近的一部东西我认为是一部已发表的草稿，因为星座出版社没有把校样给我看。有些遗漏使原义含混不清，还有错字。插图也未经我认可。”因为《传奇》的题词，我们俩立刻发生了争执。玛·伊把它译成“你也会把享里埃塔忘掉”，而我译为“你同样也会把享里埃塔忘掉”。卡桑诺瓦的恋人，亨里埃塔用钻石把这句话刻在了他们彼此热恋时住过的饭店的玻璃窗上，——过了十五年以后，他在这扇玻璃窗上发现了它，于是痛哭流涕，因为预言应验了。我感到震惊，玛·伊怀着何等的热情坚持自己的译文并且援引了最最出乎意外的论据。“这不过是一桩小事，”我试图使她打住。“一桩小事？”她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咝咝声问道，仿佛我亵渎了神灵一样，“选择词汇是最重要的。”此后我多次注意到，只要一谈起个别词的准确性，较少使用的短语或者有节奏的转调的正当性，玛·伊的平静和耐性立刻便消失了，于是她成了一名准备消灭对手的好战的女性。对于她来说，约翰福音的第一行诗是神圣的：“道“道”的俄文是CЛOBo，即语言之意。，是在万有之先，就有了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记得1929年在默登法国巴黎郊区，茨维塔耶娃曾在那里居住。的那场战斗，玛·伊给我朗诵《空气之诗》《空气之诗》写于1927年5月，发表于《俄罗斯意志》1930年第1期。——她的词藻最华丽的一部作品，有许多词语组合，大多是由动词派生出来的形容词。诗里有这样一些诗句：啊，空气真是湿漉漉，湿漉漉！比穿过燕麦田的猎狗还要湿漉漉，可空气滑溜溜！
狗毛——可空气拂拂！
我清楚地知道，玛·伊的“湿漉”（流淌—暴雨）或者“拂拂”（吹拂）她是由什么词根变化而来的，但是我禁不住地指出，这个词对于彼得堡人来讲，听起来有两种意思——要知道，他们会把它当作“扇”的第二格——像人们称呼谢肉节期间在首都不干正当的勾当的芬兰车夫和爱沙尼亚人那样。因为去掉“ять”，“вейκa”（加e）和“веять”（首先加ять）两个词之间便失去了区别。于是我对“狗毛——可空气拂拂”这句诗不太欣赏。玛·伊义正辞严地反驳说，决不能因为存在次要的地方的语言而加以更动，而且她趁机再次攻击新的正字法。她起初对于新的正字法深恶痛绝，后来不屑一顾地不喜欢，直到1925年才不得已地与它调和了。但是，例如，像她所说的新的历法，无论如何她也不能接受。
那些责备茨维塔耶娃在写诗方面狂暴，在语言方面恣意妄为的人，大概不曾怀疑，她对自己的诗下了多大的功夫，她细心地筛选整段的诗以及单独的语句，多次反复推敲改写。她不止一次地重复说，她喜欢“咀嚼单词，挖出它的内核，找到它的根”，她非常重视手艺，难怪给她的一本诗集命名为《手艺集》。她笔下的一切都经过仔细打量和检验——就连散文也不例外。我保存了她的一本把帕斯捷尔纳克与马雅可夫斯基加以比较的草稿的厚厚的笔记本《时代和当代俄罗斯的抒情诗。马雅可夫斯基与帕斯捷尔纳克》一文发表在巴黎《新城堡》杂志1933年第6—7期上。，其中有大量的对原稿的更改和各种方案，以及如她所写的那样，“清稿的试验”。同一笔记本里她对法文的《致阿玛宗女人的信》《致阿玛宗女人的信》是写给纳塔利·巴尔尼的，在纪廉·利蒙特的努力下，在法国得以出版，出版社将它更名为Marina Zvétаieva.Mon frère féminin.Lettre?I?Amazone.Pаris，Mercore de france，1979。的写作也是很有趣的。总的来说，在她的创作中，恰恰是诗歌的内心激昂和旋风般的结构同形式的技巧和把握，风暴同加工精细的这种结合，使人叹服。当我上面提到的短诗《我的所有的河流的宽阔的河床》发表时，我发现，事实上她的诗歌的河床是很深的，但是它却在狭窄的山岩中间通过，于是她急忙地援引泰奥菲尔·戈蒂埃泰·戈蒂埃（），法国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句：。…pour marcher droit tu chausses，Muse，un cothurneétroit.“想要大步流星，缪斯啊，你却穿着小鞋。”
从1922年到1925年末，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同玛·伊时常会面，一连几个小时谈话，散步，很快我们便亲近了。文学方面的一致，很快变成了个人的友谊。这种友谊持续了十七年之久，它不平坦而且复杂——有争执，有和解，有起有伏。有一点我是始终不渝的：我认为她是一位大诗人，非凡的诗人，与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并驾齐驱，而且早在1925年我就曾经写过，在侨民当中只有霍达谢维奇弗·霍达谢维奇（），俄罗斯诗人。能与她相媲美。斯洛宁的文章题名为“侨民文学”，发表于《俄罗斯意志》1925年第2期。我直到现在依然坚持这样的意见。
玛·伊的性格中的许多东西以及她作为一个人的某些特点，从她的断断续续的讲述她的童年之中，渐渐地为我所了解。她很少讲起她父亲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伊·弗·茨维塔耶夫（），俄罗斯学者，古希腊史、金石学史和艺术史专家，莫斯科美术博物馆创始人和第一任馆长，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但是她尊敬他，给予他很高评价：他是弗拉基米尔省舒亚附近德罗兹多沃村一个贫寒的神甫的儿子，靠着顽强努力获得了“高级的职位”。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语文学家和艺术史家，曾经担任过鲁勉采夫博物馆馆长，还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美术博物馆（现为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的创始人。玛·伊说，她从他那里继承了对所热爱的事业的顽强的精神和忘我的忠诚。他完全沉浸在他的事业中，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子女——第一个妻子的两个孩子和再婚的两个孩子玛丽娜（1892年出生）和阿纳斯塔西娅（1894年出生）。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著名历史学家德·伊洛瓦伊斯基德·伊·伊洛瓦伊斯基（），俄国保皇派历史学家、政论家。的女儿，于1890年逝世。
　　每当我问起父亲对她有何影响的时候，玛·伊立刻便改变话题，回忆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梅因。她出身于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化的德国人的殷实的家庭，一半波兰血统的女人，她具有高度文化素养，是一位有才华的钢琴家，安东·鲁宾施泰因安·格·鲁宾施泰因（），俄罗斯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根据其他资料，玛·梅因是鲁宾施泰因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她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遵从父亲和亲戚之命而出嫁的。玛·伊常常谈起自己，说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三种血统，还从他们那里继承了对莫斯科的热爱，波兰人的尊严和对德意志的依恋。在谈到这个话题之时，她表白是母亲向她敞开了大自然、音乐和诗歌。然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却对女儿持以冷漠的态度，对于她的爱慕报以节制的反应，总是想方设法压制玛丽娜的想象，使她的高昂的激情不要超越范围。玛·伊玩笑地讲到，母亲企图让小女儿指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即玛丽娜的妹妹。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或者使她养成具有尊敬长者和待人接物的礼貌这样一些品格，却没有成功（少女时代的玛丽娜因为举止失礼而被冯—杰尔维兹中学除名，她只好师从阿尔费罗娃，十八岁才结束学业）。但是她六七岁时刚一学会识字和识谱，便开始阅读普希金的作品，听贝多芬的奏鸣曲。对于她来讲，有点儿孩子气的爱好的阶段很早便开始了——萨拉·伯恩哈特萨拉·伯恩哈特（），法国女演员。曾领导萨拉·伯恩哈特剧院，在雨果、小仲马和罗斯丹的戏剧中扮演过角色。、拿破仑、罗斯丹埃特蒙·罗斯丹（），法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罗斯丹以他的描写拿破仑的不幸的儿子赖希施塔特公爵的剧作《雏鹰》而使她着迷，玛·伊在青年时代便将这个剧本译成了俄文。因为罗斯丹，我们俩争吵起来：我持怀疑的态度谈起罗斯丹，我认为对他的喜爱差不多可说是庸俗趣味的表现，而玛·伊以浪漫主义态度赞赏他，并且指责我在文学方面假斯文。
由于母亲的缘故，玛·伊精通法文和德文，是家庭女教师在她童年时代教授她的。后来她在洛桑洛桑在瑞士。和黑林黑林在德国西南部。的寄宿学校差不多度过了两年（），而十六岁时，与妹妹一起，在巴黎大学听课。据其他资料，玛·伊在洛桑和黑林寄宿学校时与妹妹在一起，去巴黎大学听课是只身前往的。母亲的严格的、有点拘礼的教育在玛·伊身上终生留有烙印，在参加社交的举止中表现出是一位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姐的身份，但是我觉得她缺乏母亲的温柔和爱，这由下面的情况便可以得到解释，她总是寻求女性的友谊，例如，她在她的年纪较大的捷克女作家安娜·捷斯科娃安娜·安东诺夫娜·捷斯科娃（），捷克女作家、翻译家。茨维塔耶娃看来是在1922年末到1923年初于布拉格与她相识的。捷斯科娃是保守的捷俄团结文化慈善协会组织者之一。20年代该协会经常组织文学和音乐晚会，她们便是在这样一次晚会上相识的，很快结成了友谊，持续多年。捷克曾出版过一本茨维塔耶娃致捷斯科娃书信集，内有大量有关茨维塔耶娃生平和创作的资料。身上明显地注重的正是母性的温暖和关怀。这一友谊对她来讲成了替代和补偿。
母亲于1906年死于肺结核，因而从这时候起，十四岁的玛丽娜便成了一个孤僻的孩子，一般来说，随心所欲。十八岁那年，她背着父亲和家人，偷偷地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黄昏纪念册》，此后过了一年又出版了《神灯》。1912年她嫁给了谢尔盖·埃夫伦——她二十，他十九。我清楚地记得，玛·伊对我说过：“1913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阿利娅诞生茨维塔耶娃又在杜撰：阿利娅生于1912年，不是1913年。，父亲逝世，还有我的诗集《两本诗的选集》出版《两本诗的选集》是《黄昏纪念册》和《神灯》两本诗集的选本…封面是由阿霞·屠格涅娃，安德烈·别雷安德烈·别雷（），俄罗斯作家，象征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妻子设计的。”在这些年代里，玛·伊结交了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马·沃洛申（），俄罗斯诗人、水彩画家。是他在茨维塔耶娃第一本诗集出版后立即给予好评的。、库兹明米·阿·库兹明（），俄罗斯作家，起初与象征派接近，后与阿克梅派接近。以及别的诗人，进入了莫斯科的文学界和戏剧界。尽管她与杰出的象征派诗人们接近，崇拜勃洛克，但却不曾与他们建立关系。阿克梅派的诗人们同样也没有把她征服，虽然她非常喜欢阿赫马托娃，常常与曼德尔施塔姆奥·埃·曼德尔施塔姆（），俄罗斯诗人，阿克梅派代表人物之一。30年代曾两次被逮捕，死于非命。近年来被恢复名誉。见面并且建立了友情。从她的讲述中可以判断出，曼德尔施塔姆对她不是无动于衷的（参见经我手在1964年第11期Oxford Slavonic Papers《牛津大学斯拉夫文献》。上发表的《一首献诗的经过》）。未来主义派诗人们，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和赫列勃尼科夫，曾引起她的兴趣，但是她与他们是疏远的。1918年在她丈夫去顿河以后，她独自生活在莫斯科，处境艰难，这种处境由于她公开赞颂白军运动而加重。本文作者当时并不在苏联，据国内资料，茨维塔耶娃不曾公开赞颂白军运动。
1922年末，尤其是1923年，我同玛·伊说，我们的友谊是在路上结下的。我们一边在街上或花园里漫步，一边聊天儿，而且一成不变地在咖啡馆里结束了我们的散步。玛·伊仿佛同安娜·捷斯科娃说过，因为我的缘故，她熟悉布拉格的数十家咖啡馆。但是她同样也熟悉了布拉格。我过去非常喜欢，现在依然喜欢这座辉煌的，多少有些悲惨的城市，我曾经陪着玛·伊走过成为大学的克力门特大厦克力门特大厦原为17世纪中叶耶稣会一所大学的所在地，现为捷克民族和科学图书馆。周围的小巷，走过有着城堡和传说的“小城”，走过有着矮小房屋的狭窄的皇冠街，传说16和17世纪这里居住过炼金术士和星占家，路过洛甫科维茨和华伦斯泰华伦斯泰（），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出身捷克贵族。的壮丽辉煌的城堡，这些城堡的崇高的文艺复兴风格变成了巴罗克风格。玛·伊尤其感兴趣的是犹太人的公墓以及乱放在茂盛的草丛中的墓碑，还有查理大桥边的水鬼。桥头的一只石牛旁边，在一个狭窄的底座上立着一个手举利剑的骑士的塑像。骑士的脸部表情威严，身躯端庄，头盔下面露出光亮的卷发，春天的季节，无论是头盔还是利剑都覆盖着四处伸延的树叶，鸟儿在骑士的肘部弯曲处筑起了鸟巢。不知道这个河水的保护者是什么人——是罗兰罗兰（？—778），法兰克王国的封疆伯，曾随查理大帝778年出征西班牙。史诗《罗兰之歌》的主人公。
布龙茨维克系指国王普舍美斯二世，曾为巩固捷克王国做出很大贡献…
玛·伊因为骑士，因为寂静，因为荒芜的水鬼而十分激动，于是在我们散步后过了两天，她给我寄来了她的《布拉格骑士》，这首诗收进了她的所有的诗集：骑士啊，守护着大河的骑士——
脸色苍白的哨兵，保卫着时代的波涛汹湧。
关于骑士，她问过所有的人，并且想以18世纪的布拉格为背景写一部关于他的中篇小说。我觉得，她从他身上看到了与丈夫的相似之处这是本文作者的感觉，而茨维塔耶娃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她所以对这个骑士感兴趣，是因为他长得与她相像。——同样的窄长的古代人的脸，同样的为了正义的事业而拔出剑的军人的姿态。这一切与玛·伊当时在她的“创造的”白军运动的“神话”中的情绪相符合。
玛·伊总是非常喜欢散步——她的步履轻盈而矫健，她能够走起路来而不觉疲倦，无怪乎后来写了《步行颂》（1931年曾被《当代纪事》拒绝刊登）。如她所说的，把“游荡”和“漫步”两个字结合起来，在我们漫游的时候，唯一使她不满意的是穿过街道。她对汽车怕得要命，一旦离开人行道走到马路上，她便痉挛地抓住我的袖子，像开玩笑似的，枉费心机地感到恐惧，悄声说：“亲爱的，请停一下，那个可恶的东西马上就冲着咱们开过来了，说话就会把我们轧死的”，而且只要没有走到没有危险的对面，她就不会放下心来。
在从捷克移居法国以后，玛·伊发现，她深深地爱着布拉格，甚至对它还创造了某种神话。这个神话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因素。最使她感兴趣的是这座都市的精神，它的充满浪漫气息的往昔，以及与这座城市血肉相连的感情——在这里度过了她的侨民生活的最光辉的岁月，这些岁月充满了痛苦和欢乐，充满了诗歌的繁荣和创作的希望。在这里创作了她的优秀的作品——《山之诗》、《终结之诗》、《捕鼠者》、《树木》、《房间的尝试》、《楼梯》本文此处有误，《房间的尝试》、《楼梯》写于1926年，当时诗人已在法国。、《地板打蜡女工》和许多美妙的抒情诗。后来，当她住在巴黎郊区的时候，她深有感触地回忆起她在捷克乡村或斯米霍沃丘陵的更为简陋的住宅，并且急切地向往布拉格，犹如向往某一处乐土一般。她在法国侨居的十三年之中，写信或谈话之中经常提到要前往布拉格，哪怕是两个星期也成，因而这个动人的希望变成了她的萦怀的理想。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每当在巴黎同我见面时，她都要征求我的意见，怎样在布拉格举办她的朗诵会，想以此赚点儿路费。我每次到捷克时，都要同玛·伊的忠实的朋友安娜·捷斯科娃（玛·伊不止一次给她写信谈到此事）交换意见，但是我们俩都清楚地明白整个的困难，准确地说，这种事是办不成的。我有一种印象，就是聪明而又审慎的捷斯科娃知道玛·伊善于创造神话，虽然自己对此深信不疑，但却担心布拉格之行不会给玛·伊带来欢乐，而是失望。
在玛·伊对捷克的眷恋之中，除了纯属个人的心灵以及——如她本人会补充的——精神的感受以外，《俄罗斯意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她不仅把这家杂志看作是物质方面的支持，而且也是文学方面的支持。《当代纪事》和《最新消息报》两家报刊不理解她，也不喜欢她的诗，她的作品被他们无情地删节，“编辑加工”，并且遭到荒谬的审查；而我与他们完全不同，无论是玛·伊的诗歌，还是散文，我在发表时，只字不动，只关心排字工人别把“Cиpocть”（孤苦伶仃）排成“Cыpocть”（潮湿）短诗《工厂的工人们》（之一）中的一行诗有“Cиpocть”这个词，常被误排为“Cыpocть”…玛·伊不喜欢感激而且也不会表示感激。1925年当《俄罗斯意志》编辑部给她新生的婴儿送去一辆小推车时，她请捷斯科娃把我引开，之后才表示对礼物赞美，“我不会当面感谢，”玛·伊写道。但是就连她也曾公开地表白过，有很多事要感激《俄罗斯意志》的。直到现在，她在侨民时期最长的和最重要的长诗《捕鼠者》的全文只在《俄罗斯意志》上刊登过（莫斯科1965年的一卷本《作品选》中，《捕鼠者》收入时作了删节）。《捕鼠者》全文有德俄文对照本，另有美国纽约1983年五卷本《茨维塔耶娃诗集》第四卷中所收的根据作者最后审定的、巴塞尔大学档案馆珍藏的校样排印的全文本。这本杂志还发表过不少组诗和长诗《树木》、《西彼拉》、《小红牛》、《空气之诗》、《楼梯之诗》、《房间的尝试》、《致马雅可夫斯基》（这首诗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西伯利亚》，许多抒情诗，还有散文《人间的特征》、《劳动英雄》（关于勃留索夫）、《车厢中的十月》、《你的死》（关于里尔克莱纳·马利亚·里尔克（），奥地利诗人。茨维塔耶娃于1926年经帕斯捷尔纳克介绍，以通信方式与里尔克相识，里尔克于同年末溘然逝世，使他们失掉了见面的机会。茨维塔耶娃的长诗《房间的尝试》（1926）是献给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为里尔克之死，茨维塔耶娃还写过一篇随笔《你的死》（1927）。她还有一首安魂曲《新年书简》，也是纪念里尔克之死的。里尔克也曾写过一首《哀歌》（1926.7）献给茨维塔耶娃。）、《关于贡恰罗娃》、《致里尔克书简》、《诗人与时代》以及上面已经提到的两部诗剧《传奇》和《火凤凰》（《卡桑诺瓦的末日》）。
　　玛·伊并不知道，我把她推荐给《俄罗斯意志》并将她定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并非轻而易举的。作为文学部的编辑，我有选择稿件的自由，但是我却不止一次地遭到被我们称为我们周围的人们的那些人的攻击。玛·伊的诗歌的非同凡响引起了许多朋友——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以及甚至《俄罗斯意志》的同仁们的不理解和不满。我尤其是受到著名的老民粹派叶戈尔·叶戈罗维奇·拉扎列夫的责难。他虽然只在形式上是杂志的出版者，一般不干涉编辑方针，但是如果我们发表的东西触及他的痛处，他会毫不掩饰自己的意见和情感。他还是在农奴制时代出生的，他只是马马虎虎受了点教育，却成了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因为他接受的是七十年代的人的教育，在文学方面只注重经典作家、现实主义和思想性。他读过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尤其是读过《人间的特征》这些诗当时还不存在。茨维塔耶娃曾想以“人间的特征”为名，出版一本她在年间的日记和札记的集子，但未实现。这个题名是茨维塔耶娃于1940年编选诗集时，为1922年写的八首组诗定的，其中五首收进了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茨维塔耶娃作品选》；显然，《人间的特征》组诗题名斯洛宁是从这个版本中摘取的。和《地板打蜡女工》以后，来到了编辑部，在我对面坐下，摊开两只手，抖动着胡子，用老年人的带鼻音的声音唠叨着：“我读过了，一点儿也没懂，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这个姓氏俄文词根是“花儿”之意。，可我什么花儿也没看到。”
有一次由于他的怪罪和嘲笑，他使我失去了镇静，于是我忘掉了我们的长幼之分，激昂地喊道：“您根本就不会读这些诗！”善良的叶戈尔·叶戈雷奇起初有些慌张，后来带着微笑低声地说：“瞧吧，直到现在还以为是个有文化的人呐！”我解释说，读茨维塔耶娃的诗应当读出声来，悠缓地，分清音节，根据每一首作品的节律而使声音和韵脚突出、着重、平缓，——只有这样才能容易感受她的诗歌。编辑部在座的人都聚拢一起听我朗诵的表演，而当我结束的时候，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叹了一口气说：“看来，这样就清楚多了，不过，反正你们青年人只喜欢新东西，可我不是裁判。”
另外的一些难处是政治方面的。玛·伊被认为是“白色希望的诗人”，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从前的军官们，反复地念着她那首广为流传的《新年之夜》（1922）铿锵有力的诗句，这首诗提议举杯：为了可尊敬的衣衫褴褛的人，为了塔曼，为了库班，为了我们的俄罗斯顿河——古老信徒派的约旦，酒杯和酒杯**！
她的别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但是却认为她不该在社会革命党人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而社会革命党人感到惊异，为什么《俄罗斯意志》一期接着一期刊登她的东西，他们暗示我说，似乎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的机关刊物的版面上不该给她提供地盘。我立刻发起脾气来，说他们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宗派主义者，沾染上布尔什维克教条的书呆子。幸运的是，我的一些同仁，特别是弗·伊·列别杰夫和叶·亚·斯塔林斯基支持我，他们同情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作家身上以及新的艺术流派上。我们乐于发表扎伊采夫、穆拉托夫、奥索尔金的作品，霍达谢维奇和什克洛夫斯基的评论文章，安德烈·别雷的游记，但是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文学青年。我们“发现了”波普拉夫斯基和加兹达诺夫，给其他的侨居巴黎的诗人和小说家提供了不少版面，吸引那些还不太成熟的侨居布拉格的人，诸如A.艾斯纳、B.列别杰夫、H.叶列涅夫、B.费奥多罗夫、H.安德烈耶夫、X.克罗特科夫、C.拉法尔斯基、T.霍赫洛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为刊物供稿，不问他们政治倾向如何。他们大家都来出席编辑部举办的文学茶座，——而当玛·伊来到这里时，她立刻便感觉到友善和爱戴的气氛。而这种茶座她感到非常需要，这是学术性的圈子；而作家的圈子，也许奇里科夫一家除外，却对她很谨慎，有时甚至怀着某种敌意，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认为她是一位大诗人。
1923年到1925年间，玛·伊常到编辑部来，在这里认识了拉扎列夫。他很喜欢她，他以他平时的派头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怪不得您写白军呢，莫不是将军的女儿。”“是啊，”玛丽娜回答说，“不过将军在十二岁以前却光着脚走路诗人这里说的是她父亲伊万·茨维塔耶夫幼年时家境贫寒，没有鞋穿。，也像您的童年一样，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在接下去的谈话当中，有一个人提到了一个布拉格的女侨民，挥金如土，行为古怪，不知自己如何是好。我们没有答话。“我喜欢富人，”玛·伊突然说道，顺手又拿起一支烟，“我可怜他们。”过了几天，她给我寄来了她那首辛辣讽刺的《富人颂》。记得还有一回她对同一个叶戈尔·叶戈罗维奇说，她不喜欢“白色的桌布”。在巴黎她曾说，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像在妇女的茶会、招待会和宴请上那样感到难受和不舒服。不过，在那些地方，也许是由于意识到自己贫穷，服装远非入时，自己的生活处境简陋，近乎贫困，同俄国资产阶级侨民的环境完全不相协调而感到难堪。
布拉格最大的一家俄国人办的杂志为玛·伊提供版面这件事，对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许使她感到更为珍贵的是能够充分地发言。后来，每当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她在巴黎侨民的最有影响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作品受到阻挠而感到屈辱时，她都提到这件事。她说，《当代纪事》和《最新消息报》能够“容忍”我，但是不喜欢我，不喜欢作为一个诗人的我。《俄罗斯意志》对她的诗歌很重视，早在我们个人结识之前我就曾给予她很高评价。还是在1922年的时候，我就曾经指出《离别集》的意义，是她创作中的新阶段，指出她的“英雄气概的理想主义，对自己的使命的意识和对命运的感知”，认为她是“俄罗斯优秀的女诗人之一”。两年之后，我把她的名字与阿赫马托娃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我想补充一句，在“布拉格阶段”的时期里，以及后来，直到1932年，《俄罗斯意志》的稿酬是玛·伊作为作家的主要收入。虽然她不重视金钱，也不善于理财，但是她知道，《俄罗斯意志》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从未拒绝给予她帮助。在她生计所有最困难时刻，只要她找到我，都会给她预支，或者为她延长由捷克寄往巴黎的作家资助金期限而奔走。
在布拉格感受到的好的和坏的，后来汇合起来成了玛·伊顽强地生存的某种象征。她对康士坦丁·罗泽维奇康·博·罗泽维奇（），曾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先在红军，后被白军俘虏，年与谢·埃夫伦同在捷克查理大学学习，1926年迁居巴黎，加入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1960年将他珍藏的茨维塔耶娃的手稿、书信和书籍移交给阿·埃夫伦的档案库，现存于俄罗斯国立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茨维塔耶娃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两部长诗是以罗泽维奇为主人公的。罗泽维奇拒绝写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也拒绝发表谈话。阿·埃夫伦的回忆录说，罗泽维奇是一个有魅力的、勇敢的、悲剧性的人物，而本文作者斯洛宁对他却有不同的印象。的迷恋在这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见过他两次，他给我的印象是不无幽默感的，有点儿滑头滑脑，相当枯燥乏味，才智平平。他的某些同学，例如H.叶列涅夫指责他为人虚伪和世故，对他持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根据玛·伊的个别意见——她不喜欢谈论他——我得出一个印象，他被玛丽娜的冲击到他身上来的不能遏制的浪潮惊呆了，于是逃离开暴风骤雨和电闪雷鸣，躲到平静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体面的婚姻的避风港去了。玛丽娜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尤其是在她的神话创造开始的时候。她使他们的爱情达到高峰的企图破灭了，为此她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一点她在1924年创作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里谈到过。头一部长诗中的开始第一行“痛苦本是从山起源”，便准确地传达了这件事。
正如玛·伊常常发生这种事情那样，她迷恋的不是实际存在的罗泽维奇，而是她自己想象中的他——是她个人的反映和幻想。这并不是普通的斯丹达尔式的“结晶”。她以自己易于激动和夸大的本领，创造了具有非现实的规模和巨大的力量的、想象出来的形象和感情。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把这种倾向称作“巨人症”，因此她很长时间不能原谅我这一用她的话来说轻浮的表达法。然而恰恰由于她的这种特点，与同代人相处，对她来讲往往变为失败和失望。
我不知道玛·伊在写“青春时代的诗”那个时期是怎么样的，她是不是当真像她自己表达的那样，“犹如现在和过去作孽一样，我将来还要作孽多端：/怀着激情，用上帝赋予我的所有的五种感官！”引自“我没有遵守戒条，没有去赴圣餐……”（1915）。但是在国外侨居年代里，她的所有的爱恋在我看来都是诗的虚构，是“沉湎的思想的激动”。
1924年我居住在捷伊维茨街区一幢不大的住宅里，与列别杰夫一家毗邻，玛·伊常到我家来。有一次她给我朗诵完《终结之诗》以后说，如果感情枯竭了，伤口还没有愈合，还在灼痛，但是血已经凝固了，干了——于是这时候便开始痛恨自己再一次轻信受骗，因此想毁掉你所创造的偶像，从而既惩罚了自己，也惩罚了他。我后来明白了，玛·伊在对待她的各种各样的熟人的关系方面，经历了赞美，几乎是神化，而然后是愤然否定，敌视，嘲笑，甚至报复这样一个过程。只有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位诗人例外。玛·伊曾与里尔克有过书信往来，他曾将他的《杜伊诺哀歌》之中的一首献给她本文作者说得不完全准确：里尔克献给茨维塔耶娃的哀歌属于《杜伊诺哀歌》，但是没有收进单行本。，但是他们从未谋面。她写过许多关于他的文章。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玛·伊是1922年在柏林“发现”的，颇为赞赏，而他在同一个时候在莫斯科读到了她的《里程碑》，为她的才华所折服。他们的书信友谊就这样开始了。玛·伊常说，人都对别人的东西感兴趣，可是却爱自己的东西，而从帕斯捷尔纳克身上——感受到的是自己的灵魂，他与她是“势均力敌的”。她为了纪念帕斯捷尔纳克，想给她的在1925年2月出生的儿子起名叫鲍里斯，但是她丈夫说服了她，给孩子起名叫格奥尔吉。后来玛·伊断定，在她与《生活——我的姐妹》《生活——我的姐妹》是帕斯捷尔纳克1922年出版的一本诗集。的作者之间的生活方面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但是依然继续从远方对他表示崇拜。1935年6月在巴黎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她在回廊里同突然到来的帕斯捷尔纳克见了面，聊了聊。当我问到她这次会面的情况时，她怀着我永远也忘不了的痛苦说道“这‘不是会见’”，话未说完，她突然重复了一下她给勃洛克的诗的最后一段：然而我的河流与你的河流，然而我的手臂与你的手臂难以汇合……引自组诗《献给勃洛克的诗》之一“在我的莫斯科——圆顶在闪烁……”
但是她在友谊中的腾飞与失败，犹如她对人们、对书籍、对城市的赞美和排斥、爱恋和厌恶之中的腾飞和失败一样，都是来自她本能的浪漫主义。
人间的乏味的歌曲和上天的声音之间的脱节，松树对想象中的不是此地的棕榈的怀恋，乃是作为心理范畴的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种心理范畴在各个时代始终不渝地存在着，而且依照一定时代的命令在各个时代采取不同的形式。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西方作为文学运动的浪漫主义，便是这样的历史的体现之一。这种浪漫主义得到了发展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创立了自己的风格和美学理论，在它身上体现了一种由法国大革命而引发出来的暴动的能量，这一革命的理想和忧伤、胜利和失败。
茨维塔耶娃生就一个浪漫主义者，她的浪漫主义是天生的，她高声地肯定它。因此许多人指责她近乎是在做戏，是矫揉造作——但是那些深知她的人都清楚地认为她的激情、她的叛逆、她被人们不正确地称为“狂暴”的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她自己给自己下了正确的定义：我作为一个诗人和头生子在这世上如何是好，这里最最黑暗——阴云密布！
这里像装在热水瓶里一样保护灵感！
带着世界上这种无限大的尺度？！引自组诗《诗人们》之一“我作为一个盲人和养子在这世上如何是好……”（）
　　上帝创造的她就是这样的，她看到的和接受的自己也是这样的。她摈弃日常的现实生活，而且非常真诚地承认：“我不喜欢如是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它开始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艺术中才具有意义和重量。如果把我送到彼岸，送到天堂去但却禁止写作，我会拒绝彼岸和天堂。物品我自然是不需要的。”她的经常性的自我肯定（某些人认为这是缺乏谦虚），她的骄傲以及她谈到自己的贫穷、屈辱和日常生活的困难时所流露的那种使人难堪的坦率，同样不合许多人的心意。事实上，这是诗人在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方面，在对来自上帝——来自天生——来自命运的才能方面的坚定的信心。她经常反复说，如果一位美人儿摆出一副姿态，仿佛她对自己的姿色并不怀疑，那么她不是愚蠢就是虚伪地卖弄风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是对的，而不是罪过。她常对我说，她经常发现，普希金和歌德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以及由于这种意识带来的欢乐。她不是要标新立异，她是有独创性的，从而吓跑了那些有时隐藏在伪古典主义面具后面的蠢材、伪君子和清教徒式的谦谦君子。他们认为对于大诗人具有典型性的自我中心主义是自命不凡，是盛气凌人。而且，玛·伊自己常常给那些错误的意见提供口实：有时候她压根儿就没有看见周围的人，于是他们便把她的专心致志当作蔑视，恰恰是同那些千方百计给予她帮助的人们在一起时她可能表现得冷漠、不公正、严酷。但是不应当忘记她那劳役一般的生活条件，她对命运的没完没了的抱怨——洗碗做饭、清扫、洗衣服每个人都能做，可她还会写诗——但是由于做饭、洗碗、清扫房间，由于所有这些必须从事的劳动，她不可能全力以赴来写诗，她说自己是一个勤杂女工，没有人使她摆脱开这些杂活儿，就连墨水都不得不兑水释稀，因为没有钱新买一瓶儿，而且只能在深夜或者清晨，由于没有写字台而坐在餐桌后面进行创作。她不善于生活，但是她却诚实地、顽强地挑起了自己的重担，这是出于对丈夫、子女、家庭的高度的责任感。她憎恨日常生活和一切劳役，琐碎的操劳使她没办法从事写作，她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在使她精疲力竭的事情上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她预示到她永远也不可能排除干扰而自由地进行创作。
1929年在默登有一次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够把关于贡恰罗娃的手稿交给《俄罗斯意志》。她耸了耸肩膀回答说：“如果能挤出时间来，过两个星期。”然后沉默了片刻，带着冷笑和痛楚补充说：“就说波德莱尔吧，他是一位诗人，他是一个信天翁，可是我是什么信天翁呢，不过是一只被拔掉羽毛的快冻死的小鸟儿，更确切说，是彼岸的一个精灵，偶然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可怕的土地上。”这些话我当时便记了下来，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说自己是一个“小小的栋梁”，选择了一小块儿地，为了肯定自己的真理，或者是一个“长着翅膀的，但却没有手的人”，因为她能够飞翔，却不善于做杂活儿。
浪漫主义者的一般的负担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脱节，他们在这里呼吸困难，只有在高处，在蓝天，才能痛快地呼吸，——可是玛·伊除了这种一般负担以外，还要增加一层经常贫困、沉重的体力劳动、受屈辱、受损害以及孤独的重负。她是一个三重流放犯，因为在侨民当中她是外人——作为一个人，她是一个难处的人，不善于处理普通的人际关系；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她为在人世间过着俘虏般的生活而忧伤；作为一个诗人，她完成着自己的使命。茨维塔耶娃是经常感受到她的这种悲剧的，直到最后一刻，自杀才使她得到了解脱。
但是除了生就的浪漫主义以外，玛·伊还属于作为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她的宗师主要是上个世纪20年代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她阅读的是他们的原文作品，她非常熟悉，而且脱口而出——她的记忆力非常之强。她在同我交谈中经常引用一些她所喜爱的作家，如霍夫曼埃·霍夫曼（），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荷尔德林荷尔德林（），德国诗人。、沙米索沙米索（），德国作家。以及狂飙突进狂飙突进是德国18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学运动。时代的诗人们的作品。她非常喜欢海涅和克莱斯特克莱斯特（），德国戏剧家、小说家。，而在法国作家当中她喜欢戈蒂埃戈蒂埃（），法国诗人。，雨果的某些长诗，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和斯丹达尔的长篇小说。有一个时期，她对阿兰傅尼埃阿兰傅尼埃（），法国小说家。的《大个儿莫纳》十分着迷。
玛·伊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某些见解使许多人感到吃惊。例如，她明显地既不喜欢托尔斯泰，也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她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她带着一种嘲笑的口吻说，如果到一个荒岛上去，她不会随身携带他们的长篇小说，而是要带上列斯科夫列斯科夫（），俄国作家。的《大堂神父》和阿克萨科夫阿克萨科夫（），俄国作家。的《家庭纪事》。她崇拜普希金，而莱蒙托夫有点儿使她讨厌，他的那种恶魔主义和拜伦主义不合她的心意。在我们的一次较长时间的文学交谈中，我徒然地对她说明，莱蒙托夫不是模仿拜伦，而是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本人，他把青年时代的装腔作势当作生活的真实，我受到他的诗歌的力量和音乐的鼓舞，我甚至把她自己的不间断移行（跨行跨行即一个句子断为两行，中间没有停顿。）——分行的、分节的和分音节的——同莱蒙托夫的作过比较，——她却避而不答。她突然开始惊诧，我们19世纪没有一位女诗人，卡罗利娜·卡尔洛夫娜·扬什（她就是这样称呼她的）除外，她在三十年之中是以巴甫洛娃巴甫洛娃（），俄国女诗人，本姓亚尼什，父亲是德国人，莫斯科大学教授，她本人嫁给了俄国作家尼·巴甫洛夫。出现的，她的俄罗斯人的姓氏便是由此而来的。玛·伊坚定地补充说，卡罗利娜出生在雅罗斯拉夫尔，却死在故乡德累斯顿。在她之后，在我们的世纪初期，出现了一种什么运动——“自由思想派”风格，好像是洛赫维茨卡娅洛赫维茨卡娅（），俄国女诗人。的风格——她毫不留情地援引了几句：“晚霞染成金黄色的田野/消逝在玫瑰色的远方，/黄昏的哀愁编就了/我那难以形容的梦想。”而然后突然是阿赫马托娃。玛·伊曾经受到她的鼓舞，写过诗献给她。据说，阿赫马托娃对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持谨慎态度——不过，这是完全自然的。
玛·伊认为布宁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也就是说否定他的真实的心灵的本质。她对列米佐夫列米佐夫（），俄国作家。很推崇，她说他的创作是哨兵的功绩，他为俄罗斯做出的贡献比所有的合在一起的流亡政治家都要大。
玛·伊喜欢某些作品，是因为她从这些书里发现了自己——时而充满了欢乐，如同在西格里德·温塞特西格里德·温塞特（），挪威女作家。的纪事小说《克丽丝汀——拉芙朗的女儿》中描写的那样——她常常翻阅这本书——时而充满了痛苦，如果比方说话题谈到卡捷琳娜·马尔梅拉多娃以及她的贫穷、痛苦、被夺去的孩子以及用不上的法国话的时候。仿佛我问过她，除了她偏爱的浪漫主义作家以外，她评价作品时有没有尺度。她想了想，然后说，她重视高度甚于深度，精神要腾飞，诗歌乃是飘然上升。
玛·伊有许多纯表面的浪漫主义特征：青年时代她把自己看作是玛丽娜·姆尼舍克玛·姆尼舍克（约1588—约1614），女冒险家，波兰大封建主的女儿，伪德米特里一世和伪德米特里二世之妻。，醉心于暴动者——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外貌，喜欢扮演一个以美色引诱男人的女人，并曾给一个迷恋她的少年写信——“亲爱的同龄人，/您的心依然没有死，/可是我却喜欢话语，/还喜欢镶嵌宝石的戒指。”引自短诗“白天已经夕阳西下……”（1915）。她一生都戴着吉卜赛式样的指环、手镯和项链，她对格里戈里耶夫阿·格里戈里耶夫（），俄国文学批评家、诗人。的《吉卜赛族的匈牙利女子》写得那样俗气表示遗憾，并且加一句说：“不是他的过错。”我想，就连她的俄罗斯民间文学的尝试也是完完全全符合浪漫主义的愿望和人民性的。
她对爱国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对装模作样的“俄罗斯主义”也不能忍受。她认为反映日常生活的作家应当生活在俄罗斯，但是“抒情诗人、史诗诗人以及就其创作的本质来讲具有远见卓识的童话作家，最好是从远处来看俄罗斯”引自茨维塔耶娃回答《走自己的路》杂志的调查表，布拉格，月…这是她在我保存的一张从小学生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写的——这张纸是从下列有趣的肯定开始的（她常常重复这种肯定）：“祖国不是领土的标志，而是颠扑不破的记忆和血液。只有那些把俄罗斯看作身外之物的人，才会害怕不居住在俄罗斯，忘记俄罗斯。心里装着她的人，只有同生命一起才会失掉它。”这种信念为她的侨民生活作了辩护，而且非常忠实地表达了她的感情和思想。尽管她接受的是欧洲的教育，坚定地表白热爱德意志——贝多芬和歌德的祖国，并且完全排斥民族的、肤色的和宗教的差异，她在一切方面——举止、言谈、精神面貌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俄罗斯女性，一个莫斯科女人。难怪她把那么多的诗献给了莫斯科（“莫斯科，巨大的、/流浪者的收容院”引自组诗《莫斯科吟》之八（1916）。）。
无论是关于茨维塔耶娃创作的民间文学，还是关于她对祖国的感情（她的卓越的诗“乡愁啊！这早就已经/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对我来说全然一样——/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引自短诗“乡愁啊！这早就已经……”（1934）。）有许多是值得争论的（正如关于她以古希腊题材写的诗剧和长诗一样），但是这些作品在情绪上和文学上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正如同她没有恶魔主义一样，她既没有这一流派的许多代表人物所习以为常的宗教主义倾向，也没有神秘主义倾向。在《小伙子》《小伙子》这篇童话长诗，早在莫斯科时，茨维塔耶娃便已动手写作，直到1922年12月在布拉格才最后完成。里，少女对吸血鬼的爱不带丝毫恶魔主义的性质。我在1924年曾经向E.A.利亚茨基指出这一点，说服他由他所领导的火焰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诗。这家出版社原则上是不出版诗歌的，但是由于我的坚持，为《小伙子》开了禁例，因此它于同年在布拉格得以面世。
有趣的是，玛·伊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宗教情绪。这位乡村神甫的孙女无论对于宗教还是仪式都漠然处之，关于上帝的神学问题和见解她丝毫不感兴趣，而如果谈到死、生命的意义、永恒、神圣和最高的公正，她会感到乏味，并且改变话题，或者援引蒙田蒙田（），法国哲学家和散文作家。反对神学、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的学说。她不喜欢我开她的玩笑，暗示她内心里是同意这句有名的诗的——“诗歌是大地的神圣的理想的上帝”。
她同样缺乏浪漫主义者所表露的历史感。豪放、气魄吸引着她，不管它们出现在哪里——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她懂得，即便是从古代的席位上也能够达到某种内部的真实，但是她补充说：“为了心灵，而不是为了精神”，并且坚持认为这种重大的区别。她的一切都是在当时，在现在，她不理解事件的运动，她距现代比较远，她从不阅读报纸，她把自己的创作解释成是“反抗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