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有灵魂的人》
&《做一个有灵魂的人》&
从善良、丰富、高贵谈起
演讲人：周国平
演讲地点：上海图书馆
周国平，男，汉族。1945年生，上海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8年毕业后到湖南农场劳动。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获得哲学硕士、博士学位。1996年以其怀念夭折女儿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而闻名，并被列入畅销书排行榜。现为国内著名的尼采哲学研究专家，出版各类著作20余种，其中《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译著《尼采美学文选》、《人与永恒》、《爱与孤独》、《偶像的黄昏》、《只有一个人生》、《守望的距离》、《经典的理由》、《无用之学》等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此外，还著有《周国平文集》，并和摇滚歌手崔健合著《自由风格》，引起较大反响。
　　■主持人开场语
　　精神生活是人不可缺的，也与物质生活相辅相成。有些人物质生活富裕却精神生活空虚，没有精神的追求，在生活里只注重物质享受，没有个人修养，不注重追求精神文明。这似乎也成一种风气——贪图享乐，没有积极的人生观念。周国平先生对人生哲学有自己的见解，我们来听听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怎样的精神追求。
　　朋友们好！我特别高兴能够回到我的老家来和大家交流，尤其是在上海图书馆这样一个地方，我对上海图书馆是有着深厚感情的。我非常喜欢图书馆的氛围，大家安安静静地看书，周围摆满了书，给人的感觉十分神圣、高贵，这样一种氛围对我的感染是特别大的。记得我是十一岁时开始来上海图书馆的，现在已经五十年过去了。回过头去看，这五十年一路走来，我非常感谢上海图书馆，在这里我读了很多大师的书，从他们的书中，我明白了一个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通过读他们的作品，我觉得和他们的灵魂有一种交流，而他们的灵魂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善良，丰富，高贵。我决心要做像他们这样的人。但从现在的社会来看，我们最缺乏的品质也是善良，丰富，高贵。现在普遍缺乏善良，很冷漠，而且精神贫乏，人生追求非常单一，就是物质，还缺乏高贵。如果从前的哲人复活的话，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他们最怀念的品质一定就是善良，丰富，高贵，他们会为今天我们缺乏这些品质而感到遗憾。
　　下面我就具体谈谈对这三种品质的理解。
　　一、善良——生命的同情
　　第一点，善良。善良其实就是生命对于生命的同情。无论是东方的哲学家还是西方的哲学家都认为，同情心是人和动物区分的开始。有了同情心，人和动物就不一样了，同情心是人类全部道德的基础。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就是指同情心，如果没有同情心就是“非人也”。西方的哲学家也是这样看的，比如，亚当·斯密认为：人有利己本能，生物总是趋利避害的，这无可非议，不管人类如何进化，还是属于动物；但人不光有利己本能，还有同情本能，能够推己及人，这就是同情心。同情是人类社会一切道德的基础。亚当·斯密说，人类有两种最基本的道德，正义和仁慈。正义就是不可损人，用孔子的话来说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慈就是要帮助人，用孔子的话来说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种最基本的道德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同情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可以这么说，人和动物的区分是从同情心开始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就是从同情心的丧失开始沦为“兽”的，一个人要是没有了同情心，那么，他什么坏事都能干。所以，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就是孟子所说的“非人也”。如果一个社会普遍缺乏同情心、缺乏善良，或者一部分人邪恶、不善良，而又不受制裁，在这样的环境中，善良的人反而受害，于是不敢善良，这样的社会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一个好社会和一个坏社会最基本的分别就是能不能给人一种安全感，如果普遍没有善良，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优秀的灵魂，其最基本的品质就是善良，他对生命有一种感动。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孩子，那么他的人性就有问题；如果一个人看见孩子是喜欢的，但别的地方有问题，那么这个人还是有希望的。很多大师都对生命怀有一种敬畏，比如泰戈尔，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诗，“我的主，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在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地方，突然发现生命，人都会感动的。有一个著名的探险家，他在荒野上看到一朵野花，马上就跪了下来，说道，天主到这里来过。
　　对生命的感觉是很重要的，但又是很容易麻木的。很多年前，我曾经收到过一个女孩的来信，她的信特别感动我，她说：在我眼中，你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散文家，你是一个生命，你是一个善于聆听其它生命的生命。我读你的书，就感到是一个生命在静静地聆听另一个生命。她最后没有落款，而是在落款的地方写了这么一句话：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我是，你是。我看完这封信特别感动，就想找到这个孩子，我翻看信封，但信封上也没有她的名字、她的地址，邮戳是河北的一个小地方。后来我写了一篇题为《生命本来没有名字》的文章，其实，我文章的题目是抄她的，著作权是她的，但我没办法偿还她，因为我始终找不到她，到现在还是找不到她。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本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职务，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后来附加的。可是后来，慢慢地，我们就不是作为一个生命来生活了，而是作为一个身份或者所谓身价。而且往往也是把自己看成这样，很少去倾听自己的生命到底要什么东西，自己的生命过得舒服不舒服，这种敏感没有了，更普遍的是追求物质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财富是最值得追求的，而全部的生活内容无非就是赚钱和花钱这样两件事，觉得这就是生活。其实，中外很多哲人都认为，人的生命对于物质的需要是非常有限的，更多的物质并不能让你的生命感到真正快乐。我认为，物质的欲望是被社会刺激起来的，并不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但我们往往被这种物质的欲望所支配了，而忘记了我们的生命需要什么。一方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感觉麻痹了，另一方面，相互之间也不是用生命对生命的态度来对待，往往是身份和身份之间、利益和利益之间的较量。人和人的关系成了不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关系，而是利益的关系，我觉得同情心的泯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生命感觉的麻痹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从现状来看，人们善良的缺失和对于生命感觉的迟钝确实比较普遍，这是很可悲的。我们的社会普遍有一种对他人的冷漠，对生命的冷漠，甚至是冷酷。
　　我在北京看《新京报》，看到每天都有凶杀案，报上经常会报道发现无名尸体，而杀人的原因和杀人的行为之间极端不对称，很多情况下是为了一个很小的理由或者很少的钱而杀人，这说明对生命是非常麻木的。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两篇报道，都是父母把孩子打死了。一篇新闻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贪玩，没做作业，父亲就用铁杆打孩子，把孩子当场打死了。另一篇是讲一个五岁的小姑娘和小朋友闹了点矛盾，人家告状到家里，她的母亲也是当场就把孩子打死了。我是同一天看到这两篇报道，心里很难受。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起来也很难受，据媒体报道，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一个75岁的教授，带着他60多岁的妻子和15岁的女儿，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去西单图书大厦给女儿买书，买完书坐车回家。在车上，售票员说他们没有买票，其实他们买过了，就争辩了几句，女孩在旁边说了一句，“你怎么这么事儿！”这个女售票员就掐住女孩的脖子，女孩窒息了，当场昏迷。女孩的母亲恳求司机快送孩子去医院，司机不理睬，两口子只好把孩子抬下车，在好心路人的帮助下，将孩子送到医院，但女孩很快就死了。一个15岁的女孩，而且是老夫妇的独苗就这么没了！前些日子法院判售票员无期徒刑。
　　我现在不愿意看报纸，看了就难受。前不久还有一件事情也让我很难受。一个外来的妇女在北京借了间屋子，开了家裁缝铺，不过这间屋子是房东搭的违章建筑。后来城管就来执法了，要把违章建筑拆了，来了很多车，当时这个女的一看，就特别着急，昏过去了，连小便都失禁了。房东是学医的，一看情况就知道非常危险，房东就恳求城管把病人送医院，城管拒绝了，说自己是来执法的，不管这个。后来，房东老太太上街拦出租车，一连拦了十辆都没拦下，直到第十一辆才成功，但送到医院时，这个外地妇女已经死了。这么多司机连这个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做！
　　我相信，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每个人的人性中都有善良的种子，但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善良的种子烂在里面了呢？很多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大家都不懂呢？我想有必要追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个人分析下来，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我想追问我们的传统，其实儒家文化是很讲究同情的，孟子说，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没有恻隐之心是“非人也”。“仁”是儒家道德的核心，可是，我们想想，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对生命是什么态度？这种善良是不是得到了发扬？没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对于生命其实是很残忍的，基本上可以说，在专制权力面前，生命等于零。“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大臣得罪了皇帝，往往是被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成百上千人被杀掉，人命是不值钱的。
　　可是为什么儒家的仁义道德在政治上、在实践上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我觉得，儒家伦理是有问题的。西方哲学家认为人有两个本能，一个是利己的本能，还有一个是将利己之心推己及人，知道其他人也是爱自己的，这就是同情。而儒家伦理在这两点上都出了问题，第一，儒家伦理是否定利己的，儒家不让每个人爱自己的生命，那又如何能做到推己及人呢？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生命，那么他的同情心也是麻木的。所以，同情的前提是爱自己。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利”是生物的本能，要生存，就必然趋利避害，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其实是不能否认的。关键在于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时，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而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
　　另外一点，我觉得儒家伦理在推己及人方面也有问题。孔子说“能近取譬”，就是要从自己身边开始推己及人，但是，“推”的范围局限于宗法关系之内了。于是，这种“仁”、“同情”就变成了“孝”，而把“孝”放到国家的层面上来看，就变成了大臣要把皇帝当作父母一般来孝顺，于是就有了“忠”。本来是一个好端端的“仁”，结果蜕化成了“孝”和“忠”，全国百姓都忠于一个人，这个人有绝对的权力，于是就造成了其他人的生命都是不值钱的。
　　让善良的人得到保护，不善良的人得到惩罚，要做到这一点，我想只有一条路，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出发点就是保护生命的权利，即保护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损害别人的利益，损害别人的权利，法律就要惩罚。如果社会保护“利己”，惩罚“损人”，那这样的社会绝对是给人以安全感的社会。我这样来解释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当然，我们正在朝建设法治社会的方向走。
　　而走这条道的必经之路就是市场经济。我不认为现在的很多问题是市场经济造成的，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能产生很多好东西。我们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状态，它应该是有序的。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善良。有时候，我们不敢善良，做了好事往往倒霉。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一对夫妻吵架，后来那个妻子想不开，自残了，用手敲打玻璃窗，结果玻璃碎了，把动脉割断了。丈夫这时急了，没想到会这样，就抱着妻子上街拦车，但很多出租车都不停，虽然最终还是拦到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看到这种情况都喜欢躲。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现在人们不敢善良，因为经常有一些坏蛋利用人们的善良来设陷阱。所以，我认为，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
二、丰富——精神的财富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丰富”。“丰富”是指人不仅有生命，还有精神，这是人和动物更重要的区别。人有精神能力，而动物只有生存本能。“丰富”就是要让人的精神能力生长、开花、结果，每个人都要如此，这就是精神上的丰富。
　　人有哪些精神能力呢？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人的精神能力分为三种，智、情、意。“智”是指思考能力。“情”就是情感，人有情感生活，有对爱的体验，有对美的体验。“意”是指意志，就是能够支配自己的行为，按照道德做事，也就是对“善”的追求，这可以说就是信仰。所以，“智”、“情”、“意”就是人的智力生活、情感生活和信仰生活，这三种生活组成了人的精神生活。所谓的“丰富”就是指人应该过这三种生活，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人应该过智力生活，头脑是上天给人的一个恩赐，因为人有头脑，所以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充满兴趣，能够进行独立思考。这是人类最可贵的禀赋，在运用这种能力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般我们会误认为，人有头脑、会思考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衣食等生活问题和对物质的欲望，似乎人类头脑的价值就在这里。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了。其实，从人的享受来说，精神能力的运用和得到满足是更高级的享受，思考问题的过程充满着快乐，而这种快乐是任何物质享受不能比的。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的人都是这样的，把精神能力的满足当做更高级的快乐。我特别喜欢一个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他认为，一个人要满足自己生存的欲望，但人的精神能力是更高的快乐。如果人们只是体验物质的快乐、身体的快乐，而没有体会过精神的快乐，那他就不知道后者的快乐之于前者是更甚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是只是沉湎于身体、物质这样低层次的快乐中，而觉得世界上没有更快乐的事情了。但只要享受过两种快乐的人，都会得出精神快乐是更快乐的结论。约翰·穆勒就说，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快乐，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快乐。每个人的天性里都有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但很多人的这个“苏格拉底”是沉睡的，甚至再也醒不过来了，这就很可悲了。
　　我想强调一点，人的智力生活的满足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价值，我们不要用物质成果来衡量它。社会也是如此，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发达，生活越来越富裕，人就幸福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真正幸福的生活是人们精神上非常自由，非常发展，有大量的精神财富。每个人都对世界有好奇心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好奇心会降低的。爱因斯坦认为，好奇心是神圣的，因为有好奇心，人和神就很接近了。但爱因斯坦又说，教育没有把我们的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对于今天中国的教育来说，更是这样。我觉得，智育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和鼓励好奇心，培养人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但当今的教育往往把功利放在第一位，所谓的知识是很狭隘的，只是为了谋生学一点东西。大学只是一个职业培训场，中小学就是为了高考而准备。中国的孩子很苦，被沉重的课业压得喘不过气，很少有玩的时候。孩子的天性是需要玩的，只要我们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他自然会学习的。
　　这一点，我从自己孩子的身上看得很清楚，我女儿刚满八岁，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已经能够阅读《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了。我没有刻意去教她，也没教她认过字，只是在每天睡觉前，妈妈都会给她念童话，当时她感到奇怪，说：这上面都是字，故事在哪里呢？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她自己翻开童话书，自己在念，她识不了几个字，在那里蒙呢。但时间长了以后，我发现她总是可以翻到昨天妈妈给她讲的地方，看来大致能读了。有一天，她对妈妈说：妈妈，你不要给我念了，不然我自己看就没意思了。原来她都能看懂了，这个时候，她还没上学呢。孩子的兴趣其实是自发的，只要保护好、引导好，自然会发展得很好。如果强制孩子学习，这就会让孩子感到反感，怎么可能学的好呢？所以我很担心，觉得现在的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单调的、不丰富的人。目前，我想写一本书，对教育的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这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智力生活。
　　另一个是情感生活，人应该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对爱、对美的体验，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还有一个是信仰生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智力生活与“真”相对应，情感生活对应的是“美”，信仰生活对应“善”。所以，我们讲的真善美，实际上最早是柏拉图提出来的。从人类精神领域来说，“智”与科学相对应，“情”对应于艺术、文学，“意”对应哲学、宗教。人类应该去享受这些东西，而不是单纯地生活在外在世界上。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浮躁的，人们总是生活在外在世界，而没有自己的内在世界，或者内在世界很单薄。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人们的全部生活仿佛就是挣钱和花钱。这就是贫乏，是与“丰富”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是这样过的，只有物质，而没有精神，纵使他再有钱，我都会说，他是度过了贫穷的一生。
　　当然，我们可以去争取做一个物质上的富翁，这也是对的，但同时，精神上的丰富是更重要的。只要成为了精神上的富人，即使物质上贫穷一点，我觉得，你还是幸福的。如果把全部的幸福寄托在外在物质上，这是很不可靠的，一旦财产、地位没有了，人就垮了，因此，精神上要有自己的家园，即使外在再变化，都有着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对“丰富”的要求。
　　怎么样去“丰富”呢？我觉得有三个途径。首先，要养成独处的习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忍受独处的人越来越少了，往
　　往把独处看成一种痛苦、一种惩罚，仿佛一个人呆着，日子就没法过了。其实，根据我的体验和与精神大师的交流，他们都认为独处是一种特别的快乐，能够和自己的灵魂进行交流，是很快乐的。这个过程就是自己过内心生活的过程，好好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路，立足于人生的全局给自己一个坐标。我认为，哲学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哲学是一种分身术，可以把一个人变成两个人。肉身的自我可以在社会上奋斗，但一定还要有一个更高的自我，每个人的身上都应该有一个更高的自我。怎样才能有一个更高的自我呢？首先，就是要有独处的习惯，经常反思一下自己。
　　我承认，能说会道是一种能力，其实，我的口才是不好的，我也很害怕做讲座。但是我觉得，独处是一种更重要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独处的能力，那么他丢掉的是灵魂，会变得浅薄。如果没有交往的能力，丢掉的是利益，那么，我宁可丢掉利益，而不愿丢掉灵魂。尼采说，有的人不喜欢自己，甚至讨厌自己，所以总是要逃到别人那里去。那么，尼采就问，这样的人对别人有价值吗？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到别人那里无非是对他人的干扰。一个人必须丰富自己，这样才能使自己有价值，有了独处，有了内在的东西，然后才能有高质量的交往。如果大家都有内在的丰富，那么这样的交往是高质量的交往，否则的话无非是利益的交换。
　　第二，通过读书来形成更高的自我。读好书的过程就是接受大师熏陶的过程，自己的灵魂也会越来越充实。所以我强调，一定要读好书。现在外面的书太多了，但很多是“垃圾书”，畅销书不一定是好书。我的主张是少看一点畅销书，多看一点经典读物，虽然经典书大部分是不畅销的，但的确受益无穷。我认为，人的趣味很重要，趣味要高。而现在“快餐”太多，追求感官刺激，但读过就完了，对于人的精神是毫无帮助的，这样就没有读书的必要了，还不如去卡拉OK。其实，阅读本身就应该是精神生活，让人感到精神上的愉悦、精神上的启迪，这样的读书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真正的阅读。阅读的过程是人的灵魂提升的过程，多和大师们交流，慢慢地，读者和大师的精神就接近了，能从大师的角度去看世界了，这是多大的愉快啊！所以我认为，读书的品位要高，这样才有意义。我们这个时代看重享受人类的物质财富，享受高科技的成果，但在书籍中，积累着人类的精神财富，如果不阅读，这笔财富是不会属于你的。事实上，这些财富是向所有人敞开的，但很多人并没有去享受这笔财富，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我很庆幸自己发现了这么一个宝库，我要感谢上海图书馆，让我感受到书籍的魅力。于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爱读书了。上高中时，我住在黄陂路，在上海中学读书，坐50路车，那时的车费是5毛钱。我一周回家一次，父亲只给我5毛钱的车费，是单程的，但我还是舍不得坐车，靠步行上学放学，一次要走一个多小时，把省下来的车费买书。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高尔基的一段话，他说，“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当时就是这样的感觉，感受到莫大的快乐。我的主张就是，不要光享受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享受得越多，越占便宜。一个优秀的人应该养成过智力生活的习惯，让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始终处在活跃的状态，另外，要有一种自主学习的能力，所有的大科学家、大学者始终保持着智力活动的习惯，这是一种高品质。第三，是通过实践完善人的社会性。人首先是动物，所以会有食欲、性欲、自我保存能力等自然属性。同时人又生活在社会之中，作为集体活动的个体，或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活动时，又要表现出社会性。在哲学上，通常把一些对人类整体运行发展有利的基本特性称为人的社会性，如利他性、服从性、依赖性、以及更加高级的自觉性等。当然于此相对还有反社会性，如为了利己损人、损害公众、损害社会等等。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都会对其社会成员的社会性提出很具体的要求，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信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次序；西方资本主义信奉“自由、平等、博爱”的规则。要做一个精神丰富的人，就要尽量完善自身的社会性。怎样做呢？当然是通过实践。形象些说，医生治病、演员表演、运动员比赛等都是实践；抽象些说，社会调查、科学实验等等也是实践。在实践中，人的社会性可以不断完善，还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心灵丰富起来，脱离纯粹物质的需求。
　　此外，还要保持心灵生活的习惯。我把“智力生活”和“心灵生活”区分开，前者是指动脑子，后者是情感的体验、信仰、对生活意义的思考。一个人的人生目标首先应该是让自己成为优秀的人，我们这个时代注重成功，把成功看成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成功应该是“优秀”的“副产品”，要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智力生活要始终是活跃的，情感生活要始终是丰富的，只要给予一个合适的环境，这样的人迟早会成功的。如果不是一个优秀的人，只是工于心计，拍马奉承，那么这样的成功是非常平庸的，这对于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即使在社会意义上不成功，但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人，那么你的人生仍然是成功的、充满意义的。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现在我有了点小名气，有读者爱读我的书，看似成功了，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表面的。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广西的小山沟里，在那里差不多度过了十年的时间。我喜欢读书、写作，而那是一个很闭塞的地方，我在当地的县委做宣传干事，我的工作就是给县委常委“讲课”，所谓的“讲课”就是读报纸，把中央的政策宣传一下，是很没有意思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我想出人头地应该怎么做呢？当然是好好工作，让领导喜欢我。当时有60多个大学生和我一起被分配到这个只有10万人口的县里，而这些大学生中，只有我一个在县政府里工作，所以很多人都很羡慕我，如果我好好做下去，可以走升官这条路。这也是那个情况下唯一的出路，那时也没有从事科研的可能性，因为所有的研究机构都瘫痪了。但是我发现，这条路不适合我，比如说，遇到某些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和领导相左时，我会忍不住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就让领导很不高兴。另外，我读书的习惯也改不了，那里书也不多，我就从县中学里找书来读。县委的宣传部有一套《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我把这两套全都通读了一遍，读完之后没有书读了，我就到县中学里，当时，我的同学正好被分配到县中学，我在他们的阅览室里发现了一套不全的《万有文库》，那简直是如获至宝啊！因为我爱读书，我的上司就找我谈话，说我太脱离群众了，应该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都喜欢打牌，而我不喜欢，他们就说，周国平哪会打牌呀，他就会读书。他们特别看不起我，这样，我就觉得自己仕途是走不成了。这不适合我的性情，那我就按照自己的性情来做吧，所以，最后我也坚持读书和写作，尽管写的东西是不可能发表的，包括写诗、写散文和有关学术方面的。当时根本想不到“四人帮”会倒台，我以为自己就是一辈子待在那里了，我写的东西也就是自娱自乐而已，但我还是坚持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在这样环境中所能过的最有意义的一种生活了。我本来是作为唯一的苗子被选到县政府，结果是没有培养前途，最后被放到了离县城很远的县党校里，我反而很高兴，因为那里没有人打扰我，我可以整天在屋子里看书了。而原本在我下面的其他同学却开始升官了，但我很安心，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想过这样的生活。如果从成功的意义上来说，我那时是很不成功的，但我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我在实现内心的东西，尽管没有在社会上成功。后来考上了研究生，能够写一点东西了，我觉得和我那段经历是分不开的。我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写的东西，发现很多现在写的东西其实在当时已经开始写了，很多想法都是共同的、连贯的，而不是回到北京后突然冒出来的。
　　我觉得，一个人首先应该优秀，精神能力、智力能力和情感体验要得到发展和实现，内在的优秀是更重要的。我们可以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把这内在的东西表现出来，从而使之成为自己的事业。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但“职业”不等于“事业”。“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也许你的职业很能挣钱或者很有权力，但这还只是“职业”，不是“事业”。什么是“事业”呢？我觉得用人的内在能力来说，有两条标准。第一，要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对事情本身有强烈的兴趣，而不是因为利益，没有利益也要做，就因为喜欢。这是“事业”的一个标准。另一个标准是，由于从事了这份事业，而让人生意义得到了实现，做这件事要让自己感到其中的意义之所在。人的精神能力无非有两种，一是天生的、智力的能力，每个人的能力品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适合从事这方面的事，而有的人就不适合。我觉得，这一点很可能是老天安排好的，人的天赋能力和性格是注定的，但很多人可能没发现自己的能力到底在哪里，能发现自己的能力这是一种幸运。如果做一件事本身让你觉得非常快乐，那么就说明你的能力在这里。杜威说过，兴趣是才能可靠的征兆。如果是因为利益而产生“兴趣”，那其实是不算“兴趣”的，我指的是事情本身的吸引。我用这两方面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从事的是不是真正的事业，最幸运的就是职业与事业合一，我感到自己就比较幸运。我认为幸福有两点，一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能够靠这个养活自己；二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且让他们感到快乐。做到这两条，人生就算是幸福了。
三、高贵——人格的骄傲
　　第三个问题，我来讲讲高贵。我们这个时代很少提到“高贵”，其实“高贵”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高贵”被看做是最重要的价值。但那种“高贵”不是指地位，而是精神上的高贵，我从古希腊的哲学家身上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尼采说过，古希腊的哲学家是具有帝王气派的精神隐士。古希腊哲人的这种高贵有两个最著名的故事，一个是关于第欧根尼的，他是希腊化时代的一个哲学家。他在当时的希腊世界是非常有名的，那时候统治欧亚大陆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君主。第欧根尼提倡人应该过简朴的生活，因此他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住在一个木桶里，或者有时就露宿街头，吃的食物也是非常简单的，基本上靠乞讨维持生计，完全是一个乞丐的样子。一天，亚历山大大帝碰到第欧根尼，大帝对他说，我是大帝亚历山大。第欧根尼回答说，我是狗崽子第欧根尼。狗崽子是第欧根尼的绰号。亚历山大顿时肃然起敬，对他说，先生，我能帮你什么忙吗？第欧根尼说，你能给我做一件事，就是请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就乖乖地走了，他边走边对侍从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我愿意做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在物质上过着很简单的生活，但是在灵魂上他是很骄傲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阿基米德的。当时他所在的城被罗马军队攻下来了，而他还在街头思考他的问题，在地上画着几何图形。罗马的士兵看到了他，就要抓阿基米德，他不肯走，还在看着他的图形，说，你们不要破坏我的图形。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士兵一剑把他刺死了。阿基米德把对智力的追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里面就蕴涵着高贵。
　　我们批判奴隶主、贵族，但他们中很多人也有着高贵的品质。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很多贵族被杀了，包括国王路易十六，但其中很多人在走上断头台时，确实表现得很高贵。一个贵妇人在临刑前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马上向他道歉，对不起，请原谅。讲完这话之后，就被杀头了，她一直到死，始终保持着高贵。还有一个贵妇人，排队坐着等待行刑，因为人很多，大家坐着比较拥挤。她旁边的一个老太太一直在哭，她就站起来，让老太太可以坐得舒服一点。相比之下，老太太觉得自己太失态了，就不哭了。贵妇人的镇静，临死前所表现的从容与优雅，是装不出来的，这就是一种内在的高贵。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有这种高贵，这种尊严，处处都要体现出这种尊严。在中国的社会传统中，人们把这种人格的高贵归结为一种“君子之风”。千百年来，人们往往乐以君子自居或夸奖他人。孔子说自己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却很快乐，因为他有大志向，以胸怀天下为乐。这也符合孔子的君子行为准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另外，在《论语·雍也》中，夫子还夸奖颜回：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就是颜回不把怒气转移到无关的人身上，不重犯同样的错误。如此看来，无论人品，还是学品，颜回可堪表率。儒家管这种品行叫作“有情无累”，情感和自我分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自然对个人外在条件的好坏看得不重了，也因此达到了人格的高贵。
　　康德认为，人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肉体的存在，是属于自然界的，要服从自然规律，是不自由的，由自然支配。另一方面，人是精神的存在，有灵魂，有头脑，从精神的存在来说，人是自由的，并不服从自然规律，受道德规范约束。道德不是自然界的法则，是人的行为准则，而自然界的生物是没有道德准则的。所以，康德说，人是自己行为的立法者。这就是人的高贵之处。实际上，道德法则和自然法则是相违背的。自然法则是趋利避害的，利己的，但道德法则要考虑到别人的利益，这是人的伟大之处，是人的自由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康德说，人是目的，在任何情况都不能把人作为手段。所谓“人是目的”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是区别与其他生物的，是道德、精神层面上的高贵，是精神性。而不能把这个意义上的人作为满足物欲的手段，当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做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只是“手段”了，而没有把自己作为“目的”。
　　对待他人也应该这样，不能把他人作为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把每个人都要看成是有尊严的人，有灵魂的人，让灵魂与灵魂相对待。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尊严感，道德滑坡不能光靠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其根本在于尊严问题。真正的道德教育应该建立在灵魂的高贵的基础上，要教导人们做高贵的人，做有尊严的人，有尊严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必然是道德的。最可怕的就是有尊严的人碰到没有尊严的人，有尊严的人在精神上是有洁癖的。而没有尊严的人相互碰在一起，那就是恶斗。所以，人与人之间应该普及尊严感，这样的社会才会是美好的社会。最后我想说，我从上海图书馆开始，读了很多书，收获也很多，自己感到，就一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善良、丰富、高贵。我们应该有善良的心、丰富的心灵和高贵的灵魂，这样才是真正的人。我怀念这些品质，也希望现代的人具备这些品质。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这是我为诗集《动物之心》准备的一篇附录文字，其实都是以前随手写下的感想，因没时间再写新的，故，将它们辑录在一个标题下面，略作删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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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写作者面对既有的文学传统都经历过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反对与声援。前者往往视自己为“孤儿”，视自己的写作是对文学传统的背叛，即所谓“如果我写的是诗歌（小说），那么你们的则不是”，云云；而后者往往视自己为“长子”，视自己的写作为对文学传统的全面继承，于是乎，就在某种当仁不让的情感力量的驱使下，将自我毫无保留地纳入到了声援传统的队伍里。从“孤儿”到“长子”，看似两张面孔迥异的“身份证”，其实只是写作者不同时期的“工作证”，因为并不存在与身俱来的文学孤儿，也不存在天经地义的文学长子，两者之间的身份转换其实就在一念之间，而此“念”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该怎样去解读传统。传统的内核究竟在哪里？应该说，这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它仍然是困扰着一代一代写作者的问题，因此才会常谈常新。
艾·巴·辛格在与理查德·伯金的长篇访谈中，曾经猛烈抨击过一些作家在从事着“歪曲现实”的写作，他说，“我感到当今的文学有一种歪曲事情本来面目的趋向，它不是为了创作伟大的艺术品，而是通过歪曲去求‘新颖’。歪曲和新颖已经变成了同义语，然而事实上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他还指名道姓地指出品脱“就在这么干，他只会歪曲现实……”。辛格是我极喜爱和信任的作家，在阅读这篇谈话时我比照了一下自己的写作，发现也有过一段热衷于“歪曲”的经历，不独我，包括我们这一代所谓的“新生代作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且以此为乐。但我不以为这是什么不光彩的经历。设若没有当初的“反对”，我现在的“声援”还会如此坚定么？我想不会。只有当写作不再是一种姿态，不再需要某种“身份”来给自我定位时，或者说，当我们毋需再借助任何策略、手段而直接面对文学本体时，当我们真正是赤手空拳的时候，写作的意义和文学的力量才终于体现出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有一种永远无法被歪曲的“现实”存在呢？
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贯穿了我近几年来的写作与生活。为了找到一个相对可靠的答案，我重新阅读了一遍那些存活在自己的心目中的大师们的作品，我相信，答案是现存的，现在我不过是用在一颗平实的心灵来感受它们罢了。这些无法歪曲的现实应该是我们人性里面公共的那部分情感，比如说恐惧感、嫉妒心，当然还有怜悯，向善之心，等等。上帝给予我们每个人大致相若的肉体，同时也在我们每一具身体里埋下了这样一些精神的“种子”。但是由于土壤有别，这些种子在我们身体里将遭遇不同的命运，有的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的则无端夭折；有的尽管长势茂盛，却因为处在僻静的角落，而被忽视；还有一种情况是，某类种子可能会一直沉埋在某个地方，耐心地等候着阳光和雨水，等待你去发现……种子们的不同境遇造成了协作者之间的千差万别。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上帝是公平的，而不公平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对待体内的种子的态度出了偏差，存在着厚此薄彼的行为。辛格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傻瓜吉姆佩尔》，塑造了一个被谎言包围的小人物充满戏剧性的一生，最后，作者借用老年吉姆佩尔之口说出了他本人对命运的真实发现，他写道，“……我越来越懂得实际上是没有谎言的。现实中没有的事情晚上会在梦中遇见。这个人遇到的事，也许另一个人不会遇到；今天不遇到，也许明天遇到；如果来年不遇到，也许过了一个世纪会遇到。”呜呼，连“谎言”这粒被我们视为邪恶的种子尚且这般生机盎然，何况其他的呢？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现实，它源于生活，源自于我们的血肉之躯，从来不会消失，也难以因被“歪曲”而被抹杀掉。我们这些写作者的工作就是要不断清理日渐杂芜的内心世界，发现这些种子的下落，尽可能准确地预见它们的长势、趋向和结果。
事实上，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真正复杂的工作还在于，当这些种子在不同的时代发生变异后，你是否还有能力去清晰地把握它们。譬如，当爱与恶交织在一起时，当一个人被这两种完全不同却又几乎对等的力量同时撕扯、扭曲时，你还能否辨认出他（她）的出处呢？譬如，当道德的底线被公众的趣味不断僭越，底线不断下滑时，我们又该如何作出相应的反应，而且既不随波逐流，又不是隔岸观火？我们的知识（文化）大都来自于已有的阐释系统，而时代的风尚总是以求变求新为手段，因此，我们每一次与新事物的遭遇就构成了一次挑战。为了安全起见，更多的写作者会选择那种貌似永远正确的写作，即，返回到阐释系统之中，以“长子”的身份占据有利地形。可是，仍然会有另外一些人勇敢地选择了被贬谪的命运，他将自我放逐进时代的洪流中，以一种感同身受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时代，来观察上帝撒下的那些种子在这个时代里结出的奇花异葩。我想，一个真正优秀的写作者就应该是这样一类人：他抱定了玉石俱焚的勇气和信念，也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这样一种新的传统，一种真正“在场”的传统。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诗人越多，诗歌愈少。这样的判断近乎悖论，却正好印证了当下诗界的现实。由于庞大的诗歌数量的存在，导致了阅读的模糊；又因为清晰之必需，所以数量会进一步繁殖，以摆脱身陷模糊之困境……以此类推，恶性循环，我们最终得到的报应是，真正的阅读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浏览，是对速度的推崇，对量的无止境的渴求。于是，遮蔽不可避免。当我们看不见诗歌的时候，诗人为了反抗遮蔽，为了证明“我在”，便会以某种极端的面貌出场。
而诗歌是恰恰一种指向“少”的艺术，一首诗甚至可以减化为一个词。诗人的生命力并不在于他“说出”了多少，而在于他“发现”了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在更多的时候放下笔来，放弃“写”，而专注于“看”。一棵树矗立在窗前，也许终其一生它都不会被挪走，但它没有那一天是静态的，它与这个世界构成了某种关联。这是“看”的结果，是“发现”。写作最终要达到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从发现出发，找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然后找到那个最适应安妥自我心灵的位置。
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终究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做减法的，更多的写作者迷信多，在他们看来，多意味着创造力，意味着强大。“泥沙俱下”固然可以呈现出一种生命状态，倘若你对浩荡的江流有所认识，你就会发现，每一段江水其实都在做减法，都善于舍弃。
减掉心中的贪欲、牢骚，抱怨和忿懑，才能变得轻盈起来。我从来不相信这世上存在所谓“生不逢时”的人，如同我相信任何时代都可以塑造深刻、伟大这样一些命题一样，我更信任那种敢于“把牢底坐穿”的人，他们是日常生活中的烈士，是我们最终能够将平淡无奇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的原动力。
将一首诗写得像诗，或将一首诗写得不像诗，这两种说法都经不住推敲，如同说一个人长得像人，或长得不像人一样。我们正被某种模棱两可的洪流裹挟着进入一段弯道，在这里，方位莫辨，标准失衡。“像”，带来暧昧、混沌，远不如“是”来的痛快淋漓。但为什么仍然有那些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盛行和畅销呢？回答类似的疑惑并不难，难的是任何答案都显得答非所问，至少是无济于事，模糊的将继续模糊，暧昧也将继续如薄雾一般蒙罩在所有事物的表面。这无疑是一个审美出了状况的时代，其鲜明的表征之一，就是美被悬置，真被怀疑，善必须通过某种极端的方式才能得以体现。具体在写作上，“好好说话”居然也变成了一桩极具挑战性的事情。脏话，鬼话，神话，胡话，梦话，笑话……，不绝于耳，就是很难听到一句人话。似乎每个写作者都必须先有了一副扮相才敢于走到人前，似乎做一个寻常人真的是那么艰难。“语不惊人誓不休。”于是，诗人们殚精竭虑，茶饭不思，为得一言而愁肠千结。我现在越来越见不得那种整天作若有所思状的写作者了，因为我知道写作其实是一桩再也简单不过的事情，撇开其特殊的技艺而言，写作仅仅是把你想说的话从内心深处搬迁到纸面上罢了，而纸张需要通过生活来赚取，还需要通过生活来保障你有写的力气和一直写下去的能力。
“我靠败笔为生，居然也会乐此不彼。”这是我在一首诗中的坦言。在我看来，一个承受不起“败笔”的诗人肯定照样承担不起“经典”。诗人工作的危险性和残酷性就在于，他必须花数倍于其它人的努力，才能勉强进入“不朽”的序列之中，甚至根本就与“不朽”和“经典”无缘。他一直在“说”，却永远没有听众，或者听众近在咫尺，可人家根本就不屑于听。因此，做一个诗人就或多或少地带有绝恋或单相思的意味，他从来就无法保证自己能否获得缪斯女神的垂青，但是他又得必须时刻保持着怀春者的情怀。在这种境况下，“败笔”对写作者来说，其实是一种情绪上的舒缓，而非移情。
我的诗歌写作也许过早地暴露出了个人的“胎记”，留心过我作品的人大概知道我要说的是那首《糖纸》。这首诗写于1990年夏天，后来获得了当年《飞天》杂志举办的全国诗歌大赛头奖。一首曾为我带来过荣誉和奖金的诗歌，同样为我带了困惑。在此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写作始终没有办法摆脱它的阴影，即，被外界评论为“甜”与“腻”的写作风格。无论是后来的《苹果堆》，还是《野花开放》，都没有超越那张“糖纸”所给予我的更为明晰与直接的力量。我曾经无数次剖析《糖纸》一诗写作的动机，并试图通过解构的方式来洞察它之所以为人喜爱的原因，最后只得出了一个结论：与其说它纯净，不如说它简单。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它时，脑海里就会回荡起那段由无数个闲云野鹤般的日子所串连起来的旋律：十来个放弃了“理想”的大学毕业生散漫地坐在一座刚刚成立的三流大学的临时青年教工宿舍前，细眯着一双双空虚的眼睛眺望山冈下凌乱无序的小城，水泥铺就的篮球场边堆放着红色的砖头，麻雀和鸡在草地与石子的缝隙间觅食，远处，有更为茫然的青年正在跟随一架老式的卡口录音机哼唱姜育恒的《再回首》……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正午，一个男孩趔趄着走进了球场，从白得发亮的地板上捡起一张玻璃糖纸，对着太阳张望起来。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个男孩最终看见了什么，但我知道我看见了诗。准确地说，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与诗歌遭遇。
　　几年以后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内心的糖果》，在追忆过童年时代对糖果的向往之后，我在结尾处不无悲愤地写道：“那时候，我们不可能想到会在有朝一日离开糖果，即使是最为甜蜜的糖果，我也会有毫不动心的时刻。我甚至武断地认为，凡是牙齿健康的人都是我童年的伙伴，而那些龋病患者活该倒霉，因为他们吃了太多的糖，在我吃不到糖的年代里。这才应该是‘以牙还牙’的真正涵义。我这样愤然地想着，我想面对今天咬牙切齿，却感到满口的牙齿在隐隐作痛。”（《时光练习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很多优秀作家到头来都承认，一个人的童年经验会对他的写作产生致命的影响。正是缘于早年物质生活的贫乏和精神上的浑噩，才导致了那个正午我与一张糖纸的遭逢。有人通过一块石头，或者一截锈蚀的废铁，重新认知那个蜷曲在他内心深处某个角落里的名叫“宿命”的家伙，而我肯定是通过它：糖纸，一种介于塑料与玻璃之间的神秘物质，几只蜜蜂在飞，但翅膀是静止的。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在后来写作了大量的苦涩、沉痛的作品之后，当我自以为已经彻底摆脱了这张《糖纸》时，它居然又鬼魅般地出现在了我的另外一首诗歌中：《高原上的野花》。许多朋友在阅读此诗后都给予了它应得的褒奖。我说它“应得”，是因为直到今天我都不肯承认它是我“写”出来。就象我在一篇文章里所坚信的那样，诗歌不是写出来，如果你承认它是奇迹，你就得培育自己等待奇迹的耐心，并为这个奇迹的光临而做好一切准备。我相信，只要是稍具文才的人如果亲临那片野花荡漾的神秘高原，都可以毫不困难地随口吟诵出大同小异的诗句来。而我不过是提前到达者之一。
　　和《糖纸》一样，《高原上的野花》也是一首极简之作，除了几处显而易见的隐喻，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形容词。全诗用五个“愿意”将高原和野花提升起来，将我和老父亲降下去，以此促成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澄明心境，以及人与自然相互通融的理想境界。至此，单个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漫山遍野的“小美女”；当年目光空虚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场景在转换，但一个写作者的内心却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异，不过是由小而大，由单纯日趋繁复。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扔在时光的砧板上，任其切割，直到使时光感觉到自身的老迈和无趣。这时，诗人站立起来，开口称颂自己的敌人，称颂那些无情的时光成就了他抗击打的能力。
我在黄鹤楼下居住了将近二十年。推开门窗，星月皆无，惟有这样一座高楼雄踞于视野之内，作展翅欲飞状。黄鹤楼，你甚至不是建筑，不是传说中的大鸟，不是李白的沮丧，和我此刻的迷惘，那么，你是什么？二十年来，我从湍急的青年逐渐向平缓的中年过渡，你见证了一个写作者无以名状、难以遣怀的悲伤和喜悦。你不说话，我却能够听到你的呼告和吁求；你没有眼睛，我却被重视和盯踪。黄鹤楼，这么多年来，我搬过七次家，但无论我怎样试图躲避你，你都会以各种方式与我内心构成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屈指算来，我总共登临过三次黄鹤楼，一次是1984年秋天，我以一介学子的身份膜拜在你的面前，激动得几乎不能自持；第二次是1998年夏天，我陪一位来自越南的年轻汉学家爬到楼顶，气喘吁吁。我问她登临斯楼有何感受，她笑道，以前只知道中国人多，但从高处望下去，我才发现，中国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多；第三次是2004年夏天，我陪一位从李白故里来的诗人拾级而上，绕梁数圈，俯瞰荆楚，心中涌荡着浑浊的江流……
“连江水都改变了颜色，我们干吗
还要写诗？”你拍打着这一切，仿佛灰尘
需要安慰，大地上全是你的亲人
这是我1999年写给小说家李修文的一首名为《黄鹤楼》的诗中的几句，那时他刚从东瀛转道东北，回到武汉。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年我们一干人在一起度过的那些个荒唐的夜晚：凌晨过后的电话铃声，以及清澈的啤酒、干净的牌局。“我们干吗还要写诗？”这是个问题。但只有当我逼近四十岁时，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才如此真实具体地凸现出来。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题名为《说爱》的随笔，在那篇文章中，我对自己这么多年的写作动机进行了真诚的检索，最后我发现，惟有爱才是促使我以“写作者”的姿势走到今天的原因（请注意，是姿势而非名义）。爱什么、为什么爱、如何爱？这些本来早已被人回答过无数遍的问题，一次次摆到了我的面前，迫使我直面生活并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曾经一度以为爱就是善与美，但现在我认识到，善是好的，美是好的，然而，它们只是爱散发出来的光晕。爱在更多的时候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她并不循规蹈矩，她偏执，任性，甚至有时是坏的。爱从来不依附于他物，如同一个独立的、有自决能力的人，即便你斫去她的双足，她依然会不顾一切地爬向自己命定的目的地。“你可以消灭他，但你无法打败他。”同理，你可以剥夺他爱的权力，但你无法终止他去爱。爱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因其无限近似于死却又不甘心于死，爱有时会与死建立起某种同盟关系，从而与“生之幸福”的人类终极理想形成难以调和的悖论。
不得不承认，日常生活的磨蚀对一个写作者的才能会产生巨大的耗损。在生活这个嘈杂的现场里，写作者没有豁免权，他所扮演的角色与任何人没有二致，他是父亲、儿子和丈夫，是家长、纳税人、洗碗工、采购员、烟民、酒徒，也是“新闻联播”或“足球之夜”的忠实观众……他是若干人的混合体，沉重，沮丧，亢奋，仿佛一只鸣器，只有当万籁俱寂尘埃落定之时，属于他个人的那座隐秘的蓄洪闸才会悄悄打开。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倾向于将写作者当作“地下工作者”来看待的原因。我一直难以将自己的写作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要拼死捍卫那个专属于我一个人的角落，它幽密，慎独，安静，同时又进退自如——必须有一条值得信赖的通道，让我与日常生活保持从容的对接关系。这通道就是写作者的肚脐，一再提醒着我的来历和出处。所以，在我这里，写作从来不是炫技之术，也不是简单的抵抗，甚至不是庸常意义上的“揭露”和“批判”，它是耐心地守候，和闪电般地突然一击，是一次次奇迹的光临，更是对隐藏在这些“奇迹”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的好奇之心。如同婴儿对母乳的依赖一样，我依赖生活，时常饶有兴致、得寸进尺地把玩它的每一个部位，并试着说爱。有了爱，写作者就有了足够的底气，有了根据地。接下来才是如何提升自己爱的能力的问题。在我个人的词典中，爱远不止是一件防御武器，她是一块磁石，一块海绵，她能吸纳许多敌对的事物，并予以消化，变成心灵的给养。你若爱亲人，他们会化为你身边的空气；若爱家园，它们会化成你的灵魂；若爱敌人，你便具备了抗击打的能力。对于一个优秀的写作者来说，爱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表达，不是简单的索取和给予，甚至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海枯石烂”，而是寂寞的耐心，是怀着感恩去承接，为了理想而隐忍，是绝望中的自救，是“向死而生”，是“心中有美却苦于赞美”。有时，爱还与恶交织在一起，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搏斗，使我们即便远离硝烟，也能够时刻感受到人性之复杂。如是，文学的丰富性才得以彰显，写作者才得以愈来愈强大，成为真正独立的“这一个”。
那么，没有爱，还剩下什么呢？是不是只剩下了恨呢？答案是否定的，恨作为爱的对立面，并不是爱最可怕的敌人，无数事实已经一再证明，爱的主要敌人是虚情假意。虚情假意对爱的伤害远大于恨，它借助爱的外壳来蒙蔽受爱者，以期逃脱属于自己的担当；它通过量的积累来折磨爱的精力，最终使爱加入到了恨的行列。而恨的因子一旦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冷酷便会大行其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由于爱的缺席而招致了文本力量的丧失，作者和读者几乎同时变成了生活的旁观者。当爱成为稀罕之物后，物质化、技术主义便不断对我们的心灵施压和围剿，它们使写作变成了一种拓展自我疆域和领地的手段，要么，沦落打发时光的玩具。这种写作表现为：抖勇讲狠，不说人话，代神立言，或者甘愿与禽兽为伍。文学不再是用来凸显与揭示生活意义的利器，而写作者也一步步沦落为人群中最为软弱的“那一个”。
我始终认为，当“写什么”和“为什么写”都不再是问题，当我们只剩下了“怎样写”的时候，文学就走到了自己的末日。没有人怀疑形式主义能够带来“诗意”，但我怀疑，诗意与诗之间的距离，如同月光不是月亮一样，那些抛撒在我们身边的灰尘也不是泥土本身。
“刀子捅进去，为什么没有血？”这是多年前我在一首诗歌中所发出的感叹，如今这样的感叹依然成立。如今，我依旧徘徊在黄鹤楼下，但我心中不再畏惧，我清楚，尽管已经有那么多的崔颢、李白“题诗在前”，但我已经把自己纳入传统的一份子，也将爱视为全人类最深厚、最有活力的传统的源头。
如果说文学是有意义的话，那么，写作却经常让人看不到“意义”何在。当这样的想法越来越清晰、固执地萦绕在我脑海里时，阳光正从遥远的天际射进这间冬日的书房，我感到领口微微发热。外面传来一阵阵水泵的轰鸣声，那是工人们在清理污水，再过一段时间，这座满是淤泥的都司湖就将焕然一新了。我一边畅想着荡漾的碧波，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瞧啊，这里又坐着一个无用的人。是的，无用；而且是“无用而颓废”。这样的感觉令人沮丧。作为一个整日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我现在对眼前这种画地为牢的生活已经忍无可忍，每当心灵被如上挫败感所侵袭，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满屋子走动。多年的写作终于成就这样一个事实：坐在这里的人是个失败者。
承认失败了，然后正视这个结局，这并不羞耻。真正的羞耻在于，你一味地写着，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失败已经成为了宿命。所以，被我视为同道的作家，应该是这样一种人：他心怀绝望却永不甘心；他把每一次写作都当作一次受孕，并调动起全部的情感来期待这一刻的来临；他是生活的受迫者，同时还有能力成为自己的助产师。这样的写作者最终可以从宿命出发，抵达不知命运忘其命运的境界。
几年前，我读到老余（笑忠）的长诗《俯首》，在第八节，诗人这样写道：“寒冬在加深。一群乡村小学的孩子/在墙角彼此撞来撞去。他们这样相互取暖。”读到这里，我浑身涌荡着一股暖流。此后，“撞身取暖”一词就深深地烙进了我的心中。在我看来，完全纯粹的写作就是这种面向自生自灭的写作，朝向灰烬、墓穴，和虚无。既如此，发表何益？交流何益？我想，我们之所以还可以容忍自己与这个俗世勾肩搭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尽管你是孤独的，但你相信自己并不孤立。于是，你一再心存热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碰见可以与你“撞身取暖”的人。
已故诗人宇龙在一篇关于诗歌的随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写作是什么？写作就是私设公堂！”语气肯定，无庸置疑。很长一段时间里，“私设公堂”这几个字被我写在了电脑桌前的一张纸片上，在一堆散乱、潦草、无厘头的字迹中，我总能一眼就看见它。眨眼间，宇龙已经离开我们四年，面对他给写作下的这个亚“定义”，我时常思绪万端。拆解这个成语是容易的，但若是要担当起拆解之后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却多少有些沉重。在我看来，宇龙的判断至少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
A、写作是一桩“私事”；
B、就其指向来讲，它关乎人类情感的“公共”部分；
C、它是一种“非法”行为；
D、写作即审判。
作为一个诗写者，只要稍具觉悟，就能够做到A，再进一步达到B。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担当C与D。C是反抗，且是反复的反抗；D是内省，遥遥无期地挣扎和等候，是自我裁决。在这个文学价值与诗歌标准普遍丧失的时代，我宁愿信任一个诗歌烈士给出的这样的标准。
站在失败者这一边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在他的《被禁锢的头脑》（19&
51年）一书中，曾以一种出奇的冷静谈到他自己上中学和大学的小城，那是一个令&
历史和地理老师头疼的地方：在近五十年内，她依次属于不同的国家及其统治者，&
人们在大街上看到穿着不同制服的军队。稍前的顺序是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
和波兰人，然后又是立陶宛人、德国人和俄国人。而每次这样的变更，油漆工都要&
重新粉刷街道，新的政府要重新颁布新的官方语言，居民们也要更换新的护照，被&
指定服从新的法律和禁令。这是一种不难体会的彻底无力的境地，在人口上占绝对&
大多数的人民却处于一种完全的和公开的失败之中，公然被极少数强权的胜利者所&
控制和践踏。时过境迁，需要令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在什么地方曾经存在过一种什么&
样“失败”的事实——实际上，有关中-东欧民族在近代历史上如何被占领和蹂躏的&
事实对人们并不陌生——而是伴随着失败而产生的一种可以称之为“失败感”的&
那种东西。&
　　“失败”和“失败感”的区别在于：后者承担自身失败的这个事实，承认自&
己作为失败者的身份，担当自己作为失败者的悲惨处境。换句话说，也有失败了而&
不承担失败这件事，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向胜利的强权者谄媚，尽快地&
把自己的头脑换成强权者的头脑，将自己的语言变成强权者所使用的那种语言，学&
着用强权者的那种天衣无缝的必然性即强词夺理的方式来说话；要不潜在地认为“&
失败”是其他人的事情，落在这个民族整体上的灾难并不降临到他这个有特殊身份&
的人身上。有“失败感”的人的做法相反：他深深地感到乃至坚持和咬定自己的失&
败。不在自己的脸上弄出那种似是而非的笑容，他绝望无力的神情是在表明他不可能&
加入任何一种强权者提供的游戏。一个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他仍然认为自己天&
然属于他身处灾难的同胞兄弟，承认自己和他们一样地无能为力，一样地饱受失去&
自由的痛楚。米沃什在这本书的一些地方描述自己重临华沙起义后的废墟时，那种&
彻骨的寒凉令人震惊和无话可说。他记叙了赫然出现在眼前的一块小木板，上面用&
红漆或血写着：“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的受难之路”。他和随行的朋友立即陷入了&
这个不知名的人在他生命结束之后留下的痕迹的思考。“这些词是从一个被毁弃&
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叫喊，是一声正义的叫喊。谁是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仍然&
活着的人们中间有谁知道？他受了怎样的罪？我们想象他是爬着经过这个出口时&
写下了这句话，他的一些同志也许早就被杀害了。我们仿佛看见他意识到自己的致&
命伤所在，却集中了短暂的意志力去完成这件事，这也是在完成他的责任。这样做&
为了什么？谁能来评价他的智慧和疯狂？这是一个莱布尼茨的单子、其目标是实现&
在宇宙中的命运呢，还是仅仅作为一个邮递员的儿子，服从他父亲安放在他心中的&
无用的有关忠诚的原则，这位父亲本人也曾实践了这个优雅传统的美德。”发生在&
1943年的华沙起义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当时苏联红军已经到了易北河对岸，担心&
波兰会落到俄国人手上的伦敦流亡政府策动了这场企图推翻德国入侵者的起义，力&
量对比如此悬殊，两个月内二十万英勇的起义者死在街头巷战中。而实际上，即使&
起义成功，领导这场起义的波兰流亡贵族政府也未必能代表人民引导民族走向新生&
。这么多英勇刚毅的优秀儿女几乎是毫无意义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是一个&
难以述说的巨大悲伤，在这里，诗人没有停留在有关历史的成败得失的辩论上面，&
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些永远掉在黑暗的历史的缝隙中的可怜的人们，这些人不再&
能够发出任何声音，而他却能非常具体地体验和想象他们临终前的绝望和痛苦，担&
当起了他们永恒的无言、失败和哀痛。这样的文字在我们的作品中不常遇到。它们&
肯定不同于“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那种东西，从那种无边的悲痛中几乎产生不出什&
么力量，无力再去寻找一个复仇对象。&
　　我从近年来接触到的中-东欧作家的作品中，一再感受到这种坚定不移的道义&
精神和立场。他们并不急于更换背景，迅速弄出一套“换了人间”的全新语汇，&
在已经被涂改得面目全非的情况中增添新的混乱，而是执着于事实上正面临被遗忘&
的痛苦，赋予它们清晰的轮廓和形式。这样做不一定是发出呐喊，相反，那是一些&
叫喊不出来的悲痛和哀伤,是和死去的人一同深深地沉入地下，是去体验和分享他们&
无尽的沉默和泪水，去承受和分担他们死后仍然难以瞑目的苦难命运。“在一&
个集中营里我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期，几乎在我周围的每一个人——我的同代人和&
我的父辈、祖父辈那一代人——都死去时，我却幸存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责任&
或使命的感情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他们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抹&
去、抗议死亡的叫喊。几乎正是这种感情促使我去写作。”捷克小说家伊凡&克里玛说&
　　“在流放中所有的妇女/发辫被削掉/……这些头发不再闪耀光泽/不再被微风&
掀起/不再由任何人的手/或者雨水，嘴唇抚摸/&&在巨大的箱子里/蜷伏着这些死&
者/干枯头发的云堆/和一条褪了色的辫子/系着丝带/曾经被学校里淘气的男孩/所拉&
扯”这首题为《辫子》的诗的作者波兰诗人塔&鲁热维奇（1921—），他具有一种&
罕见的目标如一，执着地挖掘和表现作为当事者、目击者和幸存者的痛苦经验。&
他感到最大的困惑还在于：经历了那样一种残暴黑暗又回到看似正常的生活中来，&
人们能否为自己重新找到一个道德上的起点和支点？能否真正战胜那种一度降临便&
很可能永远挥之不去的内心的空洞虚无？换句话说，除了关心那些死者，他还深切&
地关心战争给作为失败者的一般人们带来的道德上的破坏。&
　　“孩子们，波拿巴&拿破仑/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教师问道。/&&一千年以前&
，孩子们说。一百年以前，孩子们说。没有人知道。/&&孩子们，波拿巴&拿破仑/这&
一生/做了什么？教师问道。/&&他赢得了一场战争，孩子们说。他输了一场战争&
，孩子们说。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卖肉人曾经有一条狗，/弗兰克说，它的名字&
叫拿破仑，卖肉人经常打它，/那只狗/一年前/死于饥饿。/&&此刻所有的孩子都感&
到悲哀/为拿破仑。”这首诗的作者是去年刚去世的捷克当代杰出诗人米洛斯拉夫&&
赫鲁伯，同时作为一个著名的免疫学家，他的诗体现了对于历史波涛中人类个体生&
命及其痛苦、失败和激情的深深关切。这首小诗把人们一般关注的目光稍稍偏离了&
一点，从那个“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转移到卖肉人所养的也叫“拿破仑”的一&
只狗上来，指出为孩子所经历的悲哀只能是针对这个身边具体的小生物，于是轻轻&
地便解构了那个需要成千上百人生命作代价的历史神话，站到无名无声的但知冷遇&
热的生命们的立场上来。我还特别喜欢赫鲁伯的那首《发明》，其中允许有人站到&
好大喜功的权势者面前，对他说：“今年持续的失败/拖住了我的脚步。全盘皆输。&
我经手的每件事/都不成样子/……&&后来弄清第四个人/是阿基米德。”公开承认&
自己作为“失败者”的身份，给出失败者的那个不可置换的位置，惟有这样，才&
能担当起失败者的处境及其尊严，就像允许他说：“我不是你，我没有什么好夸耀&
的。我并没有打算加入你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失败者的存在如同是对于强权的&
胜利者的一种威胁和挑衅。同为布拉格作家的卡夫卡也曾一再表达：“我不是你们&
想象的那个我。”&
　　活着的“失败”是陷入沉默。有关“沉默”在中-东欧诗人的笔下是一个非常&
突出的主题，并且实际上也产生了一大批好诗。在这个范围内，几乎每人都有得&
意之作。如果以后有时间，我将愿意专门编译一本他们写的关于“沉默”的诗。其&
中有被迫沉默、噤若寒蝉的那种紧张经验，也有拒绝开口、表示一种坚定的不合作&
的态度，以及远离这些耀武扬威的喧嚣的沉寂心情。沉默如同愿意沉入“地下”，&
避免在为掩盖失败所做出的慌不择言或滔滔不绝中掉进强权者的游戏，变成强权者&
所需要的那种圆滑流畅和油头粉面，以及像他们那样正在以一种无可质疑的方式表&
达“真理”。“当一只蝴蝶/剧烈地对折/它的翅膀/请将这当作一个沉默的呼唤/&&&
当一只受惊的鸟儿/它的一片羽毛/跌进一束光线/请将这当作一个沉默的呼唤/&&…&
…田野上的那些树木/缄默地站立着/像那些受惊吓者/竖起汗毛”（梯&卡尔&波维奇&
，1921—，波兰诗人。）“我走向森林/那儿保持着/一只巨大沙漏的微响/将叶片筛&
选为腐土/腐土筛选为叶片/昆虫们有力的嘴巴/吃光大地上所有的沉默”（兹&赫&
伯特，1924—，波兰诗人。）“空房间在嚎叫/我的皮肤猛地紧缩/&&天花板开始哀&
诉/我扔给它一块骨头/四处的角落开始抽泣/我各扔一块骨头/地板开始低吠/我也仍&
给它一块骨头/&&一堵墙开始咆哮/我照样扔出一块骨头/接着第二、第三、第四面&
墙/全都开始咆哮/我给每位扔一块骨头/&&空房间开始嚎哭/而我自身已空洞/不再&
有一块骨头/……回响&&回响/回响”（玻帕，，南斯拉夫诗人。）&
　　“悔恨”和称之为“道德上的焦虑”也是这些艺术家经常处理的内容。我是&
否可能阻止某些罪行？或至少减轻它们破坏的程度？我可否有力量和足够的勇气？&
我自身的道德是否已发生畸变？我是否能够在恰当的时候站出来？包括现在。这是&
一首题为《我没有设法挽救》的诗，作者泽&菲考维斯基（1924—，波兰诗人）：“&
我没有设法挽救/一个孤单的生命/&&我不知道如何阻止/一粒飞行的子弹/&&我徘&
徊在公墓/……去帮助不再呼喊的人/去营救在事情发生之后/&&我想及时赶到/即使&
已经太迟”&
　　站在失败者一边，和那些死去的及生活、内心受重创的人们一同担当痛苦，&
使得这些艺术家发展出一种我称之为“简约的美学”或“节约的美学”。不事铺张&
，不高声大语，不雄辩和诡辩，该省略的一概省略，该沉默的时候决不多说一句话&
，仿佛他们一边说，一边用他们随身携带的那种消音器将刚刚写下的话抹去——在&
那样多的人永久地陷入沉默之后，他们也不愿意特地将自己留在历史上。这是一些&
沉默的词语，布满在它们的背景之上的，是一双双瞪大着的哀告无门的眼睛，是那&
些沾着泥土和血的裸露的头皮，是生活所突然呈现的巨大断裂。这种断裂造成了艺&
术作品词语之间、句子之间和结构上的许多空白和裂缝，有很强烈的“片断”的感&
&&&&波兰女诗人希姆博斯卡（1923—，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表明她关注的对&
象是人类生活中的“碎片”。自称受这位女诗人影响的波兰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在&
他的一系列受人欢迎的影片中，与其说在表现什么，毋宁说在隐藏什么、收起什么&
，就好象受伤的人当众收起他的隐痛一样；与其说是在作品（系列的有《红》《蓝&
》《白》、《十戒》）中连续说了些什么，毋宁说他用后一部影片将前一部影片掩&
盖起来，用后一句话将前一句话悄悄抹去。他早期拍记录片培养起来的耐心和专注&
，后来变成对于生活和人性中的那些失掉“线索”的断裂之处的调查，他在作品中&
也到处留下了失去联系的裂缝。“所有不必要的东西都应该绝对舍弃。”“我喜欢&
观察生活的碎片，喜欢在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拍下被我惊鸿一瞥的生活点滴。”&
他在影片中仅仅关注一些痛点，和他在那本自传叙述中仅仅涉及一些无关痛痒的东&
西一样。《十戒》中的第五部《杀人影片》，我看了不下十几次，越看越觉得先是&
神情恍惚杀了人，后被全部调动起来的国家机器所杀的那个小伙子正是我本人。他&
的无力，他的悲伤，他的哀痛。&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Czeslaw&milosz:The&Captive&Mind,Vintage&Internation&Edition,199&
　　2、The&Poetry&of&Survival&--Post-war&Poets&of&Central&and&Eastern&&
Europe,Edited&by&Daniel&Weissbort,Pengin&Books，1991。&
　　3、Ivan&Klima:The&Spirit&of&Prague,Granta&Book&1994.&
　　4、《奇士劳斯基论奇士劳斯基》，远流出版公司，1995。&
北京男人的特点是床品差。隔三差五问你能操不，甚至带着兄弟就杀上门来。把自己当天子一样，以为上姑娘是给姑娘面子，还不爱戴套，往床上一躺就说：给我口。遭鄙视了也不懂反省，厚着脸皮说：我们挺愉悦的呀
河北男人的特点是不着调。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性能力毫无把握。但又喜欢做天气预报：“我明天早上起来会很强。”“我过2天状态就很好了。”纯属幻想，基本一次就没戏，延时要靠开电视。忽悠不过了就举例：别的女人都对我很满意。
东北男人的特点是二人转。做爱虽然努力持久，但舒服的少。一是他们只会蛮干，二是他们床上很话痨。我猜他们是用唠嗑分散自己注意力达到持久的。于是和东北男人做爱，就像老头老太织毛衣。咦呀啊咦呀啊咦，插插。
西北男人的特点是爱抽烟。事前抽，事后抽，中场休息也抽，高潮没多少，倒是抖得一床烟灰。但这介就是他们的粗犷表达，一如他们的浓重的后鼻音。因此就算他们洗得干干净净，也疑似卫生习惯不佳。别看他们很男人，求欢时羞怯犹疑，怕失手。
山西男人的特点是好色又腼腆。他们爱看毛片爱学习但不显山露水，当你以为笨拙的他们需要调教，忽然被奇技淫巧吓一跳。然后他们继续沉默如谜，看不出明显的爽和不爽，射了也不叫。和他们做爱，压抑得如同下矿井。
山东男人的特点是一条道走到黑。不得不说他们很有原则，一夜情的全套动作和第二夜情的一模一样，仿佛制定了ISO标准行走江湖，叫他们变通一下，他们就不会了。如果你喜欢有体温的机器人，那他们还是不错的选择。
江浙男人的特点是爱前戏爱调情实干不行。送花的是他们，念诗的是他们，上了床不紧不慢讲情话的也是他们，摸可以从头发摸到脚丫，亲可以从前胸亲到后背，关键时候不给力啊，3分钟完事了。这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斯文败类绣花枕头，可他依然会整夜搂着欲求不满的你，把手臂给你当枕头。
上海男人的特点是恋母情结。一次炮友两次女友三次成他妈。他们那华丽丽的外表下总有一丝丝忧伤。初时把你搞得叫床惊动居委会，熟时想起妈妈软了，想起前女友软了，抱起可怜小猫又软了。他们就是那种讨债鬼啊，撒完网一直收渔。还自觉孤舟蓑笠翁。
安徽男人的特点是少前戏爱开灯讲实惠。从扒衣服到奔主题不会多于1分钟，指示多要求多，懒得出力喜欢女上位，像个监工一边让你干着他一边看着，然后还问你舒服吗？我勒个去！等你累趴了他才想起来温情脉脉地问：你肿么了？
湖北男人的特点好大喜功。他们那种猛是横冲直撞的猛，酷爱以实力派自居，90分钟踢三场球就算赢，进不进也不管了。而你除了当球还当拉拉队，要大声叫啊，要潮吹啊，不然显得效果不好。其实冷暖自知，在他们的气场之下，捧个人场罢了。
湖南男人的特点有爱心重肉欲。他们经常为上床营造浓浓的亲情感，你可以胡作非为，任性撒娇，不见外。然后他们上了床又很禽兽，使劲浑身解数搞你个Facebook。这样有服务精神的小男人，售后也通常不错。不乱伦了也记挂着问候着。缺点就是帅男不多。
四川男人的特点是没事瞎拽。没被搞上时，显得自己很难搞，搞上了，又让人觉得搞不定。无厘头地自我感觉良好，还爱给姑娘打分：腰太硬。胸比XX还小。老子没爽。要是哪天连续早泄5次，也会特自豪地准备来第6次，嘴里说着：你是我穿上衣服要走又脱的第一个。
广西男人的特点是像雾像雨又像风。你在床上抓不到他的根本，他不按理出牌，无固定套路，有时疯狂得像磕了药，有时寡淡得像出了家。所以和他们做爱如抽签，指不定下一次爽不爽。说白了，他们那点出息就是跟你对着干。
广东男人的特点是外焦里嫩。焦是什么都敢吃上哪都敢搞，百无禁忌，车震完拿瓶矿泉水对着马路冲冲觉得自己威武，狐朋狗友叫他帮忙给谁开处他就去。嫩是再怎么搞，他还是以贤妻良母的标准看床友，若你当他是种马他就不从了。
福建男人的特点是冰火两重天。在床上很大男子主义，要你赞美并崇拜，比如问：“我的是不是你见过的最大的？”你敢说不是，他就性趣大减，对你反唇相讥；倘若你夸得好呢，他就拼命三郎，完了还下床给你端茶倒水挤牙膏。一句话，顺他者兴，逆他者臭婆娘。
江西男人的特点是多情又多磨。没比他们更爱接吻的了，有事没事当玩饮水机对接，“你湿了我一脸啦。”“5555，再亲一下。”从电影院出来，裤子鼓鼓让你看的是他们，在床上把兵器交给你一夜不拿回来的是他们。总之特喜欢用肌肤之亲告诉你他有多爱你。
内蒙古男人的特点是双面胶。草原上的男子热血有，色胆有，落到寻欢作乐的实践上，却又热爱道德挣扎。他们会想上任意女人，真到床边又俨如教父：“你为什么这么开放呢？”做起爱如骑马，怕脱缰了放荡，怕勒住了不刺激。他们除了喝酒时都不是纯粹的人。
云南男人的特点是被动。你上或者不上，他就在那，不前一步，一退一步。游客多的地方就这样，主随客便。若你上了，他就带刀行欢，若你动情了，他就刀下留情。床上基本很硬，床下基本很软。最适合礼貌性上床了。
海南男人的特点是鸟大无用。如果你多看他一眼，他最想做的就是在床上征服你。绝对强攻，快准稳狠。一场性事只剩乒乓作响的记忆。然后捕完鱼就放生了，再爱的女子也愿她流落天涯。因为他们就喜欢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生活。
沈浩波：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
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
——目睹近几年来的中国诗歌现状
一幅极其残忍的景象正在中国诗歌的版图上被我们目睹。
当早年的先锋派纷纷接近知天命的年龄时，那些曾经年轻过的嗓音突然变得浑浊、昏庸和世故，整整一代人的诗歌精神尚未树立便已被岁月打回了原形——腐朽的、散发着旧中国尸气的原形。
2008年4月，我在天津参加“‘葵’诗歌朗诵会”，第二天，去参观天津博物馆。天津市政府非常高明的让这座新建成博物馆免费对外界开放，使得这座博物馆真正变成了市民的公共花园。这一举措让我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天津这座城市的认识有了新的改观，我一直以为天津是一座保守、僵化、守旧之城，原来并不尽然。而天津博物馆这座建筑本身，更是让我大吃一惊，很难想像，在中国能找到一处如此现代的博物馆建筑，来自日本的建筑大师将天津博物馆设计得像一座洁白的通体流光的雕塑，室内空间更是开放敞亮，漫步在廊道中如置身游轮的船舷。
我为天津感到高兴，因为这座一直以来被称为“中国最大的村庄”的城市正在爆发强大的现代意识。就跟北京的“鸟巢”和“国家大剧院”一样，我们不必去评价建筑的具体好坏，在中国，像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地方，能够有勇气为自己的标志性建筑选择如此现代的方案，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精神进步。同行的天津诗人邢非告诉我，天津博物馆的建筑方案遭到了此城最大的知识分子冯骥才的强烈反对。对此，我当然不会感到意外，冯某本来就是一个热衷把玩和意淫中国旧文化的准八旗文人。但依然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愤怒，如果依冯某的思路，把天津博物馆建成中国式的大棺材才称他们的心。
我的愤怒来源于我心中正在激荡的对当下中国诗歌种种复古主义和乡村抒情主义泛滥的现状的愤怒。在中国诗界，一些当年的先锋，正在忙不迭的为自己穿上褂子，装上辫子，沦为冯骥才式的为已死的、散发着霉味的旧文化的招魂者和代言人。这种具体某人的堕落不至于令我心痛，令我心痛的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复古主义与在中国诗歌界一直存在的乡村知识分子式的抒情主义的合流，竟一举暴露了整整一代人内心的腐朽和破败，我说的就是曾经代表着中国诗歌先锋精神一面的所谓的“第三代诗人”。那一代人的两位精神老大，于坚和韩东，在分歧多年，绝交多年后的再次握手言欢，几乎就成为这种合流的标志。2008年，于坚和韩东同赴深圳，为随后马上就要揭晓的新一届“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得主杨键摇旗呐喊，更是颇值得玩味的标志中的标志。岂止是于、韩，第三代诗人中之名躁一时的抒情才子如柏桦、王寅等人，又何尝不一直是杨键诗歌的拥趸。
杨键的诗歌，说穿了就是一种掺杂了虚伪的东方宗教意识的乡村抒情诗，乡村抒情意识的陈旧和腐朽其实早已是中国诗歌界的共识，但是一旦给这种东西披上某些圣洁的外衣，那些骨子里从无坚硬精神和现代意识的文人们就立刻不能自持的匍匐在地了，海子的麦地和杨键的柳树莫不如此，只不过前者披的是西方殉道士式的外衣，而后者披的是东方清教徒的外衣而已。对于这种虚伪的写作骗局，只有天真如韩东者会将其理解为一种“泯灭自我”的写作，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人可以“泯灭自我”的话，那么他一定不会选择写作。“泯灭自我”，这种可笑的宗教境界被韩东搬来作为诗歌境界，实在是将诗歌精神庸俗化到令人无地自容的程度。一个诗人需要脆弱和乏力到什么程度，才会将取消自我的宗教境界理解为诗歌的境界？一个被众多二、三流诗人（惟独没有一流诗人）共同吹捧的诗人，其本质当然乃是俗物。古话说高处不胜寒！哪来那么多的知音和温暖？
于坚选择杨键，与韩东发自内心的对于各种真真假假的清教徒兼乡村抒情才子的欣赏不同，前者实际上是为自己这些年来苦心经营的东方文化主义选择同道者和继承人。当年盘峰论争前后，于坚忙着和学院派诗歌开战的时候，他可想不起什么杨键之流来。但此一时彼一时，试图以《零档案》、《事件》系列之类投机取巧之作品迎合国际诗坛，试图与西方接轨不太成功之后的于坚，决定把注下到东方文化上来，并且越来越坚定的成为一个复古主义者，穿着一身的西方名牌，去拼命的为古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生存智慧、老庄之道、山水风景文人画甚至中国古建筑等一切的一切大唱赞歌，甚至要将诗歌拉回到远古东方的巫术时期，还有一条他是不敢说出的，那就是恢复“王道”，恢复帝制，如他这种诗人，正好可以去当一个大腹便便的文学国师。他所不敢说出的，大无畏的佛教徒杨键居然敢说，在南方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礼上，此人在受奖词里郑重其事提倡“王道天下”。我不知道台下搞文学评论的那些把票投给此人的兖兖诸公，当时是否也曾脸红？更滑稽的是，在此次南方文学传媒大奖的评选过程中，很多评论家在杨键和朵渔之间左右摇摆，一副很难取舍的样子，一个是已死的东方文化甚至是王道主义的捍卫者，一个是以西方自由民主意识为精神主体的抗拒者，我们可爱的评论家们居然两者都喜欢，这可真是一群在精神世界里荡秋千的忽左忽右的妙人儿啊！
至此，从于坚、雷平阳、杨键、陈先发到韩东、柏桦、王寅们，中国诗歌版图的大片领域终于成了东方式的、乡村式的、抒情式的、才子式的存在，一些人在拼命的从坟墓里出土的金缕玉衣上重温东方文明的荣光，并用这已死的文明，作为自己写作的合法性依据，生硬的用以填充自己虚弱的内心，使自己的看上去有一个充满了气的皮球式的灵魂，哪怕皮球里填充的全部是尸气；而另一部分人则暴露出了埋藏得更深的精神背景，原来他们真的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亲生儿子，当年青春期的反抗与激越，不过是多读了几本西方理论文字和诗歌后的兴奋模拟，中年以后，他们终究是要回到那温暖的农业文明的巨大子宫中，去反刍出一切浇灌他们内心的东方乡村的乳汁，哪怕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居住得再久，也不能阻挡他们投身于这子宫的热情，难怪，在他们的所有诗篇中，都有一股阻挡不住的“乡村才子气”。
整个第三代诗人精神世界的全面跨塌或者回归保守，都再次告诫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壤里，想要冒出现代性的花朵是多么艰难，一代人被打回原形，农业文明之强大足我们每个人警惕自己的内心。唯一的一个异类是当年非非主义的主将杨黎，与其他诗人的日趋主流和庸俗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这位唯一坚守着诗歌中的先锋精神，并且越写越好的诗人，成了一个被任何一种主流意识排挤和忽视的异类。一些人功臣名就，俨然以大师自居，出入于人民大会堂和各种颁奖的秀场，而真正的天才和先锋者却被边缘化到无人问津，那一代人中唯一的天才，恪守着自己的写作初衷和先锋性，他似乎永远没有学会放弃自己的灵魂去交换世俗的光荣。这鲜明的对比如此残忍，到底谁才是精神上的丧家之犬呢？谁才在内心里虚弱焦虑得惶惶不可终日呢？一切其实早有定数，在真真假假的先锋气乱冒的80年代，与强调“生活流”的“他们”诗派和盲目冲动的“莽汉”诗群相比，非非主义是最具理论自觉的，而非非主义中最富天才的诗人杨黎，也最终成为一代人中仅剩的那一个！
2007年，中国诗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我和伊沙与同时与于坚的绝交。这在中国诗歌网上第一论坛诗江湖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诗人都觉得我与伊沙太不近人情，说翻脸就翻脸，更多人则将此事完全理解为争夺中国诗歌交椅的名利之战。那时隐下的伏笔，甚至直接导致了诗江湖上几位堪称中坚的诗人对伊沙的反戈一击，整个过程绵延了整整大半年，从07年一直进行到08年之初。我能理解他们的愤怒，因为他们都是盘峰以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健康的诗歌精神的得益者，如今眼间当年盘峰论争的几位主要战友翻脸为仇，当然难以接受。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在我所参与的任何一场诗歌之争，归根到底都是灵魂之争。我和伊沙与于坚的绝交原因并不相同，但正好包涵了我们所无法容忍的两个方面。于坚跟伊沙绝交，是因为伊沙在一首诗中嘲讽了于坚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作代会时合影的情形，这实际上是中国诗歌界一直存在的对于体制化写作的蔑视和质疑，是对于坚为求名利的最大化，而日益体制化写作、献媚化写作的质问，是体制外与体制内两种不同写作精神的交锋，是对当年的先锋派如今深陷体制化写作的不满；而于坚与我的绝交，则是因为我在一篇质疑诗人杨克的网络回贴的末尾，对于坚的东方复古主义进行了批评。
一场争论，两个维度，暴露出的却是中国诗歌界大部分诗人在实利主义的商业社会面前，精神世界全面失守，再也找不到精神支撑点，因而全面堕落的事实。当年的先锋派不但日益体制化，而且从精神世界内部趋向于保守和复古，甚至争先恐后的嘲讽诗歌中的先锋精神和现代意识，他们已经公开背叛了自朦胧诗以来中国诗歌一直恪守的先锋性和反体制写作的精神底限。与我和伊沙彻底绝交之后，于坚很快就荣赝了体制内最大的文学奖之一的鲁迅文学奖，他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在获奖前后的每一次访谈中都在大肆抨击先锋派。每当看到他这样的言论，我都禁不住深深感受到岁月带来的残忍和悲凉。而更大的嘲讽则是，于坚素来是最讨厌鲁迅的，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文章《乌烟瘴气鸟导师》，文中的骂的鸟导师就是鲁迅。讨厌鲁迅，喜欢周作人，这才是于坚最真实的精神背景。
而更残忍的现状也正好与这种对鲁迅的讨厌相关。2007年，我写下了长诗《西安为证》，在诗中，我为包括中国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五四先贤所树立的自由、独立、质疑、反抗、追寻现代意识、摈弃农业文明的种种精神的全面抛弃而深感痛心，昔日五四之精神，现在不是说要延续，而是需要有人重新唤醒啊！在西安，我亲眼目睹了诗人伊沙作为一个先锋派的孤独，此城所有的诗人和文人，莫不深陷体制化写作之中，当年曾经先锋的诗人或者批评家，纷纷在这个大名利场中赚得盘满钵满，在最新的一次作家协会改选中，一位当年的先锋派批评家，因为没有竞选上副主席，当场气得拂袖而去。我在诗中如此写道：
这里就在延安之南
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言犹在耳
没有几个人能从这网里逃生
那些当年先锋过的
文艺青年过的
留过长发的
被这里的黄土裹巴裹巴
一头埋进体制的坟
吾中国之文人
不过是一截截死灰般的魂
这里有气度非凡的塔
这里有坚硬宽厚的墙
如果不是有眼前我的这个朋友在
我想我也会悲从中来
趴在此城放声恸哭
哭这个时代活着的亡魂
我们甚至聊到了五四那一代
鲁迅和胡适们
几乎就要令这个民族的精神再次勃起
但他们注定无法成功
这是一个尸骨太多的国家
每一寸土地
都有深深的尸气
五四未竟之志
文化和文明之理想
孤独的担在
几个诗人身上
我有豪气欲干云
城墙之上沥肝胆
既然肉肩担了道义
惟有更加残忍
还有什么比灵魂的空乏，精神世界的沦丧更为残忍的呢？一夜之间，当年的先锋派诗人们，一个一个都成了体制这个名利场里的宠儿！是啊，理想主义的年代已逝，商业和实力主义的年代来临，文人和诗人们被迫融入了这个崭新的时代，但他们的内心恐慌极了，支撑过他们的信念再也带不来任何现实的好处，他们不但没有在这样的时代里去追寻现代性之路，而是惶恐、退缩、妥协，放弃灵魂去交换一切可能交换到的东西，去赢得自己继续写作的理由。殊不知，你的每一次交换，哪怕是悄无人知的，都在毁蚀你的内心，一点一点的异化和涂改，一点一点的使你的写作丧失根基。
我的痛心和愤怒来自于2007年目睹的各种怪现状。2007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疯狂的年度，年初，一大群诗人跑到黑龙江去开会，会议的成果居然是一个“中国诗歌公约”。这是令人疯狂的事实，居然要为写作立“公约”，心灵被破坏到什么程度才会去干这种蠢事？“公约派”名单里赫然在目的，有朦胧诗的老旗手芒克，有第三代的默默和车前子，有北京诗歌界的代表人物树才……真是一个囊括几代的名单呀！还是在这一年，在青海湖举办了一个国际诗歌界，一百多个中国诗人参加，其中不乏著名者，会后，在代表当地政府的主办方的要求下，所有诗人都要在一个公约上签名，呵呵，又是一个公约，一百多名中国诗人，居然没有一人拒绝，一个法国诗人拒绝签字，精通法语的中国诗人树才（又是他）居然为了劝他签名而与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除了觉得羞耻，我还能有何观感？
在几代中国诗人的灵魂彻底枯萎的大背景下，在对商业社会和现代文明的恐惧之中。复古主义和乡村抒情才子的复辟不过是言中应有之意，奇怪吗？一点也不。多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