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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与奠基人——毛泽东
&&& 郑德荣
&&&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深刻的巨大历史性变化。中国由沉沦到崛起，由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走上富强的现代化的工业国；中华民族由受帝国主义压迫凌辱走上独立和振兴之路；中国人民由贫困走向小康。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经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与奠基人。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这个19世纪中叶产生于欧洲的“幽灵”迅猛勃兴，成为风糜全球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相较量的世界潮流。如今，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仍然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高高飘扬，表明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她是发展的科学。一个半世纪以来，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总是随着时代前进而前进，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直接斗争的舞台就是本国，为了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就首先必须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指出，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并不完全相同。
&&& 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国情要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壤上，才能扎根、开花、结果。如果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话，那么中国尤其如此。这是由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和要求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发生在马克思所构想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俄国，而是发生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受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既复杂又落后，阶级结构既复杂又有自己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具有两面性，同工人阶级既有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又有反帝反封建的一致性。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两种矛盾相互交织，而尤以民族矛盾为突出。在这种特殊国情下发动共产主义运动，显然在马克思主义本本中是无现成答案可找的。这就决定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历史经验，概括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原则，也就是说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好，什么时候革命就取得胜利；否则，革命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及其沉痛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人永志难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何曾不渴望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社会主义早日实现，何曾不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他们不是自诩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然而，历史是无情的。由于他们盲目地推行共产国际以“第三时期”理论为依据而制定的“左”的进攻路线，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主义的理解，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有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为“左”倾冒险主义的牺牲品！血的教训唤醒了那些执迷于教条主义的受其俘虏的共产党人，使他们觉悟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历史经验。
　　二、率先吹响“反对本本主义”号角，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
首先，率先吹响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
&&&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并为之英勇奋斗。这主要是由于她是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已经破产，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国际条件下，在列宁的关怀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主要倾向从来不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是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恰恰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党内产生过严重分歧与原则斗争：一种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和个别结论，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另一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前一种倾向曾盛行一时，且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觉醒最早、旗帜最鲜明的是毛泽东。
&&& 1930年初，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同“左”倾教条主义展开了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唯书”、“唯上”的思想，首次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的界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书必须读，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富有哲理的两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论断闪烁着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光芒。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束缚和压力，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提出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是党内的一次思想解放，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
&&& 1938年，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与此同时，来自共产国际的王明新投降主义，否认统一战线内部左中右的不同政治势力和阶级区别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分歧，无视人民群众力量，竟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原则，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这一新的动向，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适时地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他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这里， 毛泽东把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仅视为一个学风问题，而且提到了关系党能否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关系党和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任务的提出，并非一般性的逻辑推理，而是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刻反思与总结得出的至理名言。
&&& 综合毛泽东的系列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二是从理论内容上“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就是说，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并吸取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和优秀文化思想的精华所概括出的理论原则。三是在语言形式上，要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代替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以民族语言形式来表述。当产生于欧洲工业化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的特性”的内容，用中国民族语言风格表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它必将在神州大地开花结果，成为扎根中国沃土的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
&&&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曾被共产国际和苏联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遭到责难。然而，毛泽东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属性和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理解与掌握，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抗日战争伊始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开创了新局面。
&&& 其次，发表《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 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以弱对强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了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理论与实践相隔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在红军大学讲授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时作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的著名讲演。其中心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析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因此，
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找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
&&& 《实践论》和《矛盾论》既为党的思想路线作出哲学论证，也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高度。此后不久，毛泽东即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 最后，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
&&&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风》和《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国情国内各方面情况不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作风，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多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这里，毛泽东把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而加以强调。历史经验证明，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关系党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延安整风，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开拓了新路子。
　　三、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树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 毛泽东不仅率先倡导反对本本主义，为党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而且身体力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与光辉典范。他在投身革命，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伊始，就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斗争，重视考察中国国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从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与个别词句，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模式所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当白色恐怖笼罩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时，很多人为此而悲观，陷入困惑境地之时，毛泽东在深刻反思中首先认识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不能照抄照搬，必须使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运用与发展。与此同时，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原则，及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真理。随后，当秋收起义军攻城受挫，他毅然率部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鉴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与战争，他深刻地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须走与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相反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暴力革命原则、关于坚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原理以及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的重大成果。
&&& 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是根据中国特殊国情和复杂的阶级关系，高度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重大成果；关于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实行人民战争战略方针及中国革命战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是依据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高度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成果；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以贫苦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要成份的长期生活在落后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里的党的基层组织同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之间的矛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重大贡献。
&&&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论述了三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并把它提高到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高度，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性问题，因此它也构成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主体内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列宁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地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
&&&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总的说来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矛盾构成的。因而观察社会最基本的是看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性质以及由此呈现的社会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的重要思想是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各国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据此提出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口号：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二是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同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列宁还论述说：“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人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列宁还认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为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为此他对落后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人说：“你们面临着世界共产主义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依据，适应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与实践适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的这样的条件。”（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 页。）
&&&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特殊国情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国际背景出发，确定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对象、动力及前途，并据此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及其关系，指明第一步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由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从而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方位，解决了马克思提出的由落后的农业社会在特殊条件下，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而通向社会主义及列宁提出的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构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运用列宁和平过渡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关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把我国适时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系指如何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中国特色，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然后经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它的基本理论内容应当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包括农村包围城市及三大法宝的理论；其次是社会主义改造及和平过渡理论。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成果。
　　四、毛泽东晚年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邓小平拨正了航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新的历史丰碑
&&& 50年代中期，在中国刚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时刻，毛泽东既兴奋于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国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开始觉察到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搞建设暴露出来的弊端。1956年和1957年他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可贵的重要观点，这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突破苏联模式的最初尝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革，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导。
&&& 令人痛惜的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陷入误区。在经济建设上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和推行了超越现阶段的路线与政策，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强调“一大二公”，在发展速度上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盲目鼓吹“大跃进”。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问题上，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本本，没有摆脱传统观点和苏联模式的束缚，搞教条主义。把不属于资本主义属性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评与否定，把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加以固守，混同了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的差别。在思想政治战线，混淆是非，无限上纲，把党内政策上、工作上的意见分歧视为阶级斗争的继续，以致酿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造成“文革”的历史悲剧。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实践上的严重失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了他自己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
&&&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以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战略家的胸怀，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作了深刻反思，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力挽狂澜，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既肯定历史功绩，又批评错误，恰如其分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二是果断地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拨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树立了新的历史丰碑。
（资料来源：1999－2 东北师大学报）
2．青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倾向
&&& 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始的东西文明对峙，尤其在这种对峙下中国日显落后的严峻现实，在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产生一种既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要超越这种文明的强烈冲动。这种超越冲动成为100多年来中国志士仁人寻求民族独立解放、繁荣富强的内在动力，凝聚成一种民族精神。我们把这种超越的冲动称之为超资本主义精神。
&&& 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和精神导师毛泽东，在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超资本主义精神便表现得异乎寻常。正是这种超越的冲动，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准备，成为他后来凝聚全民族意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动力。
&&& 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不把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个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超越的对象，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近代中国人的这种价值取向，建立在对被超越者——资本主义文明的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它构成了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背景。
&&& 近代以降，除一部分闭目塞听、冥顽不化的守旧官僚士大夫外，都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确实优越于中国固有文明。但，若将与中国固有文明根本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为追求目标，那就意味着对自身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全部否定，意味着跟在列强后面爬行。这种自我否定，对于有着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来说，无论如何难以接受。更何况我们所要学习的，并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先生，而是给我们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侵略者。但一次次的失败，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逼迫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深入过程与民族危机加深过程相一致的历史现象。这种“被动的”、“不得已”的心理困境，一方面不会心悦诚服地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当作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会祈求一种更高的文明出现来战胜资本主义恶魔。这种情绪化的心态里已隐含着这样的认识：要想战胜敌人，不能跟在敌人后面爬行；要想抵制西方入侵，“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注：1938年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注：“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86页。）。这种“更高者”是什么，当时并不清楚，然而它的出现，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呼唤。
&&& 不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终极的价值目标来追求，除了情感上的抵触之外，还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
&&& 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一开始就看到了西方的两个方面：除了看到了他们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之外，还看到了他们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矛盾，看到了人情淡薄、道德败坏，即所谓精神文明的颓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严复、谭嗣同等，在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作了指责；20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除了继续陈述封建主义的罪恶外，还增加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压迫、财富集中，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各种弊害的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李大钊透过帝国主义“正义”、“和平”的外衣，认识到“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庶民的胜利》，《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4页。），连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也认识到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实在因战争得利的，只有少数企业家，大多数人是受了苦的。”（注：《朱执信选集》第534页。）
&&& 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感性认识和批判态度，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犹豫不决，步履蹒跚，始终不情愿把资本主义文明当作追求的理想目标。在“不得不学习”的压力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途径，避免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中国上演，从而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理想社会。这种渴求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的著述和实践中都表达得相当充分，在毛泽东早年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 毛泽东生当强敌四逼、国将不国的危难之秋，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少年时代便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2页。）他怀着匡济时艰、挽救危亡的大愿走出韶山冲，寻找民族的解放之路。“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等湔，独令我来何济世；……”（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这些壮怀激烈的文字，使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若将救国救民的壮志付诸实践，必须知己知彼，必须对资本主义文明上升到理性认识。
&&& 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文明以文化批判为主，对“物质文明之弊”等异化现象多有指斥。张昆弟1917年9月日记曾记述：“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页。）在1917年—1918年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认为“泡尔生固注重内界修养者，所以挽物质文明之弊”。（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25页。）他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个人有无尚之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在这里毛泽东将资本家与君主并列，表明他既反对封建专制，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无可否认，这种看法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极为浓重，但应该看到这一思想的重大价值：在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否定当中，必然导致后来的“双重”改造，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超越精神已隐含其中。
&&&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真正使毛泽东激动起来的仍然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上的丑恶表演，使得先进的中国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也一扫从前的泛泛之论，开始对帝国主义进行激烈的政治批判。
&&& 1919年7月《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写的宣言、短评、启示计有26篇之多，其中10余篇评论是直刺帝国主义、尤其是协约国的，对他们在战后的表演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入的了解，认识到这种制度不仅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深受其害，就是在其本国，实业专制也只会使“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只有推倒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在随后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认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化身，哪里有资本主义，哪里就有压迫和苦难，“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 1917年8月23日到黎锦熙信中，毛泽东深感中国思想太旧，道德太怀，且“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接着笔锋一转，“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如果说毛泽东此时仅仅表达了对东、西方进行双重改造的思想，那么到了1920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变得极为冷静和沉着。“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这已不是简单谈如何做学问，而是如何切实地进行“双重”改造了。这种站在东、西方文明之上的文化视野，既克服了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又克服了崇洋媚外的殖民地心理，达到一种理性上的成熟。它已冲出了近代以来或“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的两难思路，而是企图从根本上熔东、西方于一炉，寻求出一种新的社会出路。
&&& 正是这种超越的文化视点，使毛泽东敢于在1920年7月宣称：“彻底些吧，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接着他不无深情地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在毛泽东心目中，新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社会、新文明。毛泽东之所以将俄罗斯看作新文化的小花，就在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既不同于封建社会，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叛和超越，因此在对它的前程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这样的文化选择，其结论就一定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改造中国与世界”还原为现在的政治语言，就是既要反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要反对世界的资本主义，从而建立一种新型的俄罗斯式的新国家。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发展下去，毛泽东一接触到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叛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便被深深吸引住，迅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是极自然的事情了。
&&& 可见，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这种超越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的。此外，追溯这种精神的成因，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 首先，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的价值尺度有关。这个价值尺度就是潜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大同理想。富足、平等、和谐、宁静的大同思想，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产生。它一方面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伊甸园，同时，历代农民起义又不断用斗争和实践来表达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它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于自幼熟读经书的毛泽东说来，这一理想对他有着那样大的感召力：“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社会越动荡，对于这一理想的追求就越执着。本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更将这理想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描述：“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治众平，爱出生，至极乐”（注：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第6章。）。只要将毛泽东1919年12月1日在《学生之工作》中的新村计划与《大同书》部分内容相比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翻版。少年毛泽东生活于农村，对于剥削压迫深有感触，并且喜读《水浒》之类的小说，对于农民起义、打富济贫的故事极有兴趣，这更会强化毛泽东对于大同理想的信念和追求。
&&& 大同理想作为一种追求绝对善美的乌托邦，有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一方面成为早年毛泽东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尺度，另一方面，大同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似，也使毛泽东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年毛泽东正是用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的。1920年12月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写到：“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
&&& 其次，早年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关注时事，常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于右任、宋教仁主编的《民立报》，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曾写了一篇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夏天带头并发动同学剪去辫子，以示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武昌起义后，投笔从戎，参加了为响应辛亥革命而起义的湖南新军，半年后退出新军。应该说毛泽东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对这场革命抱有极大热望，但辛亥革命的结局则使毛泽东极度失望。
&&& 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社会一切如旧，甚至更坏。封建皇权的崩溃，并没带来新社会的生机，反而是武人争雄，战争连年。孙中山曾感慨辛亥革命只“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大小军阀都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的利益，绝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化为泡影。对于辛亥革命的失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像鲁迅先生的“消沉”一样，许多人都陷于无路可走的苦闷傍徨之中。毛泽东也不例外。
&&& 联系到毛泽东厌恶资本主义文明、以大同为鹄的心态，他对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不以为然则是极正常的。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就是这样一条不尽人意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践上还走不通。这更强化了毛泽东对超资本主义理想的追求，它终于落脚到马克思主义身上。这样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后来表述得非常明白：“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页。）
&&& 如果说以上两个问题是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中国社会现实来探讨超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原因的话，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企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更加理想的人类社会，是一个世纪性的思潮。不仅被侵略、被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此，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诅咒。
&&&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思想文化涌入中国时，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同时涌入。在这里，绝不能将西方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划等号。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吸取的也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尤其为中国人所瞩目和乐道。五四前后涌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想中，其正牌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不很多，且没有多少市场。而在中国极有影响的那些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等等，尽管它们不“科学”，但其锋芒是指向资本主义的，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叛。早年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世纪性思潮影响的结果。例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外来思想，毛泽东不仅受到影响，有的还躬身践行。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所用的思想武器基本上就是这些思想。
&&& 明于此，也就明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时常常举足不前的内在根源，而不会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的“保守”；明于此，也就明了为什么中国人一听到十月革命的炮响，对同样是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产生蓦然回首之感，不仅不再保守，而且奋不顾身。
&&& 综上所述，超资本主义精神既根植于强烈的民族生存意识和对资本主义仇视的民族情绪，也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认识和对自身某种文化传统的认同，它体现了一个具有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文明的伟大民族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刻所独具的超越意识和宽广襟怀。这种超越精神，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产物，它有着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是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成果熔铸而成。它是中华民族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挑战的积极应答，是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并汇入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从而变成了中国古老文明传统更新的一种形式和过程。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由此，毛泽东从中国走向了世界，从民族解放走向了人类解放。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伟大的抱负，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胸怀，我们民族的抱负。
（资料来源：2000－4《湖湘论坛》）
&&&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最突出的贡献，首先是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大胆地打破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城市中心论，成功地进军井冈山，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并通过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为来日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另辟了新的途径。然后，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他认真总结了工农武装斗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更深刻地批判了急于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空想，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道理，这样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更为现实的广阔道路。
&&&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现代工业极为薄弱、小生产像汪洋大海似的社会经济基础。毛泽东在开国之初便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初步形成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的良好开端。但为时不久，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有计划的工业建设行将开始时，他就急于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并仿效苏联经验，将工作中心转向于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在形式上取得超高速的成功，实际上却因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留下深重的隐患。　　
&&&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确定了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但是，对如何达到这个理想目标，开始大家并不清楚。苏共和中共的领导层中都有人认为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共只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等待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资本主义社会成熟以后，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但1927年大革命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投降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导致了革命的惨痛失败。
&&& 从1927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一直为“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开始纠正。西安事变以后，中共同国民党建立了坑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也有人提倡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为了澄清当时的混乱思想，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吸取全党的智慧，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概括。1939年先后推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又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
&&&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十分明确地回答了革命实践中提出的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 (1)革命转变问题
&&& 《新民主主义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固然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主义政治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它是为转向社会主义扫清道路。这对恶意宣传家有意混淆不同革命阶段的所谓“一次革命论”是有力的批驳；对曾经在中共党内几度占据统治地位的那种急于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是一次认真的清算。
&&& (2)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 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在大革命时夺取了领导权，就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结成反革命同盟，对革命势力反复进行“围剿”，并导致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新民主主义论》对此所作的深刻揭露，既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宣扬资产阶级专政论的当头批判；对抗战初期在党内一度滋长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也是及时的警诫。再者，它还向全党指明了方向，要努力争取和掌握当前抗日救亡与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领导权。
&&& (3)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 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一切资产阶级不同，毛泽东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认真加以区别。《新民主主义论》写道：“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 在革命时期，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在革命胜利以后进行建设的时期，也要坚持和发展这种统一战线。“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能否正确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走向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关键。
&&&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对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问题作了十分精辟的补充说明：“简言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说，当时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建立的社会，还不是很合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当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开创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民主联合政权，并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之后，才有条件逐步实现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到有了现代工业基础时，才可以说是进入了合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 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提出：“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这就是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对决心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所作的庄严宣示。
&&& 毛泽东还对《论联合政府》作了口头说明：“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又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
&&& 从这些讲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不但对新中国的诞生充满了信心，而且还特别强调应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框架下，对发展民主主义的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给予更充分的重视。
&&&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华民族出现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机，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妄图挑起反共内战并妄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则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逐步实现《论联合政府》所提出的各项改革主张。为此，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并达成了“双十协议”。蒋介石在协议的掩盖下发动了内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军就打破了敌人的进攻并转入反攻阶段。1948年在连续攻克一些大城市后，发现一些解放区在土改和工商政策上出现了某些“左”倾苗头，毛泽东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 同年7月27日，新华社发表了经毛泽东审稿的《农业社会主义回答》，更具体地解释说：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的”。新华社的《问答》及时克服了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绝对平均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所造成的危害。
&&&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以后，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进行了前瞻性的讨论，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形成了《决议》，《决议》既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纲领，又指明了将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景。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是：“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就决定了新中国的多种经济形态：现代性工业80%以上为官僚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者所拥有，经国家没收以后，便转化为社会主义性质，它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成分。现代性工业的20%左右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90%的比重，应通过土地改革充分发挥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同时，逐步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合作化的方向发展。《决议》对以上所述又作了这样的概括：“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五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蓝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反复探索、集思广益所取得的认识成果。
（资料来源：2002－6《炎黄春秋》）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毕生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以独创性的经验和创新性的理论指引着中华民族从危难中创造出新中国、从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不愧是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元勋。
　　一、开辟革命胜利道路来之不易
&&& 中国革命是在俄国革命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列宁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和中国尚未建党之前的1919年就说过：“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了，我们的斗争所以进行得很顺利，正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和封建主义的。”他认为东部各族人民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们是典型的劳动农民，而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他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列宁认为，“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而“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1](P78-80)
&&& 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看，它诞生于列宁上述讲话后不到两年。年幼的党和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多么需要领会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提出的新要求，又多么难于使党的领导和领导人首先领会列宁的这些新要求。当时的毛泽东虽然作为一方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却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既难以纠正党的领导人在路线方针上的错误，也无力使自己的正确主张为全党所采纳，他在党的“五大”提出的加强土地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未经讨论就被搁置起来了。可贵的是，毛泽东具有当时领导人所欠缺的品质与优点。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重视国情，善于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他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村的一切有亲身感受，为日后从事农村调查和农民运动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他虽然早就重视农民和农村情况，却从未放弃过每日读报和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他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时候曾表示自己并不想立刻去欧洲，他以为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先研究中国文明“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如果要对现今的世界尽一点力，就“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就要对这地盘内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2](P44)可见，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是靠踏踏实实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踏踏实实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真理的力量凝聚群众、扩大影响的。
&&& 毛泽东从建党开始，就与农民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面对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党内外的各种非议，他又以面向实际的鲜明立场，用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运的情况，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到了大革命面临失败的1927年，毛泽东因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无视国情、坐失良机，而自己的正确主张又不断受到冷落而痛心，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他愤然提出保存农民武装、把“上山”作为革命出路的主张。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把革命的重点转入农村，也为毛泽东继续进行农村调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创造了条件。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向井冈山进军，到1930年初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
&&& 首先，选择井冈山为根据地，是全面考察罗霄山脉的结果。那里处于湘赣边界，山高林密，方圆五百里，远离中心城市，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在封建军阀分裂割据的情况下，革命力量有发展与回旋的余地，军事上可攻、可退、可守，最利于军事割据。井冈山遮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竹木等经济作物丰富，荒地较多。因此，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比较了罗霄山脉各段的情况，坚定地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3](P81)。
&&& 其二，把革命重点转向农村，就要建立农村根据地，实现武装割据，找到这一割据能够生存、发展和巩固的恰当的形式与内容，使其成为进一步推动与扩大革命形势继续发展的出发点和重要阵地。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与能力，也有突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中心论”的胆略与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史无前例，既不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翻版，也不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翻版，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它把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为目的而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符合中国红色政权在白色统治薄弱的偏僻山村逐步发展扩大的有利条件，符合中国革命武装在深入土地革命中逐步扩大的历史必然性，符合中国革命胜利只有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的认识；这条道路也完全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它忠实地继承了落后国家农民革命的理论，继承了革命力量要在反动统治下求生存、谋发展、建立根据地就离不开武装工农的理论。总之，这一独创性理论的提出，说明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上，已经成功地突破了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朝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
&&& 其三，理论上的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上的反复论证与实践上的反复检验，尤其像事关中国革命道路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更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与过程，求得主客观的一致，求得认识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毛泽东并不以找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为满足，而是在革命极其艰苦、物质生活极端匮乏、个人又遭受重重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围绕着革命道路问题任劳任怨地进行着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他在30年代初期，以身示范，亲自作调查研究，写调查报告，从保留下来的文稿看，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具体，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马克思主义面向实际、重视调查的盛举和典范。
&&& 毛泽东在20年代末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为实现工农武装的革命化，解决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这些原则也都是毛泽东创建与领导工农红军的经验总结和深入调查党内军内思想状况的结果。特别是他谈到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与方法时，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对调查研究作出了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概括，提出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这就把调查研究的着眼点和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从理论上作出了明确的要求与提示。
&&& 同武装斗争相联系、成为“工农武装割据”必要组成部分的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仅在1930年，毛泽东就深入农村、城镇进行有关调查近十次之多，其中既有有关政治区划、交通状况的调查，也有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和土地斗争的调查，其目的都是为了正确进行土地革命、建设农村根据地和发展革命形势。在这些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寻乌调查，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次夙愿已久、印象极为深刻的调查。他在抗战期间作过这样的回忆：“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能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都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点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4](P22)同解决富农的问题一样，解决中农、贫农、雇农的问题，解决土地革命的问题，也只能源于实践，通过实际调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当时从事的农村调查，正是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农村根据地的需要，而他在寻乌调查中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为“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而“不胜欢喜”[4](P56)，更是出于他对“工农武装割据”的展望，出于他从来都不是为割据而割据、仅仅停留于或满足于根据地的建立的立场，而是反映了他坚定地以农村根据地为出发点，向着夺取城市和进一步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目标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 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发展到夺取全国胜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破天荒地开辟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理论上的伟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是任重而道远的，前进中有数不尽的重大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来解决，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更多的人以至全党都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上来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不仅在调查研究上为掌握国情作出了示范，而且从理论高度概括和总结了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创造性地把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路线的高度。他在1930年中期撰写《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中以尊重实践的观点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正确，“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他旗帜鲜明地认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从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着手，提出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实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迅速改变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线”，“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换取“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3](P111、112、116)把问题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从思想认识上和理论上为全党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树立了一个普遍的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原则。
　　二、以细致的整风巩固和发展更换思想路线的成果
&&&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善于因势利导，乘势前进，及时提出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要求根本丢掉保守路线，“换取”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深知思想路线是贯穿一切的根本路线，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广大干部的工作和思想有“一通百通”的功效。他在突破敌人围剿、经历艰难长征到达陕北、革命转危为安的情况下，立即着手思想路线的建设，首先在1935年底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形势，提出和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关门主义策略，系统地解决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一年后又在遵义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十年内战中两条军事路线的分歧，为这场大争论作出了历史结论，也系统地奠定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在梳理与总结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看到一切分歧的关键在于哲学上的分歧，在于是坚持还是背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只有从思想认识路线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进行剖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到达延安后，博览群书，集中精力研究哲学，于1937年先后撰写了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分别用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观点与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从哲学上揭示了一条从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
&&&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创造性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把抽象的哲学用于生动的革命实践，围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论证和阐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路线，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来武装全党。他是以理论上的创新来迎接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从国内革命战争向全民抗战的转折。在这一伟大的转折中，他把先前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原则，和他近几年来研究哲学中所作出的理论概括相结合，第一次明确提出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上，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又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提出要把它们看作“行动的指南”，当成“革命的科学”，作为“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3-534)。可见，当时把中国化改为具体化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只是避开所谓民族主义的误解。后来，毛泽东还是在一些讲话中继续沿用中国化的提法，他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一方面重申“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另一方面又提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而“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6](P374)等等。这就从问题的两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为全党从理论上概括了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普遍适用的“公式”和必须遵守的原则。
&&& 从1930年毛泽东提出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开始，到1938年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八年来的艰辛奋斗，为实现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进行思想路线的教育，从经验的梳理与理论的武装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成为毛泽东思想中最具有中国特色、最富于独创性的一项理论贡献。当然，毛泽东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不论就自己的学习还是就党本身的建设来说，都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还有差距，还有许多需要继续提高的方面。一是对中国国情的研究还要深化，二是还要以更加系统的革命经验来加强党的建设，三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来落实普遍深入地学习理论的任务。
&&& 要深化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就要凭借科学的工具。毛泽东在1939年初谦虚地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6](P143)他在这里把哲学、经济学作为工具来研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哲学和经济学，自有它系统的科学内涵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毛泽东研究这些科学，尤其是研究哲学的目的，是着眼于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是要从中找出研究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把它作为工具看待的。这也正是恩格斯说过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P406)。毛泽东也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在1941年写给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的信中说：“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践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8](P171)这封信提出的要求，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哲学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普遍意义是完全一致的，同他一贯坚持以哲学来武装广大干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这也说明，毛泽东致力于从哲学上论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衷依然不改，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工具和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 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中，关键是要有系统的革命经验和理论成果作验证，作为这一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中国民主革命比较完整的经验，只有在毛泽东深入研究哲学、创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后才能总结出来。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就需要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和“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5](P602-614)可见，毛泽东在当时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也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而提出的，是把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项目而提出的。
&&& 1941年毛泽东为准备这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心的教育运动，作出了两大举措。一是把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行的农村调查汇集成册出版，并加写了序和跋，强调“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认为调查工作之所以必要，在于离开它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就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制定政策。他深有体会又满怀谦虚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4](P18)这里旧著重印，往事重提，意在弘扬坚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促进理论与实际的进一步联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作好准备。二是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一篇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有切肤之痛、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檄文。报告通篇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经验，揭露思想路线的分歧，提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报告对全党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报告成为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不是偶然的。
&&& 当然，思想问题的解决需要经历一个反复学习、反复认识的过程，绝非短时间或一二次集中批评就能奏效的。更何况这些思想问题涉及党内的路线分歧，关键人物又都是身居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支持者还有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又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某些领导人，其难度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虽然措辞尖锐，批评严格，但报告在高级干部中并未引起强烈反响，宣传阵地也未予报道，报告的影响远未达到应有的要求。正如毛泽东在两年后估计的那样：“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9](P630-631)这说明，从思想上分清路线是非，仅有5月的报告还不够，还要有学习党史、总结经验这一条，还要让历史文献来证明，还要把这些作为九月会议的内容来讨论。正如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指出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这也说明主观主义在思想上的流毒较之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更顽强，更难以克服，需要花更大的气力。而纠正它们的办法，毛泽东强调是“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是“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既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又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P372、373、374)九月会议在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像王明那样坚持错误，扬言要争论到底，要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的态度顽固者受到孤立，成为“众叛亲离”的典型。这次会议为1941年冬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1942年初全党普遍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准备了条件，起到了动员和示范的作用。
&&& 由于整风学习始终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学习内容和指导方针明确，时间充裕，进展有序，逐步推开，由延安推向各根据地，由高级干部推向全党，对于好的经验和成功范例能及时推广，把学习引向深入，对于一度产生的偏差和迷误能及时纠正，避免错误继续扩散。特别是这次整风学习从酝酿准备到正式展开，历时六年多，不仅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普遍解放思想、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创举，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无前例的创举。如果把这一创举同当时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与中共中央的几个重要决定联系起来考察，其意义之重大和深远就更为突出了。1941年毛泽东为重印《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随后他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上述文件倡导的一是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的精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0](P790、791)；二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而反对的是在学习中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是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5](P361、362-363)。同时毛泽东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从哲学高度提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的这一精辟论断，既是对他自己和领导集体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深化与概括，也是为全党投入整风学习提供的锐利武器。1943年5月，中共中央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正确解决党内高层领导思想路线的问题，有利于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马克思主义沿着正确的思想路线不断创新和发展，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学习的必要性和王明以共产国际为靠山坚持错误的彻底破产。正如中共中央在支持这一决定的文件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1]（P23注3）
&&& 整风全过程，是一次极为深入细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以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毛泽东多年来为更换党的思想路线而作出的努力和成果，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建设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取得全党认识上的一致和团结，都是一项创造性的、极其细致的学习活动，其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共识，也必然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自觉的选择。党的“七大”势所必然地把久经考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众望所归”的结果，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
　　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艰难曲折
&&&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中国的问题要靠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情况来解决。毛泽东在建国前夕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首先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重申了以下观点：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二是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学习和继承他们的思想，我们对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是一个国家的经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12](P259-260)列宁也曾经说过：“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3](P370)据此，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就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始终体现了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普遍真理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就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要走的道路，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不同形式，从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列宁设想过但未能实现的和平赎买的办法。实践证明，走这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所取得的胜利成果。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今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党的“八大”及时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
&&& 搞建设同过去搞革命相比，是一个更困难、更陌生、更缺少准备、更难以完全预料的任务。从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看，要改变底子薄、人口多、科学文化水平低的状况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实现，对于改造自然和发展生产力来说，更不能满足于同自己的过去比，同落后的水平比，而要同国际的先进水平比，同世界的发展要求比，而且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变化极为复杂多样，新事物更加层出不穷，突如其来的事件越发难以预料，对我们学习和应对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像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回顾的那样：“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14](P198)
&&& 为了深刻地认识这一必然王国，毛泽东早在“八大”召开前夕就一如既往地从调查研究入手，先后听取了中央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总结经验，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调查是从既要学习、又要独创、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力求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大关系中，找到自己的道路。从毛泽东综合的十大关系看，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种因素的关系。对于前一类各方面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以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为核心而展开的。这方面苏联虽有40年的经验，但长期以来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致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市场上日用消费品数量不足，质量也较差，货币不稳定，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存在的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题，说明他们只要工业化，忽视了人民的利益。而毛泽东则深刻地理解事物的辩证法，理解既要工业化、又要人民的一致性，提出要适当调整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从而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其结果也必然会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对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也必须用同样的道理来处理，要吸取苏联的教训，结合我国的特点使它们各得其所。对于后一类，毛泽东是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出发的。他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不要只顾一头，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等等，认为有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毛泽东还认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因素也要努力作转化工作，对待反革命要区别对待，要采取谨慎稳妥的方针，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对待人民内部犯错误的人，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革命总是多一些人好，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毛泽东在这篇讲话的最后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又一次提出学习的任务。“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这样的学习态度，是党长期坚持的一贯方针，而在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更有特殊意义，对斯大林的评价尤其具有关键性。毛泽东在这里以一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解放思想的科学态度，既顶住赫鲁晓夫掀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逆流，又肯定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分析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过的一些错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历史又掀开社会主义新篇章的关键时刻，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又一次把问题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无疑具有继往开来、不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 《论十大关系》的问世，为全党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风。它是社会主义时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优良传统的继续，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作出系统探索的新起点。从这篇文稿写成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看，毛泽东继续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的精神与锐气始终不减，主要以三个问题最为突出。一是反复强调中国的经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结合中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中也是这样总结的。二是用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吸取历史上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15](P120)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后来的右倾错误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延安整风批判王明路线，“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15](P121)。三是关于中国的前途，毛泽东明确指出是搞社会主义。他是从唯物辩证法世界观和居安思危的高度看待未来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有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15](P66、65)。同时他又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15](P66、65)。“要预防将来”，“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15](P124)
毛泽东正是在对上述三个问题深入思考、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面临的诸多矛盾，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作用，制定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和方针，从理论上说，当时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值得注意的是，以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著称的斯大林与苏联理论界的权威人物长期以来宣传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无冲突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结为精神上道义上的一致，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针对这些观点，毛泽东认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有相同的方面，也有根本不同的方面，就相同的方面看，其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就不同的方面看，矛盾的性质和情况都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是一个极其深刻、富有现实针对性和深远意义的创新理论。就中国当时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未完全巩固，多种所有制还同时存在，毛泽东认为我国的基本矛盾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调整、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情况来看，这一重要理论又为党中央多次重申，并成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 这一著作的划时代贡献就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的情况，及时指出我国政治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即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必须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的历史使命。毛泽东以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既错综复杂又十分清晰的社会主义蓝图，为深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更好发挥人民主体地位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有多么重要，而背离这一原则，如著作在公开发表前加进的有关阶级斗争很激烈的某些不协调的论述，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带来的曲折、损失以至倒退，又是何等严重。理论上未能坚持彻底性和一贯性，正是这部著作存在的局限性与不足之处。
&&& 这部著作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以创造性地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基础引出一系列富于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首先，在中国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需要从一个最大的客观存在出发，从当时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需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越小越好，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博大胸怀的，也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其次，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国情，根据国家迅速发展经济文化的迫切需要，党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也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第三，我国存在着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的产物，也是它们和共产党之间具有长期共存与彼此监督的政治基础所决定的，因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第四，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一很大的矛盾出发，我们必须长期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这是一个有重大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方针。第五，我国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必须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原料、市场和资金问题，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因此，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兼顾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将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的道路。
毛泽东在建国后短暂的七年间，以他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奉献了两部密切联系而又各有特色的姊妹篇，它们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为贯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作出了典范。
　　四、开拓“新路”和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