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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共陈平总书记在中国
& & 作者按：为了纪念和缅怀我们敬爱的领袖陈平总书记逝世4周年，请允许笔者把去年编译的《陈平总书记在中国》（全文），经整理后重发给感兴趣的读者参阅，读者将看到，这是总书记在为党为人民而奋斗的一生中，既神秘和充满传奇色彩而又既复杂无奈和需要机智应对局面剧变的一段宝贵经历。 另外，感谢一位热心网友寄来一篇昆仑策网发表的介绍中共在隐蔽战线上斗争经验的文章：《漫谈中共地下党情报史》，愿与大家分享。
　　陈平总书记在中国（全文）
　　张泰永编译
　　1955年12月底，轰动一时的华玲和谈失败后，国内外形势继续发展，但马共进行的抗英战争，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异常悬殊，兵员伤亡惨重，环境越来越险恶，而走向低潮。在这种形势下，马共中央于1959年10月召开了第十一届扩大的中央全会，决定采取偃旗息鼓、等待时机、转变斗争方式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马共总书记陈平以及李安东、陈田等中央领导人出国，研究马来亚革命问题，开展国际活动，加强与各国兄弟党的联系，以争取国际援助。
　　陈平等三位马共中央邻导人于1960年12月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跋涉、充满险阻的出国之旅，经泰国、老挝、越南的丛林、峻岭，于1961年夏抵达受各国人民景仰的中国首都&&北京。没想到，这一走，陈平总书记本人不得不在中国逗留了长达20多年之久。
　　陈平总书记在其2003年出版的英文版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第25、26、27章里，公开地讲述和介绍了自己在中国这20多年来以马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身份所开展的各种重大活动和所作出的重要决定，特别是与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等之间的交往和会晤，非常值得想要认真研究国际共运史，特别是马共斗争史的学者、专家和朋友们参阅。
　　本文将分上中下三次刊出，内文经笔者根据原文重新校译，希望尽力臻于达和准确。在此过程中，让笔者觉得其内容不仅非常丰富和翔实，而且非常引人入胜，读了实在兴味盎然。不过，由于时间过去了十多年，陈平总书记也于2013年9月离开了我们，他的某些看法也许会引起不同的看法。这是难于避免的，也很正常。当然，在翻译上或行文方面，以及文内由笔者所加的小题，如有任何不妥之处，则应由笔者负责，欢迎各位学者、专家和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笔者谨此表示万分谢意。
　　（上）
　　第 二 十 五 章:前&& 往&& 中&& 国
　　1955年底陈平总书记（中）、陈田(左)等中央领导人参加华玲谈判时留影。当年陈平总书记只31岁。
　　一次充满不明朗因素和颇令人失望之旅
　　1960年12月，我开始北撤。这个月，河内执政的劳动党成立了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并且向西贡政权的农村目标发动了一连串的武装游击队的袭击。北越的同志将会很快就建立渗透通道，以支持这些武装游击队的进攻。这些通道将穿越老挝和柬埔寨。当然，我在启程前并不知道这些进展。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充满着许多不明朗因素，而且是颇令人失望之旅。
　　但是，军事上的挫败以及对我们党在政治上重新崛起抱有的希望，使我在几个月内就认识到河内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消息支持着我去经历了摆在前面的艰难行程。我体会得到它对东南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我为之献出自己一生的马来亚共产党将会带来的重大意义。我开始在想，一切都没有真正改变，兴许有时进攻，有时后退，而谁能最好地掌握这些策略，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跟我一起同行的有，我的战友、马共中央委员陈田，还有一位警卫员。不过，基于安全上的考虑，我们最初并不是一起上路。
　　按照计划，我北撤的第一段路程，将在暹罗(即泰国，下同)共产党的协助下前往曼谷。早在日寇占领时期，我们就已与暹共建立了关系，而且自此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这包括一系列的跨界联合活动。
　　一路上，为了掩饰自己，我乔装打扮，戴起墨镜，留起假须，穿着宽松的平民服装。协助我的当地共产党给我派了一位骑摩托车的向导。按照计划，在前往暹罗首都全程800公里的路途上，我将坐在他驾驶的摩托车的后座上。我和这位向导的接头地点，是在一条公路边的房子，它位于昔罗以北一个小乡村附近的橡胶园边沿。陈田和那位警卫员则坐汽车走另一条路线。
　　我动身的时间定在下午4点，以确保此时胶园里的大部分胶工已经放工回家。我们骑车走的是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要绕过合艾附近的居民中心地区。令我不快的是，在到达高头廊首府之前，我们的摩托车发出一阵辟啪响后，发动机突然死火了，而且，再也打不着了。此时已是黄昏，夜幕很快就要降临。有一位摩托三轮车司机，费了我们不少唇舌和敲了我们一笔竹杠后，终于同意用他的篤篤车把我、我的向导和他那辆破摩托车一起，载往高头廊。在这里，他们已经为我留宿一晚做好了安排。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近午夜，比预定时间迟了约4个钟头，担心我们安全的主人，见到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我们在途中遭到拦截了呢。他们已经担心自己迟早会遭到逮捕。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位同志家住了一宿。一觉醒来，发现当地共产党幸好给我准备了另外的交通工具。我们那辆摩托车，看来一时半刻无法修好了，替代的交通工具是舒服得多的旅行车。为了预防万一，当地暹共组织一位中级干部和他的妻子一道来乘车。我当时还不会说泰语，就坐在负责开车的丈夫和车窗另一边的妻子中间的前座位置。如果半路上碰到任何截停，夫妇俩都会出面替我应付。
　　那天，我们的路程是先往西到甲米以北靠近海岸的童里，接着到布吉附近的攀牙。然后，我们又再一次往北走，到与缅甸河交界的拉廊。抵达后，我们就在那里一间小旅店度过了旅途上的第二晚。那晚正巧是除夕，人们在庆祝新年。在我看来，喜庆气氛并不热烈。不过，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欢庆活动，对我们第二天走乡间小路进入缅甸领土，回程时再经过缅甸和暹罗边防检查站，将会是有利的。这两个站的职员,因宿醉，那天早上仍然感到不适，显然没兴趣仔细检查旅行证件。我们走的乡间小路不是柏油路，那条架在河流上的小桥只靠扎在一起的木头来支撑，以防滚动的车轮的重量把它压垮了。
　　一回到暹罗境内，我们便往东向暹罗湾的春蓬进发，然后又往北，把车开上前往曼谷的主道。我们于日元旦日深夜到达首都。当地同志随即安排我到市中心一个秘密地点居住。安顿下来后，他们告诉我，可能得等多几天，才能继续上路。毫无疑问，摆在前面的旅程将会是整个旅程中最艰难的一段，而这样的旅程，只有在暹罗、老挝、越南和中国等兄弟共产党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得以进行。
　　他们通知我，我将在老挝南部狭长地带位于与暹罗东北部接壤的湄公河的他曲市镇某处，跟越南军方一位特别向导碰头。而在这个约会得以进行之前，必须保证我从曼谷直接穿过暹罗直达那空拍浓的路程，较为安全。而那空拍浓市镇就与他曲隔河相望。我们还必需给在他曲地区活动的巴特寮(老挝爱国阵线)共产党游击队打个招呼。他们将采取一系列安全巡逻措施，以保护我一路上平安地越过老挝，经由这个内陆王国南部的高原地带，直达共产党控制下的北越下端省份。而我到达北越的准确地点在哪里，要等最后带我飞到越南的直升机的最佳着陆地点确定时的最后一分钟，才会揭晓。
　　前往呵叻的路上突然病重
　　陈田和他的警卫员以及李安东都来到曼谷的秘密地点和我会合。我们在这里等待了2个月时间，以便我们复杂旅程时间表中的各个环节能够协调一致。随后，我们四人于3月中旬某天上午晚些时分，分乘两辆汽车，动身前往那空拍浓。我那辆车由暹共派来的一位特别向导驾驶。当车子在一条乡村公路摇摇晃晃地朝呵叻方向行驶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自己病得很重。我的胃病剧烈发作，而且很快就发现我内出血越来越厉害。到呵叻时，我们在争论是要强行继续前往乌隆，还是折返曼谷。而我们知道，在乌隆有间医院。如今，放弃原定的时间表，将意味着再次延期，而且少说要几个星期，可能是长达数月，才能重新与各个兄弟党接上关系，这对于我们的撤退计划是绝对必需的。
　　所以，我决定继续向乌隆进发。一路上我不断呕吐，胃疼得很厉害，为此，我的司机不得已要不断地停下车来迁就我。我们于晚上9点钟左右抵达那间预定的旅店。这是一家小旅社，店主是当地的一个同志，他一看我的样子，就坚持要我进医院，也不管这样做可能在安全上带来问题。我极力反对他的意见，但是，我已经感到快不行了，也没力气和他争论了。当我们这位主人向我保证，他认识一家私人医院，可以安全地为我医治时，我让步了。
　　我的同伴叫来一辆三轮车，并把我抬上座位。在前往医院的路上，我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正当医护人员把我抬上担架。我完全动弹不得。当我向上望时，看到一位暹罗同志在哭。我问他：&你干吗在哭?&
　　他回答：&你晕过去了。我好害怕。&
　　医生给我做检查时，我在发高烧。结果，医生诊断我得了阿米巴痢疾，并立即送我进医务室接受治疗、测试和观察。现在看来我必需住院一些时日。我无可奈何，只好指示李安东继续前行，并通知与我们前面路程有关的各方，如今发生了一点故障。小心谨慎处理好前面路程上各个接头地点，使之正常开放，是完全必要的。而陈田则留下来陪我，待我痊愈后，我们俩便可以重新沿着原定的旅程上路。
　　七天后，我虽然感到浑身乏力，仍然决定必需重新上路。于是，陈田和我以及一位警卫员又再启程前往那空拍浓。到达后，我们入住另一家小旅店，数小时后，就与越共联系上了。这是在湄公河附近一个渔村里进行的，那里居住着从法属印度支那战场上撤退下来的难民。我们最后终于交由他们照料。我们坐上渔村的一艘渔船，渡过湄公河;在对岸，迎接我们的是派来保护我们的5人组成的卫队。这5人卫队里，有2位是会讲老挝语的北越军官，另外3位是他们领导下的巴特寮游击队员。他们全都手持苏制AK-47冲锋枪。
　　在黄昏暗淡光线下，我们过渡到河对面老挝一侧的某个地点登岸。这个点被认为是已经在政府严密控制下的土地。的确，在这个特殊地区里，所有在这条河流以及连接他曲、沙湾拿吉和巴色等湄公河沿岸市镇同北面的首都万象的大路之间的土地，都被认为是在苏发那富马政府的牢牢控制之下。不过，大路东面群山峻岭地带则是无人地带。事实上，巴特寮和北越的部队，在这里可以不受干扰地随意行动。尽快跳出狭长的由政府所控制的河滨地带的土地，然后消失在无人地带，对我们是绝对有利的。这个目标看起来简单极了，要做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知是因为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因素，或是因为越方军官在计划上拖拉&&这点我永远无法证实&&，于是决定，我们当晚必需留在政府控制的公路一侧休憩。我们将在翌日破晓前冲过公路，去到另一边相对安全的地带。
　　夜幕降临后，我们不停地走了约两小时，穿过长满矮树丛的地区和稀疏的林子，到达易于行走的重要公路内的一个地点。我们的越南护卫决定就在该处扎营。所选的地点，被认为是跟负责维持公路畅通的政府军日常巡逻的路段，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令人极其紧张不安的巴特寮游击战士
　　越南同志在估计情况时，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即那三位派来帮助我们的巴特寮游击战士，还很粗造，在准备早餐时竟然弄出巨大声响。陈田和我被这三人在煮自己的饭和制作鱼时所发出的闹声，以及他们在互相传授心得时高声说话的声浪吓呆了。他们把铝盘、铝锅随地一扔，砰砰作响。他们用随意捡来的柴草烧东西，弄得浓烟滚滚直往上冒，划破了寂静的晨空。因此，就算是聋子也能发现我们的准确位置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扎营地点离一个老挝人村子，仅咫尺之遥。很明显，村民们听到了清晨刺耳的声响，看到了滚滚的浓烟，而且，立即向上报告。在我们还来不及尝一尝这几位令人极其紧张不安的巴特寮战士给我们准备好的早宴时，忽然一阵自动步枪的枪声大作，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发现自己已被政府军包围了。
　　我们如果想要幸运突围的话，现在正是时候。我们看到，包围我们的政府军跟我们极其相似。我们的攻击者表现出来的愚笨无能和马虎随便，就如同保护我们的巴特寮战士那样。我们立即还火。接下来是一片沉静。我们等待着对方会试图攻占我们的阵地。不过，没有成功。很明显，政府军方面也不愿意在一场莫名其妙的混战中伤亡惨重。护送我们的卫队的越南军官抓住机会，在与对方还火中组织我们迅速撤退。显然，由于政府军方面不愿恋战，想尽快脱离战场，我们在毫无损伤的情况下，突破了包围圈。我们翻越过公路到较为安全的内陆地区。此时，已是黎明。自此，护送我们的巴特寮战士才明白，如果他们还是那样发出噪音的话，必将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
　　我们很快就听说，那两位陪送我们的北越军官是由负责照管与兄弟党关系的越共中央联络部直接领导的。从湄公河起，我们这个小队的一切事情都将完全由这个联络部照管。但是，当我们能够尽快徒步深入到东面被称为解放区的地区时，由于这两位越南同志既不会说中国话，也不会说英语，语言上的障碍使我们在交谈方面颇费周章。我们日夜兼程，先是穿过一个种植区的边缘地带，接下来是断断续续的一群群的茅草屋。直至进入密林深处时，我们才感到更加安全。经过持续好多小时吃力的行走，我看来一定是精疲力竭了。记起我的身体还处在康复状态，陈田请求越南同志停下来过夜。我们的卫队并没有一致接受这个想法。他们指出，我们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到达真正的解放区了。不过，理解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要动身往东进发，他们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翌日凌晨时分，我们爬过老挝南部高原地带长满热带丛林的山麓小丘。临近中午，我们闯入其中一座小山顶的空地上。在周围郁郁葱葱的树林衬托下，一架停在这里待命的笨重的苏制直升飞机，显得很奇特。这是一架非武装直升飞机，其三位机组人员包括机师、副机师和装卸员，全是俄罗斯人，而且也是非武装的。
　　陪同我们的两位越南同志当中老资格的那位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即刻登机，因为我们已经姗姗来迟了。于是，陈田、警卫员和我登上了直升机。那位老资格越南同志与我们一起飞，留下他的同伴和那三位巴特寮游击战士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告别。直升机升空后，在正午潮湿空气中发出咔哒咔哒声，在原地上空盘旋了一阵，最后便往东边掠去。约一个小时后，我们的直升机终于降落在东京湾(即北部湾)沿岸的一个省会&&洞海的临时跑道。而洞海是在分隔南北越非军事区的北面。
　　前来迎接我们的有省高级负责人和就近单位的军官代表。我们被迎进迎宾馆，当地党委书记就在那里设了一个稍稍迟些的午宴款待我们。翌日，越共中央派了一架苏制DC-3双螺旋桨PS-84运输机接送我们飞往河内。接近中午时分，我们便降落在河内以北的嘉林机场。这一天是1961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某日。
　　飞抵河内 不便在公开场合露面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黎文良站在柏油碎石铺成的跑道一边，迅速趋前与我握手，欢迎我来到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心脏地区。站在他身边的是我的老战友小章同志。我们自最后一别，时间已经过去几乎十年了。
　　我们被接到河内市中心一所豪宅。这所豪宅在几个星期前，还是权倾一时的重要人物黎筍的官邸。黎在去年9月获选为北越共产党总书记。黎筍的地位仅次于胡志明主席，是河内发号施令的人物。他暂时迁出这座位于市区宽阔的林荫大道的豪宅，期待着我的到来。这实在是荣幸之至。这是承认我是一个兄弟党领导人的一个私下表态，而且是在我们的斗争虽然在军事上遭到重大挫折的情况下明确作出的。我相信，这是越南方面对我们在二战后不久，立即给予越南人民斗争以援助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
　　我们抵达后的第二天，越南方面举行了一次正式宴会，为我们洗尘。宴会地点就设在我下榻的豪宅，一批政府高官参加了宴会。他们有人悄悄地告诉我，作为马共领袖，我最好是穿平民装，而不要穿正式的军装。虽然有点不解，我还是高兴地答应了这个要求。而且用不了多久，我就发现了这个要求以及我在此暂时逗留期间需要做些其他微妙调整的背后原因。
　　河内的五一劳动节的庆典将于下星期举行。我们听说，这一次，首都河内将成为一次大规模集会和经过精心组织的政治示威游行的地点。我们以为，我们必将受邀观看这次庆典，结果说明，我们的想法错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历上，五一劳动节毕竟早已是一个重大节日。但是，我们很快就获知，我们既不能出席观看庆典或游行示威，而且应该留在这座官邸内。
　　我们自我安慰地想，由于马共被当作是一个地下党，我最好还是不要在这些特殊庆典上公开露面。不过，从我们所处的市中心位置，我们听得到庆典的进行。庆典活动的中途，有数以千计穿着农民服装的年轻越南妇女游行经过我们所住的官邸，她们穿着的木屐，走路时发出整齐而有节奏的如雷般的响声。我们立即冲到窗前，只望了一下河内1961年五一劳动节的情景。
　　让马共在河内的出现不引人注意，的确是有其理由的。只不过是在七个月前，胡志明和黎笋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分裂为亲莫斯科派和亲北京派。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最为针锋相对的会议，而且是一次对河内领导人来说，具有深刻意义的会议，因为他们准备发动全面的游击战争，以重新夺取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由亲西方的南越政权控制下的地区。
　　不少于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高层参加了这一次莫斯科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主张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新理论的倡导者、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如今认为中共保守，拘泥于教条。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那一派，立即回敬赫鲁晓夫和亲莫斯科派，指责他们已变为修正主义者，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很明显，在1961年的五一劳动节，河内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有必要避免在苏中领导层的斗争中选边站。为了能继续在南方进行战争，越共领导人必需同时获得苏联和中国的积极支持。未来战争所需的庞大财政费用和大量军用物资，只有通过不偏不倚地悉心组织才能获得。尽管我们是马来亚的华人，但是，如果安排我们跟中国贵宾们一起，站在官方的五一劳动节观礼台或其它显著位置上，必定会发出错误信息，危害到河内采取的中立态度。鉴于我是一个华人政党的领导人，正前往北京途中并准备在那里建立我的新总部的事实，这点尤其值得注意。
　　会见在北越受训的马共干部
　　小章不是因我而来到河内的。他是来督导我们派来北越接受游击战争理论，特别是关于建立和保持地下政治组织的理论培训的一个十位重要干部的学习小组的。越南同志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我们渴望学习他们的这些经验。我们希望能够从中查明我们所犯的错误在什么方面。鉴于马共决定恢复进行政治斗争，我们认为越南专家在和平举办的训练班，对于我们重新崛起的斗争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在河内受训的学员，都是马共的重要干部。他们是我们从马来亚各地精心挑选出来的，然后才把他们派到北越首都接受专门的政治指导的。他们受训之后，根据错开来的计划，有一批干部将前往曼谷，为马共建立一个独立的秘密联络站。当时，我们要确保自己可以有一个经暹罗直接南下的秘密供应站，而不必依靠当地共产党的协助。
　　我们计划让大部分在河内学习后的学员潜回马来亚活动。无论是建立经过暹罗的地下交通线，还是准备派遣受训政治干部潜回国内，这两者对于我们长期计划的成功，肯定都是不可或缺的。很明显，利用我在河内的机会跟这些干部建立起个人联系，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他们未来的活动对马共的生存是绝对不可少的。所以，我去和平拜访了几次，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非常熟悉。
　　在越南逗留期间，我还收到越南党领导层邀请我前往越南各地访问的好些请柬。小章、陈田和我接受了几次短途访问。我们第一个访问了位于越南西北部的奠边府，凭吊越盟在抗击法国殖民军的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场。时间虽然过去了7年，但是我们在此走动，依然要小心翼翼。这里周围一带广大地区布满法国地雷、未爆炸的炸弹和未使用的炮弹。它们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那里，成为一场极其辉煌而又激烈的围攻战的铁证。这场围攻战的胜利，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精神上带来了如此巨大的鼓舞作用。
　　出于对我的健康状况的关切，越南同志坚持要我到他们的著名疗养胜地下龙湾休息和静养几天。下龙湾位于河内以东170公里，与港口城市海防相邻。整个下龙湾约有3千个小岛屿和各种礁石，星罗棋布于海面。海岸线一带，都是密如蜂窝式的岩洞，洞穴内经上万年凝结而成直立于洞底部的石笋和悬在洞顶的钟乳石，蔚为奇观。越南同志骄傲地说，他们民族的某些伟大文学作品从下龙湾的风物中获得灵感。我在杂乱无序地建于海滨作为政府度假屋的一间别墅里住了几天。两年以前，印尼总统苏加诺就曾接受越南方面的同样款待，享受同样的设施。。
　　胡主席问： &你会讲马来语吗？&
　　五一节庆典过后不久，胡志明就要前往北京。在那里，他将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进行极其重要的会谈。在议事日程里，必定会讨论到莫斯科-北京之间出现分歧的有关问题，而胡当时显然是在相当大的压力下，要向毛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意保持中立。越方通知我，胡在动身前很想见我，只是时间的安排要迁就他的繁忙的日程表。
　　我终于收到拜见越南领袖的邀请信。没错，这封信是经由越南中联部交来的。胡有两个住所：一个是他的官邸，是法国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相当大的豪宅。他在这里处理党务、开会和会见来访的显要人物和外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距离这里不远的真正住所，简朴得就像是一个苦行僧居住的地方。他日复一日生活在这个单层小房里，里面只有他的私人寝室、一个用膳的地方和一个小会客室。
　　我和陈田、小章一起，就在这间陈设简单的居所，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胡伯伯&。我们被迎进胡的会客室，而他就坐在会客室里的一张普通木椅上等候。单独一个越南翻译员就站在一边。蓄着一绺山羊胡子年已72岁的他，身穿一件单薄的棉布短上衣，脚着一双如今闻名遐迩的凉鞋，它以旧轮胎做鞋底、用不再使用的内胎做成鞋带固定着。在交谈过程中，胡也闪现出他幽默的一面。他诚恳地要求我们，千万不要受他穿着的影响。他出访中国和苏联时，穿着的就是这套衣服和这对凉鞋。&不要学我的样子，&他这样劝我们，说时脸上闪过一丝微笑。&这只是我个人喜爱的穿着方式。但是，当你们出去会见客人时，衣着须得体。&
　　胡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会讲马来语吗?&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会。随后，我们就很一般的问题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的非正式交谈结束后，我们三人跟胡一起享用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大家吃了米饭、一盘肉和一些蔬菜。
　　这次与越南领袖的会晤，是我们方面提出来的一次礼节性拜访。我们与越南之间就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会谈，早在几天前的一次党对党正式会谈时就已进行。马共这一边由我率领，越共一边由黎笋率领。会谈是在越南劳动党总部举行。
　　与越共总书记黎笋举行会谈
　　毫无疑问，黎笋是一位来自越南南方的共产党人，也是当时河内领导层里仅有的一位来自南方的共产党人。出生于旧帝都顺化附近一个乡村的他，为人以强硬和自负著称。他自学成才，有一个时期，曾在越南铁道部门工作，并曾两度被法国殖民者逮捕入狱。在监狱期间，他利用机会刻苦钻研政治哲学。他两次长期身陷囹圄，再加上他在法国人迫害面前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精神，使他的地位日益巩固，最后甚至大大地帮助他升为显赫一时的政治人物。
　　在党对党会谈时，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政策。越南方面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政策。双方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河内方面答应给予我们提供他们能力范围内的援助。越南方面对英国人如何运用反游击战战术，似乎不太感兴趣。我想他们一定觉得，他们与法国人交手的全部经验，必定使他们对游击战争的认识比我们懂得多。
　　中苏之间的分歧如今已经公开化，令我要注意避免谈及任何会涉及这一主题的言论，以免使我们的主人难堪。黎笋发表了一篇关于越南政府决心为实现越南统一而斗争的专题讲话。在日内瓦协议签订后，他曾回返回南越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对我们谈起他自己在南越受到吴庭艳政权迫害的这段经历，以及一大批越南共产党积极分子遭到获得西方支持的西贡政权逮捕、严刑拷打和杀害的情况。
　　黎笋解释说，尽管日内瓦协议签订后不久，大量亲共分子被遣返北纬17度线，南方的地下活动依然活跃如常。他说，河内方面曾经对根据日内瓦协议规定于1956年7月举行的大选寄以厚望。但是，由于吴庭艳政权不遵守这方面的规定，并且对南方的共产党组织进行军事镇压，北方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奋起恢复南方的军事斗争。他的谈话，令我们确信无疑，促进在南越的革命的行动已经展开，针对那里的政府目标而采取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也已经展开。随着斗争的扩展，这些行动必将增加。
　　黎笋接着强调说，发动武装斗争这个政策的最终决定，是执政的北越劳动党到了1960年9月在其代表大会上才做出的。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同时确立了他本人作为党总书记的地位。
　　我向黎笋解释了我们在抗击英联邦联合部队时面对的各种问题，以及我们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转为进行地下政治活动的原因。我明确指出，由于我们得不到外界任何形式的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援助，我们重新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将会是多年后的事了。
　　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古怪的地位。越南同志开展全面武装斗争的日子才只有8个月，而我却在这里强烈地为马共与之相反的做法声辩。坐在桌子对面的黎笋坚持说，在南越单靠政治斗争是行不通的，因为敌人不断追捕、监禁和杀害政治活动分子。我肯定，北京方面并没有通知越南方面马共于1959年就已转变斗争方针之事。看起来，黎笋及其代表团对我所说的谈话感到非常惊讶。显然，他们似乎是第一次听说，我们为了有利于进行政治斗争而决心放弃武装革命。
　　越南答应给我们有限度的援助
　　翌日，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实力派人物黎德寿，就某个特别问题与我接触。他被认为是劳动党圈子内的第二号人物。显然，他对我在党对党会谈中的谈话感到不解，要求我加以解释。他并没有参加党对党的会谈，我估计他是听了黎笋对我的谈话所作的评介。他接着举出一些痛苦教训，来说明河内更希望我们坚持进行武装斗争的立场。然而，如果我们觉得条件不许可的话，那么改变斗争方针，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而且越南方面将尊重我们的决定。
　　与此同时，黎德寿重提越南方面在前一天的会谈中答应提供给我们的援助。他一开始就强调说，他们的援助只能是有限度的，因为河内自己目前非常依赖从苏联和中国获得的援助。不过，他们将想尽一切办法，协助马共人员为了工作活动的需要，路过国界来往于马来亚和中国。尤其是，他们非常乐意继续为我们所选派的干部举办训练班。此外，他们也欢迎马共学员长期留在北越生活，并投身于当地各种革命学习活动。他举例说，目前，已有约1000名柬埔寨抵抗力量分子，就是这样安排来这里和接受训练的，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将随时返回自己的祖国参加战斗。我高兴地接受了越南方面的这些提议，并且立即着手计划如何利用这些提议才有益于我们自己。
　　当时，在共产党高层圈子内普遍知道，胡志明深切关注中苏分裂将给南越革命带来的威胁。而胡个人为调解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所做出的努力，获得赞赏。实际上，他为了扮演这个角色，曾北上中国好几次。当我们得到通知说，由北京刚送胡返回河内的中国航空公司的专机就要空机折返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向普通航空公司预订了飞往北京的机票。他们问我们是否愿意利用这个方便，乘这架运载重要人物的专机飞往目的地?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我们在河内已经逗留了约6星期。我急于前往中国首都安顿下来，并开始着手进行振兴我们的党，一个我觉得是艰巨任务的工作。
　　小章和我在思想上，从来就是毛泽东路线和中共的坚决支持者。但是，中国发生的好些事情，依然困扰着我。有一点，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有着如此辽阔土地的农业国居然会发生饥荒?中国过去是一个封闭国家，这里发生的一切在我多年来接触的西方媒体上鲜有报道。小章和我在河内时，有好几次曾谈及这些问题，而且促膝长谈至深夜。我第一次听说，大跃进完全是一场灾难。
　　马共必须在思想上跟毛和中共保持一致
　　小章曾非常坦率地谈及毛所犯的错误。我们讨论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马共在思想上必须继续跟毛和中共保持一致，但对它的实际运用，应更加灵活。小章赞成我们在中苏分歧问题上不应倒向一边。我们应该跟莫斯科保持一定的关系。毕竟中国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至少在表面上，这两个共产党大国彼此之间在当时还是相当友好的。除非出现公开分裂，否则，我们必须努力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如果公开分裂成为事实，我们届时自然会倒向中国一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建议。
　　我们于1961年6月第一个星期某天上午飞抵北京国际机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宁一到机场迎接我。他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密战友和忠实支持者。陪同刘宁一前来迎接的还有中联部其他负责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就像越共的一样，是负责处理跟兄弟共产党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专门机构。
　　我获安排入住位于跟北京高度保密的中联部总部相邻的一幢结实的洋楼。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和铁道部大楼就坐落在相去不远的大街上。当时中联部是秘密运作的机构。它深锁在高墙围着的大院里面，也不对外公开它的职能。在它的大院里，建有一幢幢小院落式的独立楼房，在它背后隔着另一堵墙，中联部工作人员家属就居住在里面。任何家属成员严禁步入办公楼区。到中联部办理一切事务，都只能通过预约。
　　我住的洋楼是供在北京活动的兄弟党负责人居住的住宅区的一个单元，它位于直接通向中国首都心脏&&天安门广场的一条大街上。1959年起就居住在中国的坤华，如今已完全康复，并与我团聚。她自从来北京后，就一直是跟我们在北京的一群干部人员居住在市里某处的普通住宅区。
　　在我们居住的大院内，还有东南亚另外两个兄弟党&&缅甸共产党和暹罗共产党的负责人也在这里居住。缅共的房子在当时是最大的一间。他们全都是缅族人，其中的大部分人最后都返回缅甸。常驻北京的暹共工作人员比较少，尽管他们中有一大批人住在这里参加一个长期训练班。
　　我们在新居安顿下来不久，中联部一批高级负责人就前来拜访我。我们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其间，我进一步解释了马共决定在马来亚恢复进行政治斗争的目的。中联部的同志认真听取了我所说的一切，并且回去后一定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我想，所有跟我们党的事务有关的决定，都是由这个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正是邓小平。
　　为给我接风，中方设了两次欢迎宴会。第一次由中联部宴请。另一次大型酒会则以中共中央名义举办。我都是在小章、陈田和我们当时的党主席穆沙阿末陪同下出席这两次宴会的。很明显，在我们的士气低落之际，中国同志急于给我们鼓励打气。他们赞扬我们的不屈不挠的勇气。他们夸我们的革命斗争。听他们这一说，你很难想象得到，我们在军事上已被打败。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曾就中共领导人到底为什么对我们交口称赞的背后原因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与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举行正式会谈
　　1961年7月应邀与邓小平举行正式会谈时，我们终于获得了答案。小章、穆沙阿末和我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谈。我们是在邓小平设于中南海政府行政大楼里的办公室会晤的。另外三名中共高级负责人和一名负责会议记录的秘书也参加了会谈。
　　邓首先发言。他告诉我们，东南亚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知道他不久前刚与胡志明举行会谈。我估计，他告诉我们的看法，是基于他所了解到的河内对南越的意图以及胡准备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有多大。此外，邓对缅甸、暹罗、老挝、柬埔寨和印尼等国的同志的想法和计划，也了如指掌。这些兄弟党当时在中国都拥有重要的培训中心。
　　邓坚持说，从战略上看，整个地区的形势对我们在马来亚长期来所从事的武装斗争，将变得成熟。他极力要求马共在这个时刻绝对不要转变方针。我们必须利用整个东南亚即将发生的变化所带来的机会。我感到有些吃惊。我告诉这位中共领导人，&我不能当场决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需由我们党中央决定。&
　　我定了定神后，立即补充说：&如果我们要恢复武装斗争，我们可以期望从中国方面获得什么援助?&这一点，我对邓解释说，将会是马共中委们提出来询问的首要问题。
　　很明显，邓对我的反应早有准备。中共中央联络部多年来一直密切注视马共的状况。小章来北京的任务就是要与北京领导层保持经常的联系。自从我们的无线电联系建立后，他一直有向中国方面提供关于马来亚的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展的非常准确报告。其时，马共拥有的全部资金大约还有100000美元的现金。我们计算过，这笔资金足于用来维持业已大大减少的军事行动不超过12个月的开支。
　　邓兴许是受到我提出的财政议题这件事的鼓舞。毫无疑问，他把它看作是能够促使我们终将同意中国想法的一个预兆。我们的会谈最后达成以下的谅解，即我将把他的建议提交给马共中央讨论。邓向我保证，如果将来达致全面协定，中国将会支持我们。至于具体安排将由中联部负责处理。总书记解释说，中联部也将获授权决定编制预算的事宜。我们的会谈于同一天分上下午举行了两次。
　　如今，我们在心理上感到自己处于更加为难的地位。在昔罗时，我们曾忍受好几个月的精神折磨，才最终决定把我们幸存的唯一希望寄托于回到政治斗争上，尽管这意味着将带来即时的烦恼。
　　我私底下对邓的谈话的每个细节，读了一遍。我邀小章、陈田和李安东参加讨论。我们也通过电台跟回到昔罗的阿海联系。毕竟，如果我们接受中国的建议，第一个面对恢复作战这一艰难任务的将是我们这位刚上任的代理总书记。毫无疑问，邓曾是一位很有说服力者。在此之前，每次向中国提出寻求直接财政援助的建议时，我总是感到尴尬。但是，我来到北京后的最初几个星期，我就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在资助其它东南亚兄弟党方面，做的很好。这些东南亚兄弟党全都有代表常驻北京，而且都有大批人员在接受各种课程的训练。
　　不满赫鲁晓夫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公开谴责斯大林
　　我跟邓会谈后的3个月，我应邀前往莫斯科访问。我此行的目的是出席苏共代表大会。结果，我还应邀观看了在红场上举行的庆祝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44周年的阅兵仪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公开谴责斯大林。他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我此行也访问了列宁格勒一星期。
　　我过去曾听说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他的政策的批评。这种做法也曾发生于年举行的苏共秘密会议上。我个人对在莫斯科冒起的新态度非常不满意。我愿意承认，约瑟夫-斯大林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他的政府要对过激行为负责。尽管如此，他毕竟是一个不平凡时代的不平凡人物。正是他，使苏联从茫茫荒芜的大地摆脱出来变为一个超级大国。没有斯大林，苏联绝不能击败第三帝国(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译者注)。
　　赫鲁晓夫和邓都自认为是改革者，都努力使各自的共产主义国家对现代世界开放。为了使用阴谋诡计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基础，赫鲁晓夫对过去的政权采取了一种全盘谴责的做法。当年，我听了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后，我觉得这种蛊惑人心的言论和行为，终将自食其恶果。我担心苏联在政治上的这些新观点，必将会给中苏关系带来影响。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另一方面，邓从来没有诋毁毛。这样做将意味着谴责他自己。多年来，我跟邓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对他在某些政策上的睿智有所怀疑。然而，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我重新检讨了我在关于他的领导能力方面的态度。如今，我承认仅存的共产主义模式，就是他所塑造的那种。我相信，今天的中国正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她还必须保持集中控制的大环境一段日子。否则，她将重蹈年苏联的复辙。我如今告诉大家，别那么快预言中国在政治上将屈从于资本主义势力。它需要用比大多数人想象的长很多的一段时间才会发生。
　　以下是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英文版第25章的图片说明：
　　1)&1961年4月底，李安东和我安抵河内。我们是从泰南总部出发，经历了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我们在北京的代表小章也来到河内迎接。图为我、小章和李安东由左至右站在我们在河内逗留期间所住的一座官邸的台阶上合影。
　　2)&在河内期间，我特别渴望参观越南人民于日至5月7日奠边府战役中，把法国殖民军打得落花流水的战场。56个日日夜夜的战斗证明，这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武装冲突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它在政治上彻底动摇了法国殖民者继续其殖民战争的决心。图中的我，一只脚踩在遭遗弃的法国加农炮上，周围望着我的是，当天陪同我的越南同志。
　　(以上两张图片见英文本 第419页)
　　3)&1961年6月。图为我刚抵达北京，穿上新毛装，于具有历史意义的天安门广场留影。
　　4)&1961年12月于北京，图为小章和我于颐和园合影。
　　(以上两张图片见英文本 第422页)
　　5)&日于莫斯科，我应邀参加了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和观看了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44周年庆典。图为：和我一起站在红场上合影的苏共国际部的一名红军上校。
　　(重新校正于)
　　陈平总书记在中国&&&（中）
　　陈平- 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
　　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陈平。
　　第 二 十 六 章：恢 复 武 装 斗 争
　　穆沙阿末的看法最乐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讨论邓的建议时，在所有人中间抱有最乐观看法的，正是在华玲谈判前被提拔为党主席的穆沙阿末，而最终背叛我们的也正是他。
　　他自信地预言：&有中国的支持，我们用5年时间就能接管马来亚。&我想，穆沙未免过于激动了吧。他的估计看来最不切实际。我提出需要8至10年的时间，也许会比较现实。即便是在那时，我仍然是不敢肯定的，而且也是这样说的。
　　在我跟黎笋和黎德寿于河内进行最近的会谈后，我曾坚信，南越、柬埔寨和老挝的解放，仅仅是时间问题罢了。但是，对于暹罗来说，我却绝对没有信心。依我的想法，这个王国的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理由是，如果印度支那的解放需要8至10年的时间&&实际上用了近15年时间，那么，届时我们在马来亚的处境又会如何?我们绝对需要有一条跟某个兄弟党控制下的国土相连的共同边界线，但是，这一要求即便是在印支三国的国土都解放了的情况下，也无法实现。
　　依我看，一个共产主义的暹罗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我还清楚记得，我是多么的关注年暹罗政局的发展。我也十分渴望其当政者，不论是军人还是文官，都能实行哪怕是稍微中立的政策。一个中立的暹罗，对我们的斗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斗争受到的阻碍，将会因此而大大减少，而且我们也可以肯定，暹罗当局绝不会跟英国人联手打我们。后者对我们继续留在这个王国南部活动，始终构成一种威胁。
　　这是我们1959年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所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今在北京，时间仅仅过了18个月，我们又再次考虑这个问题。不过，这一次，中国方面答应给我们财政上的支持。但仅此一点，就足以影响我们的看法吗?
　　在昔罗的阿海认为：是的。他立即回电表示，他乐意于率领这场重启武装反抗的战争。穆沙阿末对此特感兴趣。小章也表示支持。我跟其他人一样，表示同意。但是，说真的，我们赞成这个决定，是有些勉强的。毕竟，我们1959年的昔罗决议，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们是经过多番分析和自我批评后才作出的。
　　恢复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北京的援助
　　因此，当我们再次与中共会谈时，我们的根本立场认为，马共恢复进行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北京愿意提供的援助有多大。邓曾获授权负责马共政策问题。如今，我们是跟中联部最高负责人打交道。坦白地说，我们克制住自己，没有要求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我们完全了解，运送这种装备到马来亚并非易事。给强势货币，才最关键。。
　　我们跟中联部的会谈进行了几个星期，结果非常成功。我参加马共以来，党的财政第一次没有了后顾之虑。与此同时，阿海获得授权负责主持昔罗总部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恢复武装斗争。我们责成阿海制定一个详细计划，以便纳入中方的财政支持内。他所需的费用将包括在中央正在北京制定的全盘计划里面。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动员和组织群众，并且要在实质上重新恢复我们在暹马边境的活动地盘。我们必需又一次开展肃清国民党和其它冒充国民党的匪帮的势力的行动。由于我们从1959年起结束军事行动，这些匪帮开始逐渐回到这里填补他们认为是&权力真空&的地区。1950年代初期被我们赶到金三角的那股匪徒，也再次出现在这里。
　　为了重建我们的势力范围，于是决定我们有必要消灭一些重新潜回这里的犯罪分子。这一行动的杀伤力要足于令这些匪徒及其同伙清楚知道，如果他们蓄意留在这里打家劫舍，他们首先必需和我们较量。在这方面，阿海匠心独运，想出一个办法使暹罗当局对我们坚决铲除这些匪帮的立场，保持中立。
　　阿海匠心独运 令暹罗当局保持中立
　　他先是设计出一种用暹罗文印就的特别传单，然后在整个边境各府派发。这是一份对当地居民以及军政当局的告白书。告白书里说明，马共在这个地区的惟一目的，是为了获得物资供应。这些物资将用当地货币向当地市场购买。我们向当地居民保证，我们完全尊重暹罗的主权。我们还把各种主张列出来，我们觉得，它将有助于加深当地居民对我们的了解。我们于是开始向暹罗当局建议，应避免试图闯入森林来追踪我们。不过。如果他们真的来了，而且只是朝天开枪，我们一定会以朝天开枪回敬。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直接向我们开火，那么我们也一定用同样方式还火。我们向那些军警保证，我们不想同当地政府打仗。如果他们不到森林里巡逻，我们绝不以其他任何方式打扰他们。
　　由于这些传单已经广泛派发，我们强制要求所有的游击队员必须了解传单的含意，同时严格地按照规定加以执行。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很有效。它设法使森林的存在，就像我们管辖的地区，并照这种方式做下去。这些传单，很快就落到军警和政府高官手里。几乎在一夜间，我们不再受干扰了。
　　恢复我们的武装斗争必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政治教育，重新巩固我们的整个组织。我们恢复了一个安排很紧的讲习班。其时，我们的总部已经迁出昔罗，并终于回到勿洞地区安营扎寨了。鉴于秩序和信心都得到恢复，我们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全境地下政治组织以及当时集中于暹南边境森林地区的部队，展开了招兵买马活动。
　　在我动身前往北京之前，我们如今已加以放弃的复员计划，就已经开始执行。我们有相当一批游击战士，选择不去中国，他们离开森林后，投入到马来亚边界北部的当地华人社会中生活，因为南下有被判处死刑的风险。随着复员计划的执行，我们的人数剧减。在我们下令转变斗争方式时，我们游击队的骨干分子已下降到只有300多人左右。这是我们从未有过的最少的军事实力。有了新斗争计划和财政来源之后，我们于1961年中开展了第一次的招募新兵活动。到1964年，我们游击队实力增加到约800人。这些特别招募的新兵全都来自边境北部地区。这一次，我们相当成功地争取和吸收了来自当地伊斯兰教徒的新兵。
　　马共游击队如今遍布于四个主要森林基地
　　现在，我们的军队遍布于四个主要森林基地。一个是位于昔罗西面的森林地区。另一个在中部的勿洞森林地带。其余两个深入到暹罗东面现称为泰国的那拉提瓦府(陶公府)的边境地区。有必要指出，我们的游击队是没有基本工资的，只有我们称之为零用钱的一点收入。这点钱足够用来购买香烟、肥皂、牙刷以及其它一些个人需要的小日用品。
　　由于得到全面发展，我们队伍的士气有了提高，而源源不断的财源，对行动的顺利开展，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在曼谷的那两家重要贸易公司，虽是我们资金的重要来源，但仅靠它们的收入是不足于应付我们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如何把钱汇出去，永远是一个难题，而且当这两家公司被迫关门大吉的时候，情况就更加难了。我们得携带现金。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的交通员在途中被捕或被搜查了，无论其原因是什么，那么可以肯定，他身上携带的钱，就会当场被没收，不管这是不是一次正式逮捕了。不过，如果真的要携带现金的话，我们规定只准带英镑。100英镑面额一张的钞票是所有钞票中价值最高的，也是最方便用来跟当地货币兑换的。
　　当然，我们不断注意如何改进我们的资金运转出去的办法，而且发展到可以选择使用各种各样的国际性渠道。在这里，我不想详细说明我们的秘密金融通道形成的底细。我只想说，我们二十年来都是在非常不错的条件下使用它，而且从未受干扰。马共在预算方面一向严格地加以限制，即便是到了1961年北京开始资助我们的时刻，我们对预算的限制反而更加严格了。我们每年向中国方面提交以美元估算的申请。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提取这笔资金时，可以是我们喜欢的任何货币。由于提出的需求有所调整，北京当局相应地增加了我们的预算费用。这项总的安排一直维持到1989年对我们的财政援助停止时为止。
　　虽然从1961年起，我在名义上一直是马共总书记，但实际上，总书记位置上的所有日常职能，都是落在阿海身上。在北京，我的工作变成主要是在最高层面进行对等交流活动。当战场上向我提交各种需求时，我必须尽力去处理它所带来的种种错综复杂事情。与此同时，我还要向中国高层做报告，介绍马来亚政局的发展。我所做的深入分析和介绍在日常报刊上是看不到的。我也定时呈交报告。有时，情况有什么重大发展变化，中国方面会征求我对某个特殊议题的意见。
　　星市委主要负责人余柱业秘密访京晤谈
1953年&&60年代时的余柱业
　　我到达北京后不久，新加坡市委主要负责人余柱业，从他流亡在廖岛的总部前来中国与我会晤。余的英文名为Eu Chooi Yip，我们称他ECY。小章和我一起接见了他，而且，我们三人一起制定了一个把所有留在新加坡已公开暴露身份的地下活跃分子撤走的计划。余向我简单地介绍了有关其他流亡在印尼各地的同志们所面对的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关于这方面，他确认了我们自1959年以来所收到的许多报告。我们的讨论也触及要用什么最好方法来保全我们仍留在新加坡的地下组织问题。两年前，马共中央曾提出警告，李光耀在1959年5月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很可能完全翻脸不认人，对付马共在新加坡全岛的基层组织。我们的预言未免过早了。然而，我们在1961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们长期来所担心的镇压行动就近在眼前。
　　我们在北京的会谈，也仔细研究了伦敦和吉隆坡之间正在炮制的马来西亚计划。我们三人一致同意，我们如果抵制这个计划，将会是最符合我们党的利益的。如果不能破坏它，至少在实质上，要能推迟它的实施。我们的立场是，新加坡应保持独立于马来西亚之外的一个实体而存在，尽管在事实上，我们从斗争一开始，就主张新加坡同马来亚半岛应统一。
　　我们认为，李光耀之所以对马来西亚计划如此热心，部分原因是他感到这个计划有利于他来对付马共。我们深信，李企图在幕后操纵东姑，并利用东姑，不仅仅在新加坡而且在整个马来亚来粉碎我们。我们的看法显然错了。最后，是东姑要李按照他决定的时间表来镇压马共。
　　我们在跟余商讨期间，手头上欠缺有关马来西亚的确实情报。自东姑在那年年初，第一次公开提到所谓马来西亚计划以来，就仅有一些关于这个计划的公开的和官方的讨论会。由于我当时在前往北京途中，错过了这些评论。尽管我同意为了政治目的应努力抵制这一计划，不过，我对这个策略是否可行是有所保留的。
　　对李光耀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有怀疑
　　余极力坚持认为，人民行动党内部以李光耀为首的右派集团和似乎是以马来亚出生的淡米尔人、前反殖《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为首的中间派之间的分歧更加扩大了。另外，还存在一个余认为是&华社集团&的第三派别。为了说服我们相信拉惹勒南的政治倾向，余跟我们谈起在紧急状态初期，有一次，他的肺结核病突然发作。他急需医治，但基于安全上的原因，他决定去看一位左派医生，其时，这位医生正巧就住在拉惹勒南家里。
　　我对李一派与其它两派之间的分歧有多深表示怀疑，尤其是想起这位人民行动党领袖与拉惹勒南之间的交情。我这两位同志一定要我相信，他们之间的裂痕是存在的，而且将不断恶化。二对一，我被多数票击败，只好同意他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决定命令我们在新加坡的地下组织，努力争取拉惹勒南一派站到反对马来西亚的立场上来，同时尽一切可能破坏李企图强行成立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新联邦的决心。我对这个决定深感不安，而且设法说服我这两位满腔热情的同志，从今而后，我们的政治策略要做最好的打算，也要做最坏的准备。结果证明，我的疑虑并非无的放矢。毫无疑义，拉惹勒南从一开始就是李光耀的同路人。我要求做最坏准备的想法，同样是有根据的，但从来没有得到贯彻，这是我们吃了苦头之后才知道的。
　　在公众关于马来西亚计划的辩论势头越来高涨之际，李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来争取华族中产阶级商人的支持。他答应要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新加坡应否加入马来西亚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全民投票的建议。我们坚持认为，新加坡将会在与其它地区不公平的条件下加入马来西亚。我们指出，马来亚的法律对马来人非常有利，而对华人极为不利，而且这种情况在新马来西亚计划实施后，将会以强制的手段维持下去。我们清楚知道，新加坡华人对于一个由吉隆坡控制的马来西亚之下的教育政策和华文学校的前途，深感忧虑。
　　李主张举行全民投票，是为了使他提出的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政策合法化。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坚决反对他的主张。跟新加坡领导人、学者和西方舆论界多年来数不清的断言相反，社阵从来就不受我们控制。我们肯定有去影响社阵。但是，不论是社阵主席李绍祖医生，或据我所知，其他反对派知名人士如詹姆斯-普都遮里和多米尼-普都遮里兄弟，从来都不是马共党员。因此，更说不上我们有能力去控制他们了。不用说，我们曾试图发展他们，一如我们曾试图争取那时候其他许多有政治抱负的人士那样。
　　李在全民投票后于日对马共狠下毒手
　　李于1962年9月赢得全民投票后，信心陡增，劲头十足，开始了大力向新加坡选民宣传马来西亚的计划。他到处发表讲演，并不断扩大人民协会社区中心作为其政治策略基石的影响力。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些中心也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接着，于日,李自以为大权在握，而且离马来西亚成立只有七个月了，他要对马共狠下毒手了。就在接近黎明前的时刻，李发动了由当地武力和马来亚警力合作对新加坡全岛所谓共产党积极分子进行的闪电式搜捕行动。这一行动的代号叫&冷藏行动&。根据他们的黑名单，他们企图逮捕的对象多达115人。其中就有詹姆斯-普都遮里。我们期待了差不多4年之久的新加坡镇压行动，事实上，是在东姑和英国人对李施加强大压力下才采取的。我们跟余两年前的商议，对事情的发展所作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预先想到要采取什么有力的反击措施。我&要做最坏的准备&的叮嘱，终究无济于事。&冷藏行动&摧毁了我们在整个新加坡的地下组织系统。那些侥幸成为&漏网之鱼&的同志，都隐藏起来了。他们中许多人逃到印尼去了。
　　尽管发生了&冷藏行动&，我在北京依然努力想用最好的办法来提高我们在马来亚前线的活动的效果。很早以前，我就想要创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广播电台。但是，考虑到要向中国提出财政上需要一笔如此巨资的工程项目，我总是犹疑不决。事实上，北京当局要比想象中的慷慨得多。
　　再度访问河内 &黎笋亲自迎接
　　在1964年8月东京湾(即北部湾-译者注)事件发生之前不久，越共中央通过中方交给我一封邀请我访问河内的函件。我通过同一渠道给予回复，表示乐意接受邀请。就在我要动身离开北京之前，东京湾事件发生了，当时，整个共产党圈子内都普遍预期，华盛顿将开始轰炸北越了。对我的邀请，并没有改变，而我如期于8月底的一天傍晚飞抵嘉林机场。到机场来迎接我的正是黎笋本人。到达后的头几天，他们安排我到河内附近地区，参观各个感兴趣的地方。
　　之后，黎笋才与我会晤，讨论双方关心的问题。自我1961年前往北京路经河内与他见过一面至今，马共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路线，恢复了武装斗争。他饶有兴趣地听我介绍我们已取得的进展。他也向我简单介绍了南越战争的发展情况。刚从北京回来的黎笋向我透露，就在几天前，毛亲自对他说，整个东南亚国家很快就会一个接一个爆发革命。这位中国领袖预言，越南、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全都会落入共产党手中。
　　我们会谈中途，黎笋受到打搅。一位秘书走进会议室，急着在他耳际低声说话。当秘书离开后，黎笋即刻转换话题，他告诉我，他刚刚收到消息，一支美国军舰组成的小型舰队正在非常接近北越海岸线的海域游弋。他的情报专家估计，美国随时会进行舰炮轰击。他说，河内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根据这个估计，黎笋接着说，他会安排我转移到河内西北部的前法国殖民者山间避暑胜地&&山萝暂避。
　　我经公路前往山萝住了几天，天天都在等待预期中的攻击。随后，得到通知说，美国舰队已经改变航向溜走了。一位司机派来接我回河内，就在我到达后的那一天里，我又跟黎笋进行会谈。在接下来的会谈期间，黎德寿偶尔也来参加我们的谈话，我提到说，据我所知，过去两年来，泰共已有一个秘密电台在北越某处进行播音。
　　我问：可否给马共同样的设施？
　　&可否给马共同样的设施呢?&我问道。
　　向越南提出这种请求，我原先是感到犹疑不决的，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们的近况以及我们如今还正苦苦挣扎着复兴我们党的事实，我们也许不会被看作是一个有着足够份量的实体来打这种交道。我实在没必要杞人忧天。黎笋很快就同意了我的建议。他立即补充说，当然，马共得自己准备广播人员。我向他保证，绝对不成问题。他说，越南方面将乐意为我们提供负责电台运作的技术员。更有甚者，他们将为我们开具一份这样一个工程所需的全部电子设备的完整清单。不过，有一个难题。他告诉我，越南目前的情况还无法供应必需的发射器材。黎笋提出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中国和东德。我即刻明白，这两个来源对越南来说也许都是现成的。但对马共来说，鉴于中苏分裂的现状，我们只能请求中国协助了。如果向东德提这种请求的话，那将给在北京的我们带来种种麻烦。
　　就在越南同志即将请我到首都以外的地方进行另一次观光视察时，我收到中国驻河内大使的便条，请我赶回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节庆典。他的邀请好像有什么急事。便条指出，这一年的十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天是共产主义打败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15周年纪念日。
　　大使先生的邀请，令我全无准备，我发现自己陷于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越南方面热切希望同我的会谈能够继续下去，而且，显然有什么进一步的建议要向我提出。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开罪中国方面，因为他们在北京提供的各种条件，更不用说财政援助，如今对马共的继续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前往河内前，我曾礼节性地拜访了身兼中联部副部长的一位中共中央委员，通知他我的意图，特别是请教他，如果十一活动期间我不在(北京)是否方便。他敦促我尽管放心按照计划前去。他还保证，政府打算以比较低调的方式庆祝那年的国庆节。显然，这个计划在此期间有了很大的改变。好久之后，我才知道其原因。由于面对重大的经济问题，毛在最后时刻决定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仪式。
　　我仔细地考虑了自己面对的为难处境后，决定直接给北京中联部负责人，写一封非常客气的短信，解释我的为难处境，并表示惋惜，因为我只能得继续完成越南方面已经为我安排好的紧密行程。我指出，我的离开在事前已经知会中联部，并且得到中联部对我此行的同意。
　　越方认为我这样做是对她们的高度尊重
　　由于我们被当作是一个&地下党&，我知道中国大使馆将不会邀请我出席中国驻河内大使主持的十一庆祝酒会。因此，我在节日前夕前往大使馆，向大使先生献上一大束鲜花表示祝贺，并祝愿他国庆节好。
　　越南方面知悉我着手解决这件事的方式之后，认为我这样做是对越南方面的高度尊重。几天后，在我动身返回北京之前，他们在西湖(湖西)政府中心设晚宴为我饯行。这次晚宴只请个别人参加，也非常秘密。名单上的嘉宾总共不到20位。不过，实际上，越南劳动党政治局所有主要成员，包括黎笋、黎德寿、长征、武元甲将军，甚至连胡志明本人都来参加。事实上，只有一位领导人范文同没有出席。
　　翌日清晨，就在我正要动身离开赶搭班机返回北京之际，胡志明突然出现在我下榻的西湖(湖西)宾馆的大门口。他是前来跟我进行个人话别的。
　　中方认为在北越设电台的建议不可行
　　当我回到北京时，我告诉中国同志，马共接受了河内准备在北越为我们设立一个秘密广播电台的建议，就像泰共已在运作的那个一样。他们可能提供发射器材吗?与此同时，我还把越南同志为我开具的所需全部电子设备清单呈交给中方。我当时注意到，我的请求看来会碰壁。他们告诉我，这件事我得等待由中共中央来决定。
　　几个星期后，我终于得到答复，中方拒绝了我的请求。他们向我解释，东京湾事件已经使北越在军事上面对一个严峻的局面。北越空军基地的战机已转移到中国南方的广西省某地。泰共的秘密广播电台也在计划从北越转移到中国境内。如果我坚持在此紧张时刻把电台建在北越，届时我将无可避免地被迫要把它转移到中国境内某个安全地点。因此，我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革命电台的计划，实际上碰了壁。当时我感到失望，不过，从长远来看，情况将变得对我们有利。
　　其时，国际上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要求我密切注视，就是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被迫下台了。这件事将令马共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自处呢?显然，北京领导人的全部注意力也被克里姆林宫发生的变化所吸引了。中国决策人在对苏政策上应采取什么立场才最适当，意见并不一致。一小部分居住在中国拥有影响力的白种人共产党人，据说全都跟毛很接近，变成了决策咨询人。但是，中国方面很快就发现，以北京为基地的白种人集团中间，也跟中国决策人中间一样，在这些问题上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
　　赫鲁晓夫下台 毛想征求兄弟党人意见
　　有一派主张对苏共实行一种全新的政策。另一派看来支持毛和大多数中央委员主张的继续采取原来的抨击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发言最多的白种人中间，有美籍以色列后裔爱泼斯坦、安娜路易斯特朗和柯弗。爱泼斯坦的犹太人双亲于1949年逃到美国定居。据我所知，斯特朗主张中国采取一种和解的立场，以便改善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看来赞成采取相反的看法。我个人对苏共中央会不会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放弃其修正主义路线，一直持怀疑态度。
　　由于各持己见，讨论看来陷入僵局，于是，毛想征求兄弟党的一群有代表性人物的意见。李安东、穆沙阿末和我，跟爱泼斯坦和柯弗兰一起，后来才知道是被召集到毛在武汉的官邸与他会晤。安娜路易斯特朗并没有被邀请。我推测，这是因为她在这个问题上与毛唱反调。
　　一架专机载我们从北京飞往湖北省首府武汉。我们先是集中在一间很大的会客室，接着跟毛主席共进午餐。在武汉的讨论中，毛显得很专注，主导谈话的局面。他提了不少问题，然后专心倾听，对我们的回答有自己的判断，最后，说出他的看法。完全可以相信，中国共产党如今在对莫斯科关系问题上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而毛已牢牢掌握大局。我们离开武汉时相信，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将继续采取批判态度。
　　马共内部在恢复武装斗争问题上出现分歧
　　早在1964年我访问河内之前，我们内部就在使用什么最好方法来指导恢复武装斗争的方针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这场危机基本上是于1963年由留驻北京自认为&后方派&的大多数人的意见逐步形成的。我们这些在中国首都的中委们，对我们&前方派&的政策很有意见。他们声称，阿海过于保守。他们认为，我们恢复武装斗争的行动，应该更加有活力，更加积极主动。他们号召立即恢复越过边界向南挺进到如今的马来西亚领土内进行直接军事攻击的行动。他们甚至开始要求发动以泰国为目标的攻击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把泰王国划入敌人的营垒里去了。马共驻北京领导层内部这种强硬意见得以发展成跟后来演变为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的喧嚣声并行不悖，绝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口号是：修正主义者偷天换日，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
　　阿海和在前线的同志不同意北京(&后方派&)的看法。这种看法充分表现在陈田、李安东和穆沙阿末所采取的左倾强硬立场上。我个人在这个意见分歧中的观点，是坚定地站在阿海一边。我觉得我们应设身处地为在前线作战的同志多想一想。他们对情况的了解，肯定会比远在他方的我们要符合实际得多。
　　在北京，我们试图通过进一步的讨论以及通过我们跟阿海总部的无线电联系，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这一切办法都失败了。我们的强硬派受到横扫全中国的极端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一点也不肯让步。与此同时，通过无线电发送信息要求言简意骇，电文经精简后，破坏了我们跟游击队基地之间寻求一致意见和互相理解的一切努力.
　　最后，我建议我们请阿海来北京一趟。届时，我们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我觉得他要是能来，并亲自向我们详细介绍前线的实际具体情况的话，那么，令我们领导层陷于瘫痪状态的政策障碍，便能迎刃而解。这个建议得到大家同意，于是下令阿海前来磋商。其时，阿海的妻子因心脏病发作正于北京就医。
　　小章于1963年离开北京返回泰马边境，挑起前线的领导担子。他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到达总部。他因与南方的交通联系有困难，滞留在曼谷，一直到1964年，他才完成他的旅程。由于阿海要等替任者抵达后才能动身，因此，阿海直到1965年才在中国首都现身。
　　文革全面爆发 &马共内部分歧再度出现
　　事情暂告一段落。接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红卫兵的游行示威正席卷全国。此时此刻，马共内部在武装斗争方针问题上尚未解决的裂痕，又再次显现出来。那些原来反对在泰马边境两边加强军事行动的多数人，如今全都倒向高喊回到革命原则上来一边。从马共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为一个更为好战的行动施加新的压力。
　　穆沙阿末受到中国很快就要把兄弟党划分为&修正主义&和亲毛路线党的传闻的影响，同时，由于我们与中联部之间存在着一些问题，他自以为我们即将被扫地出门，并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的标签。于是，他开始疏远我们，甚至迁出我们的寓所，跑出去与他持有共同观点的其他人居住。当然，他最后终于决定走上叛变的道路。他返回马来西亚后，于1980年11月发表了一份公开自白书。
　　1969年底，我决定派我们驻北京圈子里口头上最革命的两位返回边境基地，亲自体察具体情况。他们是李安东和他的妻子。他俩一起如期动身，经陆路走了几个月终于抵达我们勿洞总部。此后，我没有接到他俩的信息。他俩的继续保持沉默，使我们原来为前线制定的政策完好无损，尽管这种状况维持不久。他俩继续留在边境营地。他俩决定这样做，必将带来可怕的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自己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的感染。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投身到这场我当时认为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具重要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中去。阿海则纹风不动，并且坚决反对我以任何方式参加。他采取完全不偏不倚的立场。由于强硬派对我们武装部队的政策争论得到化解，他要求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我们前方各种需要上面。
　　图片说明：
　　正是日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其武汉官邸的宾馆接见了我。照片背景，被主席遮住部分身影戴墨镜的就是李安东。
　　(定稿)
　　陈平总书记在中国（下）
　　&&&&&&&&&&&&&&&&&&&&&第 二 十 七 章：被驱逐出境者、广播电台和讨价还价
　　向中方如实提出处理被流放马共党员及同情者问题
　　由于我看到红卫兵运动如日中天，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向北京当局如实提出马共长期来所关心的有关中国党在对待我们被流放党员和同情者的方式问题了。这个问题在马共领导人内部的私下讨论中，我们把它称之为&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成千上万被英国当局流放到中国的人士的命运问题。
　　英国殖民当局爱使用吓人的名词&被驱逐出境者&(banishees)来称呼这些人。他们都是中国人的后裔。他们基本上都相信中国革命的理念。他们都会讲国语(普通话)，也会讲各自的&母语&&&方言。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当代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教导。然而，一旦踏上中国国土，他们总是被提醒自己是华侨。他们被当作是二等公民。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似乎为公开解决这个&历史问题&，提供了理想条件。
　　到了1966年底，红卫兵在北京街头四处活动，冲击政府机关，我们找中联部联系，并就应该如何对待被驱逐回中国的马共同志的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中国大陆于1949年解放之前，马共党员被放逐到那里可以获准自由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如今，为什么就不可以获得类似的待遇呢?
　　1967年新年前夕 周总理亲设晚宴款待
　　我们的投诉终于传到最高权力指挥中心。据我所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听到了这些事。不久，我们便接到通知，党对党的会谈定于新年初举行。很明显，为了表示友好，周恩来本人于日亲自设晚宴款待我们。陈田、穆沙阿末、阿海、李安东和我五人，在我们各自的夫人陪同下，一起出席了这次在北京西郊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宴会。我们的东道主周总理还安排了一个专场文艺晚会，应邀观看的还有其它兄弟党的代表。我不敢断定，这位中国领导人是否意识到出席这次晚宴的宾客中，有一位跟他同席的嘉宾，正是在十四年前曾身陷太平监狱死囚牢房的李明。
　　受到如此盛情款待的鼓励，我们对即将举行的党对党的会谈前景充满希望。当会谈最终于1月中旬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参加会谈的中共小组负责人不是别人，而是中联部里长期跟我们打交道的康生。此时，他已成为位高权重的特殊人物。他不仅控制了中联部和中宣部等重要部门，而且是文革小组的唯一顾问。而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动乱最高峰时，曾一度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地位`。
　　在党对党会谈中提出创办电台的建议
　　我们提出的关于创办广播电台的建议，是这次党对党会谈的重要议程之一。这次，北京领导人已经准备考虑接受我们提出的创办秘密电台的建议。中方不仅愿意提供地点和设备，而且还愿意派出技术人员帮忙操作。我们则负责提供和训练播音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结果，我们的电台用了两年时间终于创立并开始播音了。
　　不过，当&被驱逐出境者&问题提出来时，我们就没有那么好运了。&被驱逐出境者&中的大多数人都出生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据中方统计，1948年紧急状态的战争爆发以来，有超过5000名马共党员被驱逐到中国。如果把被流放的同情者及其家属也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其人数到1966年多达20000名。在紧急状态之前的年代，英殖民当局一般是采取小规模驱逐的办法。宣布紧急状态后，英殖民当局使用大轮船来运载&被驱逐出境者&，有时一批就多达数百人。英国人的统计显示，仅仅于日至日的两个月内，就有大约2812名华族&人士及其眷属&被勒令离开马来亚，并由一艘挪威轮船运往汕头。
　　我们建议，任何一个以这种方式被驱逐出境的马共党员，都有资格重新参加我们的武装斗争。我们知道，这些人的数目相当可观。我们计划吸收这些被流放者当中所有愿意应征的人，并安排他们到中国南方与老挝接壤的边境地方受训。在那里，我们会建立一个到两个集体农场，农场不仅可以生产我们自己需要的食物，而且可以用来对这些新队员进行有关森林战战术的训练。文化大革命把群众的热情激动起来了，其结果越来越强调搞世界革命。我们确信，我们为同志们在农场提供密集的军事训练，然后经陆路分批把他们派回前线作战的想法，必将受到欢迎。
　　康生断然拒绝了我们的两个建议
　　康生断然拒绝了这个想法。我们于是改变策略，要求中共准许我们那些被驱逐出境的同志转为中共党员。然而，即使这个要求，也被他回绝了。康生给我的解释跟他不久前在他的别墅同我单独会面时所说的一模一样。他说，中共自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就已改变其处理被驱逐出境的兄弟党党员的政策。
　　我听说，每一次党对党会谈结束后，康生及其工作人员为了就我们的讨论进行总结，会一直工作到凌晨时分。这些总结是准备呈交给毛本人的。中方在党对党会谈结束后，安排我们同毛见面，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晤是在1967年1月底。陪同我一起出席这次会晤的有李安东、穆沙阿末、阿海和陈田。其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其鼎盛时期。上海的一个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
　　我们应召到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由于我们是地下党，我们不方便从面向大路的正门入口处进入人民大会堂，而只能由侧门。
　　再次见毛主席 获得建电台的一切设备
　　康生在其部门两名主要负责人陪同下，也出席了这次会晤。陈田也在场，负责做会议记录。中共中央主席首先问我们党对党的会谈进行得怎样。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毛希望同我们谈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话题。我立即获得这样一个印象，毛在中共领导层中已经变得相当孤立。这次会晤同两年前我们在武汉时热情洋溢的交谈，形成如此强烈的对比。正当我们在漫谈的时候，我有点疑惑，是否还可让陈田继续做记录。令人惊奇的是，他还在做。
　　我相信，这一次长时间的相聚，是康生为了向毛和中共领导层展示他个人在解决兄弟党问题上的本事罢了。如今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应听中联部的命令就可以了。我们已经在党对党的会谈中提出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见了毛。我们也已经获得了我们为之争取了三年的广播电台所需的一切设备。接下来，就等中联部代表的一句话了。
　　1969年，当我们接到命令准备把马共整个办事处迁移到南方的湖南省的时候，我本人已深陷文化大革命给我们造成的政治泥潭中，而不能脱身了。阿海最初只得代替我的位置。
　　在湖南，马共获分配一个闲人严禁出入的军事区中间代号为691工程的设施。从北京来我们这个新的中心，日夜兼程需要坐12小时的火车。691工程，群山环抱，好像是一个刚腾出来的村子。我们的广播站设在一座山坡旁挖掘出来的地洞里。附近的一列房子用作我们的办公楼。
　　《马来亚革命之声》于日开播
　　我们的电台于1969年11月开始从湖南播音。我们决定用《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作为台号。广播节目通过一个强有力的20千瓦发射台发出的电波覆盖整个(东南亚)地区。我们电台有两个波段，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试图干扰我们的广播。从我们收到的反馈来看，我们在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党员和同情者，都热心收听。
　　我们的播音员、制作员和其他文职人员都住在691工程里的宿舍区。中方的技术人员则住在同一工程地区里的不同地段。我们在湖南工作的那段日子，几乎完全没有跟我们篱笆周围以外的居民来往。日常食用必需品全由中方供应。虽说离北京较远，我们电台照样可以正常和即时地获得我们所需的各种报刊。中方负责替我们订阅，我们则负责开列我们所需的马来亚和新加坡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的名单。我们也有定期收到伦敦出版的《泰晤士报》和墨尔本出版的早报《时代》。另外，我们还能读到《经济学人》、《远东经济评论》、《亚洲周刊》、《时代杂志》和《太平洋事务》等期刊，并就其中一些报道加以评述。
　　从一开播，我们电台就用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三种主要语言广播。每种语组有三名播音员。1970年代中期，我们成功吸收了一批马来亚和新加坡受英文教育的大学生，以加强我们的英语组的广播工作。不管当时马新两地的政治部对革命之声电台的这些新人如何说三道四，他们中间实际上没有一人是共产党员。他们不过是思想激进或左倾的进步分子。其中有一位是名叫陈月清的马来亚华人女青年。跟那些臆测相反，她在新加坡大学的同学和朋友陈华彪，从来没有参加马共。
　　关于陈月清传奇的事实
　　鉴于新加坡新闻界就陈月清传奇做了许多不尽不实的报道，我愿意在这里举出几件事实仅供记录在案：陈小姐参加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原来在新加坡上大学的一位香港学生的关系介绍的。这位年轻人在1967年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发生(红卫兵)暴动期间，曾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他在新加坡期间，参与了当地的学生运动，并与陈小姐邂逅。就在新加坡政治部到来逮捕他之前几个小时，他乔装打扮成一个女人逃出了大学校园。随后，他经过长堤进入柔佛。到新山时，他被扣留，并被控非法进入马来西亚。他的案件最后于吉隆坡听审，结果他被判驱逐出境到香港。回到香港后，陈月清来找他，并要求参加我们的组织。但是，我们的领导人觉得她不太适合过森林的艰苦生活，于是建议她参加《马来亚革命之声》的工作。陈小姐给人以一种印象，她是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但是，我们认为她不过是一位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肯定地说，她从来没有参加马共。
　　在我们的播音工作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开始收到生活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的许多请求。他们要求《马来亚革命之声》增加使用各种华人方言播音的节目。这些节目最主要是为勿洞地区华人社会的需要服务的。最初，我觉得事情变得有点尾大不掉了。我反对使用过多的方言播音的主意。不过，我的看法敌不过大众的要求，于是我们得增加更多的播音员了。
　　所有在北京居住的马共党员的家属，如今也迁至湖南的一个农村生活。这个地点离我们的电台约有三个小时的车程。他们由首都搬迁到这里的人数总共约有40人，其中有20名是儿童。其中有10名是被派回去马来亚进行地下工作的马共党员的孩子。他们都是被送到中国来的，并交由我们照顾，而他们的父母为了执行党的危险任务，正生活在担心有随时被逮捕的情形下。所有我们的这些孩子都在当地乡村学校上学，我的妻子奉命照顾他们。
　　文革期间为年轻一代教育问题着想
　　当我们在泰马前线的中央要求增加播音员时，他们建议吸收我们这些正在上中学的年轻男女学生做这项工作。我个人反对中断他们的学习。而另一方面，孩子们对当播音员的想法又非常热情。最后，我只得服从前线的要求。
　　于是，我们又得开始训练另一批新播音员了。至此，我们的电台已拥有约30名播音员了。但是，这些学生的教育受到严重干扰这件事，仍然使我寝食难安。当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使我们头晕目眩之时，全国所有学校也都关门大吉了，湖南省也不例外。我不顾一切再次向我们电台设施内的中联部代表求助。他们能否帮我们在电台内为这些年轻人开办一间夜校呢?结果，中联部代表深表同情。他们自己也同样感受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且对这种影响给年轻一代带来的严重后果深感懊恼。这件事后来就由省外办帮助解决。不久后，三位从湖南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教师就被调来我们电台，夜校班开始上课了。
　　1964年曾要求重返前线
　　回溯1964年，我曾向马共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如今是时候让我返回前线了。中央并不同意我的这个建议。我争辩说，我离开前线已经太久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没有资格继续领导我们的组织。我甚至要求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便我可以更加容易南下。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事实上，在1961年当北京劝说我们恢复武装斗争时，我就曾提出调回前线的要求。当时，中央接受了小章提出的要求我继续留在中国至少再多三、四年的建议，以便扩大跟中国领导层以及其他兄弟党的联系。
　　尼克松上台后宣布&关岛主义&
　　尼克松于1969年获任美国总统之前，曾写了一篇长文发表在美国出版的名为《外交家》的季刊上。他在文章中表明，如果他当选，他将撤走在越南的地面战争中的美国军队。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后，我收到了一份，并仔细研究了它的内容。
　　他赢得大选当上总统后，便立即飞往关岛(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军基地&&译者)，并在这里，宣布了他的关岛主义。它为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制定了一个计划。他说，从今而后，美国只支持那些决心反对共产主义的人。美国不会再派遣其战斗部队参加亚洲的地面战争。到1973年3月底，美国最后一支地面部队从越南战场上撤出了。
　　1975年4月当柬埔寨和南越落入共产党手中的时候,我正在湖南。我们从年以来，就在泰南的黑市上向军火商购买武器弹药。尽管我们在北京建议下恢复武装斗争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困难，我们仍然受到国际形势迅速发展的鼓舞。我们觉得，世界潮流已经无可置疑地发生了对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对东南亚有利的变化。金边和西贡政权被推翻后，我们加紧从黑市上购买武器弹药。这些武器是清一色美国造，都是来自越南和柬埔寨战场。这些武器数量多得很，要多少有多少，而且价钱肯定不错。顺便说一句，我们当时手上也有一笔巨资供我们支配。
　　我们主要是购买M-16自动步枪和我们各类武器所需的弹药。最后，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东南亚地区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到时我们又可以开始吸收新兵了。我们期望能再次建立一支人数多达3000人的军队。1975年10月，曼谷爆发了一场学生斗争。它似乎是一个好消息。2000多名青年男女从著名大学投奔泰共的森林营地。1979年，越南侵略柬埔寨，接着，中国进攻越南北方边境地区。
　　1975年10月访柬 首次见波尔布特
　　我曾于1975年10月，也就是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的六个月访问柬埔寨，我是乘坐一架专机由北京起飞，这架专机是为接送波尔布特夫人、英萨利及其夫人返回金边的。我曾要求访问柬埔寨，以便亲眼目睹当地发生的事情。当专机抵达波成东机场的时候，机上人员要我留在机舱片刻，以便让前面的贵宾们先下机。前来迎接我的，是红色高棉一位重要负责人。他把我接送到前朗诺政权的一位高级将领的别墅。它离前美国大使馆的旧址很近。
　　红色高棉设晚宴为我接风，波尔布特也亲自莅临表示欢迎。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跟他见面。翌日，这位红色高棉领袖前来我下榻的别墅会面，给我详细介绍了柬埔寨共产党的历史。他分析了柬共为何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的来由，而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最初是由一个越南人领导的。波尔布特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越南人的反感。他回忆起留学法国的年代。他说，那时候他经常跟法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伍。接着，他又详细告诉我，他是怎样于1953年潜回柬埔寨，后来又是如何到一所佛院当教师的。
　　波尔布特提起他早年参加高棉共产主义运动的日子，也谈及日内瓦协议的签订又是怎样违背他们的利益的。他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伴后，于1950年代后期，开始着手重建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随后在金边铁路员工宿舍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宣告正式成立，最终于1960年发展为一个新的秘密组织。由于对越南人存有戒心，这些逃亡海外的共产党分子重建的组织，从一开始，就一致同意采取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跟越南这个思想上的对手打交道。他们之间虽然有联系，但从不共享党的秘密。
　　对波尔布特的谈话 只听不予置评
　　当他向我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由得记起他是在河内强大支持下刚刚上台执政的。这个事实似乎丝毫不能减低他对越南人及其共产党的深度戒心。我难于判断他谈话的政治目的。我只听，但不发表意见。作为一个客人，我不便于干预一个兄弟党的事务，这是我希望留下的最后印象。
　　波尔布特接着说，到了年，柬共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开始采取行动。西哈努克亲王于是予以反击，企图一网打尽柬共全部领导人。柬共第二号重要人物乔森潘被他逮捕，并被判死刑。就在行刑前夕，乔在中国使馆的协助下，逃离监狱，并在他们的帮助下，逃到柬埔寨东北部。波尔布特指出，他随后跟他的副手会合。他们后来逐渐发展成一支小游击队。越南方面很快就向他们提供帮助。当波尔布特最后访问中国时，北京领导人也答应支持他。
　　就在这位红色高棉领导人向我做这些介绍的时候，他的党开始获得中国提供的定期的武器弹药。这些军火都是通过胡志明小道往南运送的。有好几次，标明给他的高棉共产党的武器，却遭到北越军队的强占。因此，红色高棉和越共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波尔布特吐露秘密说，六个月前，当他们准备解放金边时，他和柬共中央委员会非常担心他们的计划会被北越抢先一步。而北越军队自己看来也急于开进柬埔寨首都。
　　话题转到目前的状况，波尔布特坚持认为，(柬埔寨)解放后这段时期，西哈努克就立即变成他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这位亲王由中国回来居住一会儿后，又返回中国去了。波尔布特担心，他的权力基石终有一天又会重新落到这个已被废黜的亲王手中。
　　柬埔寨政府随后安排我前往各地参观访问，我在柬埔寨逗留了三个星期。金边已变成一个被放弃的死城。所有城市居民都被赶往穷乡僻壤。我亲眼见到好像是当地华人的居民。但是，他们都非常害怕跟我交谈。他们更害怕在公开场合讲中国话。我在柬埔寨南部海港城市西哈努克市住了几天，又在柬埔寨中部地区的磅同过了一夜。
　　对在柬埔寨所见所闻有所保留
　　我返回北京时，正是柬埔寨革命受到中国领导人热烈赞扬之际。我对我刚在柬埔寨的所见所闻，是有所保留的。不过，我只向驻北京的几位马共领导人谈及此事。我说，高棉人无愧是非常优秀的战士，但我也同时说出我的担心。我说，红色高棉的政策已经有些过头。我对他们把城市居民疏散到乡村地区工作的做法，尤其感到不安。依我看，这种做法只能带来灾难。我还告诉他们，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完全是行不通的。
　　回到湖南后，由于受到印支三国刚刚解放的鼓舞，我想我一定是兴高采烈了吧。但是，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兄弟党捷报频传之余，我们最后总得心中有个数，虽说，在思想感情上，我们跟这些斗争是一致的。眼下马共要从哪里着手来跟上整个局势呢?
　　为了满足北京、河内及其印支斗争的需要，我们于1961年彻底转变了两年前即1959年关于放弃武装斗争的决定。在北越军事形势一片大好情况下，越共、巴特寮和红色高棉的斗争从1961年起稳步向前发展，而马共则只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越过泰马边境向南挺进的攻击行动。在1970年代，由于自己内讧和前线决策的失误，我们的组织很快就陷入瘫痪状态。有关这件事，我将在下一章里提及。
　　神州政治动荡开始邓小平东山再起
　　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时候所要做的一件事，看来就只有革命之声电台的工作了。我觉得心境轻松，或者确切地说，给自己找回了新的活力，我实在乐意将自己全情投入电台的工作，以便使自己在那个短暂时期里能够从要求我干预的日益严重的马共内部危机解脱出来。然而，从柬埔寨回来后，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对未来的远景，即便是对《马来亚革命之声》的前途，深深感到不安。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已在神州大地开始，而文化大革命已成强弩之末。1976这一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逝世了。同年10月，以毛的遗孀江清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的邓小平于1977年从&其第三度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