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阿育王塔：统治者为求心安造塔“八万四千”座？_凤凰资讯
解密阿育王塔：统治者为求心安造塔“八万四千”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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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阿育王塔，北宋，金银器，高120厘米，底座边长40厘米，重50公斤，现藏南京博物院。2008年出土于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是目前所见体量最大的阿育王塔，被称为塔王文｜ 周冉2008年11月，位于南京
／七宝阿育王塔，北宋，金银器，高120厘米，底座边长40厘米，重50公斤，现藏南京博物院。2008年出土于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是目前所见体量最大的阿育王塔，被称为塔王文｜ 周冉2008年11月，位于南京大报恩寺遗址的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即将被打开，数十家媒体严阵以待，多家电视台现场直播。虽然在此之前，考古人员通过地宫外的遗迹和史籍中的信息，几乎已经断定，这里必然埋藏了价值无法估量的佛家圣物，但地宫洞开后的所见，依然超出所有人的设想。地宫中绝大多数供养品被放置于一个石函内，石函由顶部盖板、底部垫板和四周四块壁板拼合而成，北壁石板上镌刻有题为《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的长篇铭文，其中列出一份详细的埋藏宝物清单：&七宝阿育王塔&&佛顶骨&&感应舍利&&诸圣舍利&和&金棺银椁&。稍有佛学修为和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清单中的任何一件物品都是无价之宝，而通高1.2米的七宝阿育王塔更是独一无二、世所未见，它的体积是2001年发现于杭州雷峰塔地宫的鎏金银阿育王塔的三倍，后者为吴越阿育王塔代表，同样堪称绝世瑰宝。日，这一大一小两件佛家圣物，同时出现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大展现场。此次大展集合了来自全国的360件文物珍品，是过去20年中，我国考古发掘黄金时期成果的缩影。行走于展厅中，视线所及随便一件都足以作为一场专题陈列的核心文物：代表原始社会文明高度的几何图案彩陶、体现秦人尚武的跪射俑、属于神秘精绝古国贵族的勾花皮鞋、精工到极致的明代金镶宝石首饰套件&&来自南京博物院的七宝阿育王塔身处角落，却丝毫不显黯淡，这里时常聚集着大批观展者，俯身细究塔身的各种图案和装饰，不少观者更是将它与几步之遥的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鎏金银阿育王塔反复比较。同被称为&阿育王塔&，二者在外观和佛教意义上有何不同，是普通参观者最关心的话题。／摩诃菩提寺，最早为阿育王所建， 现存寺庙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到6世纪，于2002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战争狂人的救赎阿育王是印度第一个统一王朝&&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公元前273年即位，前232年去世。流传于北方的《阿育王传》《阿育王经》和在南方传承的《大史》，是今天史学界了解阿育王身世的主要来源。相传孔雀王朝的第二代王宾头娑罗有一百多个儿子。阿育的母亲原本是国王第一夫人，身份尊贵，父母对新降生的小王子也曾满怀希望，但不久他们就发现，这孩子，面目丑陋，母子二人因此受到冷遇排挤，宴会上其他王子以金银器享用美味佳肴，阿育母子只能使用瓦器吃粳米饭。童年缺乏父爱导致阿育产生严重的自卑和报复心理，也是其残暴的源流。18岁时，阿育被任命为阿般提省总督。宾头娑罗王病重后，阿育由领地回到华氏城，与同父异母的兄长修私摩争夺王位。他派兵守住城中北西南三门，自己领兵亲守东门，在东门设下机关，掘土挖坑后以物虚掩，再覆以干燥易燃的物品作为伪装。阿育用自己的形象刻了一座木像，置于机关上方，远观根本无法分清。修私摩领兵来到北门，守城将士说，如果你带兵攻破由阿育亲自镇守的东门，手刃阿育，其他三门将不战而降。修私摩细想有理，果然领兵去攻东门，被木刻阿育王像蒙混，率兵直冲进陷阱，被大火烧死，阿育成功控制首都。修私摩死后，阿育在两年时间里杀死了其他90多个兄弟，只留下一位同母弟弟。阿育称王，很快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以征服羯陵伽之战最为著名。羯陵伽王国位于哥达瓦里河与马哈纳底河之间孟加拉湾沿岸，地形狭长，是南北印度间的天然通道，经济富庶，军事实力并不弱。古罗马人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记载，当时的羯陵伽王国拥有60000步兵，1000骑兵，700战象。公元前261年，阿育王挥师征讨强敌羯陵伽，屠杀和掠夺俘虏十几万人，在战争中受伤的民众多达几十万。战争让孔雀王朝的疆域前所未有地扩大，北起喜马拉雅山南麓，南至迈索尔，东抵阿萨姆西边界，西到兴都库什山，都成为阿育王的领土，但版图的扩大并没有让国王野心继续膨胀，相反，惨死在战争中的无辜生灵时刻刺激着这位征服者的灵魂，日益痛苦。羯陵伽战役之后，阿育王在高僧优波毱多的引领下，正式成为佛教信徒。他开始到佛教圣地朝拜，宣讲教义，下令在王国的石柱和摩崖上刻满佛法教义（称为阿育王铭文）。阿育王还将佛教理论运用在国家政治上，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包含戒杀生，善待奴仆，不用牲畜祭祀，鼓励孝顺父母，善待长者，礼遇朋友等等，同时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鼓励各宗教间和谐宽容，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达摩政治&。当然，从杀人如麻的嗜血者转变为唯善至爱的佛教徒，这种突变，也是阿育王作为统治者，构建国家精神信仰，控制民众思想的一种方式。阿育王在位多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专心修佛，晚年甚至因沉浸在佛教世界，致使王国大权旁落。传说他从全国搜选1000名精通佛教戒律的高僧，聚集在华氏城，举办佛教论坛法会，批驳各种异端邪说，完成了对佛教经典的整理编修，编成一部《论事》。阿育王信佛的最直接原因，还是为了求得心灵安宁。对羯陵伽征服过后，他开始实施大规模的造塔计划。传说王曾问高僧，杀八万四千人，罪可赎否，答曰：为每个人起一座塔，塔下着一舍利，即可赎罪。阿育王首先取得佛舍利，再命人制作了八万四千金箧盛放，到全国分派，凡人口到达一定数量的地方，就分置一份舍利并造佛塔。传说佛谢世后以香木焚尸，尸骨被分为大小不一的颗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有些会发出神光，谓之舍利。凡是佛的&牙齿发爪之属，顶盖目睛之流，衣钵瓶杖之具，坐处足蹈之迹&等圣物、圣迹，均可视作舍利起塔供养。阿育王借助耶舍以手遮日的神力，驱使鬼神一日之内遍造八万四千佛塔。这些佛塔不仅遍布印度，也扩展到其他国家，既有高耸的塔建筑，也有盛放在寺内供奉的小塔。中国僧人法显、玄奘等人在印度旅行时，曾看到许多阿育王塔，并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下来。这些阿育王塔此后相继湮灭，只有少数保留下来。此后有印度梵僧来我国传经，多带有释迦佛或辟支佛舍利，在各处建造佛塔，也沿用阿育王塔名称，南京、会稽、甘州、沙洲、凉州等地都有建造阿育王塔的记载。依据不同传说或史籍记载，中国的阿育王塔数量有6处、17处、19处之说。／七宝阿育王塔底座上的佛本生故事&塔王&面世震惊四座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出现的阿育王塔是覆钵状，如同一个馒头，佛教徒对塔礼佛，后来渐渐吸收中国元素，从一层变为多层，从圆形变成多角形。依据《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中记载，展览中这件出土于北宋长干寺地宫的七宝阿育王塔建造地为扬州，但它由谁修造，是民间行为还是官方督造，至今成谜。七宝阿育王塔高大雄浑，通高达1.2米，由于体量巨大，被称为塔王。塔内以檀香木做胎，表面银鎏金，通身镶嵌着金、银、玻璃、砗磲（一种难得的深海贝壳）、玛瑙、琉璃和水晶这佛家七宝，共有宝石452颗，仅水晶就有上百颗。七宝阿育王塔制作工艺非常复杂，用料极为讲究。先把黑色胶泥覆盖在印有佛教纹样的木板上，将普通银片敲平用火烧红，冷却后附在胶泥板上，用木槌不断敲打，佛教纹样就被印在银片上，产生浮雕效果。期间必须把银片反复烧红敲打，直到浮雕画面清晰可见，达到理想效果。银片上镶嵌的天然宝石形状不一，需要先在银板上挖出形状对应的圆坑，挖好后，将银版取下，清洗，包裹在以千年不腐的檀香木为料的塔身上。再采用不易褪色的鎏金工艺，用&涂金棍&将金泥与盐、矾的混合液抹在银阿育王塔的表面，以炭火温烤，让水银蒸发，黄金就固着在宝塔表面。最后用酸梅水刷洗，宝塔便露出绚烂光泽。塔身上银片内外侧都刻画图案。四个山花蕉叶的内侧面上，有两面刻画一个立佛、两个供养菩萨，另两面刻画着一个坐佛、两个护法天王；外侧面之上则有19 幅画面，这些浮雕描绘了梦感白象、胁下降生、步步生莲、双龙灌顶、比武掷象、断发出家、仙人献草、连河洗污、牧女献糜、法轮初转、示寂涅槃等佛教故事。塔座四面分别浮雕&摩诃萨埵舍身饲虎&&大光明王施首&&尸毗王割肉救鸽&&须大拿施儿舍妻&四幅大型本生变相。这些佛本生故事主旨都是佛祖舍生大义，拯救众生。塔的四角高台上各站立一只护法金翅鸟。金翅鸟梵名&迦楼罗&，为护法的&天龙八部&之一。据佛经说，迦楼罗本是古代印度传说中一种凶恶的大鸟，体极大，两翼伸展有336 万里，住在须弥山北方，常取龙为食，后来皈依佛法，成为佛陀的护法神鸟。除了图案，塔身上下还有20条共300余字的铭文，除去一些&风调雨顺&&重臣千秋&这样的吉祥话，还详细镌刻了施主姓名、捐资数目、建造地点等信息。一般来说，出土佛舍利的地方应与皇家有关，此塔中供奉的还是难得一见的&佛顶真骨&舍利，但名单中却出现一些极为世俗化的称谓，例如&大娘&&三娘&&四郎&。这件珍贵的&佛顶真骨&舍利来自何处，由谁带来，还要从这座阿育王塔所在地&&长干寺的历史变迁中寻找答案。／吴越国铁阿育王塔，现藏绍兴博物馆，1971年出土于绍兴市区物资公司工地寺塔变迁舍利长存长干寺位于南京中华门外的古长干里，因而得名，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佛教初传到江南的东吴时期。历史上，长干寺是江南寺庙的发源地，天竺僧人宣扬佛法游历至此，带来如来舍利，皇帝谓之神奇，下令建寺，将舍利供养其中。此后江南陆续营建了不计其数的寺庙，即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晋简文帝在长干寺建造了一座佛塔。传慧达和尚在病中受到观音大士的指点，病愈后到吴郡寻找阿育王塔像及遗迹，用以消除他的罪业。在建业长干寺佛塔，他发现塔刹夜晚常放出奇异的光芒，便叫众人挖掘，丈许之后见一石碑，碑下有铁函，函中又有银函，银函中套金函，打开之后发现三舍利，及指甲和头发，发长数尺，卷成螺，光色炫耀。长干寺佛舍利第一次出土，在佛教兴盛的东晋却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此后梁武帝对东晋塔进行了改造，并重新瘗藏舍利及爪发。公元589年，隋文帝荡平建康，长干寺渐遭荒废。隋代之后，长干寺舍利又有一次被发掘，唐长庆四年（824），润州（今镇江）刺史李德裕打开长干寺地宫，将11粒舍利瘗藏于镇江甘露寺塔下，留10粒。北宋时可政和尚因感应舍利，上报真宗，真宗&特诏许之&，僧人可政和守滑州助教王文等人主持重造佛塔。依地宫中碑文所述：在塔下瘗藏&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真骨，洎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槨，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以铁函安置&。铭文中还记载，佛顶骨舍利，乃宋初来华的乌填囊国僧人施护所献。这座塔原名&真身塔&，天禧二年（1018），宋真宗为该塔赐名为&圣感舍利宝塔&。明代，成祖朱棣认为圣感塔太过高大，影响王朝风水，下令拆除，重建天禧寺，更名为大报恩寺。寺中最重要、工艺价值最高、最为著名的建筑便是琉璃塔。按照考古发掘成果显示，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即建筑在宋代长干寺&圣感舍利宝塔&旧址上。明末国子监祭酒顾起元曾在《客座赘语》中发问：&第不知塔中舍利仍是阿育王塔中所函否。旧曾以问寺僧，无能详者。&他没有想到，时光荏苒，直到400年后的今天，答案徐徐揭晓。&／杭州雷峰塔，西德尼&甘博摄于1919年前后，1924年因年久失修倒塌，最初由吴越王钱俶因皇妃有孕而建，起初名皇妃塔来自吴越王的虔诚鲁迅写过一篇著名的檄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为这座古塔的陨灭拍手叫好，若从文物价值论，这却是令人痛心的事。这件事发生在1924年，伴随古塔的坍塌，塔砖内庋藏的刻经&&《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面世，经文卷首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字样。雷峰塔下没有压着千年白蛇，而是深埋了佛家的地宫珍宝。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开启，金棺盛装&佛螺髻发&舍利的纯银阿育王塔现身，塔内无任何刻字，考古学家们正是依据当年经文中的题记，判定此塔的功德主为吴越国王钱俶。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统治两浙地区的地方政权，立国近百年，历代国王笃信佛教，末代王钱俶（原名钱弘俶，后避宋太祖父赵弘殷讳，去&弘&字）最甚。公元10世纪左右，吴越王钱俶以印度阿育王为楷模，也下令建造八万四千座佛塔，亦称阿育王塔。后周显德二年（955），世宗毁佛禁佛，吴越王钱俶承诏而不依，开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塔上不采用中原王朝年号，而以干支纪年。根据日本僧人的记载，钱俶之所以这么做，是感念征战杀伐过多，心中不安，当时他重病缠身，经高僧指点后下令造佛塔，以积无量功德，并达到保境安民的目的。在此之前，吴越民间就有因坚持佛教信仰而仿造阿育王塔的风潮出现。吴越阿育王塔主要是供奉《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故阿育王塔又称&宝箧印经塔&。经中说，造宝箧印经塔，内纳藏供养此陀罗尼，即是供养三世如来的全身舍利。1971年绍兴市区物资公司工地发现的铁阿育王塔内，即藏有一卷《宝箧印陀罗尼经》，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名副其实的宝箧印经塔。吴越阿育王塔的大小不一，塔身方形，每面刻半圆形，盒内刻佛像，从塔中铭文可知，这些佛塔分两次集中制造，其中相隔十年。塔的制作材料目前所见以铜塔居多，铁塔数量较少，银塔两座，漆塔一座。铜塔体量较小，基座边长至多8厘米，个别边长为10厘米，塔通高一般不超过25厘米，刹座装饰方形覆莲，少有圆形。塔顶山花蕉叶向外两侧装饰护法神将立像，寓意守护佛祖舍利。有的塔身内壁出钩，悬挂舍利瓶或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塔座每侧铸三尊坐佛。铸造方法为塔座与身一体，分铸四片焊接在一起，再将塔顶板焊接在塔身，山花蕉叶也为同法分铸焊接。钱俶建造的阿育王塔实物，多出土于浙江、上海、福建、河南、河北等地五代至元明时期的佛塔地宫、塔顶及塔身中。最北见于河北定州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静志寺塔地宫，为铁塔。最南至福建福州附近连江、闽侯两县出土的铜塔，以吴越国故境发现最多。现以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最多。钱俶还派五百遣使将佛塔带入日本。今天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帝室博物馆等也都藏有阿育王塔。清乾隆时期，吴越王钱俶的二十八世孙，著有一本《金涂铜塔考》，梳理了传世的阿育王塔和历代文献中记载过的阿育王塔。／鎏金银阿育王塔，五代吴越，通高35.6厘米、基座边长12.5厘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2001年出土于杭州雷峰塔地宫深埋地宫躲过浩劫银制的吴越阿育王塔目前所见，仅有杭州雷峰塔遗址出土的两座，本次展览中的为其中较大的一座。此塔曾深埋于雷峰塔地宫，通高35.6厘米，基座边长12.5厘米。另一座为镏金银塔原本高悬于天宫，体量稍小，通高33.5厘米，底座边长12厘米，塔身内安奉舍利瓶，雷峰塔倒塌时，此塔被严重压扁，后经修复完整。两座佛塔均为纯银制成，整体铆焊套接，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构成，座底以方形银板封护。塔座每侧以5棵菩提树、4尊禅定小佛像，间隔排列作装饰，表现释迦牟尼树下成佛的景象。塔身方形，四面有圆拱形龛内镂刻：摩诃萨埵舍身饲虎、大光明王施宝首、尸毗王割肉救鸽，须达拿施儿舍妻四则佛本生故事。人物外表鎏金。佛本生故事讲述了释迦牟尼前生的累世修行，意在宣扬佛的善行。记录佛本生故事的汉译佛经有《贤愚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六度集经》《菩萨本行经》等。西行求法的东晋法显《佛国记》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都曾记载过这四个本生故事的发生地点，在中亚犍陀罗境内（今以白沙瓦为中心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而日本奈良时代真人元开（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称塔身四面的本生故事分别为&一面萨埵王子变，一面舍眼变，一面出脑变，一面救鸽变&。位于西湖一畔的雷峰塔是吴越国王钱俶因皇妃得子而建，原名&皇妃塔&。但根据钱俶的自述，建塔的目的是奉安原藏于吴越宫中的&佛螺髻发&。从塔身镂空处可见银塔内奉安&佛螺髻发&的金棺。早期印度佛教用于盛装舍利的容器，除罂、坛、盒类外，还多用覆钵塔，佛教传入中国，到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瘗埋舍利的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盛装舍利用贵金属制作的金棺银椁，直接仿效了中国古代葬俗。金棺银塔与金棺银椁意义相同，是供奉佛舍利的最高规格。金质容器是以薄金片包卷成棺状，棺的首尾呈弧形，出于保护文物考虑和对佛祖舍利的敬意，塔身至今没有打开，但文献及碑刻中明确记载的&佛螺髻发&舍利应供奉在金棺里面。&据记载，北宋开宝五年（972）雷峰塔开始动工，地宫银塔即在此时安放，太平兴国二年（977）竣工时安放天宫银塔。塔成之日，塔壁八面围砌《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石经。经尾有《造塔记文》，即考古发掘出土的《华严经跋》碑刻，碑文共18 行，残存162 字，为难得一见的钱俶行楷书手迹。其实所谓&八万四千&座并非实数，而是佛家概指数量极多，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之病，佛为医治之。只是不知这八万四千的极多之塔，是否当真解了杀戮者纷乱如麻的心结。（参考资料：《阿育王的佛教信仰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八万四千阿育王塔&&吴越阿育王塔赏介》《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阿育王塔》《塔中之王&&七宝阿育王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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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个推荐。一点5万点击。这本书还可以写下去吗求哪位大神告诉一下我欢乐书客作者？还没有签约。第一本书5万字六十多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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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更好的答案
应该是7w字之上收藏破千就对了你不应该来这里问。至于没有破千的就需要想想为什么没上去，不反思就不会有进步。如果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嗯，那就果断切了然后开新书，你最好去龙空问去。作为一个同样扑街的作者来说，纯粹的新人，第一本书你能写完就是成功的。至于数据来说，就这些
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是咸鱼一条，目前写了六万多字，七十收藏，一万点击，推荐比你的多一些，感觉无从判断，书客变化太大，有的书才更了几章，结果几百收藏。有的更了一百多，才几百收藏。一句话，很迷……
基本不可能了，除非有奇迹。我一本书6w字，快七千收藏都不敢签约，怕扑街
十万字要是没起色就割了吧，这收藏很惨淡啊！你书名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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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解谜】藏南九万平方公里是怎么“丢”的？
由最近的时政热点“中印洞朗对峙”，我决定潜下心来，把这几年一直想写的中印边境东段“藏南九万平方公里丢失”的普及文章，仔细写出来、作为“拨开迷雾·认知西藏”系列文章的一个章节。
要搞清楚“藏南九万平方公里丢失”的来龙去脉，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1914年流产的“西姆拉会议”，1962年奇特的“中印边境战争”（我国官方叫做“对印自卫反击战”）。同时，还要涉及到清末民国的西藏、英俄两个帝国在高原的作为、英属印度和独立后印度的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史实、周边的尼泊尔/不丹/锡金的角色等。其中，有相当多公众不熟悉的知识点。
由于本文很长，敬请耐心阅读！
通过近十几年对西藏和周边区域历史的研读、以及在高原的工作生活体悟，我有个心得：研究或研读西藏的历史，视野不能仅仅局限在高原，而应以欧亚大陆、甚至全球作为参照系，这样才能真正看清历史的脉络和成因。
今天，我们就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详细探究“藏南九万平方公里”的来龙去脉。
一、何为藏南？
最近的热点区域“洞朗”所在的“亚东县”，位于中印边境很特殊的一个位置上，从地图上看，亚东形成了向喜马拉雅山脉以南、自上而下突出的一个楔子，其东边是不丹王国，西边是被印度吞并后的锡金邦、南边是印度非常狭窄的一段国土连接部。［新浪长微博的编辑功能太让人崩溃了！图片之间的距离没法调整。跟大家抱歉！］
从上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东北几个邦与其主要领土之间的陆路联系比较薄弱。如果从蓝色的亚东县穿插下去，很容易切断其陆路通道。
而印度东北的几个邦中，藏南（印度叫做“阿鲁纳恰尔邦”）这九万平方公里，一直是中国和印度之间最大的领土之争。
​中印双方东段争议区“藏南”，由西藏历史上的三个区域构成，分别是：门隅、珞隅、杂隅的一部分。“门”在藏语中指“低热多树的河谷”，“珞”意为“南方”，“杂”意为“杂居”。“隅”是“地方”的意思。一般来说，门隅包括了达旺。杂隅，后来叫察隅。
西藏本地，很久以前就有关于门隅、珞隅、察隅的记载。比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记载：“吐蕃分为四如…南自珞与门、西自香雄、北至霍尔、东自咱米兴米等等均予征服”。
门隅、珞隅、察隅的主要原居民，其人种均非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或达罗毗荼人，而是汉藏人种（汉藏分离不过是5000多年前的事情）。文化宗教上来看，当地早期信仰苯教比较普遍；11世纪“藏传密教”宁玛派传入，建达旺寺；17世纪后期五世达赖时期，“藏传密教”格鲁派传入，并逐步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噶厦时代，山南错那宗的冬季办公地也在门隅达旺。达旺，还是六世达赖的出生地。［注：对于“藏传佛教”、又叫“喇嘛教”的这支宗教，本文将使用“藏传密教”一词作为标准称呼。具体理由，另文表述］
我曾听一位藏族学者前辈说起，过去西藏有个民谣，大致意思是：“达旺、德让两个宗，如果丰收的话，全藏人民就不会饿肚子。”可见藏南门隅一带的富饶，以及对西藏的重要性。
西藏噶厦也从未放弃对藏南的权力。到了1930年代，英印与噶厦讨论“麦克马洪线”时，噶厦明确答复，藏南达旺、德让等宗，一直属于西藏管辖，包括派官、征税等。1943年，噶厦派官员到门隅查办边务、整顿吏治。
1944年8月，英印军队侵占德让宗，并派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古德去拉萨提出领土要求。10月底，噶厦回复，十三世达赖生前从未提及“麦克马洪线”、不合法。12月，西藏“僧俗大会”开会决定“藏地绝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有祸患，僧俗共之”。
英国殖民印度以及周边国家的历史上，内部文件中涉及藏南归属的话题，历年多次提到“属于西藏管辖”。
下面我们再看两张英属印度时期，他们的官方地图——
​放大看藏南和“中印传统习惯线”的位置关系——
​蓝线内，当年英国人自己地图上的中印边界，依然是中国后来主张的中印传统习惯线，而不是以北的所谓“麦克马洪线”。
​那么，这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从1914年“西姆拉会议”说起。
二、清末民初的高原
十九世纪末，随着清朝的没落，英帝国的扩张、沙俄帝国的兴起，在青藏高原的政治角力之中，作为中央政府的清朝势力不断弱化，英国和沙俄则以各自的方式步步进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藏，一直是这两个帝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热点，后来由于沙俄在日俄战争中的战败，逐渐退出了高原角逐。
同时，原来属于清朝中央政府授权建立的西藏“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开始同英、俄接触，并由于清末驻藏大臣、川边军的恶劣作为，而出现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疏远、抗拒的局面。
2-1、格鲁派“政教合一”的来龙去脉
公元877年“吐蕃王朝”灭亡之后，西藏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持续了近一千年。
1836年，新兴的格鲁派在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领导下，与驻牧青海的“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结盟，邀结蒙古军队加入青藏高原的宗教战争［西藏历史上的宗教战争频发，以后专门写文］，先是打败了西藏周边四川康区的苯教土司势力，1842年，彻底打败西藏本地的“藏巴汗
噶玛噶举派”政教联盟——这一仗，有“两千蒙古铁骑杀灭十万藏军”的说法。虽然数字上可能夸张了，但宗教战争也是战争，一样很残酷。
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在宗教战争中、战胜后，曾先后向后金时期的皇太极、清朝时期的顺治皇帝表示效忠，顺治皇帝给予了认可。
1642年-1717年的西藏，是蒙古汗王掌握政权、格鲁派达赖喇嘛掌握教权。被称为“甘丹颇章政权”时期。
1717年准噶尔蒙古入侵西藏，大肆屠杀劫掠。统治西藏政权的第六任卫拉特蒙古“拉藏汗”全家被杀。1718年、1720年，清朝两度发兵平叛。第二次，以康熙的十四皇子胤禵为大将军统领各军，年羹尧为四川总督负责后勤保障，出兵三路。10月，准噶尔蒙古兵败逃走，清朝建立了对西藏的直接统治。
1721年-1750年的西藏，由清中央册封的世俗首席噶伦为“西藏郡王”掌握政权、格鲁派达赖喇嘛掌握教权。
1727年开始，清中央设驻藏大臣监督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当年发生阿尔布巴勾结准噶尔蒙古叛乱。1728年，清廷派查朗阿等率军至拉萨，将叛乱的阿尔布巴、隆布鼐二人凌迟处死。册封世俗贵族“颇罗鼐”为首席噶伦、西藏郡王，负责政权。
1751年，因时任“西藏郡王”珠儿默特勾结准噶尔蒙古叛乱，清廷派军平乱后，乾隆认为“因有藏王称号，是以拥势太重”，遂废除原有的“西藏郡王”兼首席噶伦制度，将政权交给达赖喇嘛一系。清廷下旨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章程扩大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并首次正式规定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形成驻藏大臣、达赖的僧官系统、噶厦俗官系统三者制衡的状态；正式设立噶厦地方政府、长官为噶伦，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嘛旨意办事。噶厦政府遇有大事，需请示达喇喇嘛和驻藏大臣酌定、并盖双方印章。西藏重要官员的任免，必须奏报中央批准。
1751年，从七世达赖开始，正式确立了以“藏传密教”格鲁派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统治机制，并持续到1959年。
同时，清中央积极扶持驻锡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格鲁派班禅喇嘛一系，其政教权力，不归拉萨的达赖喇嘛和噶厦管辖。班禅喇嘛的政教合一机构称“班禅堪厅”，下辖十个宗［宗，相当于县］，其官员任命、税收、差役、司法裁决等，均由班禅堪厅自主负责。重要事项报驻藏大臣。
格鲁派内部，实际上有四位宗教地位平起平坐的最高级别“转世活佛”，分别是：前藏的达赖喇嘛、后藏的班禅喇嘛、内蒙和青海的章嘉国师、外蒙的哲布尊丹巴。
关于西藏历史上的三次“政教合一”统治，以后专门著文探讨。结论不妨先说：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从来就不是“自古就有”的——最早只能上溯到十三世纪的元世祖时期。并且每一次形成广泛统治的“政教合一”都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授权或支持。
&#年、1791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带路党”是“藏传密教”噶玛噶举派第二大活佛十世“夏玛巴”［也翻译为“沙马尔巴”］。起因是：1780年，六世班禅进京给乾隆皇帝贺寿，不幸染病圆寂，因此清中央和满朝权贵赏赐了大量黄金白银——史载，钱财“数十万金”、“珍宝不可胜计”。夏玛巴与格鲁派另一位大活佛“仲巴呼图克图”，同圆寂的六世班禅是同母异父的三兄弟［高级活佛转世在大贵族家族，曾经是个普遍现象。反映出“转世”的可操作性，乾隆御笔的《喇嘛说》专门指出其中弊病］。仲巴坚持这些钱财是赏赐给格鲁派的，噶玛噶举派的夏玛巴没份儿。夏玛巴怀恨在心，就跟廓尔喀国王撺掇，“极言扎什伦布寺所得财物之丰厚，又将藏兵虚实相告，唆使廓尔喀入藏劫掠”。
廓尔喀是当时尼泊尔的新兴政权，两次入侵西藏，西藏地方均难以抵抗，扎什伦布寺被洗劫。［公元八、九世纪的吐蕃王朝曾横扫青藏高原，1000年后却被小小的廓尔喀打得满地找牙，几百年藏传密教对西藏的弱化，可见一斑。］
1792年，乾隆派出的大将福康安、海兰察等率大军入藏［没错，就是那个在小说和电视剧中著名的福康安］，彻底降服廓尔喀，廓尔喀将所有抢掠自扎什伦布寺的财物归还，并表示“投顺天朝”，成为清朝的属国。
战争期间，乾隆先后革职更换了几位办事不利的驻藏大臣。战后专门下旨，永久废除“带路党”夏玛巴活佛的转世系统，将其所属100多座噶玛噶举派寺庙全部改宗格鲁派，并将已在尼泊尔去世的夏玛巴尸体索回、在西藏各处作为叛国贼示众；另将一位参与叛乱的活佛“剥黄处死”。
这两次战争，暴露了当时藏传密教活佛转世过程中，各大家族、地方势力深度介入、垄断转世人选、并进一步干涉政事的问题。1793年清中央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高级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等制度，详细规定了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力，达赖、班禅转世程序，地方政权的组织结构，并正式划分西藏和青海、四川、新疆等省份的边界。此后西藏的政务基本依照此章程行事。
以上可见，当清中央强大的时候，不仅能够保卫边疆，而且能够及时更换、惩戒腐败无能的地方大员、宗教上层，从军事到吏治，都保持足够的水准。从西藏郡王时代、到确立格鲁派的“政教合一”统治、直至十八世纪末，西藏的内忧外患均依靠清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持，才能化险为夷。
“格鲁派政教合一”模式在比较成熟之后，架构图大致如下——
其中，前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新的灵童尚未成年之前，由摄政掌权。重大事宜（外交、军事、与其他地区关系、高级官员任命等），达赖或摄政必须征得驻藏大臣同意、联名上报中央，达赖、班禅等高级活佛灵童的掣签、坐床，一般由驻藏大臣主持。
“司伦”的职位，有时是个虚职。
“噶厦”是政府办事机构，一般由四名“噶伦”（三俗一僧）主理。官员中，主要来自贵族家庭的俗官占大多数，僧官占少数。
“三大寺”等代表寺院集团的利益，经常在重大事务上，与噶厦或者达赖/摄政做内部协调。
“僧俗大会”（也有人叫做“民众大会”的）是中后期出现的，由噶厦的中高级官员、三大寺代表、其他著名活佛、贵族代表等构成，类似于“罗马元老院”的议事机构。
班禅喇嘛等相对独立，不在这个架构里。
在这个架构中的核心势力，是寺院集团和官贵集团。
寺院集团，是旧西藏最核心的统治阶层。“藏传密教”的僧侣组织，不仅仅是出家人那么简单。以格鲁派三大寺为首的寺院集团，掌握着西藏超过三分之一的庄园、土地和生产工具，以及同等比例的农奴。另外，以哲蚌寺为主，三大寺还有大约3000名“浪荡僧”——无需学经修法，是寺庙的“武装力量”。在寺院集团看来，噶厦地方政府存在的唯一宗旨就是：“为了佛法的兴盛”，换句话说就是：服务于宗教组织的利益。寺院集团在统治层面，不仅有三大寺堪布、著名活佛，还有噶厦内的“僧官”。
代表世俗势力的官贵集团，主要是贵族和俗官。当时，除了龙厦这种凤毛麟角的开明派，官贵集团也普遍保守。
2-2、达赖喇嘛的“神圣”权威
在“格鲁派政教合一”的208年历史中，历世达赖喇嘛的统治权威，并不是那么“神圣”。原因在于这一模式本身。
当某一世达赖圆寂之后，要寻访下一世的转世灵童，经确认后、培养到成年才能执掌政教权力。这期间由“摄政”代理。
一般情况下，摄政主要出自格鲁派内部，比如班禅、热振、第穆等；其次，摄政一般也是达赖灵童的寻访者；然后，摄政还可能是灵童的上师。于情于理，达赖与前任摄政之间，应该是彼此和睦的吧？但却未必。
达赖转世系统建立于三世达赖，之后四世达赖、五世达赖的岁寿，都比较正常。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因为涉入“桑结嘉措联合准噶尔蒙古试图谋反”事件，才被康熙下旨废除，并在解押进京途中、于青海湖畔圆寂，终年23岁。
1751年，确立“政教合一制度”之后的七世达赖活了50岁、八世达赖活了46岁，都算正常。
1793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高级活佛转世必须遵守“金瓶掣签”制度，结束了之前转世灵童容易被某些势力垄断的局面。结果，连着四辈达赖喇嘛都是短命：九世10岁、十世21岁、十一世17岁、十二世19岁。这里面有多少争权夺利的明枪暗箭？“政教合一”带来的“绝对权力”这剂迷药，药性相当恐怖。
实际上，在十三世达赖之前，连续长达90年的时间里，西藏地方的政教权力，从未掌握在任何一位达赖喇嘛手中。
十三世达赖喇嘛1895年20岁时亲政，就与刚卸任的摄政、格鲁派著名的第穆活佛，发生严重矛盾。1899年，因发现第穆对达赖下咒，达赖喇嘛下令处死第穆——“浸泡在一只巨大的铜水桶里活活淹死”，并没收第穆寺庙的财产、禁止其转世。［活佛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很残酷啊］
​2-3、英国殖民印度
英国势力进入南亚，是从1608年开始的。
当时英国在印度的实体叫做“不列颠东印度公司”。那个时候统治印度的是莫卧儿帝国（1526年-1858年）。莫卧儿帝国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从中亚南下建立的伊斯兰教王朝，莫卧儿就是“蒙古”的意思。莫卧儿帝国统治的疆域，比今天的“印度国”大多了。
到了1690年代，经过不断的征战，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无可争辩地成为了南亚次大陆的准国家”。
1773年，东印度公司改为直接受英国内阁管辖，并开始指派“印度总督”。
1858年，英国人把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流放到缅甸仰光，然后处死了其家族的大部分成员，英帝国正式获取了南亚次大陆的统治权。东印度公司时代结束，进入到“英属印度”时期。
英帝国作为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帝国，曾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在它诸多的殖民地中，“英属印度”是最重要的一块，是英帝国海外发展的最主要方向。其地位之高，在英国官方文件中，多次被形容为英帝国的“第二帝国”。“英属印度”最强盛时期，包括现代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1937年归英国内阁直管）等国，地跨南亚、东南亚、中亚，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同时扼守印度洋海上通道。
当然，“英属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国家”。
2-4、英国侵入西藏外围
全力经营南亚的英帝国，一直觊觎着印度殖民地背后的青藏高原。
不丹，位于西藏的南部，“不丹”就是“西藏末端”的意思。该国政权由“藏传密教”竹巴噶举派的夏仲阿旺朗杰于1616年建立，实行区域性的政教合一统治。颇罗鼐主持西藏政务时期（），不丹确立了与西藏之间的“宗藩关系”。
1772年，英国入侵不丹。1865年，割占不丹2000平方公里。1907年，英国专门为自己扶持的地方头人“东萨总管”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竹巴噶举派政教合一统治，一手建立了持续至今的不丹“旺楚克”王朝。
锡金古名“哲孟雄”，位于西藏西南。在吐蕃王朝时期（相当于唐代），曾是西藏的一部分。1642年，由来自青藏高原康区的蓬楚格·纳穆加尔建立“纳穆加尔王朝”。十七世纪末，成为西藏的藩属，接受拉萨管辖。
1814年，英国第一次入侵锡金。经过不断征战，1861年，将锡金置于英国控制之下。打开了从南亚平原通往青藏高原的大门——“西藏门户洞开”［清史稿］。
尼泊尔是南亚古国，历史上曾有多个王朝，位于西藏西南。1768年，尼泊尔的廓尔喀部族兴起，建立“廓尔喀王国”（也叫“沙阿王朝”），主要信仰印度教。1788年和1791年两次入侵西藏失败后，成为清朝的直接藩属国。1814年-1816年，英国发动英尼战争，善战的廓尔喀人历经多次战斗、最终战败，割让三分之一国土给英属印度。
有意思的是，英尼战争初期，英国军队曾被彪悍的廓尔喀人击败，廓尔喀把缴获的英军装备上交清朝，但因译名不同，清朝未意识到与廓尔喀开战的是来自其他大洲的强国。太平天国时期，廓尔喀还曾上表清朝，希望派兵协助，但清中央未予答复。
2-5、沙俄在中亚、南亚的存在
与老牌帝国英国相比，沙俄在欧亚大陆的兴起虽然略晚了一些，并且在欧洲方向于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但“北极熊”在亚洲的扩张更加野心勃勃、更加具有侵略性。
在东亚，沙俄通过不断的战争，迫使清朝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据了中国154万平方公里土地。清末民国，中国的外蒙、新疆等，也在沙俄的势力范围之内。
在中亚，沙俄也是积极武力扩张，先后控制希瓦汗国与布哈拉汗国，1864年占领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与塔什干，1877年占领土库曼…十九世纪中后期，沙俄的势力站稳中亚，开始把触角伸向了南亚、以及（特别是）青藏高原。
沙俄在青藏高原与英国的角逐有一个优势：沙俄可以直接从蒙古人中找到“藏传密教”的喇嘛（比如著名的德尔智），来直接与西藏的达赖喇嘛、噶厦地方政府、三大寺高层建立联系。
2-6、两次“英国侵藏战争”
十八世纪中后期，东印度公司就开始派人前往西藏腹地搜集情报。到十九世纪末，来自英属印度的多批情报人员、探险家非法潜入西藏，关于西藏的地理、自然、人文、政治、军事，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情报。
英国政府对外则宣称：为了确保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安全，英国必须使西藏成为印度和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
这是“缓冲论”的由来。而所谓缓冲地带，在当时的历史阶段看，主要面对的是北方虎视眈眈的沙俄，但也有削弱中国、阻止中国重新成长为大国的“长远策略”。
1876年9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允许英国人开辟印度与西藏间的交通。
1884年、1886年，英国不断派出军队，试图入侵西藏。西藏方面在热纳宗隆吐山设防。英军以西藏侵入锡金为借口，要求西藏军队从隆吐山撤出。此时已经极为软弱的清政府，答应了英国的要求、一再退让，连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都认为热纳宗一直属于西藏管辖、支持西藏用兵，西藏地方则对中央的反应非常不满——当时的清中央，大权独揽的是慈禧太后。
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即隆吐山战役。战争中，清中央撤换了主战的驻藏大臣、派主和的升泰担任，并派英国人赫政担任驻藏大臣的助手［清中央的没落可见一斑］。虽然西藏上下应战之情一致强烈，但由于武器装备和军事指挥的水平相差太远，历经半年激战，西藏军民在付出惨痛牺牲后，隆吐山失守、战争失败。
日，中英签订《中英藏印条约》。锡金正式脱离西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西藏面向印度一侧彻底失去藩篱、无险可固）；条约划定藏锡边界，使西藏丢失岗巴宗（今岗巴县）以南的大片牧场和险要地区。
由于藏印条约中的多个问题没有得到落实，1893年在英国的压力下，中英签订《中英藏印续约》。开放亚东为通商关口，“听任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在五年内免纳进出口税；英人在该地享有领事裁判权；在锡金游牧的藏人应照英国在锡金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自此，英国人最终打开西藏的大门。
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由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一系列有损西藏的条约，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威信不断受到考验，西藏地方和清政府之间也逐渐疏远。
在英国试图控制西藏的同时，沙俄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与十三世达赖接近。1890年，具有俄罗斯帝国臣民身份的蒙古族喇嘛德尔智，来到拉萨，成为了十三世达赖的重要顾问。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之后，德尔智因势利导、竭力劝说十三世达赖投靠沙俄、寻求保护。
1903年下半年，英国决定第二次侵入西藏。表面上由于西藏噶厦拒绝执行中英藏印两个条约中的相关规定，实际上为了驱逐西藏的亲俄势力、建立英国在西藏的霸权。
这一次带队的是麦克唐纳准将和荣赫鹏上校（Francis&Younghusband），一开始就带了3000多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后来又增兵年开春，他们一路从亚东向帕里、江孜方向进攻，边打边谈、边谈边打。
那时西藏的“军队”不是现代意义的职业军人，虽然也是“职业的”、但藏兵有点儿像服差役：老婆孩子、牛羊都得自己带着，政府也基本上不发服装和武器，大多是藏兵自己准备——最好的是火绳枪，一般是大刀、弓箭、镰刀、木棒。不打仗的时候也没有训练，就是放羊种地、生孩子、过日子，打仗的时候还要拖家带口、赶着牛羊去前线——基本上等于是“职业百姓”、“业余士兵”。
噶厦政府先后多次发布全藏动员令、从各地开赴前线的西藏军民先后多达几万人，但在英军的大炮、机枪和来复枪之下，再加上藏军基本没有指挥情报后勤体系和军事素养，大部分战斗都变成了单方面的残酷屠杀。
尽管4月到7月的“江孜保卫战”持续了100天，是近代西藏抗击侵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斗。但是1904年8月，英军还是长驱直入占领了拉萨。“英军进入拉萨后大肆劫掠，抢走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经典。”
前线开战的同时，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却是个主和派。不仅对藏军进行多方约束和限制，而且上报给清中央的情况，亦有偏颇不实。当英军攻克江孜之后，7月底十三世达赖随亲俄势力离开拉萨、经青海逃往外蒙古库伦避难。
其实，战争进行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内部的意见混乱、分歧也很大，如果战斗中能够给予英印军队足够的杀伤，也许有利于对方内部的决心发生动摇。
荣赫鹏拿着在江孜拟好的条约草案，一开始却找不到谈判对象——经驻藏大臣有泰上奏，清中央因十三世达赖“临阵潜逃”对他进行了严厉处罚：革除“达赖”名号，由九世班禅暂摄西藏权力。但班禅只去拉萨帮忙、而不接受摄政。
于是荣赫鹏威逼利诱噶厦地方政府、僧俗大会、格鲁派三大寺签署了“拉萨条约”，由于清廷多次电令不得批准该条约，驻藏大臣有泰没有签字。
“拉萨条约”提出：增加噶尔、江孜为开放口岸，削平印度边界至拉萨的所有防卫阵地，西藏向英国战争赔款750万银卢比，英国在亚东的春丕驻兵，并授予英国一系列在西藏经商、开矿、筑路、贸易、金融、土地买卖等的排他性特权。
战后，外国列强特别是沙俄，对“拉萨条约”提出强烈不满和质疑。
其实，早在1903年下半年，当沙俄得知英国准备第二次入侵西藏，就多次与英国交涉，要求英国保证“不占领西藏”、“英国对藏政策不因战争而改变”。英国一开始进行各种敷衍。1903年底，沙俄以支持英国在埃及的利益为交换，获得英国官方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作出保证。因而，沙俄认为战后签署的“拉萨条约”违背了此前英国对沙俄的官方承诺，并提出了也将不遵守彼此共识、不再支持英国在埃及利益。
另外，由于十三世达赖出逃到了沙俄的势力范围之内、清中央对于十三世达赖有所缓和、英国争取班禅又无功而返，英国考虑到国际利益、持久与沙俄和中国争夺在西藏的影响力等因素，对于修改“拉萨条约”的态度，有所缓和。
由于中央未批准，驻藏大臣有泰回避了签署“拉萨条约”，加上十三世达赖出走，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拉萨条约”的签署缺乏官方权威。连英国侵略者自己也承认“从中藏的角度看没有比这个政治手腕更好的办法了”。虽然“拉萨条约”未能生效，却开了一个西藏地方直接与入侵国家商洽条约的不良先例。
“拉萨条约”内容上报到北京后，在国内引起广泛公愤。1905年1月，清中央政府决定派遣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唐绍仪（12岁公派美国留学、肄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世成为美国总统胡佛的私人朋友）、张萌棠（曾外派日本、美国）赴印度与英国当局重新交涉、商订条约。
外语娴熟的唐绍仪，发现了英国人玩弄Sovereignty（主权）和Suzerainty（宗主权）的文字游戏，坚持大清国对西藏的主权。经过一年多坚韧细致的交涉，最终于1906年4月由张萌棠代表清朝签订了正式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把“拉萨条约”作为附件，以这种方式解决了程序合法性的问题。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写照。
该条约的要点是：英国政府不占领西藏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政府亦不准许其他国家侵占西藏或干涉藏事；“拉萨条约”及其更订文据作为本条约的附约，其第九款第四节所声明之各项权利为中国独享，其他国家及其国民不得享受；惟英国在与中国商定后，有权在各商埠铺设连接到印度的电报线路。
这大概是清末时期，中国与列强交往中少见的一次外交“成功”吧。
2-7、不丹有个“带路党”
1904年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中，随英军入侵西藏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带路党”——就是而今“不丹王国”旺楚克王室的第一任国王乌颜·旺楚克。当年，他还只是不丹的一个地方头人。
不丹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最早可以上溯到1616年藏传密教竹巴噶举派建立的政教合一统治。不丹的国名，就是“西藏末端”的意思。可以说不丹与西藏之间，存在着同文、同种、同历史的同胞之谊。
1680年代，西藏与拉达克的战争中，不丹是拉达克的盟友，因为二者都信奉竹巴噶举派。拉达克战败后，不丹与西藏建立宗藩关系。
1865年，英国占据了不丹2000平方公里土地，并开始分化、扶持不丹的诸多地方豪强。此时不丹的政权，依然是竹巴噶举派的政教合一体制。
1904年初的三个月，荣赫鹏率领的英军在进藏途中，遭遇气候和地理环境带来的各种困难。此时，依然还是不丹地方头人的乌颜·旺楚克，主动投靠英军，并开放不丹一侧的阿莫河线路给侵略军，使得英军顺利进军亚东春丕河谷［与今年的“洞朗”，在同一个区域］。
乌颜·旺楚克不仅向英军开放了重要的战略通道，而且还亲率部署随英军效力。表面上声称作为“英国与西藏的调停人”，实际上，当时作为不丹地方头人的乌颜·旺楚克，根本不具备“调停”的资格。
可以说，此役乌颜·旺楚克投靠大英帝国的投名状上沾满了西藏军民的鲜血。事后，英帝国也没有忘了酬谢这位主动的带路党。不仅授予乌颜·旺楚克英帝国勋章，而且在1907年专门为他制造兵变、推翻了竹巴噶举派法王对不丹历时近三百年的统治，把东萨总管乌颜·旺楚克推上不丹国王的宝座，建立了亲英的旺楚克王朝。不丹从此成为英帝国的保护国。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印度独立、并以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继承者自居。不丹王国也随之以印度的马首是瞻。而今，不丹是罕见的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均未建交的国家，中国与不丹的大部分边界尚未就划界达成协议。不丹的军事、外交之权，多年来操纵在印度手中。
​2-8、辛亥革命前后的青藏高原
英国对锡金和不丹的占领、对尼泊尔的割占、两次侵藏战争，把前工业化帝国的武装力量和政治经济野心，摆在了青藏高原之上。
尤其是两次侵藏战争，让英帝国在与其他列强的竞争中，获得了在西藏的优势。但依然不敢、也没能够在衰弱的大清版图上挖下西藏这块肥肉。
那么，两次侵藏战争之后，西藏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904年7月底，英军即将兵临拉萨城下之际，十三世达赖在沙俄籍蒙古族喇嘛德尔智的影响下，逃亡外蒙古库伦。清中央立刻下旨临时革除了他的“达赖”封号。
十三世达赖在外蒙期间，一方面继续向清中央表示效忠和求救，另一方面则通过德尔智去莫斯科，寻求沙俄支持西藏脱离中国。但是，沙俄并未同意，只是出于牵制英国的需求，对十三世达赖礼遇有加。
1905年，清中央鉴于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恢复了十三世达赖的封号，并派蒙古王公前往宣慰。同时商议派兵护送达赖回藏事宜，但由于受到英国的反对，未能及时成行。
1908年，十三世达赖回到内地五台山，并借机与美国、德国、英国、沙俄、法国的官员结识交往，继续谋求独立。
同年九月，十三世达赖奉旨进京为慈禧贺寿，借此机会提出废除驻藏大臣制度，被清廷拒绝。清廷本来非常重视接待十三世达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专门拨款二十多万两白银，用于接待达赖。但由于达赖表现出的“不配合”态度，最终的接待规格，低于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期间，英帝国、沙俄也不断多方笼络十三世达赖。
同年底，慈禧和光绪先后去世，溥仪继位，加封十三世达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十三世达赖趁国丧期间，立刻启程回藏。可以判断，达赖“自外中央”之心起始于这个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清朝正在对康区推行“改土归流”，主持此项工作的赵尔丰，措施激烈、杀戮较重，严重影响了清中央在高原偏远地区的民心归属。
晚清的驻藏大臣，清明能干者少、贪腐无能者多。驻藏大臣对地方事务的监督、管理，逐渐形同虚设。这一点，中国历朝历代均如此：派往偏远边疆的大臣，在中央强盛之时，大多也是开疆拓土、积极进取之士。在中央衰败之日，则多是视为畏途、昏聩乖张之辈。
当时的驻藏大臣联豫恰恰是后者。十三世达赖进藏途中，联豫奏请钟颖和赵尔丰率川边军入藏。达赖得知后，派藏军防堵。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军事对抗，由此而起。
由于藏军不敌川边军，达赖通过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向清廷和各国驻华使馆发电抗议。这是西藏地方公开通过外国列强对中央施加压力之始。
1909年底，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与驻藏大臣联豫公开交恶。并下令停止为驻藏大臣衙门供应粮草。
1910年初，川军接近拉萨，十三世达赖约见驻藏帮办大臣（相当于副职）温宗尧，获得安全保证的承诺，遂下令召回藏军。但联豫不予同意。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川军进入拉萨后军纪极差，造成西藏上下的反感和恐慌。随之，十三世达赖再次出逃，经亚东、锡金逃往英属印度，联豫随即奏请、再次革去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达赖喇嘛”封号，清廷批准并令联豫依例寻访灵童、另立新达赖喇嘛。这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二次废黜达赖。
在国力虚弱、列强环伺的时代，于边疆敏感区域如此鲁莽行事，行政既无智慧、中央亦失权威。
十三世达赖及随从在英属印度获得了英国的庇护，驻大吉岭。清廷派大员前往大吉岭劝说达赖，被拒。
这是西藏地方政教高层第一次与列强直接建立联系，开历史之未有。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培养出一批亲英的西藏政教高层。
恰在此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民国初创、军阀混战，西藏又将有何变故呢？
&#-1、西藏第一次“驱汉事件”：
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各地纷纷脱离中央，清廷形同虚设，驻藏大臣联豫等清朝派驻西藏的管理架构，立刻失去了立足之本。进入拉萨的川军，由于军纪弛坏，更是成了西藏本地的眼中钉。川军内部由于或保皇或共和的立场不一、还由于官员争权、造成分裂涣散，加之粮饷断绝，出现兵变，基本上失去了一支军队应有的战斗力。
在印度殖民地得到英帝国支持的达赖，遥控在藏亲信扩充藏军，并借助英印军事力量，以驱除川军为契机，1912年底将清朝遗留的满汉全部政军人员驱赶出藏，最终扩大到在藏的全体内地人士——包括民间的商人。是为西藏第一次“驱汉事件”。这次事件中，还发生了多起对内地同胞的杀害。
当时满汉官方撤离西藏的路线，是经英属印度从海路回国。这也是后来民国期间，最常见的“官方”进出藏交通线——完全掌握在印度手中。
笔者认为，所谓“驱汉”，其核心是十三世达赖为了自己的权势驱逐清朝官员和军队。辛亥革命时期的国内各省，驱赶满清残余势力、甚至新得势的一方杀害失势一方的事情，屡见不鲜。某些史家仅以西藏为观察对象，解释为西藏与中国脱离的证据之一，就明显是狭隘歧见了。
​&#-2、英国第三次侵藏与川藏战事：
辛亥革命发生，几乎与“驱汉事件”同时，趁着中国处于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英帝国派多路军队从各个方向侵入青藏高原：“亚东1000余名、噶大克[今西藏阿里噶尔县]300余名、江孜600余名、拉萨3000余名、日喀则530余名、加注克1200余名、聂拉木260余名、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市]360余名”，还派兵侵入门隅、察隅等处——此事应为英国第三次侵藏。
另一方面，英国对达赖喇嘛亲信扩招的藏军给予大量军援——100万英镑现款、价值200万英镑的军火［据日本《大阪新闻》］，直接推动西藏地方向东扩张实力、切断川藏之间的交通。这是列强第一次采用军援的方式，深度介入西藏事务。
​辛亥革命时的四川，也比较混乱。先是军民官绅宣布“脱离清朝、自行独立”，成立了以原清朝军政官员为主的地方军政府，但蒲殿俊、赵尔丰等长官或逃或死，成都、重庆之间也曾各自为政，到1912年4月才由尹昌衡统一四川军政大权。
英式装备的藏军，向川边进攻之初，占领了十几个县城，是为第一次“康藏叛乱”。新成立的民国北洋政府委任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征藏总司令”，率主力“西征军”平叛。同时，云南都督蔡锷也率部从滇藏方向进行侧翼掩护，并严防英军入侵。加上康区地方势力的配合，西征军不仅守住了十一个危急的县城，而且相继收复理塘、乡城、太召等十几个县。
针对民国出兵，英国对北洋政府袁世凯多方威胁、施加压力。在西征军大好形势之下，国务院于当年8月底到10月期间，屡次致电尹昌衡等军“虑英人派兵，届时与战，则举国动摇”、“民国初建，万不容轻开外衅”，命西征军就地停止。北洋政府还将尹昌衡的西征军总司令改为“川边镇抚使”，尹坚持采用关西镇抚使以说明出兵的重点所在，袁世凯则增加为“四川关西镇抚使”。北洋政府用兵川藏的军事决心到此为止，交战双方基本回到战前的态势。
2-8-3、民国新政府与西藏的关系:
1910年藏历九月，流亡英属印度的达赖，曾发布一份文件，表示“西藏和中国不可能保持从前那样的关系了。为使我们的谈判得以进行，需要有第三方的参与。”这封信表明，达赖喇嘛希望回到一个他所能控制的西藏，他依然愿意接受一种隶属于清朝皇帝的松散的形式（《喇嘛王国的覆灭》语）。
西藏地方的十三世达赖在改朝换代之际、借助英国政治军事力量，不仅驱逐了原有的中央行政机构和驻军，并且兴兵川藏交界，试图扩大地盘。
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不久即发布了一篇单方面宣称他对西藏全权统治的声明。后世有些人把这份声明，当作“西藏独笠”的象征。然而，问题在于：
1、这种单方面宣布独立或自治的方式，在当时国内各省此起彼伏、屡见不鲜。法律上、法理上“独立的意义”都不大。
2、从当时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的通行规则来看，“这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喇嘛王国的覆灭》语）
3、达赖喇嘛与噶厦地方政府、三大寺结合的统治形式，在缺少驻藏大臣这种中央权威机构“加持”的情况下，代表不了全藏。
上图为笔者根据研究，画出的“达赖和噶厦地方政府在最强盛时期政令所及的区域范围”——基本上无法超出今天的西藏自治区。
自从1751年清中央下旨确定了“噶厦地方政府管理西藏政务、向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负责”的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以来，日喀则的班禅堪厅及其所属十个县，并不属于达赖和噶厦管辖；山南拉加里土王（吐蕃王室后裔）控制的两个县左右的区域，也只是名义上尊重拉萨的达赖，实际上自主；藏东还有波密王等土王，也跟拉加里相似；墨脱、察隅等地偏僻山区，连噶厦都称为“蛮人区”，基本没有落实统治；康区（昌都/玉树/甘孜/迪庆等地）大部分时间是土司制度，很少听噶厦的，甚至宗教上都未必尊崇达赖；藏北“无人区”游牧分散，则更是没有建立统治机构。
此时的西藏上下，对于是否脱离中国，态度远未一致。一方面，西藏地方的政教统治阶层，有多方势力是倾向中央、不主张脱离的。比如，九世班禅就对十三世达赖提出的助兵驱汉持婉拒的态度；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朗色林扎仓、著名的丹杰林寺等，也以实际行动救助在藏川军。民众持“藏汉一家”态度的更多。比如，英印政府驻锡金政治专员、熟悉西藏的查尔斯·贝尔亦称西藏农民“不喜藏官而愿中国官吏之复来”云云。
鉴于各种现实因素和历史原因，重新掌握噶厦地方政权的十三世达赖并没有表现出与中央完全闹翻的架势。比如，他结束流亡回到拉萨不久，专门将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保护了起来。
民国初年的十三世达赖，在西藏尚且无法统一政令，之前清末中央对他的“不善待”影响着他的政治取向，强大的英帝国又给他种种支持和许诺，同时国内各省“独立、自治”的事情此起彼伏，特别是同为格鲁派四大活佛之一的“哲布尊丹巴”竟然在外蒙借沙俄的势力搞起了近乎独立的自治，对十三世达赖也算是一种“刺激”吧。
笔者分析此时的达赖喇嘛，一方面希望外借英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内借清末中央在西藏失去威望的民情，趁大混乱的时代争取把自己变为西藏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另一方面，鉴于西藏本身的落后、内部态度不一、民国若迅速兴起也是难以对付的大国权威，所以他还不敢直接与民国树敌、还要留有余地——毕竟，回顾西藏历来的政教合一统治者，第一看重的不是什么民族自治、民众福祉、国家兴旺，对于他们而言首要的是自身的权势地位。
1911年10月辛亥革爆发，1912年2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宣布中华民国为其继承政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第一阶段的合法政府，是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
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一方面是各省各地的军阀割据局面，另一方面南方革命力量也对他的独裁多有阻碍，第三方面外国列强是否承认新政权也很重要。此时的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到军事，仍是积贫积弱的态势。
袁世凯在宣布就职的1912年3月，就曾致电西藏，重申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立国原则、并恢复达赖被前清革除的封号、希望西藏安心内向。1913年4月，国务院电告达赖，对他的供给照旧、“各项开支按照清朝旧例不变”。
同年5月，北洋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先后任命钟颖、陆兴祺为西藏地方办事长官。其后，连续任命并派出杨芬、温宗尧、王人文、王鉴清、陈贻范等多位中央特使、宣抚使，前往西藏。但由于当时官方进藏选择的交通线是内地走海路先到英属印度、再进藏，英印对此行程百般阻挠、而且扣押中方官员的电报，各人均未到达西藏与达赖直接见面。只有受阻于印度大吉岭的杨芬与达赖喇嘛取得了联系，达赖喇嘛提出了对川藏战事的要求、询问了恢复封号的事宜、也表示了对转为内向所面临困难的担忧。
三、1914年，流产的“西姆拉会议”
3-1、西姆拉会议的背景
沙俄在1906年日俄战争惨败之后，收缩了在亚洲的扩张规模，主要集中于外蒙和新疆，大大减少了干预西藏的力度。
英国则抓住清朝结束、民国初建、沙俄退出高原的时机，加大干涉西藏的力度，并积极培植西藏的亲英势力。比如第三次侵藏、第一次直接军事介入西藏与内地开战、除十三世达赖之外还主动笼络九世班禅、通过贸易给贵族寺庙带来好处。同时，英国阻挡民国官员进藏，对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以“是否承认地位、是否给予借款”进行施压。
另外，英国还积极寻求修改1907年英俄之间的《西藏协定》，该协定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4连续三年，英俄磋商《西藏协定》的修改事宜，交换条件是：沙俄不干涉英国在西藏的行动，英国支持沙俄在蒙古和阿富汗北部的行动。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停止，未形成文件。
作为老牌帝国，英国在上下其手的同时，也没有在国际上明确主张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实体，而是希望借助西藏地方自己提出独立或自治的要求，英国再来推波助澜，使“西藏绝对依靠英属印度政府”、“西藏完全归属英国势力”（英国外交部档案）。
至于当时，英国真的愿意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吗？笔者并不这么认为。首先印度政府对此并不积极；其次，如果西藏真的独立了，它就可以与世界各国自主建立关系，英帝国未必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了英帝国利益最大化，只要西藏脱离中国、不让其他强国插手，接下来的主动权就掌握在英国手中——独立、自治、殖民、属国…大英帝国可以有多种操纵方案。
《喇嘛王国的覆灭》作者、国际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对此也有相似观点：“英国的最大兴趣在于，把西藏当成名义上的中国自治地方来看待，但要限制中国对西藏的影响，限制西藏与其他欧洲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交往关系。”
&#、英国“817备忘录”
1912年8月，英国向中国提出过一个“817备忘录”，由于该备忘录提出的大多数要求，都不符合中英此前几个条约的规定，所以北洋政府毫不动摇、据理力争、逐条反驳。看来，即使新成立的弱小北洋政府，在外交上也比清末昏聩的大清朝廷有办法得多。
“817备忘录”要点：
1、不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不承认中国有处理西藏地方事务的权力；
2、不承认中国政府宣布的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西藏事务属于中国内政的声明。
3、不准中国在西藏地方根据需要自行规定驻军人数；
4、不以上述各点为依据订立新约，则不承认中华民国；
5、签订新约之前，英国断绝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经过英属印度的交通通道。［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只有交战国之间，才会断绝交通］
1913年，英国提出召开中英藏两国三方会议。英国方面，实际上想通过修改过往条约、或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形式，使英国在藏获得的新利益取得合法依据，并为“西藏完全归属英国势力”这一战略目标奠定法律基础。
英国以“是否承认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是否同意英国财团给北洋政府借款”、“断绝经由印度往西藏的交通”、“仿照沙俄在外蒙的做法直接推动西藏独笠”等为要挟，对北洋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同时，也有利诱——“会议可以恢复中国过去在西藏失去的利益”。
英国采用“仿照沙俄在外蒙的做法、直接推动西藏独笠”的威逼手法，说明了英国的狡猾。它不愿像沙俄在外蒙事件上那样直接粗暴地站在历史事件的前台，而是以表面上客观中立的调停人的身份，操控历史进程。新成立的民国、急于自立的西藏，面对的就是这家老牌帝国。
达赖喇嘛一方，则希望借此脱离中央、至少获得最大程度的自主权，同时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汉藏划界”问题，不仅试图明确自己的统治地盘、而且把地盘划得很大。
当然，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总得有个召集过程和理由。英、藏两方的表演基本如下：先是由西藏提出：“我们老大欺负我啊、隔壁的四川兄弟也欺负我啊，我要跟原来的老大谈判，英国大Boss你来帮帮我吧”。然后由英国出面：“哎呀，我来召集会议吧，你们两家谈判我来做担保人和调停人，对你们都有好处滴”，其内心戏应是：“要把跟我利益相关的条约重新弄一个——要不我就卡你中国的脖子”。中国硬着头皮：“好吧，谈谈看吧”，内心戏则是：“争不过的话、就拖黄了算”。
1914年，这场名义上由英国“帮助”中国和西藏调整关系，实际上是英国带着西藏脱离中国的“西姆拉会议”就这么摆上日程了。
3-3、会前的中英磋商
就西姆拉会议怎么开、参会者都是什么身份、谈什么议题等等，中英双方进行了长达九个月的九次前期重要磋商。这个阶段，西藏还没有正式加入进来。
这一系列的磋商过程，彼此往返的细节非常复杂。总之，英国是软硬兼施的攻方，中国则是据理力争、又实力不足的守方。双方主要交锋如下：
1、英方提出在“817备忘录”基础上中英签订新约。由于涉及中国在西藏主权，中方回应在旧有条约（肯定中国主权）基础上进行扩充。
2、中方提出会议地点定在北京或者伦敦——在北京则各国势力会有所制约、在伦敦则英国内部不同党派也会有所制约。英方则不同意。会议之前三个月，才单方面决定并通知中方，会议在英属印度的西姆拉召开。那个时代，中国代表去西姆拉开会，所有的通讯、后勤、安全都要仰仗英属印度，交通遥远、地方陌生，对中方非常不利。
3、英方提出会议形式须由包括西藏在内的三方“平等参加”。中方则提出，如果是中英续约，则由中英双方参加；涉及到汉藏问题时，再让西藏参加。
4、英方提出会议议题以英方“817备忘录”为“根据”。中方认为如果这样，“则待商议者已寥寥耳”，予以婉拒。
5、英方以“一国边疆地区不是内地省区”为由、反对中国向西藏派出宣抚使、特使。中方回复“此乃对内政策”。
6、英方多次反对中国出兵对进川的藏军进行平乱，要求撤销北洋政府的西征命令。中方人员以“此系密令，本参事未曾见之”予以回绝。
7、关于西藏地方代表的法律地位、权限，英方多次试图以召集人的身份、采用各种说辞单方面认定是“西藏平等与会”，从而以西藏地方与中英两国具备同等法律地位的方式、变相造成西藏“独笠”的事实。中方每次均依历史事实、已有条约，据理反对。英方多次辞穷，则进一步改为威胁，双方未达成共识。
前期磋商，中英经过多次交锋，双方有关会谈的诸多重要方面，均未达成共识。英国最终以“如果中国不参加会议，英国就不承认中华民国、与西藏单独会谈签约”为要挟，迫使国际国内事务上有求于列强的北洋政府派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
3-4、会前的英藏勾兑
在中英就“西姆拉会议”进行前期磋商的时候，英国和西藏也没闲着。主要是：首先由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查尔斯·贝尔指导西藏方面收集、选择哪些文件证据，以有利于达成两家的会谈目的。还是英国为主，策划会议的开法，指导西藏地方准备各种与中方谈判的方案。&
可以说西姆拉会议的参与三方中，英国和西藏地方早就做好了各种精心准备和相互勾兑，而中国一方则相对天真被动。
&#、“西姆拉会议”——中国差点儿上套
日-日，在英属印度召开了中英藏两国三方的“西姆拉会议”。
会前既没有确定议程、也没有中心议题，会议进程完全操纵在召集者英国手中。会期也相当漫长，前后半年多、总共举行了七轮三方正式会议。
英国人又当裁判、又下场踢球、还是场馆的所有者（会议期间，英国人控制隔绝中方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私下交流沟通的机会），完全是不达目的、绝不休会的架势——对中国而言，这是一场还没开哨，就处于下风的球赛。
这次会议，中方北洋政府派出了曾经留英的外交官陈贻范、康藏平乱将领王海平二人为谈判的正副代表。英国则派出麦克马洪以会议主席的身份，控制议程、参与谈判。西藏地方派出的代表是伦钦夏札。
长达六个多月的会谈、七次正式会议，发生了很多你来我往、三方交叉的交锋，细节不再一一叙述，以下仅列出过程中的重点——没时间慢慢看文字的，可以快速掠过前几次会议要点，从5开始即可：
1、10月13日第一次会议在西姆拉开始，英方以会议主持之便定调，称呼三方均为“外交使节”、会谈将使“各自国家受益”。西藏地方借此提交落款时间为10月10日的《宣言书》，不仅宣称“西藏独笠”，而且要扩大西藏地域、中国赔款等。大大超出中英双方实现磋商的范畴。此次会议仅举行了20分钟就结束了，中方未予表态。10月30日继续第一次会议，中方代表依据历史沿革和相关文件条约提出七点反驳建议。与西藏地方所提要求，相距甚远。这次交锋的焦点在于：主权问题，西藏的政治地位是中国一部分、还是独立国家；中央代表驻军西藏问题；西藏地区的范围问题。英、藏的配合行动，以《宣言书》为试探，如果中方不接受，更可以加重英方调停人的份量——中方当然没有接受。
2、11月、12月，第二次会议在西姆拉举行。英方和西藏地方首先避开主权问题，试图以“界务问题”为突破口，如果本应属中国内部事务的川藏划界、提升到“中藏界务”的高度、并且需要英国参与商订，那么西藏的地位就变相上升到国家一级了。英方同时也提及了“赔偿问题”。中方代表则提出，先解决所谓“独立问题”，然后依主次顺序讨论后续问题。如要讨论“界务问题”，则超出中央授权，须另行请示。英方立刻表示“若中方代表目前不能讨论边界问题，则英方将单独与西藏地方代表讨论边界和赔偿问题”——所谓“调停人”的面具，也就不要了。中方代表获得国内提交的大量划界文件和证据后，提交会议，基本上将西藏地方所提依据逐一推翻。但中方代表和北洋政府这时犯了一个错误：提议英方作为中国和西藏地方所提依据的“裁判人”。英方代表自然正中下怀，立刻召集第三次会议。
3、1914年1月，第三次会议在德里举行。中方首先声明了川藏划界以金沙江为准（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此前原不属于西藏噶厦管辖的康区部分地方），西藏地方则继续坚持西藏脱离中国等主张。中方代表急于摆脱界务话题和赔偿话题，以便尽早进入关键的“主权话题”，要英方审查双方界务提议，将会议主动权拱手让人。英方则趁势提出西藏内政由英印政府监督、唯有英印可以在西藏驻军等，完全是变相把西藏置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4、1914年2月，第四次会议在德里举行。英方拿出关于界务的“审查意见”，麦克马洪拿出一份单方面制定的川藏标界地图文件，在西藏、康区等地，制造“内外藏”概念，试图先从所谓“外藏独笠”入手，然后波及所谓“内藏”。等于是不仅支持西藏地方的独立要求，而且把原本不属于西藏地方管辖的广大区域置于“内藏”概念之下，以便将来继续使这些地方脱离中国。这种做法，实际上仿效了沙俄在我国“外蒙独立事件”中的操作方式。此议传到国内，外交部专门电令陈贻范逐条反驳。会议期间，英藏合谋在川藏交界处用兵，以图扩大藏军占领范围、造成既成事实，中央政府只是命令地方军队予以堵截，军事上并无针对性部署。陈贻范当时曾致电中央，准备做好“宣示中国最后立场、会议决裂”的准备。但此时袁世凯正在忙于解散各级议会、向列强借款、扩大自己的总统权力，北洋政府没有同意陈的策略。
5、1914年3月、4月，第五次会议在德里举行。会前，英藏共同制造了大量关于川藏之间战事危急的舆论。英方在会上以调停战事的名义、强硬拿出“调停约稿”11条，要点为：继续以新造的“内外藏”提法，要求中国放弃对西藏的主权、改为所谓的“宗主权”；西藏内政、外交自理；不允许中国向西藏派驻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赋予英国更多特权，等。中方代表对这11条提出了反驳，同时以中央政府的回电，驳斥此前关于江达、三十九族等处战事的谣言。接着，在英藏的双簧表演下，中方代表只好请英方将“约稿”由英国驻华公使递送中国外交部。外交部收到文件后，两次约见英国公使，声明我方依据。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极为严重、并富有“西藏特色”的事情：西藏方面希望通过英方的支持、借助“西姆拉会议”帮助他们从中国脱离，获得对西藏的全部统治权。为此，西藏地方代表夏札与英方麦克马洪秘密换文：答应如果事成，西藏方面就把“包括达旺在内的藏南”作为好处答谢给英国。这个秘密换文，即所谓“印藏边境条约”。由此，埋下了日后藏南九万平方公里沦陷的种子。具体过程我们后面还会专门展开介绍。
笔者之所以说这种私下贿赂的勾当特别富有“西藏特色”，是因为：在旧西藏，官员、贵族等不论犯了什么罪错，习惯性的第一做法就是拿钱找重要人士疏通说情。甚至谋反叛乱这样的大罪，也是优先采用这种处理方式。这类事例，请大家参阅《喇嘛王国的覆灭》等书，可谓不胜枚举。而面对国际事务，西藏地方高级官员，即使要找大英帝国帮忙搞独立，也不应一下子答应九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巨额索贿”——用肥肉喂虎狼，只会引起虎狼更大的贪欲。这种把“索贿行贿”当作灵丹妙药的处事方式，折射出当时西藏的地方官员普遍缺乏政治眼光和外交技巧。这一点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还将让西藏吃大亏。
第五次会议后期，由于西藏地方与英方有了私下秘密换文，而北洋政府对此并不知情，对英国依然抱有一定幻想。同时，袁世凯此时正在忙于对付二次革命，急需外国列强的支持，除了对“内外藏”不同意，其他各项均有多次妥协退让。然而，如此仍然达不到英方的预期，谈判进入僵局。
6、日-20日，第六次会议在西姆拉举行。在前次会议作了三次让步之后，中方代表声明官方立场：“决不令所承认自前清之领土受丝毫分割”。西藏地方代表托病不出席，让麦克马洪的助手代其出席——英藏之间的勾搭，彻底撕下了遮羞布。陈贻范在这种情势下，依然坚持对英方“调停”的修改意见：绝不可能承认西藏与中国平等，删除中国对西藏无主权的内容，西藏对外事务由中央政府驻藏长官在西藏督率办理，对通商章程的修改不能损害中国主权等，维护中国在西藏、以及川青甘滇等藏族聚集区的管辖权，反对赔偿条款。英方见此，即强硬表示不再让步。然后，麦克马洪又以极少的修改，表示再难改动，限4月27日为最后答复。中国外交部随后电令陈贻范也作出强硬声明：“土地主权所系，断难迁就”。其他具体条款也作了修改指导。同时，中国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与英国外交部磋商。其实，英国外交部、英属印度政府、英国驻印官员三方面，对于中国西藏事务的态度，一直存在着微妙的不同，中国驻英公使的交涉，让麦克马洪急于结案。
7、日、27日，第七次会议在西姆拉举行。鉴于中方开通了与英国政府的第二沟通渠道，麦克马洪也改变节奏、紧急召开了第七次会议。他以老牌政客的经验认为，过去历届中国政府在与英国的谈判中，最后总是被迫签约。因而他试图给中方代表陈贻范施压，也许他判断：如果陈草签了，中国政府也会随之正式签署承认。22日，麦克马洪以“草签约稿”的名义，软硬兼施试图压迫陈贻范签署，陈在巨大压力下、表示要请示中央，未予草签。25日，中国外交部致电陈贻范，除了对英国仍有幻想，主要意思就是：西姆拉会议不论发生任何变故，中国政府皆有理由加以否定。27日，上午陈贻范以“未奉政府训令、不能画行”为由，继续保持不签的立场，因此被英方强令退场。最后麦克马洪对陈贻范施加压力：如陈不签，则英藏双方签署，中国不仅连所谓“宗主权”也没有、而且西藏将可能成为“独立”国家。并接着说：草签并非缔结条约之意，需经正式签字和缔约各方正式证实批准方为有效，若北京政府不同意仍可拒绝、使约稿无效，但如陈不草签，则谈判立即破裂…陈贻范在这种形势下，考虑“为免决裂计，暂允画行再行计议”。回到会场，陈贻范先声明：“画行与签押当分为两事…签押条约非奉政府训令不可”，麦克马洪、夏札对此声明均未表示异议，陈贻范随后在约稿和附图上以自己英文译名的首两个字母“L、C”进行了草签。
8、中国政府正式声明，不承认“西姆拉草约”，陈贻范的草签失效。陈贻范草签的文件传回国内后，官方和民间反应强烈、均认为不可。4月29日，中国外交部电令陈贻范声明取消。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召见英国驻华公使抗议英方强迫中方代表的做法，并正式行文声明“陈贻范的草签未获政府训令…中国政府不同意英国所提的条约草稿。”5月1日，中国驻英公使向英国外交大臣正式转达了官方声明。随后，英方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尽快正式签署认可《西姆拉草约》（有些文章中也称为《西姆拉条约》）。
9、7月3日，麦克马洪召开只有英藏参加的“第八次会议”，他们把陈贻范草签的约稿又做了修改，然后英方作为会议主持与西藏地方代表单独进行了签署。7月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公使，声明中国政府“不能承认未经承诺之英藏所签之约或类似文牍”。其实，早在7月1日、7月3日，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英国外交部先后致电英属印度总督明确指示：麦克马洪不能同西藏签订双边条约。
至此，西姆拉会议彻底流产。
3-6、“西姆拉会议”小结
“西姆拉会议”实际上是大英帝国与西藏地方当局合谋的一次“国际会谈”。从法理、程序而言，即使西藏成功谋求独立，那也是会议结束、中英签署条约之后的事情。而英方一开始就把西藏地方代表作为“代表国家的平等与会者”，其本身就前后矛盾。如果西藏地方在会前已经具备“国家”资格，何须开这个会呢？
英方以调停人身份作为掩护召开的这次会议，在议程、安排、甚至外交程序等各方面都有很多漏洞。看来国与国之间，即使与英国这样所谓的“欧洲绅士”打交道，也要有实力做后盾、并做好充分准备。麦克马洪作为一名资深殖民官员，对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还是用对待满清的思路去判断，在谈判中虽然战术上一直占优，但最终还是未能遂愿。
中方虽然在内外交困之际遭遇如此强权“外交”，但毕竟是共和国政府、而不是“家天下”的满清王朝，在国土主权上，尚能做到守住最后底线。陈贻范唯一值得商榷的举措，是进行了草签——但毕竟在北洋政府及时的正式声明之后，《西姆拉草约》最终无效。弱国无外交，彼时的北洋政府和陈贻范，已经不容易了。
英国未授权麦克马洪与西藏单独签约。西姆拉会议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英国从全球角度考虑，不希望与西藏单独缔约，因为那样会影响英国在华的巨大利益，也会影响列强与英国的关系。日，英国印度事务大臣给英属印度总督的电报中明确指示：“麦克马洪不能同西藏签订双边条约”。日，英国外交部致电英属印度总督重申：“陛下政府不能授权麦克马洪同西藏分别签署”。因而，第八次会议英藏双方签署的《西姆拉条约》也是无效的。
西姆拉会议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政府、英属印度政府等，对这次会议的合法性和《西姆拉草约》的有效性，在官方文件中，都持否定态度。比如，印度政府日给英国驻锡金专员的公文中曾写到：“印度政府带着兴趣看了您对西藏和我们从《西姆拉条约》中所获得的好处的归纳和总结，然而，那种利益当然纯粹是纸上谈兵，因为中国政府还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俄国政府也没有接受该条约，因而条约现在是无效的”、“事实上，去年在西姆拉进行的谈判完全破裂了”。［西姆拉会议之后，英国官方类似的文件还有很多］
西藏的达赖和噶厦一方，在这次会议上，完全成了傀儡。不仅如此，还私下秘密换文，以“贿赂”的方式试图左右大国政治，结果为日后疆土的丢失埋下祸根，可悲亦可叹。其实，即使是在18、19世纪的国际事务中，非主权国家的实体（包括各国的行省、自治领、殖民地等）都是无权与外国缔约的，更无权割让国土。因此，西藏与英国之间涉及藏南九万平方公里的“私下秘密换文”是无效的，西藏与英国单独签署《西姆拉条约》也是无效的。
那个时代的国际事务已有规则，各大列强帝国，不论干了多么残酷的军事屠杀、多么狡诈的政治欺骗，最终仍需国与国之间缔约，做为国际事务的合法性依据。而在这个持续至今、不断调整的国际政治秩序中，西藏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这个话题，有必要的话，回头专门撰文论述］
至于西藏地方为了让英印帮助自己、达到目的，而私下“行贿”给英印的“藏南”，也由于两个原因使其不具备效力：首先，西藏作为地方政府，无权割让国土；其次，退一万步，就算西藏有权割让国土，由于西藏地方设置的“行贿前提”没有成立——英印并没能通过“西姆拉会议”让西藏地方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独立、汉族官兵撤离康区”这个大目标，所以这次秘密换文也没有效力。
按道理，西藏地方政府应在会后正式通知英印政府：你们答应帮我们争取的东西没有达到，所以私下许诺的东西，不能给你。就算普通人之间打交道，也应如此。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当时西藏方面没有就此正式行文表态。也是一件憾事。
现在这位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外宣称“承认当年割让藏南给印度”。这么做的逻辑线索是：把会议期间英藏私下秘密换文的“印藏边境条约”说成合法，以此证明“当时的西藏噶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从而为自己主张的“拥有西藏最高统治权”找到历史依据。
国土属于公共利益，不论这个公共利益的主体是西藏、还是中国，用现代政治的标准来看，有没有“卖国”嫌疑呢？
​3-7、“麦克马洪线”是怎么回事？
1914年3月“西姆拉会议”的第五次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私下向西藏地方代表夏札，索要“达旺、门隅、察隅”等地，作为英方支持西藏的代价，并且单方面拿出一份地图、划出了索要的地盘。这份地图上划出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后世中印之间的东段边境纠纷由此而起。麦克马洪还忽悠夏札：“贵族寺庙在当地的收入可以考虑照旧。”
夏札鉴于英方索要的地方面积广大、涉及各方利益较多，而且还包括了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达旺”，所以立刻派人回拉萨请示。拉萨方面考虑再三，司伦雪康在给夏札的回信中说：“希望强调提出要求，今后能使西藏获得独立，并使康区的汉族官兵全部立即撤回汉地。只要能做到这些，即可立即划界移交给大英政府”。
3月24日，麦克马洪给了夏札一封信和两份地图，地图上用粗略的红线标出了英方划分的所谓“印藏边界”，由夏札进行了签署。
这就是英藏私下秘密换文的基本过程。
“秘密换文”中这份地图标注的划给英属印度的区域，就是门隅（包括达旺）、珞隅、察隅，后来被统一称做“藏南”。
由于西姆拉会议流产，《西姆拉草约》和英藏“秘密换文”的无效性，前面已有论证。其实，秘密换文还有第二层“无效性”——毕竟西姆拉会议没有成功，西藏一方并没有通过英国主持的这次会谈得到“独立、康区汉族官兵撤离”，因而也就失去了“秘密换文”成立的前提。
由于后世相当多政治势力、社会舆论拿“麦克马洪线”说事，中印之间最大的争议区“藏南九万平方公里”，也与“麦克马洪线”密切相关。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麦克马洪线”长什么样。
麦克马洪线，实际上是爱好探险的英属印度官员以非官方形式勘查出来的，所以提供给麦克马洪的地图很粗糙。1937年3月，印度国家测绘局总测绘师在给印度政府外交秘书的文件中指出：“麦克马洪线有多处错误，图画与文字描述不符。”细节上说了一大堆。
麦克马洪提供给西藏地方的地图，画的更加粗糙：在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红线粗略手绘——完全不像大英帝国正规文件的样子。
3-8、“西姆拉会议”之后
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之后没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西方列强普遍陷入战事，与近代西藏密切相关的英国、沙俄同为协约国成员，都没有更多的精力顾及西藏。中国于1917年宣布参战，加入的也是协约国一方。
民国依然处于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不断。国民革命军也开始兴起。中央政府对藏的工作，开展不多。
西藏则与周边的四川军阀偶有征战，并小获胜利——四川这个地方，盆地多、军阀多，但大军阀少，被挤到川西、与藏军面对的更不会是有本事的军阀。这也是川藏军事对抗中，四川的一个劣势吧。
西藏内部，“见过市面”的十三世达赖，开始振兴西藏的努力，但也一波三折。他与九世班禅的矛盾，则变得不可挽回。具体我们放在本文的“下篇”中叙述。
总之，“西姆拉会议”之后有那么二十年左右，参与会议的三方，要么不承认条约、要么束之高阁、要么干脆“忘却了”…各方都没有再次关注“藏南”，拉萨的噶厦地方政府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统治着这片地方…
四、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现代化尝试：
十三世达赖两次因“兵临城下”而出走、并在民国初年的纷争中由于英印的军事支持在驱赶川军和川藏战争中尝到甜头，他主导了一场以提升军力为目的的“现代化尝试”。这种史无前例的方式，也使他与传统社会的上层（寺庙、贵族）产生矛盾，并最终蹊跷死去。
十三世达赖的“现代化尝试”的主要措施就是“创建新式军队”、“增加军费来源”：
4-1、军事现代化
过去的西藏军队。藏兵不仅基本上是冷兵器、军械自备，平时拖家带口、耕地放牧，基本没有训练，有点儿像“府兵制”。时间一长，就变成了“职业老百姓，业余去打仗”。藏军的指挥官，往往由文官临时出任担任，不懂军事。
十三世达赖向英印方面购买了大量英式武器装备，委托英印培养军官、训练士兵，并建立兵工厂。同时，任命自己亲信的擦绒担任藏军司令、兵工厂负责人。擦绒还身兼噶伦和造币厂负责人。随后，又组建了西藏第一支现代化警察队伍。
年轻的军官群体，很快成为了拉萨市一道亮丽的风景：剪辫子、穿制服、打网球、喝咖啡…对当时尚处于保守封闭环境中的拉萨“观众”而言，大概有点儿西藏人被英国人附体的既视感吧？
军官集团的迅速崛起，很快与寺院集团、官贵集团发生矛盾。
1917年与四川的战事，让达赖喇嘛看到了新式藏军对扩张地盘的作用。1921年平息哲蚌寺“朗色林扎仓”反抗事件，体现了藏军对“桀骜不驯的喇嘛们”的震慑作用。1924年擦绒擅自处死士兵事件，军官集团的自成体系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事后擦绒躲去了英属印度。
这个时候一些年轻军官，开始私下议论为了西藏的强大、解除达赖的政权、只保留其教权的可能性，甚至讨论在西藏建立共和体制。达赖喇嘛则不断得到各种有关英国人可能支持少壮军官们夺权的传言，虽无实据，但深感威胁，达赖喇嘛对军官集团的态度彻底改变。
1925年春，十三世达赖“以不相干和微不足道的理由为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