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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人间线上娱乐?夏文化探索是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今有近百年的历史，曾出现了仰韶文化说、山东龙山文化说、河南龙山文化说、良渚文化说、二里头文化说、齐家文化说等诸多观点。其中，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的观点由李民、文兵先生正式提出[1]，经邹衡先生系统论证[2]，又经长达20多年…
夏文化探索是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今有近百年的历史，曾出现了仰韶文化说、山东龙山文化说、河南龙山文化说、良渚文化说、二里头文化说、齐家文化说等诸多观点。其中，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的观点由李民、文兵先生正式提出[1]，经邹衡先生系统论证[2]，又经长达20多年的论战后，目前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但由于二里头文化没有像殷墟甲骨文一样有自证性文字材料的发现，仍有少数学者表示怀疑①。尤其是当下，由于碳十四年代数据的越测越晚，许宏先生又重提二里头文化为商文化的旧论[3]。在此背景下，笔者也对夏文化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再次全面检索关于夏的历史文献，发现夏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当时的东夷族和商族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因此，在目前商系文化和东夷族系文化均已经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夏文化应该也能够确认。一、晚商文化的发现与商系文化的推定始于1928年的殷墟发掘，不仅发现了数十处宫殿建筑基址、十余座王陵大墓等象征王权的遗迹，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刻辞、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高规格遗物。尤其是王国维发现了甲骨文中反映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中对商王世系记载基本一致②，从而验证了《史记》记载的可靠性，使商史成为信史。甲骨刻辞和相关历史文献表明，殷墟就是商王盘庚迁殷后商代后期的殷都遗址。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物质文化遗存，不仅揭示了商代后期的文化面貌，也为我们认识更早的商文化提供了参照。关于殷墟文化的前身，要在比其早的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目前，在我国境内比殷墟文化年代稍早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分布在大中原地区的二里冈文化，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分布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分布于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和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文化等。据比较，这些文化中，与殷墟文化的相似度最高的文化当属二里冈文化。从殷墟遗存中可以发现，商代后期的商人习惯使用鬲、[、簋、豆、大口尊、觚、爵、械忍掌髯楹献魑约旱娜粘Ｉ钣镁摺1953年，在郑州二里冈发现的二里冈文化[4]，在使用陶器的习惯上跟殷墟文化基本一致。1954年，在郑州人民公园上层又发现了类似安阳殷墟一期的文化遗存，其下叠压着二里冈文化遗存[5]，从地层关系上确认了二里冈文化早于殷墟文化。由此可以确认二里冈文化是早于殷墟文化的商系文化。从二里冈文化继续向前追溯，比其稍早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分布于中原地区南部和江汉地区北部的二里头文化，分布于中原地区北部的下七垣文化，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分布于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分布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以及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文化等。与二里冈文化进行比较，与其相似度最高的是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和分布于河南中西部的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具有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其年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二至四期③。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虽然存在一些共同因素，但差别是主要的。如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陶胎较厚，绳纹较粗，而下七垣文化的陶器则陶胎较薄、绳纹较细。如二里头文化流行鸡冠耳、捏口和附加堆纹作风，而下七垣文化则基本不见。如二里头文化以罐为主要炊器，用甑为主要的蒸器，而下七垣文化则以鬲为主要炊器，用[为主要的蒸器。酒器组合，二里头文化以觚、爵、B为主，而下七垣文化则以觚、爵、形鳌６锿肺幕纳罡古瓒啻兴诙缕咴幕蛑饕餍形薅罡古琛６锿肺幕纳罡构薅辔驳祝缕咴幕蚨辔降组祥巍６锿肺幕谐＜耐咦闩琛⒋笃降着琛⒖滩叟琛⑷ψ闩痰龋缕咴幕胁患蛏偌６锔晕幕缙诘奶掌魈仗ソ媳　⑸平舷福魑镒楹弦载[、簋、深腹罐、无耳深腹盆、觚、爵、小⒋罂谧稹⒍沟任鳎蘼鄞犹仗ァ⑽粕推魑镄沃频确矫婢胂缕咴幕冉辖咏侵涞南嗨贫纫对洞笥谟攵锿肺幕南嗨贫取Ｒ虼耍锔晕幕胂缕咴幕ξ幌低车奈幕κ羯滔滴幕４幽壳暗目脊欧⑾掷纯矗缕咴幕饕植加诮窈颖笔≈心喜俊⒑幽媳辈俊⑸蕉秃幽辖唤绱σ约霸ザ鞑恳淮Ｒ虼耍滔滴幕娜范ㄎ剿飨奈幕峁┝艘桓鲋匾幕恪６⑾纳淌逼诙奈幕娜范ǘ氖俏夜瞎攀逼诘闹匾褡濉Ｔ谖宓壑料纳讨苁逼冢胫性淖迨倍逋皇倍希詈笞呦蛉诤希侵谢褡宓牧酱笤赐贰Ｖ劣谙纳淌逼诙淖宓奈幕谀睦铮菸夜乩砦恢玫奶厥庑裕冉先菀兹范ǎ荒茉诹俳蠛５幕坪酉掠蔚厍パ罢摇Ｕ庖磺蛟诳脊叛弦话惚怀莆ａ返厍Ｄ壳埃ａ返厍目脊叛幕蛄斜冉锨逦釉绲酵硪来问呛罄钗幕⒈毙廖幕⒋筱肟谖幕⑸蕉轿幕驮朗幕κ遣煌逼诘亩奈幕６奈幕鹗加诤罄钗幕毙廖幕逼诘某醪椒⒄梗诖筱肟谖幕⒘轿幕恢钡皆朗幕捌诖锏狡渥钗比俚慕锥危猎朗幕笃谟晌飨蚨鸾ノ笊涛幕〈Ｔ朗幕呛ａ返厍塘轿幕蟮囊恢Э脊叛幕妹谏蕉蕉榷朗胖返姆⒕[6]，主要分布范围包括山东、河南东部和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岳石文化的陶器以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次为泥质黑陶，另有少量红陶和黄陶。陶器的火候较低，颜色斑驳不纯。装饰方法，素面为大宗，占一半以上，纹饰主要有凸棱、附加堆纹、划纹、弦纹、压印纹等。器形多子母口、平底、三足或圈足器，少见圜底器。器类以袋足[、夹砂中口罐、子母口尊形器、子母口罐等最具特色。相对于中原地区夏商系统文化而言，岳石文化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殷墟早期，其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450年[7]。由此看来，岳石文化当是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无疑。夏商时期东夷文化的确定是探索夏文化的另一重要基点。三、二里头文化及其与商、夷文化的关系在中原商系文化的二里冈文化之前除商系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之外，还分布着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山西南部和黄河以南的河南大部分地区，其势力最南可及长江北岸，最西可达关中盆地，最东可至豫东地区。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相互毗邻，下七垣文化在北，二里头文化在南，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一方面，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有下七垣文化的因素，如在距下七垣文化距离较近的沁水以西的武陟北平皋、赵庄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较多的鬲、足带竖沟槽的[、蛋形瓮、素面有肩盆等典型的下七垣文化因素④。在二里头文化核心区的二里头遗址也发现有高锥足细绳纹的[和鬲、橄榄形罐、素面有肩盆等典型下七垣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在下七垣文化中也同样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如在距离二里头文化较近的沁水东岸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就发现较多的大口尊、平口瓮、刻槽盆、捏口罐和爵等典型二里头文化因素④，甚至远在冀南的磁县下七垣遗址第四层中就发现有二里头文化非常流行的长颈花边口沿罐、箍状堆纹罐、伞状钮器盖等[8]。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也相互毗邻，二里头文化在西，岳石文化在东，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密切交流。在二里头文化中常见子母口罐、中口罐、大口罐、鼎、小[、小口瓮、卷沿束颈盆、子母口器盖、半月形双孔石刀等典型岳石文化的陶器和石器;相反，在岳石文化中也发现有圆腹罐、深腹罐、折沿盆、箍状堆纹缸、爵、觚形杯、三足盘、大口尊等典型二里头文化因素[9]194-198。从地理分布上看，二里头文化在西，商系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在北，东夷文化的岳石文化在东，三种文化相互毗邻，大致呈鼎立之势，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和联系。四、从夏、夷、商三族关系看夏文化相关历史文献表明，夏族与商族和东夷族共存，并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因此，在目前商文化和东夷文化都能确定的情况下，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最具合理性。(一)从夏、商关系看在夏代，夏族人在朝，而商族在野，商族有几位先公曾在夏朝为官。如商的始祖契与夏禹是同时代人，他不但与禹同朝为官，而且也曾佐禹治水。如《史记殷本纪》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10]91夏朝建立后，商族首领相土和冥都曾在夏朝为官。《史记殷本纪》索隐云：相土佐夏，功著于商。[10]92集解引宋衷曰：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10]92《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韦昭注：冥，契后六世孙，根圉之子也，为夏朝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边。[11]158到夏代末期，夏王桀曾囚商汤于夏台。《史记夏本纪》：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10]86从这些文献可知，在夏代，夏人居住区应距商人居住区不远，商人服从夏人的统治。文献中记载的夏、商关系，在考古学文化上也有反映。二里头文化和商系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年代相当，地域相邻。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在今黄河以北的豫北冀南地区。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南地区和晋南地区。两种文化相互毗邻，并略有交错，但在文化面貌上，二里头文化明显要高于下七垣文化。如在二里头文化范围内发现了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大师姑城址、新郑望京楼城址、平顶山蒲城店城址以及最近发现的郑州东赵城址等至少5座，而下七垣文化城址目前仅有辉县孟庄1座。在规格上，二里头城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并发现了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和数十座大型宫殿基址，铸铜作坊、绿松石作坊等手工业作坊区，大量青铜礼器、玉器、漆器以及少量原始瓷器等高规格遗存，尤其是还发现了一个绿松石龙形器。这些发现都说明，二里头遗址应是一处都城遗址。另外，这些文化遗存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是下七垣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从文化面貌上看，二里头文化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同时期的下七垣文化，显然前者为统治阶级的文化，后者为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既然下七垣文化为商族的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为统治者的夏文化，也非常合理。(二)从夏、夷关系看关于夏、夷关系，《竹书纪年》中有很多表述：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宾于河，合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折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⑤从这些记述来看，在夏代，夏人和东方的夷人自始至终都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时战时和，说明夏族和东夷族在地域上应该相邻。在考古学文化上，二里头文化和东夷族的岳石文化相互毗邻。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相当于岳石文化的前段。二里头文化中自始至终都存在岳石文化的现象说明，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12]。因此，既然岳石文化是夏商时期东夷人的文化，那么与其相邻的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也就非常合理。(三)从商、夷关系看这里所说的商、夷关系，主要限定于夏代的商、夷关系，也即是先商与东夷的关系。《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先公从契至汤共有14代，这一记载并为甲骨文所印证。商的这14代先王，有详细文献记载的不多。如前所引，商最早的几位先公如契、相土、冥等均佐夏，他们与东夷基本没有太多的交往和联系。到王亥、上甲之时，商族主要是与北方的有易氏交恶，也基本没有与东夷发生联系。但到了夏末的商汤时期，文献中关于商、夷关系记述则比较多，主要有汤娶东夷有莘氏，任用夷人伊尹和仲虺为相，在东夷境内举行联夷伐夏等事迹。关于娶有莘氏和任用伊尹为相：《楚辞天问》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媵有莘之妇。[13]230-231《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为有莘氏媵臣，集解引《列女传》：汤妃有莘氏之女。[10]94《墨子尚贤中》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已相。[14]77《孟子万章上》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三使往聘之。[15]653至于有莘氏的地望，应在今山东西南部和豫东一带[16]。关于仲虺，《左传》定公元年云：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17]1524《史记殷本纪》引孔安国云：仲虺，汤左相奚仲之后。[10]97可见仲虺是汤的重要辅佐大臣，也是东夷人，居住在薛地。至于薛的地望，《汉书地理志》鲁国薛县条云：汤相仲虺居之。[18]1637有关史书还记有商汤会盟伐夏的景亳之命。《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17]1250关于景亳的地望，《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10]93参加会盟的诸侯，有学者考证主要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国、卞等，大多为东夷诸族和方国[19]。关于商夷联盟伐夏事件，张国硕先生曾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过精彩的论证[20]，在考古学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反映。在今豫东西部地区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了下七垣文化遗存，经分析是由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发展而来的。有意思的是，在鹿台岗遗址不仅发现了下七垣文化，还发现了属东夷文化性质的岳石文化遗存。这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遗存竟然共存共生，也因此被视为先商岳石或岳石先商混合型文化[21]。在二里头文化的末期，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时，带有先商岳石文化的因素在郑州南关外[22]、洛达庙[23]、化工三厂[24]、电力学校[25]、黄委会青年公寓[26]以及偃师二里头等遗址[27]中都有不少发现。这种现象在二里头文化其他阶段都是不曾有的现象，而且在此之后，二里头文化就突然消失了，继之而起的就是商系文化的二里冈文化。因此，总体上看，从以商先公最初佐夏，到中期与有易氏交恶，至后期联夷伐夏的对外关系史来看，下七垣文化应是先商文化，因为只有下七垣文化东邻岳石文化，南接二里头文化。漳河型下七垣文化年代最早，分布在豫北冀南一带，约相当于夏代中期，与北方的有易氏文化相互毗邻，与文献记载的王亥、上甲与有易氏发生战争正相符合，随后商人向东、向南发展形成了鹿台岗型文化，与东夷岳石文化交错杂居，也正是商夷联盟形成的反映，最后商夷联盟的文化又折而向西发展占领了郑州地区和偃师二里头。因此，从商、夷关系来看，既然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非常合理。(四)从商革夏命看夏末，商族在其首领汤的带领下发动了灭夏战争。《孟子梁惠王下》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15]152《孟子滕文公下》：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15]434《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28]627商族在汤时取代了夏族而成为了统治者，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在考古学上也一定有所表现。与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商系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不同，到了二里冈文化时期，作为商系文化的二里冈文化发现了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盘龙城商城、垣曲商城、焦作府城、望京楼商城以及郑州东赵城址等许多城址以及大量宫殿基址、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高规格遗存，说明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商系文化已从下七垣文化时期相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被统治地位转变为统治地位，此时的商族人也已经从在野走向了在朝，成为了统治者。相反，曾经强大的二里头文化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则突然间失去了其民族特性，而为二里冈文化所取代。从下七垣文化到二里冈文化，商系文化从社会的底层一跃成为社会最上层来看，也正符合商汤灭夏后，商族成为统治者，而夏族或四散逃亡或接受商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因此，从这层意义上看，不仅二里冈文化为商汤建国后的早商文化，下七垣文化为商汤建国以前的先商文化认识较为合理，而且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也非常合理。结语在目前商文化和东夷文化都已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夏、夷、商三族之间的关系表明，夏文化在距中原地区较远的其他地区的可能性已基本被排除，而是更多地集中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之上。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为商汤建国前的先商文化、二里冈文化为商汤建国后的早商文化、郑州小双桥和洹北商城为代表的文化为中商文化、殷墟文化为盘庚迁殷以后的晚商文化等观点一起共同构建起一个较为完善的夏商文化体系。其中，二里头文化与作为商先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并存，二里头文化发现有多座城址、宫城、宫殿、青铜礼器、绿松石龙形器、原始瓷器等高等级遗存，说明其地位高于下七垣文化，非常符合夏为君商为臣的历史事实。商系文化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发现多座城址、宫城、宫殿、青铜器、原始瓷器等高等级遗存，说明商系文化在二里冈文化时期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已经由臣变成了君，而此时的二里头文化则不知去向，也符合商汤灭夏的历史事实。二里头文化与商系文化和岳石文化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符合夏、夷、商三族在历史上的恩怨纠葛。因此，从夏、夷、商三族之间的关系看，二里头文化应为夏文化。注释①参见王仲孚：《试论夏史研究的考古学基础》，《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台北)1997年版;许宏：《略论二里头时代》，《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又见《夏商周文明研究(六)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②参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载《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③参见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李维明：《关于先商文化诸类型的年代》，《中州学刊》，1990年2期;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年1期。④参见刘绪：《论卫怀地区夏商文化》，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⑤参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参考文献[1]李民，文兵.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4)：80-84.[2]邹衡.试论夏文化[M]//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3]许宏.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J].南方文物，2015(3)：1-7.[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5]安志敏.郑州市人民公园附近的殷代遗存[J].文物参考资料，1954(6)：32-37.[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J].考古，1962(10)：509-518.[7]方辉.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J].考古，1998(4)：55-71.[8]孙德海，罗平，张沅.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9(2)：185-214.[9]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12]栾丰实.二里头遗址中的东方文化因素[J].华夏考古，2006(3)：46-53.[13]蒋天枢校释.楚辞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4]吴毓江.墨子校注[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15]焦循.孟子正义[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16]张富祥.古莘国推考[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01-107.[1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田昌五，方辉.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J].殷都学刊，1997(4).[20]张国硕.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91-97.[21]郑州大学文博学院等.豫东杞县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2]赵霞光.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通讯，1958(2)：6-9;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J].考古学报，1973(1)：65-92.[2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1989(4)：48-77.[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工作站.郑州化工三厂考古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94(2)：1-7.[2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电力学校考古发掘报告[M]//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2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报告[M]//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2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月30日，故宫博物院获捐了一幅极富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丝路山水地图》。据说，该件文物上世纪30年代左右曾流失日本。这次是由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出资1.3亿元人民币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并将之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丝路山水地图》绘于绢本之上，幅宽0.59米、全长…
11月30日，故宫博物院获捐了一幅极富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丝路山水地图》。据说，该件文物上世纪30年代左右曾流失日本。这次是由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出资1.3亿元人民币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并将之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丝路山水地图》绘于绢本之上，幅宽0.59米、全长30.12米，是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后期，应为内府使用的青绿山水手卷。它描绘了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的辽阔地域范围。全卷共画出了211个地理坐标，标注了中国的敦煌和伊朗的伊斯法罕等许多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所有城池名称均以中文标注，嘉峪关以西城池名称译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异域语言的汉字。故宫单霁翔院长介绍说，不久前，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故宫博物院参观。参观的过程中，《丝路山水地图》给特朗普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朗普总统既感慨于丝绸之路开启了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又感动于东西方的文化、艺术、思想等通过丝绸之路相互交流，对整个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笔者记得，几年前，这件《丝路山水地图》曾由保利文化公司在一带一路有关活动中进行过介绍和展览。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丝绸之路研究学者林梅村教授考证，这件《丝路山水地图》原图长约40米，即起止点应为嘉峪关和鲁迷(林称即伊斯坦布尔)，而图中长约10米、由天方到鲁迷这一段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被人为裁掉了。有学者通过林梅村教授提供的线索，经过查阅《西域土地人物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地图所记的确有不少缺失，天方至鲁迷部分被剪去。地图最远处一个叫鲁迷的地方，明代西方传教士艾儒略《职方外记》卷一记载，小亚细亚有一个鲁密国，即鲁模王国今土耳其的科尼亚。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1584年(万历十二年)绘制了《万国图志》。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到达北京师奉献此图，后被称为《坤舆万国全图》。此图的世界为椭圆形，附带一些天文图和地理图：右上角有九重天图，右下角有天地仪图，左上角有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和日、月食图，左下角有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和中气图;另有量天尺图附于主图内左下方。利玛窦的绘制地图方法，后来被明朝政府接受，并大量刊印复制，将西方绘制地图的方法成为后世的主要制图之法。而这件《丝路山水地图》的绘制尚未具有椭圆形地球基本形状，也没有比例的计算标尺，是以中国传统手卷形式绘制。因此，对《丝路山水地图》的断代下限应为万历朝之前。该地图手卷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厂著名书店尚友堂的题签《蒙古山水地图》。有学者认为，尚友堂的题签是依据前人习惯而来，这一称谓实在不符合当时情况。理由之一，明初以后关西七卫管辖辽阔的地域，最远已达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地区，兔力帖木儿、沙哈鲁等人也都归顺明王朝接受册封;理由之二，永乐至万历年间，西域贸易频繁是有史证的，葡萄牙人鄂本笃的到来说明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因此，可以明确定名此图为《丝路山水地图》比起《蒙古山水地图》更为准确。有人认为，《丝路山水地图》是明代画家仇英的作品：与仇英画作《归汾图》所绘临汾城楼如出一辙，似乎使用的是同一粉本。著名古代书画收藏家，古代书画鉴定研究学者朱绍良先生认为，仇英的绘画师自周臣，以南宋院体为宗，用方笔来表现自己，他的方笔是侧锋而不是偏锋，圆笔偶尔用一点。用笔转角和缓，连续而不停顿，周臣、王在尖角处都停顿，仇英的笔墨连续而流畅。仇英《归汾图》所绘临汾城楼，为重檐歇山顶三滴水楼阁式建筑，鸱尾内向两宋以前图示，券门式城门。而《丝路山水地图》的嘉峪关城门，城楼是单檐歇山顶两滴水楼阁式建筑，鸱尾外向典型的明清建筑特点。券门式城门明显。又如马儿黑纳城楼，重檐歇山十字脊顶三滴水楼阁式建筑，鸱尾内向明清建筑特点。因此，很明显，《丝路山水地图》的绘画笔法，建筑物的构图风格，均与仇英不同。朱绍良先生通过对《丝路山水地图》笔墨的研究，发现与明中期的吴派山水非常接近，精细鲜丽的青绿山水和界画能力。层层叠叠而不重纵深关系的布局，山顶平台，浓密的叶苔小点，棱角清楚的矾头等具有特色的画法。这一切非常符合吴派山水特点，更接近于文征明的学生谢时臣的绘画风格。而唐寅、仇英两人均从南宋院体绘画入手，并远追北宋名家，重视主题、结构，讲究真景实感。谢时臣在山水、界画的绘画能力很强，如《匡庐瀑布图》、《溪山霁雪图》的，矾头、点子、构图都与《丝路山水地图》一致。界画的绘制特点，除鸱尾外，其他建筑特点基本相似。由此判断，《丝路山水地图》创作的时间属于明嘉靖三年以后，深受吴派山水谢时臣风格影响的绘画笔法绘制的，当是嘉靖时期的作品。。
　天上人间线上娱乐前见孔网中有书友说某书稀罕，收奇书的拿走之类的，又想及曾见某专家云，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所以，要懂得读常见书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研究基本功。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
前见孔网中有书友说某书稀罕，收奇书的拿走之类的，又想及曾见某专家云，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所以，要懂得读常见书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研究基本功。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但是一样有大见识。依靠那些偏僻文献，出奇兵，走偏锋，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小巧一路，没有正派的内功为底子，终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会一下子崩溃。这两者之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要说的是，陈先生学问渊深识见广博，引用文献极其繁杂，且由于其精通多种濒危语言，很多征引更是难以看懂(建议大家去看原书，此处不具引)。未知这位专家所谓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是如何论断出来的，且据言姜亮夫先生在清华求学时，便常常跟不上几位导师的节奏。姜听陈寅恪讲学，深恨自己外文太差，因为陈动辄引用印度文、巴利文及许多稀见语言，让学生们似坠入云里雾里一般。故陈的课，姜坦言至多能听懂三分之一，其晚年感慨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亦是此理。当然常见书是应该多而且应该多读细读，但是什么是常见书?比如研究小学不能光看《说文解字注》，起码还要看《说文通训定声》、《说文释例》、《经籍篡诂》吧。过年的时候无意听见电视里一个专家教授讲唐玄宗嘿(音黑)然无语是什么暗自偷笑的意思，进而大发感慨议论一番。首先这个是不是hei ran而是mo ran 。其次，这个词跟偷笑实在是无关，《荀子不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王先谦 集解：君子有至德，所以默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又 《战国策》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又《史荆轲鳌肪ｉ鸷俣尤ァＦ浯我狄幌抡飧銎Ч忠煳南谆蛘咂媸榈奈侍狻Ｌ刚飧鑫侍馇埃魑徊环料惹虢躺肀咚降哪柯佳Ц呤只蜃伊礁鑫侍猓弧⒛柯佳е靼凑账牟糠址ǜ梅值侥且焕?如果他回答是史部那么就问第二个问题，若依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中云《诗》、《书》、《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後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也就是说其将史籍分为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两类，则目录学应分入哪类?或者《史通杂述》十流中的哪一流?名士李敖曾多次得意的说，我不但能骂你是王八蛋，还能证明你是王八蛋。因知其然易，知其所以然难，所以第二个问题要难回答的多。其实目录学不入于这两类，所谓理乱兴亡就是我们所谓的纪、传，最典型就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专记一人的如年谱或并记多人的如《高僧传》之类;一种以事为中心，如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所谓典章经制就是贯通列代的如《通典》。目录学是不在其中，当然也不属于《史通》中《杂述》的任何一流。如果说唐代的《史通》是减法，那么宋代的《通志》就是做加法。史料的不断增加导致史料过多渗入史籍，以致难以论述，又或史籍既成史料随之散失，后人无所溯源。章学诚为了协调这个问题提出了，撰述和记注，或著述与比类，或著述与纂辑，将史料与史籍的分类对待，此论一出遂为不易之言。至此，我们也就能知晓偏僻怪异文献或者奇书是怎么回事了。其实现代人做国学一定要下二十年的苦工方可小成，很多人大学之前就是四大名著，古文观止，三言二拍，唐诗三百首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连国学的基础还不能算。因为我们先天基础很差，所以做一个研究一定要在搜集史料上下大功夫，切勿粗浅。《文献通考》云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史通》亦云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换句话说，裒辑史料好比搜集食材，然后有科学的方法研究这个好比厨具，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努力成为优秀的厨师(其实你在搜集史料，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学问相长，慢慢也就变成好厨师了)。但是现在一到研究生就开始跟着导师做课题了，博士一毕业过几年就副教授带研究生。这就是还没学会就要出成绩，都是走捷径。当然很多导师本身就是外行。这样下去就是不断的在捷径里找捷径。又想起几年前前见某人说一位老先生在红学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所谓四大名著其实在当时和咱们现在的玄幻小说、网络文学是一个档次的东西，所以即使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大学者，没有一个是研究这一类东西的。因为不值得研究啊!小说这个东西是在西方文学体系中位置崇高，近代以来从不入流到高大上了，当然红学兴盛，也和帝王有很大关系。所以很多近代的大师和专家，他的价值在于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体系研究国学，虽然这才真是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不过毕竟在前人踏烂的路上赓续前韶研究国学，非要痛下几十年苦工方可小获，不若变道超车，直接开宗立派来的简单。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还真是至理名言。。
（责任编辑：仪鹏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