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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中国古代兵器的情况，我们这里讲的中国古代兵器就是指的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从史前时期一直到清朝末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这样一个长的历史阶段里边，中国的国家的军队，使用的各种兵器和装备的总的情况。
一般来讲在中外研究古代兵器来说呢，把火药用于兵器作为一个历史的分期阶段，也就是说，在火药发明以前，这个阶段军队里使用的兵器呢我们就一般称它为冷兵器，对着火器来讲的，火药发明以后，火药开始使用于战争以后，就出现了火药制作的兵器，就是火器。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古代兵器里边，就出现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期。那么在中国古代，这个分界线，这个分水岭在什么时期呢？就是在北宋时期，那么在火器发明以前，中国古代呢，兵器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就是史前时期，那个时期呢，从考古学来讲，就叫石器时代，因为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用石头做的，所以我们就称这个阶段是石器时代的兵器。
那么接着开始发现了青铜的冶铸，就是人们懂得冶炼金属了，这个时候兵器的主要材质就开始变成了青铜的。那么这个时代，在历史上也有人称做是青铜时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兵器称为青铜时代的兵器，以后出现了进一步对金属的认识，就开始了懂得金属的冶炼，冶铁和炼钢，这个时候军队使用兵器的主要材质也改为钢铁做的了，就进入了钢铁时期的兵器，就是铁器时代的兵器。
那么在冷兵器阶段，基本上就这三个阶段，可以说分成这么三个阶段。如果说过去的，按照社会发展史来说，也就是说石器时代的兵器，基本上是在原始社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战争也可以说是种原始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原来是作为生产工具用的，那么到了氏族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需要武力来解决的时候，这些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就被用来杀人，这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兵器的萌芽。那么最早的，在狩猎工具里边，人们发现最早的一个最古老的狩猎工具就是弓箭。那么在中国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现在发现的弓箭，可能出现最早的时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现在屏幕上放出来了一个石头的箭头，就是在箭上边绑上一个箭头，这个古代就叫镞，就是金字边一个民族的族字，叫镞，这个是在山西的峙峪发现的，它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大概最迟也是距现在两万五千年以前生产的这样一个狩猎工具。但是，发现了箭镞还不能够说明这些箭镞真正能用来杀人，那么在考古学上，我们发现的真正就是说古代的用石头做的箭镞，或者用骨头磨的箭镞真正用来伤人的材料，已经是更晚一些时候的材料。那就是说在江苏一个遗址里边，新石器时代的大墩子遗址里边，发现了一个墓葬，里边有一个死者，就是发现了人骨了，被一枚骨头做的箭头射中了，到他死那个箭头还插在腿骨，说明这个人，看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中箭不久就死了，这一个材料说明在当时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弓箭确实用来伤人的，也就是说它真正从生产的狩猎的工具转化成兵器了。
我们知道在石器时代，有一个工具，就是当时生产工具里边特别常见的，就是石斧，在有些石器时代遗址的墓葬里，比如说大汶口，男人的墓里边就放石斧，女人的墓里边就有其他，比如骨针，纺轮这些，这样的社会分工。所以在当时，男人的生产工具，这个石斧是最重要的，而这个呢，也就是最早变成在格斗中出现的兵器，就是斧。石斧的样子，因为它是适于生产的，它的刃部比较厚，但是作为伤人就比较不太适应了，于是把石斧就做了很多的加工，把刃磨得很薄，而且选择特别坚硬的石料，而且呢把刃磨得很宽，有时候把两边的刃尖就翘起来，这样呢就是后来说的钺，斧钺，钺就是斧子的刃开始开阔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就是当时已经用玉做的一个钺，这个时候两边的刃呢，已经翘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是在良渚文化里边发现的一个玉钺，在这个钺上边上角有一个神人的像，可以看到，是一个带着冠的神人，底下骑一个兽，那个兽的两个大眼睛，有人认为它就是个老虎，那么在它的下角还有个神鸟的像，这样的玉钺，就是当时出现在身份很高的人墓葬里边的，那么就说明它既是当时已经形成的专门的兵器，也是身份的象征。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战争出现。那么兵器才正式地脱离开原始状态，也就进入了它的发展期，也就是从材质来讲，这个时候青铜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当时社会上最高的生产工艺，当时就是青铜冶炼。所以呢，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把当时社会生产最尖端的这些工艺用来制作兵器，在青铜时代，我从中国历史上，就是夏商周这个时期吧，国君最主要的两件事情，在《左传》里面记录的，总结得很简练的几句话，就是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祭祀和作战，戎作战。
现在我展示出来的就是一个在二里头发现的铜戈，在中国青铜时代，军队装备的最标准的兵器，就是和现在的制式兵器步枪和自动步枪的一样的兵器就是戈，当时是每一个战士都要装备的，由于这个兵器呢是最普通的军队里必备的兵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文字里边凡是和战争有关的字都缺不了“戈”字，那么戈呢它是一个使用起来呢，是勾杀的。就是说，它垂直地装上把，它的整个形状就跟现在的镰刀有点像，因为这种兵器它的特点是勾杀，所以这个兵器形状的改进，就是从夏到商，一直到周，这么漫长的青铜时代，这个兵器就不断地改进，但是恰恰就这种兵器就是中国古代的典型的兵器，而且一直延续到整个青铜时代。
那么在商代军队主要的作战方式是车战，所以当时的兵器从它的设计和制造都是为适应车战需要的，那么当时战车上的方式它就是中间一个人是御车的，专门为驾车，右边这个人，也叫“车右”是拿长把的兵器准备和对方的车做交手仗，左边这个战士也叫“车左”，他主要是拿弓箭的，负责射箭的。当时作战的时候，如果远了是射箭，远射用弓箭来射对方，当两个车到一块儿的时候，它不能头对头，头对头两边马搅在一块儿，车仰马翻，谁也打不着谁。所以这两个车对面驶来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车的右边去找对方车的右边，因为两个拿长兵器的人都站在右边，叫车右，就是说你错车毂的时候，就是你拿你的右边错它的右边，然后俩人拿长把兵器的人就来一下，这叫一个回合，呼一下，谁也没有打着谁呼就开了，跑走了。而且战争跟礼节有关系，你看到对方国君了，要从车上跳下来，要把头盔摘掉，免胄，把头盔摘掉。然后再戴上帽子跳上车跟他打，在邲之战里边，晋人到楚人那儿去挑战，挑战完了之后，他驾车回去了，回去人家追，他射箭的车左，射的就只剩一只箭了，一看人家还在追，怎么办呢？看见前边跑来一个麋鹿，一箭射在麋鹿的龟上，就是背上了，然后回过车去，车右下了车，拿着这个麋鹿过去献给对方的主将，说是现在打仗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礼，那么把这个送给你，可以给你的手下去吃，对方的主将一看，说，哈，他“其左善射”，他左边这个善射，把他们的人射死好多，其右有辞，他这个车右会说话，好，你走吧。他回车走了，把他放走了。这是打仗。
所以和当时的社会制度，当时的战争方式，当时的礼制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时的这些兵器都是和这个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像戈这样的兵器，虽然它不合理，但是始终占主导地位。所以我们想看中国古代的兵器，它和中国古代的文化、战争各方面，都联系在一起，它不仅仅是一个兵器的问题。
防护的装具呢，就是甲胄，当时虽然青铜兵器都是青铜生产的，但是这个时期的甲胄主要是皮的，所以我们考古发掘出来的铜甲，铜的甲也有些材料，主要就是皮的，特别是在南方的楚墓里，大量出的最好的皮甲就是在曾侯乙墓里出的，那么皮甲呢，当时呢就是说，是采用“合甲”的方式，就是把皮子做成片，然后几片皮子合在一起，比较牢靠，然后穿起来，这样的甲呢，青铜的兵器是完全可以阻挡住的。那么还有大的盾牌，当时的盾牌呢，是木头的，有的外面蒙上皮，上面有铜的饰件，主要的部位有铜的饰件可以挡住。此外，还装备有一些小的刀，那就是最后实在是车仰马翻以后，两个人抱在一块儿，才能使用的卫体的兵器吧。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况。
那么到了西周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整铸的戟。它是把一个矛头和一个戈用把给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从战国以后，一直到秦到汉初的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种兵器出现以后，因为它具有戈和矛两种兵器的用处，所以逐渐地它就在军队的装备里边，基本上取代了戈和矛，就变成了战国时期军队里边，每个军人都要装备的制式兵器，就是戟。所以大家看古代的史书里边，这时候，有时候称士兵就叫“执戢”。从东周时期，另外一种兵器就开始出现了，那就是剑。当然剑最早出现的形态比较短，在商代晚期一直到西周的时候，发现的还都是青铜的，比较短的剑。现在放的剑是一个早期的短剑形态，是在三门峡的虢国墓里，西周墓里出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是一把铁剑，剑的茎，就是剑的把是铜的，把外边还裹上了玉。最早出现在兵器上的铁刃，是利用天然的陨铁，就是从天上掉下的陨铁，把这个陨铁做成兵器的刃，在商代已经有了，那么真正是人工冶炼的钢铁做成兵器，现在我们放的这一件可能是一个最早的例子，这是西周时候的。
那么下边我们就看一下剑，最早的宝剑是吴越时期，有关铸剑的这些传说，比如干将、莫邪。在吴越地区它是水网地区，战车是不好走的，那么笨重的战车在南方是没法作战的，而且吴和越的军队主要是步兵，那么步兵格斗就要靠剑，所以铸最精良的剑当时是在吴越地区，这是跟当时的军队有关系的。吴王夫差到北方来争霸的时候，他的军队是五个方阵都是步兵，所以这种情况和北方中原地区车战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剑这种兵器，在南方它就发展比较快，那么以后，从春秋一直到战国时期，也在北方就逐渐传开了，而且特别是当战国晚期，步兵和骑兵的野战出现之后，就是车战逐渐衰落的时候，剑在北方，也就是整个军队的装备里面越来越重要了，变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兵器了。这是一个发掘出来的越王墓里的剑，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剑刃的两个弧曲度是很漂亮的。这个更是一把名剑。就是越王勾践的剑，因为越王勾践的故事，“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勾践自己做的剑，上面有六个鸟篆的铭文，铭文中的“鸠浅”就是“句践”，就是越王勾践自做用剑。越王勾践的主要的对头就是吴王夫差了，这是吴王夫差做的一个矛，同样制作得很漂亮，上面也有暗纹，同时也有吴王作的铭文。所以这对兵器正好是，一方面是王做的兵器，另外呢，也正和很多历史故事，可以结合在一起，是我们从考古发现非常名贵的两件兵器，那么当时的主要远射的兵器，就是弓箭。我们现在看到是一张弓的样子。那么弓呢？最早我们说的，像石器时代的弓都是单体弓，拿一个木材或者竹材给它弯起来，加上弦就是弓了，那么到了这个时期中国弓的特点第一是复合弓，第二，它是有弓弣的，设在弓体的中间，整个弓的形状是两度弧曲的，西方的弓是没有弓弣，没有中间这个弓弣。中国的弓，当你不使用的时候把弓弦放开，弓就翻过来了，就翻成一个圆圈形，西方的弓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当时使用的箭，箭头呢安着铜镞，下边是箭杆，后边有羽毛，后来就把这两翼式的箭镞变成了三棱的箭镞了，那射的劲就更强了。那么青铜器兵器的使用，一直到后来，到了秦代我们从秦俑坑里发现了兵器，还主要是青铜，那么这个是在秦俑坑里发现的一个铍，看着样子像是短剑，实际上它安上长把以后，就是长刃的一个矛，叫铍，就是金字边一个“皮”，这个从战国到汉代，到西汉时期最常使用的一个阔刃的矛。那么战车的使用，秦俑坑里可以看到，一号坑里主要还是以战车为主的编队。这个铜车的车箱的前边呢，搁着有弩，有一个弩，还有箭囊，还有盾牌，这就是当时的战车的一个比较形象的材料。那么说到弩呢，由弓发展的一种远射兵器，大量使用强弩是在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有人认为战车的衰落跟弩的使用有关系的，因为弓是靠人的臂力张开的，所以它有一定强度。所以射程它就靠人的臂力射出来的，就是不能射得过远。弩呢就不是了，弩是把弓张在木头做的弩臂上，可以延时发射，就是你把箭放好了，瞄准好了，等到敌人出现了才扣扳机。弓就不成，因为人拉开了弓等着，没那个劲，无论如何他也坚持不了的。所以弩的使用常常改变战争的面貌，虽然就是简单地把它安了弓臂，木头的弩臂，可以改变战争面貌，所以大家知道的故事就是庞涓和孙膑斗智，最后庞涓死追，追到了马陵道，孙膑当时已经准备好了埋伏，就是靠弩，他是把弩兵埋伏好了，都张好弩等着，等到庞涓到那儿，一看，树上有字点着火看看吧，孙膑告诉部队，你们一看见火光就射弩，所以他一点火，马上万弩齐发，一下子就把他，整个给全军覆没，所以弩在战国晚期大量装备军队以后，使战场的面目就改观了。
那么现在我基本上介绍了青铜时代兵器和战争，也就是配合着车战来使用的各种兵器，兵器基本上成了钢铁冶炼。刚才已经讲到了，在西周时候已经出现了人工冶炼的钢铁，但是大量使用钢铁的兵器，比较多的使用，用在兵器上，就是到了战国晚期，那么一直从战国晚期到了汉代，到了秦到了汉，一直到东汉时期，那么钢铁的兵器才取代了青铜兵器，作为中国古代兵器的主要的材质。当时军队主要装备是戟，就是铁戟。但是戟这种兵器，在钢铁兵器里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就基本上不见了，就消失了，就被淘汰了。为什么？就因为这种兵器它的横支也主要是勾的和戳的，但是钢铁的铠甲越来越制作得好、精良，就需要穿透这个铠甲，就需要一种力量，那么这样的戟就不太好使了。同时呢，到了南北朝时候，不但人穿铠甲，马也穿铠甲，是重装骑兵，所以戟对付重装骑兵就不太好使。而且锻造起来困难，还得做出一个旁支来，最后呢就都改成了长的马槊，就是丈八长矛，马矛了，长刃的马矛，这样穿透力强，所以逐渐地戟就消失了。所以到了南北朝以后，军队里边就不见戟，看不到。所以古代的兵器常常是随着时代，随着材质的变化不断地消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在火器出现以前，中国古代军队里边使用的冷兵器做了一个比较概要的介绍。
那么到了北宋时期，火药开始用于兵器。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是火药的故乡，所以，在中国的军队里边是最早使用火药武器的军队，那么在北宋的《武经总要》里边讲了三种配方，就是蒺藜火球，霹雳火球，还有就是火炮火药法，主要就是当时用火药做成了砲弹当时用抛石机发射，当然抛石机最早的使用，就是砲的出现可能在东周晚期就开始了。大家知道，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就使用霹雳砲，霹雳砲就是这种砲，这种砲是用大的石头弹，用杠杆作用把它扔出去，这边呢有一个皮兜，把石弹放上去，然后几十个人合力把它拉起来，靠杠杆作用把它摔出去，石弹就一个抛物线的形状就打到敌人那边去了，主要用做攻城，或者是守城时打击集合起来的对方的军队，因为这个砲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打抛物线的，所以像陈规的《守城录》他讲，可以采取隐蔽射击，就是守城的不一定把砲放在城墙上，可以放在城墙里边，在城墙上面站一个人观察，然后呢，看到敌人在哪边，然后通知这个砲，它就可以隔着城墙打出去，因为打的抛物线，打到敌人。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象棋里边的炮还是这种打法，它一定要隔一个子打一个，就是反映这个砲的样子。而宋代的象棋上图形，砲就是一个抛石机，这个咱们已经发现了。那么最早的火药兵器就是靠这玩艺儿，这种抛石机把火药弹扔出去。
那么大概到了南宋的时候，开始出现了竹筒火器，陈规的《守城录》里面讲到，开始用竹筒，里边放上火药能够往外喷火，或者能烧伤敌人。开始出现了这种火枪。还有就是把长矛下边安上一个药筒，也可以喷火，当时也叫火枪。就是说开始出现管形的火器，这是出现最早的火器。那么后来呢，据记载呢，已经出现了用巨竹做的这种火筒，然后放进火药，可以出大声，然后就把里边装的东西给射出去，但是到现在我们也没发现这种火器。因为考古发现发现不了，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最早的射击火器是什么样子的。那么真正地用金属做的管状的射击火器，就是枪炮的前身，是到了元代才出现的，这个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一个元代至顺三年的一个火铳，火铳就是中国最早的金属管形的射击火器，金属的管形射击火器，那么它的后边呢，是有一个可以安把的銎，安着一个木把的，前边呢有一个药室，上面一个洞可以放药捻，从口先把火药塞进去，塞到药室里边，然后装上药捻，然后前边放上石头等等这些东西，点了捻就可以把它射出来了，这是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就叫火铳。特别到了元末明初，在明代的军队里边，朱元璋军队里头在大量生产使用。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青铜火铳，很多都是洪武年间的铭文，所以那个时候这种火药兵器，在明代的军队里边已经是普遍装备的一种兵器，所以在朱元璋统一全国，这样的战争里边，火铳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在世界上这是最先进的。口大的、大口径的火铳就是后来的炮的前身。这个小口径的呢，那就是后来枪的前身。这是最原始的枪和炮。
但是这些火药兵器和火器的使用呢，还取代不了冷兵器，所以一直到明清，军队主要的兵器还是刀、矛，比如戚继光的《练兵实纪》里边讲，主要还是这些东西，腰刀、长矛这些东西，附以火器。
火药传到西方以后，由于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和资本主义萌芽联系在一起，它有一个极大的发展。所以当时荷兰、西班牙这些商船到了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枪炮过来，明军才看到自己的落后，所以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就开始引进了西方的枪炮的制作技术。那么当时明和清兵的作战里边，在东北作战里边，就开始使用“红夷炮”，当时红夷炮还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清兵吴三桂开进山海关，清兵进关之后取得了明朝的红夷炮以后，装备军队，但是呢，因为当时汉人说少数民族是“夷”，所以清人看到这个炮名他不太满意，这个“红夷”不好，“夷”就是骂他自己了，所以就改叫“红衣炮”，就是红衣服的“衣”。而且这个炮，因为这种炮在战争里边起了很大作用，就封它为“大将军”。所以“红衣大将军炮”，就是这种炮。所以在清初的时候，火器营装备已经很好了。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来了，那么我们中国的军队还装备的是红衣大炮，那和当时英法军队装备的这些新式的枪炮就完全没法抵抗了，武器的装备完全落后于人家，战争的胜负当然就很明显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古代兵器历史发展进程就结束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开始练新兵，袁世凯练新兵等等，开始引进新的西方的枪械以后，中国古代兵器的历史就结束了。那么我基本上，简单地就把中国古代的兵器介绍了，就是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最后它的结束就在清朝末年。那么我们的中国军队改变了之后，那么这些古代的、使用过的兵器，就随着它历史发展的不同，就不断地被新的品种取代，到最后就完满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么随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后来呢，当时军队的装备的那些古代兵器呢，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了。所以到了现在，很多人只是从电影戏剧里边，对古代兵器有了一些认识。实际上这种被遗忘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兵器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地被淘汰，不断地更新，所以旧东西自然就被人遗忘了，那么我的讲演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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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古代兵器发展演化的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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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的浙江省龙泉地区素以出产宝剑而闻名。龙泉宝剑之所以名闻天下，是因为它在多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锋利无比、刚柔相济、寒光逼人、装饰精美”四大特色。
“龙泉”是中国古代对宝剑的通称，由此可见龙泉地区铸剑技艺的精湛。龙泉宝剑创始于距今已有2300余年的春秋时期。相传春秋时的著名铸剑师欧冶子见龙渊山明水秀、人杰地灵，便取当地山中的铁英在此铸剑，成“龙渊”、“泰阿”、“工布”三大名剑，欧冶子也被后人尊奉为龙泉宝剑的始祖。唐代时将“龙渊”改名为“龙泉”并沿用至今。
龙泉宝剑的铸造过程，从原料到成品，一般要经过炼、锻、锉、淬火等90余道工序。剑铸成后，以当地特产的花梨木制作剑鞘和剑柄，再用银、铜凿花配鞘，使其更为精美。
新中国成立后，龙泉宝剑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扩大了生产规模并开发出大批新产品。1972年，龙泉剑被作为国礼赠送给来访国际友人。1983年“龙泉古剑”和“云花剑”在中国国际旅游会议旅游纪念品评比中，获国际旅游商品优秀奖。1988年在第22届全国旅游产品评比中获优秀旅游产品奖。同年单剑、双剑在全国首届“武龙杯”武术器械研讨评比会上双双获得金杯奖。1992年龙泉剑又在国际武术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近年来，龙泉宝剑作为中国传统的工艺品和武术运动器具，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推崇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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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铸剑术和相剑术
《考工记·叙》说：“攻金之工六。”这六种冶铜工匠分别是：筑氏，制削刀；冶氏，制箭镞、戈、戟；凫氏，铸钟；栗氏，制量器；段氏，制镈器（泛指农具）；桃氏，铸剑。铸剑而专列为一门工种，可见其重要性，这是与当时中原铜剑的兴盛密切相关的。那么，铸剑术的基本情况如何，有哪些主要的程序和工艺，在战国时期，中原铸剑术取得了什么突出成就？
大冶铸金、巧夺神工
制作铜剑的基本方法是铸造，铸造一件铜剑大体上有五道工序。
（一）制范 即制作供浇铸用的型范。剑范多用泥塑造，然后放入窑中经火烘干，再加修整，质地似陶，故称泥范或陶范。制范以铜剑的器形设计为依据，而铜剑器形是否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规整而谐调、匀称而美观，则决定于制范是否精细。制范还要为以后的装饰打下基础，如剑体上铸出的花纹和名文，都必须预先在剑范的内壁上刻镂出阴阳相反的纹路。实际上，铜剑装饰的第一步是范型上进行的。
（二）调剂 铸剑的材料是青铜，青铜是铜和锡或铜和锡、铅的合金。剂即剂量，指青铜合金中各成分的比例，古时写作“齐”。熔炼青铜之前，须根据合理的配比规律，对铜、锡或铜、锡、铅等原料进行调配，称作调剂。这是决定铜剑性能的关键环节。在一定范围内，青铜中含锡量提高，能够相应提高合金的硬度和强度；但含锡量超过合量的界限，就会使青铜合金变得非常脆弱，易于断折。在青铜合金中加入少量的铅，可调节金属的铸造和加工性能，但铅含量过高，也会降低合金的硬度和强度。因此，只有按照合理的比例对各成分进行调配，才能得到适于充作剑材的既坚且韧的青铜。
对于铜剑合金的成分配比，春秋战国之际已经认识到了其中的规律。《考工记·攻金之工》所记“金有六齐”，标明了六类铜器的成分比例，其中第四类为：大刃即剑；叁分其金而锡居一，指青铜合金作四等分，铜（金）占三分（百分之七十五），锡占一分（百分之二十五）。
近年来，冶金史研究者陆续分析检测了一些春秋晚期和战时期的中原铜剑实，发现其合金成分中，铜的含量与“大刃之齐”很接近，大致在百分之七十五上下；但锡的含量相差较多，实际含量只有百分之十六左右，较高的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一些。这种差别可能因为，《考工记》“六齐”只标明了青铜合金中最主要的两种万分——铜和锡，而铜实物中常含有少量铅及其他一些元素（铁、锌等），因之，六齐的铜锡配比法大概是一般性地代表了青铜合金中铜和其他非铜元素的比例，如此，则青铜剑实际成分中其他非铜元素的总量也就大致接近百分之二十五了。
撇开文献和实物的上述差别不管，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考工记》关于“大刃之齐”的记载说明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匠师对于铜剑合金万分的配比规律已经有所认识，有所总结，并以之指导铸剑；二是铜百分之七十五上下和锡百分之十六左右的实际合金比例是合理的，一些研究者对如此配比的铜剑作了机械性能和硬度试验，证明其具有很好的强度和硬度。
古人铸剑既无先进的熔炼设备、纯洁的原材料，又无精确的测试手段，匠师们在这种情况睛经过长期实践，摸索总结出了青铜合金的配比规律，并具有很强的规律，铸出的铜剑的合金比便也会不尽相同，而呈现在配比常数上下浮动的现象。
（三）熔炼 原料调配停当后，将之装入坩锅炼。熔炼的目的是将铜、锡、铅等原料熔液体，同时也进一步去除原料中含有的杂质，如附着于原料上的木炭，以及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铁等其他金属元素，使合金精纯。
熔炼的关键是观察火候，判断是否熔炼成熟。《考工记》对此有较详记述：
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
黑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等碳氢化合物燃烧产生的。黄白气主要是熔点低的锡先熔化而产生的，同时，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其他元素挥发出来也形成不同颜色的烟气；
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
温度升高，铜熔化的青焰色有几分混入，故现青白气；
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
温度再高，铜全熔化，铜量大于锡量度，一进只有青气了。而且，焰色纯净，表明原料中的杂质太多气化跑掉了，剩下残渣可予以去除；
然后可铸也。
销炼成熟，可以浇铸了。
上述次序，也是古代匠师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后来人们用“炉火纯青”喻功夫纯熟，就源于这里。
为了提高青铜合金的质量，工匠们还对铜锡进行多次熔炼，以进一步去除杂质。《考工记·栗氏》所记“改煎金锡”，就是指更番，重复煎炼。
（四）浇铸 将熔炼成熟的青铜液体浇灌入剑范，俟其冷却、凝固，铜剑就成形了。
（五）铸后加工 范铸出来的铜剑仅是一个坯件，表面精糙，故卸去铸范后，还须进行如下的修治加工：
——刮削琢磨，使其表面平整光滑；
——装饰，如在铸成的花纹沟槽中镶嵌琉璃、绿松石，或嵌错红铜丝、金丝、银丝，甚至进一步在器表刻镂花纹。嵌错是当时很常见的装饰工艺，它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或刻镂出花纹，再嵌以金、银、铜丝（或片），用错石将表面磨光，即显出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生动形象；
——装置附件，配齐剑具；
——砥砺开刃。
这样，铜剑的制作就最终完成了。但在使用过程中，剑器还要时常修治砥砺，故当时可能有一类工匠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汉代称这类工匠为“削厉（砺）工”，其技艺又称“洒削”之技。削砺就是刮削砥砺的意思；洒削，指磨刀以水洒之，泛指修治刀剑。
西汉景帝时，大臣袁盎被刺，尸体上弃有凶器，是一柄新修治过的剑，官府就在长安的削砺工中访查，一工匠说：这把剑是梁王的某位郎官来修治的。由此便查出了主使人梁孝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战国晚期大学者荀子的一段话来概括铸造铜剑的整个过程：
刑（型）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剂）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
黄白杂则坚且牣
战国相剑术士曾说：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韧）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
这种精良之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复合剑。战国时期，铜剑应用臻于极盛。在此背景下，铸剑术不断发展进步，出现了一些科学先进的工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中尤以铸造复合剑的技术最为突出。
所谓复合剑，是指剑脊和剑刃用不同成分配比的青铜合金分别浇铸的青铜剑。其剑脊采用含锡量较低的青铜合金，韧性强，不易断折；剑刃采用含锡量较高的青铜合金，硬度高，特别锋利。因而刚柔相济，是古代铜剑的精品。其铸造方法也与普通铜剑有别。普通剑之剑身系一次浇铸完毕，复合剑则是二次浇铸：先以专门的剑脊范浇铸剑脊，在剑脊两侧预留出嵌合的沟槽；再把铸成的剑脊置于另一范中浇铸剑刃，剑刃和剑脊相嵌合构成整剑。
从冶金史研究者检测的一些复合剑实物得知，其剑脊的含铜量要高于一般铜剑，含锡量则低于一般铜剑；刃部的情况相反，含铜量低于一般铜剑，含锡量高于一般铜剑。如果单以脊部或刃部的材料制作整剑，势必过于柔软或过于刚脆，但以之分别制作剑脊和剑刃，就获得了超过一般铜剑的更为优秀的性能。这是创造性地运用青铜合金成分配比规律的高超工艺，体现了古代匠师对铜剑合金成分比例的控制达到了极高境界。
复合剑的脊部含铜多，故呈黄色；刃部含锡多，故泛白色。剑脊和剑刃判然异色，正如相剑术士所言，所以有人称之为“两色剑”。又由于这种剑表面看起来，剑脊像是镶嵌上去的，故也有人称之为“铜镶剑”或“插心剑”，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名称。
近年来，许多冶金史研究者注意到中原地区出土的一些战国铜剑，表面呈深绿色或灰黑色，虽在地上埋没两千多年，仍光亮而不锈蚀。对这些剑所作检测揭示，其表层硬度要比深层高出许多，而且远远超出普通铜剑的表层硬度。因此学者们推测，这些剑铸成后，可能进行过特殊的表面处理，使器表生成一个复盖层，异常坚硬而不锈蚀，既显著提高性能，又起到防腐蚀的作用。有学者对一些铜剑的检测分析揭示，其表层组织中含铬，是三价铬化物Cr2O3，因此他们认为剑的表面经过了铬化处理。又有学者对另一些铜剑的检测分析揭示，其表面是一层土漆和二氧化硅所形成的高聚物涂层，即生漆漆膜。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刚开了一个头，要彻底揭开战国铜剑表层组织之谜，还有待于更全面，深入的检测和分析。
见若狐甲而利钝识
《淮南子·氾论训》记：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钝识矣。
意思是说，齐国薛邑有一位烛庸子，只要见到剑身上指甲盖那么在原一块，就能够鉴别出这把剑是利还是钝。看来，烛庸子精于相剑，并因此而闻名。
所谓相剑，即通过观察器身外表（包括器形、文理、颜色、光泽、铭文、装饰等），来鉴别剑器的优劣和名剑的真伪。战国社会上专门有一类术士以此为务，被称为“相剑者”。《吕氏春秋·疑似》称：“使人大迷惑者，患剑似吴干者。”可见，即使是相剑术士，对于一般铜剑之貌似名剑也很头痛，要予以鉴别，就必须精通铸剑之术，能够识别优劣。故相剑术又以铸剑术为基础。《吕氏春秋·别类》记：“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韧）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这句话大概出自相剑术士的相剑经，它就是以铸剑术为依据，结合铜剑的形貌特征和流传使用情况等，即今之所谓掌故，这样才能够最终鉴别名剑的真伪。《吴越春秋》记有薛烛为越王允常相剑的故事，他事先并不知情，仅凭观察，判明了各剑的名称、优劣，并历数其特征、来历和流传始末。这虽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大致反映了相剑的情形。
《韩非子·说林上》也记有一则与相剑有关的故事：
曾从子是一位善相剑之人，客游卫国。卫君怨吴王，曾从子就说：吴王好剑，我是相剑者，请大王让我去为吴王相剑，乘机将他刺死。卫君却说：“你这样做并非缘于义，而是为了利。吴国富强，卫国贫弱，你如果真去了，恐怕反会为吴王用之于我。于是就将曾从子逐走了。
这个故事来看，春秋晚期似已有相剑术。尽管《说林》中的故事都是为游说而编集的事例，有些来源于传说，有些是韩非自己杜撰的，不一定真有其事；但说相剑术大约初起于春秋晚期，却完全有可能，因为古代铜剑正是在这个时期趋于成熟兴盛，并在战争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相剑之所以能够流行而形成为了一门方术，与贵族中盛行的带剑、好剑之风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社会上有这么一个显赫阶层，不仅盛行佩剑，而且喜好精良华美的宝剑，于是就出现 了一些以相剑为务的术士，他们出入豪门，专为权贵鉴别刀剑。曾从子、薛烛之流，可谓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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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名剑
轩辕剑：黄帝所铸，首山之铜，天文古字，广黄帝东行纪云帝崩葬乔山，五百年後山崩室空，惟剑在焉。一旦亦失去画影。
(1)腾空：颛顼所有，拾遗记曰：颛顼高阳氏有此剑，若四方有兵此剑飞赴，指其方则克，在匣中常如龙吟虎啸。
(2)禹剑：夏禹所铸，腹上刻二十八宿面文明星晨，背记山川，藏之会稽山
(3)启剑：夏王启铸，铜，三尺九寸，后藏之秦望山。
(4)太康剑：夏王太康铸，铜，三尺二寸，太康在位二十九年辛卯三日铸。
(5)夹剑：夏王孔甲铸，牛首山之铁，铭曰夹，四尺一寸，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甲辰铸一剑铭曰夹。
(6)定光：殷太甲铸，文曰定光古文篆书，二尺，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甲子铸一剑曰定光。
(7)照胆：殷武丁铸，铭曰照胆古文篆书，三尺，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元年戊午铸一剑曰照胆。
(8)含光：殷代，列子曰：卫周孔其得殷之宝剑，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一曰含光、二曰承景、三曰脊练。
(9)镇岳尚方：周昭王铸，铭曰镇岳尚方古文篆书，五尺，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壬年铸五剑各投五岳铭曰镇岳尚方。
(10)昆吾剑：周穆王时西戎献，链钢，长欠有咫，用之切玉如泥。
(11)骏：周简王铸，铭曰骏大篆书，三尺，简王在位十四年以元年癸酉铸。
(12)干将：吴人干将莫邪所造，铁，吴越春秋载吴王闯庐使干将作二剑，其妻莫邪断发翦爪投炉中剑成雄号干将雌号莫邪。
(13)越五剑：越欧冶子造，铜锡，越绝书载欧冶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铸成五剑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
(14)越八剑：越王使工人所铸，采金，拾遗记载越王以白牛白马祀昆吾之神以成八剑名曰掩日、断水、转魄、悬翦、惊鲵、灭魂、却邪、真刚
(15)龙渊：楚命欧冶干将所造，铁英，越绝书载楚王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命风胡子往见之使作铁剑因成龙渊。
(16)太阿工布：铁剑三枚太阿工布诫，秦昭王铸，铭曰诫大篆书，三尺，昭王在位五十二年以元年丙午铸。
(17)定秦：秦始王铸，采北祗铜，铭曰定秦小篆书李斯刻，三尺六寸，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丁巳铸。
(18)神剑：汉太公所得，王命诀载太公微时有冶为天子铸剑，指太公腰间佩刀曰：若得杂冶即成神剑，可以克天下。太公解投冶中剑成授太公
(19)赤霄：汉高帝所得，铁，铭曰赤霄大篆书，三尺，高帝以秦始皇三十四年得於南山及贵常服之斩蛇即此剑。
(20)神龟：汉文帝铸，三尺六寸，同时铸三剑刻龟形故名，帝崩命入剑玄武宫。
(21)八服：汉武帝铸，铭曰八服小篆书，三尺六寸，以元光五年铸凡八剑五岳皆埋之。
(22)茂陵剑：汉昭帝所得，上铭直千金寿万岁，昭帝时茂陵人献一宝剑故名。
(23)毛贵：汉宣帝铸，二剑铭皆小篆书，三尺，以本始四年铸一曰毛、二曰贵，以足下有毛故为之贵。
(24)衍：汉平帝所得，上有帝名大篆书，平帝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辛酉掘得上有帝名衍因服之。
(25)乘胜万里伏：王莽铸，铭曰乘胜万里伏小篆书，三尺六寸，莽造威斗及神剑皆链五色石为之。
(26)更国：更始刘圣公铸，铭曰更国小篆书。
(27)秀霸：汉光武所得，铭曰秀霸小篆书，未贵时在南阳鄂山得之。
(28)玉具剑：光武以赐冯异，七尺，冯异传：赤眉暴乱，三辅以冯异为征西将军讨之，车驾送至河南赐以乘舆七尺玉具剑。
(29)龙彩：汉明帝铸，永平元年铸上作龙形，沉之洛水中，水清时常有见之者。
(30)金剑：汉章帝铸，金质，建初八年铸，投入伊水中。
(31)安汉：汉顺帝铸，铭曰安汉小篆书，三尺四寸，永建元年铸。
(32)中兴：汉灵帝铸，文曰中兴小篆书，建宁三年铸同时铸四剑铭文皆同，后一剑无故自失。
(33)孟德：曹操所得，上有金字铭曰孟德，三尺六寸，献帝建安二十年操於幽谷得之。
(34)思召：袁绍所得，上铭曰思召，古今注袁绍在黎阳梦神人授一宝剑，及觉果在卧所铭曰：思召，解思召为绍字。
(35)蜀八剑：蜀昭烈帝铸，采金牛山铁，三尺六寸，一备自服余赐太子禅、梁王理、鲁王永、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各一。
(36)镇山剑：蜀後帝禅造，一丈二尺，廷熙二年造此巨剑以镇剑口山故名。
(37)倚天：其利断铁如泥，一自佩一赐夏侯恩青虹，魏武帝铸魏。
(38)三剑：魏太子丕造，一曰飞星、一曰流采、一曰华铤。
(39)文士剑：杨修献魏文帝，文士传杨修以宝剑与魏文帝，帝佩之语人曰：此杨修剑也。
(40)吴六剑：吴大帝所有，古今注载吴大皇帝有宝剑六：一曰白虹、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41)大吴：吴大帝孙权铸，采武昌铜铁，文曰大吴小篆书，各三尺九寸，黄武五年共作剑千口。
(42)流光：吴王孙高铸，文曰流光小篆书，建兴二年铸。
(43)皇帝吴王：吴主孙皓铸，文曰皇帝吴王小篆书，建衡元年铸。
(44)步光：晋怀帝铸，铭曰步光小篆书，五尺，永嘉元年铸。
(45)五方单符：晋穆帝铸，铭曰五方单符。
(46)隶书：以永和五年於房山造剑五口神剑，晋孝帝铸，铭曰神剑隶书，以太元元年埋此於华山顶。
(47)定国：宋武帝铸，铭曰定国小篆书，永初元年铸此剑後入于梁。
(48)永昌：宋废帝昱造，铭曰永昌篆书，元徽二年造於蒋山之巅。
(49)梁神剑：陶弘景造，金银铜锡铁五色合为之，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小篆书，长短各依剑术法，梁武帝依普通中庚子命弘景造神剑十三
口（镇山，北魏道武帝造，隶书，登国元年帝於嵩阿铸此二剑）。
(50)沉水龙雀：夏赫连氏造，铭曰大夏龙雀，魏志赫连百链为剑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
(51)太常：北魏明元帝造，铭背曰太常。
(52)四尺千金剑：唐晋公王铎所有，《剑侠传》：唐晋公有千金剑以获李龟寿。
(53)火精剑：唐德宗所有，《杜阳杂绵》载：夜见数尺光明斫铁即碎。
(54)西蕃宝剑：宋，宋监载右相都督张浚，请御前降西蕃宝剑，给赐有功将士以为激功。
(55)古铜剑：宋苏轼所得，《东坡集》载：郭祥正遗古铜剑，东坡谢以诗云：“一双铜剑秋水色”两首新诗争剑。
(56)楚铜剑：宋郑文所得，《方舆志》载：宋奉官郑文尝官楚，武昌江岸裂出古铜剑，文得之冶铸精巧非人工所能成者。
(57)安定剑：明初安定王所贡，《咸宾集》载：洪武甲寅安定王遣使贯异剑赐以织金文绮，命其酋长立为四部岁入贯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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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器纵谈
　　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 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 8、 900年的西汉了。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 1米的环首刀。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 300年时光直达隋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 受几百年的寂寞。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动乱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攘平动乱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
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 1米长的单手刀，到 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腐败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于是战国便有了 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 1.1米。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 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 2米以上 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 3米。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 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 1 - 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但戟也存在缺点。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
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 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 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第三章 弓与弩
　　论及弓弩就不能不提箭，弓弩是力量的来源，箭则是力量的载体，载体的性能对力量的发挥有相当影响。设计成熟的箭，通常分为箭头、箭杆和箭羽三部分，箭头是战斗部，箭杆是平衡部，箭羽则是调节部。
　　轻而韧的竹、木始终是箭杆的首选材料。而使飞行和下落遵循正确角度，从而飞得更远，攻击更加有效的箭羽，则以雕翎为上品，雁鹅羽为最差，并在东周时期就能根据箭杆的浮水状态，决定其安装长度了。
　　商代的铜箭头已颇阴毒，凸脊、三角形扁翼，当箭头刺入身体后，两翼的倒刺会牢牢钩住合拢的伤口难以拔出，血槽就像吸血蝠般抽出敌人的血液。时至战国，新兴的三棱翼样式更使箭即便拔出伤口也更难愈合，并且相应的血槽增至六个。秦代箭头则提高了致人中毒的铅含量，同时与某些秦剑一样，飞越时代的表面氧化铬技术也使某些箭头历久常锋。
　　但铜材较难得，秦代已经尝试用铁制作箭头铤部，而随着西汉炼钢业的发达，全铁制的箭头也问世了。早期铁箭头采用铸造，显然是舍不得铜箭头样式的惨毒，不过随即就发觉其锋利尚不及后者，于是只得改用锻制。锻制的缺点是浇铸而成的复杂造型必须舍弃，改为如铁剑的四棱剑身那般易于打造，但优点更为显著，锻制将使其比前辈坚韧得多。铜箭退出舞台，其开始与结束都在东汉。第一种锻制铁箭树立了宋代以前铁箭的基本特征—扁平四棱形，这是利于锻制的样式。从魏晋到隋唐，铁箭的分类很简单，发展路线也就是使箭头更硬更长，足以穿透日益精良的铁甲，撕裂敌人的肌肉和骨骼。
　　对铁箭种类的细化又是始于宋代，这真是个颇有意思的时代，军政软弱的同时，军事技术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有值得钦佩的耐性对每种武器精雕细琢，而箭的样式也因之精细化，像铁脊箭、锥箭等，造型都已脱离扁平四棱形的单调，变得更为专业。南宋拉开了火器时代的帷幕，对金、元的连绵战争迅速使火器走向成熟，成为主宰战场命运的力量。不过在火器的射速和命中率还只适合火力覆盖的情况下，箭之序列的壮大会持续到明代，并继续创立出更多令人目眩的种类和造型。
　　射是周代时的‘六艺’之一，也是古代最强大的攻击手段之一。早时的贵族，如果家中生下男孩，都要向天地四方射出六箭，以示男子所要征服的世界，足见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东周时期复合技术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弓身可储存的势能，使人在生理结构容许的拉程内，能将更多力量转化给弓身，射出更快更远之箭。古人超常的膂力令人惊诧，精锐射手竟能拉开70公斤的强弓，估计有效射程应在50 -70米之间，最远射程更是数倍之多。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始于商代的扳指的功劳。扳指这项不起眼的发明，却令拉动强弓硬弩得以可行，避免因疼痛降低射速，甚至割伤手指。扳指对射手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骑射起家的清朝王公贵族们，竟最终使其异化成为一种首饰。弓是以轻便、快速为特点的，这令其在清中期前始终占据着骑兵远射兵器序列的主力地位，而当火器的发展淘汰了强弩时，弓也仍能扬己所长与火器平分秋色了400年。
　　弩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得益于复合弓和铜弩机的发明，否则凭其较短的拉程，是无法与弓的杀伤力较长短的。强弩的特点是又远又准，有时间从容瞄准，但上弦比较费力耗时。根据这些特点，强弩通常被用于防御和伏击，射击的连续性则依靠几组射手的轮番。不过也有特例，比如唐代骑兵的车轮讨敌战术。战国时强弩成了战车的心腹大患，远程打击的强大杀伤力令战车坚固的盾甲也黯然失色。但强并不是当时弩的唯一发展方向，足够轻巧的弩在简化射击步骤以提高射速方面另有优势，于是出现了带有箭匣和活动臂的迷你连弩，这可视为诸葛弩的前身。
　　西汉对强弩的发展影响深远。不但在秦代增大望山的基础上，又添刻度，使弩拥有了稳定的弹道参照，且随着铜弩廓取代木弩廓，弩身对拉力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强了。划船器般上弦的腰引弩最高拉力可达 370公斤，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有效射程超过 500米，可惜由于实用性不如臂张和踏张，汉代以后就很少使用了。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对抗魏国的强大骑兵，便制成了俗称诸葛弩的元戎，元戎之名得自春秋时一种主将战车，后代指将军之意。元戎最诱人之处在于机巧而非实用，虽昙花一现，但拉臂上弦便能快射10支毒箭的巧妙设计，却成了被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古代传奇。
　　剽悍的草原之风，终于为南北朝召唤出巨大的强弩之王—床弩。这种弩战国亦出现过，当时称为‘连弩’，应是取多张弩联合一体之意，可惜后代一度失传。此时的床弩用多头牛力绞轴上弦，威力已大大强于战国人力绞轴的连弩，发射以皮或铁叶为羽的巨大标枪，主要用于攻守城时撞毁楼台、攻城器、城墙等，其宋代极者的最远射程超过 1.5公里，是古代世界射程最远的冷兵器。
　　赋予床弩以机动性的是唐代，用牛牵拉的车弩不但大大提高了部署灵活性和生存机会，更锦上添花的将绞绳与车轴钩连，行进就可上弦，大为提高了效率。车弩装置 1张拉力 860公斤的巨弩，有 7个发射槽，最远射程超过 1公里，中间槽所用的箭有 1米多长。
　　弩在宋代得到大发展，偏重步兵的宋庭将其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弩手多用踏张弩，采用三组轮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发明，使宋军的有效射程可至 370米。床弩则从两弩至四弩，从小型至巨型，种类繁多，两床和三床弓还能在弦上绑一个装有数十支普通箭的铁兜子，使床弩拥有了杀伤人马的功能。也许是善于骑射的元朝过于武断，竟干净利落的手起刀落，将弩留在了前朝，于是弩从宋代的极盛一跌而至元代的极衰，随着火器的继续发展，也就再没机会翻身了。
第四章 甲与盾
　　铜与皮的关系是这样的，在厚度从薄到厚的转变中，硬度优势也从皮向铜过渡，加之铜在重量方面的劣势，其在青铜鼎盛的同时，却难以取代皮甲成为主流就不难理解了。至于胄，即头盔最初为何要用铜，恐怕原因还在于头部的性命悠关，以至并不显著的防护提高，也显得值得保留了。这点可从东周时反而多用皮胄看出。
　　春秋战国之交，皮甲胄的发展达到鼎盛，影响深远的札甲成为非常成熟的甲式。札甲由表面涂漆的皮片编缀而成，身甲甲片为大块长方形，袖甲甲片较小，从下到上层层反压，以便臂部活动。
　　到了秦代，札甲的长方形甲片已经日趋细小，从而更贴身和灵活，同时编缀技术也出现了阴线和阳线的区分。阴线和阳线并非术语，只是就表面特征而言。阳线在东周札甲的胸部以下和袖部已经使用，适用于臂、腰之类需要活动的部位，特征是甲片间有一段段较长的纵向绳段。阴线则是随着札甲胸背部制作的更为精细出现的，特征是甲片表面只露出几个极短 的绳段，甲片间上下左右完全固定，适用于胸、背之类不需活动的部位。
　　至此，甲片叠压、阴线和阳线的规范就基本形成了，此后中国甲会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
　　进入炼钢业蓬蓬勃勃的西汉，铁甲胄逐渐取代了皮甲胄的往日地位，同时铁甲分化为精致的鱼鳞甲和普通札甲。鱼鳞甲是札甲登峰造极的结果，整套甲所用甲片可超过2200片，甲片叠压密似鱼鳞，考虑到当时的炼钢水平，毫无疑问只有显赫之人才能穿用。实际上，西汉鱼鳞甲即使与后世铁甲比较，也堪称精品了，因为在都懂炼钢的前提下，铁甲质量高低的决定力量只在于人工。鱼鳞甲历代从未普及过，或粗些或细些的札甲一直是士卒抵御冷兵器的标准甲。
　　魏晋南北朝是甲式发展的重要过渡，接踵出现的筒袖铠、两当铠、明光铠，在汉与隋唐仿佛毫不相干的甲式间补充了舒缓的乐章。战乱的激励令铁甲质量有了近乎神奇的提高，传说诸葛亮筒袖铠竟能抵御拉力近 670公斤的强弩射击，真不知何人能开动此弩，既无人能开又何必指标定这麽高。传说可以商榷，但其中至少体现了当时对铁甲质量的重视。
　　骑战鼎盛的南北朝，箭与骑兵甲在彼此赶超，作为箭之人质的战马也不得不披上了沉重的具装铠，从而导致了中国重骑兵先于欧洲 900年诞生。春秋战国之交战车马装备的皮甲胄也许可算最早的马甲胄，但直到东汉末年马甲胄的设计也尚未齐备，只有具装铠才称得上完整的马甲胄。如果说具装铠还有华而不实的内容，也许就是马臀上高昂的寄生了，它似乎只适宜在出征或凯旋时显示一下人马的昂扬斗志。
　　隋唐最著名的甲是明光铠，其身甲由 4块底板组成，胸背各 2块，每块上有一面大圆护，从明光之名推测，圆护应由质量较高的钢铁制成，而底板大概是皮甲。尽管这种设计有图省事的嫌疑，但隋唐明光铠一改之前历代偷工减料的陋习，将护臂和延长的护腿纳入甲式基本要素，对后世却有重要影响。
　　进入晚唐明光铠衰落了，整体化的身甲被札甲取代，经过五代的战乱，到宋代再次形成了成熟的制式。宋代甲胄通常只分成胄、护臂和身甲三部分，身甲为山字形，融合了身甲和护腿，在肩背腰部绑紧。甲按材料分为铁、皮、纸三等。纸甲的发明源自唐末，宋明两代成为军队的标准甲式之一，曾有一次定制 3万套的记载。其大概可算世界最早的凯夫拉装甲了，而且从用厚皱褶纸制成推测，应还利用了结构力学以增强防护。从被用于南方的记载来看，纸甲似乎有一定的防潮湿能力。而其中的优良者在轻便之余还兼备“劲矢不能洞”的坚固，也就难怪会有地方官申请拿 100套铁甲交换50套优质纸甲的记载了。历史到十四世纪开始转折，此时的欧洲可重达30公斤的大白盔甲逐渐兴起，而在中国，明代在将铁甲胄重量冲至28.5公斤的历史新高后，正因火器的发展而向轻便过渡。甲胄向坚实迈进的方向早该过时，即便是大马士革钢制成的大白盔甲，也会被拉力40公斤以上弓弩射出的钢箭在 100米之外轻易洞穿。中国的甲胄发展由于人民战争而较之欧洲更为实事求是，对冷兵器的超常规防护，往往仅用多套几件甲了事，而这种务实精神到了火器时代，将毅然令重甲退出历史舞台。明代是轻重甲地位交替的年代，清代则是轻甲发扬光大的年代。三国时由西域传入可防远箭的锁子甲，始于明代沾湿可御远枪的绵甲，都成为此时的主力甲式。头顶高缨尖胄、外套嵌满铁钉的宽大绵甲、内穿铁环连缀之网甲的八旗铁骑是清庭武功的象征。甲胄的衰落是势所必然，在枪炮威力大幅提升的排挤下，当连轻甲也变成累赘的时候，新式军服看起来就不是那麽软弱了。
　　盾的用途是将杀伤力加以消耗或偏导，以及作为助攻武器。由于重量问题，历代盾牌都以藤、木或皮盾为主，由于木、皮盾表面需要涂漆以防潮腐，便连带产生了精美的盾面图案。西汉以前盾的样式都接近长方形，分为步用和车用，步盾长大利于防箭和维持阵列，车盾短窄利于车上使用。防护最大的威胁是刺，刺的力量足以在攻击点上聚集起高达数百公斤的压力，是刀剑劈砍无法企及的。因此时至战国，用于近战的双弧形方盾就盛行起来，纵中线凸起的形状，有利于分解刺的力量。
　　随着骑兵的兴起，西汉出现了椭圆形盾牌，骑兵可以单手举着抵御攻击。这种样式在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遗弃，又被宋代捡起后，就变成了绑在骑兵左小臂上用来防箭的圆形旁牌。与此同时，步盾经过汉魏的发展，东晋南北朝开始盛行一种很长的六边形盾，这是双弧形方盾的改进版，整个盾面纵向内弯，就像一片叶子。作战时不仅可以手持，还能将底部尖角插在地上，用棍支起。而这种样式在去掉底部尖角后，就成了宋代的步兵旁牌。盾牌介绍到宋代，就缺乏了往下的趣味，剩下的发展无非是略微改变形状，已经没有了进步的意味。如果为了有个舒缓些的收笔一定要继续，或许就只有火牌值得一提了。严格来说火牌称不上盾的进步，而只是将火器配备于盾牌的尝试，但换个角度考虑，那跟随火牌徐徐推进的步兵小组，猛然间火器齐发，随即一拥而上制服敌人，场面倒颇有些当代防暴警察的感觉。
第五章 车与舟
　　战车是夏代发明的。构成战车的主要材料是木，因为木上涂有以防潮蛀的漆，所以战车大都呈现棕黑色。尽管历代的制式略有相异，但结构都大体分为车厢、车轮、底盘和马具四部分。
　　车厢是一个能容纳 1名御者和 2名战斗员，呈三角形站立的作战平台。由底盘支撑，深度 0.8 - 1米，宽度 1.3 - 1.6米，口开在厢后。除了战国时有些在后半部安装了铜甲片外，通常无装甲。由于车厢树立在高大的车轮之上，便赋予了车兵突出的高度，步兵顶多及腹、骑兵至多齐胸的对比，使其拥有凌驾于两者的攻防优势。车轮大体分为毂、辐和辋。东周前轮径 1.3 - 1.4米，之后为加强转弯时的横向稳定性，缩小至1.24米左右。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包括两侧用以分担压力的毂饰，总长可达数十厘米，由是战车又称‘长毂’。毂中心有用以穿轴的圆孔，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加装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辐即辐条，连接毂和辋，能调动近半个车轮的同类对辋所受压力予以支撑，较轻便又坚固，出于强化目的，车轮的辐条数从商代至战国持续增加。辋就是轮圈，分为双层，每层由两个半圈经铜片箍合而成，轨宽在西周时缩窄至成熟。
　　底盘包括辕和轴。长杆状的辕嵌在车厢与轴之间，垂直于轴，并在前部与马具连接。轴是固定式的，这也许是图省事，又似乎意在利用孤立双轮的办法增强转弯性能，总之轴不连接车轮，而是穿过毂，并用铜销对两者位置关系加以卡定。穿毂部位在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包裹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轴两端有青铜轴头饰，既起到保护轴头的作用，春秋后还演变为驱杀步兵的扁矛，但其无法像地中海战车上的同族般旋转绞杀，只能作为撞角。
　　马具包括衡和轭。衡是垂直于辕的长杆，连接着辕和两副轭，悬于中间两匹马的背部。轭负责固定中间两匹马，并传递其拉力。从马具的作用判断，所谓四马战车，似乎只是在两马战车上附加两匹马而已，而这两匹马，仅是简单的用绳索与相邻内侧马头颈相系、并将胸部的皮绳直接系到轴上，并不能充分发挥力量。
　　战车的做工以西周为承前启后，为后代树立了参考榜样。其时造车规范严格，仅车轮就要经过以规测轮圆、以矩、悬绳和水浮测辐槽间距、辐条正直和材质均匀、以黍米比较两毂容量、以秤比较两轮重量等一系列检测，质量之高可见一斑。说完战车本身，再来看战车赖以作战的武力与动力，即人与马。提到人，战车可算中国古代最具阶级色彩的兵器了。在从夏到西周的漫长岁月中，高大雄伟的战车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驾驶。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阶级专政，但车战所需的精湛技艺，唯有财大气粗的贵族有机会到学校学习，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随后的春秋，某些国人借着加入武士阶层，终于得以专心训练并登上了战车，但宗族地位更低的庶民和奴隶，却依然无缘。直到战车临近淘汰的战国，伴随宗族的彻底解体，门槛才获得了短暂的开放。
　　关于战车战斗员的配备，流行的说法是 2人分持弓箭和戈矛，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似乎皆配备弓箭戈矛更为正确。车兵的训练很严格，其中尤以驾驶战车的御艺和远距杀敌的射艺倍受推崇。进入西周后，随着战车的精良和车战规模的升级，战术更趋复杂，从而促使要求更甚，产生了五驭五射的规范。
　　所谓五驭是对御艺的五项检验。即无论车速快慢，车铃要节奏分明；走在河边弯曲小路，车不能落水；通过有国君标志的地方，要从容致敬；在蜿蜒的道路上，要使四马合作默契，车身转弯流畅；田猎中能将鸟兽驱赶到车左面，供左侧战斗员射猎。这些看似孤立的要求，蕴含着配合、交锋等驾车技巧。而因应战术与御艺的互相促进，此时发号施令的车长也不再由左侧战斗员出任，御者集决策与控制于一身，使战车便于应付战场变化。
　　所谓五射则是对射艺的五项检验。包括拉弓满到前手食指前只露出箭头；双臂舒展到与箭平行，稳定到可以放置水杯；弓身弯曲好似一口井；后手夹四支箭，依次连续射出；射出的箭不走抛物线，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这些要求针对的可不是弓兵，而是站在奔驰颠簸战车上的车兵。尽管不同记载对检验方法的描述有出入，但仅从上面一种描述中，已足见当时箭术之高超。虽然五御五射已很严格，不过要求并未就此满足。时至战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和兵源的扩大，对车兵还有了明确的体质要求。凡荣登战车者，必须年龄40以下、身高1.73以上、且能追逐奔马。精锐的甲士得来不易，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视。因此无论是起初贵族自费的行为，还是后来演变为国家配发的标准，甲士始终拥有全军最精良的盔甲，尤其是不便躲闪的御者，秦代时更连双臂都包裹个严实。除盔甲外，战斗员还配备一种先秦特有的、便于战车上使用的小方盾。不过牺牲在所难免，为了保证甲士死伤战车不致瘫痪，西周后有了傍车而行的预备甲士，西周时为每车 7人。
该说马了。秦俑和唐三彩都堪称世界艺术珍品，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战马形象却反映了中国战马的发展轨迹。与秦汉后在内外杂交下培育起来的硕壮唐马相比，土生土长的先秦战马委实其貌不扬，矮小粗糙得令人沮丧。可叹中国虽为世界马种发源地之一，本土及周边马种却先天不足，纵有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失之速力。试想如若盛产宝马良驹，那麽凭着历代坚持不懈的马政，何愁不能拥有傲视天下的滚滚铁蹄呢？
　　先秦战马主要分为中原原产马和西北秦马两支。前者虽然日后为极富耐力的蒙古马淘汰，但从春秋卫文公时期，仅卫国就有体高1.38米以上的母马3000匹的记载中，依然能略窥其当年风光。后者是历代西北战马的重要血统之一，也是如今中国三大名马之一—河曲马的前身，在战国晚期的强秦，其战马体高均在1.33米以上。这些记载中的战马，固然与动辄 1.5米左右、速力兼备的地中海战马根本没得比，但对只产小型马的中国而言，却堪称先秦时代劳动与技术的结晶。
　　供战马披挂的甲胄出现于春秋，这是中国最早的马甲，材料是表面涂漆的皮片，绘有精美繁冗的花纹。威武的花纹除了能振奋军心，有时也是一种武器，据传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将虎皮蒙在马背上，竟吓坏了对方战马。可惜古人并不像今人那麽重视迷彩，这种战例也便寥寥可数。
　　战车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速与力的强大结合、是奔驰的堡垒，不过一旦考虑到其虽经历了夏商的独立成军、西周和春秋的车步混编、战国的复归往古等变迁，却始终恪守着步兵领队的角色，实际的机动性就大大值得怀疑了。
　　春秋是车战的鼎盛时期，也是车步混编的高峰，西周时每辆战车步兵15人的编制，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发展为60人甚至更多，部署于战车的前锋和左右翼，有如此庞大的直属步兵拖累，即便是更为灵活的骑兵，恐怕也无法指望有游击疆场的自如了。两军在主将战车的肃杀战鼓中缓慢接近，当近至只有数百米的时候，前锋一分，战车全线杀出，步兵紧随其后，轮碾声、蹄踏声、战旗猎猎、战鼓隆隆、马嘶人喧霎时混为烈岚，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车翻之后，两股宽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突刺、拦啄、闪避将血肉与沙尘搅拌—以上描述大约应是当时的战场写照。战车主战的局面，时至战国有了变化。也许正为对抗战车，战国强弩机构虽较简陋，凶猛却不逊于历代，据记载韩国强弩可至 600步，估计有效射程不下 260米。弩外弓内的箭阵成了对抗车阵的利器，在强弩威力的笼罩下，皮甲的防护顿显寒酸，使战车的性价比面临严重威胁，加之许多不便战车行驶的地域也成为了战场，战车的主战地位开始没落了。
　　不过战车的衰落并非是急转直下，战车虽已失去主战地位，但作为步兵冲锋的强力铁拳，作为骑兵队的指挥中枢，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没落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直至汉匈战争促使骑兵异军突起抛弃战车的跟随，而中原随着内战的终结也婉拒了战车的协助，才黯然退出了纵横驰骋2000年的历史舞台。
　　战车衰落的同时，战船却在崛起，巧合的是，也基本发展了2000年，并且创造了远为前者辉煌得多的历史。
船最初只用来运送部队和物资，专事战斗的船只，则要推延至春秋末期，随着南方诸国建立水军，才步入历史。兵非杂不利，先秦战船也有大中小的区别，虽然各国船型名目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大者用于正攻和指挥、中者用于游击、小者用于侦察。战船中以‘大翼’最巨，长可至24米，船体狭长适合快航，配有战斗员41人，桨手50人。
　　汉代是中国船舶发展的关键时期，战船在规模、分工和船舶技术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当时的水军称为‘楼船士’，西汉武帝时期，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与车骑步并列的程度，有发动20余万进攻南越的记载，战船之多自不待言。战船分工也较先秦更细致，大至楼船，小至艇，多达 8种，其中的蒙冲和斗舰因著名的赤壁之战而脍炙人口。伴随分工细化而来的是对每种功能的挖掘。以楼船为例，船楼已从其前身大翼的 2层增为 3层，进一步提高了攻击力和侦察力。再以斗舰为例，特点是船壳用多重木板加固以利冲撞，且四面竖立着防御矢石的挡板。汉代船舶技术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骄傲，西汉的橹和钉，东汉的舵和中国式硬帆，都是其成果中的最辉煌者。橹变桨的前后划水为左右拨水，能够连续做有用功，推进效率大大优于桨，是现代螺旋推进器的前身。舵弥补了舵桨控制航向的笨拙，十二世纪传入欧洲后，为诞生于惊涛骇浪中的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件。钉和中国式硬帆虽称不上世界发明，但钉能使船舶更坚固，从而造得更大，而硬帆的操作灵活、航行平稳、对帆布质量的较低要求、以及升降的快捷，则使其成为世界最优秀帆种之一。
　　进入西晋，大型战船得到了突出发展。据记载晋灭吴时使用了一种叫做‘连舫’的多体战船，长宽各达 180米，承载2000余人，上设木城，四门皆可驰马来往。如果这还只能算浮舟而非战船，那麽时至隋代，隋将杨素灭陈时动用的‘五牙’楼船，就是无可置疑的巨舰了。‘五牙’楼船高达30米，有船楼 5层，拥有 800人的海量吞吐，四面甲板还备有 6架长达15米的新式武器—拍竿。拍竿相当于利用了杠杆原理的巨型长锤，靠下落能量砸击靠近的敌船，是中国古代战船上最大的武器。经过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积累，唐代造船技术已经相当精良，船身普遍使用铁钉钉合，石灰桐油添塞船缝，结构十分坚固和严密。此外，唐代还发明了轮桨、水密隔舱和水罗盘。轮桨的样子很像水车，安装在船舷两侧，每对为 1车，以轴相连，水手踩动轴上的踏板，轴转带动轮桨划水，是螺旋桨出现前最高效的推进方式。水密隔舱技术，则利用彼此隔绝的船舱，使漏水的舱室不至轻易危及整条船的安全，这项技术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
　　与船舶技术的成熟相比照，唐代的战船序列却颇为保守，内河战船种类比前代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出现了一种叫做海鹘的战船。这是中国第一种外海战船，据传船身前倾，两侧安有多对用于增强稳定的浮板，形态酷似俯冲的海鸟。从南宋秦世辅创制的海鹘战舰，长31米，宽 5.5米，有10橹，仅能容水手42人，战士 108人的记载推断，唐代海鹘应该只会更小。外海战船的出现显示了逐渐萌动的海防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到了明代，还将格外严峻起来。
　　南宋战船中最具个性的是各式各样的异形船，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使残酷的战争由然而生出些玩味。如张贵所制的无底船，船后部中间无底，加以伪装，敌军不知情下跳上，就会落水被歼。如冯湛所制之船，平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敌，海船头尾可以破浪。又如马定远的‘马船’，女墙轮桨都可以拆卸，既可运输又可作战。除了异形船，南宋车船发展更是蓬勃，不仅官军大量装备车船，连起义军也不例外，甚至体形亦不逊于官军。如杨麽起义军在洞庭湖水战中使用的车船，采用楼船船型，长达 110米，可容纳千余人，上设高楼和拍竿，有轮桨22 -24车，轮桨外侧装有裙板。
　　至于外海战船，则按照长江南北海域划分为两类。长江以北多淤沙浅滩，缺乏良港，使用平底方头的沙船，长江以南使用吃水较深，利于破浪的尖头尖底船。后者以福建所造的‘福船’为最好。此外，战船的武器序列此时增添了宋军的招牌武器—投石机。只可惜好景不长，明初时随着战船用冲撞取代了拍竿，用火铳和推力火箭淘汰了弓弩，百无聊赖的它便被一并淘汰了。
　　外海战船第一次大规模参战是在元代，帝国在东征日本的行动中调集了 900艘海船，其中 13是中小型战船。遗憾的是天公不做美，一场台风使东征变成了壮观的海难事故。
明代初期是中国外海战船发展的巅峰，但在气度非凡的郑和远洋船队最后一次巡视了帝国威名所至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外海舰队物极必反般的一蹶不振。当然这个一蹶不振并非指战船种类不再发展，而是指中国水军从此将告别巨舰和远洋，回到一个很低的起点，与落后的倭寇水军纠缠不清，干等着欧洲炮舰迎头赶上。
　　在倭患频生的明代中后期，外海战船的体形非但始终没有超过南宋海鹘战舰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战略的怪圈。如当时的戚继光舰队，就由大福船、海沧船和苍船组成，相对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负责冲击，较小的海沧船负责歼敌，最小的苍船负责追击。这个怪圈既然阻挠了巨舰的发展，也就抑制了舰炮的发展，进而彻底打消了欧洲铁甲帆船那样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出现的可能。
　　在这个没落的时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战船，也许就只剩下联环舟和子母舟了。前者通长12米，两头高高翘起，占全长 13的前段装载着炸药，一旦撞上敌船，前段就借着碰撞与后段脱钩，并牢牢钉在敌船上，后段士兵随即点燃导火线，然后安全驶离。后者则通长11米，母舟等同于自杀炮台，后段腹内藏有子舟，当火炮轰开敌船时，母舟也会在猛烈的后坐力下破裂，子舟里的士兵则可全身而退。如果说南宋异形战船偏重诡诈，上述两款异形战船就唯有用犀利来评价了。
　　介绍到明末，剩下的历史不说也罢，清代严守着明末战船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后才猛醒，继而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绝望，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悲叹。中国最终没能成为海洋国家，尽管在从汉到明初的1500年中，其商队的航迹曾经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的蔚蓝海洋，长度远远超过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线，尽管其航海技术远播海内，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推动力，尽管其曾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战船，尽管。。。一切已成云烟，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
第六章 攻与守
　　古代战争分为四类，即战、御、攻、守。战指野战进攻，御指野战防御，攻与守，则专指城池争夺中的攻城与守城。
　　最早的城防设施出现在距今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但正如村落称不上城市，其设施也只是一两道壕沟，略为反映了当时部落定居时间延长，所带来的更高防御要求罢了。
　　到了距今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定居下来的父系氏族们便开始修筑城墙了。早期的城墙很简陋，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中墙宽仅 2 - 4米的低矮夯土墙，内蒙古包头东郊阿善遗址中残墙较高处仅有 1.7米的石墙等。因为太矮小了，这些城墙甚至连地基也不需要。不过千万不要轻视它们，应付当时与其叫战争，不若称为械斗的争斗，这已经足够了。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时代，随着部落的兴盛，真正意义的城池开始出现了。作为其中代表的平凉台古城，形状已经采用了正方形，说明城市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城墙总长 740米，墙高 6米左右，根部厚13米，顶部宽达 8 -10米，可容纳大部队的调动和战斗。此墙的修筑采用了先进的板筑法，即先夯筑陡直内墙，两侧再以护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长，使城墙较为陡直难攻。而随着这类较高大城墙的出现，为避免因土质问题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公元前21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夏，建立了。但帝国的建立并未促进夏代城防设施的发展，平凉台古城的防御水平终其历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墙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达到10米左右的城墙，才在夏代以来面积急剧膨胀的城市四周耸立了起来。此时的城墙不但更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细致。护城坡经过铲削平整后，会铺上防雨水冲刷的碎石。内墙夯层间设有夯窝，使夯层嵌接，城墙更加牢固。可惜的是，除了平稳的沿着高大细致发展外，从商到西周，城防技术并无新的内容。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进攻手段的发展吧？攻的软弱自然无法激励守的进步。
　　直到春秋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攻城技术才终于进入大发展时期。春秋发明的临车、冲车、愤辒、修橹和抛石机，第一次将守城方笼罩在重型装备威胁之下。临车上悬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达10米以上，能居高临下射击守城方。冲车将一捆大木装在车架上，专门撞击城门。愤辒顶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护城壕甚至城脚，进行填埋或挖掘作业。修橹与愤辒相似，但职责在于掩护部队接近城下。至于抛石车，更是一种由人力拉放，可将石块抛向目标的先进武器，不过当时威力的不大，石块重不过几公斤，能飞 300米左右，砸人欠准，轰城嫌轻，倒是更适合抛射熏烧功能的烟火弹或阻滞功能的蒺藜。抛石车后世曾一度失传，但再次复出竟掀起了一场攻守变革，这将在后面细说。重型攻城器的涌现，带来了战术的大大丰富。原先单纯的人海战术，已转变为愤辒特种作业、临车和抛石机火力压制、修橹重甲掩护、冲车攻敌软肋、单兵钩索攀城的联合作战。等到战国时期，云梯、水淹和地道出现，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术就算基本齐备了。
　　面临攻城技术的突飞猛进，一向慵懒的城守技术此时也不敢再怠慢了。由于采用悬板夯筑法，城墙已不再需要护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场了。女墙可以隐蔽守军行动，遮挡临车攻击。角楼建在城角，用以抵御可能遭受的两面夹攻。悬门吊于城门洞中部，待敌军破门后紧急落下，可将其一分为二各个击破。瓮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墙与主城等高，瓮城城门偏设，使主城守军也能射杀到攻门敌军，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是城门争夺日趋激烈的表现。桥身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吴越水乡，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
　　春秋攻守技术的飞跃，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国攻与守的历史中，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
　　战国城防层次分明，阵地从城外15公里便铺展开来，由外向内划分为荒芜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1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实行坚壁清野，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如果必要，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并向水井投毒。
　　离城 5公里处，就进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间隔，在制高点上设 3人侦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线。侦察哨之后，每隔 1.5公里设一联络哨，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白天的联络信号是，发现敌军举一帜，接近警戒线举两帜，进入举三帜，向城市而来举四帜，接近城郊举五帜。晚间则以火代帜。此外，各要道和关卡，还要设置 3人一组的机动小队，负责侦察和反间谍。这道三位一体的警戒圈，会在敌军进至城郊，即将围城时撤回。
　　城上远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律铲平，以扫清射角和视线。
　　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壕。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这种桥只有一根梁，梁的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桥面便会翻转，令敌坠入壕内。
　　在护城壕后，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称为‘冯垣’，后面部署士兵，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配合城上守军，以武器杀伤或柴草熏烧之。再向内，是宽 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在守军出入的地段，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并在城顶加以标志。最后，在距墙 2.5米以内，是 5行高出地面 0.5米的交错尖木桩，兼有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春秋的10 -12米，增至不逊后世的15米以上。
　　墙顶宽度足有 7 -10米，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延墙两侧有厚 1米、高 0.6 - 1.4米的女墙，其中外侧女墙较高，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击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楼外，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每隔6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1米的观察楼。每隔 18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180米，还竖有一堵 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敌军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最后每隔 360米，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 4.6米的木楼，以备攻击入城之敌。
　　墙根厚达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会下沉。每隔约 200米，由内向外挖掘，接近外侧 5 - 6寸时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门，留作突击杀出之用。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柴草和障碍车，以备敌军发现，从中杀入时，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
　　城楼之下，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三道门都设有活动射孔。为了防御火攻，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柄麻袋外，还用间隔16厘米、突出 2 - 3厘米、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外侧钉上厚泥，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楼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网路。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之后会修筑一道称为‘傅堞’的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 3.5米，宽 3米的壕沟，内塞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1.84米 1人，征集的百姓每 2.3米1人。占征集百姓25 %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占50 %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作业和运输战材，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武器配发则按照，每50 -90米设抛石车一座，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设置锅灶、水瓮及沙土，每 4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 1，及一些石块和蒺藜等的原则。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双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