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倒刘第三炮（6）
倒刘第三炮（6）&&&
刘少奇不仅是中共“三巨头”之一，而且是党内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党内有一批支持者，更有一批同情者。因此，毛泽东仅仅打倒刘少奇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扫净刘少奇在党内的路线，消除刘少奇在党内以及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因此，打倒刘少奇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简单任务，而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工程，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降职”，第二个步骤是“批臭”，第三个步骤才是“打倒”。
在第一个“降职”步骤，毛泽东寻找刘少奇的一个错误为突破口，撤掉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的职位。但仅仅撤了刘少奇的职，刘少奇的路线还在，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还在，随时可能复辟和卷土重来，所以仅仅撤职是不够的，还需要展开大批判，把刘少奇和他的路线“批臭”。
因此第二个“批臭”步骤是重点工程，这个“批臭”工程搞了差不多两年，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毛泽东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从各个方面对刘少奇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进行狠批、猛批，把刘少奇彻底批臭。
把刘少奇批臭之后，毛泽东才进入第三个“打倒”步骤。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给刘少奇定罪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宣布把刘少奇彻底开除出党。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严厉地处分刘少奇，是因为毛泽东想制造一个杀一儆百的效果。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枪毙了贪官张青山和刘子善，杀一儆百，一时间没人敢贪污了。这次，毛泽东又试图把刘少奇的下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典型下场，希望以此来吓住今后那些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上面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我们在把话题转回到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第一个步骤。毛泽东先要找刘少奇的一个错误，作为对刘少奇进行降职处分的理由。可是刘少奇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要找刘少奇的错误很不容易，现在毛泽东终于拿到刘少奇的一个把柄，就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刘少奇派工作组跟毛泽东对抗，是因为他不太相信群众的力量，过分迷信党组织的力量。在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到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的50多天时间里，刘少奇完全有机会争取群众，完全有时间把毛泽东发动起来的群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
可是刘少奇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他以为群众总是“怕”官的，没有人敢跟党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工作组对抗，所以刘少奇始终对学生采用僵硬的“压”的方针。刘少奇认为共产党连国民党都能打败，对付几个小小的学生算不了什么。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7月19日和7月22日，刘少奇主持了两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在这两次会议上，陈伯达提出“撤工作组”的建议，但都被刘少奇否决了，可见那时刘少奇对工作组还有自信，也没把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放在眼里。
但在这时，周恩来认为刘少奇应该改变僵硬的态度，应该撤出工作组。周恩来是比较给人面子的，因此他没有在会上公开与刘少奇唱反调，而是在会后找刘少奇私下谈话。7月23日晚，周恩来跟刘少奇单独谈话，后来邓小平也加入进来。这次谈话似乎进行得不如人意，双方意见分歧较大。
于是周恩来在第二天凌晨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把这封信公开。周恩来的信如下：
【少奇、小平同志：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
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
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合，并致敬礼！周恩来。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谈了四个问题。第一，周恩来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他说：“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因看法不尽一致。”周恩来与刘少奇的不同意见，就是周恩来主张撤工作组，而刘少奇不同意。
第二，周恩来给刘少奇一个面子，这是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特点。他说：“在派北京工作组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刘少奇派工作组也是有道理的。周恩来给别人提意见时，都要肯定对方不是完全错的。这次，周恩来一方面肯定刘少奇派工作组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又主张撤工作组。
第三，周恩来对刘少奇提出“抱怨”，他说：“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从工作关系来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周恩来的上级，那么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周恩来到底应该听“哪位上级”的指示呢？
在官职上，毛泽东比刘少奇高一些，似乎应该听毛泽东的指示；但毛泽东退居二线，而刘少奇是一线领导。也就是说，刘少奇是周恩来的顶头上司，而毛泽东不是周恩来的顶头上司。
打个比方，军队里一个团长的顶头上司是师长，团长接到师长的一个命令，可是军长又给这个团长发来一条完全相反的命令，那么这个团长是应该服从自己顶头上司师长的命令呢？还是应该服从比师长高一级的军长的命令呢？
很多国家的军队中，都有明文规定，团长必须服从自己顶头上司师长的命令，这样军队才不会出现指挥系统的混乱。按照外国的规定，周恩来应该听刘少奇的命令，但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中共的党章中也没有规定。
因此，周恩来，以及周恩来以下的高官们，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时，就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因此，周恩来在这里对刘少奇，也是对毛泽东提出了“抱怨”，提出应该作出一个具体的规定，规定一个人应该优先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还是优先服从来自更上级的命令。所以，周恩来在信中说：“工作关系要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第四，周恩来给刘少奇一个建议，希望他亲自去大学看看大字报。但周恩来不会明说，而且巧妙地说“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这里周恩来暗示刘少奇，也应该去看看大字报，直接了解现场的第一手情况。
刘少奇的工作作风，是比较高高在上的，官架子是比较大的。北京各个大学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刘少奇却只是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不肯或者不屑去现场直接看大字报，直接体会现场的气氛和群众的力量。
周恩来本来也是赞成中央派工作组的，可是周恩来看了现场的气氛之后，发现工作组真的不行了，所以提出撤工作组。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官僚作风是不满的。
而刘少奇仍然不肯去现场，所以感觉不到现场的气氛，只是听工作组的汇报。而工作组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总是要向上级“浮夸”一下自己的工作成绩，因此工作组在汇报中，把自己的作用抬高和夸大了。这样，刘少奇单单听工作组的汇报，就难免被“忽悠”，误认为工作组真的很“行”，所以做出不撤工作组的错误决定。
前面我们提到，在7月24日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撤工作组，周恩来也公开提议撤工作组，但刘少奇仍不同意撤工作组。然而，工作组很快就被造反学生打倒，并开始揪斗工作组成员。到这个时候，工作组想不撤都不行了，所以在7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也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组。
尽管刘少奇同意撤工作组，但他并没有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他只是说：有一部分工作组是错误的，但不是所有的工作组都是错的，还有一部分工作组是正确的。刘少奇特别要坚持一个工作组是正确的，那就是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因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如果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是错误的，那么王光美就是错误的，进而刘少奇的错误也就逃不脱了。
因此，力保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正确性，是刘少奇底线中的底线。此时，毛泽东已经不与刘少奇单独谈话了，于是7月27日，刘少奇找到康生单独谈话，试图说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正确性，然后通过康生把这些情况转到毛泽东那里。后来在文革中，康生披露了那次刘少奇找他单独谈话的内容，康生说：
【7月27日，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刘少奇）单独找我谈话，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对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的看法，我们之间有分歧。”
我说：“这两个地方我没有去过，情况不太清楚。”
他说：“你不清楚，我们清楚。你们说清华工作组镇压蒯大富，那是错误的。”
我说：“蒯大富是革命的。”
他说：“蒯大富不是革命的。你们说是镇压，那是不对的，不是镇压。”
我说：“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这叫辩论吗？”
他武断地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也是有的。”】
刘少奇的“说明”并没有起作用。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步棋，看到了蒯大富案子是刘少奇的软肋，所以毛泽东要蒯大富案子把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犯错误的铁证，并早就着手搞蒯大富案子的材料了。
7月19日，蒯大富被放出来，恢复人身自由。7月22日，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去见蒯大富。蒯大富回忆说：
【7月22号，工作组的人通知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说话，到我们工作组办公室一楼。”
晚上我就去了，其他人全出去了，没一会儿进来两个人，隔着一个很小的书桌，那两个人坐在一边，我坐在他们的对面。
那两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力，这位是关锋同志。我们两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们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听听你对工作组的意见。”
我哪里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啊！不知道，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组织。我以为他们又蒙我了，我已经被“整”糊涂了，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干嘛要对他们讲那么多啊。
我当时大概只讲了十来分钟，简单地回顾了这二十多天的情况，写了三页纸，说：“工作组进校后，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吧。”
他们两人见我不说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把我那三张纸拿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中央文革小组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但当时完全是没感觉。】
蒯大富被“整”怕了，不肯多说，这让毛泽东不好办。当然毛泽东也清楚蒯大富有顾虑，于是在7月29日，亲自点名蒯大富，让他参加《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蒯大富还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他参加大会的，只是感到他被领导关怀和重视了，心中的警惕有些放开，但还是不太敢讲话。
蒯大富不开口，这个案子就搞不下去，于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他亲自找蒯大富谈谈。
7月30日，蒯大富得到通知，说晚上有人找他谈话，让他在清华大学的甲所等着。蒯大富回忆说：
【甲所是我们清华大学唯一有沙发的地方，全校因为反修正主义，扫四旧嘛，那时候坐沙发就是修正主义啊，沙发都没有了，唯一就是甲所还有沙发。
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等了七个多小时，我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快到凌晨两点的时候，有人把我摇醒，说：“找你谈话的人来了。”
那人一进门，我就傻了眼：周总理来了！
周总理这个形象绝对是认识的，他在电视上和电影记录片上的形象太特殊了，我不可能不认识。当时我就蒙了，蹭地站了起来。
周总理问：“你是蒯大富？”
我说：“是，总理，您怎么来了？”
周总理说：“你坐，请坐。”
我哪敢坐啊？我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草民小人物，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
后来周总理的秘书过来压着我的肩膀，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下。”
秘书把我给按坐下了，坐下来以后，我就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还是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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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我是初二女孩。和同学做了五六次。每次要他给我二三十炮给我才满足。他只给我两三次。请问他是性无能吗？_百度宝宝知道503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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