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部分开始，大家所关心的一些政治事件开始登场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回忆录，父亲他老人家在提供资料的同时难免夹杂入个人的想法。请大家在阅读时注意区分。也欢迎大家提出疑问和建议，只要我可以做到的，我会尽力回答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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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到第二故乡扎根　　十几天后，我们便随父亲离开了故乡，踏上了去内蒙古的路途。在与亲人、乡亲们告别时，人们成群结队送我们到村外挺远。母亲说我们不会长住在内蒙古的。一两年内准回来。走时也真的是那么打算的。只拿了几件衣服。母亲把自己房门的钥匙和衣箱等物件交给了奶奶与婶婶保管。认为过两年父亲准能调回河南来。村里送行的有几位老人还特意对我说：“听你爹说，内蒙古的鹌鹑那么多，等你回来一定多捉些用笼子带到咱们村来。”我也一口答应了。可谁知，这成了我没能兑现的诺言。　　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有：“老屋离我越来越远了，故乡的山山水水也都渐渐地远离了我”。与鲁迅先生不同的是，他“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而我，几十年后还经常回忆起故乡，特别是追念我那美好的童年。自从离开了故乡，我的童年也就算结束了。天南海北，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故乡的生活。内蒙古科尔泌草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开始在这里学习，生活与工作，直至退休。　　一九五五年初秋，父亲带领着我们一家共四口乘上了北上去的火车，奔赴向遥远的科尔泌大草原来安家。当时，二弟才刚刚八个多月，而我也只有七岁半。离开故乡时，母亲万万没想到会扎根在东北，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永久地定居下来。　　父亲是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内蒙古支边的，他虽然只念过三年书，但转业前在部队还曾经担任过文化教员。因为那时的解放军多数是苦大仇深没有念过书的文盲，他在部队里还算一个秀才人物呢。　　隔着北去列车的车窗向外张望，母亲深感荒凉。我们在卧虎屯下车（双辽北边的一个小站），看到那一栋栋低矮的小土屋，母亲就落泪了。她的第一感受就是，这地方连一家象样的瓦房都没有，生活肯定好不了。我们坐马车走了四十里路，来到了巴彦塔拉，头几天住在了区政府，见到了食堂的高梁米饭，母亲更伤心了。在故乡高梁是用来作饲料的，怎么成了这里的主食！　　但是，随着日月的流逝，我们逐渐认识到，这时虽荒凉却富饶；农民种地不上粪却有好收成，这在故乡是万万办不到的。土房屋低矮，却适宜当地寒冷的气候，严寒的冬天如果住在热炕上才是美生活，若住大瓦房睡在床上，不把人冻挺了才怪呢！因为那时的普通百姓都烧茅柴，还没有暖气设备。　　这时初看落后却又很先进。虽然多数人都穿补丁衣裳，但布料却见不到家织布；家家的窗户很小，下层却全是玻璃的（窗户很小的原因主要是旧社会防络子，也就是土匪用的，当络子来时，人可以躲在没有窗户的地方。解放后的新房窗户慢慢都变大了）；很多人家都有大挂钟，而故乡里一个村子也难见到一家有挂钟或闹钟的；暧水瓶这是平常人家的日用品，这在关里是很奢侈的东西；晚上点灯用的全是柴油灯，而且带玻璃罩的保险灯也很普及，比故乡的棉籽小油灯亮得多了；这时的主食很少能见到白面大米的细粮，但副食却很丰富，几乎天天都有炖菜吃，吃猪肉也是常有的事，不象故乡一年才能象征性地吃上一两次；茅柴遍地都有，家家都有一个大柴垛，烧饭再也不像关里那样瞅着锅底拉风箱了……　　总之，慢慢地，我们体会到了“一方水土一方人”这句话的意义了。也知道了解放前为什么那么多的山东、河北的穷人“闯关东”来这里落户，原来这里是一片很富饶，很适宜人生存的土地。东北的重工业在日本伪满时期就有了一些基础，这里的农民翻身解放得又早（内蒙古自治区是1947年成立的，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使这时又先进了一步；在这里见不到故乡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买东西都是在个体商店或合作供销社，选购各种日用品很方便。更主要的是，父亲是来这里工作的，再要调回河南省也是空话，科尔泌大草原的粮仓之地巴彦塔拉成了我长期生活的第二故乡了。　　
　　2、正规的小学生活开始　　五五年秋，我小学二年级刚开学就转入在巴彦塔拉实验完小上学了。严格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小学生活。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伪满时期的国高，师资和校舍建设基础在内蒙古自治区都是上数的。从转入这所学校开始，我接受了正规的小学教育，体育、音乐、美术、手工课等各种课程一应俱全。且都有专职的老师，按固定的课程表上课。学校里有十几个班，还有蒙古班。往年的招生都是三四个班，不知是何帮，我们这一届只收了一个汉班。是全校唯一的一个没有平行班的年级。入学后，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除了别人都比我大，常拿我取笑外。真正欺负我的同学还真没有。因为大家挺羡慕我，东北是八岁才让入学的，我比年龄小的还小两岁，学习上却总是优等生行列。令我唯一受冷落的是，上体育课一到玩蓝球的时候，哪一方都不想要我。这种现象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也没有改变。直到高中毕业，我站排一直是“老排头”兵。　　
　　3、反右斗争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　　“巴彦塔拉”是蒙语的音译，它的汉语意思就是“富饶的甸子”或“富铙的盆地”。这里过去是蒙古达尔罕王爷的王府所在地。解放初是科尔泌左翼中旗（简称左中）的旗政府所在地。（历史上的巴彦塔拉是很有名的，康熙皇帝的奶奶就是这里的王爷家的女儿。而大家所熟悉的《嘎达梅林》中的主人公嘎达――他叫那达木德，汉语名字叫孟庆山，叫他嘎达是因为他是家中的小儿子，东北称小儿子为老嘎达。就是在这里但任梅林的――录入者）。可能是交通不便的原因吧，五六年旗政府迁到了现在的保康。　　记忆中，五六年初级社的农民们晚上围在收音机旁，讨论加入高级社的问题。对我及我们这一影响比较大的事之一就是五七年暑假的反右斗争。小学生们（当时的我们）倒没有体会到当时的大鸣大放气氛，只是知道，从此人们再不敢随意说一些对社会主义不满的风凉话了。反动言论就更不用说了。比如：“粮食少吃不饱”、“”布票少不够穿、“三根肠子饿着两根半”等等。　　我们学校有个姓秦的老师，才华不错。就是嘴好说，鸣放时就被打成了右派。听说，有人就是因为说了一句风凉话：“屋子小，柱子多，套不上马，转不开车，嗑了碰了了不得”被打成了右派的。打成了右派，就意味着政治上几乎同反动派一样对待了。当然，我们也从介绍中学老师的材料上了解到了确实有对社会不满的言论。比如有的人写打油诗“西方出了个红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　　也难怪，尽管是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手段，使一些人被打成右派。但在文化人的圈子里，解放初期，对社会现状不理解或不满的人也是有的。在我们上学时的中小学教师队伍中，那时当教师的多数是旧社会能念得起书的人家，原来的生活自然是不错的。有的还是国民党的干部，军人被“改造”后当老师的。由于知识分子奇缺，当时的老师有七十来岁还不能退休的。由于新中国的政策是向贫苦农民倾斜的，相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是吃亏的一方。一方面是贫苦的老百姓急需得到知识和教育，另一方面是有知识的人原来多属于剥削者，他们没“改造”好思想怀旧也是自然的。建国之初，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权，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毛主席发动的这次反右斗争被以后的证实是过了头了，使很多有才能的人被压制了近二十年很冤枉。但发动运动的动机可能也有他一定的道理。至于我所知道的右派，正如电影《牧马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以后的生活中老百姓与他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比如前边我提到的秦老师，刚打成右派时叫他教体育，他体育教得也很棒。不久以后，学校便安排他当了班主任，他教别的科目也很风趣，同学们都很尊重他，从没把他当右派对待。在老乡中他的心碑也很好，因此，他家有什么活社员们也都愿意帮助他去干。（这个姓秦的老师叫秦永学，也是我的老师，爸爸如果在这里不说，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曾经是右派。我上学时他年纪大了，是完小的校长。为人和蔼，因为他也是我爸爸的老师，所以他要我叫他“爷爷老师”。他现在应该去世了，不过有一个儿子叫秦成，原来是在巴彦塔拉中学教书――给想考证的人）但他们在以后的近二十年里没有了提拨的机会，少有的一两次涨工资的机会也很难落在他们的头上。尽管老百姓们没有冷淡他们，但“右派”的阴影无疑影响了他们近半生。　　
　　4、学生礼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尊敬师长不仅在教育方面，在各行各业都有视师如父母之说，但在我的学习生涯里，五五年至五七年盛行的学生礼尤其值得怀念。　　那里的小学里，迟到了进教育，经过老师允许回座位时，要向老师敬礼；到黑板回答问题之后，回座位时也要行礼。这些校内的礼节且不表。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或在街里遇见老师，学生都要给老师行礼的。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一个六十多岁的张老师，他驼背得很厉害，走路时上身几乎与地面平行，双手总是放在背后，这可能也是为了便于保持平衡。同学们不论是谁给他行礼时，他都恭敬地给大家还礼。他还礼时脚步也难停住，不然很容易前倾倒地。这叫我们很难过，真不希望他还礼给大家。他的还礼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尊重。　　有极少数学生在街里淘气或扇啪叽（一种游戏，大概是南方的打三角之类的吧，学校是不允许这种游戏的，因为扇起来尘土飞扬，容易吸入肺里得病，不卫生）是怕见到老师行礼的。因为你给老师行礼表明你尊敬老师，而你的行为又违背了老师的教导。这种尴尬的处境老师一句不批评自己也会感到脸红的。看来，给老师行礼还加强了自我修养上对不良行为的约束力。五八年以后，学生给老师行礼被慢慢淡化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好像很少有学生再给老师行礼了，我感到这种风气的丢失很不应该。　　七四年在火车上，我遇见了一们我小学的班主任史老师，我发自内心地给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老师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四邻的旅客都向我与老师这里张望，正常的师生友谊交往好像倒成了怪事。我的心中有些苦涩。　　我高中毕业在农村下乡三年，也走向了教育的第一线。从教三十多年直到今天退休。从我的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深知为人师表的力量，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从来没讲过脏话，我的学生位也都很尊重我，包括那些学习成绩不太好的所谓的淘孩子。有两名学生的行礼使我受宠若惊，他们的父母把我请到了家中，学生把我扶坐在炕头上后跪下就磕头。这个“礼”该有多重啊！而今天，这个“礼”字好像变了味，行礼的少了，送礼的多了！礼仪之邦？这个“礼”字的成份和味道是否走了样！　　　　
　　好文章，真实，顶！
　　　　 　　
毛泽东论民主集中制
　　[与别国对立统一的中国特色的] 于
10:42:28上贴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2]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各位仔细看看,毛泽东时期怎么没有民主了?!
　　5、政治课与小剧团　　在我所学过的课程中，中小学所学过的政治和高中时代所学过的三年的俄语是忘得最多的了。因为这两门课主要靠背去记忆的，而小学的政治课里，五八年那一段有些内容却一直在记忆里。这恐怕是在当时大力宣传和反复学的效果吧。　　“高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方针”；“钢产量要达到1800万吨”等等很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我们当时所大学大唱的歌则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此外，还有“十五年内赶英超美”等歌。　　政治课内容与歌不只是在学生中普及，公社还成立了很出色的小剧团。小剧团是以“二人转”为主，“快板”为附宣传形势的。当然，也演一些传统的节目，比如《铡美案》、《白蛇传》等等。巴彦塔拉的小剧团是很有名的，武生，旦角都有硬手，吹打弹拉的鼓乐班子也都是解放前夕戏班子的成员。我敢说，这些人的水平绝不亚于今天赵本山《刘老根》的剧组成员。可惜，那时媒体不发达，无法大面积演出，除了少有的几台收音机没有别的。这些小剧团的人今天不是故去了就是人老珠黄了。我会哼哼“二人转”的各种曲调，也都是那两年常去小剧团在听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会的。　　宣传是为形势服务的，从以为可以看到，随“三面红旗”的诞生，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与此同时，“共产风”、“卫星田”等事物也伴随着挤了进来。对于后者，今天的年轻人是想像不到的。　　
　　6、雨夜修堤　　五八年暑假，我们还没上五年级时，西拉木伦河（就是西辽河，西拉木伦是蒙语，意义为黄色的江，它是中国的第八大河，在东北仅次于黑龙江，比松花江要大――录入者）发了大水。有个阴雨天的午夜，老师带领几名学生把全班的男同学叫齐，拿上铁锹去大堤内修民堤。在几支手电筒的微弱灯光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站成一排前行着。路过柳条通（大堤至民堤间原来有许多的柳树，建国后被砍掉了，但从树根处又发出了密密的柳枝，形成的柳枝灌木丛）时，落（Lao4）豆秧(一种野生的匍匐生长的豆科植物，是牲畜们的上等口粮――录入者)长的有一尺多深。我个子小，无论怎样抬高腿也很难迈出一步，队伍行动得很慢。好不容易走到了河边，见到社员们早已分段在猛干了。我们也在公社干部的指挥下分了一段干了起来。看不清河水，只隐隐约约见前边白亮亮地一片，河水呼呼地山响，太吓人了。　　大同学干得还挺快，大家都像急疯了一样。而我，无论怎么急，每挖一锹土都要好使出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挖下了一锹土，没等端起来就又被草根给拽掉在地上了。干着急不出活。老师很快发现了这种情况，同学们扔土都很难扔出。于是，叫大个子挖，小个子用手搬土……，我们的手上，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心情一个个紧绷绷的。一言不发，拼命地干。耳边只听河水的轰轰地响，如果催命一般的感觉。　　天终于放亮了，一米多高的民堤也基本够高了。抬头一看，好家伙，民堤离河只有几十米远了，河水眼看就要出漕！（事后我们后怕地想，如果那晚河水出漕，人们跑得了吗？当然，我们觉得公社肯定指派了专人察看着河水，见事情不妙会提前叫我们撤退的）真险啊！　　那一年，河水终于出了漕，民堤也没能挡住河水。河水漫过民堤冲到了大堤（我们叫国堤，它原来是由日伪时期小鬼子组织当地人修的，建国后多次加固，是保卫巴彦塔拉的最后一道屏障――录入者）。一直上涨，几乎漫过大堤。护堤修堤的人们日夜拼命干，妇女老人编草袋（连小脚老太太都上了）。在全民的齐动员下，最后终于护住了大堤，家园保住了。　　在夜修民堤的后几天，我们高年级的学生们又参加了加固大堤上子堤的抢险劳动，女生也参加了。不过，那是在白天。整个大堤上下都布满了人，心情没有那夜恐惧了。河水一来，野兔野鼠为了逃命，竟不顾大堤上的人群，拼命游上大堤被人们捉住。回忆起来，小学那夜的修民堤，是我一生中最惊险而恐怖的一件事了。我们提心吊胆地渡过了那阴黑的几个小时，让我也了解到了河水发怒的威风。愿以后的孩子们不会再有我的经历。　　六二年辽河涨水又出了一次漕，旗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叫法与其它地方不同，与市级相当的叫盟，与县级相当的叫旗，与乡级相当的叫苏木，与村相当的叫嘎查，这是蒙古的称呼，表明该地区为蒙古族自治区，人口上蒙古族比较多――录入者）亲自到中学动员我们初中生护堤抢险。堤外的高粱只露着穗子，而其它的庄稼而全完了。说也怪，越是涨水的时候，越是连雨天。但人们挑土奔跑着，只要在白天，修河堤的人并不惧怕，就怕夜里河堤漏水（也就是管涌――录入者）。一旦有一小处漏水，大堤上有电话，指挥的人一讲地点，人们会跑去拼命才堵，因此，从没出现因漏水冲坏大堤的情况（这点看来我们比九八年的南方要幸运）。　　近几年，辽河很少涨水了，却连续多年干涸，这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河本是该有水的地方，怎么会连年干涸呢？人类对大自然的事情真该认真反思，全民动员来改变现状了。　　
　　7、卫星田　　不客气地讲，为了出政绩不切合实际的浮夸风把中国人折腾苦了。至今，仍有某些政客，要么是自己没吃过苦头，要么就是官位薰心，仍在欺上瞒下，走五八、五九年的老路。大家都听说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相声里边的词吧？那时“亩产万斤”不知是从哪个地方吹起来的。我小学五年级在学校的安排下，班里也搞起了“卫星田”。　　五八年我处本是个大丰收年，可惜忙于在上冻前大搞秋翻地大会战，地里的庄稼来不及收拾干净就大干上了。当时有很多专门用来翻地的畜力双铧犁。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根本来不及拣干净的大玉米棒子被翻扣在了地下面。甚至还有地头地脑来不及拉干净的豆铺子（割黄豆两三米放一堆的小堆）。　　你也许会问：“其他的人都干啥呢？”从们都在披星戴月拿着铁锹翻地。机关团体停止上班，学校停课，凡能组织的人全动员起来了。每人一条垅，一排下去一两里路长，场面很壮观。那时比干劲流传出的口号是“小孩赛罗成，老头寒黄忠，干部要赛诸葛亮，妇女要赛穆桂英”。　　为了争取第二年大高产，上学后又大搞积肥拣粪活动，各年级的学生每天上学都要拾一筐肥送到学校。每个班都有一个大大的粪堆，还要比插红旗班。人多粪少，免不得起早领黑干，业余时间拣粪成了我们的主要活动了。当然，在比谁拣的多的同时，大学生们还刨一些灰土粪，两三筐顶一筐地往学校送。学校的十几个大粪堆起来了，怎样夺高产呢？　　搞“卫星试验田”！　　四年级往上的几个班每班分了一块约半亩的土地，快放寒假前，地冻三尺多了，开始深翻地。何谓深翻？即要挖两米多宽、一米深的长长的大沟。挖好后一层粪一层土地填好几次把沟填平。然后在大沟的一侧紧挨着原沟再挖这样的沟。所谓挖，实际上是用镐一小块一小块地刨，每挖一筐土，就是好劳力也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没有十多分钟是刨不出一筐土来的。我在班里最小，才十岁半，举起镐都挺费力的，好在任务是全班大协作，大学生有几个十七八岁的，刨土的活主要是他们包了。我要干时他们当然也让我刨几下，原因是他们也要喘口气。至于我能刨下几块冻土班里的大哥大姐们是从不责怪我的。因为我也尽了最大努力了。　　有人会问：“你们干嘛不在秋翻地一结束，刚一上冻就深翻呢？那不是会省很多力气吗？”　　道理很简单：白天上课除外，晚上要常常去支农帮助生产队扒玉米。那年为了秋翻大会战，许多生产队的玉米都是连杆拉进场的。高高的玉米垛足有三四米高，每扒一穗要连杆从垛上拽下来，很不容易，扒的进度很慢。社员们根本干不完。玉米上大垛了，时间一长，粮食会变热发霉，需要学生抢救支援。再则，即使不天天支农，仅有的业余时间还忙着积肥呢！没有肥，再深翻也成不了卫星田啊！　　第二学期，我们的卫星田种上了谷子，据说谷子根能深扎到凡是有肥的地方，能高产。卫星田是象菜地一样打的洼子，每株间距1.5到2寸。秋天到了，谷杆有香烟粗，大谷穗还真挺大，一穗能顶平常的三五穗。偶尔没有间开的地方，谷穗仍然很小，这决非缺水缺肥，而是阳光不足的缘故。　　收获一算，亩产有千十来斤（当时的平常亩产为三四百斤），我们“亩产万斤”的梦没实现，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可同学们付出的汗水，就是亩产万斤能划得上吗？　　今天看来，我唯一的收获是认识到了中国人的耐力，潜力无穷。我们小小的小学生竟能干出这种事，恐怕修长城的活儿我们也能干。就是在那种苦干奋斗的环境里，同学们却总是乐哈哈的，有说有笑。因为当官的与大家不样，也没有私得利益。想想今天，生活比过去好多了。社会风气却每况日下，人心不齐，归根结底，恐怕是腐败风气所致，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担忧的事。　　
　　8、共产风　　先说轻松一点的话题，讲一讲我们班中的大哥吧！因为他也和当初我们经历过的共产风故事有关。　　我班年龄最大的一名同学叫白宝昌，因为他比其他大同学的年龄还大两三岁，五年级时就已经十七八岁了。他是四年级初从辽宁法库县投奔他舅舅后转入到我班的。可能是他在老家时就没有正经念过书，因此，学习成绩并不太好。但他的人缘不错，很愿意帮助人，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男女生才都叫白大哥。　　学校当时有几亩校田地和一挂牛车，平时有一名工友干活负责农活儿。偶尔工友病事假，学校就想到派他去帮忙。因为他扶犁，赶车样样都会干，许多老师都不及他。他也很高兴和大家说笑话。一次，有几个男生逗他：“白大哥，你有对象了吗？”他却笑着对我们拉长声说：“有――。”从此，大家为了取乐儿，常在没女生时逗他“白大哥，俺们大嫂长的咋样？”“漂亮――。”男生们不知是真是假，常磨他把照片拿来看看。有一次到东巴队支家扒苞米（玉米），男生又偷偷逗他，他还真拿出来一张大辫子姑娘的照片给我们看了，叫我们又吃惊又好奇。白大哥到底有没有对象一直是个谜，因为他61年前后家又搬回法库去了。从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大跃进的产物之一就是刮起的共产风。何为共产主义？我们在政治课上所知道的只是“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至于“产品极大丰富”讲的只言片语，并不多说。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我六（四五？）年级上学期，即五九年秋，学校四年级往上的班一律到校住宿。集体食堂。周日方能允许回家一次。家离学校只一路之隔，在学校前院的我班孙宝玉同学也不例外。　　集体住宿是要出早操的。有的同学常常起来晚点儿，赶不上出早操或是偶尔逃避出操，学校就决定抓典型的“懒蛋子”。可是，同学们不迟到了，却有个姓韩的老师天天不出操睡懒觉。值周的学生又不敢抓他。白大哥给我们出主意：把他锁在屋叫他睡。上班时也别给他开门，叫校长抓他，收拾这个真懒蛋。如果校长问咱们为啥下了操还不给老师开门，你们就说“忘了”。　　值周生依计而行。这位韩老师虽然气得不行，却也没逃过校长的批评。这件事使我懂得，为人师表要表现在处处。我经常用这件事提醒自己，老师只有不搞特殊化，教育学生才更有说服力。　　集体住宿是要自己解决烧炕柴的。一秋冬要烧很多，同学们不得不每周抽出一次打柴时间，跑七八里甚至十几里路去打柴。有一次我们班到北坨子边儿的大神树旁打烧柴，每人背了一背往回赶路。差一里多路快到学校了。我渐渐地落在了队伍后边。白大哥看到了，象取笑一样说：“来，我背你吧！”说着他就真的连我带我的柴一齐举过头顶背到了学校。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要知道，他那一大背柴有八九十斤重，我与柴再怎么也有七八十斤吧？他竟然把我背到学校，这事以后便成了班里一段佳话。　　集体住宿的趣事很多。记得还有一次，半夜里突然一名同学大叫“发水啦！XXX，发水啦！快醒醒！”原来，XXX尿炕到了这位邻居的褥子上，把这位同学冲醒了大喊的。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人家庙神又没堤防，你怎么能冲人家呢？我感到奇怪了：XXX五大三粗的，也是班里的大个子，怎么还能尿炕呢？第二天男同学便在班里莫名奇妙地乱喊“发水啦！发水啦！”，弄得XXX脸红红的。女生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集体住宿的最大缺点是虱子多，而且不容易抓净。同学们好容易把虱子抓的差不多了，周日一回家，有的同学家里虱子多又带回来“普及”了。有位同学可能家里条件太差，虱子多得很，大家帮他抓也抓不净。只好把他的秋衣挂在树上冻，希望能冻死虱子。但后来听老人讲，这东西生命力强着呢！半年也饿不死，冻也未见能冻死它。他的一件秋衣上几乎每平方厘米都能见到一个或几个虱子。同学们没办法，开始甚至用笤帚往下扫，够吓人的吧！　　你们别见笑，我们虽然没那么多虱子，但不长虱子的人是没有的。原因很简单：大家那时都没有衬衣穿，只穿空心棉袄。大冷天有人再往里加一件秋衣，而秋衣绒毛中的虱子怎么能抓得净呢？抓虱子远没有它下的虮子多。拽起穿空心棉袄，最难受的是起早穿衣了。住身上一披棉衣，汗渍一挨光身子象凉铁板一样，两三分钟后才能有热乎气。这种体验一直伴随我七零年结婚才改变了现状，有了衬衣能常洗，穿棉衣就不那么受刑了。　　那年的集体食堂吃的全是粗粮，又没有什么可口的菜，特别是那时的油很缺，我们盼改善生活。我们盼着支家扒苞米，虽然常常是放学后去，一干就是半夜，很辛苦。原因是，生产队在半夜会给同学们准备一顿高梁米焖饭。还会做上大豆腐，麻籽小豆腐之类的菜。大家随便吃，那时吃这些东西真比今天的山珍海味还解馋。　　“共产风”之所以能够刮起来，据我个人后来的分析，除了其它一些政治因素以外，恐怕当时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并不太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共产主义。太看重了“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共同”二字的含义了。忽略了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在小学集体吃住之前，学校还曾经有过别一段“集体学习”的尝试。五年级下学期，离学校十来里的布和浩泌小学，五六两个年级都合并到了我们这上学了。我和他们五年级的同学曾挤在一个大班共同学习了半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上学，放学象急行军一样匆匆来去，天天如此。实践了半年，除了同学的的累和走路多了，学习时间少了之外，没看到有什么了好处。因此这个闹剧也只坚持了半年。　　在校吃信这种“共产主义生活”只搞了一学期，以后取消了。原因可能也是在实践中人们发现，它的弊大于利。不过，这种“共产风“在生产队等单位。特别是在有些机关一直刮到六零年冬。60年冬，邮局，信用社的集体食堂还办着，但没坚持多久也就黄了。　　东北是粮仓之地，“共产风”都不能常刮下去。前后只坚持了一年左右就刮黄了。关内人多地少，平时仅烧柴一项都难办。办集体食堂就更难了。爷爷因为五九年挨饿，跑到关外我们这里。据他讲，故乡的社员的生活很苦，粮食奇缺。那年的两个月，家中四口人才分到七斤口粮。平时度命主要靠少量的地瓜干儿和野菜充饥，有的村子还有饿死人的现象。爷爷讲，俺村的几个村干部除夕夜在大队部饿得实在难熬，把大队仅有的一小捆大葱私人吃了。为这事，他们还挨了村民们的批斗。　　而在我们这里，虽然人们也吃不饱，但土地广阔，夏天遍地有野菜，少放点米做菜粥，可以用来充饥。是饿不死人的。只是野菜这东西有极少数人吃了会过敏。吃后浮肿得吓人。我们东屋苏叔家的大女儿，吃上一点灰菜脸就肿得吓人。肉皮鼓起来半寸来高，流明铮亮的，好像要鼓炸了似的。眼睛都睁不开，怪吓人的。她妈妈只好给她吃小灶，单做点小米稀饭。吃了一个来月，也自己过意不去，坚持再试一试少吃点野菜粥。可是只吃了一小碗，很快脸又肿得看不见东西了。吓得家人再也不敢给她吃了。挖不着野菜时，人们还可以用一半米糠一半面做成饽饽吃。但是，吃打碗花根儿拉稀，吃高粱糠却大便干燥。那时我大妹还小，因吃玉米面拌高粱糠做的饽饽，有次大便哭得不行，半个多小时还拉不下来。家人用钉子帮她往下抠，总算没出事。　　在各种时野菜中，苦菜虽然稍苦，但怎么吃都行。人们把它称为救命菜。说也奇怪，粮食越紧张，人越能吃，我十一二岁就能喝三大碗稀饭。喝得肚子老大还想喝。归其原因，是吃的油水少，人就能吃。（这是我老爸认为的原因，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六零年那年鱼多得很。冬天很多人都去东水库打鱼。成百上千人挤在一处往另一处挨着穿冰眼打鱼。很多人都能满载而归。冰眼二米来远一个，几乎个个都出过多少不等的鱼。最多的有一个冰眼竟能打出二百来斤鱼！我们前院有个姓于的哥俩儿，一冬打了二千来斤鱼，全家人吃鱼都吃得腻了。就用鱼和别人换米。我问东院杨大叔。为什么最苦的六零年（就全国范围来看）咱们这儿鱼那么多？他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他还对我讲，解放东北那年，农民参军的参军，支前的支前，有好多田地都荒芜了没人管理。但那年玉米高粱反得长得出奇地好。好象咱们穷人命不该绝。　　六零年，不但粮食不够吃，很多东西都缺，物价也高。一个鸡蛋能卖五角钱（当时国家供应本上的粮价大米0.185元，高梁米、小米才0.087元）学生的用纸多数人都是正反两面用。儿子（也就是我――录入者）曾见过我初中时的教材，纸是黑糊糊的。偶而还能见到各种铅字。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讲课本是用忘私报纸重新造的纸。　　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懂得了要珍惜粮食，节约各种东西。人要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富有时别太浪费。我认为，生活好一点是进步，但铺张就不好了。人类对自然界索取的太多，总有一天是要遭报应的。这不是迷信，应是个规律。我赞同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罪”也认为“生活上朴素点儿是件好事，富有了也要注意节约办事。别太遭踏自然界的财富，若能多想着点世上穷人的日子。从人类长远的利益出发去办事。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的生命才能长久。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紧张，人民挨饿；加上中苏关系恶化，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还苏联贷款。使人民生活处于艰难时期。今天看来，那时刮起的“共产风“真是幼稚可悲。这不知是无知促成的愚蠢，还是愚蠢演变成无知的后果。令人深思。　　
　　真实的历史，宝贵的记录。　　写得很好。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草民也是可以记录历史的。为了我们后代不再迷茫，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再受骗，我们有必要记录下自己和前辈们的生活经历。　　虽然我只代表我。但像我们这样的工作。几乎每个网友都能做得到。当众多的我们形成了合力时，就还给了历史一个本来的面目。　　我们沉默得太久了，以至于我们几乎忘记了过去曾经发生的一切，从而任由各路文人按他们的意愿来装扮历史，而我们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洗脑。　　为了我们的后代可以更清醒地认识未来，我们需要从今天开始，爱国吗？那就从这样的小事做起吧！
　　9、大神树们的命运　　前文提到了大神树，这叫我想到巴彦塔拉类似的大神树们的命运。北坨子边长着一株硕大无比的大榆树。它的主干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不知它生长多少年了，也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称它为大神树。　　大神树的命运很悲惨，食堂化的后期就不知被何人砍了。公社的食堂里有一个用大神树的支干锯成的大菜板，它支干的直径就近一米！这令人看了很惊奇。我曾数过它的年轮，大约148圈（我用大约是因为切菜把年轮弄得不太清晰了，148可能有误差）。至于它的主干，因粗大，无法使用锯。被人们一点点劈成烧柴无从查找了。因此它的确切年龄我一直没能搞清楚，估计起码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如果大神树今天还健在，肯定会被列为自治区级的保护行列了。榆树是生长很慢的硬木树种，能长成那么粗真是神奇。恐怕后人们谁也再难见到这么古老硕大的榆树了。悲哉！　　在六零年以前，巴彦塔拉镇内有许多株直径达七八十公分的大榆树。仅东粮库（原达尔罕王爷的王府）西边约三百多米一处，就集中有三四十棵这样的大榆树。有的树冠大到百十平方米；还有的人可以从伸向远方的树稍爬上，从树干滑下来。走在那片林子里，令人感到阴森森的，又会产生一种肃穆感。它们也同大神树一样在那一两年内全部被人们毁掉！　　在镇内，现仅存活下来唯一的一株大榆树，是中学礼堂东北角的那株。它远比不上大神树粗大，在镇内的几十株中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弟。根本排不上辈的。可它的直径也还有七十多公分呢！可能是学校的大钟曾经多年在它身上挂着的原因，也可能是生长在人们天天看，日日有人摸的校园内的原因吧，它逃过了那灭顶的劫难。　　我很担心这唯一能让后人看得见的大榆树再遭不测。九四年曾专为此事给巴中母校的校长寄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关注大树今后的命运。我说：“我认为即使损失一大栋房子也别损掉这株大树。为了它的长治久安，建议给它修一个永久性的围栏。我把我设想的围栏草图附寄了去。谈到建围栏没经费可以呼吁校友们凑一凑。我当时生活上虽然很困难，但我也愿意做为募捐人之一。　　据说校长很同意我要求把大树保留下来的看法，但围栏一直没有建。还好，据说这株树现在还活着。它有可能被长期保留下来了。　　（录入者按：最后的这株树是我上学时经常光顾的地方，每当我回想起故乡的时候，它总是头一个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就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巴彦塔拉镇还有五六株与它类似的大树，但就在我三年级时全砍掉了。记得在上初中时，旗电视台的人要拍一部叫《百年树人》的教育片，为了找一棵大树，特地到我们学校来取这一株大树的景。据说，它现在已经是哲里木盟（通辽市）唯一的一株年龄上最古老的榆树了。每每我去北京，看到路边的不过一人粗的树被修了围栏，还正儿八经地写道：“古树，XXXX号”时我就想笑。你们这些树啊，年龄上还没有故乡神树一个支桠的年龄大，却得到了如此的待遇，就是因为你们生活在了首都的缘故吗？北京产的人总是享有比外地人好的特殊的待遇，连北京产的树也比外地的金贵啊！）　　
　　顶天立地48　回复日期：　5:35:37 　　　　各位仔细看看,毛泽东时期怎么没有民主了?!　　顶天立地48　　　你有病啊一张破贴到处复制　　你个sb　　　　　　
　　10、难忘的一次队活　　我的小学老师们在全旗内业务上都是一流的。我的老班主任史老师后来还曾经担任过教育局长。那时学校的少先队活动一本正经，入队仪式很庄重。每周的中、小队活动也安排的挺丰富多彩。　　比如，五六年大队部曾组织全校各中队参观国营农场的拖拉机。各中队佩带红领巾列队站好，非队员站在排后列席参加活动。几台东方红从三十里外的农场开进了学校的大操场。轰隆隆地驶过，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之后，辅导员讲了咱们国家今后实现机械化的美好前景，学生们都很受教育。　　我曾在一次中队活动中做了一件惹老师生气却又终生难忘的事。事情发生在我三年级的时候，有几个中队准备联合搞一次到北坨子的野游。约好了以班为单位统一出发行动。而我在另三名大同学的带领下，没按老师的布置先进了坨子。害得全班同学野游也不顾了，满坨子找我们，没找到，只好放学回家。而老师担心我们四人会出事（那时，坨子里狼和獾子等很凶猛的野生动物还是很多的），与校长一直在学校里焦急地等我们。见到我们回来了才松了口气。我们四人免不了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是我学生生活中最该批，令老师为我担心的一件事。事后我才慢慢感觉到了当时事态对于老师来说是多么严重。　　也就是那次，让我知道了五六年以前的北坨子原来是那么神秘。满山的山榆树片片相连，可以走几十里而见不到太阳，骑马都无法通过，几乎是一片原始的生态状态。可爱的北坨子，那时，有摘不完的山杏，数不尽的桑树，成片成片的麻黄草……，可以说遍地是宝。连东北著名的“三宝”之一的乌拉草，在我们的北坨子都能找到。（记得小时候姥爷看着我冻伤的脚时曾经常唠叨说：“可惜现在乌拉草绝了，要不然姥爷给你做一双乌拉，你的脚就不会冻坏了”――录入者）　　可一眨眼几年过去，坨子一年一个样。到了六六年，几乎成了秃沙丘。许多物种已经绝迹了。恐怕就是再过几百年，即使无人进坨子，它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当时我们队活野游时的状况了。因为有些物种已经灭绝了。每当想起这些，想到再也见不到的大神树，想到再很难看到满山遍野的山鸡野兔等等，我就想到了人类今天的罪孽。人类如果不彻底觉醒，不全体行动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人类自己的命运还能长久吗？　　这次的队活，我说它难忘，是因为我还有幸看了一眼处于原始生态中的美丽的北坨子。与今天的北坨子相比，它使我更加懂得了要保护好环境，珍惜一切生命的重要性。　　（笨猪按：生长于相同的环境，我的感触应该说是没有爸爸深的，但我也目睹了这些年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造成的对自然的破坏，更可气的是，所以的一切都是被冠以“为了发展经济”的名义进行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多了！！地球要受不了了！！！于是我的脑海中经常策划各种减少中国人的方法。前几天我对数学的贴子跟贴时有人说我残酷，而当我提出我的方法时大家又一致认为我疯狂和反人类，不人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请那些人道的给出一个合理的方法。否则，我只有疯狂下去）　　
　　下边的要写爸爸的初中部分了，对应时间为年，我不从新开贴子。让大家一口气看下去吧。童年部分在关天也有，早沉底了。如果大家要看，就自己搜索吧！
　　三、短暂的初中生活　　1、差点儿被赶出教室　　说实在的，从小学到高中，在学习方面我没觉得有什么压力，只是临高考前比平时多用了些功。打算升大学时更把握一些。　　六零年我考入初中，那年巴彦塔拉中学收了八个初中班，还有两个师范班。当然，学校还有个“跃进班”――叫他们两年就学完初中三年的课程毕业。这两种班都是大跃进的产物。　　记得开学那天，当我第一次迈进教室，讲台前已经乱轰轰地站了不少同学。一名高个子女生一回头见我往屋里走。喊“出去！别到这里来玩！”我说：“我也是这个班的。”她不信，还说“谁家的孩子，你搅什么哄。”别人也都半信半疑。齐刷刷地用眼睛往我这儿看，没有让开的。　　恰巧，班主任雷老师也来了，向同学们解释说：“他是咱们班的。同学们先自己找座位坐下，等一等其他没到的同学吧。”我盯了这个女生一眼，想知道她的名字，怎么这么嗓门高。凭什么看我个子小就不信我是这班的学生呢？原来知道，她姓陈，为人总是大大咧咧的，我也就不怪她了。这件事在班里一度当成笑话讲。　　
　　2、政治课　　也难怪同学们开学那天撵我，考入新初一的年龄参差不齐，同小学一样。但是，这种现象好景不长。不到一个学期，年龄太大的（比我大五岁以上的）就“下放”回家了。“师范班”也同时下放了。随后不久，包括许多工人也纷纷下放当农民。　　（笨猪按：这应该是杨尚昆主席做的减少城市工人数量的事吧。他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六零年开始做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家前院的贾大娘原来是包头医院的护士长，就是那次下放到了农村，从此做了一辈子农民的。）　　政治课上，我们大致知道了为什么当时有“下放”这一举动。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恶化带来的经济后果。国家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成了老师讲政治课的主题。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六二年，农民分了自留地，还允许开创头荒。大跃进也不搞了，共产风也彻底刹住了。这些举措，很快改变了国家当时的困境，使情况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刚上初中时，小学生虽然不住宿了。但“共产风”还没刮过去。机关的大食堂还在办着。父亲是信用社主任，他们的单位和邮局六零年冬共办了大食堂。而我，则到学校与住宿生们一起吃，住还是住在家里。弟弟妹妹们年龄都不足十岁，供应量都较少，自然也吃不饱（那时的供应标准是从一到九岁，分别为7、9、13、……、25斤，成人28斤，中学生35年）。我的定量多，看到弟弟妹妹比我饿，我心里很难受。有时，学校吃焖高粱米饭，我就悄悄地多预定几两，想法子放学后拿回家。　　我有一个恰好能装二两米饭的小茶杯，把饭紧紧地压在小茶杯中，压实后再口朝下慢慢敲出来，把饭做成象小月饼似的。用纸包好带回家。拿回两个这样的饭坨，到家就可以做半盆粥，给弟弟妹妹们吃一顿。住宿生也有用这种方法往家拿饭的，他们请假回家，时常给家中带上十个八个这样的小饭坨。这事是个公开的秘密。只是不便张扬，谁也不愿意说家中的粮不够吃，这就是那时的政治气氛。　　六一年夏，家门前的公社高粱红了。高粱地里有条人踩出的小毛毛道。有一天，母亲和我从地里走过，她说弄回几穗做顿干饭给你弟弟们吃吧。我说：“不加工成米能好吃吗？再说我爸爸知道了怎么了得！”母亲说：“你爸这几天下乡不在家，回来也别对他讲；高粱是粮食，怎么也比野菜强。”　　就这样，母亲提心吊胆地用手折了七八穗揣到了腋下，偷偷地放到家。夜深时，她用盖帘搓下高粱粒，做了半盆高粱米饭。叫醒了弟弟妹妹吃了这顿特殊的“野味”。并再三告诫我们不许与爸爸讲。　　提起父亲，他是有名的被人称谓的“老八路”（其实是解放军），又是解放前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各村群众的眼里，他是个黑脸包公。有困难村里找他，公社领导都不好解决的事，他都能秉公办理，把问题摆平。因此各村的干部和群众都很敬畏他。但在家里，他又是对家人要求极严的家长，作风又很霸道。他霸道的有时不近人情，这点决不像在外头下乡工作时对别人的饥苦关心备致的态度。家里人别说是“偷”公家东西，就是秋天拣地，社员们都去拣，他也不准我们去拣。五八年，外村生产队到镇里卖大萝卜，大车围了了一堆人争着买。一个萝卜被弄到了地上，滚到了沟里没人理。五岁的二弟在街上跑着玩看到了，拣回了家里。被爸爸吼着叫送回去。同单位的苏大叔说，这不能怪孩子，更没必要和孩子生这么大气。但最后还是把萝卜送了回去，在大叔的劝说下，事情才算平息。（爷爷的脾气确实非常燥，尽管他很喜欢我，但我小时候在他睡觉时从不敢大声说话！前一段时间，电视上演《激情燃烧的岁月》时，爸爸看了以后笑了，对我说，爷爷的行为和脾气，像极了石光荣）　　提起粮食紧张，好心的社员因我家安分守己挨饿，曾偷偷地往我家送过粮。西村老贫协主席孙连东与我家是河南老乡。他家河西岸是国营家场，村里人冬天常去农场扫粮（捡秋收后没有收干净的粮食），他家几乎没有挨过饿。记得有一次，孙大娘用驴驮了20多斤高粱米，藏在旧棉花里，借弹棉花之机往我家送过粮，这还要瞒着爸爸。　　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社员们几乎没有不在秋天偷着往家弄粮的，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我家居住的西巴村，除了几家地富人家不敢从生产队地里往家弄粮，我家是唯一的“守法”家庭了。六九年，我插队下乡，第二年又翻盖房子，社员们背地里对我讲，你秋天再不瞒着你爸爸往家弄点粮食，明年盖房给社员吃啥？于是，那年秋天，夜里我也同别人结伴弄（大家都不说“偷”字）了十几次粮。解决了第二年盖房的大问题。这事，后来父亲知道了，却也没说什么。因为，像他这样一个“老革命”，当时却挨了批斗，被打得半死，这对他的震动很大（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扩大化震动了所有的革命老前辈，越是革命者，被批斗得越凶。后面，我对这段历史还有独立的章节回忆）　　我曾想单独写一篇散文“偷的故事”，来描述那个年代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偷”本来是一个贬义词，但历史上也有因“偷”被赞颂的人物。小说里“神偷猴子阮英”啦，“鼓上蚤时迁”，以及近代的“燕子李三”他们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他们为正义，为斗争而偷。而我，为了生存，我也曾偷过，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那个时代必须的经历呢？我不敢下断言，但有过这经历的人绝不是少数。　　
　　真实的年代，谢谢楼主的好文章。顶。
　　4、支农，积肥、农田基地与“瓜菜代”的时期　　我的初中时代前段，正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最深的时期。为了农业上的丰收，学校掀起了积肥高潮。记得我一次起早拣粪，误把月光当成了天亮。拣到学校院内才发现。各班的值日生还没来教室生炉子。厨房的大师傅才刚来做饭。在月光下，我误把住宿生刚拉过的屎当成了冻粪，一踩踩了一脚。“好黑天不如赖白天”，从这事上我才深深有体会。　　秋收时，学校曾组织各班跨公社下去帮助生产队收割。我们班在西玛拉泌干了一个星期。那年，我虽然仍是全班最小的（隋校长的女儿倒数第二，还比我大一岁，其余的人都大我两三岁）；但是我割地己不象在小学时，现在已经能和大家一样干活了。到了高中，我比很多男生还能干了。高中时一次搞班费去火车站抬木头，班里要挑十六名大个子男生去，我坚持要去。劳动委员只好同意。一天下来，多数人的肩都压得红肿了，而我却没事。这要归功于我从小的锻炼。我从八周岁就挑水，九岁就正式负责全家一年的烧柴。练就了一副铁肩膀。我母亲是小脚，与别人抬一桶水一颠一颠的。到家时只剩半桶了；父亲又常年下乡。我从小就肩负起了解决烧柴，吃水这两项工作。当时，连村里人见了都很惊邪。特别是解决烧柴问题。全凭人背肩挑，一出去少则二三里，多则十来里。“柴”成了我一生最大的苦劳动。就是以后用车拉了，也仍需要刀割耙搂。直到八零年生产责任制，有了更多的庄稼杆可烧，情况才稍有好转。九零年家搬到了煤城霍林郭勒市，才彻底告别了柴源的苦恼。呀，写跑题了。　　对农业的重视还表现在巴中那几年种了十几垧“农田基地”。每周半天的学农劳动，使我在基地上学会了各种农活。这为以后我下乡打下了基础。以后我下乡在生产队劳动中能成为一把好手，差点被选上队长与当时的煅炼有一定关系。　　同学们吃不饱，劳动的热情却很高。当然，在自己的基地上干活，免不得“偷”吃一些东西。运“地八寸”大萝卜时，大家吃点老师也装作没看见。记得那年冬天，在菜园子劳动，不知谁发现大头菜（就是圆白菜）根也能吃，还挺甜的。于是不少人也尝了起来。国家对我们这些中学生还是很看重的。很照顾我们。那时供应户成人每月才28斤粮，而我们的标准是35斤。除去每月支援灾区的一两斤，每天也能吃上一斤多点粮。但由于副食差，劳动强度又大，人的肚子特别能吃。总觉得半饥半饱的。大师傅们为了让同学们吃得饱一点，把葱胡儿（大葱的根）洗净、切碎做成菜，并取雅名“龙须小豆腐”。还有用菜充饥的“瓜菜代”等名字。总之，师傅没少想办法，大家感谢他们。　　艰苦的生活与劳动锻炼，并不是坏事。它不但培养了我的意志，还炼就了我强壮的身体。在以后的三十多年工作中，我干什么事常常走在前面，再没觉得苦过累过。一起工作的同志们戏称我也是“王铁人”。至今，我已经是快奔六十的人了，我还能一口气做十来个引身向上，做四十多个俯卧撑。下蹲百十多次。没有吃过苦的许多年轻人（这是在说我呢，不过我打字可比他快，他写比不上我打――录入者），恐怕现在也很难办到。　　
　　苦难和趣味都在，想说明什么啊？
　　我什么也不想说明，如果你认为我想说明什么那你就错了。我想说明时也不会在这样的贴子里说明什么。　　我只是寻找真实的人，用真实的语言，记录那一段曾经有过的真实。至于其中的对错与是非，相信你是有头脑有思想的。由你自己去判断吧。　　如果说我想说明什么，那我可以告诉你，我想对大家说明的是，你所看到的写在书上的历史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千万不要尽信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也许我写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回忆录嘛！难免有记错的。也难免进述人由于自身的情感经历而说假话（虽然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还是相信我爸爸的）。但我把考证的权利留给了大家。我认为，要你自己来判断比先入为主地让你接受某一结果更有意义，你说呢？
　　4、大柴垛与文艺演出　　巴中那时有十几个班，大都是住宿生。四五百人光烧炕一冬就需要很多柴。一到秋天，学校会集中在一两天内把柴拉齐。那时坝南（大堤南，原来的柳条通上，现在已经开垦了），河南的柴草还是比较丰富的。同学们割了柴，一背背地往学校送。背柴的大军长达四五里。有几十人专门负责上垛。柴垛长三四十米，高近二丈，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柴垛。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啊。　　元旦前夕，各班都要编练节目。看元旦文艺汇演的内容就能了解到当时的时代气氛：《俺是咱公社的小社员》，《八大员》，《真是个乐死人》等等。还有同学们自编自演的小快板等等，多是反映校内外热火朝天的劳动情景的。歌颂劳动成了那时的主旋律。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鼓励大家在艰苦的和平环境下坚持学习，好好生存下去。　　
　　5、我要种小米　　课堂上，老师讲到封建社会的文人，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蓝。说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过着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我当时总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在旧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多人清高在上，脱离劳动人民群众（我感觉这和蟋蟀王倒有类似，有机会要问一问他关于农村的问题，看这个所谓的鸿儒能不能回答上来！），轻视劳动，你可不能不信。初中时代我们就亲历过一段有趣的笑话。可见一斑。　　颁布“农村六十条”，对农村政策有了大调整之后，农民分了自留地，机关职工也都分了一点。巴中老师们分自留地时，大家问六十多岁的图书管理员张老师：　　“侬（他是上海人）准备种点啥？”　　“我要种小米。”他回答道。　　这一句话逗得大家直笑。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他连韭菜也不认识，曾把野外遍地长的马莲（学名叫马兰）指认是韭菜（天啊，这韭菜也长得太大了！――录入者）。就笑逗他：　　“你别种小米啦，种谷子吧！”　　“我的自留地，我就种小米，种谷子干什么！”他看自己的意见大家不听，竟急了。可他这话竟让大家越发笑了起来。　　那时北方不产水稻，很难吃上一顿大米饭。他平时喜欢吃小米饭，但来东北十来年了，却不知小米是谷子加工而成的。可见这位老人没怎么深入农村，更谈不上参加过象样的农业劳动。　　巴中当时的师资队伍是很强的。但老师队伍中多数都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文人（也有军人，钱叔的父亲就是原来黄浦军校毕业的军官，在淮海战役中战败投降了，被送到这里来让他做老师的――录入者）。出点类似上面的笑话并不奇怪。巴中也是很有名的，这所学校建校早，又是在原伪满国高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培养出的学生在建国初时遍布了全区各地，现在自治区的高层领导中就有好几位是巴中的老毕业生（包括原来曾经大红大紫的报告文学《她的中国心》、电影《瞬间人生》、电视剧连续剧《离别广岛的日子》中的中心人物，战争遗孤乌云――她日本名字叫立花珠美――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当时的校长是刘文纲）。从这点看，你不能光笑话这些老师。他们对内蒙古的新兴，在培养知识人材上还真起过不小的贡献呢。　　
　　提起来，一代人的历史要这代人，自己写：）））））
　　6、难忘的老班主任　　我们这届毕业生，由于由于下放学生，加上个别原因缀学的。八个班到了初三合并为五个班。学生由入学时的400多到毕业前只能200来人了。我的老班主任名叫雷生云，初一初二一直在教我们语文。当时他三十几岁，风华正茂，蓝球打得也特好。他对我的两件事使我难忘。　　一次是上间操，他悄悄地叫我去他办公室，原来他要给我理发。那时同学们理发多是互相理的。老师给我理发叫我很激动。初三那年，班主任改为娄环老师了。毕业前同学们在留言本上互相留言。同学、老师之间互相赠送照片，照片都是一寸的黑白照。雷老师给了许多同学照片，却没有给我。而又一次把我偷偷叫了出去。原来，他送给我的是一张二寸的照片。可能是洗得少，只送给了我一张。他除了认真讲课，平时是不善言谈的人。就是学生里偶尔有做错事的。他批评人也是慢声细语的，从不大声哈斥人。第一次给我理发，我只是激动，没更多想什么。而这次单独给我一个二寸照，明显说明他是很喜欢我的。我人年纪小，性子又直，不善于取悦人。为什么老师反而更喜欢我呢？可能是我在班里劳动、学习都很上进，没太让他操心的原因吧？更可能也是对我无言鞭策的另一种方法。苦心的老班主任啊。我对您会终生不忘的。　　提到学习，我想到了几件事。初高中时，每人都发了一个成绩登记本，上课前要求夹在课本中。因为那时除了音体美课，其他课堂堂都要提问打分的。一学期每科要求打10次，作为平时考查。我的成绩本上几乎都是四分、五分。分多少倒说明不了什么，但如果站起来回答不上老师的提问，自己就会脸红的。有一次历史提问，我得了个2分，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的一个2分，我至今不忘。年末考试有三次我考了好成绩。初一我语言得了92分，全班第一；初二学习学习委员考了94分，我考了93分，也还可以。老班主任为此一定很高兴的。其实，我的数学应该是最好的。每学期复习时，同学们常拿课本上的问题围着来问我。那时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多课外复习资料，除了课本上的习题没别的。毕业考试时，我的数学是100分。全校也只有三、五名得了满分。可我从来没想过升学。上课不会溜号，一听课就入迷是我学习的唯一“经验”。我并没下过苦功。可能老班主任对我有更多的希望和要求，才那样偏爱我。如果真的那样，我就愧对老班主任了。（雷老师的这张照片我一直留到了今天）　　（笨猪按：雷老师也教过我，那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由于当时他没有担任主课，所以我对他的印像不深。雷老师的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也见过。其实爸爸有相当多的东西都是极具收藏价值的，可惜我们搬了几次家，这些东西基本上已经丢光了，给我印像最深的是爸爸收藏过一本《江青文选》，这书如果留到今天一定极有价值。此外还有中共九大会议纪要，里边还有四人帮的照片呢）　　
　　江青文选， 还有这书？
　　提起来：）呵呵：）应该有吧：）
　　作者：顶天立地48　回复日期：　5:35:37 　　　　各位仔细看看,毛泽东时期怎么没有民主了?!　　----------------------------------------------------------　　改革怎么沒把你們這些好吃懶作的廢物全餓死
　　当然有了，我记得我翻出来过，打开后第一页是一幅江青的特写黑白照片，下边写着--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不过那里我小，对于这种书远没有看《少年科学画报》来得有趣，所以具体的内容已经不知道了。　　说实话，从照片上看，江青长得不难看，但好像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漂亮，可能那时我小，对所谓的女性美还没有太深的概念吧!
　　对了，从照片上看，王洪文很年轻，而且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我记得在在九大那本小册子上他做的好像叫《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是第二个做报告的，第一个做报告的是周总理，好像做是一个关于XX的政治报告，记不清了。
　　提起来：）呵呵：）这才是真正的个人历史：）
　　7、填写志愿表的风波　　说实在的，在我的学习生涯中，除了故乡的爷爷和舅舅指引过我的学习以外。父母是没太管过的。父亲常年不在家，多年只看过我的一两次成绩单；而母亲的教育只是教我如何做人，学习上好坏她不太在意——她是个文盲。见到供应户吃的还不如农民粮食多，认为当农民不错。我上初中时，她常常对我说：“人干啥工作还不都是活一辈子？我看当农民比干啥都强。”　　在她的思想影响下，我心中根本就没有升学准备这码事。升学总复习时，同学们都在开夜车拼命复习，而我恰恰认为课本学完了，没事可干，突击看小说《红岩》。填写志愿表时，娄老师万万没想到我写的三个志愿全是“农民”。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什么，我回答我想当农民。老师又说，回去和你父母再商量一下吧（我想他认为我父母一定会让我改志愿的）。我说，我父亲不过问这事儿，又不在家。我母亲是支持我当农民的。娄老师劝我（内心一定是很生气，又不好说不同意我当农民）说：“你想当农民也很好，但是应该读完高中呀。你现在才十四五岁，当农民也只是一个半拉子（半劳力），再念几年书人也大了，再当农民也不晚哪，现在就当农民会累坏你的。回去和你母亲再合计一下，就说老师不同意你这么填写。　　我和母亲讲了这情况，母亲说：“那你就自己看着填吧”。于是我回校将志愿改成了“高中、中专、农民”，第三个还是农民。　　升学考试后，通知单快发下那几日，同学们天天去学校寻问录取情况。老同学李方林是我的邻居，天天早上约我去学校一起打听情况。而我忙着去打柴，根本没把考上考不上放在心上。复习时我都没上心，考的好与坏又怎样？反正我参加考试了。　　倒是二弟挺高兴，有一天我打完柴往家走，二弟站在大门口迎接我高喊“大哥，你考上了！”我接过通知单，心里想，命里不让我现在当农民。凭感觉马马虎虎应付了一下考试，竟考上了。看来真的要离家准备上学了。　　短暂的初中时代就这样过去了，我又进入了人生新的一段学习生活。回忆起来，父母的态度和我的做法，都令人难以理解，我当时的幼稚也实在可笑。　　
　　第四部分、难忘的高中时代　　我的高中时代回忆分成两大部分来写。高中本该读三年，而我们的这届学生在学校整整呆了五年零一个月。前三年是最能充实自己，紧张而使人留恋的美好学习时光。后两年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动乱的两年。其经历使人辛酸无奈。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们的经历在这之前的人们预想不出；之后的人又不会想象得到。残酷的战争年代人们能去想像，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人们的经历，却像一部黑暗的、疯狂的、恐惧的、漫长的神话，使人无法相信。我只好单独去回忆它。　　
　　上篇　紧张而美好的高中生活　　1、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比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还少　　当通知书下齐后我们才知道，考上高中和师范的人比例并不多。我们中学是这个旗的重点校。到初中毕业时仅有六名考入了高中，2名考入了师范。到高中后方知，全旗32万人口，能上高中的也不足百人。按这个比例算，仅点人口的约三千分之一。而九十年代，全国大学招生的比例要比这个高得多。能考上高中和师范真比今天能考上大学还难，难怪同学们都那样盼着通知书能有自己的份儿。从这个比例上看，也能分析到当时国家中、高等教育的底子还很薄，培养一个有知识的青年很不容易。通知书既然有我的名，父母也就积极为了筹备钱，准备送我入学了。　　
　　2、小小的支出帐本与助学金　　高中时代，我有一个小帐本，精打细算地记录着我的每一笔支出。在当时，我这样当然是为了不乱花一分钱，因为家中能供养我太不容易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它能反映出那个年代的物价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　　一般的高中生，每个学期要花费八九十元，全班一两名较富裕的同学能花费百十多元。而我，是全班花费最少的，仅六十四五元。那里的伙食费是每月七元。加上书费，住宿费，学费，一学期约五十元。其余十几元包括购买文具，用具在内的花费。至于零花钱，除了集体包电影之外，我几乎不敢乱花一分钱。　　我享受着国家给的助学金。我校的助学金有每月七、五、三元三个等级，有半数的困难家庭的同学能得到国家的照顾上学。我高一享受三等助学金，后两年改为二等。全班只有极困难的一两名享受一等。每月七元的助学金，也就是说解决了他全部的伙食费。　　我能享受每月5元的国家助学金，说明在班级里，我能上高中是生活条件比较差的家庭。按理，单从家庭收入和人口上，我能够得到三元钱的助学金也不算少了。但一年之后，班级又给我评为二等助学金享受者。　　父亲工资每月为53元，这相当于一般农民家庭一个半劳力的收入。在当时，农村整劳力每年平均能争三千来个工分。多数生产队每个劳动日能分上1元钱。能分上一元三四角的生产队是最好的，不足一元的也挺多。当然，特殊的差队，社员们干一天有的才能分上几分钱。我家7口人每年六百元的收入，相当于农民家庭的中等生活水平了。但是，和社员不同的是，我家没条件搞养猪这样的副业来取得其它的收入。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从关里（所谓的关里就是指山海关以南，山海关以北叫关外或者关东，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吧――录入者）来，是个裹足的小脚（笨猪按：后来放了脚，但脚已长成了，我小时候，到爷爷家时常常乱穿鞋，有时就把奶奶的鞋穿走了，她的脚算不上是三寸金莲，大约相当于七八岁孩子脚的大小），挑水都不成，去野外挖野菜养猪是很难的，弟弟妹妹又都小，光烧柴一项我忙得一年就无暇做其它了。父亲在家中是什么活都指不上的，我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力。我一上学，给家庭带来的困难比其他同学都大（笨猪按：爷爷在家中有很强的封建家长作风，而且在家中是要特殊照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爸爸他们饿成那个样子，爷爷顿顿也不能缺了酒，他一个月的工资有一半是自己吃了，爸爸他们是敢怒不敢言，这个爸爸不让说，我给补上。这是家丑，但我要尊重事实）。一年的共同学习生活使同学们了解了我，大家一致同意把助学金给我调到了二等。　　那里到了暑假，我拼命地去打柴，争取解决好家中半年的烧柴。我还要挤出几天来搞一点上学的费用：或到苗圃（育苗基地，培养各种树苗的）做小工，或刨几天马莲根卖（马莲就是马兰，它的根系非常发达，是须状根，做各种刷子的材料。现在的刷子多是塑料做的了，早前不久还有的刷子毛用马兰根做，刷子的毛是黄色的――录入者）。毕业那年花费还要大些，毕业考试后复习高考的那两个多月，学校要给毕业生吃小灶，伙食费高，还要有照像等支出。为了多筹点钱，六五年夏，开学前我带领二弟挖了几天马莲根。开学了，我背上十几斤马莲根到三江口去卖。然后从三江口拿了得到的二三十元钱直接上学。我们本镇收是一元二角一斤，三江口是一元八角一斤。为了多卖几元钱，我背着行李和马莲根要走四十多里旱路到火车站（从距离上看，这是去卧虎屯车站――录入者）。再多花两元的车费，才能凑足开学初要交的书费、学费。　　我深知我上学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我要对得起国家给我的助学金。同时也要珍惜自己的劳动，这也是我有小账本，每学期的花费是全班中最少的一个原因。　　我还要感谢我们家的老乡孙大伯（前边提到过，他妻子给爸爸家送过高梁米――录入者）。六四年冬，他来旗里开三干会（他是老贫协会主任），那里，正是搞四清运动，我父亲“上楼”时期――即干部要说清楚自己的问题，在自己的工作有没有以权谋私，有没有多吃多占。说清后叫“下楼”，群众提意见叫“梳辫子”，审查交待问题时是“上楼”（现在说抓别人的短处叫“揪辫子”是不是这么来的，这是我个人的瞎想――录入者）――的日子里，家里没有给我寄钱。孙大伯知道我的家庭，他在开会时到学校看我，叫我安心读书，走时非要给我留下了十元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他老人家。文化大革命时他就去世了。在多年的交往中，这位老人是我父亲的密友，也是我家困难时常常解囊相助的人，我不会忘记。　　
　　提起来：）我喜欢：）
　　你老爸没当过兵?　　70年代爱大兵,我老妈就是那时爱上我老爸的~~
　　我爸爸是教师，我妈妈是农民，让小学的时候，我选择和妈妈一个姓，决定了自己一生作个农民：）
　　3、痛苦的一件事　　前面提到了四清“上楼”，这使我联想到我申请入团的一件事。凭心而论，在班里，我虽然是年龄最小的，但各方面表现都不差，同学们对我的评价也很高。六四年冬，团支部评议我入团。十八名团员一致举手同意我加入团组织。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与我同被评议的另外两位同学，他们才分别有15和16名团员举手被通过。　　可是，学校总支在审批时，恰恰没有批准我。班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原因是“没有交待清楚你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一听就懵了，我父亲能有“历史问题”？班内五十名同学中，调查表明父亲是党员的才七八名，是革命军人的才一两名。我还曾为此感到骄傲呢。父亲很少与我谈过去，也不谈家常，他的情况我是从小在母亲口中听到的。他在日本投降前就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挖地道同小日本斗争，解放战争时参的军。他入伍参军都有故事，当初部队在桔子附近打仗，他第一个报的名。带领本村12名民兵一起入伍的。入伍的当天晚上，在南村的激烈战斗中，八位刚入伍的新兵就牺牲了（说起来都是亲威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爷爷很少回老家）。父亲的帽子都被打飞了。第二天，他就随大部队转移了。就连母亲，还当过妇女队长呢，怎么可能父亲有“历史问题”？　　支部书记当时找我谈话还从学校又拿回一张志愿表。批准我第二次填表，在六天内我两次填表，这也少见了。可我找不出父亲的“历史问题”，第二张表根本填不出新内容。结果，另外两名同学加入了，我反而没批准入团。我一直对此事不理解。　　第二年春，在同班里另一名同学肖国发（现在旗公安局工作）谈心时，他向我透漏了实情：组织上叫我写“历史问题”，是指把我父亲的四清运动中有啥事交待清楚。听到这话，我一下子哽咽了。填表时我父亲还在“楼上”，那学期我根本没有回家，怎么知道父亲在“楼上”呢？再说，父亲在“楼上”有无多吃多占的问题可交待且不说，那怎么能叫“历史问题”？如果指明是审查“四清”中有无问题，我可能会马上请假，回去了解了。我心中暗想，我高中不入团了，我争取比你们团员先入党！因为我自信个人条件与家庭条件都不差。（当年父亲是拼命入团，我去年是拼命退团，这是怎么了――笨猪）　　我以后的工作经历证明，我确实没有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我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作者：心柔 回复日期： 21:57:47　　我爸爸是教师，我妈妈是农民，让小学的时候，我选择和妈妈一个姓，决定了自己一生作个农民：）　　　　－－－－－－－－－－－－－－－－－－－－－－－－－－－－－－－－－－　　小声问一句：　　你爸与你妈是不是，，，，，　　所以你特恨知识分了？
　　我爸爸和爱我妈妈，我妈妈更爱我爸爸：）不过，我只喜欢说爸爸的坏话：）不说妈妈：）呵呵：）你啊，理解不了的：）
　　老爸说起早先的事情时，我也想过要给他系统的整理，看来还是有必要的。　　喜欢楼主的心态 这种帖子不顶要后悔的。 　　再来啊 我也继续顶！！！
　　怎么没人看呢　　不要沉啊
　　呵呵 我又来了 　　再顶
　　10、班会与参加“四清”锻炼　　高中时代，我们仍有班主任。不过。除非班里有大事需要班主任出面指导、讲话。很多事都是同学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我们高一的班主任刘老师第周二节历史课，平时很少到班级。而班干各司其职，都非常认真负责，作用反挺大。　　回想起来，每击一节课的班会，班长倒是作用不小。一节课，既有本周的班级总结，又有下一周的布置和新要求，一讲常常是一节课。可能是能升入高中的人太少，高中生那时的素质真叫人敬服。多少年以后，人们把我们称为“老三届”，“老三届”的学历不高，但在社会上贡献了他们应付的汗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二三十年里，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高二时，全国农村搞四清运动。因为我们是在校生，对运动了解得并不多。为了使我们也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六四年的年末，学校组织我们班下乡两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四清“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现在我问了几位比我大十多岁的退休老人，他们也没有一个给我明确答复的。据我的回忆是――“四清”是指清农村干部贪污问题，清帐目，清多吃多占，清资产阶级剥削思想。　　我班是在旗所在地西十里的一个小村体验生活的。说实在的，那个村农民生活太苦了。有些事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住的赵老汉一家，三口人，冬季只有两条棉裤：赵老汉和老伴二人合穿一条。每天早起，赵老汉穿上棉裤去队里的场院背回烧柴，白天老伴穿上做饭，喂猪打狗干家务。有个十二三的女儿也没有读书。当然，他是屯里的一个困难户。社员们杀年猪，多数人家却买不起食堂。西院一家杀年猪，说给了我们几个邻家的同学去吃血肠（东北人有此风俗）。菜里有肉却没有盐，吃肉真的也不香。那时，农村吃返销粮的生产队（即平均每人分不到360斤，由于国家补齐到360斤，补的这部分叫返销粮）一个劳动日只能分几分钱的也有；极个别的生产队，甚至还有一分钱也分不到的。他们领了口粮，只能靠养头猪，养几只鸡卖几个鸡蛋来点零花钱。“四清”叫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落后农村的生活实在很苦。　　白天，我们同社员一起刨冻粪参加劳动，晚上同社员们一起参加对个别干部，有地主富农的揭批斗争会。工作队是从内蒙古自治区里派下来的。多数晚上，我们是学习外地经验材料，批判村里有个叫张会民的富农。张原是村里公认的“嫘姐夫”，他这人嘴好说，好闹着玩，因此从他嘴里说出的话不免就成了批判的内容。记得有什么“顶风雨，顺风旗，十八岁的姑娘是大叫驴”啦，什么“现在不如旧社会，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啦等等。　　人们批判他“封资修”思想，批判他“你是旧社会的富农，留恋旧社会剥削人的生活”。叫他底头认罪，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大家高喊“打倒富农分子张会民！”的口号。但没有人打他，打人的风气是文化大革命时刮起的。（笨猪注：爸爸说批判和批斗是两个概念，文革以前也常批判，但是只说不动手，而批斗是文革时的，说批斗就是指在过程中有动手打的行为了）　　提起张，我们在离村前还演了一场节目，有一个节目是表演唱，是专门以张的事编成的。演出前了他的帽子戴上，边唱边批。在第二个星期，班里抽出了几名文艺骨干白天不刨粪，专门集中精力编写节目。大家边编边排练。五六天就拿出了一台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有几个“二人转”，还有“对口词”独唱，二重唱，表演唱，快板。内容都是现编现演的。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我班还有这么几位唱二人转的人材。他们既会唱，又能叫出各种曲名（二人转是有曲牌名的，这一点上有点像宋词――录入者），有了词，他们就能根据词来安排一个合适的调来唱。而我一直是校文艺队的人却不了解他们。难怪班级的新年晚会节目会那么形式多样，精彩无比，原来班里几乎人人都有一手！　　
　　10、班会与参加“四清”锻炼　　高中时代，我们仍有班主任。不过。除非班里有大事需要班主任出面指导、讲话。很多事都是同学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我们高一的班主任刘老师每周二节历史课，平时很少到班级。而班干各司其职，都非常认真负责，作用反而挺大。　　回想起来，每周一节课的班会，班长倒是作用不小。一节课，既有本周的班级总结，又有下一周的布置和新要求，一讲常常是一节课。可能是能升入高中的人太少，高中生那时的素质真叫人敬服。多少年以后，人们把我们称为“老三届”，“老三届”的学历不高，但在社会上贡献了他们应付的汗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二三十年里，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高二时，全国农村搞四清运动。因为我们是在校生，对运动了解得并不多。为了使我们也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六四年的年末，学校组织我们班下乡两周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四清“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现在我问了几位比我大十多岁的退休老人，他们也没有一个能给我明确答复的。据我的回忆是――“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