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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文化折扣。。。
　　 《经略》网刊 陈雪飞
　　引　　 言
　　“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一词最初由德国人希尔曼·艾格伯特（SeelmannEggebert）用来描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必要性，加拿大学者科林·霍斯金（Colin Hoskins）将其扩展适用于传媒经济学，测算文化产品跨境交易需要考虑的文化差异，文化折扣较低的文化产品更容易主导国际贸易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视节目，就通过简化信息来追求全球受众的最大化，避免复杂内容降低信息传播的国际竞争力。不过文化折扣并不限于文化贸易的范畴。霍斯金将文化折扣界定为：文化项目的吸引力总是产生于既定环境，在跨文化交流中，这种吸引力会随着所传递的信息与受众文化差距的增大而减少，这一文化差距主要体现在对文化项目所表现的形式、价值观、信仰、制度和行为模式等的不认同，结果导致受众既不愿意知道更懒得理解这些信息。可以说，文化折扣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贸易入超，在思想领域表现为文化逆差。中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就存在明显的文化折扣现象，而且是贸易入超和文化逆差共存的升级版文化折扣现象。
　　文化贸易入超是文化逆差的重要前提，但并非充分条件，因此，关注的重心不能只是以影视作品为主的文化贸易。文化通常可以区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三者在跨境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度不同，器物文化往往是简单清晰的，文化折扣度最低，所以它是多数国家对外传播的主要形式。制度文化就不仅仅是消费型的，制度文化对环境机制的要求非常高，产生文化折扣的可能也非常大，“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强扭的瓜不甜”，全盘移植的外来文化常常出现水土不服的排异性。思想文化是三者当中最复杂的，也是本土性最强的，思想文化的长期积淀可以从器物中发掘证据，也可以表现为制度文化，讲究的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但憾山易、撼人心难，所以其文化折扣度也是最高的。
　　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中国模式为核心的“中国研究”成为全世界各国学术、政治和社会各界必不可少的议题。中国模式兼具器物、制度和思想三种文化特征，如何处理其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问题，变得尤为重要。究竟是知音寥寥，还是颇有影响，是原汁原味，还是大打折扣，不妨先来一番理性的验证，不急于做朴素的直观判断。本文旨在以“中国模式”作为国际受众认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主要检验境外学者与大陆学者理解中国模式的异同，以及境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肯定、质疑和批判，从而相对深入地剖析中国模式在跨境传播中所可能遭遇的文化折扣现象。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
　　本文选取提供人文、经济、社会、法政类期刊的JSTOR外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以China model 或者 Chinese model 或者China development model或者Beijing Consensus为关键词，在摘要中检索2004年以来的“学术期刊论文”，结果有几百篇。以2004年为起点，主要是考虑到，这一年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 Ramo)首次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然后，通过论文题目和摘要内容进行二次筛选，最终获得以中国政治、经济等模式为关键内容的学术论文73篇，由境外学者（包括台湾、香港的学者以及华裔学者）独立撰写或参与撰写的43篇。
　　这43篇境外学者写作的文章中，有约12篇属于中国模式概论（包括概念、历史、与其他模式的比较等）；有15篇讨论了中国模式的具体形式（包括中国式民主、央地关系、政党建设等）；有8篇讨论了中国模式的普适性；另有8篇主要涉及了境外学者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战略总结，以及对社会文化、非政府组织等的讨论，与中国模式的参照价值略弱。上述分类也是另外30篇中国学者讨论中国模式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故总体而言，可以说这些类别是分析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这些论文集中展现了三大问题：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有何问题？中国模式有无普适性？
　　一、中国模式为何物
　　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5月，是时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会议文章，他提出：“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北京共识有别于华盛顿共识，主要是指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三大组织运行规则：通过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注重可持续和平等公平的发展模式；以及通过积聚非对称性力量坚持独立自主的安全原则。总体而言，这三条属于理解北京共识的三大基石，而非对北京共识本身的明确界定。之后不少中外学者参与了这个理念的探索，而中国学者则从中国本体出发将其提升为中国模式。
　　西方媒体试图赋予中国模式一个好记好用便于抨击的简洁形象，即“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市场自由”；或者叫做“政左经右”。《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编辑罗文凯（Rowan Callick）就认为中国模式主要由两大要素构成：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强势政府的政治控制，中国模式就是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之间，在市场导向的经济和威权国家的政治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从而支持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境外学术界也有类似认知，但不倾向于做如此简单的归纳，甚至有学者表示这种归纳并不精确。他们倾向于从纵向上，比如中国模式的历史沿革；横向上，比如中国模式与其他东亚模式的比较；断面上，比如单纯谈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中国式民主的特点（如协商民主、公推直选、精英治理与大众民主的结合）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等，来讨论中国模式。这些严谨的学术研究表明，要想减少中国模式这种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离不开中外知识分子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平等交流。总体而言，境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共识包括：哲学上的实用主义，渐进主义和反复试错（多篇文章提到“摸着石头过河”与“黑猫白猫论”）；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精英治理（Political Meritocracy）；融合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及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中国学者探讨中国模式的英文文章同样强调历史沿革的纵向角度，但更关注横断面的制度问题，讨论多集中于选举制度、央地关系、经济成分等具体层面。就中国学者而言，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的观点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潘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对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三个子模式：“国民”经济，体现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有国家政府的控制，也有人民群众的创新创业和自由流动；“民本”政治，体现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主要包括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行动；“社稷”体制，体现中国独特的社会模式，是联通家庭、社区（单位）和国家的精神纽带与社会组织形式。三大模式“三位一体”，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潘教授的梳理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模式最系统的论述，是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进行的全面总结，故本文将其作为中国模式的典型表述。
　　相比之下，在本文样本中，境外学者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所形成的，尽管有学者进行历史梳理，但往往把中国模式看作是对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发展状况的否定。但中国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之路，经济发展的创新与试错之路，社会进步之路，人口的大规模减贫之路，对外的独立自主之路，都是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因此，潘维教授强调，中国模式是对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发展之路的理论升华。复旦大学郭定平教授则把中国模式称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尽管他没有明确说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策继替，但他认为改革开放政策本身是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的调适，而在建国后创立、文革期间停滞、改革开放后恢复的人民代表制度，是中国模式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的重要区别等。这些方面体现了大陆学者与境外学者在社会主义历史观上的差异，历史观的差异导致了对中国模式的认知差异：我们倾向于强调自己是社会主义，而有些西方学者则认为中国实为国家资本主义。
　　其次，潘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有经济、政治、社会三个子模式，而境外学者讨论较多的是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少有学者涉及社会模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托马斯·克利夫（Tom Cliff）博士，通过对塔里木油田公司的新单位形式“塔指（Tazhi）”的调查发现，社会主义时代的单位体制或者理念依然存在于改革后的中国，即使在倡导自由竞争和个人成就的社会氛围之中，人们还是有希望进入单位体制的强烈意愿。对克里夫博士而言，人们喜欢单位的稳定和福利。但他可能无法理解中国人通过单位所践行的家-国-天下的社稷伦理。单位和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带有父母子女关系的色彩，这样单位就成为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归宿。因此，对于境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而言，中国模式的社会子模式的文化折扣度是最高的。但在潘教授看来，这三大模式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缺了就无法理解中国模式的内在实质。这样一来，社会模式也就成为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模式的难点所在。不过，“社会模式”与跨文化传播中广泛采用的“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的文化模式契合，如果两相对照，或可减少中国模式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
　　二、中国模式的问题何在
　　如同雷默所言，不断创新和实验是中国模式的一大特征，中国模式提供的不是华盛顿共识或“后华盛顿共识”那样的“教义”。不丹王室大学的玛杰里森（R.K.Marjerison）教授指出，中国模式本身就是动态的，不宜简单以成败论之，而应具体讨论在不同阶段的成功或者某个给定时间点上的失败。这些观点都希望说明中国模式是在变动中不断调适的，它不断处理浮现出来的问题。那么，在境外学者眼中，中国模式的主要问题又有哪些？
　　首当其冲的是所谓中国的“政治威权主义”，核心所向是批判它缺少民主、人权和法制；经济发展但政治瘸腿，在西方缺乏合法性。因此，如果不进行民主改革和法制建设，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不可持续，弗朗西斯·福山就是持此观点的典型。斯蒂芬·哈尔波（Stefan Halper）甚至表示中国的市场-威权模式虽然提供了高速增长和稳定，但却以牺牲自由民主为代价，所以它是一种威胁，其威胁就在于这种模式竟然在很多国家有市场。
　　大陆学者非常熟悉这一观点，正如新加坡学者张朱照所言，这一观点其实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盎格鲁-萨克逊教义和亚洲驱动的社会导向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它否定了中国推进政治改革的努力，把民主绝对化、教条化了，而且忽视了中国的现实。
“中国模式”的文化折扣【续】。。。
　　就中国的政治改革而言，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诸如领导体制的制度化（从体制上确定党内监督和领导人的继替）；努力让政府回应不断增长的多元社会需求（比如实行干部问责制）；公民的宪法权利获得保障；以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政党”向一个“治理政党”的转化（加强党建，严肃党纪，提升政党的先进性）。此外，中国改革也不可能采用已经被证明必然导致巨大经济社会悲剧和政治倒退的休克疗法，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慢慢摸索、实验、调适的过程。
　　就民主而言，在不少学者眼中，民主的标准就是多党自由竞争选举，而像曾经在西方绵延千年、作为民主利器的抽选，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有着成功实践的商议式民调等，都被“选主”的霸权话语所淹没。而“选主”的多数决形式也有着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贝淡宁教授认为中国式的政治精英治理一定程度上或可修复选举民主的关键缺陷。他指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民主的精英治理模式，其分为三个层次：顶层是精英治理，中层是实验创新，底层是直选民主。这种结构在道德上是合意的，在政治上是稳定的。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康奈尔大学的扎克·蒙塔古（Zach Montague）则认为不该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是否民主挂钩。中国农村是直接民主选举，尽管可能被认为是橡皮图章式的选举，候选人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指定的，但也存在一些竞争性选举（比如蔡文轩等分析的中国基层的公推直选等），所以大约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已经有渠道，或至少是形式上的渠道能够影响政策过程。同时，根据2003年、2006年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中国民众对于经济、人权、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一直是非常高的。中国的近代史让中国人特别看重国家的独立、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改革不仅要发展，还要有秩序，这才是中国的民情。
　　第二，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讲道德、不讲信用。这首先与中国推行的“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不相符。但看看他们的论据：中国吸引人的是有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是无形的道德观念；中国模式强调的实用主义让人们觉得中国把利益放在人权和其他道义之上，这就可以明白，此观点其实很大程度上指向的是中国不附加条件的对外援助政策。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这一对外援助政策在非洲并没有发挥好的作用，反而破坏了当地的民主。但也有来自非洲本地的观点与其针锋相对：中国的策略与华盛顿共识不同，中国从没有像其他世界银行那样，给非洲强加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条件，不像新自由主义那样要求受援国放松监管、削减社会开支、把一切都私有化、放弃提供公共产品。中国政府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而且在推动南方世界的工业化上远远比西方国家更积极、更主动。
　　第三，改革导致了贫富分化，滋生了官员腐败。这一点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中国模式的学者们的共识，也的确是中国模式必须审慎对待的现实问题。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政治目标，正因此，可持续和平等公平的发展就成为中国模式的一大特征。但是，由于中国东、中、西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等各种条件不同，政治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放大了市场失灵的社会危害，先富起来的人群与后富追赶的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和财富差距，社会的反向保护声音日益强烈。境外学者同样非常重视这一点，比如有香港学者就把群体性事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借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发展经济的社会成本之一。因此，到了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标志，中国开始重新配置中央-地方关系，以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国家强势干预市场，通过再分配政策提高社会保护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1999年以来，为了缩小社会不公，降低社会风险，国家着手推行一系列解决地区差距的西部大开发等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平等公平的民生政策，以及在涉及绝大多数民众福祉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政策。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诸多努力，时至今日，贫富分化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特别是与腐败现象相伴而生，很容易刺痛民心。比如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显示，我们国家的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较高，但民众对政府在打击腐败、犯罪和解决失业等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负面的。
　　邓小平说过：“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而“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33]]这是涉及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潘维教授才说：“国民经济是中国模式的表层，社稷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层，民本政治居于两者之间，是关键层。社稷是民本的源泉。但‘民本’政治垮了，‘社稷’也会分崩离析。”
　　三、中国模式是否普适
　　普适性是中国模式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模式本身就是针对另一个“普适”模式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如果说华盛顿共识已经被证明千疮百孔不再普适，那么如何评估中国模式的适用性？事实上，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此一向都非常谨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曾表示：每个国家的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有它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我们只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有国家完全复制中国模式，将无法成功。然而，这种经济快速增长、国家主导市场的中国模式的确给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一个非常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选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就从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来讨论中国模式的普适性，他认为中国在面对资源、环境、人口非常严峻的挑战之下，还能创造出惊人的成就，这条道路给了世界一种信心，也可以说是另一种不容忽视的可能性。显然，两者的观点是非常接近的。
　　境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回答：没有普适性；有限普适；普适。
　　第一种回答是中国模式不具有普适性，给出的理由主要是其“不民主”、谈不上有什么模式、以及中国经验有强烈的本土特殊性。
　　就“不民主”而言，华盛顿共识的重要阐释者约翰威廉姆森认为，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只能获得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青睐，却无法赢得其普通民众的支持。福山附和他的观点，他说如果不实行民主改革，中国模式将无法持续，又何谈普适。而非洲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欢迎，往往被视为是功利主义的选择，他们在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做比较，哪个更容易获利就选哪个，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援助政策也正符合他们这一意向。
　　就“无模式”而言，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对中国现实改革经验的不精确的总结，都谈不上是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成功的故事。这一“模式”不仅所基于的中国经验事实是错误的，而且不顾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似和差异，扭曲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
　　就“本土特殊性”而言，比如鹿特丹伊拉斯姆大学社会学国家研究所冯戴克（Meine Pieter van Dijk）教授表示，中国模式产自中国，而非洲缺少中国获得成功的诸多前提条件，比如强大的政党、稳定的政府、充足的劳动力以及土地改革等，因此不能复制中国的成功，也就是说，“北京共识”并非“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模式。
　　以上观点都有显见的偏颇之处，我们可以在下述有关中国模式的有限普适性和广泛普适性的讨论中找到一些回应。
　　关于有限普适这一点，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即，中国模式尽管不是民主模式，但中国利用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取得了极高的经济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所以对于那些统治精英治理的非民主国家，它是具有适用性的。比如约瑟夫·奈就认为中国模式尽管在民主国家缺乏合法性，但在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就极富吸引力。因为中国模式发展了经济同时也稳定了社会，而不稳定常常是民主化的副产品。雷默也指出，由于不像华盛顿共识那样，要求他国通过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来谋求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有效，更具实践意义。威尔斯（Briedget Welsh）与张傅贤（Alex Chang）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年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提到，那些与中国有特殊历史渊源的国家，以及较支持家长制政府的国家，其民众更支持中国模式。
　　最后，认为中国模式具有广泛普适性的人不多，常常是政治家这么看。比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表示，中国持续成功的发展不仅是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良方，还为西方国家摆脱窘境提供了灵感；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说，中国模式对于中东国家解决贫困、失业、欠发达的教育和科技等问题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也的确有一些学者指出，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屡屡出现问题。21世纪以来，经历颜色革命的国家的现状就是有力的论据。而中国这种“威权政府和自由市场的结合体”，能有效地组织起民众，给人民带来繁荣，为什么不能说它比西方模式更合理，甚至更优异呢？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北京共识缺少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然而，这正满足了建构新全球秩序的需要，这种全球秩序的根基“不是会导致霸权主义的均质化普遍主义，而是同时认可共性与差异”。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无论是否普适，都有一定的支持者，相对来说，有限普适是更为主流的观点。有限普适论者尽管认可中国模式，但还是以“普选民主”作为尺子丈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他们能给民主一个更宽的定义，也许就会有不同的论断。不过，正如潘维教授所言，中国模式是对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它自然有一定的环境约束，所以无法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给他国带来启迪。
　　中国的确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不过我们也一直都有一个理想或不那么理想的彼岸作为参照：从革命建国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之初的西方发达工业化模式，到1990年代的“东亚模式”，直到新世纪我们基于自身成败所形成的中国道路、中国体制、中国制度，我们一直在摸索、在调适、在打磨，这是中国模式朝向更大普遍性的活力源泉。
　　四、结&&语
　　新世纪以来，中国模式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从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争论，到对中国模式进行系统总结，再到对中国模式普适性的追问，这是一个未尽的话题，正如中国模式本身就不是固态的教条一样，它的主题和论题都向前方无限延伸。就中国模式而言，境内学者也有颇多争议，尚算有普遍共识的是：的确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当然也可能不用“模式”这个词来概括，或者宽泛一点，存在一套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处理所遇问题的因应之道。这套方法处理的是现代社会可能遭遇的全方位问题，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结构甚至外交等等，需要从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共议“中国模式”，这应该是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模式，并探索减少中国模式之文化折扣的有效路径。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模式首先是一个尚待检验的结构，也许还要很长时间才能成熟稳定下来，这就需要有长远的战略考虑；其次它也的确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如何创设更多制度化渠道来满足人民参政议政的意愿，如何更好地把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如何更为清晰地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及本土化与适应症等问题，这些都尚需更多境内外学者的辩论交流。
　　限于研究方法，本文所分析的样本无法表明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但本文旨在通过探索性的研究，从文化折扣切入，尝试在境内外学者的视域中找寻共识，辨析差异，就此而言，中国模式无疑是一个可供人们理解中国与世界复杂关系及其长期未来的多角度棱镜。
我这样看新中国统治下的寻常百姓。。。
　　 吕正惠 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
　　幺书仪教授这本书人间出版社已于2010年出过一次，印500册，卖出的不到200本，销路不好。但我一点都不气馁，决定重印一次，只出原书的上半部，这是原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我的序文就是要跟大家介绍它的价值何在。
　　幺书仪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是元代戏曲的专家，我在未认识她之前就买了她的两本专著。后来清华大学专攻戏曲的博士生先后见到了幺教授，跟幺教授处得很好。有一天，其中一位跟我说，幺老师有一本自传，想在台湾出，老师要不要看一下。我匆匆看了一遍，觉得非常好，就帮她出了。书名就叫《寻常百姓家》，封面上有一张幺老师、她的先生洪子诚（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大陆当代文学专家）和她女儿的合影。那时候我跟幺老师还不是很熟，不便反对她的封面构想，就这样出版了。一般人可能会以为书里讲的是她们全家三个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当然也吸引人，可是在台湾认识他们三个人的并不多，自然引发不起购买和阅读的兴趣。
　　幺老师把这本书送给大陆的一些朋友，他们都熟知幺老师和洪老师，所以都读了，读了以后都说好，应该在大陆出。大陆朋友的反应我完全可以预料到，因为确实是好书，特别好的是谈她的父母的上半部，大陆朋友也都这样看。这一部分涉及到大历中的小人物，大历史是指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前四十年，小人物就是幺老师的父母。用幺老师的话来说，她的父母只是寻常的老百姓，但他们却遭遇到了现代中国的一次极为重大的政治变动，那就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政权。这个新政权的性质和治国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独特的，它在建国初期的重大举措影响了中国几亿（大多书籍都认为当时中国人口在四亿左右）的老百姓，每一个老百姓都被卷入大变动之中，日常生活无不受到影响。幺老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只写她的父母和家中小孩从小生长的环境。描写的范围虽然只限于一个小家庭，但仍然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建国过程对小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造成的震荡幅度之大。由小可以观大，从一个小家庭我们可想象几亿的中国人口所受到的重大冲击。因此我认为，本书有两项重大的价值，首先，透过本书我们可以窥见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些具体细节，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幺老师的父母为了应付这个变局，使出所有的生命的力量，尽力照顾他们的小孩，让他们都能受到最好的教育。幺老师的父母只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但藉由他们的一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如何在历史的大变局中坚忍踏实的生活下去。他们的一生其实可以看作中国所有老百姓的缩影，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人独特的生命力，也许就是这种生命力的累积，才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爆发性的发展。这是一本小书，但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却不可小看。
　　中国共产党建国时，基于他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视人民中的阶级成分。他们认为，这个政权首先要考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当时的中国，工业化规模极有限，工人人口不多，农业人口占中国的绝大多数。所以，共产党的第一要务是要照顾农民，让他们可以稳定的生活。为此，共产党发起了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农业人口分成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以贫、雇农为主力来斗争地主，口号是“打土豪，分土地”。这个运动从1950年进行到1952年，其结果是，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
　　这一运动的政治效果非常明显，广大的中国的贫、雇农无不拥护中国共产党，使得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完全稳固下来。我有两个大陆朋友，1980年代以后都移居国外，他们都不喜欢共产党政权，但两人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所有的群众运动中最成功的就是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法》得到农民拥护
　　除了阶级立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种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理论。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受害，只有少数人（主要是买办和大地主）才会跟外国势力合作。所以，只要团结了大多数人，自然就能够全国一心，抵御外侮。既然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都拥护新政权，新政权无形中也就达到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这也是土改的一大成就，有些人略过不提，事实上是不够公允的。
　　与工、农群众相反的，是需要整肃或管制的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俗称“黑五类”。地主和富农在土改运动中受到冲击，反革命分子在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镇反）和1955年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肃反）中受到清除和管控，右派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甄别出来的。在历次运动中先后被归入“黑五类”的人，除了在土改、镇反和肃反中被清除的人之外，其他人就一直处在“管控”使用中（他们都不具备充分的公民权，也就是被“专政”的对象）。共产党用种种方式把潜在的反对者、不满者以及他们不放心的人区别出来，分别对待，以达到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目的。
　　我曾经把195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所进行的肃清运动（即所谓白色恐怖，整肃岛内一切的左倾分子）讲给大陆朋友听。有些大陆朋友会说，我们也有肃清运动啊，而且规模更大，被整肃的人更多。从表面来看，两者的确很相似，但本质却是不同的。共产党的肃清运动，背后是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支持，而国民党的肃清靠的只是军队和特务的力量，两个政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两地后来的发展，现在存在着许多议论，但我认为，再过一段更长的时间，历史的评价就可能会更清楚了。
　　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简单叙述幺老师父母的一生了。幺老师的祖父和叔祖父两人是河北省丰润韩城镇刘各庄的农民，只继承了三亩三分三厘的“坟地”。兄弟两人下定决心要发家致富，因此除了种田之外，还经营一个“双盛永”的小铺子，由于兄弟两人同心协力，一个在家种田和看铺子，一个跑外面进货，双盛永业务蒸蒸日上，让兄弟两人能够购置五十亩地。但就在他们事业的高峰期，先是幺老师的叔祖父因长期在昏暗的烛光下记账而导至双目失明，接着祖父又因长期在外面奔走而劳累致死，双盛永不得不关门。
　　幺老师的父亲是祖父与叔祖父两人唯一的继承人，而他却在二十岁至二十二岁之间在北京、唐山和天津的股票市场，把他继承的家产几乎全部败光，最后只留下六亩坟地和两座旧宅给叔祖父的大女儿（这个女儿因丈夫抽大烟，离开夫家，回到娘家。）
　　经过三、四年躲债和到处寻找机会的历鍊以后，父亲终于东山再起，在1945年的三次股票买卖中赚了大钱，把所有债务还完，并在唐山买了房子，而且把叔祖父和叔祖母从农村接来奉养（祖母已在父亲到处躲债时过世）。这时候的父亲终于摆脱了败家子的恶名，成为人人赞扬的成功的股票商人。1947年，父亲又在股票市场中挣了大约一百两黄金，决定把全家从唐山迁居北京，因为从北京到唐山和天津交通便利，又可以让儿女得到更好的教育环境。这是一次非常正确的选择，对儿女的将来影响非常深远。
　　1950年，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决定在北京开设股票市场，幺老师的父亲再一次展现他敏锐的眼光，又挣了一百多两黄金，他因此买下了小茶叶胡同一座非常宽敞的房子。但这一次的成功却种下了失败的种子。1947年父亲刚迁居北京时，曾为一位商人朋友的儿子李济新开设的信义染织工厂投注资金，到了1950年，这一家工厂的资本已经赔得精光。手中正有钱的父亲，已经了解了新社会的舆论，知道做股票是投机倒把的行为，他想转而投资工厂，把工厂办好，让自己进入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因此，再度投资信义工厂。
　　1951年年末共产党开始“三反运动”，主要整肃党干部的贪污行为。由于三反，又引发了“五反运动”，主要针对资本家和奸商的行贿和脱漏税。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工厂要停厂，以便清查，但同时不许解雇工人，不许停发工资。这项运动历时将近一年，一些小资本的工厂厂主根本撑不住，信义工厂也就倒闭了。身为最大投资者的父亲，负责偿还所有债务，他只好把股票赚钱以后买来的小茶叶胡同的房子卖掉，再到兵马司胡同租房居住，从而结束自1945年东山再起以后的黄金岁月，时为1953年春天。
　　从1953年春到1958年底，幺老师的父亲以“行商”的身分来养家活口，为此他跑过天津、山西、陕西、东北、广州等地，从价低的地方进货，再到价格高的地方卖出，他非常勤勉努力，把一家人的生活维持得不成问题。但是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却被牵扯进来了。年轻的时候他奉叔父的命令加入五台山普济佛教会，被推为理事，并为其募款。他很快就发现佛教会的许多大理事生活糜烂，就不再为佛教会募款，也不再参加活动。1950年镇反运动的时候，普济佛教会被共产党列为“反动会道门”，领导人李俊杰被枪决，父亲心里还为共产党喝采，觉得做得很对，他完全没想到他必须向共产党坦白交待这一件事情。1955年肃反运动发动以后，他突然意识到，应该交待，所以就写了一份材料交给当地的派出所。从1955年到1958年，他前前后后写了三十份资料，共150多页。最后被定性为“一般历史问题”。
　　1958年12月，幺老师的父亲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要他参加公安局组织的生产队去当装卸工，以便“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当时即将进入建国十周年，为了庆祝，首都要完成十大建筑作为献礼。当时被征调的多达五千余人，都是一些有轻微历史问题的人，他们所承担的都是重劳动。父亲虽然已经不是壮劳力，但做事认真，吃苦耐劳，一年之后就被任命为班长。这些装卸工都是有薪水的，工资每月八十多元，粮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要不是后来碰到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是足够维持全家七口人的开支的。
　　1962年下半年，幺老师的父亲终于从生产队回家，结束了他的“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工作，但却碰到了新的困难。在参加生产队期间，“行商”已经被取消，为行商重新安排工作的部门也已撒消，父亲错过了安排工作的机会，变成了无业游民，只好到街道办事处申请当临时工。临时工工作时间不固定，工种不一，报酬也不相同。父亲仍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去面对派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因为他一个人可以既推煤又烧锅炉，把医院手术室的温度烧到恒定，因此被人医院指定留下来，成为长期的临时工，每天赚两块钱。这个时候他的长子已经就业，长女（幺老师）已经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全家勉强可以过日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幺老师的父亲受到极大的冲击，他被勒令扫大街，同时长期临时工被取消，他只好捡马粪，收集马缨花、槐树籽、马齿菜、蚯蚓和土鳖什么的，以维持生活，他知道哪里收购什么，收购价多少。1968年12月，突然开始了全国性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父亲因为在城市已是无业状态，所以就被迫“自愿上山下乡”，带着太太和两个小女儿到北京郊区昌平县的北流村下乡务农。这段时间几近十年，从父亲的五十岁到五十九岁。对于一个五十岁以前从来没有种过田的人来讲，那一种艰苦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但父亲最后还是学会了所有的农活。
　　1979年，共产党政府允许1969年上山下乡、而今已经丧失劳动力的、城里有住处的居民回城，这样，幺老师的父母又回到了北京城。虽然父亲年纪已经六十岁，子女都已成家就业，可以奉养他，但他仍然继续工作。在征得原来雇用他的人民医院的同意后，他回去当临时工。这时候大陆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改变，所以父亲又开始想要经商了。1981年父亲辞掉临时工，申请当个体户，每天拉车摆摊卖水果、花生，每个月挣一、两百元，一做就是十二年。股票市场重新开放后，1993年父亲决心回去做股票，他的三个小女儿都出资，他为每个女儿赚了十几万元到二十余万元不等，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财富。十一年后的2004年9月父亲骑自行车摔倒，大部分时间昏迷不醒，2005年6月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我这样看新中国统治下的寻常百姓【续】。。。
　　从以上的简述可以看到，幺老师的父亲1950年以后的生活，完全随着共产党的各种运动而起起落落。他虽然已经练就了做股票的种种技巧，但他知道股票生意在新社会终究要被取消，所以就用买股票赚来的钱转投资到工厂去，没想到来了三反、五反运动，让他的工厂破产。他只好登记做行商，做得也不错。但他也知道，最终行商这一行业也会被取消，所以，当他因为“一般历史问题”而被征调到生产队当装卸工时，他就认真学习、认真工作。三年半的装卸工结束，他因为在这期间失去了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沦为临时工。不过因为他的优良表现，他被人民医院指定为长期临时工。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他的临时工被取消，在北京过了两年捡马粪、马缨花……以换取最微薄收入的艰苦生活，然后又因为国家政策下乡务农十年。在生命的最后二十一年，他终于又回到了他所最熟悉的行业，卖货物和做股票。他的本领在经商，但在新的社会主义体制底下，经商的行业被取消。他只念到高小毕业，除了经商之外别无其他才能，所以只好随着各种状况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在旧社会所学习到的本领，在共产党的新政权底下毫无发挥的余地。由此可以看到，新政权的建立对他的生命影响之重大，这是他所遭遇的“历史之命运”。而他只是一个例子，新中国的建立，对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来讲，都是他们在中国历史大变动中所必须面对的“命运”。
　　幺老师的父亲，幺霭光先生，最让人佩服的是，面对每一次生命的大变化，从不发牢骚，而只是老老实实的重新学习，努力工作。幺老师谈到父亲在生产队当装卸工时这样说：
　　父亲从小不会劳动，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过不了劳动关：铁锹不会使，钢锭扛不起，箩筐抬不动，抬一天筐肩膀肿得抬不起胳臂，干完一天活以后两条腿疼得走不动路，四十岁虽然是正当年，却自认了三等劳动力进了“老头班”……（145页）
　　三年半的装卸工让父亲在体质上有了很大的收益：吃得香、睡得着，以前的胃痛和失眠都已经不翼而飞，拿起铁锹来就象是使枪弄棒，这使他后来对于体力劳动无所畏惧……（147页）
　　关于他当临时工的状况，幺老师是样叙述的：
　　父亲的勤勉认真和“人前人后都一样”的品性，把“临时工”也干得勤劳刻苦：他做过给下水道和水暖工当下手的“管工”，存留至今的在一叠元书纸上面画的“低水箱坐式粪恭桶做法规格”、“楼上高水箱蹲式恭桶做法规格”、“多连小便斗自动冲水做法”……粗细水管、弯头、三通的连接走向和尺码都标示得清清楚楚……证明了父亲希望从外行到内行曾经的努力和用心；父亲做过给锅炉工打杂的“推煤工”，到后来父亲可以一个人又推煤又烧锅炉，而且做到把医院手术室里的温度烧到恒定，以至于父亲被人民医院留下来烧暖气不再换人，据说那主要是手术室的要求……（155页）
　　五十岁的父亲不得不下乡种田，从未做过农活的他，刚开始非常的辛苦，什么活也干不了，但父亲一如既往的勤勉和认真，对所有的农活都从不敷衍了事，几年下来也就学会了锄地、薅草、耪地、铡草……而且也学会了像农民一样养了猪，每天收工都带回家一捆猪草……（183页）
　　幺老师所描绘的父亲的形象，一直缠绕在我的头脑中，让我突然想起幺老师在另一地方对父亲所下的评论。父亲股票生意失败，因负债而远走他方，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太太，表达他的忧心与痛苦，同时谈到对于未来他是如何考虑的（见34─5页）。这是当时一个高小毕业生的文笔，阅读起来非常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幺老师评论到：
　　这封保存到今的信，是把一个男人在事业上的成败，和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心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表述，在父亲二十三岁的年轻的心里，已经担当起了自己作为“丈夫”、作为“儿子”，作为“兼祧男”，作为“女婿”，对妻子、母亲、叔父、婶母、岳母所有的责任……（34页）
　　这一评论可谓精当。父亲是中国旧社会伦理培养出来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也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最有趣的，是他对太太的态度。他很意外的娶到了城里书香世家的女子（其原因见56─61页），虽然他是农村财主的继承人，但还是高攀了。因此他一直认为赚钱养家是他的事，太太只需要在家中主持家务。按照新中国的政策，女性可以要求分配工作，但不论家庭经济如何困难，父亲总不让母亲到外面工作，而实际上母亲很有能力，也很想出去工作（230─33页）。这可以看出父亲的顽固与保守。他们到北流村落户种田时，虽然经济更是困窘，父亲仍然坚持不让母亲下田，这时母亲身体日趋衰弱，这又表现了父亲的体贴，而这一切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男人的性格。
　　这个传统婚姻中的传统家庭，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把所有传统的美德都发挥出来了。三年困难时期（1960─62，即所谓大饥荒），父亲在生产队当装卸工，是重体力劳动，全家生活就靠他一个人，他的身体绝对不能出问题，所以在母亲的主持下，家中的每一个人主动扣除自己的份额，以便让父亲能够吃饱肚子去干活（148─53页）。为了筹钱去黑市买粮票，父母都尽了最大的力。当父亲在生产队时，母亲整天不停的修改旧衣服，“把旧旗袍修改成为短褂、把衣服里子染成黑色，做成棉袄，把穿不出去的衣服面子（绸缎之类）用糨糊裱成袼禙，纳成鞋底……”。父亲每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一回到家的当天深夜，避开别人的耳目，用自行车駄着母亲所做的那一大包衣服上路，去京东郊县悄悄地卖给农民，买回高价粮食、豆子和全国粮票。第三天深夜从郊县骑一夜车，第四天凌晨到家，往返三百多里，第四天白天睡一天觉，傍晚回生产队报到（146─47页）。这是全书最动人的两段，可以看出主外的男人和主内的女人如何精诚合作，让全家度过新中国建立以来最艰困的三年。
　　看到幺老师的父母不论面对怎么样的艰难条件，都以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生活，解决困难，决不气馁，我不禁在想，他们的动力来自哪里？后来我看到，幺老师的女儿，父亲的孙女在给“姥爷”的一封信中就问过这个问题：
　　上次我问姥爷：“活着为了什么？”姥爷说：“一为事业成功，二为抚养教育儿女，实际上第一条也是为第二条服务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教育好子女。”听了这话我有些愕然了，真的，我还没听说过这种对于人生意义的解释。（216页）
　　孙女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长大的，那时候大陆已开始流行资本主义、重视个人选择、发挥个人才性的教育理念，所以对姥爷的回答会觉得不可思议。我父母那一代所秉持的生活理念，和幺老师的父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我恍然大悟，原来一向被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革命理论斥为“封建道德”的人生观，也是中国老百姓坚靭的生命力的来源。不管共产党如何搞运动，不管老百姓要面对多少生活上的变化，他们仍然按照祖祖辈辈的教训，为了养育子女，咬紧牙关，认真生活。原来，“封建道德”也是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主要来源。想起来不免觉得荒唐，中国几亿的老百姓所以禁得起折腾，竟然也靠共产党一直想要“消灭”的“封建道德”。应该说，这是我读幺老师回忆父母这本书最大的体会，我终于看到了中国历史流变中的某一个症结点。
我这样看新中国统治下的寻常百姓【续二】。。。
　　那么，很多人一定会问，共产党在建国以后的三十年间，为什么要不断的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来不停的“折腾”中国老百姓呢？现在还有很多人对共产党在这三十年的作为持负面评价，主要就是对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不满。
　　我们先来看建国以后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即土地改革运动。前面已经说过，土改结束以后，三亿左右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自从清末中国开始内忧外犯以来，许多农民无地可种，无以为生，即使能租到土地，也要受到地主严重的盘剥。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年轻力壮的农民只好投靠各种军阀，靠打仗为生。所以，重建社会秩序的第一步，就是让每个农民都有地种。农民生性保守，只要种地可以勉强养家，他们就会安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斗争地主的方式让农民能够无偿的分到土地，地主无法反抗，政府又可以得到农民的拥护，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最佳选择。前面说到的我的两位大陆朋友，都出身地主阶级，他们当然对这种斗争方式很反感，但他们也无法否认这是共产党高明的政治运作。
　　其次谈到新政权与西方势力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它认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设厂投资，都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工，来赚取巨额的利润，外资的剥削更甚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所以，新政权就毫不客气的没收外资工厂，冻结它的股票，而且拒付赔偿或利息，所以幺老师的父亲所买的开滦煤矿的股票就形同废纸。这样，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跟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权必然形成对立，发达国家当然要撤人撤资，让新政权独自去面对没资金、没技术、没人才，难以发展的窘境。所有团结全国人民、以反帝国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面对这种困境。如果它们选择跟外资妥协，最终革命成果仍然会被外资庞大的力量所吞噬掉，如果选择排斥所有外资，就会变得无钱、无人、无技术，最后寸步难行，经济反而会比革命前还糟糕，如非洲的莫桑鼻克和津巴布韦。
　　因为种种原因（这里就不细谈），中国新政权选择与苏联合作，由苏联提供设备与技术人才帮中国发展经济，这样，中国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断绝了一切关系，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对中国采取围堵政策，期望以此困死中国。19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把他们的设备和人才都撤走，中国只能“自力更生”。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曾引述美国经济学家，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列昂季耶夫，说到：
　　这些国家（按，指欠发达国家）必须积累起国民收入的30％到40％才能实现自力更生的发展。列昂季耶夫还强调说，要达到这种积累，必须采取“意义重大的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变革”，其中包括“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全球分裂》875页，商务，1995）
　　这意思也就是说，全国老百姓，不分阶级，每个人都要过苦日子。如果旧社会中的地主精英阶级、城市知识分子和各种技术人员都要过着以前那种优渥的生活，即使全国农民都支持新政府的政策，政府也无法控制国民收入的30％─40％，这样，就无法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自力更生。因此也就必须搞政治运动，让既有的富裕阶级一方面承认他们以前是过着剥削式的生活，另一方面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才会比较乐于接受低薪政策（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降低了，比分配到土地的农民还是好多了。有一个右派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只领半薪，当农民知道他的工资以后，开玩笑的说，你的工资给我领，我代你被斗争。）可以说，前三十年的许多政治运动所以主要针对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产阶级，就是要他们甘于过苦日子，好让国家争取在三十年内搞好基础建设、工业建设和军工业，以保障国家的经济未来能独立发展，同时也保障国家安全，让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再入侵中国。50年代的口号，“不要裤子要核子”，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幺老师的父亲在政治上背了两个包袱，“逃亡地主”和“一般历史问题”。其实父亲在早期股票生意失败时，已把祖父和叔祖辛苦赚来的五十亩地几乎败光，只剩下六亩地和两座旧宅留给叔祖的女儿，股票生意成功以后，他迁居唐山和北京，早就脱离农村。但是土改时当地农民仍然把他定性为“逃亡地主”，这样，根据政策他们就可以把叔祖的女儿扫地出门，把六亩地和旧宅分掉，而且以往所欠“双盛永”商号的一切债务都可以一笔勾消。那时候父亲在北京的股票市场赚了很多钱，他根本不会在意这一点损失，但“逃亡地主”的帽子一直戴在头上，让他每次在政治运动中都戒慎恐惧，深恐被递解回乡，接受农民的斗争。
　　父亲的历史问题其实一点都不严重，因为他早就看出普济佛教会有问题，早就不参与募款。但他前前后后还是写了不计其数的坦白交待，每一次的坦白交待都会提醒他自己是有历史问题的。他到生产队去进行三年半的“劳动改造思想”以后，恢复自由了，但也因此失去了重新分配工的机会，不得不做临时工。好不容易成为长期临时工，在文革的时候又被取消，最后还下乡种了近十年的田。幺老师对于这段过程有极详细的记载，而且还选载了好几段父亲非常长的坦白交待资料。幺老师深深为父亲被列为革命对象感到不平。我觉得父亲也许还算不上被革命的对象，但他那么轻微的历史问题，却也把他们全家折腾得够呛。在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会对父亲的遭遇和幺老师的感受深表同情。书中所附父亲的坦白资料也许有人会觉得太多，阅读本书的时候也许可以先跳过不看，但我每一篇都细读了，也因此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印象非常深刻，对于共产党藉由政治运动控制使用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有更清楚的理解。文革时，当地管区警察张玉珮对父亲的评论是，“幺霭光胆儿小，他那点儿问题都交代了，又没有新问题”，以此为理由，不让纪婆子抄家。这个评论同时也反应了，父亲是如何小心谨慎的在新政权底下过日子。
　　认真追究起来，这三十年中日子过得最苦的，其实还是分配到土地的农民。共产党不久之后就开始办农业合作化，即所谓人民公社，后来改为生产大队制，农民一起劳动，按工分分配所得，这种体制是为了把生产大队的收获最大比例的缴交给国家。反过来，国家又以比较高的价格把各种农具和日常用品卖到农村。坦白的讲，这是对农民进行双重剥削，党内外有不少人坚决反对过。但当时国家收入的最大来源还是农业，只能从农业挤出更多的剩余，来从事国家的整体建设。所以，在文革末期，农村是非常贫困的。改革开放初期，高晓声的两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就非常生动的表现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态。
　　更有甚者，当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农村就会成为泄洪的缓冲地。1960年大飢荒开始蔓延，即将冲击城市，共产党决定把几千万（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的城居民赶到农村去，而那时候的农村并不比城市好到哪里去。1968年12月又有一次全国性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幺老师的父亲就在这一次运动中“自愿”下乡种田的。按照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中的说法，新中国面临的前六次大危机，都是推给农民去承受的。还有，除了种田以外，农民还要承担额外的劳动，譬如兴修水利，而这一切都是无偿的。应该说，当新中国需要万众一心，忍饥挨饿来从事建设时，农民的牺牲远超过一切阶级。
　　但奇怪的是，这一切农民都忍受了下来，而且还一直拥护共产党，至少是不反对共产党，这实在是历史上的“奇迹”。这让我想起苏联在新经济政策之后开办集体农场以后，引发农民大反弹，苏联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还把许多农民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此以后，苏联的集体农场始终存在着问题，从而导致苏联时期生活用品一直处于匮乏状态。中、苏两个社会主义政权把农业集中生产与管理，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以农业所得来发展工业，但两个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却完全不同。我至今也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跟农民打交道的，可以肯定的是，农民的拥护是他们一切政治运动可以发动的基础。从纯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
　　以上是要说明，共产党在建国前三十年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动员群众，发挥整体力量，集中所有资源，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能够“自力更生”。但群众运动的潜能也有它的极限，现在已能了解，文革后期群众的热情已大不如前。我们可以说，经过前三十年的刻苦奋斗之后，群众的耐力已经发挥到极点，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政策的大调整，所以就有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让中国民众获得了相当的自由，可以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可以发家致富了，然后他们在前三十年的长期折腾中所锻练出来的各种能力，也就完全爆发出来了，是“井喷式”的爆发，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包括中国人自己。但我们还必须强调，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全体民众刻苦努力打下的基础，后三十年的发展根本就完全无法想象。
　　如果我们只是从一般的社会和历史知识来论证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那可能会流于抽象、空洞，正如司马迁引述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幺霭光的一生就是新中国前三十年“见之于行事”的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从成功的股票商人，一路沦落，做过行商、临时工、还下乡务农，但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养育了五个子女，其中三个考上大学，而全部五个子女都有很好的职业，最后还重回股票市场，帮三个女儿赚了十几万到二十几万元。虽然他只是新中国几亿民众的其中一人，虽然他这三十年的经历也只是新中国三十年历史的极其微小的足迹，但从这里扩大想象，就可以窥视到三十年历史的大概。
　　我以这样的方式来论述幺书仪教授这本书的价值，肯定会让幺老师大吃一惊。记得以前台湾的颜元叔教授曾经发表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他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认识，跟我的看法很相似，但那时我只想到共产党的领导，而颜教授却更进一步的想到生活在这三十年中的亿万中国民众，因为没有他们的忍飢埃饿和刻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所以他要向所有中国民众的致敬。我读幺老师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幺霭光先生的形象非常鲜明的出现在我眼前，他就是我应该向他致敬的中国民众的一员。我也希望现在已经生活在幸福中的中国人，不要忘记新中国前三十年许许多多像幺霭光一样牺牲奉献的善良的中国老百姓。
下一步 中国怎么超越美国？
　　 陈平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是陈平教授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3期演讲的压轴部分。上一讲《中国今天的世界定位 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中，陈平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的世界定位等同于1900年的美国，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就是为了占领科技、金融、军事的全球制高点。第三讲，陈平重点谈中国到底该怎么办，思想火花频现。演讲稿经陈平教授审定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我现在简单的讲讲我们未来怎么办。
　　警惕空想资本主义理论误导中国的改革发展
　　未来中国要批判空想资本主义，三个人对国内经济学界的影响太大。
　　第一是斯密。前面已经讲过，他的“看不见的手”不足以协调国际分工，他鼓动追求的“国富”，不只是经济效益的竞争，而是包括政治、军事、金融等手段争夺的权势。斯密希望政治和经济分离，资本主义可以避免殖民主义，被历史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二是哈耶克，他写的《走向奴役之路》在反对凯恩斯的名义下反对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干预。中国现在的经济下行，可以看到哈耶克的影响。国内的媒体经济学在金融危机还未结束之时就大反中国的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反对大政府，反对凯恩斯。重新高举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判，有道理吗？没道理。哈耶克的预言也没有被历史证实。
　　西方推行凯恩斯政策的结果并不是产生什么可怕的奴隶社会，而是产生骄奢的福利社会。中国现在不少人羡慕福利社会，不愿意做辛苦的工作，但要越来越高的福利，要向欧美靠拢。福利社会最大的后果什么？老百姓不干活了，尤其受过教育的妇女不愿意生孩子，才会人口老化，依靠波外来移民干活。移民反对平等的待遇，加上西方整体竞争力下降，债务危机加重，年青人失业没有希望，才会出现目前的难民危机。
　　哈耶克预言凯恩斯政策会导致通胀，事实却是西方陷入通缩，说明西方经济增长的前景渺茫，西方高消费高福利加高军备的路是不可持续的。
　　主张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科斯认为政府监管，一定增加监管成本。但是他不承认如果放松监管，增加投机空间，更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就是实际上的交易成本，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我们过去几十年传播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只讲市场有利的一面，否认市场不利的一面，只是片面的均衡理论。在开放竞争的非均衡世界，本质是空想资本主义。在西方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今天应当全面检讨。
　　如何实现全面小康？
　　在全球经济社会动荡加剧的形势下中国怎么办？中央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如能实现，就是新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如今怎么得人心，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我最近听到一个数字，三峡移民130万，中国这么样强的政府，花了十年时间，协调了16个省才安置这130万人。可以想象，现在突然200万难民到了欧盟，他们能吃得消吗？其实现代化造成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是移民问题。科学技术越发展，旧产业淘汰的越快，再教育和就业就越困难。企业要盈利就裁员，把社会责任推给政府。单靠市场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教育成本高涨。各国都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越不愿意生孩子，老龄化更快。养老、医疗、教育、住房都是单靠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国在西方市场失灵的公共服务上如果强推市场化，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必须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
　　我们批评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要明白一个经济学的道理，就是经济效益不等于社会效益，也不等于生态效益。
　　中国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占领国际分工的制高点？
　　既然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分工不是平等的，中国能不能改变鸦片战争以来被动的赶超西方的格局，占领世界制高点呢？我认为可以，但是要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照抄西方是不可能超越西方的。
　　中国现在学美国的激励机制，给高薪、给房子，最多能招点海归回来。但是沿海城市的高房价，连海归都吸引不了多少。美国二战后占领科学制高点，不是只靠自己的知识积累，而是靠二战后大规模接纳数以万计和十万计的欧洲的科学家。为什么美国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而我们还不足以吸引海归？
　　因为美国好的大学多数设在乡村和小城市，地价非常低，可以让科技人才专心研究。所以美国战后差不多十年之内就把一个相当落后的科学教育系统变成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系统。
　　招才引智化解房地产泡沫
　　我的建议，各地以前大搞的靠招商引资应该退出了。新的发展方针应当是招（人）才引智（慧）。中国现在钱有的是，才会有大量投机资本炒房地产、炒期货、炒古董。大片的工业区，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不多。为什么不招才引智啊？如果在中国生态良好的内地三线的小城乡村，建设十几个中国的剑桥，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来工作生活，中国何须发愁科技制高点？
　　历史上英国剑桥、德国哥廷根大学都在小城市，但是出了多少科学家？剑桥旁边就是牧场，生态和学术环境比中国现在的北大、清华、人大好的多。如果在小地方设好大学，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的中医养生又是比西方医疗更好的保健，足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把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都吸引到中国工作，还不能掌握世界科技制高点？
剑桥大学校园。陈平认为，调整大学地理布局
吸引全球科学家到中国高校，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现在西方的经济危机让世界一流大学都养不起科学家了，所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愿意到中国访问，开辟第二战场。可惜中国好大学都在大城市被高房价套牢，只能请科学家吃顿饭，做个讲座就回去，没钱把他们留下来长期合作带中国学生。如果中国政府能全面规划，选几个点建新的大学，十到二十年之内，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调整大学布局，可以带动中国的结构调整。中国把好大学往小城市和县城移动，北京上海的高房价就会自然缓解。因为所有的高房价都是学区房，全世界都一样的。好学校都往乡下移，好医院跟着移，干休所也跟着移，中国就能成为和谐社会，沿海和内地共同发展。这样大的结构调整，不可能靠市场的价格机制调整，只能靠政府的长期远见规划调整。
　　分迁行政首都调整产业的生态布局
　　现在大家的思路是有共识的，只是目前的任期制规划的力度比不上当年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最长远的好办法是迁都，只把北京迁到通县去，格局太小。华北缺水，南水北调，不如北都南移。把首都北京分为政治文化首都和行政管理首都。政治首都留北京，行政中心迁到湖北有水有山的地方去。政治和行政首都分离，邓小平党政分开的梦想也可以实现。中国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才能两手硬。中国道路才能走向世界。
　　组建十几个综合性的大学基金会，占领科技-产业-营销的制高点
　　占领工业制高点也不难。中国国企的主要任务就是占领世界制高点，次要任务才是保障民生工业的稳定。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整合能力比西方高得多。产权理论夸大包产到户的激励机制，看不到包产到户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能解决产业升级问题。
　　多年前复旦大学史正富有个很好的建议，可以把国资委属下的几百个国有企业划分为十几个大学基金会。把中国特色的“国有”改变为“国际接轨”的“社会所有”，可以在现有国际规则下突破西方用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加给中国国企进军西方市场的障碍。
　　现在西方人拿中国国企的红帽子说事，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封杀中国国企对外的企业兼并，不但不许买铁矿，也不许并购有核心技术的企业。
　　中国呢，反而欢迎西方大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投资中国的核心企业。
　　这样的开放对等吗？目前国资委的管理体制，目标是内向而非外向。要占领产业制高点，必须调整为外向为主的竞争体制。一个可操作的办法，就是组建十几个竞争性的大学基金会，北大、清华、科大分别主导几个产业的整合。大学基金会搞竞争不搞垄断。
　　清华搞汽车，交大也可搞汽车。我在美国念书的德克萨斯大学为什么搞新科技那么厉害，就是德克萨斯大学的大学基金会，资产规模州立大学第一。
　　德州政府办学划拨给学校大片土地作为资产经营，校产土地上发现石油，租给石油公司经营，学校用租金支持科研。德克萨斯大学所在的奥斯汀号称“硅丘”，超过加州的“硅谷”成为美国高科技新的中心，恰恰因为政府赠与大学的土地租金，不是拿来炒房地产，而是养科学家从全世界买人才，我们家旁边就是星际大战的实验室。
　　哈佛的大学基金会在私立大学第一大，才能买全世界的人才。中国政府是世界最富的政府，就因为中国的土地在中国政府手上，可以划拨三分之一给大学基金，三分之一给社保，三分之一留给政府，占领科学制高点和保障全面小康不就两不误了，不比搞什么金融自由化强得多？
　　每个大学基金会建一个综合性的科学中心，产业政策和战略资本相结合，立马就有十几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集团军，每个集团挂的都是国际认可的大学基金会的旗号，把科研-产业-营销-金融整合成世界一流的集团军，要发展飞机还是生物制药，都不用发愁融资的困难，银行贷款还是发债发股票都好操作。
　　做大做强不成问题，可以放手在世界各国投资兼并，和任何跨国公司竞争。如果西方想封杀中国的大学基金会，好嘛，我们对等封杀哈佛、耶鲁的基金会，看谁承受得起。
　　十年之内搞十几个大学基金会，不难占领把全世界主要的研发、产业和营销的制高点。也许有人舍不得“国有”这顶中国特色的红帽子。想想当年江西苏区叫“中华苏维埃”和“红军”，被国民党封锁很难发展。
　　抗日统一战线改名叫“边区”和“八路军”，获得大发展。打败了国民党再改名“解放军”好了。与其用经济让步来换取西方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如自己改变国企的体制形式，利用已有的国际机遇。同时解决国内科研和生产脱节，金融和实体分离的痼疾，何乐而不为？
　　军事建设以逸待劳掌握主动权
　　军事上美国只有局部的技术优势但是长远的经济颓势。美国航母在中国南海炫耀只是虚张声势，航空母舰每天开动要烧多少钱，日本出动飞机军舰到钓鱼岛海域也是在烧钱。美国日本在中国近海耀武扬威有什么了不起，正好帮中国海军空军练兵。
　　我时不时派几艘军舰几架飞机去争议地区绕几圈，引得你大批飞机军舰出动烧钱，我则以逸待劳，看谁耗得起？你把钱花在巡航上越多，花在军事科技和基础建设上的资金就越少。在我的近海惹是生非，主导权在我们手里。慢打散打，还是谈谈打打，得我们说了算。军事战、经济战、金融战、信息战要协同作战。
　　请注意，日本政府三分之一的预算靠发债。美国搞量化宽松，如果中国和中东产油国不买美国的国债，美国的金融系统就要出危机。中国和美日的海洋冲突的胜负，不取决于军事技术，而取决于经济和金融。这次美国大选，美国两党都明白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竞争输在基础设施上。美国缺钱，钱烧不起，美国经济给世界警察的角色拖垮了，早晚会同中国、俄国求和谈判。
下一步 中国怎么超越美国？【续】
　　中国占领金融制高点的三个“阳谋”
　　中国这些年的产业竞争非常成功，但是国际金融消极防御，非常被动。原因是处理国际金融竞争的方法，只搞“国际接轨”的本本主义，忘记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西方最希望中国上钩的打法是学西方拳击，你打我一拳，我回击你一拳。西方人个子大，当然占便宜。当年中国武师对付西方拳师的办法是打太极，你一拳打来，我侧身让过叫你扑空，然后抓住你的胳膊一拽，借你的力把你摔出去。中国人学西方经济学学傻了，把中国看家的战略思维给忘了。
　　我今天讨论的事情都是公开讲的“阳谋”，不是“阴谋”。我多次在西方智库的研讨会讲，美中欧合作才能走出金融危机，拯救全球化。要搞对抗，全世界的市场一定“三家分晋”，中国主导的东亚经济区会超过欧盟和北美，因为东欧、非洲、拉美，甚至美国西部都愿意和中国经济合作。美国的军火工业集团没办法阻挡中国大市场对各国资本的诱惑，因为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超过了在美国本土的利润。
　　如果中央能考虑我们的建议，我认为五到十年左右中国就可把世界金融制高点给占了，主导世界资本的流向。如果听西方的华盛顿共识搞金融自由化，则中国30年积累的资产，可能在几年内败光。为什么？因为国内的金融界不明白金融竞争是不流血的战争，是争夺市场份额和控制资本流向的战争，他们以为金融是钱生钱的游戏，天真地欢迎跨国资本进来，却不知道美国金融怎么赚钱？
　　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实体经济失去国际竞争力，政府没钱做长期投资，只能拿钱救金融搞短期投机，把股票市场炒高。股票市场炒高以后，最恨的是谁？德国人。因为德国的企业技术比美国企业好很多，因为德国人赚了钱就做研发，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但是不把利润拿来分红炒高股票。
　　日本、韩国拿利润干嘛呢？也比中国聪明。中国只会卖苦力给人家加工，利润大头被西方营销商拿走。所以日本、韩国发奋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
　　比如日本丰田和韩国现代卖汽车，都是下了血本在美国欧洲布局。哪怕前十年赔钱，也要把市场份额占了。一点点蚕食美国和欧洲的市场。中国的国有或民营企业如果采取短视的方针，只顾眼前的资产保值增值，不干放长线钓大鱼的买卖，才有今日制造业的低利润。
　　美国人呢？他们拿到利润后，不搞研发，也不搞营销，市场输给德国、日本、韩国，那美国人干什么？美国不是保护产权吗？产权在投机的股东手里，不在创业者手里。想多分红，就CEO签期权，你任期到的时候，如果股票价格翻倍，你就得个大红包，比你干20年的工资钱多。
　　那样一来，美国高管哪里会关心企业未来的命运。美国的高管期权是让美国企业早死的激励机制。但是美国公司炒高股价也有好处，就是美国股票升值的时候，可以利用美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吞并德国和日韩企业。即使企业实力相当，但是美国的金融杠杆可以使美国公司的股市价值是德国企业的几倍，把德国企业吞并。
　　德国日本经济的起飞期，都想尽办法抗拒美国资本对他的兼并，但是德国成功，日本失败了。
　　因为日本的广场协议和东亚金融危机后被迫打开金融市场，所以日本实体经济走下坡路。中国自己傻，欢迎美国资本投资核心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控制中国核心企业股份的巨大份额。
　　幸好西方金融资本没有战略头脑，只为赚快钱。金融危机后院着火，看中国股票市值高就赶快抛出去套现，没有像当年搞死苏联东欧重工业那样，搞垮中国的核心企业。但是不等于将来不会。
　　我们打什么牌呢？很简单，绝对不能像现在中国金融那样搞什么“人有我有”照搬西方。西方金融危机的量化宽松，输出投机资本在全世界转嫁金融危机，中国却加快资本账户的金融自由化，开放期货市场，放开股市投资额度，搞得咱们股市一塌糊涂，期货市场又把中国急需的进口原材料价格炒高，你不是在出卖国家利益吗？
　　我建议中国对付美元霸权的办法有三招。
　　第一招，就是前面建议的大学基金会，用科研-产业-营销-金融的整合体制占领制高点，不受国资委目前保值增值短期目标的限制，就能破解美国金融兼并德日核心企业的旧招。
　　第二，用领子期权破解美国石油美元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金融垄断地位。
　　大家要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美国现在称霸世界的经济实力从1971年开始就动摇了，凭什么继续掌握金融的制高点？因为他掌握着石油美元的定价权。中国人要买石油，石油交易拿美元交易，他就掌握石油美元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各国相信美国国债不会赖账，用美国国债来保值增值。美联储加息减息，就能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
　　美联储选准时机减息，美元贬值，就把中国借给美国的外债蒸发掉一部分。人民币升值10%，就蒸发掉10%美国的国债，代价是美国资本外流。然后美国再选择国内时机加息使美元升值，引发国际资本回流，打压中国的股市。美国资本借机把中国的股市抄底，又赚了中国和新兴国家一大把。
　　美国玩什么游戏？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如果美国经济持续不振，美元动摇怎么办？金融资本流动有两个规律：要么流向高回报的经济增长区，要么流向低风险的经济安全区。美国经济竞争不过对手，就在对手周边敏感地区发动战争打击对手的信用。如果竞争对手是欧元，就发动中东战争、巴尔干战争、东欧战争。如果竞争对手是中国，就在在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制造矛盾，打击人民币，马上国际国内资本就逃离去了美国。
　　国内金融界的本本主义者只会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跳舞，美国说中国消费不够，国内的媒体经济学就呼吁拉动消费。美国说人民币该升值，媒体经济学家就心虚地承认人民币低估，最多辩解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得慢慢升值。
　　我觉得，中国完全可以破美国的招。问题很简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但是没有定价权，定价权在美国伦敦的金融寡头手里。为什么中国不直接和资源出口国交易？因为中国不知道直接交易如何讨价还价。卖方永远希望出口价格抬高，巴西铁矿炒高当时看来合算，等中国经济放缓，铁矿价格跌下来，他才知道他也大亏。
　　真正长远的合作共赢之道，中国要跟资源出口国建立长期互利的一个分利也分损的合作关系。怎么分？金融有现成的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可以拿来投机，也可以拿来协作，叫影子期权。你们知道如何操作？石油国愿意卖，中国愿意买，但是价格谈不拢。
　　买俄国石油天然气也有类似的价格博弈问题。原因是什么？双方都想博弈捞利。咱们既然是长期交易，不如合作分利。比如我们按过去十年的历史价格平均得到的油价50美元一桶，双方协商一个合理利润浮动空间，比如在均价基础上浮动10%。如果涨10%，卖家赚，跌10%，买家赚。超过10%的部分我们分。赢家把超额部分回吐一半给输家，反过来我损失时，赢家倒贴他损失的一半。
　　你要是巴西或俄国总统，你干不干？当然干。但是你不能跟期货的散户谈判，要跟国家垄断出口商谈判，因为国家才有经济合同的连续性。如果中国和一个个资源输出国建立直接交易的长期合同，绕过美国的金融中介，不需要石油美元，美国的金融霸权就削弱了一半。
　　第三，建立中国主导的人民币国债市场，破解美国国债的霸权地位。现在西方国家最大的经济问题是什么？就是荣国府欠债太多，要问刘姥姥借钱。怎么可能呢？因为刘姥姥他们家勤奋，存钱。荣国府花没了，就发债，中国手上拿的都是美国的白条。美国一旦还不起债，中国人的积蓄就灰飞烟灭。
　　你们看世界银行加冕的高收入国家，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富国家都负债累累，国债发不出去只能高息借款，将来换不起，国家也会破产。而日本欧洲的富国增长无望，国债的利率从零到负，美联储也在考虑负利率来刺激经济，因为量化宽松不起作用。资本市场为什么还买？因为投资股市的钱将来赔的比负利率的国债可能还多。
　　现在的怪事是欧洲日本发债利率是负的，美国差不多是零，中国民间融资却是高利率，导致经济下行。中国在国际上可以发低利的债，1%的利息就比美国国债高，为什么中国国内还有融资难，融资还要10-20%的利率，不是糊涂吗？当然，过去国内企业借美元日元债，人民币贬值就增加融资风险。为什么不发人民币的债卷融资？
　　中国金融的大机遇在哪里？我们可以把中国长期的建设基本建设，比如说西水东调、高铁、电站的投资变成人民币的长期债卷，开放国债市场，让谁买？不让投机人买，让世界各国的养老基金买。
　　美国的大公司，什么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力公司，已经没有核心股东了，保护产权是空的，因为散户不关心企业的长远利益，只是追涨杀跌。谁是西方大公司最大的股东？退休基金会、养老基金会。美国2008的金融危机，股票市场蒸发一半。
　　通常养老基金为了保值，还有一半资产会投在美国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现在国债收益率几乎是零，还走向负值。所以西方福利社会的金融基础岌岌可危，处在破产边缘。
　　现在西方政客鼓动蓝领工人工会反中国，理由就是中国出口的廉价产品把西方的制造业和福利社会打垮了，所以西方的工人阶级非常恼火，现在特朗普得的是蓝领工人票。
　　习总说中国要提供一个国际社会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是什么？我现在给大家建议一个。我们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国债，可以当世界各国福利底线的救世主。
　　你买我的长期建设国债，利息低、价不贵、好处是没有风险。因为中国政府不会破产，中国老百姓最勤奋，中国土地都归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中国政府公信力世界第一，说到就能做到，中国开工项目绝对如期建设，别的国家修高铁，私有制征地就征不下来，基础建设项目会撕裂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修高铁，修电站，都行，因为全民分利，当然拥护。发低息的人民币长期债权，人民币自然国际化，不需要全面开放资本账户，挡住西方的投机资本。美国、欧洲、日本的养老基金和退休基金不受政府地缘政治控制，自己独立操作的资本都会买中国的国债，因为没有更好的竞争者。
　　如果西方老龄社会的稳定绑在大中华经济区的战车上，一小撮军工寡头还跟我中国打什么仗？你不是傻到要掘自己的金融坟墓？要不了多长时间，中国就是金融世界的老大，你们觉得能做到吗？
　　（结论）
　　我就讲到这里。我的结论是，要看清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我们必须要站在斯密的肩上，打破斯密的幻想，占领科技工业军事和金融的制高点，尤其重要的是科技和金融的制高点，中国的工业就能超越资源限制，往全国世界发展。
　　我相信快的话，5-10年，晚的话10-20年，中国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走出太平洋。如果美国要跟中国对抗，你建你的北美经济区，我建我的大中华经济区，世界三大经济中心，欧盟在缩小，早晚欧洲会向亚洲靠拢，北美的经济区在分裂，拉美国家心向中国，美国的太平洋西岸也拼命发展中美贸易。不但南美，中美州是中国的伙伴，我相信美国西部和南部，包括加州、德州都愿意跟中国当伙伴。
　　想和中国搞新冷战的只有美国东部那几个反共老州，让他们试试看，有没有办法跟中国对抗。这次连纽约出身的特朗普都声言准备跟中国做经济交易了。我等着美国的共和党有朝一日会提议废除美台条约，换取中国钩消几千亿美国国债。这点钱对中国是小意思，比玩金融自由化的游戏代价小得多。可以考虑考虑。
　　谢谢大家。
下一步 中国怎么超越美国？【续二】
　　【问题与互动】
　　【提问】：传统经济学的均衡和您的复杂经济学的复杂是两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传统经济学通过均衡和最优有应用的抓手，您的复杂经济学是不是也具有这样的抓手。比如天气预报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但并不妨碍天气预报三五天的科学性，使它可以成为我们每天必看的东西。& &
　　【陈平】：这个问题非常好。可惜你漏过我上一次人大的讲座。计量经济学没法做天气预报，但我们可以做天气预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均衡的观察办法可以追踪金融市场的走向。目前金融经济学只看两阶距，就是均值和方差。因为他们假设高斯分布永远成立，才会保证均值存在和方差有限。这样的条件下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吹牛什么有效市场，其实不是永远稳定。
　　我们观察到市场动荡的时候，比如羊群行为，追涨杀跌的时候，高阶矩，就是三阶到五阶矩会爆涨上千倍，而且在危机前一个季度就发生。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做金融的飓风预报，飓风快来了，告诉政府立刻改变游戏规则，例如降低杠杆率，我就可以预防和控制金融危机。
　　我们采用的非均衡物理学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是两个美籍华裔中国工程师研发的。美国军方用来探测核潜艇、核爆炸，原理是从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构造的。我借过来分析美国的股票市场，得到的结论是否定有效市场是噪声驱动的假设，证实经济周期是熊彼特预言的“生物钟”，复杂科学的名字是“色混沌”。
　　医生看心脏跳动心率范围可以诊断你有病没病。我们实时观察股市指数可以给金融市场把脉，辩证治疗。复杂思维和中医整体论的思维相似，这是中国人的长处。
　　【提问】：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刻的演讲。老师今天提了很多精彩的观点，观点的证据非常重要，我想知道老师是怎么观察到证据的？做观察的内容是什么？您刚刚提到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是不可持续的，可否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观察到的？
　　【陈平】：我的观察很简单，就是观察几个典型案例。
　　前面讲的第一个案例，是去过希腊的观察。我发现希腊的民族传统让老百姓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只有个人和家族利益。国家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民族性和西方的民族性相反。我年轻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非常崇拜鲁迅，鲁迅和柏杨骂中国的民族性落后，什么丑陋的中国人，说得很惨。出国后我发现中国民族性的特点有利有弊，不见得就是天生的落后。
　　我的观察，中国人的特点，危机的时候就抱团，富了就要分家，就要吵架，中国人可以共苦，但难于同甘。西方人相反，一看别人富了，就一拥而上全抱大腿，一说败了就四散而走。拿坡仑也好，欧盟也好，都这样。
　　希腊这么点大的危机，不但引发希腊分裂，还引发北欧和南欧的对抗。看看韩国的金融危机，老百姓和国家抱团，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来帮助国家还债，度过金融危机后韩国产业还比日本上了一层楼。欧盟经济本来欣欣向荣，欧元一度比美元强势。一旦发生很小的希腊危机，欧盟就摇摇欲坠。这是第一个观察。
　　第二个观察，我多次去东欧比较转型经济的效果，发现世界银行编造的人均GDP数据造假。说什么休克疗法以后，东欧进入高收入国家，他们故意把高收入国家的下限划在波兰、俄国，而非早就是北约和富国俱乐部（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土耳其。
　　我看结论相反，东欧不仅比中国差得多，也比转型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差得多。我问波兰经济学家，尤其问了年轻人，你们到底怎么对比转型前和转型后的经济，是好还是坏了？我得到的答案，是一半一半。40岁以上的人都认为过去社会主义好，但是现在回不去了。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又分一半一半，一半人认为过去好，一半人认为现在好。
　　如果是受教育程度高可以到西方或跨国公司工作，生活待遇提高会认为比过去机会多，但是还有一半的年青人人上不了这个船，失业比以前还严重。加起来3/4的人说不好，1/4人说好，西方编造的人均GDP数据我能相信吗？还说中国的人均GDP在土耳其、马来西亚、伊朗、和墨西哥之下，你们去看看吧？
　　第三个案例就是今天我讲的希腊神庙的前因后果，为什么大理石建筑要建在地震带上？我是定量和定性的观察，还加上历史典型案例的研究，三者互补。你就知道文艺复兴的理想主义是反自然的，是难以持续的。西方模式的科学技术确实开发了大量资源，但是也足以毁灭地球几千次。当代许多现代病都是西方模式用现代科技为少数人谋利益，维护帝国霸权的结果。
　　中国崛起不能只是模仿或接替西方的霸权，或者只是模仿西方的高收入高消费，而是要创造新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希望。
　　谢谢。
　　【主持人】：希腊造假历史，你举个例子。
　　【陈平】：一个重要文献是俄国科学院院士伏门科编辑的在2007年出版的英文书：Formenko，Anatoly，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Delamere Resources LLC；(2007).书出了六卷，俄国十几个科学院士的论文集。他们利用大数据，把全世界的历史文献输进去，做数学的统计关联分析。书名字叫《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历史，是虚构还是科学）。
　　他们分析得到的结论，西方的历史是编造的，大量的自相矛盾，西方宣传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好多实际上是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好些希腊罗马的历史传说没有可靠的历史文献，连基督什么时候诞生，圣经何时编写都有问题。大家可以去查维基百科对历史上毁灭文献的世界纪录。
　　中国动不动讲秦始皇焚书坑儒，好像只有中国是文化专制。其实中国是历史上大规模毁灭文献的行动，在世界主要文明里是相对频率少规模也小的国家。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国主要经典文献至今留存，西方的希腊罗马文献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大部分都不存在了。因为一神教都要毁灭异端文献。
　　中东和西方的每个宗教战争就把前面异教的图书馆烧毁，包括烧毁历史上伟大的波斯帝国图书馆，烧得河水都是黑的。然后埃及的亚历山大的图书馆也烧了。早期基督教圣经有多种版本，因为考古发掘出很多的版本，发现基督教的新约在哪儿写？保罗、约翰，都是土耳其人，在土耳其西岸写的，不是在巴勒斯坦写的，因为游牧民族到处跑。
　　何新讲《希腊伪史考》，有一个理由是有道理的。别的考古细节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做科学的非常重视书写的材料。咱们都知道文言文非常简练，对不对？为什么文言文非常简练？因为古代文字写在竹简或者丝帛上。竹简很重，丝帛非常贵，所以惜字如金。等到纸可以大量生产的时候，宋元小说才得以把文学细节描写出来。
　　何新说，当年古希腊的文献是写在羊皮纸或者埃及纸草上。我去埃及，看到纸草是一种植物，压出来的，不是像中国的纸是各种各样便宜材料合成的。纸草非常少，今天的纸草画也比纸贵的多。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不可能在希腊时代写出上百万字的著作，那得用多少纸草或羊皮？哪里能保存？只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银行家雇人编造的。历史只有希腊哲人的片段观点，不可能有系统著作。我认为何新的观点非常有道理。
　　第二，现在所有学者都接受文艺复兴的说法，所谓的希腊、罗马文献是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看见任何阿拉伯的文本，文艺复兴自称的翻译家也没有留下任何阿拉伯文的原本，显然是美第奇家族泡制的文献。
　　美国主流的公共电视台PDS出版过一个帝国系列的纪录片，网上可以买到DVD版本。我多次建议过出版社去购买版权，翻译出版，PDS的帝国系列，专门有一集《美第奇家族》，告诉你美第奇家族和文艺复兴是什么故事？文艺复兴是一个权钱交易、腐败合法化的成功故事，和今天的美国金钱政治一脉相承。
　　佛罗伦萨有几个银行家族，大银行家家争霸，美第奇家族不是大家族，他怎么扩张市场份额？老美蒂奇想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投机在一个红衣主教身上，帮他竞选教皇成功。教皇当选回报美蒂奇，就指定美第奇的家族银行成为教皇收支的金融代理，一下子美蒂奇银行就成名了，然后各国王公贵族都来存钱借钱，美蒂奇银行就往全欧洲扩张，成了最大的垄断银行。
　　美蒂奇招来其它家族的愤恨，先暗杀他们家的接班人，然后把他们全家赶出佛罗伦萨。买通的教皇死了以后失去依靠。美第奇家族的人发现，单单贿赂一个教皇不行，得他们家自己人当教皇。
　　所以美第奇靠自己的财产贿选，制造了两任教皇当选，有一任教皇还是私生子，有钱不合法也可以变为合法。这个私生子是个花花公子。要知道早期基督教的画都非常简朴，因为原始基督教就是社会主义宗教，要照顾穷人，要实行破产法，要节俭禁欲。这个花花公子上台干脆把腐烂的生活方式带到教会，合法化纵欲的生活方式，教皇出马赞助裸体雕塑、美女画、和裸体表演。
　　制造文艺复兴的艺术要花很多钱，他把罗马教会多年积累的财富花光，只好跟美国现在一样发债。教皇发赎罪券，引起马丁路德造反，新教革命，宗教分裂，战争死了欧洲相当大一部分人口远远超过一次大战。有人批评中国的困难时期，却不懂要算人口比例。
　　中国现代化的代价是百分之几，西方东欧是百分之几十。美国独立，消灭了印第安人口的多数，目前人口不到美国的1%。究竟是中国的革命代价大，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