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罕见批美：恶魔化中国最终会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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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罕见批美：恶魔化中国最终会自我毁灭
&反映中国“邪恶”形象的美国漫画
&&&&& 现如今，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很少在某件事上团结一致，众口一词的情况更是罕见。但当他们这样做时，结果未必是好事。目前，两党的一些参、众议员齐声谴责美国奥委会决定使用中国制造的服装参加伦敦奥运。
&&&&这些政客可能认为，大选将至，抨击中国是有效的政治策略，这样就能得到选票。但实际上，他们一定明白，把美国的经济问题怪到中国头上，并不会减轻美国老百姓的痛苦。诚然，国会有权介入美国外交政策，过去也曾插手对华政策事务。但是，拿奥运队服做文章，将其当成政治话题，并使用不负责任、甚至虚伪的言辞煽动民意，这不仅坐实了人们对国会的鄙视，而且损害长远的对华战略。
&&&&这种抨击中国的做法毫无必要，且显然是虚伪的。蓝领就业损失主要是技术进步和市场力量引发的，与中国无关。即便美国奥运队制服不是中国造，也会是越南、印尼或印度制造，反正不会在北卡罗来纳州制造。另外，这些政客可能没想过，若全面落实不买中国货的要求，结果会是什么。若他们以身作则，或许将不得不光着身子去上班。他们还得烧掉自己珍爱的iPhone、iPad和苹果笔记本电脑（全是中国制造）。他们家人呢？子女、子女的孩子应被剥夺使用中国造小器具和玩具的乐趣吗？他们是否会忠于自己的信念还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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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皓阳：中国古代特权阶层的囚徒困境与自我毁灭
作者:赵皓阳&&更新时间: 23:12&&来源:大浪淘沙&&责任编辑:晨钟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中国封建王朝的兴亡有一个内在的周期闭环：土地兼并周期律，&土地兼并一一土地危机一一农民起义一一战争消灭大量人口、出现大量荒地&&土地所有权的调整( 再分配) 一一安抚流民、开垦荒地&&劝课农桑、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一一恢复和繁荣一一土地兼并&。
　　这一周期律在经济上的表现为土地兼并，在政治上的表现则为特权阶层的扩张。这一特权阶层，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现，在汉朝为外戚和地方豪强，在两晋南北朝为士族阶级，在唐朝为藩镇武将，在南北宋为文官集团，在元朝为蒙古贵族。但是无论这个特权阶层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自朝代建立之初都表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第一，特权的膨胀，无论是权力的广度和强度，都是在野蛮生长的过程中，类似于不可抑制的土地兼并;第二，特权的去中心化，慢慢的，特权阶级的触手开始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的利益诉求开始变得多元化，统治精英们已经很难再维系一个主体意志，伴随着主体意志土崩瓦解的是特权阶级在群体无意识下的盲动，最终的结局就是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
　　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来形容特权阶层自我毁灭的过程：船底破了个洞开始进水了，如果大家齐心协力抢修很快就能排除险情，但是船上的人非但不去堵洞，反而每个人开始去拆木板了：船沉不沉我不管，先把我自己这块木板抱紧了是最实在的。这样下来船还有不沉的道理吗?再理论化一点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所以说正确的&主体意志&应该是什么：让这艘船不沉;而作为统治精英阶层，肯定是要整个共同体变得更好，毕竟我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只有这个食物链健康发展，我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来自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从历史上来看，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是从特权阶级自己挖自己墙角开始的。
　　北宋时期，冗官、冗兵、冗费和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是朝廷内部最大的困扰，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我们看一下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政策，可以说非常对症下药、理念超前，如果真能做起来北宋少则富国强兵，多则成为一个崛起的大一统王朝。但是呢，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确实由于理念过于超前，另一方面是因为变法的利益与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相抵触，于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破坏变法的现象普遍发生。
　　例如&青苗法&，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比农民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的利息低不少。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不管新法旧法，他们的利益总归是要满足的，这艘船沉不沉就再说吧。
　　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政策损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中，是以一个小人、奸臣的形象出现，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损害他们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泼脏水，彻底踩在脚下不让翻案。便如朱元璋这样的一代雄主，也难免会被士大夫们的历史&洗脑&，老朱一看见臣下提&理财&这两个字就炸毛，说&理财&都是王安石这样的大奸臣才会搞，为的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国搞乱、民不聊生吗?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也是频繁被骂是&当代王安石&，张居正还得再反驳里面加上一句臣绝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但其实按理说王安石为官可比张居正清廉多了。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我们再来看看取代宋朝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如何&自我毁灭&的。当少数民族贵族取代了文官集团成为了食物链顶层的&特权阶级&时，他们的表现一样不出人意料：蒙元保留了许多游牧民族&民主制&的残余，大领主们在政策尤其是继承人方面有很高的话语权，于是每次皇位空出来的时候，都会看到好几个王子打来打去，这无疑对国家的稳定是一种大大的损害。元朝九十几年换了十几个皇帝，在历史上也就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能比了。元朝不是传统的中央集权，所以到元末许多大领主都成为了地方军阀，不受朝廷节制，自然也不会出多大力气打农民军。
　　按理说元朝的低赋税在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徭役政策也很宽松，但无奈地方领主太残暴、文官集团太腐败，低赋税的好处也落不到老百姓头上。所谓&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恐怕只是极少数的个例。否则也不会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绝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那是真活不下去了。要是能活下去&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那就参考清朝。
　　朱元璋总结元朝过失：&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老朱这话要怎么理解呢，元朝法律及其宽松&&不是对老百姓宽松，而是对统治阶级宽松，是对蒙古领主和文官集团宽松，宽松的法制加剧了吏治的腐败。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在封建社会那种皇权不下县的独立王国，法制再怎么宽松也宽松不到他们头上。朱元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铁腕整顿吏治恐怕是封建朝代绝无仅有的&&对官员的法律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也正因此明初虽然经历了如靖难之役这样全国性的战争，但依然保持了近一百年的盛世，朱元璋对于文官集团的压制功不可没。
　　普遍认为，张居正变法成功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关于成功失败的原因百年来争论不休。我说一点我的浅薄之见，张居正变法除了没有王安石那么激进，真正的要义不在&一条鞭法&，而在&考成法&。考成法讲&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用通俗点的语言来讲考成法就是：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滚，至于你怎么才算干得好、到底用不用滚谁说了算?我，内阁首辅张居正，我是这个考成法的最终负责人。所以说张阁老就用这个考成法把整个文官集团的七寸攥在了自己手里，蛤，你想消极怠工?你想扛着红旗反红旗?你想借新法给自己敛财?不好意思，我张太岳，大明帝国的唯一独裁者，眼里可是揉不进沙子的。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上和监察上独一无二的权力可是王安石没有的，这也是两次变法结局迥异的根源所在。然而张居正死后不出意外地遭到文官集团的清算，抄家、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历史上得罪特权阶级的人，下场基本都不怎么好，这就是强行给一群无意识的群体树立主体意识的下场。而考成法也在第一时间被废除：我们文官集团不允许出现这么牛逼的人。
　　明代是文官政治的巅峰，这是封建时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发达的封建经济自然造就了强壮的士大夫阶层。朱元璋一方面借鉴前朝经验，一方面能够从底层劳动人民的视角出发，完善了一套限制文官权力的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这一措施是建立在君主本人高强度的工作和超高的政治手腕之上的，于是朱元璋死后，文官集团逐渐掌握了政治主动。建立在不信任武将勋贵集团和外戚集团的大前提下(因为文官集团再怎么样吃相也相对好看，文官也就争权夺势，武将可是懂不懂要砍人的，毕竟汉朝和唐朝的经历太惨痛，正因为放弃了武将勋贵和外戚，宋明两朝的皇帝没有一个死于非命的，也算是出于国家稳定考虑的选择)，能够制约文官集团的只有宦官集团了。
　　宦官集团可以看做是皇权意志的化身，当言官这一检察体制失效之后，宦官集团成为了唯一可以制约文官集团、不让这一特权阶级过度膨胀以至于炸毁整个国家的唯一手段。明朝末期，一条鞭法算是给大明续了一命，魏公公别管这个人多混蛋吧，他的税收政策真是给大明续了一命。然而魏公公这个死人妖被搞掉之后，东南士绅为基本盘的东林党全面得势，魏公公的税收政策自然也被废除了，东南的税就更收不上来了。但是东北还在跟后金打仗啊，打仗有多损国力看看美国打伊拉克、苏联打阿富汗就知道了，大明朝最富庶的一块地方税收不上来，只好靠盘剥中原、西北的农民了。加一遍辽饷，加一遍剿饷，加一遍练饷，再加上天灾，老百姓们不反也得反了。
　　魏公公的税收政策是恢复了万历年间的税收政策，以商税、矿税、海税为主。在明末，以文官士大夫集团为核心的高层地主阶级基本把触角伸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文官的亲戚纷纷经商，或织造、或漕运、或开矿、或参与牙行、或对外贸易，基本上都是依靠了家族当官者的权势，打开经商方便之门，大致相当于我们八十年代遍布全国的&官倒&&军倒&。这一特权阶层的形成，侵蚀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权力寻租的普遍盛行让正常的生产生活难以为继，民亦穷、国亦穷，唯独富了中间的官僚士大夫阶层。
　　万历皇帝对于文官的尿性认识的是比较深刻的，所以他收这个税的时候是派宦官去收，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大明王朝国库存银700万两，这算是他留给万历最宝贵的一笔政治遗产，但随后就打了几场重要的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场战役的军费消耗大约在1300万两左右，而万历派出的太监们征税量大约在700万两左右。考虑到文官集团日渐腐朽，大明王朝的财政在没有战争的年代也只能尽力维持收支平衡，所以说靠太监们收上来的税基本上保持了一个收支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功绩。万历晚年，三大殿被雷击焚毁，就一直没修，直到天启年间才被魏公公给修好，可见万历皇帝基本都把这些钱用在军事国需上了。
　　就这样，万历皇帝的税收政策也遭遇了文官集团的全面抵制。一方面，反对宦官就是文官集团天生的政治正确，没有为什么，我们文官集团贪污了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理解，你太监就是天生的道德败坏，税收权让宦官掌握简直就是对文官集团天大的侮辱，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权力让宦官集团掌握可是万万不能;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士绅官商阶层已经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这一特权阶层的利益是不容他人染指的，国家也不例外。于是乎，在全国普遍爆发了针对太监征税的&抗税运动&，在掌握话语权的文官集团的记载下，这是太监们横征暴敛引发了民众的反抗，但是仔细深究史料背后，不难发现这些运动都有官商士绅阶层作为幕后黑手，他们俨然已经成为了地方黑恶势力，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众多打手。最典型的是万历三十四年云南抗税运动，地方官员贺世勋、韩光大直接带人杀死负责征税的宦官杨荣和随行人员两百余人，然而这一骇人听闻的惨案的凶手最终也没有得到惩罚，毕竟别人杀士大夫那就是阴谋造反，要诛九族凌迟处死，士大夫杀别人那就是维护天理伦常。万历皇帝得知此消息后绝世三天以示抗议，但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商税、矿税基本停征。
　　然而万历皇帝有道德、讲情理，我们魏公公可不是这样的人：你道德败坏，魏公公比你道德还败坏，你耍手腕，魏公公手腕比你还狠。三下五除二解决了朝廷内部的东林党，各种针对官商士绅阶层的税收纷纷落实，捎带着处理了一下盘踞各地阻碍国家税收政策的黑恶势力，别管魏公公的动机怎么样，这对于国家来说确确实实是好事。当然，在东林党人的笔下，像打击地方官商勾结的大家族、大财阀，又成了魏公公&灭绝人性&的一条罪状了。所以魏公公执政几年是辽东局势最好的几年，宁远大捷、宁锦大捷、毛文龙抗金元朝这几次重要的胜利全部是在魏公公执政的那几年。无他，军饷给的足，后勤有保障咱前线的士兵真不会丢人。
　　结果魏公公一死，东林党全面复辟，商税、海税各种相关的税收全部废除;一些税收就算没有废除，因为权贵集团的裙带关系也无法顺利征收，例如魏公公执政时期浙江省的茶叶税每年能征收两万余两，结果东林党复辟第一年浙江省只征收了17两茶叶税，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于是朝廷的财政立刻吃紧，崇祯元年，宁远士兵以张正朝、张思顺为首，歃血为盟，欲讨回欠发的四个月薪饷，他们攻入幕府，捉了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等，向两人索钱。毕自肃表示无力支应，事实上在此之前，毕自肃曾经九次向朝廷申报欠饷，朝廷都不理会。其实毕自肃亲兄毕自严是户部尚书，主管财政，因为财政吃紧，也只能不闻不问。此时，距魏公公身死仅仅七个月，而欠饷已达四个月之久，真可谓是&立竿见影&。
　　东林党是东南士绅官商集团的代表，他们拿出圣人的理论，鼓吹&藏富于民&，忽悠皇帝减免各种税收，本质上来讲就是&藏富于东南权贵&，最后国家还是要用钱，还是得打仗，只能在中原、西北这些贫瘠地区的农民身上一层一层盘剥了。最后大明亡了，东南沿海还是受到了满清铁蹄的蹂躏，一些人跪下来当奴才，一些人身死国难，东南沿海的工商盛世也不复存在了，这可以看做是典型意义上的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导致全盘皆输的自我毁灭。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最后的表演更可谓是&异彩纷呈&，李自成都打到山西了，朝堂上还在相互攻讦，这个说那个改罢免，那个说这个不堪用，还在党同伐异吵来吵去。崇祯实在是穷得都要当裤子了，让大臣们捐点钱吧，内阁首辅捐了五百两，另一位阁员哭穷，说自己是个清官，一两都捐不出来。剩下的文官有的捐几百的、有的捐几十的。崇祯一看文官靠不住，就找到皇亲国戚和勋贵，让他们捐钱，心说改朝换代文官找了个新主子还能做官，但你们跟我大明朝荣辱与共，大明要亡了你们这些个驸马啊、国丈、公爵侯爵能剩下啥啊，都到了这个关头捐点钱还不行吗?
　　结果呢，这些皇亲国戚和勋贵们，一个赛着一个的哭穷，有人联名上书，有人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卖(这不是打皇帝的脸么)。皇帝生气，点了名要几个勋贵捐钱，然后这些勋贵为了不捐钱贿赂皇帝身边的太监，然后太监几次加码，结果贿赂的钱比皇帝规定要交的钱都多。皇帝的老岳父&&周国丈，在京郊有数万亩的庄园，在北京闹市有好几家黄金位置的门店，崇祯让他捐十万两，他只拿出来一万两。皇后都看不下去了，偷偷给了她爹五千两，意思是让他深明大义别藏着掖着了，然后周国丈&深明大义&的从皇后五千两里克扣了两千两，最后交了一万三千两给崇祯。
　　所以晚明时期的特权阶层，真是生动形象地给我们演示了什么叫做&大家一起拆木板&，除了&自我毁灭&这个词，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形容词了。他们就是在几百年的特权浸淫中，变得贪婪、短视、愚昧、腐朽，对于这些特权阶级来说，刘宗敏的皮鞭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连十万两都不肯出的周国丈，最后李自成从他身上拷掠出了五十二万两白银;那两个内阁大学士，每一家都乖乖的给李自成送去了几万两。最后李自成从北京各级官员和勋贵处，拷掠出来了七千万两白银，这点钱打个对折，都够打三遍&万历三大征&了。
　　崇祯：可拉倒吧，朕的江山已经亡了，说这些有啥用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这样的末世，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丧失了主体意志，最后剩下的就是分崩离析。多尔衮入关时，既定目标就是恢复金朝的领土，也就是达到淮河以北就知足了，毕竟满清入关不过带了十万出头的人马，多尔衮自己恐怕都没意识到这些人能够征服全中国。多铎下江南更多是一种&打草谷&的性质，总共就带了两万人，结果满清兵锋一至，江北四镇降了三镇，扬州剩下一个史可法有句MMP讲不出来。大量的汉族正规军的投降，是满清政权统一中国、剿灭农民军的最核心力量。为啥这些政府军给明朝打工的时候遇上农民军一触即溃，给满清打工了战斗力就像狗一样的嗷嗷叫了?无他，因为军饷发的足。明朝那些士大夫们，喂狗都不肯丢骨头的。
　　当然以投降而论，明朝政府军的水平还是比不上文官士大夫集团。剃发易服这种断子绝孙的建议就是土生土长的汉族士大夫提出来的。东林领袖、士人标杆钱谦益险些就要身死殉国、名垂青史了&&如果不是因为水太凉的话。满清颁布剃发令，一时间群情激奋，钱谦益挠了挠头，说了句&头皮痒得厉害&，转头鞭子就留起来了。
　　在历史上，儒家道德的约束是文官特权集团最后的防线，诸如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话真的是有点用的。然而像钱谦益等人的出现表明了士大夫阶层已经彻底撕破了最后的面皮，他们的堕落是永无下线的。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文官士大夫阶层早已烂在了骨里，只等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教他们做人了。
/Article/lishi/325.html　　――《中国的经济制度》研讨会发言稿　　一、民主扼杀了经济增长　　日，我和家人从北京飞往罗马，打算再转火车前往意大利北部美丽小镇西耶那，参加蒙代尔教授着名的国际货币圆桌会议。傍晚7:30飞机抵达罗马，一出海关就快速奔向火车站，却被告知自当晚9点开始，意大利全境火车罢工24小时，所有公共汽车同时罢工。无奈之下，只好坐高价出租车（350欧元）深夜赶往西耶那。6天后的7月14日，我们又从欧洲飞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参加科斯教授和王宁博士主持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研讨班。漫步在芝大校园，却发现好些路段乱七八糟，凸凹不平，显然是整修工程尚未完成。我忍不住问研讨班秘书小姐怎么回事。她反问我：“你不知道吗？芝加哥全市建筑工人罢工两个月。现在才过去20来天啊。我真的搞不明白，他们每天工资比我高那么多，还要经常罢工！”　　是的，秘书小姐没有搞明白的事情，经济学家们也不一定搞得明白。可不是吗？今天全球经济乱象丛生，举世都在辩论如何恢复经济增长，提振经济活力，却苦于找不到良策，注意力竟然都集中滥发货币和操纵汇率上，连量化宽松和竞争性贬值这样的怪招都派上了用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还宣称那是现代中央银行的伟大创新，呼吁全世界中央银行家都要有创新的胆魄和勇气。　　然而，意大利和芝加哥的罢工故事，虽然只是冰山之一角，却恰好深刻揭示了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基本问题，让我愈发相信一个并不十分愉快的结论：那就是民主制度扼杀了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许多人可能对这个结论相当吃惊，甚至反感。其实，它不过是人类经济制度演变一般规律的推论而已。人类经济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是：任何制度安排最终都要走向它的反面。研究货币制度演变历史的大师级学者，都曾经发现或感受到这个真理。譬如欧元之父蒙代尔、法国政治家和银行家李斯特就说，是民主制度扼杀了金本位制。我将他们的高超见解推演一下，说民主制度扼杀了经济增长。　　二战之后，西方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充分就业成为政府最高目标、最低工资和高福利成为法律制度、工会和压力团体勃然兴起，成为社会主流和权势阶级。西方经济学的政策辩论风起云涌，热闹非凡，说到底无非是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三大支柱或三大目标完全是自相矛盾。最简单的供求价格机制分析就可以告诉我们：最低工资、高福利、工会和压力团体，本身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极大扭曲或价格机制的消亡，怎么可能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呢？1960-70年代，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完全围绕所谓菲利普斯曲线展开，现在大体成为一个笑话了。发达国家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价格机制越来越僵化，就开始大肆扩张货币，希望用通胀来实现充分就业。前不久，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得建议美国和发达国家将通胀控制目标提高为4%，中国的厉以宁和吴敬琏先生最近也发出类似的呼声，背后的理论似乎还是脱不了那个菲利普斯曲线的阴魂。　　1970年代以来，美国首先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持续增发货币，大搞通货膨胀政策，资产价格泡沫一浪高过一浪，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须知1970年代以来全球基础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从380亿美元激增到接近9万亿美元，增速超过200倍，而真实经济增长不过5倍。要不是1980年代之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世界竞争，为全球提供廉价产品，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至少是今天的数倍。即使如此，蒙代尔、卢卡斯、麦金龙、甚至包括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在内都承认，19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和全球的平均通货膨胀超过以往一切世纪的总和。货币的泛滥导致信用的泛滥，信用的泛滥导致高杠杆经营的泛滥，货币泡沫、信用泡沫、资产价格泡沫越吹越大，势不可挡，终于酿成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可悲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竟然还是希望再次用货币泡沫来刺激真实经济复苏。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陷入了三个两难困境。第一个困境是财政政策困境。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那么高，一方面必须削减赤字和降低债务规模，另一方面却还要依靠赤字开支和增发债务来刺激经济。怎么才能够两全其美？看来还没有找到出路。美国政府自己的预测，到2020年，公开债务规模肯定超过GDP100%。欧洲和日本好些国家早就超过100%了。从私人到政府全部都是高杠杆、高负债、寅吃卯粮，这样的经济制度怎么可以长期维持下去呢？　　第二个基本困境是货币政策困境。全球货币已经那么多，美国银行体系超额储备早就超过1万亿美元，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早就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发达国家却还要继续长期维持低利率，还要大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道基本的货币数量理论真的完全错了？难道大家真的都要象伯南克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所宣称的那样：中央银行可以不顾一切大胆创新？　　第三个基本困境是汇率政策困境。“汇率战”、“货币战”甚嚣尘上，汇率操纵愈演愈烈，汇率走势完全脱离经济基本面。问题是：如果大家都希望利用汇率贬值来短期刺激出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每个国家都达到汇率贬值的目标呢？一方面高喊要恢复国际贸易和出口，要稳定世界经济环境，要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要避免国际投机资金冲击和汇率危机，一方面却大肆鼓吹汇率浮动和竞争性相互贬值。难道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完全失效了？奇哉怪也！　　三大政策困境源自经济制度安排。民主制度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向它的反面，成为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杀手。当然，我绝没有反对民主的意思。然而，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如何才能促进持久的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僵化的最低工资和福利、工会和压力团体、既得利益集团，所有这些难道是民主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吗？如果不是，它们与真正的民主制度应该是什么关系？目前在中国，许多人正在积极倡导最低工资和工会制度，他们相信那是民主制度和民主权利的核心。有鉴于此，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显得尤为迫切。　　加或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有数之不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没有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　　二、《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一般性贡献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我们寻找上述问题答案的灵感之源。2005年，我将自己研读张五常经济学的体会整理成书，出版《张五常经济学》，认为张五常开辟了独特的制度经济学发展之路，那就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的安排和转变。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合约角度看佃农制度，代表作当然是《佃农理论》。第二个阶段是从合约的角度看一般性的价格机制，代表作是《价格管制理论》。第三个阶段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公司，代表作是《公司的合约本质》。第四个阶段则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国家，代表作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会的主题：《中国的经济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制度》最主要的发现是“地区竞争”，最主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该书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大家对这些内容非常熟悉，用不着我来重复。不过，我以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张教授其他着作里，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话题被大家忽视了，那就是合约的选择，哪怕是完全自由的选择，也不能保证制度朝着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转变。也就是说，合约的自由选择只是良好制度安排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以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是制度转变的正确含义”。张五常说的很透彻。然而，张五常接着说：“很不幸，制度的转变或合约安排的转变，不一定是朝减低交易费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亚当斯密认为土地使用安排的转变是朝改进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对。灾难性的安排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多次了。有时我想，人类可能有一天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毁灭自己。在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下，人类自取灭亡的理论难以构想，虽然我尝试过好几次。”　　每当我阅读这一段的时候，我都有一种仿佛触电的感觉！我觉得，新制度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解释人类经济制度为什么会朝向交易费用增加或自我毁灭的方向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今天人类的许多经济制度安排，包括前面提到的最低工资和福利制度、工会和利益集团、浮动汇率和毫无约束的货币制度，等等，都是大幅度增加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或不确定性或风险。即使我们不从租值增 加或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有数之不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没有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　　三、任何制度安排必定要走向它的反面　　如果我们从大历史角度和全球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演变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重大甚至惊人的现象：任何制度安排最终都必定走向它的反面。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都高度注意此一重大事实，都希望找到能够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可是永远也没有找到。　　且让我举出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是西方世界研究国家文明和制度兴衰最有名的着作之一。作者爱德华。吉朋（）曾经这样描述他撰写巨着的动机和灵感：“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块值得怀念的地方―罗莫洛站立过的、西塞罗演讲过的、凯撒倒下去的。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日，当我坐在卡皮托山岗废墟之中沉思冥想之时，赤足的托钵僧人正在朱庇特神庙中歌唱晚祷辞，撰写一部这个城市衰亡历史的念头第一次涌上我的心头。”还有一次，吉朋对着罗马古城废墟，回响着罗马帝国往日的辉煌，发出深深的感叹：“好景总是不久长！”好景为什么总是不长久呢？好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总是昙花一现呢？　　第二个例子是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着名对话，他们探讨了国家兴衰循环之谜。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６０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却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毛泽东对他心目中的民主新路，却是语焉不详，他自己后来的探索，与其说是成功，倒不如说是完全失败。　　当然，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或制度转变还有一个着名的规律，那就是历史学家黄宗羲总结出来的“黄宗羲定律”：一个起初非常良性的制度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彻底葬送自己！　　四、制度经济学研究需要崭新思维　　或许这是一个令人困惑或灰心丧气的主题，或许朋友们认为上述问题超越了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的范围。不过，我多年研究国际货币制度演变历史所得到的一个最基本的教训是，假若不采取一般均衡和动态演化的思维，就不可能理解一项制度的演变。我这里所说的一般均衡和动态演化思维，就是考察制度的转变，必须要将文化、思想、宗教、价值观、信念、精神、必然性和偶然性、挑战和机遇等许多因素包含进来，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可能根本就无法推测制度的演变，至少无法全面推测制度的演变。事实上，这也正是张五常一贯倡导的思维，因为他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制度费用，其内涵比通常所说的交易费用要深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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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楼资本主义的有文化之人多幸福，只要有点本事，就能拿高薪、开大会。
反观中国、天才都要熬油写文章。落后啊.支持[0]反对[0]
29楼二战之后，西方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充分就业成为政府最高目标、最低工资和高福利成为法律制度、工会和压力团体勃然兴起，成为社会主流和权势阶级。西方经济学的政策辩论风起云涌，热闹非凡，说到底无非是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支持[0]反对[0]
28楼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的是反复、周而复始，必须经历兴衰、兴衰、兴衰的不断循环才能i发展。决定着一切的不是愿望，而是行动。即使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似乎是徒劳的，也还是要永无止息地把石头推上山。支持[0]反对[0]
27楼向现在更象鲁肃了,除了是个书呆子,也是个被利用的汉奸支持[0]反对[0]
26楼替张五常背书,是蒙老师留的作业吗?不是宋鸿兵的铁哥们吗?宋是坚定认定张五常胡祖六都是汉奸的支持[0]反对[0]
23楼为什么不从人性去分析。我主观上认为现在西方民主的问题实际是人性贪婪懒惰的民主，因为你的制度让普通公民表达的自己的意愿，而这种意愿是人性的表达，是贪婪和懒惰的表达，延伸到政治上，感觉就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了，但是人性本身不就是因为希望获求懒惰而产生了贪婪，因贪婪而产生了生产的动力？所以这是个循环本身的问题，错就错在在儒的文化里有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而循环是没有正反的。现代民主制度正是这种循环的体现，好段时间就出问题，差段时间又变好，如此往复才是历史的真相。总不能一看他出了问题就否定他的存在，而我认为民主制度的根本优越性就在于他的自我修复性，而独裁政府和霸权政府恰恰缺乏这种自我修复性，所以当政治制度本身出现问题的时候无法通过自愈的方式解决矛盾，最后只有被颠覆的命运。支持[0]反对[0]
22楼这也能拿出来发表，晕死。
马克思说得都比你要经典。支持[0]反对[0]
21楼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那三年100%的经济增长是因为纳粹专制的优越性支持[0]反对[0]
20楼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其实不难解释，我认为其实是政治经济模式，即所谓一切经济活动均围绕政治为目的，而政治目的的复杂性和无理性决定了在近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它不会按照常规经济规律和模式运行，除非达到了阶段性的政治目的。
但其运行的目的、手段、模式等等均在于其对内对外政治的不同阶段性而呈现难以置信的高速或低速或倒退或飞跃。支持[0]反对[0]
19楼我们有什么？很多。
我们需要什么？阳光，水，空气，食物，房屋，衣服。
我们想要什么？任何可以吊起人类欲望的东西，哪怕这个东西会要我们的命。
我们是谁？生活在地球上的一种动物。
人类创造麻烦，再想法解决麻烦，解决麻烦过程中又有新问题，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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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哎。。。。。
仅仅看开头的行程介绍，就知道是个地地道道的砖家！支持[0]反对[0]
17楼&&&& 作者如果认真对待并回答那位研讨班秘书小姐的疑惑--“我真的搞不明白，他们每天工资都比我高那么多，还要经常罢工！”这篇文章可能就不必写了。如果回答不出，也没有发表这类“应景”文章的资格了。
&&&&我倒想请教作者另一个相反的问题，有些国家连整天吃土豆都不能充饥，为什么没有发生罢工？难道是专制制度在保佑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当今人类有多少种社会（这里且把“社会”二字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各领域总和的代称）制度决不是扒拉手指头就能数得清的。制度是社会生存细则的总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偏好构成不同的制度。每个人都生活在因你而生、为你而生的制度中。
&&&&制度本身没有生与死的问题，也没有正反，有的只是变化。制度也不应该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替罪羊，而是人类自己选择了毁灭---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支持[0]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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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经济学家，《环球财经》主编。早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先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欧元之父”、国际宏观经济学奠基人、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杰出校友，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华友世纪的创始人之一。著作：《产权理论和企业制度》、《张五常经济学》、《不要玩弄汇率》、《对美国政府说不》，翻译出版六卷本《蒙代尔经济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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