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死亡岛人类敌人文明的敌人

[转载]谁是人类文明的敌人?
----比较波普尔与汤因比在历史规律、希腊文明衰落的原因
和我们文明面临的挑战上观点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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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诚
&  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大师英国的卡尔·波普尔是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90年后,对
中国学界中的青年学者影响很大的思想家。1986年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由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以内部发行在中国出版,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猜想与反驳》
,1992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用波普的名字仍以“内部发行”方式的出版了他的《开放
社会及其敌人》,1996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由于
供不应求1997年又重印了一次。现在波普尔在中国学界是与哈耶克齐名的大师级人物。
而20多年前去世的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自1958年以“绿皮
书”介绍到中国以来,对中国学界,特别是民间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其影响不
衰,几次重印。文革中许多青年都从中汲取过养份,就连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顾准
著作中都不时闪现出《历史研究》的影响。(1)这两位大家在关于历史规律性的问题
上,在古代希腊社会的衰落和当代文明面临的问题上,都从各自的不同的学理入手研究,
得出了精辟的结论,但究竟谁更高一筹,则见仁见智,也许,可以说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是殊
  众所周知,卡尔.波普尔在其名著『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
是受到人类知识进步的强烈影响的”,但“人们无法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预言我们的
科学知识的增长”,“因此,我们无法预言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2)。从而彻底批
判了人类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人类的未来可以预言的神话。
  汤因比用几十年的时间写成卷帙浩繁的『历史研究』中,通过对人类历史上已存在
过的二十一个文明成长与衰亡之间的比较,得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若干可循规律。其中
最重要的律是“挑战和应战”。即在人类社会面临新的挑战时,能否出现“富有创造性
精神的人物”带领群众冲破旧习惯,使社会进入活动状态,从而使文明成长变化;当“
少数创造者退化或萎缩成了一个在解体中的文明社会的少数统治者,这就等于说这个社
会已经从活动阶段进了静止状态”,这时如果不能出现新的创造者带领社会中的大众应
答新挑战,使社会进入新的活动状态,社会将停滞,文明将面临解体。(3)
  有趣的是,不相信人类历史有规律可循的波普尔,对于人类的未来,得出了近乎规
律性的结论:“未来取决于我们,而我们不取决于任何历史的必然性”;(4)而总结
出若干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汤因比,也承认了人类未来的“无法预料”性,而“这个不
可知的因素就是在挑战真正地到来的时候,当事人的那种反应。这些心理上的突出状态
,事实上是无法衡量和计算的,因此也无法在事先做出科学的估计,这些却是在发生遭
遇的情况时起关键作用的力量”。(5)殊途同归,二者都明白,任何一个社会的命运
,是由这个社会中的当事人决定的。波普尔的“我们”是指拥有健全理性的或狂妄的人
类在掌握某种知识后的创造力或毁坏力,而汤因比的“不可知因素”,恰恰是无法预测
那些当事人在遇到挑战时,他们拥有的“科学知识”如何指导他们对应挑战。
  波普尔和汤因比都认为始终模仿过去的社会是一个不能成长和发展的社会。文明世
界的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仍可见到的一些以几千年前或几万年、几十万年前的部落
方式存在的社会,他们顽强地模仿着老一辈的生存方式,汤因比认为那是尚未发展到文
明的每一个个体都极小的原始社会。(6)用波普尔的话说:就是始终处在部族主义的封
闭社会中。如果说模仿过去是一个停滞的社会,那么,在一个社会已经创新出新的形态
后,一些人再企图回到过去的社会则是反动运动。卡尔·波普尔一生都是和这些反动的
思潮进行斗争。汤因比也为我们这个文明面临的守旧观念和暴力倾向(包括核武器的竞
赛)忧心忡忡。
  看来,二者都不否认,以开放的态度勇于探索人类的未知领域,在人类文明成果的积
累上不断地创新,是人类文明成长的不二法门。而封闭保守,害怕向陌生的世界挑战,
拒绝社会变化,是人类文明的敌人。
  波普尔在其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探讨了古代希腊文明生成和衰落的原
因,汤因比也在其传世大作『历史研究』中,也多场合探讨了古代希腊文明的生成和衰
落。他们都认为或不否认古代希腊文明的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但究竞
是战争本身对文明的冲击,还是战争的结局是以代表着走向开放社会的雅典一方的失败
而告终,对希腊文明的衰落造成了影响,二者的看法则侧重不同,而特别重要的是,对
这场战争的起因、性质二者有颇为不同的看法。究竟是波希战争后,古代希腊世界国际
关系中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从而造成了古代希腊文明社会的解
体?还是封闭社会的斯巴达,与代表开放社会的雅典不同倾向的尖锐冲突,引起了伯罗
奔尼撒战争,而战争中复古主义的斯巴达的胜利,才导致了以雅典为代表的刚刚走上开
放社会的古代希腊文明的解体?战争的性质是城邦争霸还是阶级斗争?
  汤因比认为:古代希腊文明如果不是由于希腊社会中自身的人为的错误造成了希腊
文明的衰落,人类可以直接在希腊文明的不断发展上使人类通向更高文明。即以雅典完
成了经济和政治变革成为全希腊的模范后,又成功地领导希腊城邦联盟取得波希战争胜
利的形势下,未能建立起“一种把古代希腊世界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政治联盟形式”。“
其所以失败的原因,看起来很明显,就是一切有关城邦都跨不过城邦主权政治这块绊脚
石”(7)汤因比认为在当时的物质界限中,“区域性的主权单位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
以保留。那就是主权的城邦制度必须让位给更高水平的新型国家”(8)但是,当时的
各城邦“彼此不能容忍、不能合作;”在公元前431年,“它们发动了雅典-伯罗奔
尼撒战争造成古代希腊的衰落”(9)而“这个悲剧中最悲惨的一幕大概是雅典,它本
来是‘全希腊的解放者’,其结果却变成了一座‘暴君的城市’。雅典所犯的这个错误
不但为全希腊,而且也为雅典本身,带来了永远无法挽回的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灾
难。”(10)显然,汤因比认为造成古希腊文明衰落的深层原因是由于各城邦未能从城
邦主权的观念下解放出来,从而使希腊社会未能在国际关系上创造出更高级的形式来容
纳它的发展。而直接造成希腊文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由于
雅典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造成的,雅典的霸权政策导致了与其他城邦的矛盾,造成了斯
巴达对战争的介入,从而造成了希腊文明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汤氏认为战争的性质
具有城邦之间的争霸权斗争和进步与保守势力的阶级斗争二重性质。他说站在历史学家
的角度上评价伯罗奔尼撒这场战争,即这次“社会大灾难”、“全希腊的巨大罪恶的起
点”时,“如果要述说古代希腊社会的成员如何犯了这次自戕的罪恶,他(修昔第底斯
)也许还会同样地着重指出两种罪恶的战争,城邦之间的战争和阶级之间的战争。”(
11)汤因比也承认战争后保守势力把希腊文明引向衰落(12),但他更倾向战争本身对
文明的摧残。他说“在过去四、五千处间大约有二十个文明瓦解过,它们瓦解的原因,
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所以能够摧毁一个文明是因为它使那些共同
组成一个社会的地方国家在彼此之间发生冲突,造成毁灭性的自相残杀。”(13)在战
争本身造成文明的衰退落和暴力对文明的消极意义上,汤因比的观点是一贯的。
  而波普尔则认为公元前6--5世纪,古代希腊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伟大时代——开放社
会,正是由于这个刚诞生的人类社会中的第一个开放的社会使许多守旧的势力感到恐惧
,各种反动的力量(包括雅典内部的),即仇视开放社会的力量集结在一起,对这个以
雅典为代表的新生文明——开放社会进行了拼死的打击。伯罗伯尼撒战争就是以斯巴达
为首的希腊社会中的封闭社会的中坚,联合了一切守旧势力,包括雅典城邦内部的守旧
势力对新生的开放社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这场军事冲突中,以雅典民主派为代表的走
向开放社会的力量,遭到惨重失败*。从而导致了古代希腊文明的衰落。
  波普尔认为,在古代希腊文明中,正当以雅典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成长力量取得伟
大的革命成就时,以斯巴达为首的反动保守力量竭尽全力来绞杀这场革命。所以他说“
这样看来,我们必须理解成功地阻止住这些发展(发展即指走向开放社会——本文作者
注)的斯巴达的历史以及导致民主政治的雅典的历史。”(14)波普尔认为在公元前5—
—6世纪时,在希腊出现了从原始的封闭的部族社会向当今人类主流文明发展的起点,
他说,“希腊的部族封闭社会的瓦解可以追溯到占有土地的统治阶级开始感到人口增长
之时。这意味着‘有机的’部族社会的结束。因为它使这个统治阶级的封闭社会出现社
会冲突。”为了缓解这些冲突,希腊社会的许多城邦开始向海外殖民,建立子城邦,但
这些跨海移民在组建成新城邦时,采取了新的开放的民主的社会组织形式,新的子城邦
和母邦的联系,“又造成了也许对封闭社会来说更为危险的事情——商业和从事航海的
新阶级。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种发展已导致旧有生活方式的部分解体,甚至导致一系
列的政治革命和反动。它不但导致用暴力来保住部族社会,在斯巴达就是这样,而且还
导致伟大的精神革命,出现了批判性的讨论,以及随之出现了从神秘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的思想。”(15)“封闭社会的解体确实引起了阶级问题和其它的社会问题,这对公民
必定产生影响,就象家庭的严重争吵和破裂对儿童容易产生影响一样。”(16)在伯罗
奔尼撒战争前二十六年,在斯巴达的一支远征军进犯雅典北部时,雅典的寡头党就决定
同斯巴达勾结来反对自己的国家,以实现他们反对民主政府的计划。“这个事件表明,
甚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二十六年之时,雅典的阶级形势是何等紧张,而在战争期
间,阶级形势就变得坏得多了”(17)而在战争开始时,用反民主的修昔底德话说:在
战争开始的时候,“几乎整个希腊世界都在动乱之中,在每一个城邦里,民主派的领袖
们和寡头派的领袖们都在作出艰苦努力,……他们用尽一切可以想到的手段使一方压倒
另一方”(18),因此“我们可以说,开始于希腊部族瓦解的这场政治的和精神的革命
,在(公元前)第五世纪达到其极盛时期,并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已经发
展为暴力的阶级战争,同时也发展成为希腊两个为首的城邦之间的战争。”(19)波普
尔认为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人类文明社会在其初始时开放与封闭、民主与专制、人道与反
人道,尊重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进步与反动两大社会力量的大决战。同时波普尔也
不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造成了希腊文明的衰落。他特别指出:雅典为代表的人类文
明大发展的时代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他说:“标志着人类历史转折点的这个时期
,我乐意称之为伟大的世代(GreatGeneration),这个时期是雅典人处在伯罗奔尼撒战
争之前不久和战争之中的那个时期。”(20)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人也不难看
出,战争中,当时希腊世界的外交军事商业和国际联盟以及各城邦大会对宣战媾和的辩
论诸活动其文明程度之高令人惊叹。波普尔认为战争本身并不构成希腊文明的衰落的原
因,所以应该理解为波普尔认为战争由以斯巴达为首复古主义力量取胜才造成了古代希
腊文明的衰退,即开放社会发展受挫。
  汤因比认为当时希腊社会中的城邦主权政治观念是林立的邦国是通向更高文明的组
织形式--“一种把古代希腊世界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政治联盟形式”的绊脚石。汤因比认
为在当时的物质界限中,“区域性的主权单位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保留。那就是主权
的城邦制度必须让位给更高水平的新型国家”(21)汤氏的这种新型国家显然是指联邦
体制,他说“当时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办法应该是通过各城邦之间的自愿协议而对城邦
权力进行一些长期性限制。”(22)但汤氏认为雅典帝国主义政策不但破坏这种可能,
而且雅典的“军国主义”把希腊引向灾难。他说“但不幸的是……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
帝国,而这个帝国引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23)。因此,由于雅典未能完成把古代希
腊人团结在一起的新政治联盟形式。最后不得不由罗马人用军事手段进行统一。而罗马
所以能完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是因为“罗马这个国家的组织结构原则同这种偶像(城
邦主权)祟拜是相当不相容的;因为这种组织结构原则是一种‘双重市民’制,它把市
民对于国家的职责分为两类,一种是对于自己出生的城邦的责任,还有一种是对于罗马
所创造的更大国家的责任。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调和办法,这种办法只有在那些偶像祟拜
还没有死死地控制住全体市民的城邦里,才能够是从心理上做到的”。(24)“值得我
们注意的是那些雅典人在内政方面不许有任何停滞状态出现的本领是非常高明的,而在
公元前五世纪迫切需要维持国际秩序时,他们却无能为力了,其结果是到四百年后,才
由罗马人完成了这项伟业。”(25)当然在称颂罗马的建立世界帝国的辉煌业绩时,汤
因比并未忘记谴责罗马人的暴力,也承认罗马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统一秩序的
成就也不能阻止始于希腊的希罗文明的衰落。(26)
  波普尔承认雅典有帝国主义倾向,但是对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会导致希腊文明的衰
落,不以为然。他说“我认为有必要看到,部族制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只能由某种帝国
主义形式来取代。必须说,雅典实行的某些帝国主义措施是相当宽容的。……雅典帝国
是从一个相互平等的联盟发展起来的。尽管雅典暂时占支配地位,并受到一些公民的公
开批评,但它在贸易发展上的好处本来会及时导致某种联邦体制。到少,我们知道,在
雅典的情况中不存在象罗马那样把文化所有物从帝国‘转移到’,即转移到占统治地位
的城邦中去的那种做法。不论人们如何反对豪富政治,但它总比掠夺者的统治要好些。
”(27)他指出,“十分有趣的是,为罗马的成就欢呼,为罗马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欢呼
的同一些历史学家们,竟然谴责雅典人企图取得更大的成就。”(28)由此可见,至少
波普尔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希腊的帝国主义政策不具有反动意义,甚至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他对打破处在封闭的社会的城邦国家是有进步意义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
言”中也指出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重要的一点是冲破了一道
道闭关锁国的封建蕃篱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观点可以与波普尔在此的观点相对照)。
而自由贸易的发展本身会建立起更高级的联邦体制的国际秩序。同时他对当时与雅典对
立的斯巴达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分析,他说“把雅典的帝国主义同斯巴达处理对外事务的
做法相比较,就可以支持对它加以赞许的这个观点。斯巴达的做法取决于支配斯巴达要
阻止一切变化并恢复部族制的企图,……斯巴达的政策原则如下:(1)保住它那个被
阻止的部族社会:排斥可能危及部族禁忌严格性的一切外来影响。——(2)反人道主
义:尤其是排斥一切平等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3)自给
自足:不依赖贸易。——(4)反世界主义或地区主义:坚持你的部族和一切其他的部
族的区分;不同下等人混合。——(5)主宰、统治和奴役你的邻邦。——(6)但不要
变得太大:‘城邦的扩大只限于不致损及其统一’,尤其是只限于不去冒引进世界主义
趋势的危险。——如果我们把这六个主要倾向同现代极权主义相比较,那么,我们就发
现它们在基本上是相吻合的,唯一的例外是最后一条。这个区别可以用如下的话来描述
:现代极权主义似乎是具有帝国主义倾向的。但是这种帝国主义并不具有宽容的世界主
义因素,而且现代极权主义者对全世界的野心是违反人们的意志而强加于人的。……然
而,在古代,对于采取斯巴达那样的地区主义的人来说,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雅典的帝
国主义以及它发展为各希腊城邦共同体或者甚至发展为世界帝国这个固有趋势了。”(
29)所以波普尔认为雅典的有帝国主义倾向的对外政策不但不是导致希腊新的政治联盟
未能成功的原因,而且对促进新的具有某种联邦体制的政治共同体有积极意义。如果城
邦主权观念是希腊文明向更高程度演进的“绊脚石”,用汤因比的观念来推理,就可得
出并不是在自由贸易中走向世界主义的以雅典为首的开放的希腊各城邦,跨不过城邦主
权观念,而是在以斯巴达为首的代表封闭和拒绝变化的坚持只在本部族内活动的部族主
义者们,跨不过城邦主权的观念。
  由此可见,汤因比和波普尔虽然都承认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代希腊由盛而衰的转折
点,但两者对战争的起因、性质、战争本身还是战争结果对希腊文明衰落造成影响,有
着重大分岐。前者认为战争起因于雅典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战争的性质具有城
邦争霸和进步与守旧两大阶级斗争的二重性质,战争本身或战争本身加上保守力量的得
势,造成了古代希腊文明的衰退落;后者认为战争起因于斯巴达为首的复古主义者要阻
止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走向开放社会的趋势,战争的性质是主张走向开放社会的民主派
和主张退回封闭社会的寡头党两大阶级的斗争,战争本身并不造成对希腊文明的影响,
而是战争的结果复古主义者的胜利造成了文明的衰落。
  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的问题时,二者显然也有不同的角度。波普尔在『开
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探讨了古代希腊文明与我们现代文明的关系,及今天我们的文明
面临的一些困难。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也探讨了古代希腊文明与今天我们文明的
关系及我们这个文明面临的挑战。我想说明,二者都认为我们今天的世界文明是以西方
社会为主流的文明,而且都认为我们今天的文明源自古代希腊社会。对于今天的人类世
界,二者都反对专制、复古,都主张人类社会在开放中保持创造性,但在人类文明面临
的最大问题上,二者确有不同的侧重。
  波普尔认为我们的文明诞生于古代希腊文明,今天的文明只是在古希腊文明的起点
上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一个过程。波普尔认为在封闭的部族社会的生活中神秘禁忌
严格地规定和支配生活的一切方面。“禁忌并非基于理性评价的可能性原则,而是基于
诸如祈求命运权力之类的神秘观念”。(30)他指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许多成员
都力图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和取代别的成员的位置”,而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与上述倾
向相反“它的各种建构,包括它的等级制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31)
他认为“神秘的或部族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之为封闭社会,而每一个人都面临
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32)他说“然而,在我看来,在这些部族社会中
,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在大部分都可以发现某些典型特征。我指的是他们对社会生活习
惯那种种神秘的或非理性的态度,以及与这些习惯的相应的严格性。”(33)他说“我
们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看来希腊人最早从部族主义过渡到了人道主义。让我们考虑
这意味着什么。”(34)“我们的文明也许可以说旨在人道和理性,旨在平等和自由。
”(35)“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显然可以描述为人类经历的一场最为深刻的革
命……当我们说我们的西方文明源于希腊时,我们应当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指的是,
希腊人为我们开始这场伟大的革命,而现在这场革命似乎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从封闭
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36)
  汤因比认为古代希腊社会是当今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起点。汤因比认为“我们已经
发现我们的西方社会(或称文明)同一个早期的社会有子体关系。”这个早期社会就是
古代希腊社会。(37)汤因比认为,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模仿的方向
不同”,“在原始社会里,模仿的的对象是老一辈,是已经死了的祖宗,......在这种
对过去模仿的社会里,传统习惯占着统治地位,社会也就静止了”,而“在文明社会里
,模仿的对象是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这些人拥有群众,因为他们是先锋。在这种社
会里,那种‘习惯的堡垒’是被切开了的,社会沿着一条变化和生长的道路有力地前进
。”(38)汤因比通过对二十一个(后来又扩大到二十六个)在地球上生长过的文明比
较,得出大部分文明已经死亡,现存的八个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还在成长,其余的都
已停滞或行将解体,出路只有同化于西方文明。(39)
  而至今仍处在成长过程中的现代西方文明,汤氏认为它的重大成功是由于英国在它
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上,终于找到了“如何不采取城邦制度”而在幅员广大的领土国家内
“从农业的贵族生活方式改变为工业的民主的生活方式”的方法。“英国的议会政府这
种政治发明,为英国后来发明的工业制度提供了顺利的社会条件。”而今“这两个制度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制度。”(40)这个两个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为生活在其中
的人类,提供了一个在人道和民主的基础上可以不断发展和改进其生活方式的制度框架
,这就是说在制度上,使社会处在开放的状态,而不是封闭的状态。
  波普尔与汤因比在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但二者都认为古代希
腊的衰亡对当今世界有某种启示。
  汤氏生前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是否“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就能够真
正补充加强我们在两次大战之间所建立的国际联盟失败以后又一次建立起来的尚未成长
的国际组织呢?我们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如果这
些开辟道路的人失败了,那么最后成功的人也决不会是那些思想僵硬了的民族主权国的
偶像崇拜者。”(41)他认为这个问题与古代希腊世界的区域性的城邦问题非常相似。
(42)汤氏认为“古代希腊世界的这种区域性的城邦制度问题同我们今天世界上的问题
非常相似,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但是有一点却必须说明。通过古代希腊历史的经验,
我想我们今天的西方世界应该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肯接受这个办法——解决这
个问题的地方应该是在那些民族主权国家还没有变成偶像的地方。”(43)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结尾时,指出当今世界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是:如果我们想依靠别人来获得幸福,如果我们回避我们的考验,人道、理性和责任的
考验,如果我们丧失勇气并且在文明压力之前退缩,我们是有可能回到野蛮中去的。“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仍然成为人,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通向开放社会的道路。
我们必须对未知、不确定和不保险的事情不断进行探索,使我们所能具有理性,尽好地
为安全和自由而制定计划。”(44)波普尔认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文明面临的最大
困难仍然是形形色色的恐惧开放的复古主义思潮,他说,我们“这个文明仍然没有从其
诞生的震惊中完全恢复过来--这是从部族社会或‘封闭社会’及其对巫术力量的顺从
到释放人的批判能力的‘开放社会’的过渡。”“这个过渡的冲击正是历来力图并且现
在仍然力图覆灭文明并回复到部族主义去的那些反动运动得以兴起的因素之一。”“我
们的文明也许可以说旨在人道和理性,旨在平等和自由。它似乎仍然处在它的婴儿时期
,还在成长之中”。我们这个文明的敌人--“极权主义是属于一种恰恰与我们文明同
样古老或同样年轻的传统。”(45)波普尔认为时至今日我们这个尚在发展中的文明还
未摆脱她在诞生时,使社会中对变化充满了恐惧的人想回到凝固不变的部落社会的心理
和思想的影响。他们时时想让人类社会回到一种凝固封闭的状态。所有的极权主义都是
按控制社会权力的某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意志把社会封闭在某种状态或力图把社会改造
成某种理想的凝固状态的反对开放社会的反动运动。
  看来,在当代人类文明面临的问题上,汤因比强调类似古希腊社会城邦主权观念的
民族主义的国家主权观念,是世界走向一体化共同体的最大障碍。汤因比认为民族主义
在世界经济形成统一市场时就已经成了世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他认为“工业革命和民
主一样,它的作用本质上是属于世界范围的。……当工业革命在150年以前发现了这个
世界被分割为许多小的经济单位以后,它立即采取了两个办法来改组这个世界的经济结
构,其目的都是走向世界的统一。它一方面设法减少经济单位的数目,使每一个单位的
面积扩大,另外一方面尽量设法降低其间障碍物的高度”(46),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
后,以意大利和德国在民族主义下国家统一为标志,这种向世界一体的自由贸易方向发
展被现代民族主义国家改变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在人们
的日用品依赖国际贸易时,民族主义却走到了文明发展的反面,它们从民族主义的国家
利益的出发,“它们更需要对它们的一切邻居采取你死我活的工业竟争政策”,(47)
因此,汤因比主张走世界主义的道路,为了使这个民族纷争的世界走上有序的路,他主
张建立统一的世界政府。
  波普尔认为民族主义是西方文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在西方文明发展中出
现的一个事物,波普尔称它是“可怕的异端邪说”,“更确切地说,民族国家的思想意
识:仍然常常得到拥护、貌似一种道德要求的学说,即国家的边界应与民族居住地区的
边界相一致。这个学说或要求的基本错误是这样的假定,即种族或民族先于国家——很
象树根——作为自然单位而存在,这些自然单位应当相应地被国家占据。实际上它们是
被国家创造的。”“民族国家的原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实行,是极端荒谬的”。(
48)“现代民族主义的狂妄观念主要在哲学家卢梭、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影响下,无疑也
作为对拿破仑战争的反应的结果在欧洲出现的”。(49)应该看到,波普尔虽然认为以
国家面貌出现的民族主义是荒谬的异端邪说,但他更则强调惧怕开放和恐惧未来的整体
主义反动思潮当代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民族主义源于整体主义思潮。
  当代的两位大家对上述诸问题的分析,究竟孰优孰劣?则可见仁见智,但他们对人
类命运的关心和认真思考,对我们当代地球公民和当代中国人则不无启迪。
  日初稿,
  日定稿于山西太原
  注释:
  (1)顾准在跨海移民对希腊政治文化的影响和英国用代议制解决了领土国家建立
民主政体的历史性创造,都可看到受历史研究的影响。参看《顾准文集》
  (2)《历史主义的贫困》卡.波普尔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
  (3)《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上第60--62页
  (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5)《历史研究》上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85页
  (6)参见《历史研究》上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4-45页
  (7)《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94页
  (8)《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95页
  (9)《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388-389页
  (10)《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135页
  (11)《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24页
  (12)参见《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66页
  (13)《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上第240页
  (1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15)《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186
  (16)《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17)《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18)《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19)《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20)《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5
  (21)《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95页
  (22)《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66页
  (23)《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66-67页
  (24)《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95页
  (25)《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66页
  (26)参看《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66-67页
  (27)《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192
  (28)《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29)《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193
  (30)《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31)《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32)《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183
  (33)《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34)同上
  (35)《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6)《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37)《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上第15页
  (38)《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上第60页
  (39)《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下第371页
  (40)《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上第289-301页
  (41)《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96页
  (42)《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95页
  (43)《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中第95页
  (4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45)《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46)《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3月版第55页
  (47)《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3月版第57页
  (48)《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卡尔·波普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49)《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卡尔·波普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尽管,雅典的民主派后来恢复了对雅典统治,并重建了自己的卫城,但整个希腊向开
放社会的发展势头则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撤战争战败,由此而转衰。参见《开放社会及
其敌人》波普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责任编辑:陈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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