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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各阶段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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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各阶段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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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誌銘》墓主非移剌斡里朶――兼論金朝初期無“女真国”之国号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敖汉文物精华》(邵国田主编)第185页介紹该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的说明文字如下:
　　 “移剌斡里朵契丹小字墓志(拓本)金大定十年(1170)
　　经刘凤翥先生译出墓主人为降金的契丹人,生前曾任沁州刺史和博州防御使。后经考证此人便是《金史》记载的移剌斡里朵。志文还多次提到“女真国”的内容,说明金初尚未称其国号为金。”
　　 这段说明中有四个问题必须重新考证。
　　 第一,墓志的名称,亦即墓主的名讳问题。特別需要重新考证的是,墓主究竟是否移剌斡里朵。
　　第二,墓志的撰刻年代问题。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是墓志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年号,但这并不等于就表明墓志的撰刻时间也在该年。
　　 第三,墓主生前所任之刺史是否可以译作“沁州刺史”的问题。
　　 第四,墓志中出現的金朝国号是否可以译作“女真国”的问题。
　　　　通称作《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銘》的契丹小字墓志,1993年9月出土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新地乡老虎沟村。志石左上角与右上角已残,因此墓志拓片上显示出来的契丹小字,从第1行至第13行以及第26行至第51行的起首部分皆有缺字。特別是由于记载墓主房族、名讳、官职的第1行仅残存下“墓志”二词,是故长期以來不能明确墓主的名讳,只能以墓主生前最后所任之博州防御使作为墓志的代称。
　　本墓志自出土以來,先后有介紹和研究文章探讨墓主的身世,其中影响较大并为《敖汉文物精华》引作定论的,是将墓主比定为《金史》有传的移剌斡里朵[注1]。其论据要之有四:
　　 一、都是自辽入金的契丹人。
　　 二、都任过博州防御使。
　　 三、都姓耶律氏(金之移剌即辽之耶律)。
　　 四、都活动于大定初。
　　笔者最初研究本墓志时,就对墓主与移剌斡里朵可能是同一人的推论有所怀疑。由于当时契丹文字解读的水平所限,将墓主之妻的卒年理解成墓主之子的卒年;墓主的世系也有未理清之处。如今根据笔者对本墓志的最新解读结果,可知墓主之字为“习捻”,“镇国”乃其官称。因此,根据迄今为止出土的契丹文字墓志的命名特点(即往往使用墓主的“字”而不是“名”),可以将墓志名称定为《习捻镇国墓志銘》(业已广为学界所知的《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铭》可作为别称使用,但《移剌斡里朵契丹小字墓志》的命名,则不宜沿用)。墓主之名当在墓志开篇残缺处,是故不得而知。墓主习捻镇国,卒于皇统二年(1142),镇国夫人卒于大定十年(1170)。墓志撰刻时间不明,镇国夫人卒于大定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故其下葬时间必在下一年,因此推定本墓志刻于大定十一年(1171),亦即习捻镇国卒后二十九年。
　　墓志通篇称墓主为“镇国”,这是因为墓主被任命为博州防御使的同一年(金熙宗皇統二年[1142])亦被授予镇国上将军之故。是年二月十四日尚未赴任便病故,终年六十三岁。关于墓主的生平记事,截止在第24行。第33行至第38行,记述的是镇国夫人的行状。夫人二十四岁嫁镇国,七十岁谢世,是知其生年当在辽天祚帝乾统元年(1101),较其夫年少22岁。第39行至第45行,记述的是镇国次子纱剌剌及其子女之事。
　　以上内容就是墓志的大略。有关墓主的记事仅占墓志全文不到一半,而关于其家族的记事中主要人物名讳亦多残缺,是故极易将两者的记述混并为一。复因刘凤翥等人对某些契丹语词的理解有误[注2],遂导致得出将墓主的卒年系于其夫人的卒年亦即大定十年的推论。适有《金史》所载之降金契丹人移剌斡里朵亦卒于“大定初”,从而得出了墓主＝移剌斡里朵的推论。
　　首先,根据墓志残存文字的片段解读,可以将墓主的世系大致整理出来(本文释读的墓主亲族名讳、相关世系及墓主年表,与最初的释读有改订增补之处)。第46行尚有四个人名,因上接文字与下续文字已残缺,故不明其亲属关系。
　　 [表Ⅰ］　墓主世系表
　　 1世 俶勒郎君
　　 2世 曷胡都监(仕重熙中)
　　 3世 韩宁斡特剌将军／挞体娘子(封斡鲁朵漆水郡太夫人)
长子习捻镇国(大康五年[1079]～皇统二年[1142]／镇国夫人(乾统元年[1101]～大定十年[1170])
　　 次子 太师奴
　　 三子 冯哥
　　 5世 长子 汴奴
　　 次子 纱剌里／漆水郡夫人(马福郎中之女)
　　 14岁封宣武将军(从五品下)。以镇国之位世袭猛安号。授辅国上将军(从三品中)。
　　 长女 毕辇麽格 适勃鲁恩可汗帐涅里八斤之子唐古鲁阿不
　　 次女 某 适户部尚书斡鲁朵八斤特进之子燕隐
　　 三女 宋兀懒
　　 6世 子 曷鲁本阿不(20岁)
　　 女 丑睦(封郡夫人)适斡鲁朵石抹蔡节辅之子
　　 7世 子一人(丑睦之子)
　　 [表Ⅱ]　习捻镇国年表
　　 辽大康五年(1079)二月 出生。
　　 十六岁(大安十年[1094])任北院某职。
　　 三十四岁(天庆二年[1112])天云军详稳。统军都统。
　　 孟父房敞稳。
　　 总知燕滑之事。
　　 金天会二年(1124) 二部主事。六部都统。佩金牌二。
　　 天会三年(1125) 授世袭猛安之号。
　　 加观察使。
　　 天眷二年(1139) 宁远大将军。上轻车都尉。漆水郡开国伯。食邑七百。忻州刺史。
　　 皇统元年(1141) 昭武大将军。
　　 皇统二年(1142) 镇国上将军。护军。漆水郡(开国侯)。食邑一千。食实封一百。博州防御使。
　　 同年2月14日 病故。享年六十三[注3]。
　　 皇统三年(1143)四月廿八日 镇国夫人、孩子、两兄弟及亲属送殡于家族墓地。
　　 大定十年(1170)十二月廿五日 镇国夫人卒。享年七十。
　　表Ⅰ和表Ⅱ所归纳的内容中因墓志语词多有未解，仅是个概况。但即使是概况,也能证明墓主与移剌斡里朵了无关联。是将根据《金史》卷九十移剌斡里朵传所归纳的年表附录于下,以资评定。
　　 [表Ⅲ]　移剌斡里朵年表
　　 天会三年(1125) 隶伐宋军中。
　　 补尚书省令史。
　　 天会十五年(1137) 迁修武校尉。
　　 天眷三年(1140)
宗弼复河南,斡里朵督诸路帅臣进讨,事定以劳迁宣武将军。时六部未分,乃以为兵刑二部主事。未几,迁右司都事。
　　 皇统二年(1142) 授大理正,历同知昭德军节度使事, 以廉升孟州防御使。
　　 正隆间 转同知北京留守事。
　　 正隆六年(1161)九月 改北京路转运使。
　　 大定初 为博州防御使,再迁利涉军节度使。
　　 改通远军节度使,卒。
　　墓志第22行有“&州刺史”,这是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墓主所任之职。表示州名的契丹小字由两个组成,第二个字“　”表示in音节,第一个字“　”用于拼写汉语词时对译见溪晓三母、用于拼写契丹人名时表示“可汗奴”之“可”、用于拼写契丹语词时表示“敕”的节首辅音。由此三方面语音根据可推测该契丹小字的节首辅音是k。该州名曾被译作“沁”，但“沁”属清母。契丹小字在对译汉语清母字时一律使用另外三个音字:“　”、“　”、“　”(如:漆水郡之“漆”，拼作“　”、“
　”、或“　”。由从母清化并入清母的“秦”，契丹小字拼写作“　”)。它们从来不用于对译见溪晓三母。与“　”同样用于对译见溪晓三母的还有“　”,这两个音字从来不用于对译清母。由此可见,契丹人在赋予这两组音字的音值时具有明确的划分,从不相混。因此,墓志第22行的州名“　”就不可能是“沁”的译音,而应该是晓母字“忻”的译音。从而墓主所任之刺史当是“忻州刺史”。忻州,唐初置新兴郡,后改忻州,又改定襄郡,又为忻州,金隶太原府,元因之。《金史》卷26地理下/河北东路“忻州,下,刺史。旧定襄郡军。户三万二千三百四十一。”《金史》载任忻州刺史者有宗强子可喜、代州五台人张大节之子巖叟、荣州河津人李复亨、宋末进士付慎微等人，并无契丹人在内,是知墓主属失载之列。
　　最后需要重新探讨的是出现在本墓志中的金朝国号问题。由于本墓志中首次出现的金朝国号被释作“女真国”,便有学者据此对金朝开国史的年代问题提出质疑,引用汉文史料论证金朝在天辅年号之前本称“女真”,而“收国”年号则出自史官的杜撰[注4]。在本墓志中,被释作“女真”的词后续“国”一词,上面又有空格,无疑是指金朝国号(见于第11、12、13行)。如果把该词释作“女真”,仅限于本墓志尚可以说得通,但同时必须考虑在其他墓志中与上下文的联系时是否也能说得通。这个被释作“女真”的词在契丹小字墓志中多处出现,我们仅举出现在《耶律迪烈墓志铭》中的几个例子来观察。
　　 (1) 第5行,在“陶猥思迭剌部霞濑益石烈耶律弥里”之前出现。
　　 (2) 第41行,在“惕隐司”词组之前出现。
　　 (3) 第37行,在“捺钵”一词之前出现。
　　以上诸例中若冠以“女真”一词,皆与墓志所叙述的内容相左。首先,辽太祖出身部落与女真了无关联,不可能说成“女真陶猥思迭剌部”。其二,惕隐司乃执掌辽朝皇族政教的机构,不可能说成“女真惕隐司”。其三,捺钵一词同时有“家族”的含义,第37行此句之意乃“承继&&家族”,但这是出现在颂扬墓主身世的铭文中的句子,上接“曷鲁本王之裔、生于第四代”，这与《辽史》卷96耶律敌烈传所载“耶律敌烈,字撒懒,采访使吼五世孙”相合。因此“承继&&家族”必指耶律氏无疑,因而不能说成“承继女真家族”。
　　这个被释作“女真”的词,依笔者拙见,当是频见于《辽史》的“女古”,亦即契丹语的“金”。这个词常常用作修饰语,除上举之“黄金迭剌部”、“黄金惕隐司”、“黄金家族”外，尚有“黄金帐”、“黄金谱牒”、“黄金时机”等多数为该词所修饰的词组。这种将黄金同皇家联系起来的说法，在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汗廷亦曾出现。成吉思汗家族就自称“黄金家族”,皇家御用的专名还有诸如“黄金生命”、“黄金门槛”、“黄金缆绳”等等。明朝蒙古史书不止一部称《黄金史》。所有这些与契丹具有相同的特点，大约都沿袭的是北族的共同古老传统。
　　本墓志的“金”是用三个契丹小字拼合的,《郎君行记》中“金国”的“金”则是用一个意字表示的。这个意字的“金”,是即实先生根据《宣懿皇后哀册》中该字与“玉”一词在“玉兔金乌”中组成对仗所确认的[注5]。契丹小字中有一部分语词兼有单个意字和复数音字组合的两种形式,“金”便是其中之一例。附带需要说明的是,《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曰袅罗个没里,复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饶州西南平地松林,直东流,华言所谓潢河是也。”中之“袅罗个”和“女古”非同一词,“袅罗个”当是契丹语的“黄”,而“女古”则是契丹语的“金”。
　　根据以上考证的结果,可以证实女真建国之初并没有使用过“女真国”这一国号,契丹小字墓志中出现的国号就是“金国”,只不过“金”是用契丹语“女古”意译,而不是《金史》所载的女真语“桉春”。
　　 至于金太祖年号“收国”,女真大字《海龙女真国书摩崖》中已出现其女真语意译,作gurun
baha-hai。该摩崖中有“大定七年三月增加了天会元年十月所没有的刻文”一句,是可知其最初刻写时间当在天会元年十月。金太宗天会元年距离金太祖收国元年不过八年,撰刻人对八年前的年号应该是记忆犹新的。
[注1]关于考证本墓志的文章,笔者所见到的有:(1)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载《考古》1995年第9期,第802－807页);(2)刘凤翥、周洪山、赵杰、朱志民《契丹小字解读五探》(载《汉学研究》第13卷第2期,1995年,第291－297页);(3)刘浦江《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考释》(载《考古》1999年第5期,第85－89页)。其中明确提出墓主可能就是移剌斡里朵的,是(3)。
[注2]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契丹小字“丙”专门表示女子之亡故。如本墓志第38行是指镇国夫人;第42行是指纱剌里之妻。因此,“七十整而亡”的女性只能是镇国夫人而不会是习捻镇国本人。
[注3]墓志第23行首有“2月14日63岁……病”,残缺数字接下去便是“(癸)亥年四月戊午朔廿八乙酉日镇国夫人、孩子及两兄弟亲属”于某山送殡之文。由此推之,残缺文字中当含“亡故”一词。因此,63岁是墓主逝去时的年龄。据此推算,墓主当生于1080年。但墓志第5行末有“镇国(乃)韩宁将军、太夫人二人之长子”接下去的“契丹大康五年二月”,当是其出生时间,第6行首残缺。辽道宗大康五年乃1079年。两者相差一年。暂依后者计。
　　 [注4]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载《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22页。
　　 [注5]即实《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年,第73页。表示“金”的意字和表示天干“戊、己”的意字的差别只在右部点之有无,但契丹小字《郎君行记》中“大金国”的“金”却不带字点。即实先生认为或是近音通假、或是形近致误。以笔者拙见,当是形近致误。因为其他几组以字点有无区别意义的意字,也常有混用之例。
专家破译黑龙江800年前神秘女真大字石碑
《新晚报》日A07版
　　近日，一块被市民“雪藏”15年的石碑，身世终获破译。专家称，这是距今800多年的金代女真大字石碑，为黑龙江省迄今出土的第一件女真文石刻，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第11件、国内发现的第7件文物。碑上文字经解读含劝学励志之意，为我国金代历史文化研究补充了崭新而厚重的资料。
　　　　这块石碑高约1米，底长0.58米，厚度0.22米。正面为文字，背面为图案。据收藏者刘华为介绍，1994年还在上大学的他，暑假回到道外区巨源镇城子村的家时得此石碑。当初见它身上好像有纹有字，觉得这块石碑应该是有价值的，于是将其“深居闺中”。2008年9月，作为辽金契丹女真史协会和金上京文史研究会会员的刘华为，在内蒙古赤峰参加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结识了国内女真文字研究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金适，并联系到国际知名女真文字专家乌拉熙春教授。乌拉熙春2008年11月末专程从日本来到刘华为的家中鉴定研究石碑，于近日破译出石碑上的“神秘文字”为女真大字。
　　　　石碑正面镌刻的女真阴文大字共11个，译成汉语是“文字之道，夙夜匪懈”。石碑背面刻有一朵盛开的芍药花图案，紧靠花心右侧刻有一女真大字“龙”的表意字。据考证，该石碑是块“劝学碑”，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石碑是金代兴办女真字学的设施所立，用意在于敦促女真字学员不舍昼夜勤奋学习，填补了《金史》记述上京地区民间兴办女真字学的空白。
　　　　据专家介绍，石碑的问世反映出当时女真族民间的生活和教学活动，而发现地金上京是金朝开国后最初的国都，这回首次在女真文的诞生地发现女真大字石碑，再次证明了阿城是金代历史文化发源地，对促进开发当地的历史文化旅游有着积极意义。专家指出，1988年在城子村发掘出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妇合葬墓，与去年本报报道的金代阳文文字砖以及这次发现的女真大字石碑，三者均出现在金上京发源地，说明金代女真族在此地长期生活昌盛，此碑保存的女真文字也成为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女真文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和叶鲁参考契丹文和汉文创制的，于天辅三年(1119)颁行，史称“女真大字”。金熙宗完颜亶又制了一种女真文字，于天眷元年(1138)颁行，史称“女真小字”。女真文在金的版图内曾使用到金朝灭亡(1234)，在中国东北地区则一直用到明英宗正统年间(15世纪中)。
专家破译金板画文字 出自金代契丹人墓葬
《中国文物报》日第6版
　　《南方都市报》日A24版报道的广州市民马小姐所藏家传宝物“金板画”的身世,近日终获破译。据国际知名契丹文字、女真文字专家乌拉熙春教授考证,金板画上镌刻的文字是契丹小字,金板画是投降金朝的契丹人乌里衍朮里者(即《金史》所载的萧仲恭)墓的随葬品。
　　乌拉熙春教授2008年11月末赴黑龙江省鉴定哈尔滨市道外区巨源镇城子村出土的女真大字石碑(解读报道载《新晚报》日A07版)的时候,由哈尔滨市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永年处得知《南方都市报》报道的此条消息。据乌拉熙春教授的研究结果:金板画右上方靠近边框之处竖行镌刻的两行阳文契丹小字,译成汉语是“诸卫小将军”。金板画上的契丹小字拼写法明显带有金代特征而与辽代不同;“诸卫小将军”之职见于《乌里衍朮里者墓志铭》。由此推定该金板画出自乌里衍朮里者墓葬。
　　乌里衍朮里者墓1942年发现于河北省兴隆县阎杖子乡梓木林子村,发现时已经被盗,墓内仅存一方用契丹小字镌刻的墓志。据墓志载:墓主的家系是契丹六院部蔑古乃氏,祖父在辽道宗时期曾任宰相;父亲是辽道宗的驸马,墓主是其长子,十三岁时授诸卫小将军。金灭辽时,与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一起被俘。降金后屡晋官职,于金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封越国王,当年去世。
　　专家指出:这种雕刻在金属质地的薄板上的有文字或无文字的板画,在契丹人墓葬中多有发现,有的周边带有穿孔,用于钉在棺床小帐或棺椁上作为装饰。在墓葬内装饰金属饰牌的习惯,最早约追溯到西汉时代。以“棺饰铜牌”命名的这种葬俗文化,多见于巴蜀地区。金代女真人的墓葬中尚未发现过这种饰牌,马小姐所藏的这块金板画的问世,可以填补金代文物考古的空白。
　　契丹文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系统。契丹人建立辽朝(916～1125)后,于920年以汉字为摹本创制了大字,于924或925年在大字的基础上参照回鹘文的表音方式又创制了小字。两种文字都兼有表意字和表音字,小字的表音体系较大字完备。辽朝灭亡后,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将契丹大小字与女真文并用,直至1191年才明令将其废止。
　　 ［相关报道］
　　 祖传宝贝真稀奇 北大教授亦不识(《羊城晚报》日)
　　广州市民马小姐有三件祖传宝贝--"金板"、"鎏金双凤银壶"和"鸳鸯首饰盒"，但因为目前国内专攻古代金银器的古玩专家难觅，专家不敢明断朝代和价值，连北大历史系教授也无法判断古董上的文字何解。昨天，马小姐展示了她的祖传宝贝。
　　据介绍，"金板"呈长方形，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3毫米，重240克左右。板上图案是古代游牧民族生活图，立体感较强，人、马造型皆栩栩如生。另一件"鎏金双凤银壶"为约挎包大小的U字形壶，高约30厘米，宽约17.5厘米，厚10厘米，730克，壶顶上有两个骑坐在城墙上的光身小人雕像，边角有个带盖的壶口，底纹为花，壶身两面各有一对展翅高飞、对称的金色浮雕凤凰。而"鸳鸯首饰盒"一雄一雌，约长13厘米，宽6.4厘米，高7.5厘米，鸟翼巧妙地作为首饰盒的盖子。
　　马小姐称，2008年11月，省收藏家协会的专家认为"金板"、"鎏金双凤银壶"似乎是辽代所出，但也不敢明断。更遗憾的是，"金板"上的几个文字传给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但目前还无人能看懂。
北京地区初现契丹文字石刻
《北京晚报》日第27版
　　近日，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顾册村的一块刻有楷书体文字的残石，经契丹文字女真文字专家乌拉熙春教授鉴定，是一块契丹小字的墓志盖，据残存文字推断，应属距今800多年的一座金代契丹人墓葬，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契丹文字石刻。
　　公元938年，北京（蓟城）成为契丹人建立的辽朝的五京之一。因蓟位于其所辖疆域的南部，遂称南京，亦称燕京、大都。一个多世纪以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将辽灭亡，并于1153年迁都燕京，改名中都。辽金两朝建都北京近三百年之久，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虽有为数众多的辽金文物出土，但一直没有发现契丹文字的遗物。顾册村石刻的出现改写了北京地区无契丹文字出土的历史，对于北京地区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契丹小字墓志盖的发现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房山修建京周公路，辟开路基旁高坡时,展露出两座石棺墓，一座在北、一座在南，两棺距离只有几米,均为坐东朝西。石棺尺寸并不大，长约1.2至1.3米，高约1米，宽约0.5米，均为青石材。顾册村村民对其印象很深，几十年来村民们经常从它旁边经过,但却没人太理会它。直到日，房山区区委关向东先生在南面石棺里面右下角发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残石,当时部分裸露在外，用手一扒就出来了。石头上有字，又不类汉字，考其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遂交村委会保存。日，经房山政协文史办杨亦武先生联系，笔者与石刻发现者关向东先生等一行四人驱车前往顾册村，在顾册村委会办公楼里看到了这块残石。
　　残石呈不规则形，左宽右窄，中部残存六个字，组成两个单词;右部残存五个字，分属两个单词。残存文字刻于一平面上;中部文字左边17厘米处为一斜面,当是盝顶型墓志盖的边缘。墓志盖的尺寸如下:
　　直边长：36.5上部不规则边长：约57.0下部不规则边长(为三段)：10.5cm、13.0cm、30.0cm。直边厚度：70
直边距石面17.0cm间为一斜面，不规则边厚度均为11.3cm。
　　尽管残存字数不多，但经乌拉熙春教授鉴定，位于墓志盖中部的第一组3个契丹小字组成的单词是带有与位格后缀的“墓”;第二组3个契丹小字组成的单词是“刻”的动名词形式,合之即“墓志”。在此二单词上方还有一个仅残存末尾笔画的契丹小字,推定是属格后缀“的”,亦即某人“的墓志”。位于墓志盖右部的第一个单词只残存一个半字,推定是表示“国”的单词;下方4个契丹小字组成带有复数后缀的“审密”一词。审密,是辽朝外戚五个氏族(乙室已氏、拔里氏、迭剌氏、乌隗氏、楮特氏)的统称,《金史》则将其改换音译字面为“石抹”。迄今为止发现的契丹文字资料中，只出现过带有属格后缀的“审密”一词,带有复数后缀的形式是首次出现。并且,辽朝时代的契丹文墓志,无论是志盖还是志题,都未曾出现过“审密”。这是因为辽代契丹人并不以“审密”作为姓氏;而《金史》的“石抹”皆用作契丹人的姓氏。由此推测,本墓志盖所记载的墓主,很有可能是金代的契丹人,而且是辽朝外戚的后裔。契丹人有死后归葬氏族原居地的习俗,金代契丹人墓葬现身房山区，表明该地区曾是辽朝外戚五氏族之一的本帐所在地。据乌拉熙春教授考证,乙室已氏本帐在今辽宁省义县;拔里氏本帐在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乌隗氏本帐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楮特氏本帐在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迭剌乃奚人姓氏,奚人原居契丹西方,分为六部,奚王勃鲁恩帐在河北省平泉县。由此推测,本墓志盖出土地房山区,有可能是奚人某一部的本帐所在地。
　　 金代丧葬习俗多为火葬，以石棺内存放木制骨灰盒的方式来安葬。顾册村石棺的形制较小，可知这也是一座火葬墓。
乾隆皇帝御笔题词玉卮的契丹字铭文
《中国文物报》日第7版
　　南京大学博物馆2002年出版的馆藏文物图录上刊有一件玉卮照片。关于这件玉卮的最初记载,见于黄濬《古玉图录》初集卷四。玉卮内底部刻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笔解词与题记;玉卮外底部刻有两行契丹小字铭文。罗福颐在《契丹国书管窥》一文中称此玉卮作玉杯:“此玉杯原藏清内府,乾隆初即出土,以此杯有乾隆御题诗可证。今杯藏美国人福开森氏。”福开森(John
Ferguson,)曾任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董,于1934年捐赠给金陵大学的自藏文物中就包括这件玉卮。
　　玉卮的契丹小字铭文虽曾有学者做过部分释读,但仍有未尽人意之处。笔者步诸大师后尘再作释读的原因,一是由于进入21世纪之后的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水平已有长足发展,现根据国际知名契丹文字专家乌拉熙春教授所著《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一书可将此国宝级文物的内涵揭示无遗;二是由于御笔题此玉卮的乾隆皇帝乃笔者九世祖,清宫遗物先祖所钟,子孙有责续貂匡正。
　　能够毫无疑问地断定铭文为契丹小字,归于契丹文先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辽代契丹人创制的文字如金代女真人创制的文字一样,各有大字和小字之分。然何者为大字、何者为小字,曾长期以来为学界所纷争不休的问题。我国研究契丹文字、女真文字的先驱金光平先生1957年最先指出了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的实质性区别所在,为这些古文字的研究开辟了正确的方向。兹将先生的《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志试释》这篇具有开创契丹大小字研究先河意义的文章的精华部分摘要如下:“契丹字有大字、小字两种,大字之制定和颁行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其文系以隶书之半增损之。至于小字,则未着颁行年月,但记太祖时‘回鹘使至,迭剌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时间应在大字之后)。现存的有两种契丹文字,一般学者认为辽陵石刻文字是契丹大字,锦西石刻文字是契丹小字,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庆陵契丹文,有单文,有二个单文以上的拼合字,拼合字多是二个单文至七个单文联缀而成的复体,从此看出,契丹语是多音节语,由于每一字或每一词、一语汇的音节多寡,也就影响了每个字形的繁简。锦西契丹字和庆陵契丹字相反,字形简单、整齐,又和女真字相近。制字的方法,有的直用汉字,有的略改汉字的笔画。从上述两种契丹字字形来看,所谓以隶书之半增损之的契丹大字,正与锦西契丹字相合,而庆陵契丹字是模仿回鹘的标音文字,恰好与迭剌所制的契丹小字相适合。”
　　先生所言之“锦西契丹字”,即1954年出土于辽宁锦西县西北孤山村的《萧孝忠墓志》,志石刻契丹大字18行,志盖背面刻汉文12行。墓主萧孝忠的契丹名字,乌拉熙春教授在《契丹大字研究》一书中释作“阿缦”。先生所言之“庆陵契丹字”,即1922～30年间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庆陵中的契丹小字辽兴宗帝后哀册和辽道宗帝后哀册。
　　契丹大小字在形体、表意、表音诸方面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性质,充分证实了金光平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得出的论断。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皆兼有表意、表音的成分,不同之处在于,表意字在大字中所占比例远多于小字。大字的性质,简言之,就是“表意─音节文字”。其中表示音节的字,又是一种不完全性的音节字,亦即同一个音节并不固定使用同一个字来表示。根据不同的场合,同一个音节往往有不同的文字面貌。小字的性质,简言之,则是“表意─音节兼音素文字”,其中表示音素的字,也是一种不完全性的音素字,亦即根据不同场合,同一个字兼具音节和音素两种表音功能。
　　玉卮铭文的两行契丹小字,字数虽然不多,但囊扩了契丹小字“表意─音节兼音素文字”的全部特点。兹逐字释读如下(因解读部分含大量契丹字,此处一并省略。详细可见《中国文物报》原文)。
　　 根据以上释读的词义,玉卮铭文7个单词组成的句子就是:“耨斡么之生日,帐汗赐。”所赐之物就是这件玉卮。
　　那么这位“帐汗”指的究竟是辽朝哪一位皇帝呢?据现有的契丹大小字资料来看,所指皆是辽道宗。但这并不能确定玉卮的场合也一定指的是辽道宗。因为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类似表现“帐可汗”,就既用于指辽道宗也用于指辽天祚帝。“耨斡么”
在契丹大小字资料中皆指称皇后,无一例指称太后。如果指称太后,无论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皆使用汉语译音huang tai
hau(皇太后)或tai hau(太后)。因此,即使将“帐汗”揣测为辽道宗,“耨斡么”所指的也只能是宣懿皇后而非仁懿皇太后。
契丹文字石刻
《中国文物报》日
　　近日，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顾册村的一块刻有楷书体文字的残石，经契丹文字女真文字专家乌拉熙春教授鉴定，是一块契丹小字的墓志盖，据残存文字推断，应属距今800多年的一座金代契丹人墓葬。
　　公元938年，北京（蓟城）成为契丹人建立的辽朝的五京之一。因蓟位于其所辖疆域的南部，遂称南京，亦称燕京、大都。一个多世纪以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将辽灭亡，并于1153年迁都燕京，改名中都。辽金两朝建都北京近三百年之久，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虽有为数众多的辽金文物出土，但一直没有发现契丹文字的遗物。顾册村石刻的出现改写了北京地区无契丹文字出土的历史，对于北京地区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契丹小字墓志盖的发现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房山修建京周公路，辟开路基旁高坡时,展露出两座石棺墓，一座在北、一座在南，两棺距离只有几米,均为座东朝西。石棺尺寸并不大，长约1.2～1.3米，高约1米，宽约0.5米，均为青石材。顾册村村民对其印象很深，几十年来村民们经常从它旁边经过,但却没人太理会它。直到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房山区区委关向东先生在南面石棺的里面右下角发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残石,当时部分裸露在外，用手一扒就出来了。石头上有字，又不类汉字，考其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遂交村委会保存。2009年5月底，经房山政协文史办杨亦武先生联系，6月3日笔者与石碑发现者关向东先生等一行四人驱车前往顾册村，在顾册村委会办公楼里看到了这块残石。
　　残石呈不规则形，左宽右窄，中部残存六个字，组成两个单词;右部残存五个字，分属两个单词。残存文字刻于一平面上;中部文字左边17厘米处为一斜面,当是盝顶型墓志盖的边缘。墓志盖的尺寸如下:
　　直边长：36.5上部不规则边长：约57.0下部不规则边长(为三段)：10.5cm、13.0cm、30.0cm。
　　 直边厚度：70 直边距石面17.0cm间为一斜面，不规则边厚度均为11.3cm。
　　尽管残存字数不多，但经乌拉熙春教授鉴定，位于墓志盖中部的第一组3个契丹小字组成的单词是带有与位格后缀的“墓”;第二组3个契丹小字组成的单词是“刻”的动名词形式,合之即“墓志”。在此二单词上方还有一个仅残存末尾笔划的契丹小字,推定是属格后缀“的”,亦即某人“的墓志”。位于墓志盖右部的第一个单词只残存一个半字,推定是表示“国”的单词;下方4个契丹小字组成带有复数后缀的“审密”一词。审密,是辽朝外戚五个氏族(乙室已氏、拔里氏、迭剌氏、乌隗氏、楮特氏)的统称,《金史》则将其改换音译字面为“石抹”。迄今为止发现的契丹文字资料中，只出现过带有属格后缀的“审密”一词,带有复数后缀的形式是首次出现。并且,辽朝时代的契丹文墓志,无论是志盖还是志题,都未曾出现过“审密”。这是因为辽代契丹人并不以“审密”作为姓氏;而《金史》的“石抹”皆用作契丹人的姓氏。由此推测,本墓志盖所记载的墓主,很有可能是金代的契丹人,而且是辽朝外戚的后裔。契丹人有死后归葬氏族原居地的习俗,金代契丹人墓葬现身房山区，表明该地区曾是辽朝外戚五氏族之一的本帐所在地。据乌拉熙春教授考证,乙室已氏本帐在今辽宁省义县;拔里氏本帐在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乌隗氏本帐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楮特氏本帐在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迭剌乃奚人姓氏,奚人原居契丹西方,分为六部,奚王勃鲁恩帐在河北省平泉县。由此推测,本墓志盖出土地房山区,有可能是奚人某一部的本帐所在地。
　　 金代丧葬习俗多为火葬，以石棺内存放木制骨灰盒的方式来安葬。顾册村石棺的形制较小，可知这也是一座火葬墓。
　　顾册村距良乡15公里，距房山城南5里。顾册村是城关街道最大村之一。全村共有常住户口1767户，4156人，据《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载：“顾册本为固栅，因村周围设有坚固的栅栏而得名，后取姓氏顾，又讹为册。”顾册村原本没有这样大，只有现在房琉公路穿村以东的几十户人家的地方才叫顾册。现在的顾册村是由从前的顾册、缸窑、西坝儿三个村合并而成的。隶属于房山区城关镇。
　　顾册西北的村叫缸窑，是古代烧制缸器的地方，故名。村民在挖房基或菜窑时，常常挖出烧缸用的小支头，可见曾是缸窑不假。顾册西南边的村子叫西坝儿，是因为建有拦水坝而又位于顾册村西而得名。
　　顾册距金陵约二十余里，顾册村建于何时，据《房山县志》&古迹?金章宗歇凉台&载金代苏敬安所撰上寺碑文中有这样的记载“迨明昌改元，复建崇圣宫、白云亭于峰顶。潮海玉山，桑乾在目；庄产别业，凡属四区。寺南之西，乃长沟峪与长巷水邻；东临鹿门峪，栗林园圃尚存；正南顾册里，实庄土之墟落。”又上世纪70年代曾经在原始顾册的西北、东南不远处发掘出土了好几个汉墓，或可证明成村于汉代。
　　顾册村曾有过庞大的古建筑群体。村西北部就曾有过几个相对集中的古建筑。最南边的是戏楼，位于后街西口与小街儿北口交汇处。戏楼坐南朝北，前有较大的空场。传说戏楼是辽代所建。
　　在戏楼东北20米处，有一座大型牌楼。牌楼南面对着小街儿北口，北面与道观主体建筑相对，并处在同一中轴线上。牌楼上部南北正中各有四个横书大字，南为“八天之一”，北为“地峨巍焕”。牌楼建于何代已无从查考，据老人说台基南部曾有两通石碑。牌楼正北是一坐北朝南的道观，叫“北极玄应观”。玄应观西面比邻还有一个道观，据说是娘娘庙，可能就是旧县志上所说的缸窑村“元贞观”了。元贞观西150米处还有一座尼姑庵，俗称西庵，戏楼、玄应观、元贞观、西庵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体。
《契丹语和契丹文》读后
　　聂鸿音(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自从1922年辽陵帝后哀册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之后,学界围绕契丹语文的探索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80多年,但是解读这种神秘文字和语言的征途依旧漫长。当下如果有人试图加入这个研究队伍,希望尽快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并了解现有的研究状况,那么我觉得他最应该读的一本书就是刚刚在荷兰出版的《契丹语和契丹文》。
　　《契丹语和契丹文》的作者康丹博士是澳大利亚麦轲理大学的汉语教授,20世纪70年代初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后来担任过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由于受过专业训练并在北京生活多年,他能讲流利的汉语,并且对中国北方民族古代语言有着极大的兴趣,早在20年前就发表过一篇关于《女真译语》的研究文章。他的作品风格总是在平易里透着亲切,而不像中国的有些同类著作那样,时常带有某种令人不解的偏执。作为“东方学”手册系列出版物的一种,《契丹语和契丹文》遵循的是国际上“手册”类著作的标准写作模式,这决定了该著作不是一定要提出某种新理论或者研究某个新问题,而是要对本领域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现状做出全面扼要的介绍,以作为初学者的津梁。从某种角度上说,“手册”有些像我国传统的目录学,只是它更加重视学术发展脉络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叙述,一般不集中于对以往研究著作的逐一评论。
　　《契丹语和契丹文》全书凡七章,首章介绍有关契丹语言文字的历史资料、研究概况和语言文字特征,以下依次介绍契丹小字的形音义、契丹语的语法形态、契丹大字的研究历史,然后以举例形式解读了“郎君行记”、“耶律敌烈墓志”、和“宣懿皇后哀册”三件契丹石刻,最后一章介绍了作为契丹语文解读基础的辽代汉语方言。书中附有丰富的参考文献和索引,读者一册在手,全部资料线索无需他求。
　　如所周知,契丹存世文献中没有《女真译语》之类的双语字典和《蒙古秘史》之类的双语对译史书,因此契丹文字的解读工作进展缓慢,甚至可以说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通向终极目标的途径。这导致每个研究者都可以凭借零星的资料对文字的形音义做出自己的猜测。即使是同一个研究者,也常常会在几年内多次改变看法而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应该说,康丹博士在收集整理现有成果的时候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希望选用被多数人认可的结论,而尽量避免纠缠于那些昙花一现似的“一家之言”。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近十几年来的契丹文字解读成果几乎都是在猜测的基础上从铭文中反复比对出来的,这决定了研究者很难就此做出合乎学术规范的论证,即使偶然言中,也终究无法躲避来自方法论的责难。相比之下,契丹语法研究尽管迄今只涉及少量形态学成份,但由于作者的论述比较规范,所以得到的支持意见明显比反对意见要多。面对这种局面,康丹博士在举例介绍契丹字的时候,即使遇到多数人公认的字义和字音,也不得不尽可能地搜集证据为之补出合乎学术规范的解说。而在介绍语法成份时就轻松一些,他可以利用已有的研究著作,比如乌拉熙春的《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京都: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从中选取合适的例子重新组织一下即可。
“手册”类著作对作者的思想境界有很高的要求,即他必须有能力从足够的学术高度俯瞰整个研究领域的全部成果,对每个研究者的劳动都给予同等的尊重,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狭隘的专题而对其外的研究妄加褒贬。在这个问题上,康丹博士的著作处理得较好,我甚至觉得他对学术史所持的公允态度应该成为我国学者的楷模。毋庸讳言,我们国内还没有哪本著作或哪篇论文做出过这样全面的、心平气和的总结。假如有学生希望通过国内报刊了解近时的契丹文字研究史,那么他多半会感到失望,因为文章所展示的大都是作者本人对其卓越贡献和高尚品格的自诩,而极少去关注大批的同行的研究成果。
　　 (下文含契丹小字,请浏览原文刊载杂志《满语研究》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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