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越强大，就越需要有独立的监管力量对其进行监管，西方政府虽然也试图监管了，但因制度问题，地位低下无力监管，也做不到独立。没有监管和制衡的西方媒体集团自然就变成了独裁的主流信息发布者，一切为媒体财团的最高利益服务，长期自吹自擂的“理中客”和“言论自由”也不可能有了。
英国伦敦桥发生连续袭击事件，美国CNN因&摆拍&嫌疑，&一不小心&把自己送上头条&&特朗普总统那句&You are fake news!&犹在耳畔。
多年前就有&做人不能太CNN&这一流行语，这么多年过来，CNN隔三差五地用行动证明，&你们说的对&&&
在西方媒体的宣传攻势下，很多人都以为&西方媒体不受政府管制&，从而以为西方媒体是自由媒体，进而再得出&西方媒体报道理性、中立、客观、真实&的结论。CNN报道简直是这一观点的&打脸神器&。
然而，如果没有CNN，西方报道也能坚守&理中客真&这一新闻专业主义吗?那就未必了。
西方政府并非不控制媒体
以号称&民主标杆&的美国为例。其实，美国有政府机构对媒体进行监管。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即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向美国的电台、电视台发放牌照，同时对节目的内容进行了最基本的限制，并负责规定所有美国国内的无线和有线通信行为。FCC可以根据&公共利益、方便或必要&的理由发放或不发放通信执照。
美国法典第47卷关于电信的法案规定了FCC的职责
FCC由美国国会创立，也自称向国会负责，但FCC的委员和主席则由美国总统提名，经国会同意后任命，流程和自称&中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类似。然而，FCC很可能并不像它自称的那样中立，特朗普提名的现任FCC主席Ajit Pai上任后，就将奥巴马时代FCC针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制定的隐私规则给废除了，可见FCC的政策走向与应届美国政府的意见高度同步。
FCC网站上的声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与言论自由》(The FCC and Freedom of Speech)中称，&FCC被法律限制而不会去阻止公民发表任何观点&(The FCC is barred by law from trying to prevent the broadcast of any point of view&)，这里说的法律包括《美国通信法1934》 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尤其在《修正案》中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文：&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
听起来很伟光正，但在现实生活中，美国最高法院却有一条非常不著名的隐藏条文：&言论自由的例外&。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在一份向国会的报告《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Exceptions to the First Amendment》中总结，&煽动&、&造谣&、&淫秽&、&恐吓&、&仇恨&的言论是被排除在《修正案》保护范围外的。
在1969年的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Brandenburg v. Ohio)中，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当&提倡使用暴力或违法行为&的言论&目的在于煽动或造成即将发生的非法行为&并&很可能造成这样的行为&时，这些言论不受保护。也就是说，严格遵守《修正案》等法律的FCC，完全可以依法处置这些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的言论或信息。可见美国在宣传自己的言论自由时吹得天花乱坠，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非常务实的，FCC也并不会真的不去阻止公民发表&任何观点&。
除了FCC，美国的其他政府部门如国家安全局(NSA)、中央情报局(CIA)等也会对国民甚至国外人的信息和言论进行监控管制，如果有违反美国统治或安全利益的信息都会进一步处理。比如个别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屠杀平民取乐的视频就被美国政府以&国家机密&的名义封存，如果不是维基解密将其偷出和曝光，全世界至今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至今被美国全球通缉，被困在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已经长达5年，他只要踏出使馆大门就很可能被立刻逮捕。
然而西方政府很难控制大媒体
那些发表了&煽动&、&造谣&、&恐吓&等言论的个人或小媒体，其实都是杂鱼而已，FCC等政府机构可以将其轻松&掐灭&。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有庞大的媒体财团存在的国家。媒体财团财大气粗，往往口袋里有非常多的国会议员资源，甚至可能是在任总统的金主。
在西方体制下，FCC这样的政府部门只是执法者，地位低于法律，是法律的儿子;国会则是立法者，算是法律的爸爸，而财团通过政治献金控制国会议员，事实上地位高于立法者，凌驾于法律，相当于是法律的爷爷。
比如新西兰的奥克兰议会希望建一座国际会议中心，但小政府没有钱怎么办，奥克兰赌场财团出来说了，只要你们修改法律，让我可以多设立几台赌桌、老虎机，我就亲自掏腰包造这个会议中心，最终的结果就是奥克兰议会与财团握手成交，法律顺利修改。可见在西方，即使是清廉度相当高的国家，金钱不仅可能买到权力，连法律也能&买&到。那么，美国FCC这样的行政执法机构，在媒体集团面前自然只能是软脚虾一只了。
大媒体 VS FCC(图/WordPress)
很明显，FCC其实是非常努力地控制所有媒体的，可惜因制度问题，只能控制得了小鱼而无法控制大鲨。那么，这些大媒体逃避了FCC控制，是否就意味着美国人从此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了呢?当然不会。
在西方，控制言论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大媒体
在西方小政府大财团的政治结构下，真正影响大部分群众价值观的，不是政府，而是主流媒体。
西方主流媒体虽然不是政府开的，但也是有老板的，这意味着主流媒体可以批评老板不喜欢的政党和总统，但主流媒体绝无可能批评老板，或者批评&老板不希望批评的东西&，比如西方主流媒体绝不会批评&政治献金制度&。在西方媒体人眼中，真正有实权的并不是总统，而是自己的老板们。
西方主流媒体之所以成为主流，是因为它们拥有最庞大而集中的资本，它们也因此直接和间接掌握着大量文化界精英的生计，这些文化精英又为媒体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资本和社会影响力使得媒体财团在小政府面前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成为无论哪个党派的政客都争相拉拢的对象。政客们在竞选时也要仰仗媒体的力量为自己增加影响力，于是媒体财团的口袋中往往塞满了横跨多党的立法与行政资源，无论哪个党执政，都相当于媒体财团执政。于是，西方媒体集团将资本、文化和政治三力合流，&其利断金&，霸占了西方甚至世界的大部分的信息传播渠道。
媒体信息传播方式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比如电视节目对观众来说就是被动信息，只要一开电视就强行灌输你一些观点或广告，观众除了关电视并没有选择权。而网络搜索相对来说就是主动信息，如西方人网络搜索&中国&、&俄罗斯&时很可能就会因搜索引擎的刻意排序而出现大量的负面新闻，积极正面新闻非常少。当西方的纸媒、网媒和视媒每天不停地通过各种方式给西方人灌输一点点偏向性的东西时，西方人就会逐渐将某种偏见当成客观事实和理所当然，而非主流媒体并没有这样强大的能力。
大众传媒与公众意见(图来源见签名)
有些人还会拿出几本西方出版的&赞美中国制度&的书籍来证明西方言论自由。事实是，那些亲中的书或文章，基本很少人看，因为西方主流媒体并不会宣传这些书，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书的存在。类似&中国崩溃论&的书籍则会被西方媒体免费地，热心地宣传，最终深入影响了整个西方，使得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中国的警惕，&掩护了中国的战略崛起&(金灿荣教授语)。
如果说政府管控舆论就是&不自由&的话，世袭的媒体财团控制舆论就是&自由&了吗?当然不是。西方媒体财团掌握西方主流信息渠道，西方政府被削权，所以控制舆论的事情最终是由主流媒体担纲而不是政府。可以说西方主流媒体即是信息发布者，又是信息实际控制者，即是球员又是裁判。
西方媒体虽没有执法权，不能刑事处罚&异见者&，但只要将&异见者&拉黑屏蔽，在客观效果上就等同于堵上了他的嘴，因为这个&异见者&的观点很难再在主流媒体上出现了。西方主流媒体冷藏某个言论，实际效果比西方政府管制某个言论更有效。
《丹佛邮报》的体育记者Terry Frei，父亲是二战老兵。在美国几天前的一场赛车中，日本车手夺得冠军。之后，Terry Frei在推特发文称，&在国殇日周末，听说日本选手赢得了车赛冠军，我非常不舒服&。此番言论受到各美国界批评，Terry Frei因此丢了饭碗。结合德国之声开除不愿发表反华言论的编辑案例来看，假如Terry Frei不满的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很可能并不会被炒鱿鱼，而会像&吉米鸡毛秀&侮辱华人后那样至今在美国媒体中活跃着。
政治正确对言论自由的影响很多情况下都是无法可依的，非常主观武断的。正如这个体育记者发表的言论并没有任何威胁&杀光日本人&的意思，却被开除了，想必今后的西方媒体人再也不敢发表如此的反日言论了。
此时连《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保护不了这种言论的自由，FCC也没有出手，但实际效果已经等同于Terry的观点被限制，言论就这样被美国媒体控制了。合法的言论就好像小鸟，被关进铁笼子和被赶出大森林驱至沙漠里，结局谁更惨都不一定呢。
漫画讽刺西方媒体在巴以冲突中报道亲以色列(图/Pinterest)
有些人可能会说，私有媒体选择自己发布的信息，或开除自己不喜欢的编辑不是天经地义吗?西方媒体太强大是他们的错吗?凭什么媒体太强大，就没有权利选择自己发布的信息，或开除不喜欢的编辑呢?我只能套用一句西方名言来解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西方媒体太强大，就是掌握了绝对的信息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信息腐败，信息腐败自然就意味着信息被控制，言论被限制，自然就意味着言论不自由。
西方媒体越强大，就越需要有独立的监管力量对其进行监管，西方政府虽然也试图监管了，但因制度问题，地位低下无力监管，也做不到独立。没有监管和制衡的西方媒体集团自然就变成了独裁的主流信息发布者，一切为媒体财团的最高利益服务，长期自吹自擂的&理中客&和&言论自由&也不可能有了。
西方媒体太强大正是它的原罪，不要觉得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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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产业革命推动下，伴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劳动分工精致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大以及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脑力劳动者的比重不断提升，构成当代西方社会新变化的典型表现。对于脑力劳动者阶层，西方学者将之称为“雇佣的中间阶层”、“新的城市中间阶层”，以示与传统的中间阶级相区别。这样，新中间阶级与旧中间阶级的共同存在成为当下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
突尼斯人越来越怀念本·阿里时代，他们无意为本·阿里时代的独裁政治唱赞歌，他们也曾充满热情的讴歌民主，可在“民主”之后，他们发现除了得到一个象征性的投票权之外，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与此同时，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经济萧条，民生凋敝，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本来没有工作的更加难以找到工作，本来有体面工作的人也逐渐加入到失业大军，整个社会处在让人恐慌的不安定之中。然而，一切无可挽回，所以，他们只能在怀旧的情绪中寻求自我安慰，他们怀念曾经本·阿里时代的低廉物价，安定生活……谁要是在现在还敢在突尼斯人面前说“‘民主’比食物、空气更重要”这样的话，突尼斯人一定会毫不犹豫的给他(她)一大耳刮子。
新自由主义坚持“资本优先”，目的是为资本说话、为资本服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是有边界的。如果我们不注意划清边界，准确地拿捏好、掌握好分寸，多迈出一步，就会堕入新自由主义的万丈深渊，我们就有可能犯颠覆性的历史性错误。沈正赋：西方媒体的真相与尴尬-视窗-西北工业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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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正赋：西方媒体的真相与尴尬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核心提示： 对于西方的新闻媒体而言，新闻自由有时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是他们滥用新闻采访权的一个幌子，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早已被商业利润所取代
一般来说，“新闻自由”又称新闻出版自由，是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对于新闻自由，有这样一种误区，要么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甚至对之顶礼膜拜；要么带上“刻板成见”，感性地而不是理性地彻底否定它，仿佛要“一棍子打死”，并且先入为主地打上所谓的“自欺欺人”和“虚伪本质”的主观烙印等。
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考察
西方新闻出版自由理念是在反对书报检查斗争中提出并得到论证的，在人类精神发展的漫长历史中，这个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最早提出这一理念的是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他于1644年11月在英国下院作题为《论出版自由》的演说中提出：让人们“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弥尔顿的这一观点主要包括两点内涵：第一，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是有理性的。如果不否认理性是人的天性、人性的标志，那么通过检查制度遏制出版自由，不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无疑就是扼杀人性；第二，要发展人的理性并且使人们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分辨错误和正确，就要让各种不同意见不受限制地自由讨论。学界的共识是，出版自由在弥尔顿的这篇演说中，基本属于自然法范畴的概念。这不仅反映在其立论的基础上，而且在于其对于出版自由的歌颂，对人的理性的张扬和对遏制自由、扼杀理性的抨击，因此明显有些“绝对自由”的味道。
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古典新闻自由过渡到现代新闻自由，再到20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新闻自由，西方新闻自由在理论上不断得到修正、调整和完善，从绝对走向相对。新闻自由的相对性，指的是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内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建明认为，自由是摆脱束缚和限制，又离不开限制，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了解自由所受的限制也就了解了所应享有和可能享有的权利。不难看出，西方新闻自由的理论设计和理想境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但西方新闻自由的现实图景与之相比则相差甚远。
西方新闻自由的理性批判
通过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社会的“新闻自由”主要被两种势力所控制：一种势力是媒体寡头。西方新闻媒体大都属于私有，被极少数的大公司和媒体寡头所操纵。这些巨头办媒体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其新闻媒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摆脱资本和集团利益的束缚与制约。而另一种势力就是政府。由于体制的原因，在多数情况下，西方政府并不直接控制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而是通过政策倾斜、利益交换、政治压力等来影响媒体及其幕后老板，通过幕后老板左右新闻记者和新闻报道。在西方，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一方面是政府希望控制媒体，操纵舆论；另一方面是媒体希望自由、独立的同时又能借助政府的影响力。这样的最终结果，也使西方所宣称的“绝对的、超越阶级的”新闻自由名不副实。
西方政治家们往往被两件事情所困扰：一是政治事件将以怎样的面目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是可否创造一个更好的形象，从而带来一定的政治优势。解决这两件事的最好办法是利用和操控新闻媒体。他们认为，新闻和信息的合理运用是政治成功的关键。在西方，竞选是最大的政治活动之一。在信息化时代，西方选举政治深受媒体舆论导向的影响，政客们为了捞取更多的选票或者巩固其政治地位，往往拉拢媒体站到自己一边，而媒体为了捕捉新闻资源也主动靠拢政府。一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主管说：“竞选的实质就在于利用媒体。”或如一位重要的总统顾问所说的，没有离开新闻现实的政治现实。他们的共识是，不能控制新闻就等于政治上的失败。迈克尔·蒂夫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曾将媒体管理提升到某种艺术的高度，里根政府媒体管理学的观点是，对待媒体的手段就是一手拿萝卜，一手拿大棒，威胁和合作战略并用。
对于西方的新闻媒体而言，新闻自由有时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是他们滥用新闻采访权的一个幌子，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早已被商业利润所取代。全球的媒体目前集中在一小部分企业巨头手里，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德国的贝塔斯曼，或者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指导新闻采集和发布的根本原则应当是高于一切的民主责任感，但媒体现实却表明，实际上的利益驱动和市场力量对新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传播学者罗伯特·麦彻斯尼指出，商业新闻体系几乎与公共服务或社会责任格格不入。他暗示，如果我们揭开“新闻自由”的面纱，我们会发现媒体用第一修正案作保护伞，更多的不是为了保护他们发表有政治风险内容的自由，而是为了保护他们放弃服务公众利益转而追求利润的行为。当新闻不再承诺为公众服务时，它也就沦为追逐利润的生产线。在西方国家，资本垄断着新闻媒体，资本左右着媒体的视线，影响着新闻对报道内容的选择与加工，时时处处可以领略到资本对媒体的傲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新闻自由成为他们追逐利润的“名片”，新闻自由权的滥用成为他们获取更高利润的最佳通道和惯用手段。其实，西方新闻自由是政府迫于民意的压力而不得已满足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妥协，即便在获取宪法保护之后，西方政府对于新闻自由的戒心也不可能消除。
西方新闻自由理论与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当然，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西方国家因种种丑闻的发生就会轻易改变新闻业监管的机制与方法，加强对新闻界的严格管理。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愚钝，西方新闻自由的现实图景是：新闻自由的理念设计虽然近乎完美，但滥用新闻自由权的现状又是非常地荒唐与尴尬；新闻自由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要想根除又是何等的困难与无奈。我们同时认为，在西方现有的政治体制背景下，要想破解新闻自由的现实困局几乎是不可能的。
每当谈及新闻自由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国人要么是不加批评地对西方新闻自由顶礼膜拜，盲目地认为西方的新闻自由是完全、充分的自由，是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自由；要么就全盘否定西方的新闻自由，简单而又武断地认为西方新闻自由一无是处，甚至称之为完全是欺世盗名的“假把戏”。实际上这两种极端的理解都是对西方新闻自由的一种误解、误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理念的确立和新闻自由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无论是西方的新闻自由还是中国的新闻自由，都不可能是绝对性的，只能是相对性的。西方“新闻自由”框架下的新闻采访权被媒体及其记者肆意滥用，新闻媒体与政治权利之间存在着相互利益（即商业利润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利用和被利用与各自的利益诉求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人权和公信力成为媒体与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牺牲品。
（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
（编辑：王宜林）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西方“新闻自由”的两面性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３日上午１１时，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克里致电共和党竞争对手布什，承认在２００４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落败。这样，乔治?沃克?布什就当选连任美国第５５届总统。可是，就在布什连任美国总统获得成功前的６个月，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８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开了驻伊美军虐俘照片，世界一片哗然。在此之后，西方各主要的新闻媒体针对“虐囚事件”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层出不穷。一时间，布什政府遭受到组阁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世界舆论在强烈谴责“虐囚事件”的同时，更是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美国政府及其对伊政策上。而布什政府的民众支持率，也因“虐囚事件”的影响再次陷入谷底。那么，这次“虐囚事件”的新闻报道，是不是就充分证明了西方“新闻自由”的绝对性和公正性呢？其实不然，这次看似客观公正的“虐囚事件”报道，其背后所隐藏的实质恰巧证明了西方“新闻自由”的两面性。 中国论文网 /7/view-2991086.htm　　历来大选之年，竞选各方都是各种指责的口水满天飞，其目的不过想给对方制造点麻烦，增加己方的胜算而已，所不同之处只在于麻烦的大小。难怪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被迫到国会接受质询时，尽管认罪态度良好，表示承担责任，但仍不忘反击说有人把“虐囚事件”的报道政治化。这虽然是拉氏推脱责任的一种借口，但是却深刻揭示出西方“新闻自由”作为政治工具的两面性。 　　与美国政府和军方极其尴尬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报道“虐囚事件”中冲在前列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客》、《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却因此而名声大噪，有人盛赞美国媒体在报道客观事实、履行舆论监督、避免政治干预方面，又打了一次胜仗。那么，美国的媒体为何屡次不惜自曝家丑，与本国政府和军队过不去呢？有人把美国媒体对“虐囚事件”的报道，看成是“新闻自由”与“国家利益”的较量，认为媒体的胜利就是新闻自由和媒体良知的胜利。不可否认，在自曝国家丑闻的背后，需要相关媒体和人员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表现出空前的报道勇气。但据了解，美国媒体之所以炒作“虐囚事件”的原因，好像远不止人们所看到的那么理想化――西方媒体就是“新闻自由”的象征，其中似乎另有隐情。其实，西方媒体“新闻自由”的表象之下有着某种“潜规则”的存在：媒体的商业性质、受众兴趣的选题标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化游戏规则等，都是导致西方“新闻自由”两面性的隐性原因。 　　新闻媒体的商业性质。西方的媒体除极个别外，都是私有性质的商业企业，在追逐盈利这点上，与其他商业企业并无二致。媒体必须追求商业价值，必须关注自身的利益和利润，吸引受众。而媒体要想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对信息源的争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对美国这样的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虐待”、“囚徒”、“性”这样的字眼更能吸引受众了，更何况还有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现场图片和录像，再加上正巧是总统大选年，其实只要想一想当年因为“萨利文案”、“越战最高机密文件”、“水门事件”而一举奠定著名大报地位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辉煌经历，就足以激发各家媒体的报道兴趣了。 　　受众兴趣的选择标准。在西方，政府与新闻媒体不是上下级或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政治关系上是平等的，在经济上受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媒体要将报道信息和观点卖给陌生的受众，就必须是将读者迫切需要的东西确定为自己的报道、评论议题，新闻媒体通过各种分析和研究来确定自己的目标受众，再根据目标受众来确定自己的报道议题，报道、评论议题的确定主要源于读者的需求和愿望。而“虐囚事件”无论在新闻事实的重要性、涉及新闻主体的显著性、新闻事件的接近性、关注价值的人文性和反常性等方面，可以说都是绝好的报道题材，因此做出这样的报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化游戏规则。如果说，联邦制、三权分立和制衡是西方制宪的保证，那么，“新闻自由”则是西方制宪更为根本性的保障。新闻媒体的巨大力量能与政府三大部门分庭抗礼，成为权力制衡之外监督、制约政府和民主政治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被称为“第四权力”。新闻媒体高度的政治透明，将政府内部的运作方式与普通民众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已经成为西方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辅助手段和基本途径。媒体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是与其受到知情权的法律保护分不开的。政府是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的必要组织，但政府又极其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民众对政府始终持有戒心。“新闻自由”使政务活动处于透明、公开状态，公民可以及时、充分地了解政务活动，从而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制约。即使从特定的情况来看，报道对政府或国家不利的消息，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但主流观念普遍把这作为社会良性发展所需付出的必要代价来接受，而把民众的知情权放到优先考虑的地位。当然，尽管在“虐囚事件”中美国媒体穷追猛打，抓住政府和军方的把柄不放，其中也还是很讲究对报道“度”的把握，比如新闻媒体对虐囚真相的拷问，巧妙地止于事实的调查，并未把政治人物的行为和美国一贯宣扬的人权、自由等口号混为一谈，美国媒体还是把政府丑闻和美国价值观的界限划得很清楚。在这点上，媒体的做法与美国政府把“虐囚事件”归为个别的、非美国行为的处理有着相似之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尽管“虐囚事件”的新闻报道在报道客观事实、履行舆论监督、避免政治干预方面取得了“新闻自由”的胜利，但作为政治工具和“潜规则”影响下的西方新闻媒体，是不可能摆脱“新闻自由”的两面性而达到绝对新闻自由的。 　　 　　（作者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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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不但催生了脱离本土公共生活的跨国资产精英，也带来了一个追捧商业世界主义文化的知识劳工阶层。西方从去年持续至今的公共政治事件，无不围绕着“右翼民粹运动”、“后真相时代”而展开，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特朗普的上台和英国脱欧事件。新闻业的知识精英对“愚昧大众”的责备和中下层民众对“撒谎的媒体”的唾弃无不警示着社会的急剧撕裂。大众媒体在西方为何失去了曾经“代表普罗大众、引领社会进步”的荣光，又如何失去了回应底层遭遇的能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撰文《媒体建制派的失败》，指出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媒体精英与社会基层在传统上的“代表信任关系”正在转变为“蔑视对抗关系”，这种变化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新闻界内部，而是预示着社会文化领导权正在遭遇深刻的危机。同时，以眼球经济为考量对特朗普的过量报道（虽然以负面报道为主）和对桑德斯的忽视，也意外地成为了特朗普的助力。以“媒体逻辑”对公共政治生活的介入，使得各种政治化的诉求淹没在事实碎片和表演场景中，进而带来了民主的失败。本文原载于《现代传播》2017年第5期，澎湃新闻经王维佳老师授权发布此文，以飨读者。小标为编者所加。主流媒体的信任危机与右翼力量的登台2016年对于西方新闻业的知识精英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一年。这不仅体现在传统媒体发展前景的持续暗淡上，更反映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等令新闻界错愕和尴尬的事件上。一系列调查数据能够更清晰地说明问题，主流媒体的民众信任程度已经下落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以美国的情况为代表，盖洛普的调查显示，只有32%的民众表达出对大众媒体的信任；皮尤研究中心的媒体信任统计数据是18%，而87%的“保守派民众”认为大众媒体在进行歪曲报道；美国新闻学会的调查结果更显严重，只有6%的美国公众对新闻界仍抱有充分信任。欧洲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根据欧洲广播联盟（EBU）发布的报告，欧盟国家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也基本在50%以下，持续降低的趋势同样明显。从19世纪晚期开始，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大众媒体和职业新闻群体不仅扮演着政治议程的推动者、“客观事实”的呈现者，还一直精心地将自己塑造成社会进步的引领者和普罗大众的代表者。在事业最为辉煌的年代，新闻业的知识精英曾经广受民众爱戴，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几乎就等价于西方社会的文化政治共识。而如今，这一切光荣的历史似乎正在烟消云散，新闻界不仅面临产业上逐步萧条的困境，也在感受着历史上少有的孤立和尴尬。多年来对欧美新闻业的自由派腔调十分不满的保守政客和民粹运动领袖们开始迫不及待地落井下石。他们利用这场信任危机发动了一轮针对主流媒体的猛烈批评。在英国，独立党领袖、脱欧派代表人物法拉奇（Nigel Farage）在欧洲新闻界的峰会上趾高气昂地宣布：2016年见证了一场“政治革命”，迎来了“局外人”的胜利。他当着众多知名记者的面，指责他们长期忽视底层大众的声音，最终使得主流媒体遭到底层的鄙视和抛弃。法拉奇在福克斯电视台评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本文图片 作者提供在荷兰，极右翼的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经受了多年排挤也终于在2016年扬眉吐气，在选举中一路领先。他们同样毫不客气地抨击主流媒体在各种社会议题上的偏颇态度和一直以来对待民粹运动的嘲弄和讽刺。很多长期被轻视的荷兰基层民众确实已经远离主流新闻界，并开始拥护PowNed和GeenStijl等迅速崛起的另类右翼媒体，这让反伊斯兰和反移民的激进声音获得了庞大的听众，进一步推动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荷兰自由党领袖海尔特·维尔德斯在意大利，政治明星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激烈地抨击该国记者“制造假新闻”并编造各种故事来诋毁他所领导的“五星运动”。他由此呼吁设立一个“人民陪审团”来评判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对于一直声称坚守行业自律，以免公共力量干涉的主流商业媒体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难怪格里洛这个“公众监督媒体”的提议竟被新闻业的精英们类比为罗伯斯庇尔、塔利班、斯大林和墨索里尼的媒体管制。意大利五星运动领袖贝佩·格里洛在发表公开演讲在德国，反移民政党AfD（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短时间内出人意料地占领了议会的大量席位。他们使用Lügenpresse（撒谎的媒体）这个有历史背景的专有名词来攻击新闻界。媒体行业的有识之士由此联想到纳粹针对犹太人、共产党和国外媒体的宣传运动。当时，“撒谎的媒体”正是一个经常被法西斯政党使用的词汇。在欧洲，类似上述列举的现象绝不在少数，右翼社会运动的兴盛及其与主流媒体精英对峙的状况几乎已经遍布各国。德国右翼社会团体使用纳粹时期的常用语Lügenpresse来批评主流媒体当然，在这轮来势汹汹的抨击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表现。他在多个场合毫无顾忌地公开与新闻界为敌，对主流媒体进行彻底的否定，将偏颇、造假、脱离群众的标签奉送给他们，这在美国政治的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它所预示的危机已经不简单局限在媒体领域之内。有意味的是，特朗普等人对媒体进行指责时，经常使用公司化媒体（corporate media）一词。而这一称谓以往一直来源于进步人士和左翼社会运动对主流商业媒体的批评。例如，2016年大选民主党的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虽然与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和政策方案截然相反，却也在其新书《我们的革命》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批评“公司化媒体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威胁”。与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和前些年兴起的希腊左翼联盟（Syriza）等稍显激进的左派运动一样，桑德斯在主流媒体中的待遇虽然不像特朗普那样被反复嘲讽，却是可能更糟糕的结果，即长期被忽视。不仅他们谈及的各种民生议题无法被纳入主流媒体的传播议程，他们的形象和风格也不像特朗普等人那样有卖点，因此常常被排挤在媒体聚光灯之外应该就是可想而知的结果了。当然，在主流媒体已经失去大量民众信任和关注的年代，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民粹的或进步的社会运动会丧失动员力量。这一年欧美政治的风云突变告诉我们，传统新闻界的知识精英们已经无法通过精心设计的传播议程来主导社会议程，他们正在遭遇一场在社会舆论影响力上的尴尬溃败。 “后真相”时代的恐慌是对“事实”的恐慌吗？主流媒体的新闻业者面对这场危机表现出了少有的惊诧和失措。危机状况一度让新闻界自身的问题成了新闻媒体评论的焦点。业界评论家的第一反应是责怪愚蠢的大众被煽动和诱导，接着又归罪于社交媒体破坏了传播生态，让理性和真相淹没在激愤和谣言之中。这种感受就像是被错关在铁笼中的囚徒，充满着无辜、焦虑和愤怒，却又只能不断抱怨而无法对眼前的危机进行合理解释。一位白宫记者的采访经历很典型地展现了媒体精英面对社会底层时的困惑和无奈。当她在街头遇到两名挥舞旗帜的特朗普支持者并尝试与他们对话时，发现他们“看上去受过教育，讲起话来却云遮雾绕”。其中的一个退休工人，指责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花费是特朗普的五倍，当记者告诉他这是已被戳穿的谣言时，得到的只是鄙夷和否定。另一名被访者向记者抱怨奥巴马总统毁掉了美国的经济，记者则试图列举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失业率大幅下降的数据，然而得到的却是对方的嘲笑和不信任。据这位记者判断，被访者们说出的日常新闻来源都是一些小道消息的集散地。大量基层民众宁可相信未经核查的，毫无专业性可言的信息渠道，也不愿相信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以健全的行业规范来实践“第四权力”的职业媒体人。这种尴尬状况在《时代周刊》的一个精辟句子中得到了回应，这份刊物在推介他们2016年年度人物特朗普的时候写道：“只有对事实的讲述者报以信任，所讲述的事实才有力量”。主流媒体经常表现出对特朗普支持者的困惑和鄙夷可以想象，这种境遇在知识精英看来是多么的不可理喻和无法接受。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正在转变成对基层民众的怨言。著名独立记者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敏感地捕捉到了新闻界的这种负面情绪：“他们徒劳地思来想去也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英国脱欧和那些被建制派谴责的左右派运动，最后只有一个出路：就是指责这些民众的腐败、忘恩负义、不道德、激愤、种族主义和无知，而不是归因于他们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和经济困境。”如果看一看欧美那些国际性或全国性的电视新闻和报章杂志如何讽刺社会大众的政治表达和运动，就知道格林沃尔德此言不虚。正如英国《卫报》编辑加里·杨吉（Gary Younge）所形容的：“一群住在伦敦的媒体评论家，用人类学一般的方式看待英国的工人阶级，总是将他们描绘成分不清好坏的偏执狂，好似这些人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发育不全的物种。”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媒体精英与社会基层在传统上的“代表信任关系”正在转变为“蔑视对抗关系”，这种变化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新闻界内部，而是预示着社会文化领导权正在遭遇深刻的危机。当然，新闻界一些有想法的知识分子不会一直停留在责怪民众无知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他们还十分深沉地思考了一下整个传播生态变化的负面影响，并得出了非常富有时代感和表面说服力的结论：社交媒体繁荣所带来的假新闻泛滥是破坏舆论环境、误导人民大众的罪魁祸首。最近一段时间，反思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正成为知识界的一个潮流，而“后真相”（Post-truth）也成了媒体知识分子频繁使用的时髦词汇。一些振聋发聩的名言警句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闻界的讨论中，例如“如果要拯救民主的灵魂及其神圣的使命，我们就必须全体面对和解决‘后真相状态’这个新的现实挑战”；“让2017年成为我们为事实而战的一年”。原本欢呼新媒体发展带来社会的“去中心化”和民主化，并利用社交媒体的鼓噪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的有识之士们，如今都纷纷转向，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民意集散的赛博空间，批评它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核实机制，破坏了民主生活秩序。同样的逻辑，在伊战和叙利亚战争中，各种带有宣传目的的假新闻层出不穷，当时的文化精英们非但没有核查过信息的准确性，反而倾力传播那些精心制作的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故事。如今，当他们自己笃信的“事实”遭受攻击的时候，他们却让“后真相”的恐慌登上了所有主流媒体的评论版面。曾经通过社交媒体煽动“埃及革命”的Wael Ghonim，如今成为社交媒体的著名批评者不是不要“民粹”，而是不要他们无法主导和利用的“民粹”，不是不要“假新闻”，而是不要他们反感的“假新闻”。我想恐怕只有这个解释才能够说明文化精英们前后矛盾的态度。这也从侧面展现了欧美主流媒体作为“政治建制派”的社会角色。除了批评，媒体人已经开始了行动。美国大选前后，伴随着社交网络上激进言论和小道消息的大量涌现，以往不太引人注意的“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 journalism）突然间成为备受瞩目的报道范式，并像一场文化运动一样在新闻界广泛兴起。根据杜克大学记者实验室的统计，2016年，以“事实核查”为专职报道业务并持续运行的组织比前一年增加了50%，有影响力的网站已经达到近百家。保卫事实真相、守护职业尊严的自发努力已经在新闻界蔚然成风。可见，当社会信任的大厦即将崩溃之际，职业媒体人想到的仍然是用技术手段在专业伦理范畴之内解决问题。我们不能不感叹，这种政治判断力上的羸弱正突显出狭窄化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技能训练给新闻记者这个群体带来的束缚。然而，对形式上多元身份认同的坚守，与商业世界主义精英发展观念的亲近，以及对底层民粹声音的嘲讽又展现了媒体人清晰的社会阶层属性和明确的政治色彩。如果坚持用功能主义或进步主义的定位来认识媒体的社会角色，就不可能对这些政治属性进行自我反省。媒体逻辑对公共政治生活的介入所带来的民主失败大众媒体在呈现社会问题时倾向于利用议题的排序和事实的选择来传达价值观念，这一点不仅可以很容易地从经验中观察到，也早已成为传播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因此，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对这种现象的总结，而是进一步追问，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在涉及公共生活的各种问题中，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和评论立场是否呈现出相对一致的倾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这种由传播现象到政治判断的理论跳跃，是我们将“媒体建制派”进行概念化的前提，也是我们超越舆论学式的思考，让自己的论述从抽象理论构造迈向社会政治反思的关键。最直接体现主流媒体“建制派”属性的，当然就是他们对主流政治观念代言人的支持和对反建制人物的敌视。一个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去年美国大选中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华盛顿邮报》在大选前对影响力较大的8家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华尔街日报、Slate网络杂志、政客Politico、 福克斯新闻以及标准周刊）发布的共计两万多篇新闻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发现，在大选预热阶段，其中的6家媒体都站队支持希拉里，只有2家支持特朗普。然而，这个调查的样本选取比例并不能说明媒体一边倒的严重程度，实际上当调查对象从8家扩大到100家时，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媒体仍然只有区区2家。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的这项研究还发现，在这100家媒体中，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57家都明确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面对这种局面，已有评论人士惊呼：美国大选中的政治认同已经分野成相互诅咒和对抗的两派，一个是特朗普派，一个是媒体派。这次大选报道中另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不被支持并不意味着不被曝光”，对于政治明星特朗普来说，支持率和曝光率甚至呈现出负相关的局面。廷德尔媒体调查报告（Tyndall Report）的结论显示，2015年，在总共1000分钟的全国性电视新闻大选报道中，特朗普获得了其中327分钟的曝光，占总量近三分之一，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121分钟，也还不错，而左翼进步人士伯尼·桑德斯只获得了20分钟，还不到特朗普的1/16。在ABC电视网的“晚间世界新闻”节目中，特朗普一共出场80分钟，而桑德斯却只有可怜的20秒。这一现象展现了主流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识和商业属性的矛盾混合体，虽然对特朗普没有几句好话，但是他们对收视率和发行量的追求却反而帮了特朗普大忙，让他成为最受关注的候选人。美国全国性电视新闻大选报道中，桑德斯的曝光率还不到特朗普的1/16廷德尔报告中不能被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左翼进步人士桑德斯在主流媒体中遭遇的冷落。这种遭遇既是媒体建制派政治意识的反映，也是媒体商业操作逻辑的结果。桑德斯在自己新出版的著作中对此有颇多感言：“我从这次选举经验中了解到一种媒体惯例，那些对劳工大众越是重要的议题，就越是公司化媒体不感兴趣的议题；而那些对普通百姓无关紧要的话题，却是媒体热衷关注的焦点……对他们来说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表现为一种娱乐、一场游戏、一个肥皂剧或一系列的冲突事件”。德国学者托马斯·梅尔（ThomasMeyer）曾经深入分析媒体逻辑介入公共政治生活所带来的民主失败，他用“没有议题的议题”（Issueless Issue）来概括商业媒体的政治新闻报道。桑德斯的竞选经历或许是这一概念的经典例证，当他带着贫困议题、平等议题、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等站上讲台展开他们的竞选活动时，媒体关心和提问的却总是“你是何时决定参选的？你打算何时宣布退出选举？你何时打算宣布支持克林顿？为什么你的某位选举团队成员离职了？你早饭吃了什么？”。桑德斯的新书《我们的革命》专门用最后一章来批评公司化媒体然而，主流商业媒体的政治属性并不能完全被梅尔所说的“媒体逻辑”所概括。他们对多样性公共意见的消磨绝不是简单地由一套商业性和技术性的内容生产流程所造成。实际上，媒体精英对政治建制的守护经常以更积极的方式展现，这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商业大众媒体刚刚开始繁荣的十九世纪，新闻界就曾经将劳资矛盾下风起云涌的欧美社会底层反抗运动描绘为暴力和非理性的反动力量。特洛伊·罗丁南（Troy Rondinone）的出色著作《伟大的工业战争：年阶级冲突的媒体报道》给我们展现了从镀金年代到二战结束的近一个世纪中，媒体如何通过偏颇性的报道抚平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社会伤疤。除此之外，对理想资本主义法权秩序的构建还要求舆论的主导者们对腐败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抨击。这一点在十九世纪晚期新闻界的“扒粪运动”中可见一斑。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要求平等和公正的挑战以一种世界主义的面貌呈现在西方社会精英面前。面对危机，殖民时代的文明等级论已经没有立足之地，用现代化和发展观念维持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同时强调族群间的文化和解，并用多元主义的承认政治给边缘群体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想象，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正是以此来消弭激进的再分配诉求和各种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倡议。以上这些“冷战时代”留给“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意识形态遗产，正是媒体建制派各种“政治正确”的观念源泉。多年以来，全球媒体精英正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中，坚守着这些从不触及再分配问题的“政治正确”，而“政治正确”的成本和代价却只能由西方社会的底层民众来承担。20世纪晚期，伴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到来，“建制派”的内涵又有新的扩充，这集中地表现在对市场经济和全球自由贸易的肯定上。虽然媒体对这一政治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偶有提及，但是对他们来说，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在总体上不容否定。从1999年西雅图反对WTO的社会抗议开始，一直到金融危机之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各种右翼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这些与建制派理念不相符的抗议行动在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中基本都被呈现为对正常秩序的干扰、对社会共识的否定和对安定生活的破坏。抗议行动经常和怪诞任性、愚蠢无知，甚至是暴力骚乱联系在一起。在主流媒体的介入下，这些社会运动遇到了一个逃脱不掉的悖论：抗议者要想获得媒体的更多关注就要把自己的行为和言论激进化、戏剧化，而这种激进化和戏剧化却又恰恰在媒体的报道中转化成对他们自身行动价值的否定。主流媒体的介入使得各种抵抗运动的政治化诉求淹没在事实碎片和表演场景中西方媒体建制派怎样制造了社会的撕裂？上述提及的各种现象已经被大量的专题研究所揭示。我们需要回答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媒体精英缘何在政治立场上与西方社会的建制派权威走在一起，从而成为现行全球化方案的坚定拥护者。对此，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去理解。首先，这种选择显然符合已经高度垄断化的商业媒体自身的利益。20世纪晚期，欧美各国在既有市场结构下的文化消费需求已经趋近饱和。对于媒体资本来说，两条出路几乎成为必然选择，其一是打破新政自由主义时期对传媒行业的各种政策性约束，让媒体盈利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其二是打破国际壁垒，让文化产品与其他工业产品一样冲进全球市场，并通过国际分工，降低内容生产和分销的成本。当时的政策变动刚好满足了媒体集团的这些诉求。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废除了带有明显新政自由主义色彩的“媒体公正准则”（FairnessDoctrine），放弃了由公共机构实施媒体内容监管的机制，不再要求新闻业必须播报严肃且有争议的公共议题。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媒体政策更为激进，1996年通过的联邦通信法案直接解除了资本在媒体行业投资兼并的各种壁垒，帮助传媒资本实现了大规模的整合与垄断。这些美国传播领域的政策调整很快在世界各国吸引了效仿者，从而转变了全球传播产业生态的基本格局。在国际市场上，媒体集团也有足够的理由期待尽快实现全球化转型。正如维亚康姆原首席执行官雷石通所言：“媒体公司正关注着那些能够带来最好回报的市场，而这些市场都在海外”；维旺迪环球的前主席比昂迪也声称：“传媒企业长期计划的成功有99%都依赖于海外业务的成功运作”。很难想象有着如此明确利益指向的媒体集团及其新闻报道能够对主导性的全球化方案进行任何整体性反思。正如格林沃尔德所言，这些媒体精英享受着现行体制带给他们的各种名誉、地位和特权，使他们不得不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西方军事力量、联邦储备委员会、华尔街和联合国等维系西方普遍性秩序的国际机构展现出爱戴和尊敬。即使他们有时对这些组织的某些行为有所指摘，也不可能容忍那些从根本上否定、憎恨和脱离这些组织的行为。其次，媒体精英融合为政治建制派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历史动态的过程。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不但催生了脱离本土公共生活的跨国资产精英，也带来了一个追捧商业世界主义文化的知识劳工阶层。他们集纳在西方社会那些高度依赖于全球市场的行业，如服务业、金融业、教育业、高科技产业之中。这些人生活在伦敦、纽约、洛杉矶、北京、上海等全球都市之中，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中等偏上的收入和体面的工作。他们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几乎隔绝于本国的基层劳工群体，却是商业大众媒体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和新闻行业劳动力最重要的来源。如上所述，媒体在商业运营上的解放与全球市场的发展几乎是一个同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流媒体重新按照商品的价值大小对受众群体进行了区分，在传播资源高度垄断的前提下，这直接导致大众传播逐渐丧失了公共属性。虽然媒体人还经常以民众的代表自居，但是他们在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审美品位等各个方面都已经与广大基层民众产生了系统性的脱离。与此同时，媒体精英正在扮演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商业阶层和全球化知识劳工群体中承担传播沟通的任务，为他们塑造共同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体验。这一演变过程在同一个共和政体中创造了两个相互隔绝的文化空间，大量无法直接在全球经济中获益，反而因此失去了工作和福利的基层百姓不仅在经济领域被碾压，也在文化生活中被全球化的建制派所抛弃和蔑视。在谈及全球化与不平等的命题时，人们往往只关注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阶层分化，却忽视以就业领域和受教育程度为标准出现的社会裂痕。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这两个2016年有着全球影响的政治事件中，我们能够清晰的观察到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在选民群体中划出的清晰界限。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情况，而是社会撕裂状况的赤裸反应。2016年岁末，著名国际公关公司艾德曼公布了他们一年一度的“信任指数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并将其研究发现的核心问题命名为“影响力的倒置”（Inversion of Influence）。研究人员用两幅图片来解释这种新现象，左边一张图片是一个正金字塔图形，权威机构和精英人群位于金字塔的顶端，他们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社会；右边一张图片是一个倒金字塔图形，社会基层大众处于倒金字塔的上部，他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信任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权威人群的影响力。2016艾德曼信任指数报告“影响力的倒置” 显然，研究人员想用这种金字塔前后倒置的变化象征一种传统社会文化秩序的颠覆。这种类比虽然显得简单粗糙和耸人听闻，但或许也以其大胆的方式展露了社会结构性变化的一个侧面。美国作家海耶斯（Chris Hayes）早在2012年的著作《精英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Elites）中也有类似预见。其中的警告在此作为一个注脚颇为合适：“如果考虑到这种对精英体制丧失信任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十分清楚的是，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社会权威的广泛而毁灭性的危机当中，这种处境要比政府的危机或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加严重而危险。”然而，包括媒体精英在内的政治建制派群体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危机，更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局面归结为大众的无知反叛和传播技术环境的变化。回顾现代商业媒体发展的漫长历史，特别是近三十余年来新闻界的表现，眼前的危机只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结果。媒体人与商业精英、政党精英和大量中产阶级知识劳工同构为社会的建制派群体并与基层民众生活脱节，他们像职业技术官僚一般只能在给定的框架中认识世界，无力回应底层的遭遇和抱怨，也无法弥合社会群体对抗的裂痕，终于迎来了一场失败的悲剧。（文/王维佳）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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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naruto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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