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中的机关:中国最现实的官场生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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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中的机关:中国最现实的官场生存指南
基本资料机关中的机关:中国最现实的官场生存指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机关是官场学问的实体，官场是机关运转的本质。看懂了机关中的机关，就捅破了官场升迁的那层纸。　　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官场小说，它细致入微、由点及面、全景式地展现了机关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机关现形记”。空话、大话、假话、官话……说不尽的说话哲学；写报告、写检讨、写文件、写总结……写不完的笔杆子哲学；官场权术哲学、官场做人哲学、官场做事哲学、官场文化哲学等，均在本书中有深入到底的描述。本书作者潜伏机关三十年，悉心研究机关生存哲学，所以说，《机关中的机关》可谓史上最真实的自传体官场小说。书&&目：
《机关中的机关》相关资料
　　我说话的原则是不得罪人。俗话说，守着矬人不说矮话。说话要看清对象，尽量避免说到人家的短处，特别是不要说到人家的忌讳之处。局长爱开会，我就决不会说文山会海之类的词；局长爱搞排场，我决不会说有关防止铺张浪费的话；局长爱打麻将，我只字不提麻将的坏处。总之，我在说话之前，总是三思而后说，决不会说没有把握的话，这就免于祸从口出。这是我在机关工作多年，经过反复总结教训才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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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机关工作压力大 当下敢写小说的官员少
　　乍看王跃文，宽阔的额头，大大的脸庞，举手投足很像个官员。而言谈之后，感觉他更像个作家。昨日，在成都书博会签售之后，王跃文接受记者采访，言辞大胆、犀利地直面当下官场话题。
　　谈官员写作：敢写小说的官员少
　　王跃文认为，官员搞文学创作在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古代的官员全部是读书人，他们全部搞文学创作，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没有写过诗。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不少官员文化水平不高，于是“写作水平普遍下降”。当然，现在的官员其实都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不敢写了，因为文学创作是一个很个性的东西，比如以前的郑板桥可以写民间疾苦。
　　他说，现在喜欢写作的官员也不是太普遍，但他们一般不会去写小说，写小说很容易触及一些本质的东西。他们就写诗，写游记，到欧美走一趟回来以后，一句话都没听懂，一个地方都没看懂，把别人的手册拿出来翻，然后到网上去搜索，然后写一个旅游游记，这样的官员也很多。
　　谈官场生活：机关工作压力大
　　王跃文现在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回顾自己曾经的官场生活，他竟然说：“如果再回到官场里面，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谈起过去，王跃文说自己曾是一个很老实、很本分的人，因父亲早年被打成“右派”，以致他从小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参加工作后，他工作规规矩矩、兢兢业业，一句违背领导的话都不敢说，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过去一直是在机关里面写材料，然后领导把关。有一些领导的水平低，把关越把越歪，改过来以后话不通，你也只能依他的。王跃文还举例说，曾经有一位县委书记，讲话的时候滔滔不绝，一讲两三个小时，听起来很不错，但是原文记录下来以后，全是病句，帮他修正之后，他还很生气，认为你改错了。
　　谈公务员热：官场从业肯定最好
　　前段时间有对幸福指数的调查，说现在的公务员是幸福感最强的阶层。
　　对此，王跃文说，他们适应了那种生活，当然觉得不错。“他们不觉得压抑，并不觉得在仰人鼻息，这种情况下觉得应该不错，比如说权力可以转化为利益，走出去很有面子，很有尊严”。
　　对现在的考公务员热，王跃文觉得很正常。他说：“政府仍然在高度地垄断社会资源，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官场在垄断社会资源。在这个情况下，官场从业肯定是最好的职业了。”
　　本报成都专稿 特派记者胡孙华
【编辑:蒲波】
----- 文化新闻精选 -----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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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学进入“官二代”
主持人：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访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素有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之称的王老师，还有人文社资深编辑老师。我记得几年前《》就是两位老师一起合作的，当时《国画》造成京城纸贵这样的局面，两位觉得《国画》在官场文学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王跃文： 这个地位要是我自己来说的话太可笑了，要我自己来说是没地位。（笑）周老师说吧。
周昌义：王老师他自己不好意思说。我是感觉到《国画》以前没有，当然我喜欢说机关小说，《国画》以后就有了机关小说。《国画》以前应该说也有作家，像陆天明、周梅森、李佩甫，他们也写过，涉及过官场，但是我们感觉有两个点，一个是外人写官场，就是机关，写出来的是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隔。第二个是从道德角度切入机关，里面人物、主人公，清官、贪官、腐败分子、不腐败分子都有这些区别，但是《国画》以后才真正使“机关”出现了两个质的飞跃，一个就是内行的一些机关，开玩笑是官员写机关，第二个涉及到机关文化这个层次，把我们平常关注不到、涉及不到的东西写出来了，官员在机关里头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他的决策，他的腐败，他的什么什么的行为，其实是受到一个大的文化，一些传统，一些机制影响的，这点是《国画》以后才开始的。我就用四个字，就是“开天辟地”，就是机关小说。
周昌义（左）、王跃文（中）、沙松亮（右）
主持人沙松亮：《国画》开创了一个时代。
周昌义：一个种类。
王跃文：不敢这么说，刚才周老师说到一个种类，机关小说，不好意思说，其实民叫法或者一般情况下都会说成是官场小说，包括一些媒体呈现出来的也是官场小说。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查一些字典的话，就会发现官场过去字典里面定义的是贬义词，官场就是指官僚基层及其活动范围，它的一些特点，是虚伪、贪婪，等等，反正就是一些不好的，还专门有一个词性定义就是贬义。包括“官”这个称呼，近六十年来，事实上应该说后来是不怎么用了，用的是另外一个词替代，干部。
周昌义：人们公仆。
王跃文：我们过去引用毛主席的教导，是在过去时代，在部队里面称官兵，所以这个时候才出现官，其他都没有叫我官。慢慢的话，最近这些年，称这些人叫做“官”，称这些人活动范围、活动场所，叫做官场。从另一个方面可能也说明，是不是大家都在有意无意之间，潜意识之间有一个贬义词在称呼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和这么一个庞大的场所。
周昌义：这个有点奇怪，说职场、商场、情场几乎都是中性的，而官场就是贬义的。
王跃文：事实上来讲，语言是在不断变化的，也许现在在人们心目当中说到官或者官场的时候，也没把它当做一个贬义词去看了。
周昌义：现在逐渐习惯了。
王跃文：大家逐渐习惯了。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叫成官场小说也无妨。这是我个人觉得。
主持人沙松亮：这个可能跟社会发展是有关系的，在之前还在毛泽东时代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之间没有分别，可能时代的发展，这种阶层观念就稍微有点出来了。
周昌义：其实这个都不用讨论了，主要我就是“掩耳盗铃”了。（笑）
主持人沙松亮：从《国画》到《梅次故事》，到最近一段时间出的《苍黄》，应该是去年，王老师每本书写的都非常有深度，有含义，王老师平时在写作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王跃文：作家要谈自己的技巧是很难的事情，我没想过有什么技巧。我的小说里面也从来不被认为有什么非常好的技巧。我我是一个很老实的作家，老老实实的官场生活，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写作，凭自己没法表达的文学感觉，把我所思考、观察的东西呈现出来。刚才周老师也说到《梅次故事》、《西州月》，到去年出版的《苍黄》跟别人不一样，是官人写小说，事实上我也不是官人，过去在官场里面也没有做过官，就是技术干部，给领导写一些讲话稿，如果他们把我当做官人对待，这是他们的事情，我从来不认为我做过官。在机关、官场里面待了这么多年，把外面没有这些经历的作家来说要熟悉一些，可能写出来的话，那种感觉要到位一些。比如朱怀镜身上对生活的观察，自己的感触也好，其实在我过去的观察里面也有过，甚至有人问我朱怀镜是不是就是王跃文，他干的事你是不是都干过，我开玩笑，他身上有好的东西，好的东西都是我的，不好的东西都不是我的。（笑）
主持人沙松亮：王老师之前应该是做秘书，但是秘书在政府这个机构里面应该是属于承上启下，跟领导关系非常好，跟下面的关系也非常好，以王老师这种熟知官场规则，假如在这个行业接着往下干的话，用我们的话说，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王老师为什么不干了这个秘书，而选择作协做专注写作呢？
周昌义：王老师虽然在机关里头对这些机关文化深有了解，但是他性格上不是一个官员的气质。我举个例子，就是《国画》出来以后，他们领导对《国画》做过一些评价，领导做什么评价，这是很好的事啊，王老师不依不饶，非找人家讨说法，所以他不适合在机关待，只能写小说。
王跃文：秘书在机关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秘书，曾经有一个顺口溜，一等秘书跟着跑，就是拎包的；二等秘书就是核文稿，就是负责发文；三等秘书写材料，我过去在机关里面是给领导写讲话稿的，属于三等秘书，这是最辛苦的。平时一年到头领导要给你布置任务的时候，见一见，平常也不是车前马后跟着跑的那种。再一个就是周老师讲的性格问题，确实在官场里面很多东西我就属于那种看的很清楚，但是让我去做，我真的就做不到。比如说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机关里面的干部都非常忙，拜这个，拜那个，有个一官半职的还要接受别人的拜，自己还要拜上面的人，我觉得我对清闲了，我就是一个普通干部，没有人拜我，我也不要去拜别人，我觉得相当清闲。但是这种清闲的话，对一个在官场里面干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状，就好象我在《苍黄》里面写到李济运，他到上面挂职，到县里面过春节，发现没有人给他拜年了，很奇怪，而且他也想给别人拜年，自己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自己也找不到自己想去拜的人。这就麻烦了，说明生存环境出现了危机。我过去这种生存环境，是我自己弄成的，或者我自己需要的，我不喜欢那样干，所以后来到了作协从事这种文学工作，基本上是专业作家，还是合乎我的性格。
主持人沙松亮：说白了王老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王跃文：这个可能帽子戴高了，就是有点犟脾气。
周昌义：还是性格，性格对于作家来说很好，如鱼得水，如果放在机关，可能就是找死。
王跃文：我在很多场合讲过一个小例子，比如在机关的时候，我们办公室里面，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或者在一个小会议室里面，我们在聊天或者上班，突然来了一个上级领导，这个领导也不是隔几个月没看到或者外面的领导，就是一个正厅级单位，这么一个单位，领导是天天见面的，来了以后依着我的性格最多是打个招呼，但是所有人都站起来，我觉得很别扭，我就坐着，结果看到所有人都站起来了，自己不好意思还是要站起来，就比别人慢了一个节拍，慢了半拍，你在领导心目当中的形象可能就非常不好。但是我屡教不改，每一次都比别人慢个半拍。
主持人沙松亮：说明王老师对于这种官场现象还是心里面有点&
王跃文：其实就是一种抵触。
主持人沙松亮：我是比较关注王老师的微博，发现王老师微博上面有很多官场里面特别好玩儿的小段子，可能是因为王老师在官场里面的朋友、兄弟比较多。王老师您平时收集这些小段子，在您写书的时候往里面加吗？
王跃文：也不是刻意要写段子，有时候在小说里面因为情节的需要可能写一些，过去也写过。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东西我好象也是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写了以后后来发现所有官场小说都写段子，我也有一点烦，后来也有一点故意回避不写了。接着刚才的说，为什么大家在官场里面见了人会那样的，还是目前我们这个体制，表面看是法制，事实上是人制，人际关系很重，就是必须时刻注意处理好各种关系，所以你来了以后我马上要站起来跟你握手，有些人做的极端一点，就是低头哈腰、溜须拍马等等就来了。结合到我们写这类生活小说，所谓官场小说，从我的《国画》开始，确实很多地方就是写到这种官场里面人和人之间怎么交谈，怎么相互揣摩，怎么说话，包括怎么走路，怎么握手都有，种种所谓的游戏规则也好，习惯也好，如果你把它再搞的那个一点官场文化也好，等等，都在这十年来，大量的官场小说里面有所呈现。
主持人沙松亮：周老师是人文社资深编辑，您看什么样的官场文学稿子才能入您的法眼？
周昌义：当时发了《国画》，但是以后发这种机关小说不是太多，在这方面的体会严格来说不是太深。比如说这次是《国画》以后时隔12年，我们又责编两本，一本就是《两代官》，一本是《宣传部长》。编辑过程中我们的体会是，机关小说我要是觉得比较满意的话，自从编了《国画》以后，感觉到就有点困难，有点什么困难呢？觉得看见谁的什么机关小说都觉得好像不如《国画》，好像都觉得自己不怎么看的上。为什么隔了十几年又看上两本呢，我们当编辑，你也得吃饭，你也得干活，老拿《国画》作为标准落压着，那这个活就不用干了。慢慢找到一种感觉，从现有的现状里头，机关小说里头找能不能写出点新意的，有点新的突破，有点新的感受的这个东西。我们发现这两本有一点新的东西了。
主持人沙松亮：我发现周老师的叫法非常有意思，不像常人一样称为官场小说，而是称呼机关小说，为什么称呼这种小说类型呢？
周昌义：比如《两代官》，原名应该是“官二代”，我们就叫了《两代官》，谨慎啊。（笑）
王跃文：可能也是我刚才说的原因，传统观念中，进入辞典了，这个已经被固定下来了，官、官场是一个贬义词，所以是官场小说，如果叫“官二代”可能就更不好了。事实上我们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因为种种顾及会把一些客观事实视而不见，就像“富二代”一样，“官二代”已经是一种社会现象了，“官二代”走上官场以后，就像“富二代”走向生意场以后比一般平民子弟，创业要顺利得多，“官二代”也是一样，有父辈的人脉关系，或者父辈直接的关照放在那里，他进入仕途以后比一般干部晋升要顺利的多。
周昌义：但是也有另外的艰难，他做出的成绩，哪怕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王跃文：这是一个社会评价问题，我们目前这个现状是，一个人在官场干的怎么样，或者是不是会继续往前走，对他好或者利，这跟一般社会评价是没有关系的。
周昌义：你说的很对，词意变了，我估计今天走出这个腾讯演播室，开始说机关小说，因为官场的确是贬义词，现在官场变成了中性的词，“官二代”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是带有一点这个意思，但是我相信，估计现在逐渐逐渐也是一个演变过程，很快大家也习惯“官二代”是一个中性词。《两代官》这个作品里面是写了一个“官二代”，但就像跟你说的一样，他要占很多便宜，前辈给他打下很多基础，但是他的的确确有很多不为人知另外的辛酸和艰难，把这个群体的东西写出来，他的独特感受，他的那种人生轨迹写出来，的的确确很有一些认识作用。因为以前从《国画》开始，严格说是“官一代”，也许现在跟着生活走，已经进入“官二代”这个时代了。
王跃文：对，原来我电话请教你的时候，也聊到这个事情，似乎现在官场小说也进入开始写“官二代”了。我的理解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现实生活当中看，呈现出“官二代”这么一个社会群体，这么一种现象，同时写“官二代”的小说，比如说《两代官》也出来了。再一个，官场小说进入“官二代”是不是在官场小说整体的推进或者进化方面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也可以把它叫做“官二代”小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周昌义：应该说我们推两本书的时候还是有这个想法。比如拿王老师《苍黄》和《国画》比，时隔十几年，肯定会有一些新的感受，有一些新的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一些变化。我说官场小说说顺口了，干脆就别装了，还是说官场小说。（笑）官场小说写了这么多年，应该说可以用一个词，大家感觉有点泛滥，什么东西有写，而且大家比着写，写官场规律和潜规则，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但是对于里面的文化，和对于官员利益的影响，进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民，国家民族命运的影响大这些大家都不去关注。所以总体上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很泛滥，而且最大的一个欠缺就是感觉到，官场小说我们作为读者的话，很难读着感动，很难读出一个官场小说的时候为里面什么事，什么人物你激动、感动、掉眼泪，很难。
王跃文：容易得出失望、愤怒，不是感动。
周昌义：要说这个缺点的话，从王老师《国画》开始已经埋下了伏笔，因为重心是官场，这些多年发展到了极致，《国画》以前老有道德评价，深入不到文化上头，后来官场小说不从道德评价开始了，但是后来到现在，你看不说大部分，很多官场小说里面没有道德感，开个玩笑，很多作家，我说你写官场规律，写那些尔虞我诈，写的点头哈腰，怎么写的高高兴兴的，乐此不疲。
王跃文：去年我们省里面，评价家们专门开了这个方面小说的研讨会，也是想来想去不好怎么措辞，说也不方便叫“官场小说”，后来想来想去，搞了一个政治文化小说研讨会。在会上有一位博士，这个女博士，台下是非常娴熟的一位小女子，结果在会上发言的时候，对我是咄咄逼人，猛烈开火，就说我的《国画》玩味了一些官场的游戏规则，评价家没有道德感了，我在会上当然要很谦虚的接受她的批评。私下里，我说你可能还没有太仔细看过《国画》，或者看的时间太长了都忘记了。我自己在《国画》里面并不是道德学志，我一直以为我的小说是隐患意识，或者批判风，这些都是有的，我一直坚守这两点。道德立场我还是有的，只不过就像周老师讲的，过去我的小说如果也是官场小说的话，那个时候是在道德标杆下再去评判一些人物，在我这里就没有了，事实上也是有，就是我对过去那些所谓传统的道德评判放弃了，从我的小说里面开始&
周昌义：严格来说是放弃了表面的道德评判，到后来，如果往前走一步，得其皮毛，就把道德评判真放弃了，那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主持人沙松亮：千万种作家能够写出千万种官场文，但是不管你怎么写官场文都需要遵守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就是不管我怎么去写民众的诉求，不管是怎么样，一个人起初为官的时候想法肯定总是好的，我总结不出来官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是什么，两位觉得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是什么样的？
周昌义：官场或者官员或者政府，或者机关这些，政府设置这个是为了管理社会，为民造福，管理民众，为民众服务，所以它的成功与失败，它的正确与错误，就离不开一个价值判断，就是你对社会，对民众是怎么样的。放到官场小说里面，这也是我们作家的一个价值底线。不管你这个官场规则、台面上、台面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不管怎么样，但是老百姓需要一个东西，需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地方检验，放在什么地方？就是针对老百姓、对民众、对公众是一种什么态度，比如一个贪官，可能遇到一个什么大事情又突然变成了英雄，这是有的，人性是复杂的。我们官场小说这么多年来的的确确缺少一个东西，大家注意力都放在了游戏规则上面，经常忘记一个很根本的点，就是民众。所以我说看不见很难读到感动，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中国这么年其实真是多灾多难，大灾大难很多，民众和社会矛盾也是很多，因为我们在转型期，这些都很正常，但是作为官员，这个时候的的确确会把自己放在这个地方拷问，如果我们官场小说回避这个东西，回避这种大的现实矛盾，在这个地方高高兴兴的写游戏规则，的的确确这是我对官场小说这些年最大的一个不满。
因为这一点，我们这次出《宣传部长》这本书，也就是因为觉得他把《宣传部长》这个人物放在一个自然灾害面前，一个泥石流，写的时候已经比较早了，没想到今年出了泥石流这个灾难，放在这个背景下面，很多官员就来拷问了，就是你的良心、良知这些到底应该怎么表现。这里面有一个主人公，我印象很深，一个副县长。这个泥石流已经埋了很多人以后，很多领导就是大手一挥，坚决不惜一切代价去抢救，如果那个时候第二波泥石流再下来的时候会造成更大的牺牲。在我们这种背景下没人敢说不去抢救，他就说不去抢救。
王跃文：这本书我认真看了，主人公叫沉默，在另外一个地方本来是代县长，正处级干部，就是因为自己有些坚守，破坏了官场游戏规则，落选了，就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当宣传部长，这个对他来说是个很委屈的安排。这个小说，这个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和所谓官场文化、游戏规则也好，相当的吻合，看了以后没有好像是故意的人为做成一个高大全形象的感觉。这个沉默，在官场里面也要适当的，在不违背自己原则的情况下那些游戏规则还得遵守，但他有自己的底线，到了大灾面前，大是大非面前绝对是有自己底线的，但是人际关系之间的游走，他有时候没办法，小的方面要随波逐流，大的方面要坚守，最后是成功的，上面满意，群众也拥护，最后出人意料的当了一个县委书记。整个故事的设计非常可信，反应了正面的力量，看上去也不是人为添加的，很自然。我看了这部小说以后，是不是我们官场小说往前走写的更好一点，空间还是很大。
周昌义：以前官场小说给人产生一些什么印象呢，大家觉得你只要当了官，在里头你不出卖良心好像就活不下去，要做好事基本上就做不出来，有点给人这个感觉。《宣传部长》这个主人公，你记的细节比我还要记的详细，《宣传部长》给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说坚守你的道德底线，坚守你的大原则，然后通过一些政治上的技巧，其实还是可以生存下来，还是可以为人民干很多事情的，不是不可以。
王跃文：对。这是作者的愿望，也是作者的一种理想。但是我们仔细再去分析的话，在现实中间去讲，在他的小说里面设计的人事关系里面是成立的，因为他碰到的市委书记都是很不错的，包括前任的，调走的张啸，还有后面的龙书记，都是很正派的官员。
周昌义（左）、王跃文（中）、沙松亮（右）
周昌义：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官二代”大背景，“官一代”的时代实际上全中国人民都在脱贫致富，那个时候见了钱，见了利益，大家都有点克制不住。到现在像“第二代”官员其实有些优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很多层面已经可以了，特别是“第一代”打下了不但是政治基础，还有经济基础，所以很多“官二代”真的是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在经济利益上，在别的利益上真是不一定那么贪，真想实现自己的一些政治理想、政治抱负，这种生活中我们已经感觉到，就如同很多商人，不像第一批商人原始积累，拼了命，到后来很多商人，真是当做事业来做。所以这种背景和以前的确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主持人沙松亮：官场小说如此泛滥，一本一本的出，两位老师觉得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官场小说有自己看的上的吗，觉得写的还不错？
王跃文：这个需要周老师发言了，他编辑的比较多，我不是看的上看不上，因为看的不是很多。
周昌义：他不方便说，我也不太方便说。《国画》确实是不错的，开山鼻祖，刚才说官场小说有很多缺点，但也是有很多长处。
主持人沙松亮：今年出版界发生两件非常大的事，一个是《废都》又开始印了，还有一个是《国画》又开始印了，让人感觉非常可惜的是，《国画》为什么没有在人文社开始印，而是换了一个其他的地方？
周昌义：因为人文社印《国画》的时候是机关小说，后来变成了官场小说，我们不印官场小说。（笑）
王跃文：因为跟人文社合同到期，我们重新再版。
周昌义：版权更替，版权流转，现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包括一本书，什么时候突然因为什么原因停印了，后来因为什么原因重新再印，再版、重版这些都很正常，因为我们国家是逐渐开放的过程，很多政治都是在尝试，作家也是在尝试，所以方方面面都是在碰撞、协调，所以什么时候不印了，或者暂时又印了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国画》再印是很幸运的事情，的的确确替王跃文，替出版界，替我们国家都是感到非常高兴的事情。
王跃文：我个人感觉非常行为，因为《国画》是12年前的作品，后来因故停印12年，这期间一直在社会上流传，当然都是盗版，曾经有行业人士在2001年评估过，全国《国画》盗版在两百万册以上，在长沙有一个书商，现在把自己经历漂白了，正儿八经做书了，也卖书，过去他个人就印了两百万，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对我坦白的。现在十年过去了，再印，还仍然有人看，一方面感到欣慰，这本书还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另外就是读者对这类小说还是有期待，这个可能也是这类小说到现在为止还很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值得大家关注的现实问题太多，读者也愿意通过官场小说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了解、观察或者思考。
主持人沙松亮：最主要还是王老师这本书写的好。
周昌义：我们有年轻的编辑，十年前没看《国画》，但是《国画》再版以后他才看的，说现在看官场小说小说里面还是《国画》最好。
王跃文：谢谢。
主持人沙松亮：从《国画》开创官场先河，到最近人文社刚刚上市的《宣传部长》和《两代官》这两本书，两位觉得官场文在未来发展应该是怎么样的？
周昌义：前段时间大家全力以赴的去挖掘游戏规则，官场文化这个时代已经就过去了。为什么呢？那么多人一锄头一锄头的挖啊，祖坟都挖出来了，已经挖透了。要想做成什么更新的规矩，这是比较困难的，除非生活接着往前进。你天生就不可能把重心放在这个上头，就会转移，我觉得这个《宣传部长》会提供一些参考，现在会平和，很平和、平静的把官场文化、官场状态当做一个正常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面演绎人们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官员的命运，而不是说大家以前觉得官场很新鲜，因为以前觉得很神秘，大家都有窥探的欲望，《国画》开始打开了一扇门，大家都盯着去窥探，现在窥探的价值没什么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官场就这样，所以大家会心平气和的来演绎官场里面的人生和命运。
王跃文：对，我很同意周老师讲的“心平气和”这个说法，我自己反省一下，从《国画》到《苍黄》，我觉得《国画》当时作者的孤愤或者欲愤在字里行间流露的比较多，当然我觉得那个孤愤和欲愤也是健康的，是处于忧患和批判立场。到了《苍黄》，从文字的从容，到作者心态的平和，我自己还是可以经历那么一个过程，到《苍黄》以后文字处理上更加从容一些，心态就比原来平和多了，比较能够心平气和的，视野开阔一点，比较客观的看待现在官场、官人、官事。在《苍黄》里面，那些官员们，有的官员可能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有的官员尽量想多做一点好事。但是客观环境的一些问题，也会对他制肘，而且官员自己也有很多委屈，很多民众的不理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宣传部长》里面写的泥石流发生之后，作为那些所谓讲政治或者有政治谋略的领导，会不顾一切的我们要抗震救灾，现在电视很发达，这些城市领导都是新闻联播主要演员，我要过去说几句，报出去以后老百姓一看领导很关心我们，事实上了解真实情况的就是沉默和牺牲的那个副县长，他们知道在这个情况下你再去抢险是鲁莽的，完全不遵循科学规律的，你做的那种所谓抗震救灾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是这么一种情况，其实类似的事情，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假如你不去救，万一第二次泥石流来了怎么办，当时说陷里的老百姓可以救出来，为什么没救。
我还了解南方一个地方，洪灾的时候，洪灾来了，为了保城市，把一个院子，就是湖边或者江河旁边低于河水，或者低于湖水的地方，有的是几个乡，围起来的那个叫做院子，这些地方过去可能就是湖，河流流过的地方，人们围起来以后就在那里居住、生活、耕种，洪灾来了以后，为了保大城市，没办法，就要把这个河堤炸开，让水流到这个院子里面去，牺牲小部分群众的利益，顾全大局。往往执行任务的人就是管理这一块小院子里面的那些当地的乡镇领导和县里领导，那种对立就起来了，但是上面要的就是保大局，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有的地方爆炸都运过来了，跟老百姓僵持的时候，突然堤自动垮了，上面的领导说，哎呀，这个我就没有责任了，避免一次群发事件，要不然炸开，像这样的种种情况，非常复杂的，其实也就是官员碰到的一些难题。《宣传部长》里面写的死去的这位，其实他是一个很正派，很有坚守的这么一个官员，尊重科学，他也非常有良知，给后来的书记写了一份遗书，但是这些东西都在幕后。在前台给人的印象，他就是为这个自杀的，是这么一个不好的官员。
周昌义：而且这个畏罪自杀还真多，《两代官》里头，第一代官父辈也都是自杀，专门写了畏罪自杀背后的内幕。这里面的的确确都是很复杂的、很尖酸的辛酸人生。官场文学，以前的侧重点，像你刚才说《国画》里面的义愤，最初是把官场、官员有点神圣化，太神圣化了以后，一看你还挺普通的，没那么神圣，这个义愤就比平常要多一点。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大家心平气和能够把把官员这个群体，跟其他的商人、学生、职员、军人等很多群体都作为一个正常的群体，一个职业分工，换句话说也当成普通人，所以对他过高标准的要求，标准就降低了，降成正常的，这个时候是我们作家可以做到心平气和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再挖下下去，挖这个职业的价值观、职业的冲突、职业的悲哀、职业的命运这些他可以挖的更深一些。
主持人沙松亮：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腾讯直播间，也希望王老师多写出更好的作品带给我们大家，也希望周老师挖掘出更多的优秀作品给我们。谢谢大家，谢谢两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