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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过新中国时代的进
请问：打完新加坡后面的圣龙。一直往西。然后没路出去了怎么办？已经按攻略说的往西，摧毁船只。再招。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出去了。被困在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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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时代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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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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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跃进时期；长在困难时期；读书在文革时期；受教育在广阔天地里；80年代混文凭；90年代骗职称；本命五渡作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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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大汉099，你看一下这段文章，关于谭其骧地图的中国疆域标准_历史地图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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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099，你看一下这段文章，关于谭其骧地图的中国疆域标准
写的，选自《中国历史地图集》后记2.唐、宋时代的，元、明时代的和明代的羁縻卫、所，从有关文献记载看来，既不能说全部都是，也不能说全部都不是唐、宋、元、明王朝的领土。正确处理的方法应该是仔细认真分析史料，适当予以区别。但本图集未能做到这一点，而是采用了完全作为王朝领土处理的办法。有的羁縻地区和王朝的关系可能还赶不上“属国”，却也被画进版图。当然，由于史料不足，要把所有羁縻地区的具体情况全都搞清楚是很困难的，因而不可能要求都区分得很清楚。但是完全不做区别，应该说是一个缺陷。所有已发现的图集中的缺点、错误和不妥之处，我们将尽可能在再版时予以改正、提高。不过有些问题我们自己可能发现不了，或发现了无法解决，所以我们诚恳地希望随着图集的广泛流布海内外，能够获得比前几年更多的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这个不足是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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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不足无法搞清楚状况......呵呵，果然是为了政治利益来黑明，我就知道肯定没什么好货在里面
史料全被华丽的无视，只因为那政治利益
谭其骧自己在唐朝那部分也说了东北只是册封关系而已，但是实际上那里图上自己说了是河北道......呵呵
谭其骧说道突骑施的时候，也只是讲了突骑施分离的时候说只是名义上册封，然后之后就没有开始说了......（呵呵）。却华丽的无视掉了，唐朝收复突骑施
至于明朝云南的土司也被谭其骧吃掉了不少，安南都统府也被吃掉了不少，唐朝的熊津都督府明明就是七世纪七十年代才没的，但是他却说......可见实际上谭其骧的那些“研究”根本就不**，还说什么按照史料区分对待，纯粹是为了政治原因在调戏历史
全文如下：（新浪爱问共享资料里面中国历史地图集附有的world文档）前言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杰出的地理著作《禹贡》、《山海经》；以此为基础，很早就产生了一种重视历史地理的学术传统。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不仅记叙了西汉时代的地理，同时又是一部用西汉地理注释前代地名的历史地理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也用了大量的篇幅存古迹，述往事。唐宋以来传世的著名的舆地书，祖述班、郦，几乎无一不是由当世追溯往古。可以说，中国古代所谓舆地之学，审其内容，几乎都与历史地理密切相关。重视历史地理，当然会导致历史地图制作的兴起和昌盛。中国古代制图史上的权威、公元三世纪西晋裴秀用“制图六体”制成的《禹贡地域图》，公元八世纪唐中叶贾耽用古墨今朱法绘成《海内华夷图》，都是世界地图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历史地图。此二图久已亡佚（见存西安碑林伪齐时上石的《华夷图》和《禹贡图》是贾氏图的缩本），而将近九百年前北宋符中税安礼所绘《历代地理指掌图》，“始自帝喾”。迄于北宋，“著其因革，刊其异同”，共有图四十四幅，至今犹有翻刻本传世。税氏以后直到清末，传世的木刻本历史地图集不下十余种。清代集舆地之学大成的杨守敬，在其门人协助下，于本世纪初，编绘刊行《历代舆地图》线装本三十四册，始于春秋，止于明代，古今对照，朱墨套印，见于《左传》、《战国策》和各史《地理志》的地名，基本上都上了图，这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较前此诸图更为详细。杨氏之后民国年代所出版的几种用新法绘制新式装帧的历史地图，内容较杨图远为简略。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地图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历史地理知识和绘制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人们迫切希望出现一部用现代制图技术绘制的详细而精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然而为什么直到解放以前，始终没有出过一部这样的图集呢？这主要是由于：一、详细而精确的今地图是制作详细而精确的历史地图的先决条件，而解放前的中国无论在技术还是在财力上都无法提供这种保证；二、历代疆界、政区、城邑、水系等各项地理要素的变迁极为复杂频繁，而文献记载或不够明确，或互有出入，要一一考订清楚，并在图上正确定位、定点、定线，工作量繁巨，需要大批学者、专家的通力合作，这在解放前的中国自然是很难做到的。本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倡导成立的禹贡学会，曾经把绘制这种图集作为学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可是限于经费和人力，经过三年多的时间，连用作底图的今地图还没有画全，就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中断，编绘历史地图的计划，终成泡影。实践证明，这一良好的愿望只有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才能实现。1954年冬，以范文澜、吴晗为首，组成了“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1955年初，开始在北京展开编绘工作。当时设想只是把杨守敬的图予以现代化，即：把杨图显著讹脱之处改正增补；把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的杨图的历史内容移绘到今地图上；把木版印刷的线装本三十四册改制成几册现代式的地图。“杨图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编绘工作由复旦大学谭其骧负责，制图工作则由地图出版社负责。工作开始后，就发现原设想是行不通的，“重编改绘”杨图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历次杨图委员会会议上，对原计划多次进行修改，主要是这么几项：一、杨图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地区，甚至连中原王朝都没有画全，而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几十个民族共同缔造的，各少数民族在各个时期不论是隶属于中原王朝还是自立政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所画的地域范围应该包括各边区民族的分布地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版图。二、杨守敬是清朝人，他所谓的“历代”不包括清代，现在清朝已成历史，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朝代的疆域当然不能不补绘。三、杨图以刊行于1863年的《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这个底图与根据现代测绘技术所制成的今图差别很大，想直接把杨图“移绘”到今图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根据历史资料重新考虑定点。四、杨图内容的脱漏讹误处比我们开始时估计的要多得多，必须一一查检原始资料，仔细考核，并吸收近人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在以最新测绘资料制成的今地图上定点定线。五、各史《地理志》对断限一般都不够重视，往往混一朝前后不同年代的建制于一篇。杨图自汉以后各册全部径按《地理志》（或《补志》）编绘成图，一册之内，所收的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制，相去或数十年，或百余年。为了提高图幅的科学性，不应受正史《地理志》的束缚，各时期尽可能按同一年代的政权疆界和政区建制画出，至少在同一政权的直辖区域内不容许出现不同年代的建制。六、杨图把一代疆域用同一比例尺画成一大幅图，然后分割成数十方块，以一块为一幅，按自北而南，自东而西次序编排装订成册，一个政区往往分见于前后几幅图上，查阅极为不便。应改为按历史时期的大行政区（或监察区或地理区域）分幅，各幅按其内容的不同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随着原计划的逐步修改，工作量当然也就相应地成倍增加。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为各史《地理志》记载所不及，全凭从诸史有关纪传和有关群籍中搜集地名，考订方位，编绘的难度更有过于中原地区。同时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工作中的崎岖曲折远远超出事前的预想，光是底图，就改换了四次之多。每一图组开编时定的编例，在编绘过程中一般都得作出若干改变。这样在探索前进中不得不用去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随着工作量的增加，编绘、制图队伍也相应地逐渐扩大。1957年编绘工作移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内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两三年内陆续增加到二十多人，从而在1959年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又陆续邀请了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等、南京大学韩儒林等、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冯家升等、近代史研究所王忠等、云南大学方国瑜等参加各边区图的编绘工作，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参加原始社会遗址图和其他图的编绘。编绘人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长期参加者也不下二三十人。制图工作在五十年代末曾改由武汉测绘学院承担，六十年代初又移交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负责。主办单位仍沿用杨图委员会名称不改，范文澜改任顾问，具体领导工作主要由吴晗、尹达担任。最后一次杨图委员会会议召开于1965年夏，根据当时估计，全部编稿大致可在1967年完成。会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单位的编绘工作全部被迫停顿，测绘科学研究所撤销。三年之后才得复工，但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破坏之下，编者能够勉强坚持这一集体事业，所受到的严重的阻碍和干扰，是可以想象到的，这里就不一一缕述。终于在1973年完成编稿，交付地图出版社制印。自1974年起，用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分八册陆续出版内部试行本。内部本发行后，在受到国内有关学术界热烈欢迎的同时，读者和编者也发现了它存在这不少缺点和错误，有些是必须予以改正或增补的。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虑到这一情况，及时作出决定，由编者对内部本进行必要的修订补正，争取早日公开出版。现在这套公开发行本，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之下，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央民族学院的有关同志，以内部本为基础，自1981年起用一年多时间修改增补定稿，由地图出版社就原版修补制成的。为了尽快公开出版，我们不可能多做增改，公开本不同于内部本之处主要是：一、内部本每一个历史时期不管历史长短，都只有显示某一年代疆域政区的一幅全图，看不到这个时期的前后变化。公开本对前后变化较大的若干时期都酌量加画几幅全图，南北朝增至四幅，唐增至三幅，宋金、元、明都增至二幅。二、在唐图组内增补了一幅八世纪中叶的突厥图；将原来的741年吐蕃图改按吐蕃极盛时期的820年画出。三、在内部本有些全图上，各边疆地区所画疆域或政区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情况，公开本一律按同一年代画出。四、增改了经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明内部本中的脱误之处。五、内部本在着色、注记和边界线画法等方面处理得不够妥善之处，公开本酌情改正了一部分。此外各图幅或多或少增改了一些点、线；增补了几幅插图。但文革中被无理删除的唐大中时期图组、首都城市图和一些首都近郊插画，被简化为只画州郡不画县治的东晋十六国、南朝宋梁陈、北朝东西魏北齐周、五代十国等图，以及各图幅中被删除的民族标记和一些县级以下地名，若要一一恢复，制图工作量太大，只得暂不改动。内部本有些图例定得不很妥当，有些点线定位稍有偏差，也就不再改动。虽然如此，公开本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有下列两点：一、历史上每一个政权的疆域都时有伸缩，政区分划时有变革，治所时有迁移，地名时有改易；各图组的每一幅图都按照这个时期中的某一年代画，这样做科学性固然比较强，但凡是这个时期出现过的与这一年代不同的疆界和州县名称、治所，除一小部分用不同符号注记或括注表示外，大部分在这套图上是查不到的，读者如要在图上查找这些地名，那就不免失望。二、古代城址有遗址保存到近现代，曾经考古、历史、地理学者调查考察过而写有报告公开发表或见于著作，我们得据以在今地图上正确定位的，只是极少数。极大多数城邑只能根据文献上“在某州县某方向若干里”一类记载定位，因为既没有现成的调查考察报告，又不可能付出大量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因此，图中的点线和历史上的实际位置有误差的，肯定不在少数。特别是古代的水道径流、湖泊形状等，更难做到正确复原。要消除这两项缺点，不是在短时间内所办得到的。这将伴随着我国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而逐步得到改正补充。当然，除了上述两项缺点外，其他错误和不妥之处还很不少。在内部本发行后，已有不少读者提出了各种宝贵意见，有的在这次修改中已采用，有的碍于体例或其他原因，未能照办。对这些同志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图集公开出版，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进一步予以批评指正。尽管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这套图集毕竟是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全图集八册，二十个图组，共有图304幅（不另占篇幅的插图不计在内），549页；每一幅图上所画出的城邑山川，或数百，或上千，全图集所收地名约计七万左右。从开始编绘到今天公开出版，历时将近三十年之久。先后参与编绘制图工作的单位有十几个，人员逾百。有不少人都停止了自己原来的研究计划，夜以继日地投入这项工作达十余年之久。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国自从石器时代以来祖先们生息活动的地区的变化，在目前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努力反映出来，使读者能够通过平面地图的形式看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如何在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内结邻错居，尽管在政治隶属上曾经有分有合，走过艰难曲折的路途，但是却互相吸引，日益接近，逐步融合，最后终于凝聚在一个疆界确定、领土完整的国家实体之内，从而激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各族人民的感情，为崇高的人类进步事业而工作。整个编制的成功确实体现了科学研究工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组织协作的优越性，体现了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觉悟和热忱。所以曾经参加图集绘制工作人员的名单见第八册。已故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很关怀图集的绘制工作，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能看到图集的出版。吴晗同志是编制图集热忱的倡导者和杰出的领导者，不幸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这是我们深感悲痛的。曾为图集的编制贡献过力量的白敏、冯家升，傅乐焕、胡德煌、施一揆等同志都已先后去世，在此图集出版之际，谨表悼念！谭其骧 1982年1月
后记1980年秋定议《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内部本为基础进行修订并公开出版时，曾计划在1984年底前将全部八册出齐。但因种种原因，到1984年实际只出了一至六册，第七、八两册预计要到今年底明年初方能出版。所以当我提笔写这篇后记时，首先应向读者表示深切的歉意！关于这部图集的编制经过与内容得失，已在第一册的前言中作了扼要的交待。现在看来，特别是从一至六册出版后所引起的各方反应看来，还有如下几点需要在这里作一些补充说明：一、这部图集是由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一项科研项目，参加编绘制图工作的，都来自各科研单位、制图单位和大专院校，图集所反映的观点都是参加工作的学者、专家独立研究的成果，编例是经参加者集体讨论制订的，图内的点、线、面也是根据这些参加者自己的研究判断画出来的。所以，这是一部数以百计的历史、地理、考古、制图各行专业人员合作完成的学术著作，它的观点和处理方法不代表任何政府部门。二、学术旨在求真求实。力求搞清楚历史真实情况，用最好的方法在地图上表示出来，这是我们参加编绘工作者的共同信条。但由于史料不够详细，或记载有矛盾，学者们对这部图集所画到的某些方面很可能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有些问题确是难以判断哪一种看法最符合历史实情。但编绘地图不象撰写论文那样可以众说并陈，一般只能采用一种编者认为最恰当的办法予以表示。因此，尽管我们在图上采用了某种画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画法。事实上，在我们编者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但在图上表达出来的只能是其中一种画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反复讨论，尽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有时甚至采取了某种折中的办法。作为主编，我当然应对本图集的全部成果负责。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化革命”期间出版的内部本的有些画法并不符合我们本来的意图，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但对于内部本数以百计的图幅中数以万计的点、线、面，再要一一细看，实在是力不从心，时间也不许可，这一点也得请读者们原谅。总之，这部图集里所画出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点、线、面，只能说是比较审慎的、可靠的，不能说全都是绝对可靠的、十分准确的。我们编者有此自知之明，请读者也不要轻易把它们都看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如果能被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家之言，我们便感到满足了。三、本图集是一套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图，也可以称为一部中国历代的普通地图集。内容只画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和各级政区、重要地名，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而不画其他任何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现象（“文革”前的图稿曾绘有民族标记，“文革”中因嫌烦而删除）。所以这样做，道理很简单。本图集即使以疆域政区为限，篇幅已经很大了，实在不宜再事扩展。当然，所有各个历史时期凡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军事、文化地理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过程只要有资料可据，都应该，也可以画成历史地图。不过，所有这些门类的历史地图，一般都得以比较精确的历代疆域政区图作为底图才画得好。所以这套图集的完成，正是为我们编制其他各种历史地图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基础。我可以在此奉告读者：从198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组织了有关的学者专家着手编制一部包括各种题材的巨型历史地图，争取在九十年代问世。四、关于本图集的科学性，前言提到了有两点不足之处，这里还要补充两点：1.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统政权“地东至某处，西至某处，南至某处，北至某处”的版图之内，事实上往往错居着或多或少朝廷和地方官管不到的、由当地土著君长统治着的部族。不仅秦朝的闽中郡内还有无诸和摇两个东越君长能在秦末率众从诸侯灭秦；西汉设在西南夷地区的牂柯、益州、越嶲等郡内，还有统治着一部分土地、人民的夜郎王、滇王、钩町王、漏卧侯等君长；并且直到近代，个别地区也还存在这种现象。本图集分幅图的比例尺多数是三、四百万分之一，本来是可以把这些地区大致表示出来的。但内部本却一概未予理会，公开本虽然有所改进，仍未能全部表示出来。有些地方倒不是没有注意到，而是由于想不到合适的可行的表示方法，只得暂时不予表示。2.唐、宋时代的羁縻州，元、明时代的土司和明代的羁縻卫、所，从有关文献记载看来，既不能说全部都是，也不能说全部都不是唐、宋、元、明王朝的领土。正确处理的方法应该是仔细认真分析史料，适当予以区别。但本图集未能做到这一点，而是采用了完全作为王朝领土处理的办法。有的羁縻地区和王朝的关系可能还赶不上“属国”，却也被画进版图。当然，由于史料不足，要把所有羁縻地区的具体情况全都搞清楚是很困难的，因而不可能要求都区分得很清楚。但是完全不做区别，应该说是一个缺陷。所有已发现的图集中的缺点、错误和不妥之处，我们将尽可能在再版时予以改正、提高。不过有些问题我们自己可能发现不了，或发现了无法解决，所以我们诚恳地希望随着图集的广泛流布海内外，能够获得比前几年更多的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五、现在和读者见面的第七、第八两册，增加了一些“前言”中没有提到的内容。主要是：1.清图组增补了一幅二十世纪初清末疆域全图，读者通过将这幅图与那幅十九世纪初清朝盛世全图进行比较，可以明了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如何改变了中国的版图。2.帝国主义除通过侵略战争，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我大片领土外，十九世纪末又强迫清政府订约“租借”我沿海港湾，甚至违约占夺我边屯。这些地区面积较小，难以在全图上表示出来，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重要的事件，所以清图组又增补了一幅用较大比例尺绘出的清末“租借地”和“江东六十四屯”图。3.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及其子经、孙克塽统治台湾二十二年，仍奉南明永历正朔，故在明图组内增加了一幅郑氏台湾图。清平郑氏后二百年间，台湾是福建省的一府，见清图组福建幅。光绪十一年至二十一年（），是台湾的建省时期，分设了若干府、州、县，因不见于嘉庆、光绪二全图，故增绘了一幅光绪二十年（1894）台湾省图。通过这两幅台湾专幅，可藉以展示明清两代在台湾的政区建制变革始末。第八册的出版，还不能说是图集的编制撰述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图集中所有的点、线、面是怎样考订判定它们在地图上的恰当方位的，我们在编图、修订过程中都写有释文。在今后三两年内，我们计划把这字数以百万计的释文整理出来，陆续分册出版。到了释文出齐那天，我们才可以说自己的任务业已完成。从1955年算起，到现在历时已达三十三年。我在1982年年初撰写图集的“前言”时，曾对参加过这件工作而当时已去世的白敏等五位同志表示悼念。从那时起到现在，又有韩儒林、尹达、方国瑜、夏鼐、姜君辰、翁独健六位同志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此我要对这六位同志致以深切的悼念。在这篇后记下面，载有一份根据参加此项工作各单位提供的资料编成的三十多年来曾经参加过半年以上图集编撰绘制工作的全体人员名单。除列名者外，还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如地图出版社的沈静芷、张思俊等同志都对图集的问世做出过种种贡献，在此未能一一列举。而图集之所以能达到较高质量，获得广大读者赞誉，当然也与中华印刷厂的同志们在制印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谨向这些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谭其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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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客观公正地还原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
　　应该客观公正地还原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
　　新中国已经65年，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至毛主席逝世有27年，至1979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开始又改又开全面建设&特色&，此前都可统称为毛泽东时代，正好三十年。习惯上人们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历史大约地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实际上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又改又开时代已经三十多年了，时间越长，人们对前三十年的历史真相就越容易不甚了了。历史过去之后，大多历史事件被人们忘记，这很正常，但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由于后三十年来对这段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命运&&在世界上站了起来、翻身当了主人的历史，歪曲、误导、造谣中伤得太多，给许许多多没有经历、或经历后被洗脑的人们造成了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不好的深刻印象，甚至成为了下意识的惯性思维，因此如果不对这段历史加以澄清，把重新走上舞台的走资派、右派、地富反坏右及其御用文人们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回来，就是对历史的玷污和亵渎。
　　重新走上舞台的走资派、右派，两者实际上都是媚西派、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地富反坏右，他们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和一切社会的渣滓，他们媚西是附带的思想主张，是对走资派、右派的思想主张的迎合，因为走资派、右派主张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用的词汇叫改革)，这样地富反坏右就可以&民主&&自由&了，与此同时走资派、右派也因此正好有了支持者作为&社会基础&&&其实走资派、右派本身就是代表地富反坏右利益的，他们从来不肯、也根本不会代表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广大人民;至于重新掌权的走资派、右派们的御用文人们，则大体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是他们自身就是走资派、右派们的利益相关者，属于走资派、右派们的亲人、家族、旁族等&嫡系部队&及其传人;二是他们出国留洋&镀金&后被走资派、右派们重用，培养为接班人，安排在重要岗位，因此被西方看中并收买，成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内奸，更多的是为西方控制左右中国摇旗呐喊的公开的汉奸;第三种情况就是至今仍然相当广泛的被后三十年的教科书教育出来的被蒙蔽、被愚弄愚昧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专家&和&精英&。他们对前三十年没有经历(至多那时尚是少不更事的孩童)，话语权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且由于年轻、年壮气盛，说起那个&万恶&的三十年来甚至义愤填膺&&他们连起码的人生常识都缺少：新中国之初是四万万中国人、三十年后是九万万人&&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除了那些走资派、右派们(只是打倒屁臭了几十万，还据说扩大化了)和占总人口至多不过百分之一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三十年中没有不出自自己的真实情感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那时的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毛主席万岁，是这个地球上的占总数四分之一的人类的共同语言和心声，而且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不少地方，也都在高喊着共同的声音、使用着共同的词汇，表达着共同的思想。所以，只要把这样的历史、这样的真实不被丑化、被歪曲、被遮蔽，只要原原本本地讲述、原原本本地告诉后来的世人，怎么会否定那段历史、否定领导那段历史的伟人、否定生养自己的几十亿父辈们(三十年中从四亿到九亿人口的中国的几代人)的共同辉煌呢?
　　那么，这段历史是怎么样被丑化、被歪曲、被遮蔽的呢?一是他们控制的意识形态工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理论上&全面否定;二是&不争论&，不允许有不同的话语，即不允许讲这段历史的全部实情，只讲旁枝末节的历史的失误、错误、罪恶;三是天天引进西方，引狼入室，借西方的部分事实(从来不敢讲西方的全部)与自己的&不足&&失误&&因而落后&进行比较，借以否定自己的历史。
　　因此，还原历史，是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找回中华民族自有新中国才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附：下面这篇文章，就是一篇讲事实摆道理客观公正还原历史的好文。
　　毛泽东因为马寅初主张节制生育而对其进行批判的谣言真相
　　历史上的马寅初其实是听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的演讲之后才写作&新人口论&的，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批判过马寅初。而马寅初下战书的标题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显然是对着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这与陈伯达康生及其背后的党和政府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谣言：毛泽东批判马寅初是因为其主张节制生育(出自《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导致中国人口失衡》，链接： &)
　　事实：毛泽东没有因为马寅初提倡节制生育而批判他。历史上的马寅初其实是听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的演讲之后才写作&新人口论&的。在50年代，马寅初跟在毛泽东后面写农业合作化、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写大跃进、写&农业八字宪法&&&，几乎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所有的政策。人口方面的文章仅仅是马寅初诠释党和毛泽东的许许多多方针政策的很小一个方面，把马寅初说成人口学家是连马寅初本人也不会同意的事情。因为马寅初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紧跟党和毛泽东的，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批判过马寅初。
　　事实：1953年以后，党的上层开始对节制生育问题改变认识，内部会议已经讨论改变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处在中央机关核心领导层的邵力子和马寅初都有机会了解到党的上层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变化，比较早地在外界重提他们一贯主张的节制生育观点。1955年7月，马寅初开始提出控制人口问题的时候，全国卫生部门已经开始在城市里宣传避孕和节育知识，中央政府已经组织生产避孕药械了。特别是日，党中央以批转中央卫生部党组报告的形式转发全国，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个重大政策性问题&，明确赞同节育了。所以，马寅初并没有比党和毛泽东先一步提出控制人口和实行节制生育的主张。相反，马寅初是在共产党允许的时候才重提出他的主张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连续发表了5篇批判美国政府&白皮书&的文章，其中最后一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批判美国政府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因为马尔萨斯主义总是把人口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马克思以十分激烈的态度批判和否定马尔萨斯，所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节制生育等同于马尔萨斯主义。在此后的几年里，党和政府对人工流产和节制生育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那些解放前就主张节制生育的知识分子在这一个时期也都不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事实：毛泽东在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有一段生动幽默的、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演讲。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半年前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以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又一次在较大、较为公开的场合(这次会议扩大到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1800多人)提出这一主张，而且是第一次公开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毛泽东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主席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3月1日，大会组织了包括马寅初在内的16位民主人士发言。马寅初在发言中主要回应了毛泽东讲话中那段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马寅初表示拥护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观点的发言共有1000字，约10分钟。这就是30多年来被主流人口学家所乐道的&马寅初中南海向毛泽东谏言&。
　　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讲话以后，1957年初春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就开始在全国流行。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贤达都纷纷发表文章，宣传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马寅初的几篇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文章，以及日以人大会议发言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都是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演讲以后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 参考《戳破马寅初的神话》链接： )
　　事实：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关于计划生育的一些言论。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笑)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讲有一个时期，比如讲条件没有具备，无非是粮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现在一年生一千多万，你要它不增，很难讲，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嘛!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咯!在这方面这个人类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那天我讲了，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人类总而言之是要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的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笑)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好，今天讲的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说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但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有一些办法。人民会不会有这个要求，还是我们主观的，人民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农民要求这个，人口太多了的家庭，他要求节育。城市里头农村里头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三卷P169)
　　有人给毛主席回报说《人民日报》宣传节育和晚婚的社会反响，毛主席回答说：
　　文章一多了，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实在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纸上一登可不同。
　　完全学术性的，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如果一发现节育晚婚的宣传产生一些不良后果，那么报纸上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我们的文章，就是往往不及时。至于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去研究。(和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日，3P183-184)
　　人口节育，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的地方也不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一下。我主张中学增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搞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日)
　　除四害，也是要求几年试点，大概要三年试点，五年突击，两年扫尾，十二年已经过去了两年，还剩下十年。如果在这个方面搞出一点成绩来，人民的心理状态会变的。如果这个事情搞起来了，节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节制生育也是几年试点，几年突出，几年扫尾。这个事情也可以经过大辩论。
　　除四害要搞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在农村里头，在城市里头，究竟灭不灭得了苍蝇、蚊子、老鼠?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不对的，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不想搞这个事，那也当然没有信心。我们是想搞社会主义，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灭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条里头有好多事情。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还有文教计划。(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日)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怕人多，有人怕没有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时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象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得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象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化那样。(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日)
　　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时，人们才会紧张，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节省，一方面节育，要成为风气。(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日、30日)
　　要破处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该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日)
　　人口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日)
　　蒙：再过十年就增加一亿五千万人口。
　　主席：一亿左右，这不要紧。
　　蒙：你们的粮食增长可以满足你们的人口增长需要。
　　主席：粮食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而且我们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长。
　　蒙：你们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不是百分之二?
　　主席：百分之二左右。我们的死亡率减少了，平均年龄提高了。过去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几岁，就是死得多死得早，现在平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五十岁。
　　蒙：这是因为你们有了各种医药、卫生设备和抗生素等。
　　主席：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也进行了防疫工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日，4P281)
　　我问&主席，在&中国的联合国&里到底有多少人?&&你能告诉我在新的人口普查中弄清的数字吗?&
　　毛主席回答说，他真的不知道。
　　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或者六亿九千万。但是这是不可靠的，能有那么多?
　　我说，只要调查一下购货证(用来买棉织品和米的)的数字，就容易算出的。他说，农民时常把问题弄得不能辨别真相。
　　解放前，农民们因为怕被抓去当兵，生下男孩子，隐瞒起来不报户口，这是很普遍的。而且解放后，有多报人口，少报土地，夸大受灾面积，而只报一点点产量的现象。现在生了孩子虽然立即报告，但是死了人几个月也不报的情况很多(也就是说，这样做可以多领供应物品)。
　　不错，出生率有很大的下降。但是农民还很不愿意进行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死亡率可能比出生率下降得还要大。平均寿命过去是三十岁左右，而现在提高到近五十岁。(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日，转译自日本《读卖新闻》)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主席：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主席：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主席：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已经主席审阅)
　　事实：毛泽东时代在努力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上，也同时做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计划生育工作。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状况的逐步改善，人口增长迅速，到1955年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这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共中央1955年1月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495页)
　　1962年，国务院成立了毛泽东在1957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过后，补偿性生育造成人口激增，这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关注，1964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1965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国家对计划生育给一定投资，出些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
　　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参见日《人民日报》)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
　　1974年底，已届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万，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揭开了我国人口工作新的一页(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计划生育[50-70年代]》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在50年代以后的迅猛增长，实际上是人口发展自身的规律所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错误，是新中国的一个伟大贡献，所谓&错批1人，多增3亿&之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的需要，而不是事实。
　　( 参考《批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链接： )
　　事实：原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谈到，毛泽东其实并没有批评马寅初，反倒非常重视计划生育。据日《广州日报》道称，11月21日，由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和广州大学共同主办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100多位来自中共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将毛泽东思想与当下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相结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研讨会上，张全景谈到，毛泽东其实并没有批评马寅初，反倒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曾说：&马寅初的方法好一些。&张全景介绍，毛泽东还提出要研究避孕方法，以更好地控制人口。
　　事实：马寅初被批并不是因为&新人口论&，甚至与节制生育、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没有关系。马寅初把《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看作为其的代表作，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也始终都是针对这本书的。具体分析两年多公开发表的138篇批判文章，其中属于学术动态和综述性的文章计有15篇，明确从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的整体性或者引申出某些问题予以批判的文章有6篇，批判马寅初哲学思想的文章41篇，批判经济理论的16篇，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文章43篇。而在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中，分歧从来都不是要不要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而是通过分析具体上纲上线把马寅初归结到马尔萨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反动政治立场上。党和政府从50年代初提出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以后，从来就没有终止过，即使在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1958年，仅人民日报上宣传计划生育和介绍先进典型的文章就从未中断，&计划生育好处多&的标题通俗、醒目，令人难忘。马寅初受批判是与要不要实行计划生育根本无关的事情。
　　事实：马寅初最初受到批判是在1958年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双反&运动是1958年大跃进前夕党和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动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开展方式和武器，&领导引火烧身&和&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都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特点。高校的&双反&运动实际上是老教授和旧知识分子的又一次炼狱，只是绝大多数人经过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和反右斗争，已经有了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这就是傅鹰教授总结的&运动来了，群众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鼓掌通过&。由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1954年全国代表大会后，马寅初从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改任全国人大常委。虽然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没有变化，但是，1957年10月，为了加强高校的领导，党从国家机关抽调1000多名领导干部担任高校的领导。原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进校担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以后，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的日常工作和几乎其他所有的活动都由陆平主持和领导了，校长马寅初已经被晾在一边。失去政治光环的马寅初在师生中已经不那么神秘了。马寅初历来都是运动的领导和动力，从未做过对象，没有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由于不服水土，师生給马寅初贴大字报，马寅初也給师生反贴大字报。大字报批评马寅初，马寅初也张贴大字报提出反批评。这样，相对于其他校领导来说，马寅初的大字报就多一些。如果公平一些说，因为马寅初校长毕竟平时与学生和青年教师接触少，比起许多老教授来所受到的冲击就轻微多了。8月1日，马寅初离校视察5个月，给他张贴的大字报就少多了。
　　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为代表的报刊杂志对马寅初的批判是从光明日报刊登北京大学給马寅初张贴的大字报开始的。光明日报是面对高校和国家机关、文化界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其他各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报纸，&双反&运动开始后就把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运动当作报道的重点。马寅初像对待校内张贴他的大字报一样，对光明日报上批判他的文章予以回应。从4月19日光明日报开始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到7月24日，该报刊登了马寅初两个长篇答辩和反批评的文章，其中后一篇分4天每次将近半个版面予以连载。随着马寅初在外地视察，8月中旬以后，光明日报基本上已经没有批判文章。11月29日，该报刊登一个编辑部文章和北京大学的3篇批判文章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批判。但是，马寅初不愿意就此结束。批判活动基本结束整整一年后，1959年11月，马寅初借在《新建设》刊登&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解释&的长篇论文的机会，明确提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实际上是对光明日报叫板宣战，从而发生新一轮的对马寅初的批判。马寅初是在那时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却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受批判。马寅初在运动中还有很大的主动权，有力量实行还击，能够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到希望刊登的光明日报、《新建设》或者《北京大学学报》任何一个报刊上，这不是那个时代每个被批判者都可以享有的特权。
　　在文化革命前的光明日报还不是今天与人民日报同等地位、属中共中央管辖的光明日报。那时的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1957年11月，因原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和总编储安平双双打成右派而改组时，马寅初就是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加会议的。被马寅初等民主党派领导人送上任的新任社长杨明轩总编陈此生都是比马寅初资历浅出许多的民主人士，未过半年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发批判自己的文章，马寅初难免会有极大的不满。《新建设》原属光明日报管理的杂志，1959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管理。马寅初是这个学部的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也算是该杂志的领导。除此以外，进一步分析年两次批判马寅初的18份杂志，基本上都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刊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在一篇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等人的文章中顺便点名批评了马寅初，但文章对马寅初和几位著名右派还是有区别的。由陈伯达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属于半月刊，期间共出版48期，没有刊登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948年7月份以后，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办有一份机关报和一份理论刊物，期间没有发表过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这些情况说明，党和政府不仅没有直接组织批判，而且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还是有政治担当的。
　　可以知道的是，1958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影响党和毛泽东对马寅初的使用。1959年元旦结束连续5个月的视察回来后，马寅初频繁地出席北京高层举办的会议，其中包括盛大集会出现在主席台上和参加毛泽东邀请的小型会议。4月份的两届换届的会议上，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只是把原来兼任的全国政协常委调整为全国政协委员。所以，马寅初完全知道自己继续得到党和毛泽东的信任，与自己捣乱并过意不去的就是那帮比起自己资历还浅的民主人士。所以，马寅初要与之战斗到底的仍然是那帮民主人士，他下战书的标题就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显然是对着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及其光明日报的领导杨明轩陈此生的，这与陈伯达康生及其背后的党和政府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参考《戳破马寅初的神话》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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