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兵团是华野还是中野部队捉的

42. 中野向华野靠拢 | 挥师决战 | 共和历史
42. 中野向华野靠拢
这时,徐州守敌对华野行动方向有所判断,并在行动上有所变化。据此,10月22日子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邓小平并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中原局的电报:刘峙认为我华野有出苏北企图,停止邱孙向鲁西南行动,以李兵团之第9 军加入东面防堵,以邱兵团由商丘向杨山收缩。白崇禧则为对付我第2 、6 、10纵,以黄张两兵团向桐柏方面进攻,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粟谭则令第9 、广两纵现在立即出动,直出金乡、鱼台。成武、单县,与陈邓协力作战。
陈毅、邓小平于10月22日亥时致电中央军委并刘伯承。李达,报告了郑州作战的战况,准备25日开始东进攻占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遵照军委命令出商丘,或直出徐蚌,钳制孙、刘,协同华野作战。
23日5 时,毛泽东再电陈毅、邓小平及饶、粟、谭:“(一)陈邓养亥电悉。占领郑州甚慰,你们休息两天即东进攻占开封甚好。(二)请粟谭在济南不要留住太久,济南方面一切问题交漱石处理。粟谭速赴南线指挥,以便按预定时间(成微)发起战斗。(三)淮海战役最紧张时间是戌微至戌赞约两星期左右。陈邓酉有东进,估计月底可能攻古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陈邓月底可能进至商丘附近,可以适时密切配合淮海作战。(四)请粟谭即令三纵、广纵及鲁西南地方兵团于月底进至商、汤以北,并受陈邓指挥。(五)陈邓东进与三纵。广纵请部会合后,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蚌。”
中原野战军出击中原地区和华东野战军全军南下,使国民党政府感到了紧迫和危机。为了避免徐州刘峙集团被中野、东野围歼,蒋介石令黄维兵团速由华中向安徽阜阳、太和地区进发,参加徐蚌地区的作战。此外,为了支持徐蚌地区国民党军的作战。蒋介石还将国民党空军的第1 、3 、5 、8 、10、20等大队共158 架飞机,加强徐蚌地区的作战。
可是一切已经晚矣。收到毛泽东电报的当天下午,粟。谭、陈、张即下达了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10月24日,开封国民党守军慑于解放军之威力,不战而东逃,我豫皖苏军区部队收复开封。
至此,中原大地三大名城郑州。开封、洛阳均获解放。中央军委在给两野战军的嘉奖电中说:“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人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
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
拿下郑州后,陈毅、邓小平根据敌我态势进行了反复研究,于当天下午急电军委,建议把集结地点“改为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
中央军委、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0月26日复电:“同意你们25日申电,以十天行程于11月4 日集结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的部署。”
略事休息,陈毅、邓小平即依据毛泽东的指示,率中原野战军第1 、3 、4 、9 纵队继续东进,逐渐与华东野战军靠拢,汇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这一形势的出现已在毛泽东的预计之中。在22日13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即指出:“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崇禧部黄张两兵团被我2 、6 、10纵吸引到桐柏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3 、广两纵,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具体行动,可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在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之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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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志!  此次会议的意义十分重大,去年十月的曲阜会议,是为了加强纪律性,为了改变江北战局,求得在江北歼灭大量敌人。而此次贾汪会议的唯一目的,则是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过长江是比较艰难的。毛主席说:长江不是个阴沟,而是阳沟,过长江不容易。此次会议及今后两个月的休整,对于渡江作战有重大的决定作用。  关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确实是一次伟大的战役。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连国民党统帅部也未意料到,他的五大主力有两个被歼在这一仗中(1)。此次战役中,敌人兵力最多时有八个兵团(2)。敌人估计我军不敢与他交手,仍以旧的眼光来看我们,以为我们打一打就要走。敌人犯了主观主义。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都有了重大变化。辽沈战役后,在全国范围内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军已占优势。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以后,我们华野部队全部集中了,力量大大变化了;山东境内敌人基本肃清,敌我力量的变化给人民以很大鼓舞,使敌人内部非常动摇。再者,各个战场上的配合有很大作用。辽沈战役东北四五十万敌军在一个月中被消灭干净了。东北敌人不消灭,我们难以下决心打这样大的仗。解放区党政军民全力支援,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前线部队有给养,伤员有人抬,使我们能连续持久作战两个多月。各兵团各兵种协同作战,到会各位同志在前线机动灵活指挥,全体指战员不辞艰苦英勇作战,我们终于取得了全战役的彻底胜利。  淮海战役的影响很大。首先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中央要我们在淮海战役中消灭敌人二十个师到二十二个师,而我们却加倍地完成了任务。敌人在江北的防线被完全粉碎了,敌人在全国最主要战场的绝大部分兵力被歼灭了,关内敌人主要军事力量被打垮了。徐州战场上的敌人原有八个兵团,二十八个军,六十六个师,被我军歼灭了五个兵团全部,一个兵团大部,两个兵团各一部,共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3),占其总兵力百分之八十一,敌人只剩下百分之十九的兵力,逃跑了。敌人现在守江防的只有三十多个师,敌人的长江防线是可以打破的。  此次战役中,我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发挥了原有优势,取得了新的优势。我军在一九四七年转到外线作战的时候,在政治上、战略上取得了优势,在数量上技术上还不是优势,只有取得了技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才能彻底打败敌人。而现在我们取得了技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了。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在政治上更获得了完全的优势。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乞求所谓“和平”,外国通讯社便说:要战要和完全操在共产党手中。这是战争胜利发展的结果。中央原来计划在淮海战役之后,休整两个月,再组织一个江淮战役,把江北残敌歼灭了再渡江,现在看来,江北没有仗打了,因为江北敌人已经被我们打垮了。我军过江以后,如果敌人把台湾、华南和西北胡宗南、马鸿逵的部队都集巾到京沪地区,则在京沪地区可能有一次决战。但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淮海战役的胜利更促进了敌人的分崩离析。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仅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全世界亦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越打胜仗,给人民鼓舞越大,对敌人的打击也越大,我们的国际地位也越提高。敌人现在求和了,这是两年前敌人所没有想到的。现在国民党政府中的人员也在打主意留后路了。由于这样的变化,所以毛主席说,再有一年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果打得好一些,时间还要缩短。只要渡江准备早日完成,在京沪地区进行一两个战役,也许年底就结束全国战争。这当然要依靠大家努力。  敌人的失败,证明蒋介石很小气。黄百韬被包围,他舍不得丢下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黄百韬,结果黄百韬未救了,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救黄维,结果黄维未救了,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这里要说明几点:首先,当时华野除参加打黄维的三个纵队外,其他部队放在徐州南面,防敌突围。要打李延年兵团恰好未打上,如果打上了李延年,一时又解决不了战斗,部队转移不过来,则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可能向西走掉。同时,在徐州敌人逃跑前,徐州正南我军曾丢了几个阵地,山东兵团有两三个纵队转移到徐州南边来,因此,敌人向西南逃跑,很快就被我军赶上。其次,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杜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帝国主义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供应。但被包围在永城东北地区时,攻不动,守不住,结果被全部歼灭。杜聿明只能在有利的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打仗。再次,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  华野一九四九年的六大任务  这些任务,是前委根据我们华野部队的主客观情况提出来的。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报告中央,一月初中央回电批准:“完全同意”。但中央要我们集中力量全歼杜聿明集团,所以放到今天才传达。  第一,在全国作战总任务下,华野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坚决与完满地完成一九四九年的作战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  淮海战役我们与中野在一个战场上为着一个共同的战役目标,进行作战。今后作战的规模更大,更需要高度集中。我们全国作战的总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与残余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们要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现在与兄弟部队配合作战,打滑头仗是不会有的了。今后在作战中,我们要与兄弟野战军很好的配合,向兄弟野战军虚心学习。此次,有些同志认为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多少天未打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中野最先担负了外线出击的最艰苦的任务,我们同志忘记了人家的装备,人家的情况。在消耗方面来说,我们打杜聿明,打手榴弹很少。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很多手榴弹,每门炮只打几发炮弹。而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中野一个纵队只有一两万人,而我们华野每个纵队至少有两万人。敌十八军比五军强,不弱于七十四师,而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也都不弱,以中野那样的装备,消灭最强的敌人,是不容易的事情,人家发挥了我军作战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不容许有骄傲现象。在以后配合作战中,大家要愿意多吃一点亏,愿意受人家指挥。团结是双方面的事情,别人要团结,你不要团结,就团结不好;要尊重人家,才能团结好。另外,完成任务,不仅要坚决,而且要机动灵活地、完满地完成任务。淮海战役我们完成任务是比较完满的,我们应该更坚决地与更完满地完成一九四九年的作战任务。  第二,全军上下应把做群众工作,看作与歼灭敌人同等重要的任务,努力发动和组织新区广大群众,建设地方人民政府及地方武装。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任务?在内线作战时期,没有提出这个任务,是因为老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今后可能在南京还有一场恶战,因为如果蒋介石不守南京,他将失败得更快。如果我们在渡江后歼灭了大量敌人,则东南半壁完全解放,那时需要部队分散一下,一个兵团去一个省。到一个省里,必须发动群众,部队才能安下后方。去年中央为了发动新区群众,准备抽调五万三千名干部,每个县去七十个人,那时只准备过江打开近一百个县。而今后过江打开的局面,就不止一百个县了。济南八十万人口,用了八千个干部,平均每十万人口用一千个干部,京沪人口众多,需要的千部更多。所以,东南各省解放后,广大地区单靠地方干部是很难把群众很快发动起来的。我们部队应该担负发动群众的任务。做群众工作,是我军的三大任务之一。我军在军事上打垮敌人,要跟踪追击;在政治上打垮敌人,也要跟踪追击。从政治上跟踪追击,就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使群众迅速获得彻底的解放,才能从政治上根本肃清敌人。江南人民长期受国民党的压榨,我军所到之处,人民必然起来,容易发动和组织。再者,根据战争形势发展,我军补给是个大问题,百万人马过长江,要吃多少粮?要用多少马料?数字是庞大的。长江以北的新区,有些群众就拿不出粮来,如果到华南,群众拿粮也困难,那时,弹药可能由东北、华北运送,但粮食如果也要从东北、华北运送,则需要多少担子,多少牛车?因此,要发动群众,尽量就地筹粮。民工也不能全从山东带过江去,必须在江南人民中动员。去年在中原,我们没有打这样的大仗,因为当时中原群众未发动;睢杞战役中,给养供应与伤员救护发生了不少困难,大家有意见。因此过江去必须发动群众,组织后备力量。山东人民经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大蹂躏,仍全力支援战争,对淮海战役贡献极大,山东人民应记大功,不应该再叫山东人民出工到华南。我们应将南中国的人民发动起来,补充兵员也要靠南中国的人民。如果不发动新区群众,不建立人民政府和地方武装,敌人便要复辟,胜利是不巩固的,革命是会失败的。中央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只有发动群众,使人民有了革命政权和武装,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  第三,加强政策纪律教育,正确执行党的各种政策,严肃群众纪律,尊重群众风俗习惯,爱护人民利益,并以实际的模范行动来保证实行。  在我们同志中间对政策纪律是不会有人反对的,大家都知道重要。特别是潍坊、开封、济南等战役中,群众知道我们的政策好,我们受到群众拥护。徐州解放也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我们靠政策胜利了。但我们的政策执行得不一定都好。这因为认识上还不够,由于不懂得政策,而违犯政策的事情还不少。今后过江去执行政策很要紧。京沪杭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四大家族(4)起家的老窝,对国际上影响很大,如果执行政策不好,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孤立。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执行我党的各项政策。  对于南方生活要熟悉。上海、南京生活程度高,吃大饼油条是很普遍的,这在许多山东人看来是最好的了。如果认为上海、南京吃大饼油条的都是地主,就很糟糕。南方有些事情是山东人所想不到的,例如:南方有些人吃了早饭不知夜饭在哪里,但他们却穿得很好,所谓“白天挂帐子(长袍),夜里盖帐子”。很多穷苦的人,虽然没有吃的,还穿得好,还烫发。中农有时也吃几个菜,我们不能把两三个菜上桌子的人家都看成地主。总之,我们到了经济生活状况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政策纪律也应该有所不同。同时,我们过江到新区,群众未发动,我们还要筹粮筹款。前年外线作战时,把筹粮筹款九事情叫门司务长去搞,他们上课少、开会少、学习少,他们不懂得政策,常因此而破坏政策,这种现象今后必须防止发生。  要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在北方,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可以睡在一个大炕上,而在南方就不能够这样,公公不能进媳妇的房。北方人牛一家,在南方就不是这样。北方一定要毛房,而在南方是坐马桶,你不能踏上去。北方有些很普通的话,而在南方人听来却认为是粗鲁无礼的。南方人对北方“侉老”印象不佳,这是北洋军阀队伍留下的恶劣影响。此次我们要带许多北方人过江,必须进行政策纪律教育,使他们与南方群众密切结合。我们要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而最重要的,必须做得正确,用模范行动,来保证政策纪律的正确贯彻执行。  特别是部队成分变动大,此次淮海战役,有的纵队战斗兵伤亡五六千人,有的伤亡百分之八十,俘虏成份多,干部新的多。部队的情况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差了。新参军的工农成份还讲老区“扫地出门”的一套。因此,要在部队中加强政策纪律的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四,加强军事政治学习,提高理论水平,钻研党的政策,强化政治工作,提高军事技术、战术,学会新的作战方法,并吸收和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及技术人才。  我们的党与军队对世界局势影响很大。中央要我们少犯错误,努力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加强纪律性,不能随便自作主张。现在故意破坏政策的人已经很少,但懂得政策的则不多,能精通与掌握政策的尤其不多。其主要原因是理论贫乏。联共党说我们中国党,英勇艰苦斗争的精神不下于布尔什维克,而理论水平低。我们的干部必须精研党的政策,掌握政策,努力学习理论,提高理论水平,使我们有远见,不盲目,不近视,观察问题能够透彻全面。  要强化政治工作。过去我们的政治工作有很大成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内线运动防御的时候,在外线拉锯作战,无后方作战的时候,我们的政治工作都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面,保持部队的高度的作战情绪。但是也有不够的地方,例如一、四纵队在鲁南行动,三、八、十纵队转移到鲁西南,部队逃亡减员较多。西兵团被敌人追击时,有些气馁,在唯杞战役中有些人怪话连天,在碾庄圩敌六十四军未歼灭时,有些人对这样的“硬骨头”不愿啃下去。在战争最紧张最重要的关头,政治工作发挥威力还不够。在对杜聿明集团开展政治攻势时,我们收到了重大效果,对巩固俘虏成份起了很大作用,对三十五军的教育也很大。  当前整个形势很好,这有利于我们政治工作的开展。但俘虏及新成份多了,进到新区,远离后方,生活可能苦一些,都会增加政治工作的困难。而且过了江,外界的繁华奢侈也会引诱部队,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北有句俗话,“到了兴化心就花”,估计我军到了苏杭、南京、上海,心跳眼花的人一定有。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我们的政工干部大批伤亡等等,都可能对部队有些影响,中央特别要我们加强教育。我们的政治工作要有预见性,顽强性,不间断地进行。我们的军事工作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不仅要用枪杆子去消灭敌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灭敌人。军事工作干部,不应该瞧不起政工干部,应把政治工作看作与军事工作同等重要,大家动手做政治工作,不能把做政治工作看作只是政工干部的事情。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两者是二位一体,要密切配合,互相保证。  提高军事技术。我们在军事上学会了不少东西,特别是爆破,大家都会了,攻坚也会了,过去不会筑工事,现在都学会了筑工事。我们的工事,比敌李弥兵团做得好,同敌五军不相上下。我们的炮兵有很大进步,步炮协同得好。我们在军事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是退步了。我们不能光看到自己进步的一面,而且还要看到不够的和退步的一面。退步的是:其一,我们的白刃肉搏战不如从前了,这可以由手榴弹打得少来证明。将来过江后,大量炮兵不好使用,需要用手榴弹打仗。其二,群胆多了,但孤胆英雄少了。苏联军队知道我们军队战胜国民党的美械部队,以为我们的装备总要比敌人好。张爱萍同志向他们解释不是这样,我们还用刺刀、手榴弹和步枪来作战,他们更加钦佩我们。苏联军队的服从精神好,我们军队的机动灵活比较好。我们好的地方要发扬,退步的地方要赶上,不够的地方要学习,要学会新的作战方法。南方山地多、河川多、森林多、雨水多、道路少,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要特别学会河川战、山地战以及雨季作战的方法。同时,要学会使用新式武器,敌人在垂死挣扎时,将不择一切手段,使用一切武器,如毒气、喷火器及水陆坦克、兵舰等等,我们应学会对付敌人新武器,学会防毒、制服敌人坦克和军舰,以及有效地组织对空射击。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建设正规军,我们要培养大批新干部及技术人才。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些成绩,今后还要大批培养,才能掌握现代武器,使部队现代化。要大批培养知识分子,工农老干部要努力学习知识,同时要培养大批技术人才。在训练干部上,师团及纵队办各级训练班,训练战斗小组长及基层干部。把教导团集中到兵团办。野战军办中级干部学校。为了培养知识分子,随营学校改为新建大学,设立各系:政治系培养政工干部,文艺系培养文化教员,医务系培养医务人员,电气系培养无线电人才,机械工程系培养工程人才,招的新生先经过预科半年(着重思想训练),再进新建大学。如果在京沪招生两万人,则可以补充一部分干部。但要基本上解决干部问题,还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在职干部学习,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第五,团结友爱,加强各兵团、各部队、各兵种间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密切协同,打破家乡观念地域界限,巩固部队,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  上面已经说过,根据今后战局的发展,大兵团会战还会出现。因此,要特别注意团结协同,不能互相争吵,我们情愿吃一点亏,多担负一些任务,这样,有利于加强团结。大兵团作战,自然有的主攻,有的牵制,缴获与伤亡也有多有少,这是免不了的。几个兵团乃至兵团以上单位协同作战的时候,应该密切协同,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使配合作战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过去存在的影响团结的看不起别人的骄傲现象,应该严加纠正和克服。即使自己吃了亏,也不应互相埋怨。应该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应该从全体利益着想,不要从局部利益着想。这样,才不会发生纠纷和打滑头仗的现象。应绝对禁止打滑头仗,坐观成败,见危不救,只图自己占便宜的事情发生。争抢胜利品和俘虏,也是应该禁止的。  由于连续作战,编并连队是免不了的,是必需的。但过去编并连队时,不是这个连不愿意编入那个连,就是那个连不愿编入这个连,需要动员,会耽误时间,影响作战。在编并班排时,也有同样现象。关于这方面,我们必须在部队中进行教育。我军要正规化,一定要打破这个界限。  关于各兵种的配合协同,步兵对炮兵要求很高。敌人说:“你们炮兵很好,就是没有刺刀”,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以炮兵打冲锋。炮兵可以抵近射击,但距敌过近,是有困难的。要求炮兵把敌人工事完全摧毁,步兵再上去拣枪,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军的炮兵虽比敌人强,但因弹药限制,只能在攻击时作短促的炮火准备,不能光用炮火摧毁敌人。对炮兵要求过高,会降低步兵冲锋肉搏的精神。我们的步兵往往没有按战斗条令进行攻击,冲锋出发地应该是距敌一五○米到二百米,而我们步兵的冲锋出发地距敌只五○至六○米,距敌这样近,要炮兵摧毁敌人的前沿工事,会杀伤自己的步兵。步兵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火力摧毁敌人的前沿工事。我们的步兵对炮兵的困难和其安全照顾不够,如睢杞战役中,步兵先撤出战斗,使榴弹炮白天行军,距敌很近,没有掩护,几乎发生危险。步兵对我们的坦克也有不合理的要求,济南战役中,步兵曾要求坦克爬城墙。所以步炮、步坦协同,要了解双方的特性,互相学习,互相密切配合,不应该只看人家的缺点,不看人家的长处,而应该虚心向人家学习,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打破家乡观念,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我们部队绝大部分是北方人,如今家乡解放了,有的不愿意远离家乡。俘虏兵过了江,巩固便是个大问题。不仅北方人到南方会开小差,南方人回到南方也会开小差。因此,对部队要进行教育工作,消除家乡观念,强调天下穷人是一家,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部队中要打破地域界限。今后过江去,我们的北方兵可能变成干部,来带领南方兵。这中间便会有些矛盾,有些距离。我们的干部要了解南方的情况,适应南方的生活,尊重南方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部队与南方人民的团结问题。另外,要训练炊事员,学会做大米饭,要注意水土不服,防止疾病发生。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来巩固部队。  要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特别是部队打下城市以后,认为“我们打天下,别人坐天下”,见到政府人员住洋房,点电灯,放暖气,坐沙发等而不满,产生平均主义思想。对禁止破坏公共房屋财产,虽没有人公开反对,但在行动上时常或多或少的表现出来,甚至有的把沙发、皮箱割坏,将电灯泡及玻璃打烂,这就不仅是农民意识,而是一种流定行为。有些部队对军管会不满意,也是不对的,须知军管会是临时的政权机关,是为了使新解放的城市很快地恢复秩序,恢复生产,不然新解放城市,对我们则是一个负担。有些部队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听军管会管制,不遵守城市治安秩序,强拉车子,强占房屋、车厢,抢购物资,争先入城搞东西,不服从军管会,甚至打骂政府人员等等,都是军阀残余的行为。特别是交通运输问题,最近部队拦车、打车、扣车的事情很多。我们要求从今天起在二十天内禁绝这些事情继续发生,五天内要查明向前委报告。中央来电指示,要我们军、师党委在检查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联系检讨这一问题。现在我军在重要铁道线上成立了铁道运输司令部,今后如有在铁路上违犯纪律的,要受到军纪处分。对交通规则不遵守,是危险的事情。前天,四纵有人拦火车,就被压死了人,这一方面是部队不懂,另一方面是纪律不严,需要进行教育,经过教育以后再犯的,便是明知故犯,就要受到纪律处分。此外,有些同志认为政府人员是替部队办差事的,这就无异于旧式的反动军队。应知政府是替人民办差事的,而不是替军队办差事的,军队有军队自己办差事的机关――后勤部。军队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军队负有维护政府法令之责,如果军队犯法,便应加重处罚,因为犯了双重纪律。同时,政府有其本身的重要任务,不能全部精力放在支前方面;而支前是支援战争,不是支援什么个人,如果你个人要政府支援,那便是特权思想。所以我们要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维护政府法令,我们打仗就是为了夺取政权,维护政府法令的彻底实行。  第六,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思想领导,克服一切不良倾向,加强军队正规建设。  曲阜会议揭发了部队中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引起了大家警惕,我们在思想上深刻地认识了加强纪律性的重要,同时,在组织上也进行了必要的工作。我军各部对于执行任务及遵守政策纪律比过去好得多了,请示报告制度执行比过去有进步。淮海战役中,部队英勇顽强艰苦地连续作战,包括战前战后部队运动的时间在内,共经三个多月,我军得到了很大的考验,这是曲阜会议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够自满自足,我们还有许多缺点,如刚才说的破坏交通规则等等,就是无纪律现象。淮海战役中,有无纪律事件,例如:第一阶段,缴到山炮八十多门,是如何处理的,至今还没有得到报告。还有几千挺机枪、几万条步枪,也不知如何处理,有的纵队把武器向后运。中央军委指示要我们将缴获的武器补充中原部队,我们也要拨出十几门野炮加强海防,但我们缴到的炮不知哪里去了,难以完成任务。战役第一阶段中,在打六十四军时,有些部队发生气馁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后来军委来了一个准备伤亡十万人的电报,才将这种情绪克服了。在战役第二阶段中,有些部队执行命令不坚决,谎报敌情,如十纵某师的干部,说“铁桥占领了”,“敌人的后路切断了”。实际上,铁桥并未占领,敌人的后路并未切断,致使敌人逃走了,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又如二纵要某师迅速行动,该师干部说:“我们没有坐飞机”。在战役第二及第三阶段中,部队有一种要“歇一歇”的思想,认为部队不能再打了,部队太疲劳了,伤亡太大了,恰巧军委又来了个电报,要我们准备伤亡二十万人,这才帮助我们克服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围歼杜聿明集团时,有些部队怕担负重要的任务,堵击要求正面窄些,攻击要求正面宽些。但又不愿攻正面,要求攻侧后(实际上到处都是正面),不愿攻硬要攻软。而政治攻势因为收获较大,要求正面宽些。这都是不对的。在调整武器中,对有些部队照顾不够。中野、华野由总前委统一领导,武器装备也由总前委统一调配。存在这些无纪律现象,主要由于连续战斗,曲阜会议的精神尚未及时向下传达。因此,今后要深入传达曲阜会议的精神,认真教育部队,加强纪律性。  要加强思想领导,纠正不良倾向。我们打了胜仗,可能产生骄傲现象,据说最近我军有人在徐州打戏院,在火车站打员工。这种骄横现象必须克服。另外,有些人有保命思想,说自己不知道哪一天“报销”,不愿做部队工作,强调有病,要求休养等等。最近还可能产生和平思想。中央指示:毛主席声明中提出八个和平条件(5)与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无矛盾之处。蒋介石提出五个和平条件,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提出八个条件,特别是第一、第八两个条件,国民党也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八个条件,是针对蒋介石的五条提出来的,是揭露国民党和平阴谋的欺骗性与反动性,是打击反动派的有力武器,要在部队中进行有力的解释教育工作,将革命进行到底。至于动员去江南问题,要对战士说江南好,但不要把江南说得太好,说得太好了,在发生困难时,容易消极。我们要向战士说清楚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难与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政治工作要有预见性。一方面要克服现存的不良倾向,一方面要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不良倾向。  关于部队正规化建设问题。我们已经有的正规制度要加强,没有的要建立。所谓正规有一定的标准,中央要求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编制,统一番号。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为军,军下为师,三三制,一直到团,团以上全国统一番号。全军计划编二十个兵团,西北野战军编成第一、二兵团,中原编成第三、四、五、六兵团,华东编成七、八、九、十、十一兵团,东北编成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兵团,华北编成十八、十九、二十兵团。西北和华北合编为第一野战军,中原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编为第三野战军,东北编为第四野战军(6)。地方军一律改为警备旅,不成立纵队,直属军区,旅为最高单位。游击区可以编纵队、支队、大队,冠以地方名称。以后凡成立一个新团,要呈请中央军委批准,不呈请中央军委批准,则不合法。中央军委决定,三万人左右一个军(炮兵团除外),但目前全国统一困难,暂时可以按一个野战军为单位统一编制。我们每个军编九个步兵团,另一个炮兵团,共三万五千人左右。除编制、番号统一外,内务、装备、纪律等都要统一,一切按制度、条例行事。以后到差要报到,调动工作要办交代,对部队人员、马匹、武器都要弄清楚,多了要交,缺的要发,按一定手续来处理,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程度。  制度是为了整体利益,不是为了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制度是在照顾全体利益下来照顾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制度与个人是有矛盾的,但又是没有矛盾的,如果你按照制度做事,则没有矛盾,对个人也有利;如果不按制度做事,则有矛盾,对个人利益也有妨碍。有人说:“制度,制度,制到我的头上来了。”这些人有特权思想,是要不得的。有人说:“制度太死板了。”这也不对,制度就是固定性的规定。“制”字,按字义解释,是控制、限制、强制,带有强迫性,要大家按照规定来行事,走上正规的道路。我们要把遵守制度变成习惯,这是一个斗争。这个斗争,比同敌人拼刺刀还要艰苦。总之,今后,我们要遵照统一的编制、番号、制度、条令、法规、手续行事,不得自作主张,各自为政。任何“通融”办事,本位主义,把军队当成是个人的,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过来。  关于今后两个月的休整问题  淮海战役以后,中央给我们新的光荣任务: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两个月休整,一切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如果休整不好,则过江困难,如果休整好,则渡江容易。过江不能光凭勇敢,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思想问题、物质准备问题,都要解决。中央规定我们休整到三月底为止,因部队行动,到二月初开始休整,故休整时间只有两个月。此次休整应该比淮海战役更要紧张,我们要更加发扬淮海战役的战斗精神来完成此次休整任务,要反对歇一歇的思想。现在蒋介石“引退”了,敌人内部混乱不堪,正是我们发起冲锋打倒敌人的最好机会。因此,休整时间也可能缩短。我们要抓紧时间,根据部队不同情况,区别休整任务的轻重缓急,以纵队为单位,制定休整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整训。整训的目的是为了过江,整训的重点应放在干部身上。对于大批新提拔的干部要耐心的进行培养教育,要求各级负责同志,有计划地上干部课,集合干部讲话。同时,机关中的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等杂务人员,都要进行教育,炊事员要学会做大米饭,运输员要学会如何在稻田埂上走路。休整巾,要继续提拔大批优秀的干部。巩固新兵,溶化俘虏,是个很大的任务,对他们不单是巩固和溶化,而且要提高。对新兵,不单要形式上升级,而且要着重教育,从实质上升级。  要选配好的干部去做后勤工作,加强后勤工作的领导,改造后勤工作机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今后我军要远离大后方作战。  高级干部由中央决定调整。在调整期间,难免有脱节的现象,同志们要作好思想准备,减少混乱。  渡江问题,在不暴露军事秘密的条件下,可以公开动员,但不要说明我军何时从何处渡江。对部队不要采取欺骗办法,也不应该采取迁就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是不对的。淮海战役中,下边有不少同志把作战方针当作政治动员的材料,严重地泄漏机密,是个严重的错误,以后要防止。  在休整期间,休整地区可能要发生柴草困难,我们应该协同地方政府和人民很好地商讨解决。  在休整期间,我们要求各纵、各师党委,深入传达曲阜会议关于加强纪律性的决定,同时检查执行政策和纪律的情况。各纵要把检查曲阜会议以来执行纪律的情况,作为一月份向前委报告的中心内容。  注释:  *[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是粟裕代表前委所作的报告。]  (1)[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的第五军及第十二兵团的第十八军。]  (2)[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刘汝明的第八兵团,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及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  (3)[淮海战役共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计全歼第七、第十二、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全部,第六、第八兵团各一部,冯治安部三个半师起义。]  (4)[四大家族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等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  (5)[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二七七页。]  (6)[一九四九年春,全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先后整编。第一野战军下辖第一、二兵团,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四、五兵团、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华北的第一、二、三兵团,依次编为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直属中央军委总部。五月,第十八、十九兵团转隶第一野战军建制。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副政治委员姬鹏飞(吉洛),辖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五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副政治委员江渭清,辖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辖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三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军。另第三十二军先隶属山东军区,后划归第十兵团。特种兵纵队仍直属野战军。]  《栗裕军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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