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 │反对谷物：采集狩猎者比农民过得好
反对谷物：采集狩猎者比农民过得好
为什么几乎所有古典国家都是基于谷物建立的？
John Lanchester，The Case Against Civilization: Did our hunter-gatherer ancestors have it better?/magazine//the-case-against-civilization
James C. Scott, 2017.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Source: https://yalebooks.yale.edu/book/0/against-grain
讲述人类历史时，主流叙述通常将其视为一个进步的过程，文明的过程，建立公共秩序的过程。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走向游牧，又从游牧走向农业，从部落到村庄，从村庄到城市。每一步都代表者人类伟大的进步：更多的闲暇，更好的营养，更长的寿命，定居生活促进了艺术创造和人类文明发展。
现代人类不过20万年历史，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都以采集狩猎为生。直到12000年前，人类历史发展决定性转折时刻：新石器革命，从旧石器狩猎采集文化转向定居农业，驯化动物，种植庄稼，最重要的庄稼是谷物，包括小麦、大麦、稻米和玉米，至今仍是人类的主食。谷物使得人口增长、城市出现、国家形成和复杂社会产生。从此农业文明取代了野蛮、荒野、原始、无法无天、暴力的采集狩猎和游牧的世界。农业种植是定居生活、宗教和法治社会的起源和保障。
几乎在每一个农业起源地都流传着关于农业发明的传说，讲述某个法力强大的神或者女神把神圣的谷物种子交给选中的凡人。其中暗含一个假设：定居生活比采集狩猎生活方式更优越，更吸引人。
果真如此吗？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反对谷物：最早国家的深度历史》一书基于最近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质疑这一主流叙述，并从谷物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来解释智人为何放弃了采集狩猎，转向定居生活方式，与驯化的畜生和庄稼比邻而居，并在我们今天称之为国家的前身的统治下生活？
斯科特并不是第一个质疑农业和农业革命的人。贾雷德·戴蒙德曾经把农业的发明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错误“（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农业使人类劳作时间更长、更辛苦、身材更矮小、营养更差、牙齿更坏、死得更早等。尤瓦尔·赫拉利把农业革命称为”史上最大的骗局“（城读│智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无论从饮食、健康和闲暇时间来看，农民都比采集狩猎者过得差。饮食从采集狩猎者的杂食变成以谷物为主，不仅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不足，对牙齿和牙龈大大有害，身高变矮。农民与牲畜比邻而居，死于人畜之间传染疾病的可能性大增。从民生经济来说，采集者有几十种不同食物维生，碰到荒年不用担心饿死；农业社会依靠寥寥几种农作物，很多地方只有一种主食，遇到灾害，容易发生饥荒。就暴力危险来说，农业社会为保护田地、房屋和存粮，死于暴力概率大大增加。
《反对谷物》一书从谷物与早期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论述为什么农业的发明对于多数人是一场灾难。斯科特认为，最早的农业国家脱胎于驯化的累积：先是火，然后是植物、动物、国家统治的对象、俘虏、父权制家庭里的女性——都是控制繁殖的方式。斯科特的专长并非早期人类历史，而是从农民的视角批判国家的形成，他的观点可从他出版的专著窥见一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统治与抵抗的艺术》和《国家的视角》等。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国家的视角》，批判中央计划经济和极端现代主义。斯科特的新书《反对谷物》把这些观点延伸到远古，并基于最新的研究发现论述人类历史并非线性过程，时间线更为复杂，标准主流论述把因果顺序搞错了。斯科特的论述集中于美索不达米亚（现代伊拉克），是最早出现国家这一新型社会组织的地方，也是最早有文字记录的国家，同时还是近东和埃及地区国家发展的模板。
近期最大的考古发现莫过于在定居生活方式与采用农业之间存在时间差。以往研究认为农业的发明使得定居生活成为可能，但最新考古证据表明，两者存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差，从”两个关键的驯化“（动物与庄稼的驯化）到第一个农业经济出现两者之间存在4000年的差距。农业发明之后很久，方才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湿地三角洲，河网纵横，名字意思是”河流之间“，河里有鱼，陆地有动物，猎物众多，食物来源丰富，适宜人类定居。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定居地的出现，不是因为人类开始从事农业，而是因为湿地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依赖单一作物的农业种植风险太大，难怪直到几千年后人类生计才转向农业。
为什么当时的人类祖先要放弃复杂的食物供应网络，转向单一庄稼的种植？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斯科特认为气候变化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有两点很清楚，第一，农业革命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场灾难。化石记录显示农民的生活比采集狩猎者艰难多了。骨骼显示饮食的压力：农民更矮、更多病、死亡率更高。与驯化的动物同住，人畜之间的传染病，足以毁灭密集居住社区。斯科特将其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物种集中营“。
第二，谷物庄稼的种植与最早的国家的产生之间存在关键的联系。谷物并非人类唯一的主食，但是谷物是唯一利于国家产生的主食。“基本上所有古典国家都是基于谷物（包括小米）。历史上没有木薯国家，没有西米、山药、芋头、大蕉、面包果或者红薯国家”。谷物有什么特别之处？原因在于，谷物易于课税。有的粮食，例如土豆、红薯、木薯等可以埋起来，躲过收税官，就算被发现，需要费力从地里挖出来。其他粮食，例如豆类，要么在不同时期成熟，要么在整个生长季节都可以收获，没有一个从生到熟的固定轨迹，换言之，收税官没法来一次就收齐税。只有谷物是“可见的、可分的、可量化的、可储存的、可运输的以及可定量配给的”，其他粮食只具有部分上述特点，只有谷物具有上述全部好处，因此谷物成为人类的主食，实物纳税的单元以及农业日历的基础。课税官可以前来评估田地价值，设定纳税水平，然后在成熟收获的时候索取他的份额。
斯科特认为，正是这种可以从农业产出中课税、攫取剩余的能力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复杂等级社会的出现、劳动力分工、专业人士（士兵、牧师、仆人、行政人员）和精英统治阶层的产生。国家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灌溉农田，需要不同形式（包括奴隶）的强迫劳动力，获得奴隶最容易的方式就是俘虏，因此国家有发动战争的倾向。
文字的发明使得战争、奴隶、精英统治变得更加容易。没有系统地数字记录技术，最早的国家就不可能产生。隔着时间的距离，我们只看到文字美好的一面：文字记录文化、娱乐、交流和集体记忆。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在文字发明后的五百年时间里，文字完全用于记账，用一套复杂的符号系统记录社会、人力和农业产出，使得统治者和官员一目了然，用于攫取谷物和劳动力。每一块文字泥板都由各种名单组成，按出现的频率排名的名单主题分别为大麦、战俘、男奴、女奴。德国犹太文化批评家本杰明曾说过，“每一个文明的记录，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
生活在国家定居文化之外的人类历史对于理解整个人类历史非常重要。否则，人类历史只是是一个简单的进步的故事：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大多数的人类过着悲惨的生活，然后人类发展了文明，一切都变好了。如果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大多数的人类生活并不悲惨，那么文明的到来就是一桩模棱两可的事情。账簿的一列，可以列出复杂物质文化发展带来的现代科学、医学和艺术奇迹；账簿的另一列，可以列出不那么好的东西，例如瘟疫、战争、奴隶、社会分层、精英阶层无情的统治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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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考古学家发现采集狩猎者群体之间战争的最早证据
　　大约 10,000 年前，一群男女老少在被敌对部族俘获和捆绑后，惨遭箭射并被乱棍打死。随后，其残损的遗体落入一处泻湖中，得以在沉积物中保存数千年。日前，科学家们提出将这一发现作为已知最古老人类大屠杀的证据，为有关人类发动战争原因的争论提供补充论据。图为遗址原地骨骸 KNM-WT 71259 的手部细节。这具妇女遗骸呈现左肘侧躺姿势，膝盖和左脚可能骨折。其手部位置表明她的手腕可能已遭捆绑，周围布满鱼骨。图片来源：玛尔塔·米拉逊·拉尔。
　　剑桥大学人类学家玛尔塔·米拉逊·拉尔 （Marta Mirazon Lahr） 说道这些受到迫害的遗骨是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 （Lake Turkana） 附近的 Nataruk 意外发现的，“提供了必定属于群体间冲突的确凿证据。在形成定居社会，拥有村庄和墓地之前，这种证据非常独特”。因为此前已找到其他针对更早个体人类的暴力行为的化石证据，但却一直未发现群体间冲突的有力证明。图为玛尔塔·米拉逊·拉尔博士和贾斯特斯·埃德栋 （Justus Edung） 在骨骸 KNM-WT 71259 发掘遗址旁边。图片来源：罗伯特·福莱。
　　中国文物网1月26日编译报道：大约 10,000 年前，一群男女老少在被敌对部族俘获和捆绑后，惨遭箭射并被乱棍打死。随后，其残损的遗体落入一处泻湖中，得以在沉积物中保存数千年。
　　日前，科学家们提出将这一发现作为已知最古老人类大屠杀的证据，为有关人类发动战争原因的争论提供补充论据。
　　据了解，该流血事件发生在我们的史前祖先作为采集狩猎者生活的一段时期，处于部分早期人类在土地上定居下来的农业革命的前夕。
　　剑桥大学人类学家玛尔塔·米拉逊·拉尔 （Marta Mirazon Lahr） 解释道，这些受到迫害的遗骨是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 （Lake Turkana） 附近的 Nataruk 意外发现的，“提供了必定属于群体间冲突的确凿证据。在形成定居社会，拥有村庄和墓地之前，这种证据非常独特”。因为此前已找到其他针对更早个体人类的暴力行为的化石证据，但却一直未发现群体间冲突的有力证明。
　　玛尔塔及其团队在贫瘠的半沙漠地区发掘出土了 12 具遗骨，保存情况参差不齐。据悉，此处在 10,000 年前曾是泻湖边缘的肥沃土地，物产丰富。
　　其中一些骨骸上遗留的十个孔洞（暴力死亡的标志）是由一种名为黑曜石的黑色岩石制成的箭簇击中所致。
　　此外，考古学家还在碎片中找到了其他遗骨，包括儿童的残骨。
　　该团队所发现的首具遗骸是因殴打致死而面朝下趴着的男子遗骨。
　　玛尔塔在《自然》 （Nature） 杂志播客中说道：“这名男子所受伤害击碎了其头骨前部和侧面，造成整个头骨大面积放射性骨折，且颈部折断。因此我们确定他是第二次受击毙命。”
　　另外，其他骨骸也存在头部痛击的痕迹。四具遗骨上有明显的箭伤，另有一些可看到双膝、双手或肋骨创伤。
　　值得一提的是，一具年轻女子遗骸呈坐姿。
　　玛尔塔表示：“她的双手交叉于双腿之间，双脚交叉蹲坐。这表明她可能在死时手脚遭到束缚。而且她怀孕了，我们在该遗骨腹腔内发现了一具六至九个月大的胎儿骨骸，这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震撼，思索良久。”
　　制造战争的起源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触及人性的本质。我们是否生来就像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一样有着发动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能力，还是现实情况使然？
　　一些人类学家曾提出战争与随人类土地定居而产生的所有权概念一同出现。但新的研究认为战争是 10,000 年前人类仍主要以游牧为生时就有的特性。
　　玛尔塔表示：“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小的社区，一群觅食伙伴，因受到攻击而惊慌四散。”
　　目前原因尚未查明，因此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仍未解决。
　　研究人员写道，“Nataruk 发生的大屠杀可以视为资源劫掠的结果，包括领土、妇女、儿童及存储的食物。”（中国文物网编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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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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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是如何征服人类的
[&来源：未来简史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时间： 09:34 |&浏览：
|&责任编辑：秦昊]
　　在石器时代，狩猎者和采集者并不会在洞穴入口处种草。参观雅典卫城、耶路撒冷圣殿，或是北京紫禁城，也都没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欢迎着访客。这种在私人住宅和公共建筑前面设一片草坪的想法，诞生于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贵族的城堡。到了现代早期，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成了贵族的标志。
　　想要有一片漂亮的草坪，除了有地，还得付出许多心力，特别是以前可没有自动洒水机和割草机。而到头来，草坪并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甚至还不能放牛羊吃草。贫穷的农民负担不起，绝不可能把宝贵的土地和时间浪费在草坪上。于是，城堡入口处那片完美的草地，就成了无人能造假的身份象征，威风地向经过的人宣告：&本人财粮满仓，权势显赫，领地、农奴无数，区区绿地岂在话下。&草坪愈广阔，修整得愈完美，就代表这个家族愈强盛。如果你拜访一位公爵，看到他家的草坪S护不佳，就知道他有麻烦了。
　　往往要到重要庆典和社交活动时，才能用到这些珍贵的草坪，在其他时间则是严禁踏入的。就算到今天，无数的宫殿、政府建筑和公共场所前，还是会出现一则严厉的告示：禁止践踏草坪。
　　王室宫殿和贵族的城堡让草坪变成一种权力象征。就算到了现代晚期，总统和总理们还是保留了建草坪的传统。从国会、最高法院、总统官邸到其他公共建筑，就这么用一片又一片平整的绿地宣告着自己的权力。
　　同时，草坪也征服了体育界。几千年来，从冰面到沙漠，人类的运动已经覆盖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地方。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像足球或网球这种真正重要的比赛，用的多是草地。当然，这是在有钱的前提下。
　　于是，草坪在人们心中成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难怪到了19世纪，新兴中产阶层对草坪也是热情欢迎的。一开始，只有银行家、律师和企业家能够负担起在自己的私人住所布置这样的奢侈品。工业革命使中产阶层壮大，割草机、自动洒水装置诞生，数百万家庭忽然也负担得起，能够在自家门口种上一片草坪。平整漂亮的草坪从富人阶层的奢侈品转为中产阶层的必需品。
　　只要沿着街道走一遭，就能从草坪的大小和维护情况，快速判断各个家庭的财富状况和地位。想知道隔壁那户有钱的邻居是不是家里出了问题，再也没有比草坪居然没人管更明显的证据了。除了玉米和小麦之外，草是美国时下最普遍的作物，草坪业（植物、肥料、割草机、洒水设备、园丁等）每年产值有数十亿美元。
　　对草坪的狂热不只是欧洲和美国的现象。就算是从未到过卢瓦尔河河谷的人，也会看过美国总统在白宫草坪上发表讲话，看过重要的足球赛在一片绿茵的足球场举行。
　　全球民众看到草坪，都会联想到权力、金钱和威望。于是，草坪传播得既远且广。卡塔尔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旁边有大片草坪，更容易让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这个博物馆因为在阿拉伯沙漠之中，所以每天需要惊人的淡水量，才能使草坪维持翠绿。同时，在多哈和迪拜的郊区，中产阶层家庭也以有自己的草坪而自豪。
　　了解了草坪的简短历史，如果现在要设计梦想中的房子，你就要再想想究竟要不要草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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