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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
第二篇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历程
在世界金属冶炼史中,中国古代青铜史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国并不是从夏代开始才有的青铜器制品。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早在原始社会我国的原始先民们就已经能铸造工具和装饰品等小件青铜制品。如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发现了青铜制的刀,这表明我国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经有了青铜器物。夏、商、周是青铜器的发展期,其间经历了中国青铜器的萌芽期、育成期、高峰期、转变期、更新期。直到东汉末年,陶瓷器和铁器的生产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才把青铜制日用品从生活中排挤出去,在兵器、农具等方面,铁器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后,青铜器除了用于铸铜镜和佛像外,基本上就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第一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
第一节中国青铜器的断代
中国古代青铜器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特点,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
所谓“断代”,就是指用科学的方法确定某器或某一器群所属的固有时代。在青铜器的研究中,断代的“代”是指世代的“代”,而不是指朝代。朝代在时间概念上涵盖的意义过大,如一个王朝有数百年的世系延续,以这样长的间距来判断一件青铜器的年代,其准确性是非常差的。
一件青铜器的研究价值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造型、纹饰和铭文。上述三个因素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断代的任务就是把一件青铜器还原到它本来应当所属的时代,使它可以在原来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因此,青铜器被作为实物史料运用的先决条件就是青铜器的准确断代。
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青铜器在哪里出土的,就会被认为是哪个地方的器物,但实际情况却有许多误断。如传世和出土的周初青铜器,情况就比较复杂,因为这里面混杂着相当一部分的商器,有的甚至是商代中期的青铜器。周灭商后,把商朝的奴隶主及其他们所占有的奴隶赐给周朝的大贵族,商人的许多宝器也分赐给周朝的奴隶主贵族,同时,通过征服战争,种种掠夺,大量商人的青铜器,也落到了周人的手中。这也是周朝初期的墓中仍然可以发现一部分商器的原因所在。灵太白草坡西周早期墓出土的23件青铜礼器,所铸族氏的名字多达9种,如果不是掠夺品,不可能以九族之器来凑全一套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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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 史的余辉。现将各期的特征,表述如下: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  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礼器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据碳14测定,整个二里头文化期大约为公元前1900一前1600年,属于夏代历史的范围。夏人能铸造铜器,史有明载。二里头文化是夏代的青铜文化。但是,对于二里头的四个文化期,考古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四期的遗存,都属于夏代的遗存。第二种意见认为一、二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属夏文化,三、四期遗存与郑州二里冈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属于商文化。第三种意见认为二里头的四期遗存全属商文化。具代表性的意见是以上三种,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分析,歧异益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见解比较合乎史实。&&& 河南西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业已发现数十处。经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调查中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三十多处,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但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集中地在偃师二里头出土,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爵。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数种。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损蚀所致。有的做成镂空状,是为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冈期上因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其它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少数。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 殷墟时期前段
  以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它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者、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 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 高颈椭扁体壶见于殷墟五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 石楼桃花者扁壶则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员风行一时,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五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宽狭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以上两种觯在传世品中甚多。&&& 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段墟五号墓。此时觥常见有鸟兽合体的造型,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因而觥的前足与后足不相同。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也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合体造型是当时觥的造型设计的特点之一。山西石楼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猪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动物的样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中期沿用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  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之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另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为分档鼎,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新式样,在前段的特点是袋腹较深。方鼎在中期是缺环,还没有材料证明中期的方鼎是何种式样,但可以确知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长方状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殷墟五号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甗在商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即未见。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作甑鬲连铸形,甑体皆大而深。口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自口至腹皆直壁,口沿有宽阔加厚的边条,小屯188号墓即出有此种直壁甗;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五号墓有这类甗。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的沿用式样。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特殊形式,他处皆不出。&&& 鬲这类器不甚流行,传世有殷墟出土鬲,多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鬲。器颈直而收缩,翻唇,亦深袋足。纹饰为典型的晚期前段式样。&&&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出有一例,为圈足双耳。以后即未见。晚期前段出现无耳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五号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出土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大,无耳簋是晚期前段盛行的式样。此时尚未发现有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五号墓圆体爵和平底扁体爵共出,但总的来看、扁体爵的数量很少。觚的造型脰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形孔退化成十字孔或徙存形式而不穿透。斝类器中分段形的变化不大显著,比较突出的是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1号墓圆体斝,后者如小屯238号墓的方斝。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中期的还没有发现,但是在晚期前段又重新出现。本期内还出现了角,角这种饮酒器本来就很少,殷墟五号墓出土爵近五十器,未见有一角。&&& 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体也有所变化。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显著增高,有的圈足特别高,这类圆体的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有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共同的特点是圈足都很高。这类高体的有肩尊,湖南宁乡等地出土的较多。但是这种尊流行的也只是在晚期前段,在以后就邃然减少。饔(瓿)这种器形有短颈和无颈合口两类,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石楼的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及殷墟五号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颇为典型的式样。但是饔(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高体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就基本上不再铸造。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皆是袋足方形盉,是形体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毕竟是越来愈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小屯西北冈墓出土附耳盂,有铭云:&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五号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商周彝器通考》图989盂,形体似盆而深,唇阔而平,无耳而有四系,兽面纹是晚期前段典型式样,似稍早于寑小室盂。另&种所谓&中柱盂&,郑州商城窖藏商代早期的有一例,器形似盘,中有一以困纹为饰的柱。殷墟西北冈大墓和殷墟五号墓中柱盂皆似水器盂形,有附耳。西北冈的盂中柱围绕四条龙,作为水器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用途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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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   
  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   
  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传说中的沙发1
  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礼器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据碳14测定,整个二里头文化期大约为公元前1900一前1600年,属于夏代历史的范围。夏人能铸造铜器,史有明载。二里头文化是夏代的青铜文化。但是,对于二里头的四个文化期,考古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四期的遗存,都属于夏代的遗存。第二种意见认为一、二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属夏文化,三、四期遗存与郑州二里冈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属于商文化。第三种意见认为二里头的四期遗存全属商文化。具代表性的意见是以上三种,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分析,歧异益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见解比较合乎史实。   
  河南西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业已发现数十处。经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调查中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三十多处,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但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集中地在偃师二里头出土,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爵。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数种。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损蚀所致。有的做成镂空状,是为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冈期上因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好文,谢谢楼主!!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   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漂亮    有时侯真觉得,现代人审美倒退的厉害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好!不知阿莫对宝鸡的青铜器可有耳闻?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其它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少数。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殷墟时期前段       以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它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者、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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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   高颈椭扁体壶见于殷墟五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   石楼桃花者扁壶则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员风行一时,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五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宽狭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以上两种觯在传世品中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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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段墟五号墓。此时觥常见有鸟兽合体的造型,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因而觥的前足与后足不相同。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也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合体造型是当时觥的造型设计的特点之一。山西石楼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猪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动物的样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   中期沿用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   
  佩服佩服,古人真牛啊,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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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之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另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为分档鼎,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新式样,在前段的特点是袋腹较深。方鼎在中期是缺环,还没有材料证明中期的方鼎是何种式样,但可以确知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长方状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殷墟五号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   甗在商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即未见。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作甑鬲连铸形,甑体皆大而深。口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自口至腹皆直壁,口沿有宽阔加厚的边条,小屯188号墓即出有此种直壁甗;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五号墓有这类甗。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的沿用式样。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特殊形式,他处皆不出。   鬲这类器不甚流行,传世有殷墟出土鬲,多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鬲。器颈直而收缩,翻唇,亦深袋足。纹饰为典型的晚期前段式样。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出有一例,为圈足双耳。以后即未见。晚期前段出现无耳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五号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出土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大,无耳簋是晚期前段盛行的式样。此时尚未发现有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五号墓圆体爵和平底扁体爵共出,但总的来看、扁体爵的数量很少。觚的造型脰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形孔退化成十字孔或徙存形式而不穿透。斝类器中分段形的变化不大显著,比较突出的是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   
  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1号墓圆体斝,后者如小屯238号墓的方斝。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中期的还没有发现,但是在晚期前段又重新出现。本期内还出现了角,角这种饮酒器本来就很少,殷墟五号墓出土爵近五十器,未见有一角。   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体也有所变化。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显著增高,有的圈足特别高,这类圆体的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有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共同的特点是圈足都很高。这类高体的有肩尊,湖南宁乡等地出土的较多。但是这种尊流行的也只是在晚期前段,在以后就邃然减少。饔(瓿)这种器形有短颈和无颈合口两类,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石楼的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及殷墟五号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颇为典型的式样。但是饔(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高体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就基本上不再铸造。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皆是袋足方形盉,是形体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毕竟是越来愈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小屯西北冈墓出土附耳盂,有铭云:“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五号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商周彝器通考》图989盂,形体似盆而深,唇阔而平,无耳而有四系,兽面纹是晚期前段典型式样,似稍早于寑小室盂。另—种所谓“中柱   盂”,郑州商城窖藏商代早期的有一例,器形似盘,中有一以困纹为饰的柱。殷墟西北冈大墓和殷墟五号墓中柱盂皆似水器盂形,有附耳。西北冈的盂中柱围绕四条龙,作为水器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用途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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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墟时期后段       这一时期由于青铜器铭文有所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非标准器。   体似觚形的无肩尊和椭扁体卣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安阳大司空村5l号墓的尊和卣成组合出土,殷末铸铭同组的青铜器,也有觚形尊和卣组合的现象,殷墟西区43号墓属第四期,时代最晚,亦出有两觚形尊,小屯圆葬坑中,也有卣随葬,而殷墟五号墓出土青铜礼器二百余件,没有觚形尊和卣发现。前段的宽肩大口尊和后段的觚形尊,前段的宽口椭扁壶和后段的提梁卣似乎表现为两者兴衰的交替。   
  双耳簋在此时急邃流行,但容器部份乃与以前相似,形体基本上敛口翻唇形和敞口似碗形的两种,双耳在口沿以下,有垂珥。有一种簋双耳发达近口部或高于口部粗大而又有长垂珥的,则更为晚出。无耳敞口簋仍继续使用。这一时簋的圈足有增高的趋势,有的圈足下缘做出一道宽阔的边条以增加高度。圈足上开孔的现象基本上消失。   沿用的酒器中爵觚大致相似,只有小的变化,例如平底爵巳不再出现,爵柱的位置后移等,继续行用袋足斝,但体形都较为低而宽,柱饰粗壮。盉的式样较前减少,此时行用的多为袋足盉,开始有形体亦较低的式样出现,前段的无鋬盉则没有发现。   
  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之中期内容和种类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同样呈现出高峰。这一情形不仅和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是一致的,而且和其它玉雕、牙雕和漆器等广泛发展也是一致的,呈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灿烂光辉。   青铜纹饰种类繁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兽面纹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而所表现的物象却很多。这时装饰特点是集群式的,以多种物象或作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之器物的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几种动物纹。   
  以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形体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除了纹饰炯炯有神的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地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地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地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且纹饰主体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浮雕有圆浑和竣锐的两类,浑圆的如妇好鼎和同墓出土的兽面纹鼎;峻锐的如妇好长方彝和司粤母方壶,有的浮雕表现为几个层次,有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市肆称之为“三层花”。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分割为两部份。   
  铭文在商晚期后段有所发展,前段青铜器铸铬的一、二字较多,这些铭文大多是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徽记,以后加上甲乙等日干的被祭人称,直至帝乙帝辛时代,才有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出现。所谓长铭文,也不过二、三十字。从整体看,商代铸铭的青铜器还不是多数,二、三十字的只有十余件。   
  西周早期 武王至昭王       周初的青铜器,以器形和纹饰而言,因袭商人遗风,非常明显,而在青铜器铸铭方面,周人形成了自己的习尚,与商人全然不同。周初铭文,有丰富的政治内容。这固然体现了朝代更换的背景,同时也说明了周初文化的着眼点。   但是,传世和出土的周初青铜器,情形比较复杂,这中间混杂有相当一部分商器,有的甚至是商中期的青铜器。周克商后,把商奴隶主及其所占有的奴隶分赐给周人自己的大贵族,商人的许多宝器亦被分赐给周奴隶主贵族,而通过征服战争,还可以有种种掠夺。因而有大量商人青铜器,落到周人手中。至今周初墓中仍可发现一部分商器,其原因即在此。例如传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柉禁上的—组礼器,其铭文非只一个族氏,而至少有三个族氏之多,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商末之器。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出土青铜礼器二十三件,所铸族氏之名有九种之多,如果不是掠夺品,不可能以九族之器来凑全一套礼器。陕西关中周原等地周人旧居的墓葬中,出土的商器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在克商之前周人没有大规模的青铜工业,至今还未发现可以构成时间发展程序的先周青铜器体系。在克商之后,周人接收了青铜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这些转而为周人服务的手工业产品,至少在一个时期内还是原来的模式,因此出现了一批商制周铭的青铜器。如果不铸铭文,就难以区别是商或周,因而讨论周初的青铜器特征,必需与铸有周初铭文的器物结合起来。对于时代界限模糊的器物,有些著作称之为“殷周式”,或定为商末周初。   
  可以确定为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铜器很多,如武王时代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代的小臣单觯、何尊、保卣、保尊、盥方鼎、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康王时代的有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旅鼎。昭王时代的有旅尊、旅觥、旅方彝、令簋、令方彝、召尊、召卣、小臣宅簋等。   西周早期墓葬重要的发掘,有陕西宝鸡竹园沟和纸坊、澧西马王村、泾阳尚家堡、河南睿县辛村、洛阳砖瓦厂、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燕国墓地、河北昌平白浮、元氏西张村、湖北江陵万城、山东滕县滕侯墓地等等   。西周早期几乎没有新出的器形,但在沿用的器物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   
  在鼎类器中,流行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口圈呈圆角三角形,腹部庞大而下垂的兽蹄足鼎,如德鼎、大盂鼎、外叔鼎等都是这种式样,中、小型鼎中也很普遍,它的流行直至西周中期。另一种是鬲鼎,即所谓“分裆鼎”,比商晚期更为流行,但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分裆愈来愈浅,鼎做成袋足原是为的扩大受火面积,鬲鼎到了西周早期,以其特点来说多是徒存形式,袋足几乎成了残痕,如成王时的献侯鼎是其退化的典型式样。方鼎仍然是长方槽式,多数形体无大变化,有少数敛口垂腹四角圆浑的有盖方鼎开始出现,较早的为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圉方鼎。西周早期鼎足的做法,也有某些变化,在商代晚期,除小鼎而外,多是短粗的柱足,西周早期鼎的柱足,趋向于长而较细。   鬲类器中深袋足的束颈鬲逐渐减少,分化出形体较低而阔的几种式样。     
  甗类器多为甑鬲连铸式,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主要是甑的高低阔狭有些不同的做法,下部的鬲足也有作兽蹄形的。 但西周早期的数量比商代晚期多。   簋类器的变化比较显著。方座簋的出现最为突出。簋这种器形周初完全是因袭商末的式样,但是有些簋的圈足下连铸一方座。周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成玉时的叔德簋、伯矩簋、德簋,昭王时的令簋和过伯簋,以及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几具方座簋等等,都表明方座簋是始于周初的特有形式,在殷墟或相当于殷墟时代的墓中或传世器物中,从未有方座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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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簋的设计趋向于加高圈足,方座簋的出现必定包含了提高器体成分,其它圈足簋的设计,也有类似的情形。有的双耳下有长珥,为了解决支撑的问题,在相应的两侧又接上垂长珥的两耳,成为四耳簋,用四根柱状的珥把鼎体悬托起来,也有四耳做成兽腿的形状。小臣速簋在圈足下另加三柱足,有的簋在圈足上做成四条很长的兽腿。乙公簋双耳垂珥做成象的长鼻以为支柱,另在圈足的相应位置又置有两象耳。攸簋圈足下有三个立虎悬托簋体。也有的加高圈足,在圈足下缘再加一圈宽阔的边条。凡此种种做法,都在于升高簋体,用意是和方座簋的设计相同,是西周早期簋形制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卣类器在西周早期一度相当流行,现存的青铜卣中,属于这一时期的不在少数,卣和尊是周初两类最主要的酒器。形体大别为两类,一是各种椭扁体卣,一是直筒形卣。据现有的发掘资料,这两类卣存在着同样的组合关系,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地中出土的这两类卣都为—大一小的两器组合,这两器的容量比值约为3:2。甘肃灵台西周早期墓的漯伯筒形卣,也为大小两器组合,两卣大小组合的情形,最早的见于宝鸡斗鸡台出土的“柉禁”上的鼎卣,此卣大者一器、小的另有一方座,其容量亦约为3:2。这一情况也许在商晚期后段   
  出土的卣已有成对的资料,但大小相配成组合的资料甚少。在周初两卣大小相配成组是固定的现象。   椭扁体卣这种器物的流行,本来是在帝乙帝辛时代,邲其卣就是帝辛时的产物。但是筒状形自传世的商器并不多,先是在灵台西周早期墓,后是在宝鸡竹园沟成组的发现了多起。   西周早期椭扁体卣比较普遍的是器腹下垂的很多,在铸有周人铭文的卣中,没有发现如商代晚期器腹最宽处在器体中线的较早形式的卣。垂腹形卣分为较高的和稍低的两类,但西周卣的发展趋向是器体偏低。   大约在成、康之际,有一种截面为椭方形的卣出现,即把扁体垂腹作成椭方体垂腹,如士上卣、庚赢卣等少量的截面为圆形垂腹卣,也出现于此时,如宗宝彝卣。   
  壶类器中主要是截面为椭圆形或椭方形的阔颈提梁壶,它是远承商代晚期前段同类扁壶而经过变化的式样。它的形体小于前者,颈阔也不如前者,但都有盖和提梁,前者提梁和盖或有或无。这种壶整个的数量甚少,   它大约是卣的补充,有的著录中统称为卣,但以形体而言,实属于壶类而不是属于卣类。   尊类器中,盛行无肩觚形尊。成、康时期有一类器体比例较高,圈足下常有宽阔的边圈用以增高气势,例如成王五年的何尊。也有不加边圈作寻常高度的,是商晚期形式所沿用。以上两种器腹都不显著臌出。另一种觚形尊腹部呈圆弧状臌出,是为新的变化。昭王时期的几件标准器如瞏尊、召尊等形体较低而宽,是这类尊的较晚式样。   
  西周早期爵也有某些特点,形体高低各有不同,但流部两侧前端高于后端,是多数器的共同特点。具有刀   形足的爵,也是此时的特点之一。觚因袭商晚期,可以确知为周人所得的臣辰觚,与商觚在形式上没有区别,但周原扶风家族器群中的青铜觚,中腰极细,不似一般商觚可以看得出器腹,纹饰只施于圈足上,是周初觚发展的唯一新式样。西周觚的数量远比爵的数量少,但爵、觚是成套最基本的酒器,当必有一定数量的漆、木觚相配,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漆觚、漆罍、漆簠,说明西周早期一些酒器和食器,是用漆、木器替代的。 至于觥、罍、觯等酒器,基本上是商代的因袭,但前两种方形器较多,尤其是方觥,为晚商所罕见。   
  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绝大多数是商晚期的式样。兽面纹没有什么变化,但角型中多内卷角、牛角,其它的角型也有,但很少。有一种长垂角的兽面纹,为晚商所未见,周初具有时代特征性的纹饰是蜗体或卷体有触角的兽纹,武王时代的天亡簋,泾阳高家堡周初墓出土的一组青铜礼器都有这样奇异的纹饰。但是天亡簋上这一纹饰的图形已相当成熟,不能排除先周或商晚期出现这类纹饰的可能。
  风鸟纹有所发展,盥方鼎、仲子觥、等等,都有西周早期典型的凤鸟纹饰。商代晚期已有一定数量的大鸷鸟或凤纹为装饰,但西周早期的风纹显得更为华丽,数量更多些。其它鸟纹的种类,也比商代的鸟纹多。   西周早期青铜器最有特色的发展,是大量的长篇青铜器铭文的出现。天亡簋、何尊、盂鼎、小盂鼎、宜侯矢簋、麦尊、令尊等等都是铸有长篇铭文的重器。一般铸有数十字铭文的青铜器则属于常见,远远超过了商代晚期,从而体现了商周两代文化差别和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商人宗教意识很浓,把青铜器作为单纯的祭器或礼器,只是到了商末,才出现了几篇载有锡命或记事体裁的铭释。周人则不同,他们也以青铜器作为庙堂的宝器,但是很突出的是他们凭借青铜器铭文来宣传作器者个人或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而这种荣誉和地位常常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西用早期许多青铜器铭文内容多以克商建邦,平乱,分封、方国征伐,巩固统治种种政治事件或政务活动为背景。这一类内容在西周早期的铭文中最为突出,铭文的格式也比较活泼。西周早期一般地记载作器祭祀祖考的铭文也不少,这是商代习俗的遗留。周初青铜器中非周族所铸的器也不少,非周同姓的诸侯国所保存的还是原来的文化和礼俗。   
  西周中期 穆王至夷王       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纹饰和形制基本上是晚商的体制,除了铭文以外,整体面貌改变不多。到了穆王时代,青铜器各个方面出现了急速的变化,和西周早期形成了明显的分界。有的著作中将穆王时期的青铜器划入西周前期,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时期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出现了许多新的式样,而原有的传统式样也顽强地保留着。这一时期产生了形制很新颖的青铜器,也出现了传统的老样子或其残留。在穆王、恭王二世,这个过渡的特点,尤其明显。懿王、孝王以后青铜器的传统式样虽然渐渐地淡化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一些旧时的痕迹。   可以确定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很多。但各家对于王世的推断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件器,有的置于恭王,有的置于懿王。而许多器的铭文中有关的人名都是彼此有联系的,虽然部分青铜器推定的世次不同,但主要是在中期的范围之内,作为这—时期的一般特征,是很明确的。穆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长由盉、刺鼎、斑簋、静簋、丰尊、丰卣等等。恭王、懿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墙盘、九年乖伯簋、十二年永盂、廿年休盘、效卣、元年师虎簋、二年王臣簋、二祀吴方彝、望簋、史免器群等等。孝王、夷王时有:师晨簋、师兑簋、师俞簋、五年刺簋、大克鼎、小克鼎、克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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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葬的发掘资料,扶风庄白出有伯冬戈诸器的墓、长安普渡村出有长由盉的墓,是穆王时期或穆王之后的墓。宝鸡茹家庄弓鱼伯墓,也属于这一时期,青铜器具有一定的地方特征。然西周中期的墓葬发掘有一定数量,但是陪葬青铜器中型以上的墓则很少发现。西周中期青铜器的大量发现主要来自当时的窖藏,所埋藏的青铜器群有时是同一世家祖孙几代人的器物,因而对于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断代和分期研究很有价值。重要的有扶风强家出土的即簋、师臾钟等器的窑藏,歧山董家出土有裘卫器群的窖藏,扶风庄白出土有微氏世家103件青铜器群的大窖藏。这些窖藏青铜器的时代经过分析,绝大部分是西周中期器,少数的也可能略晚。规模较小的窖藏时有发现,其时代也不一定相同。如齐家村东发现出有日已方彝和日己觥的窖藏中,也有几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   
  鼎类器的器形出较复杂,存在着新旧两种形制。如恭王时代的两具曹鼎,其中铭十五年的是器腹低垂的柱足鼎,这种鼎西周前期常见,昭王时代的师旅鼎,就是这一形式;铭七年的是器体宽大而浅的垂腹附耳鼎,则是新的形式。此时柱足或兽蹄足的垂腹鼎,无论是大器或小器,和西周早期相比,体宽而器腹较浅,这种情形大约是昭穆之际出现的,而以后成为盛行的式样,宝鸡茹家庄2号墓所出的井姬鼎是合口鼓腹,有盖附耳和短柱足,儿鼎是扁圆腹合口立耳短足,都是常见的式样。还有一种鼎腹扁圆臌出,上段收束成一道宽的器壁,有柱足和兽蹄足,也是前所未见的。又如方鼎,穆王时吕方鼎是西周早期方鼎的典型式样,而冬戈鼎两器深垂腹短足圆角,一为立耳有盖,一附耳无盖,是为这时新的形制。至于那种形如锅状大敞口圜底兽蹄足鼎,特称为盂鼎,是这时期较晚才出现的。   
  簋类器中,迢簋作合口扁圆体、环耳、圈足下又有三柱状足,全器作平行横条纹,是新式样。合口平行沟条纹的环耳簋,此后就相当流行,如乖伯簋、豆闭簋和师虎簋等器体。都由迢簋这个基本形状发展而来。伯冬戈器群的簋,一种是西周前期的双耳簋,一种是敛口簋,盖的周缘和器口有纹饰,而盖的内圈和器腹,亦为凹凸的同心圆和凹凸的横道沟纹,即所谓瓦纹。这类器以前都断得很晚,而冬戈簋的出土,证明它出现于穆王时代。又如师簋和辅师簋是同—人所作之器。师簋是西周早期双耳垂珥簋格式,辅师簋敛口有盖,下承三短足的凹凸横道沟纹格,是典型的西周中期式样。其它如仲竞簋、师旅簋等等,都是各种变异的式样。茹家庄弓鱼伯墓的簋敛口狭唇环耳,圈足上有三兽形足,更为前所未见,长方形圆角新的食器盨,首次在西周中期发现。兴盨是盨类中较早的形式,山东曲阜鲁城西周中期墓发现盨簠用组合,故簠这类器也是西周中期出现的。同时出现的还有莆,字也作铺,这是一种大高圈足的豆形器,西周中期簋的形制显示了新旧交替,新的式样最终完全取代传统式样的过程。   酒器中筒形长颈兽头环耳的大腹壶,是懿、孝时期出现的,十三年兴壶和三年兴壶都是这类器形,现存这类中最早的式样设计已非常成熟,它的出现也许有略为提早一点的可能。按这类圆壶基本形体设计的方壶,也在此时出现。这两类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一直保持盛行。另有一种宽颈、垂腹的圆角方壶也偶有发现。   
  方彝类在穆、恭、懿时期仍然行用,日己方彝、师遂方彝、吴方彝盖都属于这一时期。日己方彝直壁、师遂方彝皆曲壁。后二器形体较小,但有很显著的变化,内部有隔分为两室,盖上有相应的两孔,并且两侧各有一象鼻形的耳,这种有耳可执的方彝也是前所未有的,大约也是方彝的最后形式。   尊类器的形制基本也是旧式的,敞口深袋腹低圈足的尊,主要流行于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效尊、丰尊、启尊、免尊等都属于这一类形式。日己尊和彖尊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方尊,后者如方彝一般,也有双耳。兽类有双耳可能不是始于穆王而稍早,次数出现较多的则是在西周中期。   
  饮酒器中爵的遗存甚少,痪爵和孟爵仍然保持西周早期式样。但是这时出现了三种饮酒器,一是形如无提梁的小卣形器,一是其圆似杯的小觯形器,另一是深垂腹小尊形器,均铭为饮壶。   罍没有基本的改变,只是形体略为偏低,不论是方罍或圆罍都如此,如长由墓出土的繁罍、陵罍等。由罍演变的醽,也在此时出现。仲义父醽与克鼎、小克鼎共同出土,说明这种器形初见于西周中期。   水器中的盥器西周早期以盘盉组合。盉大约可水、酒兼用,发现恭王时代始有匜这种水器出现,但铭称“旅盉”,所以有一部分盉的作用同于匜。鲁故城西周中期墓发现有仲齐盘匜组合之例,但另有一梨形大壶,小口有盖,体部上下亦有系,铭曰戎壶,实为汲水的大壶。   
  乐器有很大发展。扶风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三枚甬钟成编,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编钟,西周普渡村出土长由盉墓,同出的亦有编钟三枚,但是懿王和孝王时的几组痪钟,成编者五组,钟数虽不全,其规模可以想像。传世克钟五枚,为甬钟,另一纽钟平口似镈,铭文相同,但只发现一枚。甬钟能产生双音,而平口的纽钟只能奏出单音。春秋时代行用的这两类钟,西周中期已形成制度。经实测,现存的西周钟都没有商音,这是当时音律的特点。   西周中期青铜器纹饰变化很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西周早期的纹饰。二,保留下来的传统纹饰,在此时发生剧烈的变形,如兽面纹,兽体变形纹之类。三,是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之类。西周晚期所行用的纹饰,在西周中期都已出现,区别在于西周中期纹饰带有过渡的特点,是传统纹饰的变化,消失和新纹饰产生的并行时期,西周晚期的纹饰,从整体来看已经没有或甚少有旧的痕迹了。   
  兽面纹逐渐衰退,班簋、廿七年卫簋、日已方彝、师邃方彝、弭伯簋、蔡姬尊和守宫觥等等,都以兽面纹作为主纹,班簋这类兽面纹,虽然已经开始简单化,但基本上仍属于西周早期的式样;卫簋、日己方彝、蔡姬尊等是比较粗疏的和多少有些变形的大卷角兽面纹,这类纹饰多不施雷纹地,师邃方彝和碉生簋属于变形的兽面纹,即除兽目尚可辨别之外,其余部分都以勾曲的粗线条组成,不求形似,兽面纹的进一步变形是更简略的对称构图,这时目纹也已蜕化,可有可无了,如甘七年卫簋、弭伯簋及克鼎等等。以上的四种兽面纹或其变形是在同一时期内出现的,并不表示演变的过程,但最后一种变形兽面纹流行最广。   
  凤纹是西周中期具有特征性的纹饰,虽然西周早期已经有一定数量的风纹,但在穆、恭时代似乎达到了高峰。冬戈簋、效卣、丰卣、静簋、孟簋等许多重要青铜器,都是西周中期最为流行的大风纹,通常都呈对称回顾形排列,有长而华丽的冠或分冠,喙大部作卷曲形。此类大凤纹至懿、孝时期的青铜器上,已不易见到。   长尾鸟纹也是西周中期鸟纹中较多的一类,鸟尾逶迤的长度常为鸟体的二倍至三倍,而且其延长的部分多与鸟体分离,如、县改簋、录簋等等,都用这种分尾的长尾鸟纹作为母题,而且线条愈益粗犷简单。   
  长冠或花冠的回顾龙纹,也是这时期的主要纹饰之一,这类纹饰较为具体的形象见于西周早期的匽侯盂,兽头有长的花冠、分尾、体似鸟而非鸟。西周中期这类纹饰以甚粗的线条构成,亦为兽头长冠或长花冠,体弯曲成~~形、或&__& 形,这~~形与鸟尾的~~形容易相混,故有的竟做成分离形的鸟尾状。这是变形过程中的错位。典型的如师奎父鼎及裘卫簋等。     
  变形是西周中期纹饰发展极主要的特点,一类是波曲纹,一类是~~形和&__&形结构的动物纹,一类是鳞带纹。波曲纹的发展可能在穆王之后,目前发现的恭王后期的埔孟、懿王时代的兴壶和孝王时代的克鼎等,都以大波曲纹作为母题。动物的~~形和&__&形的变形纹饰,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恭王时代,并普遍地作为器物的主题装饰。鳞纹,这类高度象征的纹饰,在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的龙纹体躯,或盘的纹饰中偶一可见,在西周中期发展成为主纹,如师酉簋、师兑簋、大簋等都施有这样的纹饰。   
  西周中期铭文,除穆王时代一些作战纪功的铭文以外,多为册命的记录,具有固定的格式,内容为封官、世袭等事。贵族社会的一些现象,如换田的批准,讼诉的胜利,乃至祖考的追孝等都有反映各种铭辞的形式,也已经有一定规范,记录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有固定程序,这一时期纪年铭青铜器比西周早期丰富得多。   
  西周晚期 厉王至幽王       经过了西周中期新旧交替和转变的过程,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无论形制和纹饰都比较简单,它是中期的延续,但是已经没有中期那样交错复杂的情形了。出现少量新的器形,但整体的变化不大。   这一时期大体上是厉王和宣王的器比较多,没有发现可以确定为幽王时的标准器。重要的器有厉王时代的麸簋、麸钟、郑季盨、此鼎、散盘、禹鼎、鄂侯题方鼎、南公柳鼎、虢仲盨、公臣簋等等。宣王时代的有颂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毛公鼎、南宫乎钟、师寰簋等。     
  西周晚期墓葬的发掘,重要的为郟县上村岭虢国墓地。但此墓的下限在灭虢之年,因此包含着相当一部分春秋早期的遗存,陕西澧河西岸的客省庄和张家坡等地,发掘了许多座西周时期的墓葬,有一部分是西周晚期墓,其中一墓出土郑季盨,推算纪年为厉王时器。同墓中也有较早的器物。但一般情况是,关中地区和周原及洛阳地区西周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较少,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掘西周晚期和西周末墓葬约十四座,其中仅两座有个别的青铜礼器,在山西地区也有零星的发现,具有规模者甚少。目前对西周晚期青铜器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传世西周晚期铸铭的标难器。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较多的出于周原地区的窖藏。如扶风齐家村南发现三十九器一窖,其中有部分是西周晚期器;扶风召陈村发现十九器一窑;歧山董家发现三十七器一窖,其中少量的也有西周晚期器。扶风齐村发现的厉王麸簋,可能也是窖藏。   
  西周晚期的鼎,流行最多的有两种,一是沿用中期的垂腹鼎,如禹鼎、史颂鼎之类,其形制同于大、小克鼎;一种是盂鼎,即器腹似半球形的鼎。以上两种都是兽蹄鼎足。从遗存的一般数量来看,盂鼎在这一时期内发展较快,鼎腹可分深、中等、浅三类,深的如南宫柳鼎,中等的比较多,如颂鼎,浅的如卫盂鼎,这些鼎有立耳,也有附耳。孟鼎这种形制在西周中期之末已有出现,如大鼎即是,但是作为时代特征性的器形,则盛行于西周晚期。方鼎已不再出现。     
  西周晚期甗,仍是圆体和方体两种,前者甑部较低而宽大,方甗逐渐流行,如伯硕父甗、叔硕父甗等都是方甗。     簋的形式比较单调,大都沿用中期的合口盖簋、颂簋、师寰簋等属于这类器中盖沿浑圆的一种,郑虢仲簋、白家父簋等属于这类器中盖沿垂直的一种。另有一类合口有盖的环耳簋,也仍行用,但遗存的数量不多,如散伯簋和公臣簋等。方座簋偶而可见,式样也是沿用西周中期的,麸簋的器体同于兴簋,只是双耳特别壮伟。西周中期和晚期簋的区分与鼎及其它礼器一样,需更多地借助于铭文的考订。   盨、簠在西周晚期很流行,两者相比,前者遗存的数量较多于后者,簠、豆等食器发现不多,当为漆木所制,朽坏不易保存。     
  好帖,楼主辛苦了    顶
  酒器壶仍如中期的长颈垂腹壶和方壶,方壶似有一定发展,如颂壶、梁其壶等,梁其壶壶盖为莲瓣形,则是西周晚期出现的新式样,在春秋时代甚为流行。另有一类款足盉,足肥而短,小口有盖而宽肩,有鋬可执,或自铭为莹。   水器仍为盘、匜组合,形制无变化,形体巨大的虢季子白盘成长方形,是唯一的特殊形制。     总的来看,西周晚期的青铜礼器、形制没有突出的发展,品种也少,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此时纹饰绝大部分是波曲纹,~~形和&__&形的变形兽纹,鳞纹也是最常见的纹饰之一。变形的兽面纹也偶然可见,行用的还有直条纹,总的来看化较简单,有些重器甚至素面不施纹饰,但是对器物的突出部分如簋耳、匜鋬之类的仍保持装饰的具体形象,如师寰簋的双耳均为雄奇的龙头,虢季子白盘衔环的龙头也是如此,这是由于主体的形象很难变形和做得抽象。值得注意的是龙体交叠的纹饰已个别地出现了,如颂鼎的交龙纹,交缠的龙纹在上村岭虢国墓地青铜器件中也有所发现。   西周晚期铭文颇多长篇巨著,毛公鼎、散盘、禹鼎、颂鼎等都是国之重器。内容除一般册命官职之外,对猃狁入侵的抵御,对淮夷的控制和征伐等有突出的反映。但大多是流于形式的为祖考自作礼器的铭记。
  春秋早期 公元前770年至前7世纪上半叶       犬戎入侵,申侯曾侯与西夷的策应,杀幽王于骊山之下,最后导致了西周的覆亡。平王东迁洛邑,王室衰微,代之而起的是大国诸侯争霸的局面。   春秋早期青铜器仍然是西周的体制,而有若干变化。王室和王臣的青铜器急剧减少,诸侯国的青铜器占主要地位。例如蔡侯匜、陈公子甗、陈侯簠,曾大保盆、邦季故公簋、杞伯簋和壶、齐侯匜、郑伯盘、芮公壶、芮太子鼎等等。   春秋早期的考古资料并不多。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的秦武公甬钟和纽钟(公元前697一前678年)可以视为标准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掘较为重要。其中自七鼎至一、二鼎等四个级别的数十座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有相当一部分是春秋早期器。郏县太仆乡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也是典型的春秋早期器。新郑的春秋墓葬很多,早期的曾国个别有所发掘,山东曲阜鲁故城发掘,曾发现过几座春秋早期的墓葬。黄县归城南埠村、关中地区秦公园陵北的八旗屯秦墓,春秋早期的随葬器物与上村岭虢国墓地基本相同。至今为止,这一时期所发掘的都是中小型墓。湖北随县所出的曾伯文簋和曾伯大父簋及京山郑家河水库出土的曾仲族父壶等器,虽非科学发掘,要之亦为春秋早期器。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形制虽然是西周晚期体系,但也出现了几种新的器形。首先是盆的出现。传世的如曾大保盆。考古发现的有太仆乡日夭盆,鲁故城201墓的一式盆等,而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没有出土过这类青铜盆的明确记录。其次是椭杯的出现,这种横向两侧有耳的长圆形杯,其较深的有称之为和,如蔡大师和。旧称为舟(即尊彝的器座)的器,实际是饮器,山东曲阜鲁城春秋早期墓中皆出现数器,一种颇不多见的狭颈、宽肩、深腹的平底扁壶,大约亦在此时出现,大仆乡器群中就有这样的壶。春秋早期的罍大都颈短、宽肩而器体较低,与西周晚期器体偏高者有较大的区别。   春秋早期的纹饰与西周晚期相似,但有微小的变化,就是出现了龙类相交缠的纹饰。以前所述,颂壶上已有交龙纹出现,上村岭虢国墓地也有这类纹饰。春秋早期交龙纹与其它纹饰一样都显得粗疏,曾伯箂簠的交龙纹可能是春秋早期中较晚的新式样。   这一时期的铭文长篇的甚少,内容多是诸侯、卿大夫等婚媾媵器和自作用器的记录。铭辞书体也无显著的变化   
  春秋中期 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至6世纪上半叶       由于考古资料不够充分,尤其是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标准器缺少,因此难于严格地标定分期的年限,而且各国青铜器的发展也未必平衡。虽然如此,但仍有少量的标准器或接近标准器的资料。   传世的秦公簋和宋代著录的秦公钟,铭记其先世有十二公,此十二公从秦仲算起,到十三世作器者为秦康公(公元前 620一前609年),秦公簋的形制尚是春秋早期式样,而其纹饰已是较为繁缛而重叠的卷龙纹或交龙纹了。河南光出黄君夫妇墓和山东沂水刘家店墓中所出土的黄大子白克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标准器的作用,黄国之灭在前648年,这些器大都比春秋早期的精丽,因而是春秋中期器,它的下限,自当早于前648年。河南信阳市平桥樊君夫妇墓也属春秋中期。此外吴者减钟的者减皮鹤即毕珍之子,为前650年以后之器。   
  传世的青铜器有宋公戍钟,式样近于秦公钟,为宋平公器(前575—前532)。齐大宰蘬父盘和国差嶦,国差即国佐,大宰蘬父是其父,两者约当公元前七世纪末和六世纪之初。但是此时精湛的青铜器不会突然出现,很可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及其相邻地区,在前六世纪上半叶稍早时,青铜器的发展已有所变化。前六世纪上半叶当时春秋早期和春秋中期相交递的时期。   春秋中期青铜器和西周中期有某些类似之处,即具有早期到晚期的过渡特点。   
  要是我有一个就好了:)
  盂鼎类器盛行,除了沿用圜底的兽蹄足或垂腹的兽蹄足常见的式样,出现了浅腹平盖的盂鼎。双耳合口的盖簋仍继续行用,但器体上的横列沟条纹有的已经不采用了。盨已不再出现,簠仍然行用,器形有所变化,在口上另竖一道宽阔的边。食器中一个大的变化是敦的多次出现,这时的敦有三小足和圈耳,益可却置,还没有发展为上下对称的形式,但这种器物是前所少见的。这一时期壶类出现一种器口较宽的短颈壶,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的公铸壶,信阳平桥春秋墓的樊夫人壶和二墓的一对壶盖等,都是所发现的同类器形。此外,个别发现的还有甗形盉。   青铜乐器在国君级的墓中既出成组的甬钟,也出平口的纽钟和铃钟。   
  春秋中期青铜器纹饰也存在着新旧交替的情形。变形动物纹、波曲纹等继续行用,但逐渐改变了粗犷的风格。显得愈益规矩和精丽。在上述纹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重叠的或相交的交龙纹结构,并且由早期抽象的甚至首尾不辨的动物纹,重新恢复龙或兽的具体形象。首、角、目等各部分愈来愈清晰。但是,变形的动物纹并未完全消失。出现了较为复杂和繁密的四方连续动物纹,如秦簋公等不少器上都布有这类复杂交缠的纹饰。春秋中期的纹饰在结构上虽然有新的式样,但在技巧上还不是精工细作,因而仍有某种粗犷的风味。
  好看 沙发
  春秋晚期 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前476年       春秋晚期已经进入铁器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逐步得到政治优势而进行社会改革,新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高涨。从当时各种遗存诸如玉雕、漆器、原始青瓷、纺织品等制造工艺的水平来看,的确有着极大的提高,青铜铸造业并不由于青铜时代的终结而造成衰疲,反而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春秋晚期的青铜铸造业在生产技术、艺术水平和器物种类等许多方面,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形成第二个高峰。   
  这一时期的标准器物在山东地区的有齐洹子孟姜壶、邾公华钟;在安徽、江、浙地区的有蔡侯产剑、徐王庚儿钟、吴王光鉴、吴王光戈、吴王夫差御鉴、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在江汉地区的有楚王领钟,昭王之湟簋;在中原地区的有宋公丝鼎;在山西地区的有浑源李峪村器群、赵孟介壶等等。   这一时期或与达一时期有联系的重要考古发掘有安徽寿县蔡侯墓,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等,山西万荣庙前村春秋大墓,山东莒南县大店镇老龙腰莒墓,以上皆为较完整的大墓,中小型墓,如山西侯马上马村11号墓,15号墓,长子县东周墓之1、2、7、11号墓,河北邯郸百家村57号墓、山东莒南大店镇莒国殉人墓的编钟,长沙楚墓和江陵楚墓群中这一时期的墓葬等等。     
  春秋晚期青铜器的形制比较复杂,各个地区的器用也不尽相同,而有的地区发现甚少,情况未明。但总的来看,现存这一时期各个地区的青铜器,其形制与纹饰的共同点大于不同之点。   
  你太厉害了  是文史专业的吧,  和莫嫣然有的一拼了
  春秋晚期青铜器纹饰种类甚多,风格总的倾向是追求精丽细密,以繁缛为美,交缠各种龙蛇纹占有支配的地位,其构图有单体蚪结或复合的作各种形状交缠,排列成繁杂的四方连续,这种纹饰是春秋中期同类构图微型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都是文献中所记裁的卷龙或交龙之类,有许多纹饰是龙的形象缩微,有的是变形缩微,因为图像缩小得只有用极细的双钩来显示其结构,具体部位的表现只能省略变形了,如果以单独的龙纹为母题,则图象成为带状交缠,而龙的构图也很复杂,体躯上往往饰以细密而均匀的雷纹,智君子鉴和鸟兽龙纹壶等都有很典型的纹饰,山西长治、长子等地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及侯马铸铜遗址中发现的陶范,甚多此类纹饰,那种有回旋状小羽翼密集的变形龙纹,其体躯多省略,主要只表现头部和突起的羽翼,是飞龙的纹样,整体看来如无数刺粒状,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令尹子庚墓的甬钟等,都有这类纹饰。前一类纹饰的流行地区大约以中原三晋地区为主,后一类纹饰的流行地区大约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     
  春秋晚期另一种新的纹饰是红铜镶的,包括龙、兽、凤、鸟,以及表现狩猎的各种题材。由于表现人之狩猎活动的图像出于初始时期,因而带有粗拙感。但是它已摆脱了青铜器纹饰的图案规律,而成为构图比较自然而生动的初级画像。   春秋晚期青铜器铭文,重要的以山东地区某些诸侯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诸侯国的为多,中原和三晋地区的却反而少。这时遗存的铭文内容,以记载自作用器的为多,铭辞或长或短大体上有一定的格式,内容总以显彰器主本人的世家、地位和身分,及自诩品德之美为主,记载婚媵的铭文亦在少数。铭辞除了诸侯或主要的卿大夫之名可与史籍相印证,以及部分有史迹可资考查者外,关涉史料的内容不多,这是由于青铜器的社会功能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的缘故。   
  青铜器铭文之研究     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有铸铭与刻铭两种。战国以前多铸铭,战国时期有较多的刻铭。这些铭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由于铭文的字体、布局、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所以铭文也是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外,青铜器作伪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是制作假铭文,所以了解不同时期青铜器铭文的诸方面特征对于青铜器辨伪也是非常重要的。   青铜器铭文是古文字学研究的一类重要的材料,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属于古文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按照古文字学的科学的研究手段具体地研究青铜器铭文在各历史阶段之字形特点、修辞、语句、文法的习惯及其   演化过程,才能较深刻的理解此种文字。即使是从青铜器研究角度来观察与认识金文,也需要遵循科学的古文字规则去做深入的钻研,而没有简易的道路。   目前所见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铭青铜器,以殷代即商晚期为最早,但有少数传世的二里冈上层期的青铜器却铸有铭文。     属于早商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在青铜器上有铭文是应予肯定的。发现甚少的原因首先应该是由于此时期在青铜器上铸铭尚未成为风气。其次也与迄今很少发现较大型的、保存完好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墓有关。这点,已有学者指出过。   
  先收藏了 慢慢看
  在天涯上难得一见的好图,好贴!!
  商代晚期铭文       此时期金文最常见的形式有:   一,仅铭有所谓族氏铭文,即家族之名号,用以表明作器者之属。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氏名,即作器者在署名家族名号的同时还署名了其家族所从属的更高级别家族的名号,从而显示了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此种氏族名文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在亚字形内部或其外部。对于亚字形的含义,现在的研究人员尚有不同的见解。   二,在氏族明号外还同时铭有本家族死去先人的“日名:(以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已、辛、壬、葵接在亲称“祖”、“父”、“匕”、“母”等之后),或仅有日名而略去亲称,这表明此种器物是该家族的贵族专为祭祀具有这一日名的先人之祭器。   
  阿莫多瓦的欲望,你好!谢谢你贴了这么多青铜器的图片与介绍,提一点意见吧,许多的图和文字不能对应起来,如能做到这一点就更好了。
  阿莫真是厉害!!^_^
  阿兄,nb
  怎么没有三星堆的啊~
  三,仅铭有“日名”。这似乎可视为以上第二种形式的省略。   四,仅铭有作器者名。由于家族长的个人名号往往被用作家族名号,所以此种形式的铭文虽可能仅是作器者的个人名号,但个别的(如“子某”)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名号。   由于商代晚期铭文多数属于上述内容,所以此时期铭文字数一般只有几个字。在一些金文著录书中,如《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录遗》和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所收各类器铭中,凡字数少到两三个、三四个者,多是商晚期金文,可见其数量相当多,在商周金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商金文可谓“言短意深”。从上文对其几种常见形式之含义的说明,也可以知道它们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已有不少人作过研究,但其中深刻之内涵仍有一些迄今未能知晓,今后仍当是   金文研究的重要课题。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铭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其中字数最多的如我方鼎铭文,不包括铭末“亚若”有四十一个字,就是长铭的代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邲其三卣也有长铭,如四祀卣铭文字数即达四十二字。   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晚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但对铭文中一些字词的   含义,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点。     这一时期的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方面,一: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取人体形象的文字,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作下跪形状。这种字形并不表明此时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这从同时的或较早的甲骨文字即可得知),而只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二: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三:字形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亦不齐整,竖虽基本上成行,但横却不成排   
  谢谢楼主提供的照片,各个精美,具有极强的可视性和艺术性。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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