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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强烈推荐长篇纪实文学《落日》——邓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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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二遍了,确实一本好书,大家都看看吧,会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抗战史的。90年代这本书曾经被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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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中国社会的历史长河缓慢演进。在本世纪即将过去的一百年光明中,历史再次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如下几位有说服力的杰出人物,他们在动荡不宁战祸连绵的二十世纪相继出现意义是如此重大,以至于他们的思想、胸怀、情操、意志力量和个人品质都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者幸福生活,他们的名字不仅仅代表某种个体生命的符号而是整个时代的象征。
  他们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
  我以为这是中国人的幸运。因为任何没有英雄的国家和时代都是可悲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由此获得了曲折前进。
  我还注意到一个排列整齐的罕见历史现象;上述四位领袖基本上平均导演了二十世纪的百年中国剧,他们每人都自称做了两件大事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机会均等地统治了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
这是历史的偶然?!
  孙中山,民国临时大总统,上个世纪末开始从事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三月病逝。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是推翻清王朝统治和建立共和政府,从而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
  蒋介石,一九二五年接替孙中山的权力直至一九四九年末败退台湾。他的主要作为在于基本上削平地方军阀统一中国和在中国近代百年史上唯一打赢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抗日战争充当了大国领袖的角色。
  毛译东,建立新中国到一九七六年逝世。用他本人晚年的话说:这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出大陆,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七十年代复出至本世纪末,他最大的历史贡献是拨乱反正和坚恃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从而使十一亿中国人第一次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为实现强国梦指明了道路。
······
  也许现在任何评说历史的企图都为时过早,我只想指出下述这样一个事实:纵观全球一百年,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像大陆中国这样伟人辈出,这样天翻地覆群雄争霸。更重要的是在本世纪人类史上,像中国领袖人物这样以绝对权威给予本民族历史进程乃至于世界历史以重大影响的个人为数寥寥,我们能够数出名字的恐怕只有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裕仁天皇。
  当两个或者更多伟人不可抗拒的意志力量同时发生作用和互相对抗的时候,世界就变得混乱不堪。于是就爆发战争;内部的或者外部的,局部的或者世界大战。总之我们人类就因此得到或者失去许多该有和不该有的东西。
  感谢上帝,任何伟人都是人,这一依据就为我们重读历史提供一条穿越误区的基本途径。
  如果我们这代人曾经错误地读解历史,那么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更正自己的谬误与偏见。在本书中,我将尽量提供这种机会和可能性。
  & && && && && && && && && && && && && && &&&作 者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九四年秋天于四川成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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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历史的道岔
& && && &1
& & 一架德国制造的老式“蓉克“双翼教练机在天空不紧不慢地盘旋。
  蹲在河坎后面的红军东路军总指挥刘志丹将军不时抬起头来注视着这只令人畏惧的大鸟。虽然飞机并没有俯冲扫射,也没有给强渡黄河的红军造成任何威胁,但是总指挥的内心深处还是被飞机投下的一种不祥阴影所笼罩。
  形势正在朝着不利于红军的方向变化。
  晋军没有飞机,通常情况下,飞机出现就预示着中央军的到来。如果此时中央军大兵压境,毛主席亲自为红军制定“东出河北,与日军直接作战“的计划将不能实现。
  这是公元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一天,中国北方春天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晋西南重重叠叠的黄土高原,照耀着吕梁山下刚刚解冻的黄河和往来渡河的红军小木船。毕业于黄埔四期的红军总指挥刘志丹将军看看手表,距离总攻击还有几个小时,前方是通往吕梁山腹地的山西中阳县三交镇,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东渡,在黄河沿岸派有十几万重兵防守,仅三交镇就驻有晋军一个主力师。相比之下,红军东路军全部兵力不过一万余人,武器装备亦远不如敌人,要取胜这种以弱击强的战斗就只好依靠红军官兵高昂的斗志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了。
  飞机在天空盘旋一会儿,突然吼叫着降低高度俯冲下来,机翼下掠过的气流在光秃秃的黄河滩上卷起许多尘土来。飞机没有朝人群扫射而是投下许多花花绿绿的传单。一个愤怒的红军机枪手违反节省弹药的纪律朝飞机射出一梭子弹,那架飞机就连忙往上爬升飞走了。
  一张传单飘落在将军跟前。
将军鄙夷地瞥了一眼,还是老一套反共劝降的反动宣传,好在红军中识字的人不多,国民党这种心理战术基本上不起作用。但是此刻红军总指挥的神经末梢被传单末尾的话重重撞击一下:
“……此次十万中央军入晋,定将全部消灭东窜之赤匪。”云云。
  他紧蹙眉头,原地走动数分钟。人们紧张地望着将军。
  他断定敌人不是虚张声势,因为几天前已经有中央军频繁调动的情报传来,阎锡山虽然极不情愿中央军入晋,但是他在对付红军的问题上毕竟同蒋介石利益一致。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红军继续东征还有胜利的希望么?
  “……火速向保安总部发电请示。”将军吩咐参谋长。
  保安总部很快回电,重申红军东征的决心不变。
  当天傍晚,壮烈的战斗就在这个黄河渡口的小镇外围展开。数以千计手持步枪的红军战士呐喊着,勇猛无畏不屈不挠地向敌人阵地发动攻击。战斗持续两天两夜。第三天,当敌人炮火越来越锰烈,更多黑压压的敌人向红军阵地反扑过来的时候,红军总指挥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前沿阵地上。
  “小鬼,还能坚持吗?”将军亲切地询问小战上。
  “首长……我还能打死几个白狗子!”
  但是红小鬼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的整条小腿被炮弹齐齐地削去。
  一个红军女战士喉咙被子弹打穿,她努力睁大一双美丽而悲哀的眼睛望着走近的首长,气管呼噜呼噜向外冒血泡却说不出话来。
  将军的心终于不可挽回地沉落下来。
  与其无望地战斗,不如保存实力减少牺牲,这些战士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啊!将军悲愤的目光扫视整个战场,他看见成百上千的红军战士已经血染沙场,更多的士兵正在默默地给步枪装上刺刀。准备最后一战。
  将军困难地挪动脚步,当他即将返回指挥部时已经做出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立即将队伍撤回黄河西岸。红军是革命的火种,消耗火种是对革命的犯罪。
  然而就在这时,一串呼啸的机枪子弹猝然射中了将军,红军总指挥身中数弹仆倒在地,不幸壮烈牺牲。一颗耀眼的将星就这样在黄河东岸的古老土地上默默殒落了。但是许多年后又有另一种不大可靠的说法流传,说是击中将军的罪恶子弹不是来自战场而是从背后射来的。
红军东征失利,遂撤回黄河西岸,隔河据守。
  当西北大漠的落日沉重地燃烧着祁连山下的青色冰凌,一阵阵尖利的狼嚎仿佛最富力度的现代派音乐从空旷的河滩和冰大坂深处传来时,红军师长熊厚发站直了矮小的身躯,他微微眯缝眼晴注视着地平线上那轮红得割眼的夕阳。
  夕阳辉煌地燃烧着将军的瞳孔和整个世界,它将浓重的血汗汹涌地涂抹在荒凉的西北沙漠和祁连山隆起的黑色脊梁上。将军的大脑开始产生了时空错乱的幻像。因为仅仅在昨天,马家军的骑兵还像戈壁滩上的黑色风暴一般卷来卷去。地上到处是红军战士滚动的头颅,成千上万的尸体壅塞河道,呼呼作响的马刀好像无数毒蛇在暗夜的星光下咝咝地叫着,枪炮的弹道如礼花一般在夜空中耀眼地飞舞。于是母亲潮红的面颊和苍白的童年在将军记忆中复活了,苦痛的回忆和战争创伤好像盘虬的树根一样扎进他的灵魂深处,仇恨和悲伤像酒精一样燃烧着他的胸腔和血液。
  将军动了动麻木的手臂,他努力高昂头颅,坚持把身体站得跟白杨树一样挺拔。但是眼前有一道血晕始终牢牢地罩住他的目光。当一个罪恶的声音从遥远的空气中传来时,将军突然睁大眼晴,他吃惊地看见那轮即将西坠的夕阳竟然变成一只人类母亲鲜血四溅的巨大子宫。
  这是南方出生的红四方面军师长熊厚发将军在一九三七年西北著名的祁连山大戈壁滩上获得的对死亡和生命的最后一个印象。
  熊厚发,湖北大悟人,一九一四年生,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青团,一九三一年入党。曾任红四方面军连、营、团长,二十岁任师长。一九三六年红一方面军东征失败,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二万一千八百余人奉党中央命令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打进河西走廊,连接苏、蒙国际通道的光荣任务,熊厚发率领红八十八师但任前锋,与十倍于已的凶悍的西北马家军骑兵血战数月。西路军终于在祁连山北麓的高台附近弹尽粮绝全军覆没。二十三岁的红军师长熊厚发不幸受伤被俘,被敌人押至祁连山下的戈壁滩执行枪决。
  据说马家军的指挥官觉得枪毙一个红军师长不能太一般化,就命令士兵把俘虏绑在炮口上然后开炮。这种死刑稍微有点像我们今天在杂技表演中看到的“炮打活人“的游戏节目,不同的是杂技大炮打的是假炮弹,而一九三七年初顶在熊厚发师长背上那门散发寒气的大炮则是汉阳兵工厂三十年代制造的八十八毫米野战炮。
  敌人军官喊口令:“跑步!……炮弹──上膛!”
沉甸甸的炮弹被用力推进炮膛的时候,冰冷的炮身起了轻微的震动。熊师长通过身体能够清晰地感觉那枚注定将同他的生命连为一体的炮弹正在金属炮膛里轻快地滑动。师长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认真地思索革命的路线问题,或者总结党内斗争的是是非非,他只能听凭自己大脑变成一片空白,让生命的最后印象牢牢烙在一个共产党人的思想深处以及未来飘扬在天国或者地狱的精神旗帜上。
──生得伟大,死得光荣。领袖教导说。
──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佛说。
······
“预备——放!”
  撞针重重磕击一下,于是那颗滑溜溜的弹丸终于挣脱弹壳,好像一枚旋转的陀螺曳着一缕清烟飞快地穿透了人类的思想和灵魂。那一瞬间,将军眼前闪过一片红光,他觉得身体突然变轻,变得透明而且充满快乐,于是好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张开双臂奔向遥远的太阳,奔向母亲滴血的子宫。
  来吧孩子!死亡多好啊……落日说。
围观的人们只来得及听见大炮轰然一响,那个红军师长的瘦小身体就好像一束五彩缤纷的焰火一样腾空而起,他的肉体和灵魂都在夕阳余辉中猛烈地燃烧,很快化作一阵闪亮的陨石雨融入祁连山微暗的夜空中不见了。后来有目击者证实说那颗炮弹其实并没有爆炸,所以红军师长也没有变成陨石,再后来有人试图寻找烈士遗物,但是据说连一片破布也没能找到。
史载:“……西路军失败当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会议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西路军仅有四百人在李先念等人带领下到达新疆。西路军失败主要是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云云。(《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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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党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有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我党选择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五次反围剿’失败,党选择了长征。第三次是一九三六年下半年,中央苏区和南方各根据地已经大部或全部丧失,红军长征抵达我党在北方唯一也是最后一块边远根据地陕北,而陕北根据地的面积只相当于原中央苏区的不到三分之一。蒋介石亲自坐镇西安,调集一百万大军,两百架飞机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于陕北高原……”一位中共党史专家向我阐述党的成长史。
  “如果……得逞,党怎么办?”
  “……抓住机遇,审时度势,化敌为友,高瞻远瞩,终于渡过激流险滩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云云。
  翻开党史地图,我们看到公元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重形势:
  在仅有几百平方公里的贫瘠的陕北根据地,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央红军已经锐减到不足两万人,为打破困境,红军先后发起山西战役(一方面军东征)、宁夏战役(四方面军西征),不幸均以失败告终,损失惨重。国民党方面,沿西安、潼关一线有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数十万人,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山西黄河沿岸有阎锡出的晋军和十万中央军虎视眈眈,西北有号称“西北五马”的几十万马家军骑兵正追杀围剿西路军。而陕北根据地的北面尽头则是被称做“死亡之海”的毛乌素大沙漠。难怪蒋介石在西安信心百倍地向新闻界宣称:“……消灭共产党的最后时刻到来了。本委员长郑重保证……一周内完全剿灭赤匪!”
  历史原本存在太多的可能性,如果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清王朝会不会继续统治下去,中国会不会像英国和日本那样走上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如果孙中山不是死于一九二五年而是再多活十年二十年,中国的情形将会怎样?国共有可能联合执政吗?同样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九三六年岁末这场五十比一的“剿共”战争一旦发动,党的前途将会如何,那场举世瞩目的一九四九年的伟大胜利会按时到来吗?我们更加无法想象的是:.如果本世纪的中国历史没有共产党参与将会是怎样一种模样?
   中国二十世纪命运的列车来到历史的三岔路口。
  “中国革命向何处去?”
  “党内路线斗争从来没有止,党会分裂吗?”
  “中国共产党会重复太平天国、李自成、石达开……的失败道路吗?”
  “国民党。剿共不得人心但是中国的抗日局面何时才能形成?”
  “红色根据地还要转移吗?长征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当北国初冬的夜幕徐徐降临沟峁纵横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原时,一个为本世纪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伟人正伏在陕北窑洞的灯光下同历史对话。
  从背后看,此刻伟人的身躯远没有许多年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那样伟岸,那样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经过千辛.万苦的长征,他的脸庞瘦削憔悴,头发长而且凌乱,一如美国著名的红色记者埃德加·斯诺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中国的林肯式人物……和游荡者。”(《西行漫记》)
  伟人的前额充满智慧和想象力,他面对沉沉黑夜不断向历史发出请问。而历史则好像一个慈祥的老人站在人类五千年岁月深处注视着中华民族这个出类拔萃的农民儿子的思想轨迹。
  “……张国焘同志搞分裂,在长征途中另立党中央,这等账一定要算。右倾路线要肃清,告诉全党同志,对国民党不能抱有丝毫幻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日本侵略的严重性一天天在增加,中国一切政治力量都必须联合起来,制止内战。联合抗日……唯有抗日,中国革命才有出路,党和红军才能发展壮大。团结和利用一切抗日力量,迫使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实行围剿,我们就只好同他长期周旋下去……”
  “共产党……能走出困境吗?”历史老人问道。
  “能!一定能!”
  伟人扔掉笔直起身来,他的生机勃勃的思想在中国巨幅地图上凌空翱翔。
  “……现在摆在红军面前的通路有三条:一条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消灭。革命失败,中国陷入空前黑暗之中。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所希望看到的。
  “第二条是组织第二次东征,坚决打通绥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向中苏或者中蒙边境转移,建立共产主义的桥头堡……我党的方计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投靠苏联以后就由不得你喽,斯大林同志也有错误思想嘛,他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很严重,对兄弟党指手划脚,了不得……靠别人终究靠不住,还得靠自己。
“第三条是抗战爆发,国民党不得不转移注意力枪口对外,从而国共第二次携手合作。这当然是最理想对革命最为有利的局面,我党将因此彻底摆脱困境步人发展壮大的大好时期。······”
伟人将不屈不挠的目光投向被浓重黑暗遮断的东南夜空。在距离陕北窑洞只有几百里的古城西安,他的那个暂时比他强大的对手蒋委员长此刻正在做什么呢?开会,读书,会客,搞阴谋诡计?总之有一点答案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都没有睡觉。
“你相信命运吗?”历史问。
“我更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
“如果第一种可能出现怎么办?”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
  天将拂晓,一个蓄大胡子的美男子匆匆推开窑洞门,把刚刚睡着的伟人惊醒。
  “报告主席,西安来电,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恩来同志,难道什么事情比睡觉更重要吗?”伟人具有从容不迫的幽默感。
  “主席,这个事件足以改变中国历史。”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毛泽东可不是唯心主义者。”伟人接过电报,把头俯向灯光:“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实际意义吧。”
这一天陕北根据地沸腾了,军民载歌载舞,红军剧团上街唱了戏,到处有人扭起大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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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列雷霆万钧的火车从远处呼啸而来,扳道人伸出手臂扳动道岔,于是巨大的列车车轮在铁轨交叉处发出令人心悸的尖啸和摩擦声,然后驶离原轨道进入另一条干线。道岔在这里决定列车的走向,它的每一次移动就是一次新的选择,而任何一列火车在从起点驶向终点的途中都将经过许多站台和经历上百次的道岔扳动。
  这种情形与我们社会进化的历史过程非常近似。
纵观一百年风云,中国社会的长长列车经历了许许多多重要的车站和道岔;清王朝覆灭,辛亥革命成功,军阀割据,南北混战,中华民国几经难产,北伐战争爆发,国共内战,“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共和国建立,反右倾,大跃进,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发展经济等等。在每一次列车前进的关键时刻,都有许多伟大或者不够伟大的人争相伸出手来扳动历史的道岔,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火车头常常被许多相悖的意志力量驱使着曲曲折折地来到人类二十世纪的终点。我们试想,如果上述任何一处道岔被扳动的不是现在的方向,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不就已经变成另外一种模样了吗?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历史的道岔被一个偶然因素改变方向。扳动道岔的那个东北青年名字叫张学良。
  国民党被迫同意停止武力剿共,与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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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东方忍者
一缕淡淡的曙光穿破东方天际的云霭,浓重的暗夜好像涌动的潮水一样向远处退去,附近田野传来一阵阵狗吠和雄鸡此起彼伏的打鸣,于是匡庐大地的河流村庄就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充满诗意的黎明中渐渐现出形状来。
  晨六时许,随着九江渡口公路上响起由远及近的脚步和人声,路边的草丛里有了动静,两支守候已久的黑洞洞的猎枪几乎同时从岩石的阴影里探出头来。
  薄雾缭绕的公路转弯处很快出现一队隐隐绰绰的黑影,从准星缺口望出去,能看清走在前面的是持枪行进的卫兵,卫兵之后是骑在马上的军官,军官后面紧跟着几乘沉甸甸的滑竿。滑竿上的人因为距离远看不清面孔,只能猜出有男有女,一共五人。
  “……该死!先打哪一个?”趴在石缝下面的年轻枪手有些沉不住气了,他那张表情紧张的脸看上去很稚气,最多不超过十六岁。
  “X他娘!你打那个穿蓝衫的,我打后面那个……反正只好撞运气了!”年长的枪手狠狠啐了一口,暴躁地说道。
  “要是打不中怎么办?”
  “你害怕啦,孬种……你不想报仇了?想想你父母是怎么死的?……头挂在电线竿上!”
  “……呜呜呜……”少年枪手捂住脸哭起来。
  “你给我滚开,胆小鬼!”中年人狠狠给了少年一个嘴巴,压低声音骂道:“……你带上山田先生的钱滚得远远的,别让我再看见你!……我张大山对天发誓,我一定要亲手杀掉这个独夫民贼,为民除害,为黄石冲父老乡亲报仇雪恨!……”
  岩石后面的声音沉寂下来,少年枪手抹去眼泪重新举起猎枪,这回他不再胆怯,眼晴里闪动愤怒的火苗。
  公路上的队伍已经走近伏击圈,滑竿上的男人全都戴着礼帽墨镜,这就给狙击手辨认目标带来困难。其实张大山接受任务前只看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物模模糊糊,只有那颗著名的光头给他留下了印象。
  “……除掉这个人,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统统都将青史垂名。”神秘的山田先生拍着江西暗杀团一号杀手的肩膀说:“……我的情报很可靠,剩下的事就拜托你们啦!”
  张大山们不懂政治,对名垂青史也没有兴趣,只是因为对那个光头的深仇大恨才使他们暂时同山田先生结为联盟并接受日本机关的情报和经费。
  打完光头,再打日本人,将来的天下终将是穷人的天下!暗杀团的好汉们在心里暗暗发誓。
  卫队走过来,军官的坐骑打着响鼻,马蹄在沙石路上发出不紧不慢的得得声。竹滑竿在轿夫肩上嘎吱嘎吱响着进入很近的射程之内,狙击者甚至能够听见轿夫们沉重的喘息和脚步。
  “轰──”地一声巨响,少年人抢先搂响猎枪。第一乘滑竿仿佛受到弹簧猛烈抽打那样抛起来,然后四分五裂地跌下沟去,变成一堆破竹架子。
  紧接着张大山的猎枪将第二乘滑竿打得好像天女散花一样,公路上到处落下燃烧和散碎的破竹片。
  接下来的战斗不难想象,装备精良的卫兵立刻发起反击,向偷袭者开火并包围上来。一发子弹击中少年人的肩头,他的喉咙里轻轻“哦”了一声,颓然跌坐在地下。
  “……别扔下我,大叔!”疼痛使少年的脸变了形。
  “孩子,你是好样的,大叔陪着你!……来吧,兔崽子!你大爷怕死就不是好汉了。”
  战斗结束,两个奄奄一息的俘虏被押解到南昌。一周之后,军事法庭做出死刑判决,南昌城门到处张贴枪毙犯人的布告。执行死刑那天,南昌城万人空巷,市民都挤在囚车经过的街道两旁争睹大名鼎鼎的暗杀团匪首的丰采。其中一个血肉模糊的死囚居然硬撑着伤腿站起来,直着脖子嚷一句:“……穷人是杀不完的!暴动万岁!”
  赢得满街喝彩。
  行刑前一名宪兵军官奉命告之囚犯:他们的伏击是完全失败的,因为那些滑竿上坐的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真正的大人物已经提前从另一条路上了庐山。
  囚犯大叫一声。撞石而亡。
  这是自民国政府建都南京以来,无数暗杀政府首脑的阴谋中不成功的一例。暗杀团受到戴笠军统的追剿从此偃旗息鼓,许多涉嫌渎职罪的江西地方官员被撤职查办。
是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国内各党派及阶级矛盾暂时趋于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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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色未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早早守候在山间的亭阁里等待日出。
  这是一个难得心境松弛并且无所作为的早晨,整座庐山还在沉睡,委员长夫妇已经踏着湿漉漉的露水登上含鄱口。昨天庐山下过一场小雨,通路泥泞,山谷里到处雾岚氲氤流水淙淙,据当地人讲,雨霁之后的清晨有时能看到庐山奇景云海日出。蒋介石近来心绪不佳失眠严重,他仿佛是一头被鞭子驱赶的老牛,没日没夜地在工作的磨道里打转;彻夜开会,打电话,会客接见,批复文件,找人密谈,检阅和视察,签署各种命令,发出指示和收回指示,等等。夫人看到先生日渐憔悴的脸庞和眼圈浮起的黑晕,就决心说服他丢开国家大事到大自然中寻求片刻解脱和安宁。
  天地漆黑,群山如黛,他们来得太早了些。
  从汉阳峰和五老峰夹峙的巨大豁口望下去,深不测底的悬崖下面雾气蒸腾,天空与大地仿佛两片色调浓淡不匀的巨型板块,一齐倾斜着融入这片浑沌未开的朦胧曙色之中。
  一阵挟带浓重潮气的山风拂来,蒋介石不由得打个寒噤。
  “大令,你冷吗?”夫人担心地问道。
  先生摇摇头。暗夜容易使人浮想联翩,他不想说话,就在亭子里来回动。
  东方天际的曙光和朝霞久久没有踪影,浓重的暗夜好像潮水无边无际,星星在天幕上眨着眼晴,兀立的群峰好像巨人的鬼脸挤压人的精神。长期睡眠不足使得蒋介石突然感到心绪恶劣,他不好扫了夫人的兴,就深深吸进一口湿漉漉的雾岚。努力压抑自己内心的厌烦和气愤,但是等待观赏日出的那点点勉强的兴致还是不可挽回地消失殆尽。
  这是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的疗养圣地庐山。此时北方芦沟桥已经响起战争迫近的隆隆炮声,江南大地却是一片安谧,老百姓与其说对战争威胁麻木不仁,不如说渴望歌舞升平发展经济。因此在长江流域经济带到处都能看到繁忙的商业竞争和热气腾腾的生产活动,城市和乡村都被资本主义的经济浪潮所席卷;城市急速扩大,传统的土地耕作者大批拥往城市和工厂做工,工人、农民和资本家同心同德地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旗帜下努力奋斗,这种情形充分显示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第一次起飞的良好势头。
  但是来自北方平原的炮声无疑给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前途投下一层阴影。日本人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他们乘中国内战尚未完全结束所以迫不及待地发出气势汹汹的战争信号。风暴乍起,作为南京政府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蒋介石,他感到自已好像一个心力不济的船长,眼睁睁看着中国这条大船开始操纵失灵,然后被身不由己地刮向风暴深处。
  中国国内出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国共合作局面。
  蒋介石五月下旬就提前偕夫人上了山。自民国政府建都南京,他已经习惯夏季在庐山办公。“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下决心要在今年夏季亲自抓两件大事;一件是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他须将其置于眼皮子底下予以训导。“西安事变”的一个严重教训,就是军队尤其是高级将领必须绝对忠诚可靠。
另一件是邀请全国各界著名人士上山,召开谈话会共商国是。共商国是其实只是一个民主姿态,具体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产物。如果不是张杨发动兵谏,强迫领袖接受六项条件,他怎么能够容忍那些三教九流包括行将剿灭的共产党都来同他委员长平起平坐,共商什么“国是”呢?
······
  蒋介石感到后背有些燠热,他解开衣领钮扣,撇下夫人独自走出亭阁,在一块大石头旁边站定,驻足向北眺望。
  作为一个统治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政治家,他的目力虽然不能穿透寥廓的宇宙空间和浓重的黑暗,但是此刻他的思想的利箭却已经飞越江河大地,飞向遥远的北方平原上那片狼烟四起形势险恶的战场。他与其说站在庐山之巅休身养性,等待观赏日出,不如说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制高点上梳理自己的思绪,耐心地等待捕捉任何一线稍纵即逝的宝贵时机。于是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握紧那根著名的香檀木手杖,把自己牢牢钉在脚下这片黑色的土地上如同一尊凝固的雕像。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既定国策,也是兴国安邦之道。国家不宁,如何谈得上齐心对外御侮?日本人纵有天大的野心,可是蒋介石坚信蛇吞不下大象,因此日本人也吞并不了整个中国,何况英美诸国决不会容忍日本独霸亚洲。最可怕的心腹大患还是中国人自己,将来与委员长争夺天下的除了共产党还能有谁?
  退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西安事变”的出现虽然使蒋介石痛失一次剿共良机,但却从反面更加坚定了他翦除共产党的决心。
但是“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爆发使这种原本就非常微妙的政治格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
  蒋介石动了动,他将好奇的目光慢慢转向西北方向,那是一片被更加浓重的暗夜遮断的重重叠叠的山峦和风沙横行的贫瘠的黄土高原。
  在被漫天风沙包围的通向黄河故道的一处西北角落,在宝塔山下一座被摇曳的菜油灯照亮的简陋的窑洞里,他的那个比他年轻六岁的政治对手和死敌,那个注定要威胁他的江山并向他发起挑战的造反派,那个留着一头长发和说一口土里土气的湖南话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他现在在做什么呢?读书?开会?研究时局对策?抑或又在策划一个什么阴谋?
  总之,冥冥中仿佛有种灵感提醒他,他的那个对手此刻决没有睡觉,他是不是也正好像他一样,站在宝塔山下,迎着东方即将升起的旭日和朝霞,把探询的目光投向庐山,投向站在庐山高峰上的蒋委员长?毫无疑问,这是两个意志坚定决不屈服的人,他们都要以打败对手为目标来施展自己的宏图大业。
  “……我要消灭你!”庐山上的领袖说。
  “不!是我要打败你,中国是属于我和人民的!”宝塔山下的那个伟人回答。
  一个侍从走来将风衣披在领袖身上,说夫人说早晨天凉,请先生进亭子里休息。委员长不耐烦地挥挥手,他讨厌别人来搅扰他的思路。
  ……伟人的思想和目光注定不能照面,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如同积雨云中的阴电和阳电,一经碰撞就要爆发惊天动地的社会裂变。
  因此两个伟人的碰撞被推迟了整整八年。
  碰撞结果,庐山上的灵感得到验证,一九四九年秋天的那个结局使两个对手互相调换了位置,宝塔山下那个说湖南话的伟人带着王者的微笑走出窑洞,走进万民欢呼的北京城。假如委员长预先知道这个结局,他会同意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吗?
问题是他能够抗拒历史的必然吗?
······
  等待已久的曙光和亮色终于显现,东方天际渐渐映出一抹鱼吐白,一溜淡淡的朝霞响箭一般穿透浑沌的空间,于是淹没在黑暗中的天地万物开始显露各自生机勃勃的形态。当第一声嘹亮的鸟鸣从深谷中传来时,湿漉漉的空气起了震动,把遐想中的国家领袖曳回严重的战争现实面前。
  ……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蒋介石的韬略。
  六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东北,全国民众激愤,抗日呼声日高。更有一些学生受了煽动,到处游行请愿,还跑到南京静坐示威,逼迫委员长表态抗日。如果说蒋介石的一生处处充满变幻莫测的惊涛骇浪,那么六年前的那次东北危机则可以算得上最大的“冒天下之大不韪”。
  “九·一八”伊始,他顶着来自国民党内外的天大压力密令张学良不许抵抗,虽然东北不可避免地沦陷敌手,国人唾骂,但是最大的胜利者却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而是蒋委员长。东北原本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的老巢,一个不容染指的独立王国,严格说满清以前并不属于汉人。丢掉奉系的领地而收编几十万战斗力很强的东北军,并且暂时牵制住野心勃勃的日本人,这不是一箭双雕的好事是什么?何况等到委员长削平地方军阀,剿灭共产党,国民经济发展壮大,什么时候向日本人宣战收复东北还不是他的权利吗?!……
  宋美龄悄悄出现在先生身旁。蒋介石嗅到夫人的熟悉气息,但是他没有动弹,他的思想依然在浑沌初开的天地万物之上翱翔。
  蒋介石青年时代三次东渡日本,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那个岛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全民族万众一心凶猛好斗的尚武精神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同虎视眈眈的邻国相比,他名义上领导的国家是个什么模样呢?工业落后,国力贫弱,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更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捣乱分子,到处无孔不入地扩大势力。国家内政不统一,民心涣散,抗日的后果无异于以卵击石,更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人坐收渔利。
  事实很快证明蒋介石的远虑并非多余。
  “九·一八事变”后仅五个月即一九三二年二月,江西共党利用蔡廷锴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和政府自顾不暇的时机,朱毛红军主力两下井冈山,大举进攻赣、闽两省,四月份竟然攻占福建省南部重镇漳州。蒋介石于五月指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与日本人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六月即调遣六十万大军围剿井冈山。
抗战抗战,委员长需要时间懂吗?他需要平定内乱,巩固权力,治内在先,攘外在后,然后才能像明治天皇或者唐宗宋祖那样,领导一个威震四海如日中天的强盛的东方帝国。难道贵为党国至尊的蒋委员长甘愿把大权拱手让给日本人不成?那些学生只会嚷嚷抗战,全不顾国体国力实际,这样正好让人火中取栗,断送他蒋委员长的江山。
············
  蒋介石嘴角轻轻抽动一下,脸上有了忿忿的表情。天光终于大亮起来。极目远眺,扬子江蜿蜒曲折,鄱阳湖烟波浩渺。但是一片阴险的云雾却从山谷中涌出来,渐渐遮盖地平线,遮盖了那一轮即将喷薄欲出蒸腾而起的灿烂朝阳。
  ……可是有些时候,意外的危机总是潜伏在四周,并且局势的发展往往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五次围剿,共产党穷途末路逃窜陕北,本可一举剿灭,可恨张学良意气用事,使围剿最后功亏一篑。养虎为患,纵虎归山,张汉卿沦为党国千古罪人。问题是眼前所谓“统一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好比围棋中的双活,共产党显然棋高一筹,他虽在重围之中,你却一时奈何他不得。
  眼前日本大兵压境,委员长虽然指示北方各省坚决抵抗,但是往后的局面究竟是战是和尚难预料。“九·一八”至今六年,当初他便深知与日本人迟早难免一战,因此抓紧时机做了许多战争准备工作。除了整编和加强中央军,从西方购进大批先进的军事装备外,他还亲自批准耗巨资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沿长江、太湖各修建两道秘密的国防防御工事。但是这场战争的爆发毕竟还是来得太早一点,好比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尚未来得及恢复元气,就不得不摇摇晃晃站起来迎接敌手挑战。
  ……此战一开,无论与日本人拼到底,还是准备再一次退让接受屈辱,以空间换时间,其结果都必将大大削弱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何况还有一个名义上各党派联合实际上由共产党操纵的“抗日统一阵线”,和被这个阵线煽动起来的全国民众轰轰烈烈的抗日风潮,这股风潮推动他抗日,就像推动他一步步走向深渊一样。他身为中国的头号独裁者,不管战与不战,他都无法抗拒这股潮流的汹涌夹裹和身不由己的被动。
“骑虎难下”,他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形象的成语。娘希匹!如果你胯下骑的不是毛驴而是老虎,你的骑术再好又有什么用呢?况且现在委员长胯下同时骑着共产党和日本人两头嗷嗷乱叫的斑斓猛虎,他该怎么办呢?……
············
  翻滚的云雾好像涨潮的海水很快吞没了庐山,含鄱口的亭阁被絮团般的云雾笼罩,天地重新陷入一片白茫茫的浑沌之中。
  “大令,今天看来白等了。”宋美龄轻轻挽住蒋介石的胳膊,柔声说道,“我陪你回去吧。”
  蒋介石仿佛突然惊醒,身体晃了晃,他这才感到站立久了,腰腿有些酸胀。
“哦,大令,我们运气不大好,恐怕是我的心不诚。”蒋介石安慰夫人,“……隔日我陪你再来。来人,通知在山上的中常委到‘美庐‘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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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庐山“美庐”别墅。
这是一幢外表看上去色调灰暗和并不特别显眼的欧洲哥特式建筑,二层楼体,尖顶拱廊,门前有条哗哗作响的东谷河,围墙四周有兀立千年的巨大古松。别墅由花岗石堆砌而成,那种随意性很强的不规则格调,与搂后参差嵯峨的山体岩石正好融为一体,体现建筑师取法自然的艺术匠心。别墅的原主人是一位名叫巴瑞的英国女士,因为仰慕中国第一夫人的风采,特将别墅赠与蒋宋夫妇,蒋介石亲自取名为“美庐”。此后蒋夫妇每年上庐山都在此下榻。但是好景不长,仅仅十多年后的一九四九年,江山易主,“美庐”改称“庐山管理处180”号,成为另一位新主人毛译东的避暑山庄。著名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即下榻此处并做出罢免彭德怀的决定。一九九二年岁末,海外华人报纸纷纷转载大陆一条新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庐山别墅群包括著名的“美庐”别墅,其长期租用权(五十年)已经全部拍卖给海内外集团和个人。
  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已经进行了一整天。
  面对日军大兵压境和中国何去何从的严重局面,中常委们一反平时在蒋介石面前小心翼翼唯命是从的态度,竟然个个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会议争执激烈。
  “……我早就说过,日本人野心大得很,民国二十年他们占了满洲,你们同他们签订了那个国人唾骂的‘塘沽协定’,这还不够,后来又签了‘何梅协定’。这不是引狼入室是什么?”国民党副委员长、蒋介石的换帖拜把兄弟冯玉祥粗声大气嚷道。冯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坛曾经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地方军阀中有相当号召力。所以蒋介石不得不委以一个挂名的副委员长,“……现在我的公馆天天都要收到好多信,都是要求上前线抗日杀敌的。国民都不甘愿做亡国奴,我们这些当大官的人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自已的态度立场?!”
  蒋介石微微皱了皱眉头。
  冯玉祥的话无疑使在座许多人感到刺耳。关于抗战的种种话题,早已成为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相互利用攻击的敏感武器“焕章兄此言谬矣!”外交部长王宠惠耸耸肩说:“如果当初不是政府忍辱负重委屈求全,坚持以时间换空间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计,岂能有今天四方平定万众一心的统一局面?”
  “‘九·一八’前不是还有人处处反对中央想拥兵自重吗?”国民党中政委副秘书长、蒋介石的智囊心腹陈布雷不动声色地刺了冯玉祥一句,他指的是一九三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国不安,民不宁又谈何抗日!”
  冯玉祥是个行伍出身的粗大,不善于同秀才打嘴仗,于是微微涨红脸,又不好发作。
  “冯先生在察绥前线同日本人较量过,请问对敌人的战力有何见教?”轮到军政部长何应钦发言。民国二十二年冯玉祥在察哈尔高举抗日同盟的大旗,纠集旧部及抗日武装二十万之众,与日军打过几次硬仗,由于种种原因仅过百余日就烟消云散。
  “这正该我问你的!”冯玉祥厉声说道。这位蒋的拜把兄弟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被剥夺了军权,虽不能拥兵自重,却以敢在公开场合批评蒋而闻名。“……你既然身为军政部长,眼下敌人大兵压境,你们军部有何对策?”
  何应钦胸有成竹地打开公事皮包,翻出一摞发言材料来。在国民党内,何部长以坚持“绥靖政策”即避免与日本人正面冲突而闻名,这使他落得了一个不大光彩的美名:“亲日派”。
  “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何应钦并不理睬冯玉祥的质问,他把目光转向会议主持人也就是最终决定大计方针的领袖蒋介石,后者颔首示意他往下说:“……众所周知,共产党鼓吹抗日是个阴谋,目的在于刺激日本进攻华北和中原地区。中日火并,共产党便可以从中渔利。来庐山前我请日本武官喜多诚一转告他的政府:中日如果开战,势将两败俱伤,唯有共产党取胜。不信的话,十年后见分晓。”
  “现在的局势是:中日之战迫在眉睫,日本人在华北步步紧逼,国内抗战呼声日高,军队中也有部分将领要与日本人一拼胜负,这就正好中了共产党的奸计。敬之认为,和则存,战则亡,政府惟有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战争爆发,才能保存实力以图将来洗雪国耻。”
  “……何部长身为军人怎么总是鼓吹和谈?你如果害怕日本人就让不怕死的上前线打仗好了。”冯玉祥炮筒子脾气发作了,拍着椅子扶手叫道。反正他早就不想当这个有名无实的副委员长,上前线打仗他决不会犹豫。
  “敬之见的话决非危言耸听,冯先生应该冷静一些才是。”中宣部长邵力子还有汪精卫、王宠惠等人纷纷劝道。
  “在座诸位常委对故我双方军力战力恐怕并不完全了解,我在这里不妨向大家简单通报一下。”何应钦自恃是委员长宠臣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一个行伍出身的大老粗,要不是挂了一个副委员长的空头衔,他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他军政部长大叫大嚷吹毛求疵?
  “……先讲我国情况。我国现有陆军一百九十一个师,五十二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四个炮兵旅,总兵力约二百一十万人。装备情况为,每师兵员一万零九百二十三人,步骑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三百二十八挺。各式火炮四十六门。以上装备仅限于中央军整编师,而地方部队的兵员装备只达到中央军的五成左右。
  “海空军情况:截止今年六月,我国共有飞机六百零三架,其中能够用于作战的只有三百零五架,并且大多是上次欧战时英美各国淘汰的老式飞机。海军共有舰艇六十六艘,以江海岸炮艇为主,总吨位五万九千余吨。
  “日本方面:步兵常备师团十七个,兵员三十八万人,如果战争爆发,一个月内可以三倍动员,也就是说可组织装备一百一十余万人。日军每师团下辖四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一个山炮联队,一个重炮联队,一个工兵联队,一个辎重兵联队,兵员二万二千人,马五千八百匹,步骑枪九千五百支,轻重机枪六百五十挺,各式大炮一百零八门,战车二十四辆,运输车辆五百到一千辆不等。战时每师团还要增补战车、高炮、探照灯、通讯器材、航空支援和红十字队等,战斗兵员可增至三万左右。
  “日方海空军战力就更非我军能比:日空军共编有九十一个航空中队,作战飞机二千七百架,为我军九倍。海军舰艇二百余艘,总吨位一百九十万吨,并且拥有六艘航空母舰,是世界第三大海上强国。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力强大,钢产量为我国一百五十倍,每年能造飞机一千五百八十架,大口径火炮七百余门,汽车坦克一万余辆,舰船五十多万吨。而我国重工业落后,上述装备完全依赖进口……”(以上数字见《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目统计荟萃1931──1945》,海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版)
  “我看何部长未免太悲观了!”冯玉祥越听越冒火,他觉得何应钦整个就是一个投降派,“我也来同你算笔账。你说说,日本有多少人口?”
“九千一百万。”
“中国呢?”
“四万万六千七百万。”
“中国国土?”
“一千一百四十二万平方公里。”(注:这是当时中国国土而积)
  “日本面积?”
  “约三十七万平方公里。”
  “这就对了!”冯玉祥拍案而起,叫道:“论人,我为敌五倍,论地我为敌三十倍。加上我堂堂中华民族,正义之师,保家卫国,人人奋勇杀敌,个个抗日争先,哪有不战而屈,甘心做亡国奴的道理?就算你要和,日本人未必愿和,中国老百姓未必愿意受辱。谁要是打算让出华北,他就得问一问,我答不答应,全国老百性答应不答应?!”
  冯玉祥的话显然给主和派增添了强大的压力。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势如大潮不可阻挡,如果政府一味迁就割土让地,就势必拂逆民心威信扫地。“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这句古训所蕴涵的警戒意味足以令每个执政者不敢掉以轻心。
  “焕章兄请坐下来,有话好好讲,不要发火嘛。”蒋介石没有表情地做个手势,用眼晴示意军政部长讲下去。
  “……众所周知,现代战争都以钢铁和国力取胜,应钦决非主张议降,而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决不要与日本开战。”何应钦转向蒋介石寻求支持。
  “依你之见,中日开战,我国能支持多久?”蒋介石问。
  “多则半月,少则十天,中国一定亡国。”何应钦回答。
  “哦嗬嗬,嗬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冯玉祥牙疼似的冷笑道。
  “此言并非应钦发明,乃故总理孙先生之名言。孙先生曾经有云:‘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日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何应钦站直身体毫不示弱大声说道。
  蒋介石脸色很难看。孙总理的话他曾在一篇关于“九·一八”东北问题的演说词中引用过,但那不过是他用以搪塞国内舆论的挡箭牌。孙中山的话是在十几年前说的,现在何应饮加以引用则使他难堪,今天的中国国力军力都远非孙中山时代可比,中日之战前景固然不妙,但是他心里有数,决不至于十天半月亡国。
  “委座钧鉴,应钦个人决非贪生怕死之辈,身为军人,就当马革裹尸,精忠报国。但是应钦所虑,乃是党国之前途,民族存亡之大计。此战一开,我军纵战至一兵一卒,但是天上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坦克,江河湖海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军舰,这样的仗有希望取胜么?……如果不能取胜,百姓惨遭屠戮,江山毁于一旦,即使我辈捐躯沙场,我们能够逃脱亡党亡国的历史罪责么?!……”军政部长声音越来越高,动情之处,不由得声泪俱下。
  一股阴冷的悲观情绪好像虫子一样爬上人们心头全场情绪黯然。
蒋介石心中十分恼火,又不好发作。娘希匹!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他该怎么办呢?会议久久冷场。要不是副秘书长陈布雷在一旁悄悄提醒应该散会休息,这会还不知开到何时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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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畏垒哪,白天你和岳军搞的什么名堂?”蒋介石和宋美龄坐在“美庐”半圆形露天阳台上,同夜访的不速之客陈布雷、张群打招呼。
  这是一个晴朗的庐山之夜,牯岭镇和四周别墅群亮起星星点点闪烁的灯火,给黑漆漆的大山点缀了些许华丽与生动的气息。
  张群,字岳军,中政委秘书长,同陈布雷并称蒋介石的两大心腹和智囊人物。白天的会议上,这两个足智多谋的秀才都不动声色,稳坐钓鱼台,对冯、何的“和”“战”之争不置一词。蒋介石凭着直感,觉得这两人准定另有想法。
  “校长认为和战孰利孰弊?”张群单刀直入地问。
  “我正想听听你的高见。”蒋介石很感兴趣地盯着这位幕僚,后者缓缓摇起一把折扇。
  “……敬之见之言,对党国一片赤忱,难能可贵。中日开战,中方必败无疑。”张群当然明白蒋介石此刻处境,就不慌不忙说道,“冯焕章主战亦有道理且不说乱党煽动,即以当前国民抗日呼声高涨来看,主和亦不可取。‘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依张先生之言,和、战均不可取,政府是否只好束手待毙?”美国回来的宋美龄不大喜欢中国政界这些摇鹅毛扇的人,她觉得他们个个都有些阴阳怪气,就在一旁插言。
  “大令,让岳军说下去。”蒋介石不高兴地摆摆手说,他比夫人更能洞悉这些幕僚的思路。
  “……和、战之争并非一无可取,并且和与战也不是绝对对立之物,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可见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和坏事。关键在于,如何将两者统一起来,趋其利,避其弊,才能转化困境,变被动为主动。”
  “依你之见?”蒋介石往前欠欠身。他隐隐感觉到什么,又一时没法说清,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我和畏垒都认为,和与战均不是目的,‘抗日图存’,重在一个‘抗’字上。抗,就是争取宝贵时间,等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岳军指教?”
  张群收住折扇,压低声音说出十六个字:
  “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
  蒋介石琢磨片刻,心头突然一亮。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战求和,和亦无望;不和之战,乃匹夫之勇,败亦亡国。只有以战求和,以和求安,才能鼓舞民众志气,使日本人不至于得寸进尺,确保天下长治久安。这种情形好比下棋,棋手必须掌握全盘攻防,进退有序,善于转化不利形势,这样才能应对自如化险为夷。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在于:中日战事一起,英美列强决不会熟视无睹。因为三十年代西方经济衰退,英美法德诸国在华投资剧增,许多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实际已经成为西方资本集团在华的利益所在。如果日本吞并中国,西方列强能坐视自身利益受损,放任日本称霸亚洲而袖手旁观么?
  如果打的结果是将西方打到中国一边,这样的“和”不是很有保障吗?······
  蒋介石没有说话,他站起身来,慢慢踱到阳台围栏边上驻足沉思。
  夜空深邃,星群闪烁,一柄酷似扫帚模样的彗星高高地悬挂在西南天际。扫帚的尾巴正好指向东北方向。按照迷信的说法,那是灾难和战争即将降临的不祥之兆,蒋介石当然不相信迷信,但是彗星的出现还是使他感到震惊,他觉得冥冥之中是否有种神秘意志在向他昭示什么。
  ……五年前?“一·二八”淞沪战事初起,国人惊恐,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奋起抵抗的结果,是西方列强终于出面干涉,才迫使日本人签汀了“淞沪停战协定”。现在日本人大举入关,平津一线重兵压境,华北无险可据。既然华北沦陷已经不可避免与其让日本人牵着鼻子被动地挨打,不如找个敏感的地方先下手为强,打个主动?
  “引火烧身”,他想到这句成语。如果将英美在华利益同中日战争紧紧地绑在一起,那么这烧身之火就必将烧疼英美,最终英美必将出面遏制日本人的野心。
  当然如果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好,因为日本人决不是英美列强的对手。蒋介石曾经留学日本,谙熟大和民族欺软怕硬的性格。别看日本人在亚洲为所欲为称王称霸,他们从天皇到平民都患有“恐欧症”,视西洋人为妖魔鬼怪。据说威风八面的明治天皇有句流传于世的名言:“宁可忍耐,千万别同英美开战!”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蒋介石的拳头慢慢攥紧起来,他的目光从庐山的夜空向中国大地逡巡。此刻他的思想已经挣脱了现实夹缝的束缚,找到一片可供驰骋的广阔空间。
  那么,什么地方才是英美最敏感的神经部位呢?……
  独裁者思维的响箭几乎不用选择就立即射向东方漆黑的夜空,在距离“美庐”别墅大约一干公里以外的东海之滨黄埔之江畔,有一座他最最熟悉和被称做“西方冒险家乐园”的远东第一大繁华城市。
  ──那就是上海。
  毫无疑问。只有上海才是他所需要的最能触动英美神经的敏感部位!蒋介石防佛已经看见黄浦滩上那座不夜城的霓虹灯在炮火中化为彩色的碎片飞溅。
  天幕上,那颗神秘的彗星依然将帚柄一动不动指向东方。也就是说,当委员长决心牺牲局部以换取全局图存的铁血意志一旦形成之时,一道巨大的血光之灾就将死亡的阴影悄悄地笼罩在本世纪中国最繁华的十里洋场和几百万醉生梦死的上海人头上。
  “岳军、畏垒哪,你们贡献的十六字国策很好嘛,我考虑考虑再说……”
  蒋介石转过身平静说道。
  幕僚相视一笑,他们都是极聪明的人。连忙起身告辞。
  送走客人,蒋介石感到淤积心头的燠热和烦躁消失殆尽,凉风习习拂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大令,依你对英美的见解,西方人对中日之战会袖手旁观吗?”一向独断专行的先生忽然小心翼翼地征求夫人的意见。
  “据我所知,英美都是热爱和平和正义的国家,他们决不能容忍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夫人肯定地回答道,“……子文有许多有权力的英美议员朋友向他保证,英美政府将全力保障中国的独立和平,以防止苏俄共产主义向东方蔓延。”
  蒋介石感到心头一阵轻松。
  夫人的话虽然不能代表英美政府的诺言,但是他凭着一个东方政治家的眼光去体察西方列强的处境,他觉得英美诸国怎么也不可能听凭中国遭受日本侵略而无动于衷。如果日本占领整个中国乃至亚洲,英美殖民者不同样也是受害者吗?
  当一个弱国面对强国威胁时,作为国家领袖和独裁者的蒋介石必须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意志力,并以赴汤蹈火的勇气才能扭转乾坤于民族危亡之际。“东方忍者!”在日本词典中,忍者就是古代那种不屈不挠的武士的代称。而蒋介石觉得,此时的他就像一个即将与敌人决斗的东方忍者。
  一个侍卫悄悄进来,小声报告早晨山下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蒋介石摆摆手,他觉得任何敌人企图暗算他的阴谋都是微不足道的和注定不会成功的。
  ……信心百倍,坚定不移,以柔克刚,视死如归。将中国古老的谋略同忍者的坚韧精神结合起来,什么样的敌人不能被五千年的中国文明打败呢?
回到屋里,他吩咐侍从:“明天一早叫宋部长来见我……钱主任马上到会议室,带上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全部军事部署和防御工事地图。”
  七月十六,著名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枯岭镇如期举行。
  十七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谈话,提出解决芦沟桥事变的四个条件。
  二十三日,共产党代表提出实行抗战的八项具体办法。
& & 二十八日之后仅仅两天,华北最大城市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
& & 三十一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称:“……和平既然已经绝望,只有抗战到底……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同日,国民党政府开始释放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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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下旬,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官兼机械化第五军军长张治中陆军上将接到委员长密令:以一个整编主力师化装成宪兵和地方保安队,乘夜间隐蔽开进上海虹桥、龙华西飞机场,并在松江、浏河、太仓一带秘密布防,集结待命。
  另将第五军两个主力师,辅以江苏省五个保安团前出到苏州、江阴、无锡一线,取主动进攻姿态。
  至此,中日两国战争机器已经全力启动,迎面相向飞驰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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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燃烧的太阳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二月的日本东京。
  当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流夹风带雪从遥远的极地深处气势汹汹闯过日本海峡,闯入灯火辉煌繁华似锦的东京大街上的时候,笼罩整个日本的辞旧迎新的节日气氛丝毫没有因为这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的突然袭击而受到影响。爆竹声声,歌舞升平,人们踏着厚厚的积雪互相拜年,恭贺新禧;当新年钟声一齐敲响的时候,大街小巷到处是彻夜狂欢和醉醺醺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的酒气和刺鼻的爆竹硝烟久久都不肯消散。
  皇道派军人香田清真大尉坐在军官宿舍的“踏踏米”上用心擦拭军刀。他擦得那样专注,那样充满激情,以至于完全忘掉了那个坐在角落里为他弹琴的姑娘,他的情人兼艺伎和田寿子小姐。
  大尉手中的军刀决不是一把普通的战刀,它是一柄由日本天皇御赐的敕号“菊广”的军刀。御赐军刀象征帝国的荣誉,它增加了日本军人的自豪感,象征佩刀军人应当具有随时效忠天皇的献身精神。
  琴声悠扬,军刀在柔和的灯光下发出青森森的令人愉悦的寒光。四周很静,那些悠扬的音符好像花瓣一样纷纷在他身边飘落,但是大尉却毫无知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擦拭那把军刀。
  明天,不,准确说再过几小时,他指挥的起义部队就要接管师团司令部,同时在东京发动推翻冈田内阁和政府的军事政变。政变口号:“保卫天皇”,“讨伐奸佞”。政变宗旨:“下克上”,“统一亚洲”。
  门外有了纷乱的脚步,一群下级军官拥进屋来。
  大尉依然目不斜视正襟危坐。他将那柄早已擦拭得一尘不染光可鉴人的军刀慢慢举起来,目光迎着冷嗖嗖的刀光,足足对视了几分钟。来人很快安静下来,屋里的空气沉重得如凝固一般。大尉终于重重吐出一口气来,把军刀满意地插回刀鞘。
“……弹你的琴,别管我们的事!”大尉警告寿子,然后环视他的同谋和战友,略一低头说:“诸君,今晚的任务,就拜托各位了!”
军人们个个坐得笔挺,粗重的呼吸此起彼伏,空气中只有细细的琴弦拨出的旋律在轻抚着人们紧张的神经。
  这是一群生机勃勃平均年龄决不会超过二十五岁的年轻的阴谋分子;四名大尉(连级),五名中尉(准连级)。有人嘴唇上刚刚冒出浅浅的软胡髭。但是他们每个人表情都极为严肃,目光中流露出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
  “……诸君想必还记得古代奈良四十七个浪人的故事吧?那些浪人为了替主人报仇,万死不辞,最后全部切腹自杀……今天下午,我已经以一个武土的身份到明治神宫参拜了天照大神。当我默默向神祈求保佑时,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了四十七个浪人的故事……
  “今天的日本,奸臣当道,内阁腐败,圣上受佞臣蒙蔽……这些都是日本武士的耻辱!谁来拯救日本,铲除奸佞,杀死腐败分子。维护圣上的神圣意志?……如果我们听任那些腐朽的统制派重臣元老为所欲为,听任他们排挤受人尊敬的荒木、真崎将军,那么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担负如此重大历吏使命并决心改变日本前途的竟然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他们全都毕业于军校,雄心勃勃,疯狂,富有扩张和献身的理想和激情。在他们看来,如果日本不能马上实行天皇亲政和军人掌权,日本不立即进攻中国和苏联。那么他们的前途就没有指望,他们作为军人的存在就等于毫无意义。
  “……现在请各位跟我一起宣誓:如果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让神保佑成功。如果我们错了,请神让起义失败……我将在皇宫前面切腹自杀,以谢皇恩!……”
  这是一种传统的日本武士道宣言。军人们全都被来自本民族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传统所感动,所激励,因此个个大义凛然,誓言铿锵。沉重的夜幕掩盖了阴谋,也掩盖了紧靠皇宫南侧的这只即将引爆的危险的火药桶。只有寿子姑娘的古琴依然不紧不慢地拨弄着一串串单调的音符仿佛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崖石般沉重的屋子四周撞来撞去,然后很快钻出屋子不见了。
  会议结束,军人们起身离去。此时距起义还有三个多小时,大尉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好像一头即将出笼的猛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时一直被隐没在墙角阴影里的那架古琴却分明不愿再受人忽视,它一反最初温文尔雅的忧伤曲调,以急促的弹拨、高亢的节奏、颤动的不可遏制的激情和盘托出一颗有血有肉的女人灵魂的全部呼唤和期待。大尉先是惊愕,停止走动;继而受到震撼,侧耳倾听。忽然“嘣”地一声,琴弦被拨断,寿子抬起头来,她早已泪流满面。
  “……我要你同我一起死。”大尉稍微一踌躇,没有表情地说,“拜托啦!”
  “是的,香田君,我愿意去死。”女人深深一鞠躬。
“真是感谢你,寿子。”军人感动地把女人搂在怀里,“为了神圣的天皇陛下,你我的生命都微不足道……”
  二月二十七日凌晨四时、驻扎东京的日本近卫第一师团大约一千四百多名士兵在一批下级军官带领下开出兵营,攻占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国全大厦、首相官邸等,杀死包括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过锭太郎在内的一批政府官员,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并包围皇宫实行“兵谏”。首相冈田启介侥幸死里逃生。全国与东京的联络中断,政府内阁和军部首脑机关陷于瘫痪。
这就是日本近代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二·二六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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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皇宫。
因为头天晚上观看歌剧《忠臣藏》,天皇裕仁睡得很晚。那是一出颂扬日本传统精神:复仇、暴力、忠君爱国和自我牺牲的古老剧目,由日本著名男歌伎大岛九也主演。剧院由于天皇陛下的驾临而气氛格外热烈,许多人热泪盈眶不能自已。演出中间,全体演员和观众几次三呼万岁。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因此天皇情绪受到感染,回皇宫失了眠好久,后来又写下几首文理不大通畅的俳句。
  刚睡下不久,就被一名内宫文官唤醒。那官员神色慌张,说话几乎语无伦次,天皇懵懂了好一阵才弄明白,原来外面陆军叛乱。已经包围了皇宫。
  陛下深受震动,脸色苍白,以至于嘴角哆嗦了好一会儿才把衣服穿好。
  如果去掉罩在天皇头上那种万众景仰的神灵般的光环,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传说中天照大神的第124代后裔其实只是一位相貌平常身材尤其矮小的三十五岁的日本男人。如果我们的目光再稍稍挑剔一些的话,我们将发现这位天皇不仅前额窄小,眼珠凸突,一双易怒的鼻翼常常无缘无故地翕动,而且背脊有些佝偻,走路脚步相当拖沓,准确说不是走而是在地上磨蹭,这就容易使人联想起一条患了遗传变异病的性情古怪的热带鱼。
  由于日本皇室的历史源远流长,为保持血统纯正,宫内规定不得与平民通婚。因此久而久之,皇族的后代们身上就有了许多近亲繁殖的可疑迹象;比如骨骼短小,智力低;精神不大正常,等等。昭和天皇裕仁的父亲大正天皇死于神经错乱和疯癫就是一个例证。问题在于近亲繁殖并不妨碍血统依然高贵,所以年轻天皇的一举一动仍然受到日本公众的疯狂崇拜。
  当满脸阴云的天皇陛下被众人簇拥着出现在内宫省那幢用于觐见的大屋子的时候,已经等候在这里并且议论纷纷惊慌不安的内阁大臣、贵族元老和军部首脑立刻匍伏在地鸦雀无声。
  “你们请起来吧,”天皇在一把镶有菊花浮雕徽纹的檀木椅子上坐下来,俯身环顾他的大臣们,“谁来告诉朕,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
  天皇说话的语调相当古怪,不是通常日语中使用的降调而是一种升调,并伴有咝咝的漏气声。人们屏息静气,没有人敢贸然启奏。
  “冈田首相来了没有?让首相同朕说话!”天皇不耐烦地提高声音说道。皇宫外面时有断断续续的枪声传来。他觉得与其说叛乱分子可恨,不如说眼前这班没用的满朝文武让人失望。
  内大臣后藤只得鼓起勇气,将外面传来的各种可怕消息如实禀告:叛军已经占领市内各要害部门和军政首脑机关。盛传已有几位内阁大臣被杀害,首相下落不明,等等。皇宫外面的叛军已经提出三点要求:晋见天皇,改组现行内阁体制,现役军人参政议政等。
  “你们陆军该怎么解释?”年轻的天皇大为震怒,愤愤地把头转向陆军大臣林铣十郎。
  林铣十郎,陆军大将,统制派首领,“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和“下克上”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制造皇姑屯事件,当时身为日本驻朝鲜军总司令的林铣十郎大将在天皇裕仁的默许下,悍然派出两个师团越过鸭绿江,一举攻占东北全境。
  “臣束军不严,愿领罪责。”林铣十郎表面诚惶诚恐,内心里却并不惧怕天皇发怒,甚至暗暗有些幸灾乐祸,“但是据臣所知。叛军并非对圣上不敬而是对陆军长期受压不满,臣斗胆念几句叛军的《纲领宣言》:‘……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帅……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之尊严,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军人之职责乃是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之阴谋,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神圣义务……’云云。”
  “林铣将军是不是认为应该向叛军的要求屈服?”后藤大臣看出将军们全都不怀好意,他们企图利用叛军来达到要挟天皇的目的,于是就针锋相对地反击。
  “内大臣的话恐怕言过其实吧?”林铣十郎厉声说道。他自恃兵权在握,根本不把内阁文官们放在眼里:“军队里派系之争乃是叛乱的祸根,自然应予严厉整肃,但是陆军中的普遍要求也不能不予重视……”
  “陆军军纪松懈,纵兵叛乱,陆军大臣应当向皇上请罪,引咎辞职!”内大臣毫不退让,大声说道。
  “启禀圣上,镇压叛军乃当务之急,平叛之后,臣愿与内阁一道总辞职!”很明显,统制派将军决心利用内阁的困境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要清除陆军内的老对手“皇道派”,又要在内阁里实现军人组阁。
  天皇沉吟不悟。
  大臣的争吵使他感到头痛。他毕竟还年轻,经验不足,从未经历过政变这样的大事。他的大臣们都是大正时代甚至明治时代的功臣,年高德劭,诡计多端,表面恭维背地里未必把他放在眼里。身为一国之君,如果连这些恃功自傲心怀鬼胎的群臣都制服不了,怎么做到大治天下呢?
  “我认为天皇应该体谅陆军方面的心情,宣布赦免那些忠于天皇的军人的不敬行为。”天皇的叔父,陆军中将朝香宫亲王站出来奏议,他是众所周知的“皇道派”支持者之一:“……铲除奸佞,效忠天皇是他们的天职,皇上能伤害陆军的这种感情吗?”
  统制派将领,陆军大将松井石根针锋相对地反驳:“叛军所为已经有损神圣国体,为全体陆军将士所不容,皇上如果加以赦免,不是太宽大无边了吗?”
  朝香宫立即反唇相讥:“陆军方面‘下克上’,实属不得己之举,昭和六年‘满洲事变’,陆军不是也有过类似举动吗?那时天皇并没有追究林铣将军的越权责任啊!”
  松井毫不退让:“怎么可以把向故国满洲宣战和犯上作乱混为一谈呢?亲王身为陆军中将,难道连什么是对外宣战和把枪口对准皇宫也分不清楚吗?!”
  两人面红耳赤,怒目相向。皇宫里三足鼎立,各不相让,气氛十分紧张。
  处在漩涡中心的天皇裕仁反倒冷静下来。从感情上讲,他对“皇道派”的作为甚至抱有相当的赞赏心情。这批年轻军官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兵谏,杀了内阁大臣,他们一定已经做好杀身成仁的精神准备。如果所有的日本国民,尤其是文武大臣都能这样忠心耿耿为皇室献身而不是各谋私利勾心斗角,那么日本统一亚洲“八竑一宇”的大业有什么不能完成的呢?
  不是天皇不能容忍不敬行为,而是皇权本身不容丝毫冒犯。谁要是犯了不敬罪,谁就得赐死,而不管你动机如何。关键问题在于,政变事件是个绝好机会,他正好把那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元老、重臣和功高盖主的将军们统统赶下台去。
  为了这个目的,那些年轻的叛乱者就必须赐死,成为献上皇权祭坛的一群牺牲品。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统治者都是利益而非情感的动物,权力之争从来都要以流血为代价;要么你支配国家,要么被人支配,二者必居其一。
  裕仁嘴角动了动,发出一声不令人察觉的叹息,然后稍稍变换了一下僵硬的坐姿,威严地咳了一声。
“你们都退下去,“他生硬地挤出一个生气的表情,一双白眼珠毫无生气地圆瞪着,“……如果陆军不能马上镇压叛军,朕将亲自出宫去劝他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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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压叛军的工作又在互不相让的争吵中拖延了三天。直到二十九日上午,大批从京都附近和甲府调来的部队才陆续开进城来。天皇的敕谕被印成传单从飞机上撒下来,纷纷扬扬好像漫天飞舞的雪片落在东京街道上。下午二时左右,叛军开始被天皇诏书瓦解,许多士兵放下手中的武器并返回各自的兵营。晚七时,叛军军官决定放弃兵谏集体投降,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只有香田大尉拒绝放下武器,他独自走到皇宫门前的空地上,仰天长啸,然后拔出军刀剖腹自杀。几小时后,寿子姑娘从收音机里得知大尉死讯,亦在屋子里自缢身亡。
  此后一周,日本军方对政变部队进行了严酷镇压。参与谋反的军官被判刑,士兵被集体遣送劳改农场或者矿山做苦工赎罪。共有十三名军官、四名文官被执行死刑。他们被蒙上眼睛绑在柱子上,前额和左胸被红笔画上靶标。但是他们人人都毫无惧色,临刑前三呼万岁,唱国歌《君之代》,场面很是壮烈感人。
  军部上层和内阁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四名陆军大将被解职,几乎所有皇道派将领都受到清洗。内阁被责令总辞职,那位同情叛军的朝香宫亲王受到贬黜。被编入预备役,不再过问军政大事。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同亲王针锋相对的松井石根大将也受到牵连,退出现役。但是仅仅事隔一年之后,这两个互不相让的老对头又被天皇同时召见,被任命为进攻中国上海和南京的庞大派遣兵团的正副指挥官,于是这对不大合拍的军事搭档就在后来日本帝国的侵略史上齐心协力写下一段臭名昭著又各自命运迥异的战争篇章。
  史称“二·二六事件”的未遂政变虽然没能成功,但是它对日本乃至亚洲局势的影响或者说后果都是巨大的,它促使日本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改变,直接促成和影响了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形成。裕仁天皇亲自参与边问整肃军队,打破现役军人不得参政的惯例,把那些主张对华作战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将军擢升到军部首脑机关和内阁里来。
此后我们看到一大串中国人民决不陌生的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和疯狂的战争罪犯;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小矶国昭、山本五十六、木村兵太郎、杉山元、武藤章、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他们的名字就是在“二·二六事件之后才陆续出现在日本侵华军队领导层和战争内阁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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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十二年,在日本天皇裕仁的默许和怂恿下,经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直接插手策划,北京郊外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一个月之后,上海发生著名的“大山事件”。
中日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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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云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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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当北方骤起的枪炮好像一阵阵预示不祥风暴的雷声传到东海之滨上空时,这座已经拥有四百万居民同时号称“东方巴黎”的亚洲最繁华都市立刻陷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和惊惧不安之中。种种经过证实和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好像蝗虫一样纷至沓来:日机轰炸北平,第二十九路军伤亡惨重;日军进攻天津、廊坊,北平弃守,保定危急;日军主力沿京汉、津浦铁路集结,有大规模南下进攻之势;等等。
  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上海早在上个世纪末叶已经成为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华贸易和投资的中心。到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外国资本主要是英、美、法、德、意、日等大国财团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一集中在上海,银行业投资的百分之七十九、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六十八、房地产业的百分之七十七均集中在上海,而上海对国内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占全国贸易额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因此上海的繁荣程度已经大大越过香港、东京、孟买、新加坡,成为名副其实的远东第一国际大都会。
  作为经济动物的上海人自然对战争威胁的迫近反应最为敏感和心情复杂。芦沟桥中日冲突刚起,消息传来当日,上海股市一片恐慌,股价暴跌,股民纷纷抛售股票。此后几周战争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军队频繁调动,列车被征用,外国商人都在准备撤离,国际国内航班预订一空。银行紧缩银根,营业部大门外挤满闻讯赶来提款的人群。报纸天天都有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号外满天飞,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战争,市场一片混乱。
  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相对发达的上海各阶层市民来说,战争无疑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灾难性场面。因为无论对任何个人来说,不管你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银行家、老板、股东还是职员、雇员或者临时工,要发家致富做买卖发展经济,一个简单和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安定团结。战争无疑将毁掉他们共同的饭碗。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全国人民,谁能在这场战争或者动乱中捞到好处呢?除了那个野心勃勃的日本天皇,恐怕只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国土匪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封建军阀。
  但是精神毕竟是重要的。
  因为这场战争是日本强盗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我们被迫进行一场正义战争,所以我们决不会屈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家卫国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除非你是卖国贼。问题在于国家是否兴亡有时并不取决于匹夫,也不取决于个人意志,好在中国人不大习惯思考国家大事,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群体情绪也就是道德正义和精神口号的支配。学生一上街,报纸一宣传,人们的抗日怒火就如同地下岩浆一样迸发出来: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战斗!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败日本鬼子,收复东三省!中华民族万岁!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小的不和谐在大的和谐中暂时得到统一,十里洋场的上海到处出现一派中国人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
  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正在睡觉的狮子,如果它一旦醒来。全世界都将听到它的吼声。”
  现在,这头东方睡狮终于要醒过来了。并且还要“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不管全世界是否听到这种吼声,或者这种吼声对它的敌人具有多大威慑力。但是醒来毕竟是醒来,而不是继续睡觉。
中国人民决心要用自己的血肉来筑起一道新的长城,尽管从任何意义上说长城都是一种历史文物而不是现代化的象征,他们还是决心不屈不挠用被老式步枪武装起来的精神迎接来自东海岛国那个咄咄逼人的大和民族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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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盛夏八月。
  北方日趋激烈的战争消息无疑使得所有驻扎在上海的日本军人感到神经紧张,停泊在黄浦江和吴淞口的日本军舰全部进入戒备状态,黑黝黝的大炮脱掉炮衣扬起炮口,海军陆战队员在闸北、虹口一带街头和楼房加紧构筑阵地抢修工事。九日上午,陆战队军曹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要藏接受一道命令:到虹桥路一带进行侦察,侦察目标是虹桥军用飞机场内中国守备部队的动向。
  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日军司令部不断接到各种情报,说大批中国军队秘密进驻虹桥机场,并且夜间有许多车辆开进开出。“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日双方虽未宣战,但是根据日本政府指示,领事馆已经开始分批撤退日本侨民,这就是说,战争随时可能全面爆发。
  陆战队司令官对上海地区中国军队的频繁调动深感不安,因此大山和斋藤接受任务时受到再三叮嘱:一定要设法弄清楚机场内中国军队的增兵情况。
  大山横勇,二十五岁,日本横滨人,军阶属于准军官阶级,大约相当于班长。斋藤十九岁,见习水兵。从外表看,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大和民族的子孙:腿短腰粗,身体结实,营养充足的脸上泛着红光,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十时四十分,领受任务的陆战队员登上一辆草绿色的三轮军用摩托,摩托车轰隆隆发动之后尖叫着开出江山码头司令部大门,然后一拐弯驶上繁华的上海大街。
  八月烈日下的上海市区,到处一片暑气蒸腾溽热难耐。柏油路面被滚烫的太阳烤化了,在车轮下面发出吱吱的难听的呻吟声。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驾驶现代化的摩托车,马达轰得出响,在上海大街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行人如同白天见了鬼怪,纷纷避之惟恐不及。
  这种情形使来白日本岛国的大山和斋藤们很感自豪。
  你们支那(中国)不是号称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吗?你们不是拥有四万万五千万龙的子孙吗?可是来瞧瞧,你们都是些什么病夫模样吧:营养不良,衣冠不整,面黄肌瘦,畏畏缩缩,就连平时那些神气十足作威作福的中国警察也个个面带菜色。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不被侵略,不被奴役呢?作为异族军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他们在鄙夷中国人的同时也就不知不觉膨胀了自身的强大和优越感。
  从地图上看,公元一九三七年的日本军用摩托车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路线由北向西开进:从苏州河北岸的公平路、长治路出发,向南经过外白渡桥,然后再向西经过繁华的四川路、南京路横穿市区,大约一小时之后来到城郊的虹桥路,也就是今天上海著名的虹桥宾馆和虹桥开发区一带。
  戒备森严的虹桥军用机场出现在眼前。
  日本摩托车的嚣张气焰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有了收敛,因为海军陆战队员毕竟懂得机关枪能够打穿脑袋的简单道理。他们先在外围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徒劳地开了几个来回,远远看见机场门口堆了许多沙袋,工事里架了轻机枪,机场内好像增加了许多帐篷。因为距离远,看不大真切,又绕到机场后面的一块菜地,趴在地上探头探脑地侦察了一会儿,依然不甚了了。大山军曹心里很生气,八嘎牙路地骂一阵,觉得这些支那兵真可恨,简直存心叫他们完不成任务。
  完不成任务的日本军人回去是要挨耳光甚至关禁闭的。
  下午二时半,陆战队员进了一家日本侨民开的小酒馆,喝光一瓶中国烧酒,吃了许多日本生鱼片生菜,有过路人还听见他们乱吼乱叫地唱日本军歌。“一·二八凇沪抗战”之后,根据停战协定,中国正规军撤出上海市区,日本军队却不受此限制,因此受惯欺负的中国老百姓见了醉醺醺的日本兵都好像老鼠见了猫,连吃斋念佛的老大大都拼命挪动小脚逃得飞快。
  几杯酒下肚,大山军曹的优越感开始起作用。日本军人是天皇陛下的神圣卫士,是战无不胜的帝国军队,虹桥机场的支那兵算什么?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扛着破铜烂铁的叫花子,叫花子敢阻挡大日本皇军的一往无前的步伐么?
  虽然虹轿机场不在日本军队管辖之下,但是既然机场内有了可疑迹象,他们就理所当然要进去搜一搜,弄个水落石出。何况机场就在陆战队眼皮子底下,谅那些骨瘦如柴的支那兵也不敢把日本军人怎么样。
有酒壮胆,又有帝国皇军的八面威风撑腰,两名海军陆战队员吼了一阵军歌之后出了小酒馆。下午四时半左右,当地人看见两个歪歪倒倒的日本兵互相搀扶着跨上摩托车,发动机劈劈啪啪乱响一阵,摩托车就载着他们朝虹桥机场大门疾驰而去。
  中国陆军第九集团军独立第二旅警卫营少尉排长肖龙远在机场大门担任哨位值星官。
  第二旅是在七月下旬根据委员长命令夜间隐蔽进入上海机场的,哨位一律换上地方保安团的服装。因为北方形势紧张,战争实际上已经打响,所以全旅官兵高度戒备,机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八月九日,一辆草绿色的日本军用摩托车在机场附近转来转去,引起哨位警惕。肖排长将情况及时汇报上级,得到指示继续监视,加强警戒。
  中午过后,日本摩托车终于在远处土路上消失了,一切平静如初。肖排长回到值班室记下当天的值班日记,又到各处哨位转了转,然后等待交岗回营房休息。
  正点差一刻,离交岗还有半小时,那辆可疑的摩托车突然从岔路出现,并且加大油门朝机场冲来。岗哨当即对天鸣枪示警,日本摩托车才在军事警戒线外紧急刹住。
  车上跳下来两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军人,叽哩呱啦地嚷了一通,谁也没法听懂他们的意思。直到营部派来一个翻译,才知道他们要进机场里面去试车。
  “……妈拉个巴子!告诉他们,要试车滚回日本去试,老子这里禁止通行!”肖排长是军人,中国军人见到日本人容易发火,何况肖排长家在东北,想起松花江就不大容易控制住感情。
  日本人看见中国兵个个荷枪实弹,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大约觉得奇怪,这些平时窝里窝囊的支那兵什么时候脾气变得大起来?看来硬闯是行不通的,就八嘎牙路地骂了一阵,然后掉转车头开走了。
  中国官兵刚刚松了一口气,肖排长正要回去交岗,那辆摩托车却又飞驰而来,拖着一溜长长的烟尘。
  这回是要进机场见中国长官。
  肖排长勃然大怒,妈拉个巴子,这些日本鬼子分明是在同他捣乱!要是换了别的随便什么中国人,他准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可是眼前这些家伙毕竟是日本人,上级有进指示,同日本人打交通尤其要慎重。因此肖排长虽然窝了一肚子火,腰杆却总是不大挺得直。
  日本兵的要求遭到拒绝,仍不肯死心,就要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他们一面发动摩托车,表面上好像准备离去,趁卫兵不防,却突然加大油门,孤注一掷地闯过停车线,朝机场大门里冲去。
  应该说,一般情况下中国官兵是有相当克制的,或者说步步退让。因为挑起事端之后,不论有理没理吃亏的往往都是中国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日本人为所欲为的坏毛病。但是这次情况有所不同:日本人在北方芦沟桥存心要打,所以百般寻衅,而这里却是中国人重兵在握,因此不怕日本人无理滋事。
  肖排长顿时眼睛冒出火来。
  他当然知道如果让日本人窥破军事秘密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这就等于把中国军人逼到绝路上。人类和兽类都是这样:一没有退路,就只能选择反抗。“困兽犹斗”是这个意思,“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也是这个意思。
  岗哨阻拦无效,当即奉命朝摩托车开火。日本兵竟然不顾一切,发疯一般边加速边还击,子弹嗖嗖地掠过天空。肖排长急了,抱过轻机枪嘟嘟一阵猛射,打得摩托车好像表演特技-一样飞起来栽进路边水沟里,轮子仰面朝天地空转。
  两名日本兵鲜血四溅,浑身的枪眼好像筛子,当场死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山事件”。事件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和升级提供了一个貌似重大的理由和借口。
  芦沟桥“七·七事变”,日本人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就悍然出兵华北,那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什么不可以找个理由奋起反击?其实纵观人类战争史,两国两军交兵交战,或者两党两派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力和机会才是至关重要的动因,而任何理由都是掩人耳目的借口,有没有借口都可以被制造出来。
  “大山事件”被紧急汇报给南京最高当局。
  机场方面采取紧急措施,中国军队沿虹桥路实行戒严。上海市警察局接到命令,十万火急从死牢里提出一个犯了死罪的强盗,就地枪决后给尸体换上军装,运到机场门口布置日军先开枪打死我卫兵的生动假象。据当时任中国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的史说老人撰文回忆:“八月九日,化装保安部队的步兵旅士兵……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凇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亮与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队服装,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说是日本军营要强进机场大门时,先把我卫兵打死,以便与日本人交涉……以上这些情况是松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亲口告诉我的。当时警备司令部参谋现浙江省参事室主任刘劲持也记忆相同。”(见《八·一三凇沪抗战 ─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九十一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出版)。
各国驻沪使节和中外记者都被邀请到现场拍照和披露事件真相。消息传出,舆论沸沸扬扬,中国民众义愤填膺,抗日呼声高涨,上海市民学生又上街去喊了许多口号。日本方面吃了哑巴亏,在舆论上又处于下风,因此暂时无话可说,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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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旗舰“出云号”停泊在吴凇口外的长江江面上。
  如果以我们今天现代化的战争眼光看,这艘老式日本舰艇无疑当属于历史展品之一。它甲板宽大,航速缓慢,是各种导弹和空中打击的显著目标。但是仅仅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这艘大型驱逐舰无论被派往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称得上火力强大和耀武扬威:排水量一万吨,航速三十六节(每小时六十五公里),超大口径舰炮十多门,高平两用炮及机关炮三十余门,另有鱼雷、深水炸弹、水雷发射器十多座。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就是这艘“出云号”率领日本舰队封锁中国海岸并对上海守军进行了猛烈炮击。
  日本帝国在上海驻军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马关条约》之后。那时候日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都象征性地派驻海军陆战队予以保护。义和团失败后,各国列强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大大增加在中国的驻军,日本自然不甘落后,将海军陆战队员派到了中国内地的重庆、沙市。“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结果,日本不仅获得在上海增加驻军的特权,而且还派出一支庞大的第三舰队常驻上海、旅顺、青岛等港口和在中国近海游弋。
  一九三七年八月,这艘巨大的日本旗舰静静地停泊在中国江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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