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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有多少部级干部？谁能享受部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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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副部长待遇退休后差别大；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也是副部级干部
全国有多少部级干部？有多少部级机构？
& & 在行政级别不同意味着政治、经济、医疗等诸多待遇差别的中国，部级机构存在于各个系统，不仅在党政系统、人大、政协，还存在于一些事业机构和社会团体里。
& & “中央部门”部级干部超百人
& & 部级机构集中在中央部门，国务院所属机构最多。目前，国务院所属机构中，正部级机构不少于55个。
& & 27个组成部门都是正部级，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和国资委也是正部级。
& & 国务院直属机构中，8个 “总局”、“总署”是正部级机构。4个办事机构法制办、侨办、港澳办、国务院研究室都是正部级。国务院还下设14个事业单位，他们都有行政级别，其中中科院、新华社、社科院等科研机构以及证监会、国研中心等11个部门是正部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中，三峡办、南水北调办、国务院扶贫办也是正部级机构。
& & 部级机构另一集中系统是在党的中央部门，除中纪委与国务院下属的监察部合署外，中组部、中宣部、中编办等15个中央部门都是正部级机构，人民日报、中央党校、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等4个事业单位也是正部级机构。
& & 上述这些部门的领导都是正部级干部，但有些部门如公安部、宣传部、中央党校的主要领导由国家领导人兼任，通常由正部级干部担任常务副职。
& & 照此算来，中央党政系统的部级单位至少有74个，但正部级干部不止74个，因为有的副职也是正部级干部担任。
& & 中国还有19个地位特殊、社会影响广泛的社会团体。其领导都有行政级别，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残联、科协、全国侨联等10个左右的机构主要领导都是正部级干部。
& &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民主党派的干部也属于“参公管理”，8大民主党派中央主席一般都是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的领导职务，但副职和常务副职也有正部级干部。
& & 保守匡算，“中央部门”的部级干部（不含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应该超过100人。
& & 地方上31个省份，基本每个省份有3名部级干部，分别是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政协主席，其中5个由政治局委员兼任书记的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单设，实际上每个地方也是3名省部级干部。
& & 部长副部长待遇退休后差别大
& & 官至部级，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层领导，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享有专车。
& & 虽然副部级干部也有事实上的专车，但严格的政策规定是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相对固定工作用车”。按规定，正省部长级干部配备价格在45万元以内的小轿车；副部长级的标准在35万以内，排气量都在3.0升及以下。
& & 正部级干部与副部级干部的办公室大小也不一样。部级干部的办公室面积不能超过54平方米，副部级的不超过42平方米。
& & 在住房方面，房改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2001年公开颁布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规定，正部级干部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为220平方米，副部级190平方米。
& & 一位老干系统的干部说，部长和副部长的待遇，在任时差别并不大，不过退休后会有明显差别。
& & 根据有关部门关于离退休干部工作机制设置的通知规定，老干部局（处）的工作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医护人员、司机等，在人员配备上，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与退休干部的比例是1∶30，但对离退休的正副部级干部则是按1∶1配备人员。
& & 但正副部长之间的退休待遇是有差别的，退休后部级干部可以有专车，副部级就没有了，但也会保证用车。部长退休了还有专职秘书，副部长不会再配秘书，但如果退休后还在一些学会、协会兼职，这些单位一般都会配备秘书。此外，一些在原单位威信高的副部级干部，原单位也会安排相对固定人员为其服务。“但那也就是刚退下来那几年有，之后就没有秘书了。”一位已退休的副部长说。
& & “差别大的在于医疗。”这位老干部退休时是副部级，目前已经提高为正部级医疗待遇。
& & 他说，副部级的医疗证封皮是蓝色的，正部级是绿色的。凭医疗证去看病，不用排队挂号，住院也可以享受单间病房。二者的报销程序也不一样，正部级的费用直接由卫生部门与医院结算，副部级的费用则要到原单位报销。
& & 谁能“享受”部级待遇？
& & 在媒体报道中，经常会出现 “部长级待遇”、“副部长级待遇”等字眼。这意味着，有些人可能级别达不到部级，但可以享受部级的待遇。
& & 提高享受待遇是离退休干部政策之一，可以是综合待遇，也可以是单项待遇如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医疗待遇中的一项。
& & 1984年，中央就在全国范围内将一些稍低级别的干部提高为享受（副）部级待遇，或（副）部级医疗待遇。
& & 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中央又提高了一些老干部的医疗待遇。
& &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通知，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为正、副厅局级的离休干部，可以提高享受省 （部）长级医疗待遇。日至日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为副厅局级的离休干部，可以提高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日至日参加革命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为副厅局级的离休干部，提高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
& & 在云南，省内全部37名老红军现在也都享受副部级以上医疗待遇。
& & 不仅是老干部，在职人员中，“享受待遇”也很常见。两院院士就可以享受副部级干部的乘车和医疗待遇。
& & 事业单位中，教育部已有31所直属高校校长明确为副部级干部，但学校的级别没有提升，国家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都是副部级干部。一些团体的领导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都是副部级干部。此外，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也是副部级干部。 （ 摘自《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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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信息是全国部级官员4000人，加上退休的应该在20000左右，其中多数是副部级，所有部长副部长，省委常委、计划单列市市长书记都是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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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中将以上的都算部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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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中，教育部已有31所直属高校校长明确为副部级干部，但学校的级别没有提升，国家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都是副部级干部。一些团体的领导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都是副部级干部。此外，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也是副部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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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森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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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估计等几辈子也没有这个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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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常委变动知多少本届地方党委任期过半
从调职情况看，发达地区的常委受提拔重用的几率更大，其提拔重用都是“外调”完成，不抢占本地资源。在升任或转任其他职务时，不同岗位的常委，拥有的机会并不一样。以本轮换届后的常委调整为例，能升省长的常委，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 2014年7月3日，原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调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官至正部级。 现年57岁的尚勇，2008年由科技部副部长转任江西省纪委书记，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换届时获得连任。但在换届至今三年不到，尚勇的职务两次变动—2012年2月升任省委副书记，这次他“转战”中国科协。 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换届共产生了13名常委，到目前三年不到，已经有6人调离江西，加上原省委秘书长赵智勇被免职，常委更换过半。 常委“更换”频繁，并非江西独有。截至目前，31个省市区中，每个省区都有常委被调整，最多的是西藏、江西，各有7人不在本地担任常委，较少的有海南、甘肃、山东，各有1人被调离。 按惯例，全国党代会前，地方党委先换届。十八大前，31个省市区自2011年10月开始换届，到2012年6月结束，共产生常委404人，任期到目前刚至届中。 换届后，新的调整随即开始，原安徽省长王三运2010年10月30月连任安徽省委常委，当年12月12日就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原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接替他，当了一年三个月的安徽省省长后，又回北京任国家卫计委主任。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截至2014年7月8日，本届404名省级常委中，已有103人不再担任本省常委，包括落马的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等7人，比例达25%。 另有60人虽然还在省内任常委，但分工已经调整，如从统战部长转任省委秘书长等。本届省级常委中，总计已有163人不再担任换届时的职务，比例超过40%。 超半数异地任职者获晋升 不再在本省担任常委的103人中，除了7人落马外，正常调整职务的有96人，其中有9人是“戎装”常委，87人是地方党政干部。 总体而言，这些常委职务调整的原因主要有退休、升职、平级调动三大类。9名戎装常委中退休、升职、平级调动各占3名。87名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地方党政领导中，退休的只有四川省长蒋巨峰，另有5人到龄后转任人大、政协副职。 87人中，半数以上都获得了升迁。从副部升正部的最多，共有20人。其中有10人通过“外调”实现升迁，另外10人就地提拔，其中8人从常委（或副书记）升任政协主席。 需要注意的是，从地方党委常委（副书记）转任政协、人大正职领导，并不意味着仕途终点站。如天津副书记何立峰升任政协主席一年之后，刚刚调任国家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这些常委中，从正部级升为“副国”级的也不少，共有16人，去向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就任最高法院院长后，入列“党和国家领导人”。晋升副国级的大多数都是省委书记，但宁夏是政府主席王正伟、西藏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获得升任。一般来说每省只有一人有升任机会，但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升任国务委员的同时，政府主席马飚也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除了这36人获晋升，换届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汪洋，连任省（市）委书记不久就不再兼任地方职位，走向更高领导岗位。 上述40人晋升后，行政级别都有明显跨越。另有10多人职务变化后，在行政级别上没有明显跨越，仍保持原来的级别，但也可谓获得提拔，如正部级干部中，安徽省长王三运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山西省长王君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 地方不同，机会不一样 87名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官员中，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调任江西省委书记，西藏组织部长尹明德调任天津组织部长，这类平级外调从级别、职务上看不出变化，但毕竟去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一般而言，“平调”后看不出明显“升迁”、“重用”迹象的，都是从地方调任中央部门领导，如宁夏党委书记张毅调任国资委主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长张江调任社科院副院长等。 在不同省份之间“平调”者，获得“重用”相对较多，如北京市委常委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委兼襄阳市委书记范锐平调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 但在不同省份间平调的，也有“降格”的，多是临近退休时的调整，且调入地经济相对发达。如今年1月，60岁的海南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调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今年1月，59岁的福建省委宣传部长袁荣祥调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是袁荣祥老家，他在浙江一直工作到1999年才赴福建任职，此番退休前回故乡，多少有点叶落归根之意。 从被调整的常委们的去向看，副职们在不同地区任职获提拔、重用的几率不一样。例如离开北京市委常委会的4名常委中，吉林、鲁炜已升至正部，卫戍区司令员郑传福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也属重用。 上海是2012年5月选举产生新一届常委会的，到目前已有6人常委离任。时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已升任全国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宣传部长杨振武、组织部长李希已升任正部级。纪委书记杨晓渡调任中纪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丁薛祥调任中办副主任，显然获得了重用。 从调职情况看，发达地区的常委受提拔重用的几率更大，其提拔重用都是“外调”完成，不抢占本地资源。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常委们也很少平级外调，要么外调获提拔，要么在本地退休。 但在中西部地区，常委们升任正部的途径，除了在本地升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政协主席外，外调提拔的机会就小很多。如河南省委三名常委连维良、毛超峰、毛万春，外调后依然是副部级；湖南三名外调常委中，副书记梅克保任质检总局党组副书记兼副局长、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路建平任新华社副社长。 地区不同，不仅副职们获提拔、重用几率不一样，接替者来源也不一样。 在上海，6名常委离开后，有5个接替者在上海本地产生，只有纪委书记由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接任。福建5名常委离开后，有3名来自本地。江苏本届常委班子最稳定，今年6月蒋宏坤、杨新力离任常委职务后，从本省补充了一名常委，由副省长徐鸣担任。 相比之下，中西部省份常委出现空缺时，接替者“空降”的比例更大。 重庆到目前已有5名常委被调整，接替者中市委书记孙政才、副书记张国清、组织部长曾庆红都属“空降”。广西本届届中补充的4名常委中，包括书记彭清华在内的三人都是“空降兵”。河北本届届中补充的两名常委都是“空降”，安徽届中补充的3名常委也全部都是“空降”。 岗位不同，机会不一样 本轮地方党委换届后，有60名常委虽然还在省内任职，但分工已经调整。 60人中，浙江省长夏宝龙等9人从省长升任省委书记，山西省常务副省长李小鹏等7人从常委（副书记）升任省长，云南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等8人升任省委副书记。此外，还有36名常委在省内平级“转岗”，如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白玛赤林转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后，同时保留副书记职务，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龚正转任杭州市委书记。 在升任或转任其他职务时，能看出不同岗位的常委，拥有的机会并不一样。 以本轮换届后的常委调整为例，能升省长的常委，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能在省内升职的，多是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政协主席，而担任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长的常委，尚无一人直接升正部级。 本轮换届后，在省内平级“转岗”的36名省委常委中，秘书长、统战部长是“转岗主力”，有8名秘书长、4名统战部长转岗，新职务包括常务副省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等。但从其他由常委担任的职务转任秘书长、统战部长的很少，一般都是从副省长、地级市市委书记新晋升的常委才会担任这两个职务。 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转任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的比较多。而常务副省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一般不再转任由常委担任的职务，如果年龄允许，他们往往会升任副书记，组织部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升任副书记的几率也比较大。本轮换届后，在省内升任副书记的8名常委中，有一人是常务副省长（辽宁的许卫国），3名组织部长，此外还有4名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 “调整频繁的问题不好解决” 在被调整的省级常委中，不算被查处的7人，共有156人职务属正常调整。 156人中，被调整时在之前的岗位工作超过5年的，有45人。在同一岗位上任职4到5年的有11人，3到4年的有22人，2到3年有32人，1到2年也是32人，另有14人在同一职务任职不到1年就被调整。 例如原浙江常务副省长蔡奇，去年11月才任常务副省长的，但只干了4个月，今年3月就被上调北京。调动最频繁的要数现任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他2011年5月从新乡市委书记调任郑州代市长，当年10月“转正”，两个月后又调任省委政法委书记，但也只待了两个月又调任郑州市委书记。 “官员调动太频繁，前几年在党内引起过重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政治学者许耀桐说，但一直到现在都还处于“口头重视”阶段。 据南方周末记者观察，造成官员调动频繁、任期制难以落实的原因，与目前的官员任用体制，以及换届方式有关。 中国目前换届采取“自下而上”模式，基本遵循乡镇—县—市—省—中央逐次换届的顺序。这么做的原因是代表需要“逐级选举”，有必要自下而上。但在下级换届完成之后，上级换届要从下级提拔干部，导致下级不得不在届中调整干部。 例如，浙江省内各市在2012年2月和3月集中换届。人事调整完成后，浙江省委4月换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衢州市委书记赵一德新晋省委常委。于是，温州、衢州两市立即进行常委调整，金华市委书记陈一新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刚刚完成换届的金华又进行常委调整。 但调整并没有结束。当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浙江省长夏宝龙接任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李强接任省长。省委常委兼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接任省委副书记，宁波市长刘奇接替王辉忠，填补了省委常委的空缺，刚当了4个月副省长的卢子跃又改任宁波市长，填补了宁波市委常委的空缺。 每次上面的变动，都会带来“自上而下”的连锁反应，造成了“越往下官员调动越频繁”。浙江共有11个市，本届常委会任期都未到一半，11个市的市委书记已经全部调离。本轮换届时，11个市产生了130名市委常委，但目前已有56人不再担任本市市委常委，比例达41%，远远高于省级常委25%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比例。 另外，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选任制官员任期制，换届容易“以人为本”—官员很少提前退休，只要没到年龄，换届时就必须选上。像原四川省长蒋巨峰生于1948年10月，2012年省委换届时64岁。但他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到2013年，年满65岁后才退休，四川常委班子只能届中调整。 再如原住建部部长姜伟新生于1949年，2013年政府换届时，64岁的他继续任职，直到今年6月退休。这又带来“连锁反应”，辽宁省长陈政高接任他的位置，陈留下的空缺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接替，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应勇接替李希。 对这种现象，许耀桐提出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一把手在换届时快退休了，可以考虑换届时让他改任副职，享受正职的待遇，这样就避免了一把手退休时引起的连锁反应。 据南方周末记者观察，中国推行“干部交流”，无形中令干部调动更频繁。2013年初，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离任后，安徽省委副书记孙金龙调到湖南接替梅克保，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李锦斌升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之后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调任陕西组织部长。一个空缺带来了四个省委常委会的调整。“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干部频繁调动问题。”许耀桐说。& && &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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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职情况看，发达地区的常委受提拔重用的几率更大，其提拔重用都是“外调”完成，不抢占本地资源。
在升任或转任其他职务时，不同岗位的常委，拥有的机会并不一样。以本轮换届后的常委调整为例，能升省长的常委，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
6月，住建部长姜伟新（如图）到年龄退休，带来“连锁反应”：辽宁省长陈政高接任他的位置，陈留下的空缺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接替，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应勇接替李希。
日，原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调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官至正部级。
现年57岁的尚勇，2008年由科技部副部长转任江西省纪委书记，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换届时获得连任。但在换届至今三年不到，尚勇的职务两次变动——2012年2月升任省委副书记，这次他“转战”中国科协。
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换届共产生了13名常委，到目前三年不到，已经有6人调离江西，加上原省委秘书长赵智勇被免职，常委更换过半。
常委“更换”频繁，并非江西独有。截至目前，31个省市区中，每个省区都有常委被调整，最多的是西藏、江西，各有7人不在本地担任常委，较少的有海南、甘肃、山东，各有1人被调离。
按惯例，全国党代会前，地方党委先换届。十八大前，31个省市区自2011年10月开始换届，到2012年6月结束，共产生常委404人，任期到目前刚至届中。
换届后，新的调整随即开始，原安徽省长王三运月连任安徽省委常委，当年12月12日就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原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接替他，当了一年三个月的安徽省省长后，又回北京任国家卫计委主任。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截至日，本届404名省级常委中，已有103人不再担任本省常委，包括落马的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等7人，比例达25%。
另有60人虽然还在省内任常委，但分工已经调整，如从统战部长转任省委秘书长等。本届省级常委中，总计已有163人不再担任换届时的职务，比例超过40%。
超半数异地任职者获晋升
不再在本省担任常委的103人中，除了7人落马外，正常调整职务的有96人，其中有9人是“戎装”常委，87人是地方党政干部。
总体而言，这些常委职务调整的原因主要有退休、升职、平级调动三大类。9名戎装常委中退休、升职、平级调动各占3名。87名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地方党政领导中，退休的只有四川省长蒋巨峰，另有5人到龄后转任人大、政协副职。
87人中，半数以上都获得了升迁。从副部升正部的最多，共有20人。其中有10人通过“外调”实现升迁，另外10人就地提拔，其中8人从常委（或副书记）升任政协主席。
需要注意的是，从地方党委常委（副书记）转任政协、人大正职领导，并不意味着仕途终点站。如天津副书记何立峰升任政协主席一年之后，刚刚调任国家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这些常委中，从正部级升为“副国”级的也不少，共有16人，去向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就任最高法院院长后，入列“党和国家领导人”。晋升副国级的大多数都是省委书记，但宁夏是政府主席王正伟、西藏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获得升任。一般来说每省只有一人有升任机会，但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升任国务委员的同时，政府主席马飚也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除了这36人获晋升，换届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汪洋，连任省（市）委书记不久就不再兼任地方职位，走向更高领导岗位。
上述40人晋升后，行政级别都有明显跨越。另有10多人职务变化后，在行政级别上没有明显跨越，仍保持原来的级别，但也可谓获得提拔，如正部级干部中，安徽省长王三运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山西省长王君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
地方不同，机会不一样
87名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官员中，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调任江西省委书记，西藏组织部长尹明德调任天津组织部长，这类平级外调从级别、职务上看不出变化，但毕竟去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一般而言，“平调”后看不出明显“升迁”、“重用”迹象的，都是从地方调任中央部门领导，如宁夏党委书记张毅调任国资委主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长张江调任社科院副院长等。
在不同省份之间“平调”者，获得“重用”相对较多，如北京市委常委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委兼襄阳市委书记范锐平调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
但在不同省份间平调的，也有“降格”的，多是临近退休时的调整，且调入地经济相对发达。如今年1月，60岁的海南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调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今年1月，59岁的福建省委宣传部长袁荣祥调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是袁荣祥老家，他在浙江一直工作到1999年才赴福建任职，此番退休前回故乡，多少有点叶落归根之意。
从被调整的常委们的去向看，副职们在不同地区任职获提拔、重用的几率不一样。例如离开北京市委常委会的4名常委中，吉林、鲁炜已升至正部，卫戍区司令员郑传福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也属重用。
上海是2012年5月选举产生新一届常委会的，到目前已有6人常委离任。时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已升任全国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宣传部长杨振武、组织部长李希已升任正部级。纪委书记杨晓渡调任中纪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丁薛祥调任中办副主任，显然获得了重用。
从调职情况看，发达地区的常委受提拔重用的几率更大，其提拔重用都是“外调”完成，不抢占本地资源。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常委们也很少平级外调，要么外调获提拔，要么在本地退休。
但在中西部地区，常委们升任正部的途径，除了在本地升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政协主席外，外调提拔的机会就小很多。如河南省委三名常委连维良、毛超峰、毛万春，外调后依然是副部级；湖南三名外调常委中，副书记梅克保任质检总局党组副书记兼副局长、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路建平任新华社副社长。
地区不同，不仅副职们获提拔、重用几率不一样，接替者来源也不一样。
在上海，6名常委离开后，有5个接替者在上海本地产生，只有纪委书记由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接任。福建5名常委离开后，有3名来自本地。江苏本届常委班子最稳定，今年6月蒋宏坤、杨新力离任常委职务后，从本省补充了一名常委，由副省长徐鸣担任。
相比之下，中西部省份常委出现空缺时，接替者“空降”的比例更大。
重庆到目前已有5名常委被调整，接替者中市委书记孙政才、副书记张国清、组织部长曾庆红都属“空降”。广西本届届中补充的4名常委中，包括书记彭清华在内的三人都是“空降兵”。河北本届届中补充的两名常委都是“空降”，安徽届中补充的3名常委也全部都是“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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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省级常委变动。 （何籽/图）
岗位不同，机会不一样
本轮地方党委换届后，有60名常委虽然还在省内任职，但分工已经调整。
60人中，浙江省长夏宝龙等9人从省长升任省委书记，山西省常务副省长李小鹏等7人从常委（副书记）升任省长，云南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等8人升任省委副书记。此外，还有36名常委在省内平级“转岗”，如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白玛赤林转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后，同时保留副书记职务，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龚正转任杭州市委书记。
在升任或转任其他职务时，能看出不同岗位的常委，拥有的机会并不一样。
以本轮换届后的常委调整为例，能升省长的常委，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能在省内升职的，多是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政协主席，而担任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长的常委，尚无一人直接升正部级。
本轮换届后，在省内平级“转岗”的36名省委常委中，秘书长、统战部长是“转岗主力”，有8名秘书长、4名统战部长转岗，新职务包括常务副省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等。但从其他由常委担任的职务转任秘书长、统战部长的很少，一般都是从副省长、地级市市委书记新晋升的常委才会担任这两个职务。
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转任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的比较多。而常务副省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一般不再转任由常委担任的职务，如果年龄允许，他们往往会升任副书记，组织部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升任副书记的几率也比较大。本轮换届后，在省内升任副书记的8名常委中，有一人是常务副省长（辽宁的许卫国），3名组织部长，此外还有4名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
“调整频繁的问题不好解决”
在被调整的省级常委中，不算被查处的7人，共有156人职务属正常调整。
156人中，被调整时在之前的岗位工作超过5年的，有45人。在同一岗位上任职4到5年的有11人，3到4年的有22人，2到3年有32人，1到2年也是32人，另有14人在同一职务任职不到1年就被调整。
例如原浙江常务副省长蔡奇，去年11月才任常务副省长的，但只干了4个月，今年3月就被上调北京。调动最频繁的要数现任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他2011年5月从新乡市委书记调任郑州代市长，当年10月“转正”，两个月后又调任省委政法委书记，但也只待了两个月又调任郑州市委书记。
“官员调动太频繁，前几年在党内引起过重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政治学者许耀桐说，但一直到现在都还处于“口头重视”阶段。
据南方周末记者观察，造成官员调动频繁、任期制难以落实的原因，与目前的官员任用体制，以及换届方式有关。
中国目前换届采取“自下而上”模式，基本遵循乡镇—县—市—省—中央逐次换届的顺序。这么做的原因是代表需要“逐级选举”，有必要自下而上。但在下级换届完成之后，上级换届要从下级提拔干部，导致下级不得不在届中调整干部。
例如，浙江省内各市在2012年2月和3月集中换届。人事调整完成后，浙江省委4月换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衢州市委书记赵一德新晋省委常委。于是，温州、衢州两市立即进行常委调整，金华市委书记陈一新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刚刚完成换届的金华又进行常委调整。
但调整并没有结束。当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浙江省长夏宝龙接任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李强接任省长。省委常委兼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接任省委副书记，宁波市长刘奇接替王辉忠，填补了省委常委的空缺，刚当了4个月副省长的卢子跃又改任宁波市长，填补了宁波市委常委的空缺。
每次上面的变动，都会带来“自上而下”的连锁反应，造成了“越往下官员调动越频繁”。浙江共有11个市，本届常委会任期都未到一半，11个市的市委书记已经全部调离。本轮换届时，11个市产生了130名市委常委，但目前已有56人不再担任本市市委常委，比例达41%，远远高于省级常委25%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比例。
另外，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选任制官员任期制，换届容易“以人为本”——官员很少提前退休，只要没到年龄，换届时就必须选上。像原四川省长蒋巨峰生于1948年10月，2012年省委换届时64岁。但他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到2013年，年满65岁后才退休，四川常委班子只能届中调整。
再如原住建部部长姜伟新生于1949年，2013年政府换届时，64岁的他继续任职，直到今年6月退休。这又带来“连锁反应”，辽宁省长陈政高接任他的位置，陈留下的空缺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接替，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应勇接替李希。
对这种现象，许耀桐提出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一把手在换届时快退休了，可以考虑换届时让他改任副职，享受正职的待遇，这样就避免了一把手退休时引起的连锁反应。
据南方周末记者观察，中国推行“干部交流”，无形中令干部调动更频繁。2013年初，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离任后，安徽省委副书记孙金龙调到湖南接替梅克保，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李锦斌升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之后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调任陕西组织部长。一个空缺带来了四个省委常委会的调整。
“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干部频繁调动问题。”许耀桐说。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南方周末实习生 吴诗航 贺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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