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自古重农轻商。解放后三十年内历任地区领导都是重视农业，不愿意发展工业。这点现在的人很难想象，但当时确实如此。最典型的是姜一。他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黄冈当地委书记。66年前后调到省里。他当年和华国锋、纪登奎、王效禹并称是主席最喜欢的四个地委书记之一。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搞工业有什么好，又要占掉我那么多农田。在他这种小农意识的带领下，黄冈很多年都不要国家到黄冈来建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黄冈从市里到县里有几个中央企业，有几个大型厂矿。黄冈不是没有人在中央，多少黄冈籍的老干部啊，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央企在黄冈呢？据说，当年，二汽选址时，优先定黄冈，而黄冈不要。黄冈现在的经济地位，在省内不是倒数第一，就是第二，我看可能只比恩施好一点。其他像咸宁、孝感、黄石、鄂城、荆州、宜昌、十堰、襄阳哪个都比黄冈强。这个就是从解放后种下的病根。
　　黄州的工厂，基本是从58年大办钢铁时建起来的。以前只有手工业。58年，黄州在江对面鄂城，办了很多厂，比较有名的是鄂城钢铁厂，鄂城水泥厂，鄂城肉联。这些后来都成了人家的。鄂城通用是58年上海搬来的一些原来的私营工厂合并成立的一个工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鄂城通用是黄冈的最好的工厂，技术水平好，经济效应也好。黄冈一直不放它给鄂城。直到现在。鄂城还有一个造船厂。　　说说黄州这边的几个厂，大修厂，最早是修农机的，一直没有象样的产品，做过柴油机，农用车。缫丝厂，是女工多的单位，那时黄州人找媳妇，就到这个厂里找。这个厂长期阴盛阳衰，据说在厂里宿舍里，女的能穿背心短裤到处走，男的不能穿背心短裤，再热的天，都得穿厂的。那时这个厂的桃色新闻是黄州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黄州的工厂少的可怜，屈指可数。床单厂，电机厂，齿轮厂，都在东门外。70年办了个无线电厂，可能现在的人很少知道这个厂。在八一路自来水公司那后面。88年，给摩托车厂合并过一次，它还有个厂区在安国寺附近，教导队那里。地区办的厂到75年后逐渐多了。有绢纺厂，毛纺厂。把麻城有线电厂搬来，成立黄冈有线电厂，在宝塔大道上。把浠水白莲河铝厂搬来，成立黄州铝厂。这两件事对于黄冈的经济总量来说一点意义没有。相反，这两个厂到黄州后，都没有原来的气势了。没搬之前，这两个厂都是很好的厂。鄂城通用在70年分成三个厂，一个搬到黄州东门，叫齿轮厂，当年，也确实生产过农机齿轮，那种技术水平，现在看很差了。一个搬到罗田三里畈，叫黄冈机械厂，罗田三里畈是抗日时期的国民党黄冈首府所在地。四面环山，中间一块平地。70年作为黄冈的小三线，把鄂城的卫校也搬到这里，另外，从武汉搬来省机械学校的一部分成立了省第二机床厂。八十年代后，这几个单位都搬到黄州。黄冈机械厂与齿轮厂合并，成立摩托车厂。当年的摩托车厂可是红极一时。88年，在北京摩托车比赛中获奖，迎接的队伍从汽渡开始，一直游到城里，沿途鞭炮声不断，全厂加餐庆祝。那年头，到处都是扬子江牌的边三轮摩托车，威风的很。可惜，这么好的厂都没能发展下去。地区以前有个轻机厂，后来改成了绢纺厂。那时，工厂是属于几个局管。有工业局，管机械、电子。有轻工业局，有纺织工业局，有燃化局，管化肥厂，药厂等。分工太细。在汽渡以下，有一个江北船厂，这又是属于交通局管。其余的还有制杆厂，生产水泥电线杆，属于电力局管。有印刷厂，是宣传部管，有电影机械厂，属文化局管。呵呵，几乎每个局都管工厂。这些都是地区的厂。小厂而已，现在可能都没有了，如有的话也是一个空壳。
　　地区的厂屈指可数，那黄冈县的厂更少了。黄冈县机械厂，在东门外的山岗上。与齿轮厂隔一个冲。冲里是田。有小路相通。这个冲现在成了黄州大道，也叫团黄路。县机械厂历史久，58年建的。是黄冈县从团风等地汇聚能工巧匠而成。它有个小高炉，可以炼钢，这是黄冈其他厂所没有的工艺手段，所以，很长时间内，他是黄州的一个骄傲。　　县化肥厂在宝塔下面。是68年文革最乱的时候建成的。典型的小化肥厂。那时，中央要求每个县要建五小工厂。化肥厂是其中之一。能耗高，经济效益不好。就是为了就地满足农业需求。当年，只能生产液态的氨水。黄州周围的农民都用板车来拉回去，施到地里。后来才能生产出固体的碳酸氢氨，这个厂一直不能生产尿素。
　　县造纸厂在江边上，现在回忆起来，污染特别大，那时没有环保意识。它生产时，沿江一带都可以闻到刺鼻的气味，很难闻。所以，黄州人对它没什么好印象。幸亏拆掉了，如果留到现在，也是老百姓提意见的源头。
　　黄冈县的厂在团风也有几个。化机厂，汽修厂，船厂，棉织厂，玻璃厂，瓦楞厂。玻璃厂后来被黄州的c生改成了药厂，现在在潜江上市了，这是黄州人办的厂我听说上市的第一个。其中有好几个是我的同事和儿时伙伴。叫永安药业。
　　黄州在七十年代学工，学农的运动中，各个学校都办校办工厂，校办农场。黄师有，黄高有，黄州中学也有，后来的工业学校也有。现在早烟消云散了。
　　黄州的学校，当时没有大学。黄冈师范是中专，为黄冈地区培养小学教师。它的前身是58年办的黄冈大学，因为师资力量不够，于61年撤销。黄冈师范当时的老师都还是很有名的老师，从全国各地来的，本地老师不多。在解放前教书的也不少，后来，文革时被整的厉害。黄冈中学那时叫黄高，顾名思义应该是偏重高中，也有初中。初中是黄州本地的学生多。高中是全地区招。和现在差不多。不过，学生全住校。黄高的老师那时也有好多是旧社会过来的，有的曾当过国民会议代表，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代表。黄州中学那时叫黄州一中，二中在团风，三中在总路咀。二中在文革时的名气比一中大，它的造反派组织是从北大回来的学生组织的，在全国都有影响。黄高的造反派因烧枪而闻名全国，这是后话。
　　真真是好帖！虽然我不是黄州人，也没去过黄州。汗一个。。。　　但是代表罗田人民来顶个贴！　　从黄州的历史追溯到现今的一些好的不好的现象及背后的反思！　　很不不错！　　希望整个黄冈地区越来越好！也希望漂泊在异乡的黄冈人不要忘记养育我们的家乡。为家乡美好的明天一起奋斗！！
　　黄州的小学最有名的是黄师附小。当时全是地区机关单位的孩子在里面读书。也有部分县直单位的子女。分片招生是后来的事。我在这个学校毕业，感情最深。那是63年的事，我从县城到这儿读书。当时转学校要考试。我考的成绩蛮好的，父亲也很高兴。班上有很多地委、行署、分区的子女。有司令、参谋长的儿子、女儿。我们这个班的成绩在年级中是第一。那时，地区机关的干部经常下乡，子女没人带，附小就办有全托班，在学校吃住。我父亲64年下乡一年，我就在学校住了一年。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老师、保育员对我们真是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学校吃的比当时自己家里还好。保育员为我们洗衣，洗澡，照顾的无微不至。真是难忘。最难忘的是我的班主任，她是新洲人，当时，结婚了，爱人是学校的行政干部。有一个比我小的儿子。她每周把我接到她家里吃一餐饭，周六的晚上带我去看一场电影。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没有那种离开了父母的思念。我父亲把我的零用钱托付给黄师的一个老师。要用钱就去找他。他也经常带我去街上玩，很关心我的。我的留守儿童生活很顺利的度过了。现在看到媒体报道留守儿童问题，我在想，六十年代，中国就有留守儿童。不过，我们没吃苦头。衷心感谢我的老师，保育员以及当时的领导，我这一生永远记得你们。我的班主任可能不在人世了，好人一路走好。
　　写到64年住校，我想起当年是怎样回家过年的情景。那时，我母亲还没调到黄州。过年时，要回到县城去。黄州的交通主要靠船，一个小孩坐船走那么远，终归是件难事。我父母亲采取的办法是托人带回去，一个我们家都不认识的人，据说是县城某单位驻黄办事员，可以来往黄州与县城之间，然后，他拿着写着我的名字的条子到学校来找我，约好放假的时间，一起坐船回去，过完年又送我到学校来。路上的照顾象家人一样。我每每想起着这件事，总在感叹那时的人们是多么纯朴，多么信任，没有一丝互相猜疑的心思，不管是不是同单位，只要是同城的都互相信赖。我现在想，要是万一路上孩子丢了怎么办？能说的清吗？现在社会，老人跌倒了，都怕去扶起来，怕惹祸上身。我们还能象那时一样，把独生子女托付给不认识的人照管吗？
　　黄州除了附小以外，还有街小，八一小学的前身。还有考棚街小学，人民小学。其余的都是七十年代后办起来的。那时的学生有多少，我那学校一个年级有五个班，每个班有45个左右的学生。我们学校是比较大的学校，其他学校学生更少一点。
　　黄州的人口，到66年才2万左右。我是怎么知道的呢？66年国庆节在人民广场开大会，石川书记在上面作报告讲的。还没有现在黄州一两个学校的人多。黄州人基本都互相认识。小孩子更不用说，满城熟。那时，孩子们按大人的单位分成地直，县直等小团伙，不是这两大团伙的，就按住的地方分，比如考棚街的，五甲的，等等。那里有点事，或那个单位有事，满城人都知道。有一个插曲，68年夏天，地区医院有一个病人死了，死人本来很正常，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医院的太平间在靠近考棚街的大门口那里，人放到太平间后，家属在准备后事。谁知道，这个人慢慢的坐起来了，而且嘴里还流血水，这下可轰动全城，家属就找医院扯皮，那时没有医闹这一说，但那天，死者家属也闹得很厉害，非要医院重新抢救，说人没死，就弄到太平间去了，医院不负责任等等。黄州城里的人都跑到医院太平间看热闹，人挤人，恐怕全城人都来了，我当然也去看了。后来，把法院的法医请来，那时法院被军管了，大家都不上班，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经过鉴定，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叫炭疽病，非常容易传染，死亡率很高。这种病人死后，病菌还在人体内繁殖，人的肚子慢慢鼓起来，上身抬起来，所以看起来人象活了一样。这下把黄州人吓坏了，军管会全城消毒，家家用消毒水洗，到处撒白石灰，喷消毒剂。忙了几天，万幸万幸，黄州城除了这个病人外，没有发生第二例。2012年，辽宁发生了炭疽病，是从牛身上传染的，我就想起了我们黄州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黄州小城人的淳朴，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小时候，想学自行车，看见大人骑自行车，心里就痒痒的。那时，自行车要一百多元一部，普通人要几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才能买一部。想学自行车，又没有车骑，怎么办？我们几个小伙伴，观察了很久，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我们经常到地区医院玩，发现有些人是骑自行车来看住院的病人，来到住院部门前就把车一放，进去了，没锁，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才出来。而且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也没有人偷车。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学车。呵呵，我们到了傍晚，就等看病人的人来，就等不锁车的人。把人家的车骑着学，在他没出来之前，又悄悄地还回去。每天如此，有时，人家出来了，我们还没还回去，他就在那里喊，我的车呢？我们赶快把车给他，我们那时就十几岁，大人也不说什么，最多说你们搞什么鬼！我们一起五六个伙伴就是这样学会了骑自行车。现在的人能这样做吗？
　　黄州人爱游泳。本来长江边的人都会点水，65年，伟大领袖发出到大江大河去的号召，黄州人游泳的热情一下子激发出来了。各单位各学校都组织学习游泳，不会游泳就象现在不会用手机一样，被人笑死了。65年的夏天，每到傍晚，人们便三三两两的向七一水库进发，有拿着游泳圈的，有拿着汽车或板车轮胎的，手里提着装有衣服毛巾的袋子。大人小孩，兴高采烈的来到水边，游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回去。不大的七一水库，人挤人。象煮饺子一样。七一水库旁边有一个游泳池，就是那年修的。游泳池还有跳水台，那时，没有人会跳水，都是冰棍式，就是脚往下笔直的跳下去。69年，全国游泳跳水比赛的各个队来参观副主席的家乡，在这里作表演，我们才第一次知道跳水是头朝下跳。以后，游泳池里才有学着头朝下空翻入水的人。黄州的江边也有人游泳，主要在大码头一带。也是傍晚时分。那时，有轮渡开上来，每当船开来，那个浪把人一浪一浪的，很是过瘾。于是，专门有人等船过来去冲浪，可苦了开船的人，站在船头喊，让开！让开！那汽笛就拼命的响。呜，呜，震的耳聋。那时江水不是现在这样黑，血吸虫也是没有的，多怀念那时的长江啊！
　　我弟兄几个也是那时学会游泳的。我父亲不会游，但每次都带我们去，把我们交给会游泳的人带。我记得，第一次下水，是一个叔叔把我抱起来，朝深水处一扔，让我在那里拼命的划呀，挣扎呀，喝了一肚子水，他才把我拉起来，美其名曰，只有这样才能自然学会。呵呵。我学会后，把几个弟弟也带会了。我们周围的孩子们都会游。我们就不要大人带了，随便去哪里游。去的最多的是七一水库，赤壁水库，江边大码头。67年，那年闹革命，不用上学。到了夏天，我们早上到食堂买上馒头带上，到七一水库玩水，闹革命的时候，七一水库没人玩，只有我们几个，把旁边体委的赛艇弄过来，把一个救人的竹排弄过来，睡在上面，晒太阳。玩会水，睡一会。身上除了穿裤子的那块外，全晒的黑黑的，象非洲人样。中午饿了，就吃馒头，渴了，就喝水库的水。就这样，学会了一身的好水性。
　　有人说了，你家里人不怕你们淹死吗？黄州那时每年在七一水库都会淹死人。可奇怪了，每次淹死的都是独生子。很少有多子女的淹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民间常说的，养多了，贱，不值钱，连阎王爷也不要。呵呵，只有一次，我弟弟在游泳池里跳水，他刚跳下去，另一个人也在他跳的地方跳下去，正好踩在他头上，起不来了，一口气没上来，幸亏我发现了，跳下去，一把拉上来，有惊无险。我们童年时的游泳没什么教练。后来，我们也学了一些正规的动作，如蛙泳，自由泳，仰泳，有一种侧泳，比赛中没有的，但是救人时是最佳动作，武装泅渡时有用。可以拖带人和东西。只有蝶泳没有学会。太难了。身体一蝶一碟的，需要很好的腹肌力量。
　　黄州还组织过横渡长江的活动。文革前，主席喜欢在武汉畅游长江，66年7月16号，他老人家来到武汉，再次畅游长江。从武昌大桥头下水，一直游到青山起来。那时，政治热情高涨。全国都掀起了到大江大河去游泳的高潮。各地都举行横渡江河的活动。黄州也不例外。67年、69年、70年我参加了三次横渡长江的活动。68年因为武斗，没有举行。71年政治形势有变，也没有举行。往后就没再继续下去。67年因为发生了“7.20”事件。横渡长江搞了两次，一次是7.16纪念日，一次是8.1。前面是保守派举行，后面那次是造反派举行。保守派有军队支持，组织得当，没有出安全事故。8.1那次，造反派来组织，乱遭遭的。武汉那年的八一渡江，在武昌下水时，由于人流没有控制好，前面的人刚入水，后面的人就一排一排的拥挤下去，结果很多人被压在水里淹死了。后来造反派为了推卸责任，说是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组织水鬼在下面暗杀。其实哪有那么回事。不过，当时可是传的神乎其神。
　　我那时很小，不过水性很好。我是参加母亲单位的队伍去的。单位上会游泳的人不多。我和我弟弟都去了，才不到10个人，组成一个班。横渡前，在七一水库组织练习。进行过耐久训练。就是不用任何救生器材，在水库里转圈游。看能游多少距离。我的耐力比大人的都好。我能在水库里游十几圈不休息。考核是一次通过。后来到了江里，才知道，根本和水库里不是一回事，水库是静水，人游起来费力。江里是流水，人只要顺着淌就行，一点力气也不用。不过，黄州到鄂城的江面有特殊情况，在鄂城凡口有一条河 ，河里的水正好在鄂城汽渡上面流入长江，这个水流，会把人往江中间冲。如果不在这条河水之前上岸，就起不来了，会冲到巴河去。听起来很吓人的，鄂城江边有个龙王庙，不知大家知道吗，它就是以前江里淹死人多半漂到那里，后来修一个庙来祭拜江神的。那里的水更急，没办法上岸的。组织者在这里设下最后防线，万一有人流到这里起不来，就用船捞起来。鄂城是不能往黄州游，所以鄂城的人也参加黄州的渡江活动。
　　在正式渡江之前，我们这个班搞了个试渡，说是试试水情。我们请了一个划子，这是黄州的土话，就是小船。跟着我们做保护。那年7月，长江的水不大。黄州大码头还不能到江中，隔着沙滩。我们走到那上面去下水，是想尽量延长斜线距离，怕万一到鄂城汽渡起不来。下水后，每个人都带一根绳子，把救生圈拉在身后，开始向江对面游去。小船在我们的队伍后面跟着，是我们的唯一保障。我第一次游到江的中间，以前虽然在江里游过，但只在江边，没到江中间。万里长江流到黄州，江面很宽。江水流速很快，我们顺流而下，时而蛙两下，时而翻过身来，躺在江水上，望着天空。那时，就想起了主席的诗词，“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不是乱吹，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那种伟人的心情没到那种境界，是没办法体会的。到了鄂城江面，我们就手忙脚乱起来，因为要抢上岸，怕被水冲到巴河去。大家用自由游，各尽其能，向岸上发起冲刺。每个人的体力不一样，小孩子可能是体重轻，我和弟弟最先到岸。大人们也在不到百米的距离内分别起岸。试渡安全结束了，起岸后，人象累极了，肚子也饿坏了，几个人吃了一冰铁桶鸡蛋。这个也不是吹的，冰铁桶，以前的人见过，用来装水的。一桶鸡蛋不知多少个，反正是吃光了。后来很长时间内，这还是个笑料。
　　到了67年7月16号这天，正式渡江就要开始。我头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那个兴奋啊。天一亮，就起床。带好游泳圈，衣服，毛巾等，集合，到江边。好多人啊，黄州人只怕是都来了。游泳队里还有仪仗队，抬着主席像，标语牌，这些也是要放到江里的，不过都是有漂浮物支撑，人只要推着游就行。鞭炮是必须的。还有领导讲话。最后按顺序下水，游往江对岸。江中大小船只都停航，让行。到中午时分，横渡就结束了。回来时，坐轮渡过来，全体人员从大码头上岸，就穿着游泳裤，从胜利街上游行回去，两边都是看的人，好热闹，也好害羞，每个参加的人发了个纪念章。我和弟弟还在黄州照相馆照了张穿游泳裤，挂着纪念章的像，以作纪念。
　　67年8.1那次横渡，我没参加。我的同学参加了，因他家里是造反派。后面几次横渡，我没有第一次那么兴奋，就不啰嗦了。再后来，好像是77年后，听说长江边上禁止人们玩水，禁止放牛，说是有血吸虫。这个到是很奇怪，我63年到黄州，直到73年下放农村，黄州附近是没有血吸虫的，长江是我们任来任往的地方，没想到“纸船明烛照天烧”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　　附伟人诗词：　　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又一首：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 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作为黄冈人支持一下。
　　今天写横渡长江，因年代久远，把时间记错了，特来纠正。67年只举行了一次渡江，就是8.1那次造反派组织的。我没参加。我说的那次67年7.16，应该是69年7.16，这年黄州成立了革委会，在它的领导下举行的。69年，70年，71年连续三年举行了渡江。我中午写完后，自己觉得哪儿不对头，想了半天，才发现是时间错了，幸亏不是写历史。大家原谅了。
　　说到六十年代的童年生活，还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就是吃不饱。现在的年轻人肯定难以相信。可那个年代，确实如此。那时，每个人根据所处的年龄，所做的工作来分配每月的口粮，这是指有城市户口的人，农民是没有国家供应粮食，靠自己生产队分粮。那时，以月供26斤为界限，26斤以下的是儿童，到了小学六年级，也可能是按年龄，这个年龄可以吃26斤了。城市居民没有工作的也是26斤一个月。参加工作的按工作岗位从30斤到45斤，非常特殊的工种可以吃到60斤。现在人想想，26斤还不够吃吗？我们一个月都只吃十几斤就够了。哈哈，那时，油吃得少，肉吃得少，人的肚子里没有脂肪，哪里吃的饱哟。从没听说过有人要减肥的。关于吃饱，那个年代出了好多心酸的故事。一家人如果两个大人上班，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家庭还算过的去。可是，那个年代，哪家不是三四个，多的五六个子女。一大家人，特别是象我们家四个男孩，每个只隔两岁，黄州叫“泼子伢”，吃起来象奶猪，吃了饭到外面一疯，没到下一顿，早就饿的个肚皮朝天。我们父母亲为了我们能吃饱，想尽了心思。黄州考棚街有一个全城唯一的做发糕的小店，那时，买早点都要粮票，而这家店是政府特批，用米厂的碎米做发糕，不收粮票。黄州仅此一家。可想而知，那个俏啊。我们家有个好处，就是父母亲的工资在当时来说，算高的。他们也不想存钱，只要把几个儿子拉扯大就行。一个发糕两分钱，我和弟弟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排队，买发糕回来过早。不管挂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每天如此。黄州有个黄州酒楼，它那里有一个习惯，每天要买猪大腿骨、排骨煨汤，那时，肉是供应的，一个人一个月只一斤肉。但酒楼那时是国营的，它买肉是另外的计划。卖出去时，是不要肉票的。我家里就一个礼拜到酒楼去买一次骨头汤回来，五毛钱一碗，买几碗，再加藕或海带进去，变成一大锅，一家人打个牙祭。买的次数多了，发现了个诀窍，就是酒楼的汤一般是中午十一点煨好，这时的油水最厚，打起来，面上全是油，我们就这个时间去，等也等到它一熟就买。哈哈，为了吃饱肚子，真是样式窍想尽。我们这是钱多一点的人家，那些家里比较穷的孩子，我真不知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只看见，到龙王山上摘野菜的，到河里捉鱼摸虾的，摸螺蛳的，什么都有。禹王后面有一种土，叫观音土，听大人们说，59年有人吃观音土过来的。唉，心酸。
　　说到吃饱。那时，黄州有个南湖农场，是地直单位。到了秋天，他那里的红苕熟了，我母亲单位的人就托熟人去买苕。两分钱一斤，红苕可以顶口粮吃，如果在城里粮店里买，要粮票，不划算。而城里所有的菜场都没有红苕卖。因为是计划供应。而当时，南湖农场可能是自己生产的，有点小特权，如果是领导来，可以不要粮票卖一些。可是，到南湖有多远啊，从现在的开发区那里，那时是农科所穿过去，有二十多里路。有没有汽车，我和母亲单位的大人一起去，两个人各拖一个板车，我那时才十三岁，拖个板车，走去走回，拉回一车红苕供全家吃一个冬天。现在想起那时的情形，眼泪也快掉下来了。
　　我的童年时代，经历了三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现在讲文革，都说是十年。而在我们的心里，真正的文革就是66、67、68那三年。那三年学生不上学，全国闹派性，搞武斗，是最乱的三年。69年后全国除了少数地区以外，都恢复了正常社会秩序，我们也回到了学校。所以，在我的眼里，文革始终就只有三年。我想写文革，写从一个儿童的眼里所看到的一切，很早就有这个念头。可是，文革留给我们的是痛苦的伤感，想起来就很心痛，并且这个话题非常敏感，那时代的人都还在，搞不好，不是得罪这一边，就是得罪那一边，就象网络中的wm和JY之争一样。在这黄州人的版块里，我还是下定决心，写写我所经历的文革。为了避免麻烦，文中除了已经定性的人外，对普通人一律不写人名，用化名代替。具体的时间有可能记不大清，不要当历史对待。叙述的角度是从一个儿童的眼光看社会，不加以任何评价，是非让历史去分辨。我写的文革中的黄州，也不是黄州的文革史，只是通过一些事件的回忆，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个当年的画面片段。
　　1966年5月间，我当时在附小上小学五年级。随着国家的运动开展，小学生从这时起也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学校还是正常上课，期终考试也如期举行。我们参加文革的形式就是写作文，批判“三家村”，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那时黄州街上是平静的，可能都和学校一样，开开会，写写发言稿，跟跟形势而已。记得，我写的一篇批判三家村的稿子被中国少年报采用了，还在学校开大会宣讲。其实，我们那时还小，才11岁，哪里知道什么吴晗是谁，他写的什么海瑞罢官，我哪里看过，只是照老师所讲的抄抄而已，由老师推荐给报社的。那时，学校组织有宣传队，一个C老师带队，我从65年就在学校参加文艺节目演出，故理所当然的是宣传队的成员。我们排练一些时兴的节目，如用主席语录编的歌曲，舞蹈，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装成老两口，来学毛选，这个节目当年是家喻户晓，人人都会。我们经常到街头演出，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胜利街上新华书店对面的专合办门前高台上。到了街上，把锣一打，鼓一敲，马上就围过来一群人，节目就开始了。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某某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人民演出现在开始。哈哈，少年之乐也。
　　黄州真正有点火药味了是在66年6月份开始。黄州真正搞城市建设也是从66年6、7月开始。这两件事是不是很矛盾？其实，66年，对于黄州来说，还是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做了很多事情。胜利街、考棚街、青云街是那时修的，把青石板掀掉，街面扩宽，铺上石子，铺上柏油路面。不过，修路的人群里有很多运动中挨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66年，黄州第一批挨整的不是当权派，而是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都挨整的“死老虎”（即明的成分不好的人），在清扫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把他们再次请出来。我看到，他们天天在街上敲石子，那时修路没有那么多机器，石子是用铁锤一点一点敲碎的，有的人年龄还蛮大的，在我们看来是老爹爹，老婆婆，都在太阳下面带个草帽，满头汗水的敲。黄州的第一次路面改造留下了牛鬼蛇神的印记。黄州那年还建成了水厂，城里人不用到长江挑水吃了。那年，还把考棚街的牌坊，把清源门，一字门等老城门，老城墙全拆了。在六月份时，我父亲感觉到，批判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怕我们子女受到影响，而且他当时也以为这个运动也就是三两个月就过去了，就到学校和老师商量，能不能让我和两个弟弟先离开学校，那时学校还没放暑假。老师和学校同意了，父亲就把我们送到乡下一个远房亲戚那里避避。我们哪知道这些，只知道第一次去的乡下太好玩了，又可以游泳，又可以有各种瓜果吃，玩的不亦乐乎。等8月下旬，父亲看到运动结束遥遥无期时，不得已把我们从乡下接回来时，黄州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城的红色。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旗帜，红色的横幅，红色的袖章。就连我母亲也带了个红色的袖章在织毛衣。街上的人也比平时多了许多，游行的，开会的，宣传的，看热闹的，熙熙攘攘。修马路还没结束，五类分子还在那里劳动。增加了很多人挑水上龙王山浇树。那年，黄州大旱，地委组织抗旱。除了坏分子外，普通机关干部也上山浇水，为黄州人留下了青山一座。这是文革初期的黄州。到了8月，北京已经开始接见红卫兵了，黄州当时去北京，主要是黄师，一中，黄高的学生。前两次是有组织的去的，各学校的领导带队，学生中选代表参加。去了的人回来讲起外面的情况，大城市毕竟比小城市走的快，于是，黄州的学生也学起了大串联，不用组织了，能去的全去。外地的学生也到黄州来，去的最多的是黄冈县回龙林家大湾，那是林的故乡。我开始进六年级了，9月还是正常开学，大串联没有我们的份。中学从9月起就不上课了，学生全部闹革命，大串联。最有意思的是66年小学毕业进初中的那届学生，那年，全部取消升学考试，全部被中学录取。可是中学不上课，他们进了学校，一天课都没有上。但他们算中学生，可以去串联。我的一些邻居的孩子比我大一岁，都出去串联了，呵呵，很搞笑的。
　　66年9月开学后，也没有正经上过什么课，经常是学习政治的课，开会到是很多。北京每接见一次红卫兵，黄州就开一次大会，会后就游行，在那以前，每年的国庆节，也要开会游行。黄州开大会的地方就在胜利街的人民广场。游行的路线是从人民广场出来向东，沿着胜利街，走到考棚街，再走到十字街，转向沙街，最后沿沙街回到出发的人民广场门前结束。文革时的游行也是这样的路线，到后来，就走到东门来，沿黄州中学外面，转到八一路上来，到十字街结束。那时游行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有，游行时还要放鞭炮，这才是我们小孩子的关心。只要大人一丢手，立刻就有小孩子冲上前去用脚踩熄它。然后自己一个一个的放，“啪”，“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又一个，游行的队伍也变得弯曲起来。哈哈，童真之乐。
　　那个夏天，是翻天覆地的夏天，一切都在变。在横扫四旧的口号下，人们穿的衣服变了，花的，西式的不能穿，要穿草绿色的军装，带军帽，带红色的袖章。头发变了，女生的长辫子都剪成短发，向伟大的旗手学习。生活方式变了，扑克、麻将、军旗、象棋几乎所有的娱乐都禁止了，每天晚上都要到单位学习两个小时，好像没有星期天的概念，人们除了革命以外，没有其他事可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以前很和蔼的老人，忽然变成了坏人，以前学校的老师怎么就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以前单位的书记领导，一夜间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靠边站了。就连人们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也从吃了吗变成了今天要去斗哪个？
　　10月份，附小的校长也到北京串联了一趟。回来就把学校的名给改了，改成红卫小学，又是开会游行热闹一番。黄州一下子成了风，隔壁的考棚街小学，也改成了赤卫小学。很多商店都改了名，再后来就改到街道名，地名上面了，反正天天都在变，都在改，一斗二批三改革，好像就是这个理。
　　到了11月，我们六年级的学生也坐不住了，人家到处串联，我们也要串联，也要搞革命。大家天天跟老师吵，老师校长给吵的没法，让我们出去吧，又怕孩子小，出了事不好向家长交代，不让我们出去吧，又怕担负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苦思冥想，终于给他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于是，有一天，通知我们六年级的学生，明天早上全部带上被子，衣服和洗漱用品（那时，这些是串联的必用品），到学校集合。我们那个高兴啊，蹦啊，跳啊，我们终于可以串联了。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的学校，一个也不拉。一声口令，全体都有了，向右转，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走到了轮渡，上了船。那时，到武汉是出去的第一步，坐船是到武汉的必由之路啊，没有一个人怀疑此行的目的地。大家在船上有说有笑，各班还拉起了歌，唱语录歌。坐了两个小时，船停下来了，到了，下船。不对了，我的老家是武汉，我去过武汉，哪里两个小时就能到啊。我们下船一看，一个房子看不到，是在一片沙滩上，大家问老师，这是哪里，老师说，是南湖。哦，到了南湖，我们可爱的老师把我们拖到南湖来了，那时，我们还小，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黄州，也不知道南湖在哪里，离黄州有多远。没有办法，只好跟着老师来到了南湖耕师，那时叫耕读师范，好像学生是半耕办读性质。我们心中的大串联就这样串到了南湖来劳动来了。
　　南湖劳动。到了南湖，走也没办法走，只有住下来。南湖的秋天还是很美的，田野是一番收获的气氛，对于很少走出黄州的小孩子来说，到处都是好奇，只一会儿，就把串联串到南湖来的坏心情忘的干干净净。我们住在耕师学生的宿舍里，后来，我们才知道，耕师的学生全跑去串联去了，地里的红苕，花生没有人收。就把我们小学生搞来给他们收花生、红苕。我们白天在地里帮大人们捡花生，捡红苕。用牛把地耕泡，翻起来的花生就捡起来，堆在地头，再用板车拉回去。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烤花生吃，日子到过的很快，十几天后，老师又搞条船，把我们送回了黄州，我们的串联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这也为后来整老师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串联。回到黄州，学校也没怎么上课，老师在那个政治背景下也没有什么心思上课。他们也要面对文革啊。低年级的学生干脆放假了，我们每天还是习惯性的到学校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11月的一天，早上我和wu同学到学校，听老师讲，这几天不用来了，他们要去武汉参观学习。我们一听，就吵着要老师带我们去，因为我和wu都在武汉有亲戚，我们也想到武汉去串联一把。老师哪里肯，我们七说八说，当时不知是怎么把老师说动了，就松口道，你们要去可以，到了武汉，我们就不管你们了。哈哈，我们要的就是这句话。我和wu迅速跑回家准备东西。我跑回家里，母亲正在天井处洗衣服。我跑过去，很快的跟她说，学校要我们去串联，我回来拿钱。我母亲还没搞清什么事情，我就从她的裤袋里摸出5元钱，跑进房里拿了个黄色背包，文革中最时兴的军用背包，装了个杯子在里面，就往学校跑去。我和wu跟着老师寸步不离，坐轮渡，到鄂城火车站，坐火车到武昌，生怕他们把我们甩了。说老实话，武汉虽然是我老家，以前每年过年都回去。可那是跟着父母亲一起的。真叫一个人走，还不知道东南西北呢。心里老在打趴拉鼓，这到了武汉，不知怎么办，海口已经夸出去了，收也收不回。火车到武昌，天也黑了，大约是六点多钟。老师开始问我们，要去武汉哪里，我和wu的亲戚都在武昌这边，他说在小东门，我说在司门口，老师说，这好走，跟着我们走。他们要去洪山。那时都没有公交车坐。从武昌火车站走到大东门，老师指着小东门方向说，沿着这条路下去，就是小东门，我们要往那边走了。于是，我们和老师分开，独自去串联去了。
　　是该反思那个扭曲人类灵魂的荒唐时代
　　我和wu背着包，在夜幕下的大东门往北走。那时，武昌哪有现在的灯火辉煌，只有沿街几盏昏暗的路灯。我们走到小东门，他隐约记得起大概的方向了，慢慢走到他亲戚家，大人都很惊奇，你们是怎么跑来的？等等审问了一番。我也在他亲戚家住一个晚上，一来天已晚了，二来我也说不出我家亲戚的具体门牌号码。第二天一早，我就朝大桥方向走了，因为，只要走到长江大桥，我就能找到亲戚家。长江大桥那时是中国人的骄傲，我回武汉时，总是要到大桥上去玩，从桥上走过去，走过来，在桥头堡的电梯里上上下下，对那里实在是太熟悉了。我找到了亲戚家。在武汉住了十几天。我表哥在关山一家工厂上班。他听说我想看看武汉的文革情况，找了很多红卫兵的传单给我看。还带我到他工厂去玩。那时工厂天天上班，但生产不是很忙。有时，我就一个人跑到司门口大桥下面，看人家撒传单，也抢传单。红卫兵的传单是用抢的，而小报是要钱买的，一分钱一张。我不是出来时拿了家里的5元钱吗，路费没用完，买了一大叠小报带回去作接礼。
　　呵呵。就这样，我在武汉三镇（汉阳、汉口也有亲戚）玩了十几天，也没有和wu同学联系，也没和老师联系，因那时根本没有现代通信方式。更没有和黄州家里联系，少年不知愁啊，我哪里会想到因为我跑出来父母亲的那种焦急的心情。我走的时候，没有和母亲说清楚怎么回事，家里不知我到哪里去了，跑到学校去问，也问不出个所以原，他们也还镇静，没有报警，报警也没有用。写信到武汉，信件来回七八天，终于知道我在武汉，父母亲才放下心来。过了几天，父亲单位有个人到武汉办事，托他去找，一起坐船回到黄州。回来后，算是没挨打，父母亲只是骂了一顿。Wu同学早被亲戚送回黄州。第二次串联梦就这样了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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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黄州“破四旧，立四新”的风越刮越猛，连家里过年贴的门神画，小孩子玩的洋画，香烟盒子，打的珠子都成了一扫光的对象。文革前的小孩子，主要是男孩，喜欢玩洋画和用香烟盒叠成的鸡雀（黄州土话），洋画是比现在的名片小一半的画片，一版一版的卖，一版有三四十张。印有中国古书上的人物，比如水浒、三国、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等里面的人物，一版就是一个传记。在我们不识字的时候，就先认识了古代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对普及中国历史是莫大的好事，不是有句话说要从孩子抓起吗。呵呵。玩洋画的方法是，两个人分别把洋画贴在墙上，然后用手一放，看谁的飘的更远，远者就赢了，这张画就归赢者所有。在不比的时候，大家就拿出各自的洋画来看上面的人像，讲所知道的故事，会讲的孩子周围经常围着一群人听。
　　香烟盒上面也是印有各种图案，当时是很吸引小朋友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收藏者。如上海的大前门，武汉的园球，新华，贵州的黄果树等，全国各地的我都收集了一大叠。那时只要是遇到外地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问人家要烟盒。烟盒除了收藏，也可以拿来输赢，我们把烟盒叠成三角形，弄的硬硬的，然后把它放在地面，另一个人就用手中的鸡雀去打地上的那个，如果把它掀翻面，就赢了，如果没有打翻过来，另一个人捡起自己的鸡雀继续打，这样轮换，直到分出输赢为止。一般小孩子不会拿自己心爱的烟盒来打，都是用自己有两张以上的烟盒来赢自己没有的那种牌子的烟盒。也很奇怪，越贵的香烟牌子的盒子也越硬，很难打翻，这就叫做王。每个人手里都有几个王，不到万不得已，王是不拿出来的打的，万一输了，就是人家的了。但是，只要用王，赢的概率就会大，因为它硬。
　　打珠子，不知现在的年轻人懂吗，用玻璃做成的圆圆的珠子，里面有花纹。男生用来玩，在墙上一磕，让它自由滚，谁的珠子滚的远，谁就为第一个打，用手夹住珠子，瞄准对方的珠子，大拇指一弹，啪的一声，打中了，就赢了。珠子归对方。如果没打中，让珠子自由滚，停在那里，第二个人继续打。谁的手有力，谁打的准，谁就是赢家。这些都是儿时黄州儿童玩的东西。经常为玩这些分派系，打架什么的。那时，小孩子打架是非常正常的事，大人们从来不为小孩打架而两家吵架，或者到学校闹的。有一个伟人说过，小孩子打架是勇敢的表现，只要不把眼睛打瞎，就让他们打吧。呵呵，那个年头我们就是在这种教育氛围下长大，谁知道，后来，勇敢就变成了武斗，不打瞎眼睛，就打死人了。
　　@pqh88 98楼 　　围着黄州城转了一圈。再来说说黄冈。黄州是个府城的历史有好长，大家可以查百度。我只说，解放后，黄冈专区有多大。黄石下面有一个县叫阳新，以前是黄冈管的。鄂城是黄冈管的，这两个地方是66年划到咸宁的。从国民党时期就是黄冈的地盘，在66年被划走了。黄冈当时在这两个地方都有单位。两个地区为这争了多少年。鄂城通用机械厂，鄂城造船厂，鄂城卫校这三个单位黄冈死不放，直到现在。卫校后来搬到三里畈，最后搬回黄州......　　-----------------------------　　在鄂城还有一个黄冈的大厂叫鄂重啊
　　回复第145楼，@咄咄2012　　@pqh88 98楼 　　围着黄州城转了一圈。再来说说黄冈。黄州是个府城的历史有好长，大家可以查百度。我只说，解放后，黄冈专区有多大。黄石下面有一个县叫阳新，以前是黄冈管的。鄂城是黄冈管的，这两个地方是66年划到咸宁的。从国民党时期就是黄冈的地盘，在66年被划走了。黄冈当时在这两个地方都有单位。两个地区为这争了多少年。鄂城通用机械厂，鄂城造船厂，鄂城卫校这三个单位黄冈死不放，直到现在。卫校后来搬到三里畈，最后搬回黄州...... 　　----------------------------- 　　在鄂城还有一个黄冈的大厂叫鄂重啊　　--------------------------　　鄂重就是鄂船改的啊　　
　　百度：凤凰台塔拆毁经过　　“ 化肥厂工程进行半年后，耗资达33．1万元。时因鄂城造船厂(现鄂城重型机器厂前身)扩建，经与鄂城县委协商同意，遂将该厂基转让造船厂，又因筹建资金缺乏，筹建中断。这就是“凤凰台塔”基址又成为重型机器厂南厂区的原因。
　　非常感谢咄咄2012的关注和支持。　　早上起来，看见这条回复，我第一感觉，就是鄂重是船厂改的，于是马上回了。因为我写贴的时候是全凭记忆，没有去考证，信马由缰，写到哪算哪。这位朋友一提醒，我的头脑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于是上百度搜。发现，鄂重没有自己的网页，估计公司也差不多没了。搜鄂船。看到鄂城现在又几家船厂。后来搜到一个资料，写鄂城凤凰台被拆的经过，讲到了鄂船是鄂重的前身。我才心里稍安。　　再次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后面如有必要时，我会先核对资料后，再写。
　　扫四旧时，家家都对这些属于四旧的东西进行清理，卖的卖掉，丢的丢掉。我的洋画和烟盒实在是舍不得，怎么办，细伢有细伢的办法。我学那些儿童连环画上的地下工作者的做法，用油布把我心爱的洋画、烟盒、扑克牌、珠子等玩物包起来，里三层外三层包好。和弟弟一起，来到龙王山后，估计是果园场或是七一大队的地界，找到一棵果树下，挖一个坑埋了下去，为了以后记得这个地方，当时还做了记号。可惜啊，可惜，就这样，也没有保存下来，我过了几年再去找，根本不知道埋在何处，在那块地方挖来挖去，也找不到，就这样把我的心爱的宝贝弄丢了。那些东西如果能留到今天，算是历经劫难的见证吧。
　　66年11月我从武汉回来后，也带回了好多武汉的革命形势。和一起玩的孩子们吹吹牛，讲武汉的红卫兵是怎样的游行，是怎样的撒传单，是怎样的贴大字报，讲表哥的工厂怎样大，工人每天吃冰棒不要钱，那时孩子最喜欢是吃冰棒，虽然当时是冬天，没有冰棒卖，可到了夏天，冰棒要5分钱一根。听到冰棒不要钱，个个人都伸出了舌头，象是要吃一样。黄州也有革命组织到街上撒传单了，我们觉得很好玩，一个人在前面撒，后面跟着一群人捡。和电影里演的三四十年代搞地下斗争一样，就是后面没有吹哨子的警察跟着追。至于那传单上写的是什么，有的人看，也有的人不看。反正天天有，看不完。那时，不知道那些纸要不要钱买。传单是用最原始的钢板刻字，用油墨印刷的，中学的红卫兵，字写的好的，这时发挥了特长，每天用刻字的铁笔在钢板上一个一个的写，我也试过，这个活不好做，亏那些红卫兵，为了保卫最高统帅，每天苦行僧似的在那里练字。告诉大家，还真有人从这里面把字写出水平了，地区医院有一个图书管理员，是个女的，她是哑巴，那时，图书室肯定是没有事做，各个组织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找她抄大字报，抄着抄着，她竟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后来，医院里要写的什么，都是她来写了。她的儿子后来为黄州出了名，在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奖。这是后话。我们看着红卫兵天天撒传单很好玩，我们想，把那些传单捡多点，我们也可以去撒传单啊。哈哈，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考棚街的半泼子伢白天就在街上到处抢传单，晚上，我们把一叠叠的各种各样的传单，拿到百货的楼上平台上，往下撒，百货和副食那个十字路口，那时有霓虹灯，是黄州晚上最热闹的地方，传单一撒下去，好多人都在抢，在捡，还以为是最新版的传单，哪里知道是我们的二手货。哈哈，只要是考棚街住过的细伢，都记得这个好笑的趣事。大人闹革命，细伢跟着玩。
　　66年11月我从武汉回来后，也带回了好多武汉的革命形势。和一起玩的孩子们吹吹牛，讲武汉的红卫兵是怎样的游行，是怎样的撒传单，是怎样的贴大字报，讲表哥的工厂怎样大，工人每天吃冰棒不要钱，那时孩子最喜欢是吃冰棒，虽然当时是冬天，没有冰棒卖，可到了夏天，冰棒要5分钱一根。听到冰棒不要钱，个个人都伸出了舌头，象是要吃一样。黄州也有革命组织到街上撒传单了，我们觉得很好玩，一个人在前面撒，后面跟着一群人捡。和电影里演的三四十年代搞地下斗争一样，就是后面没有吹哨子的警察跟着追。至于那传单上写的是什么，有的人看，也有的人不看。反正天天有，看不完。那时，不知道那些纸要不要钱买。传单是用最原始的钢板刻字，用油墨印刷的，中学的红卫兵，字写的好的，这时发挥了特长，每天用刻字的铁笔在钢板上一个一个的写，我也试过，这个活不好做，亏那些红卫兵，为了保卫最高统帅，每天苦行僧似的在那里练字。告诉大家，还真有人从这里面把字写出水平了，地区医院有一个图书管理员，是个女的，她是哑巴，那时，图书室肯定是没有事做，各个组织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找她抄大字报，抄着抄着，她竟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后来，医院里要写的什么，都是她来写了。她的儿子后来为黄州出了名，在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奖。这是后话。我们看着红卫兵天天撒传单很好玩，我们想，把那些传单捡多点，我们也可以去撒传单啊。哈哈，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考棚街的半泼子伢白天就在街上到处抢传单，晚上，我们把一叠叠的各种各样的传单，拿到百货的楼上平台上，往下撒，百货和副食那个十字路口，那时有霓虹灯，是黄州晚上最热闹的地方，传单一撒下去，好多人都在抢，在捡，还以为是最新版的传单，哪里知道是我们的二手货。哈哈，只要是考棚街住过的细伢，都记得这个好笑的趣事。大人闹革命，细伢跟着玩。
　　到了12月，黄州人越来越紧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有分裂了。最开始，文革是整三家村，整保护三家村的北京市委，然后每个省都找自己的三家村，从学校开刀，上上下下，到处揪三家村，其实就是一些老学术传威，成了第一批挨整的人，这些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新社会没有多少人保护他们，所以，社会的方向是统一的，红卫兵的队伍也蛮团结。到8月份“我的一张大字报”出来后，文革的矛头就对向了原来的学校党委成员和保护他们的地方党委，这样，老百姓就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要打倒党委闹革命，以北大的LYZ等人为代表。而原党委成员的子女，如LD他们的子女，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老革命长辈挨整，就以保卫MAO为理由，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就是67年，68年派性武斗的由来，说到底，还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用MAO做挡箭牌。
　　那时，就开始了各自成立红卫兵，各搞各的运动。8月25号，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等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在师大女附中集会，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其后又有西城区19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加入了“西纠”。“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出了13个通令，对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老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反对批斗、抄家中的武斗、体罚等方面作了具体详尽的规定。这些通令流传全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北京四中，当时有很多中央首长子女在那里上学。可是，后来，被整的伤心，看：66年12月16号，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讲话提出要对“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她还当众点了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五个人的名，诬指他们为指使“西纠”“干坏事”的后台。在此之后，“西纠”遭到镇压，“西纠”负责人董良翮、粟寒生、孔丹等被投入监狱。
　　这里给大家看一个西纠当年的通令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　　　　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　　　　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力：　　　　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　　　　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　　　　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7．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　　　　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口号略　　北京三中红卫兵　　　　红大附中（北京女一中）红卫兵　　　　北京四中红卫兵　　　　北京女三中红卫兵　　　　北京六中红卫兵　　　　北京女六中红卫兵　　　　北京七中红卫兵　　　　北京女八中红卫兵　　　　北京八中红卫兵　　　　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方红中学（北京二十八中）红卫兵红旗　　　　北京女十中红卫兵　　　　北京二十九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　　　　东方红四中（华嘉寺中学）“七一”赤卫队　　　　北京三十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三十一中红卫兵　　　　红二七中学（铁三中）红卫兵　　　　北京三十三中红卫兵　　　　空军红鹰红卫兵　　　　北京三十五中红卫兵　　　　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卫兵　　　　北京三十九中红卫兵、二七战斗队　　　　抗大附中（北京十三中）红卫兵　　　　抗大四中 　　二龙路中学 　　月坛中学 　　抗大战校（北京四十一中学）红卫兵　　　　抗大附中（北京三十四中）红卫兵　　　　太平桥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四十中红卫兵　　　　首都井冈山中学（北京九十八中）红卫兵　　　　北京一百一十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原载《红卫兵报》日，第3版，刊载时未注日期，此处日期根据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编辑：《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 通令集（1-10）》，1966．9．。）
　　董良翮知道是谁吗?黄冈的名人董必武的儿子。粟寒生知道吗？粟裕大将的次子。孔丹是周总理的秘书许明的儿子，他父亲是原中央调查部长，母亲66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孔丹现在是中信集团董事长。西纠就是由这些红色后代成立的组织，他们的口气多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有权这个，有权那个”“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呵呵，可是，还是被文革的浪潮给吞没了。
　　那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争论，就是一些成分好的年轻人提出“唯成分论”的观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就是当年的口号。黄州这时也挂起了讲成分的风，从小学生开始都分得很清，如果成分不好的学生，开会不让参加，组织不让参加，叫靠边站。我也是靠边站的人，我父亲那时已经挨整了，天天被批判，天天去劳动。记得我们班上有个女同学，名字中有学思，意思是学习马克思。可她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再怎么学习马克思也没用，成分不好，在班上没有人理她，很孤单。现在想起来好可怜，小小年龄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再发一个当年很有名的人，谭力夫写的大字报，讲成分论的。　　名字是：　　论对联　　北京工业大学三系 刘京、谭力夫　　　　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一颗火星燃起了熊熊烈火。　　　　有人说它“糟得很”；有人虽然稍加赞许，但也不能全然否认一个“糟”字，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　　　　有人说：“上联不利于出身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下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修正主义大讲所谓重在表现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出身不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修正主义用“红色包袱”把广大工农革干子弟压得抬不起头来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何其不公正啊！　　　　什么是大多数呢？在修正主义办的大学里，“自来红”们暂时是少数，但就全国和世界来讲，他们是绝对的大多数！即便在大学里也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大多数，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我们的大学！就眼前来讲，混蛋们也绝非大多数，中农、职员、自由职业者、普通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们，请你们不要痴心，你们的老子大多数不属于反动之列。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弟，你们也可以想想，虽然老子反动，你们是否是混蛋？我们热烈希望你们做“基本如此”之外的人。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有的同志讲“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后来又产生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　　　　第一幅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义的，第二幅对联指出了发展前途是讲辩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一个“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　　　　这两幅对联的的确确触动了某些人的灵魂，有的同志加上三个字“鬼见愁”或“鬼见仇”很有意思。有的同志不敢触及某些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小王国，老不疼不痒马马虎虎，以求得“和平共处”。岂不知，哄来的孩子，终究不是自家的孩子，“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否则貌似爱之，实则害之！　　
有人写了另两幅对联和前两幅对联唱对台戏，一曰：　　“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　　　　这对“红五类子弟是多么可恶的戏弄。对黑五类子弟又是多么卑鄙的挑拨。”　　 二曰：“老子革命儿应继承，老子反动儿应造反，――重在表现　　　　在这里红与黑半斤对八两，“不偏不向”都叫做重在表现，阶级分析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这简直是彭真言论的翻版！四幅对联这样针锋相对，难道不发人深思吗？
有人问我们：“你们说党在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什么？”　　　　我们说：“我理解就是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象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和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的主力军。”　　　　又有人问：“哪一个文件哪一条这样写了？”　　　　我们说：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进行实践，进行创造。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就是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创造。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中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不信也请你们到实践中去检验！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
　　唯成分论的争论，后来演变成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前面说了，66年8月以后，开始冲击各级党委，运动的性质有点变味了，原来根红苗正的革干子弟、工农子弟对此相当不服气，纷纷成立组织，保卫各级党委。实际上就是保护他们的父母亲。社会上一些对党有朴素感情的劳模或工人、农民也都参加到保守派的阵营里。学生中比较典型的，北京武汉的我就不说了，黄冈的漆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父亲漆先庭，母亲林二姐，是黄州家喻户晓的老革命，他家和李先念、张体学等从大别山打出来的老首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66年下半年，武汉的红卫兵冲击省委，批判张体学。漆林第一个站出来保张体学。他当时是湖北大学法律系学生，他在66年8月到67年元月这段时间里，组织湖北大学和武昌地区的红卫兵，抵制北京来武汉串联的赵桂林等人冲击湖北省委的行为，其间发生了很多故事，现在在万能的百度上也搜不出来，只有留在当事人的心中。
　　有几个漆林当时的发言和大字报的题目，从中可以看出些端倪。　　66.08.31《反革命的串联我们绝不答应》（湖北大学），难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叫你们来煽动这样的风，点如此之火吗？　　66.08.31《紧急呼吁》（湖北大学）：自8月25日以来，北京二十多所学校的师生相继来到我校串连。他们人数虽少，但影响很大，流毒甚广，实在令人不能容忍。　　66.09.03紧急通告——致北京市革命师生：这群来武汉的人一下车就当官老爷，不问青红皂白就给省委贴了许多大字报。　　66.09.06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一、二）》：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我们坚决反对！　　66.09.16《致全国各兄弟院校革命师生一封信》（湖北大学）：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好省委！
　　66.09.17《戳穿所谓“革命串联大会”的阴谋》（湖北大学）：赵桂林策划的“革命串联大会”，恶毒攻击湖北省委和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66.09.17《漆林同志在湖北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32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对于革命的湖北省委，我们认为不能炮打。
　　说到这里，讲一个小插曲。湖北大学在66年发生了“张体学万万岁”的事件。有一个北京的红卫兵回忆道：66年8月，他们北京红卫兵受中央文革的派遣到全国各地扇风点火（估计和赵桂林是一同来武汉的），有一天，他们来到湖北大学，学校的造反派交给他们一个串联的学生写的意见本，其中有一页上，竟然有学生写着“毛主席万岁！张体学万万岁！”。湖北大学的造反派意图是让北京的学生带回去交给中央文革。这个事非同小可，湖北大学的保守派立刻把北京的学生包围了，不让他们走，要他们交出本子。他们不交，后来，湖北大学的造反派冲了进来，把北京的学生保护起来，形成了僵持状态，直到天黑，湖北省委派人来做保守派的工作， 让北京的学生离开。后来，这个本子他们北京学生也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他回忆说，这个东西肯定没有交给中央文革，早就被红卫兵的头头扔到哪一个犄角旮旯里去了。这件事与漆林有没有关系，只有他自己知道哟。
　　看帖一顶
嗯，风雨飘摇的10年啊！在我这辈看来有着传奇的迷茫
　　唯成分论是一个开始。从66年8月起，文革走出了校门，杀向社会。社会上的工农兵也分成两派，一派是老干部，老工人，农民，解放军，他们对各级党委都是持支持保护态度。另一派就是一些出身不太好，在历次运动中挨过整，对单位领导有这种意见，那种意见的人，他们是巴不得把那些领导打倒。这种斗争历时十年，反反复复，一派起来，另一派下去，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坐过牢，付出生命，两派的人都有翻身解放，又被残酷镇压的命运。没有谁对谁错，到76年大结局，80年真正得到解脱，两派的人都带上派性的尾巴不能站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了。有些人在经济领域发了大财。但我相信，这种仇恨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只是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再搞这些事了。
　　黄州也不例外。从66年下半年，各单位的领导都靠边站。当然时间有先有后，先没有下来的领导，都是把别人抛出来，让造反派有对象斗，就斗不到自己身上。没料到，造反派并不满足揪出来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是要整个打倒当权派。于是，今天揪一个，明天揪一个，谁也别想跑脱。全部都整到了。我们小，不太懂得是什么回事，但我们识字啊，也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了。满街的大字报，我们从头到尾的看，也知道了，谁谁谁在解放前干什么事，谁谁谁和谁谁谁有生活作风问题，等等。说一个笑话，我父亲养了我们弟兄四个，65年的一天，同事开玩笑，说美帝要是打到中国来，你家到好，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有点自豪的说，四个儿子一个角守一个，保护我。哈哈，就这样的玩笑话，文革时也被当时在场的人揭发出来，成了反动言行，到处批判。可见当时，是怎么一种混乱局面。只要是能整人的，全都拿出来了。人与人之间还敢讲真话吗？最著名的是刘少奇的女儿写了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把他父亲平时在家里说的关心她的话全说成是反动的话，如，叫她吃好点，穿暖点，因为她是刘少奇前妻生的，不常在他身边生活。就这样的话，就变成了破坏工农子弟，分裂阶级队伍的罪行。后来，她自己也被挨整，才知道是上当了。
　　黄师附小也不太平了。学校的书记YGX，女校长DGF都被斗倒了。我记得有三个人在文革时的附小出了名。一个是当时的体育老师D，小孩子都叫他DBD。他个子不高，男性，因为是学体操的，身体到是很结实，手臂上的肌肉与现在的健美人士差不多，他的跟斗翻的好，小学生对他很崇拜。他是学校少年体校的负责人。就在文庙里带学生做体操。曾经带队得过省里的名次。文革开始后，他是附小造反派的头头，不知他是为何原因造反，反正在我的印象中，他造反出了名。他有名的一件事是带人爬到文庙的屋顶上，想把文庙拆掉。只拆了几块屋顶上的瓦，就下来了。要是他真把文庙全部拆了，黄州现在不知到哪里去找他。他后来还当了地区革委会的副主任。最后被判刑，现在如果还在也有70岁左右。他是广济黄梅那边的人。
　　这个老师姓董，广济人，喜欢吹牛，个子矮矮的。
　　@资深老朽 166楼 　　这个老师姓董，广济人，喜欢吹牛，个子矮矮的。　　-----------------------------　　你好，你看来也是黄州老人，欢迎欢迎。
　　这些天，看贴的人不多了，回贴的人更少了。但我会继续写，写给自己看。呵呵
　　@pqh88 167楼 　　你好，你看来也是黄州老人，欢迎欢迎。　　-----------------------------　　呵呵，我就是“资深学生”啊，第一次进来，以前还不知道的。
　　@资深老朽 169楼 　　呵呵，我就是“资深学生”啊，第一次进来，以前还不知道的。　　-----------------------------　　我在遗爱网上给你留言了，联系方式也给你了，希望多联系。
　　操蛋的文化大革命，操蛋的年代。
　　@咄咄楼 　　在鄂城还有一个黄冈的大厂叫鄂重啊　　-----------------------------　　还还有油厂是与通用一样最后交过去的
　　@pqh88 168楼 　　这些天，看贴的人不多了，回贴的人更少了。但我会继续写，写给自己看。呵呵　　-----------------------------　　我一直在关注着啊 写得很好的 因怕冲乱你的思路故未回帖
　　@我叫马小哈楼 　　操蛋的文化大革命，操蛋的年代。　　-----------------------------　　我 我感觉到楼主写的东西 如文化大革命都是在说事 不做结论性的表述其度把握较好。
　　@咄咄楼 　　我 我感觉到楼主写的东西 如文化大革命都是在说事 不做结论性的表述其度把握较好。　　-----------------------------　　我说过，文革的事最难写，站在哪边都不好，搞的不好，会被和谐掉。所以我很小心的写，只写一个少年看到的。看不到的，或结论的东西不是我辈能写的，那时百年以后的事情。
　　@咄咄楼 　　还还有油厂是与通用一样最后交过去的　　-----------------------------　　这是对的，有个油厂，我忘了。呵呵
　　附小还有一个老师，叫WDY，男性，保守派。他与D是两派，他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67年春节前后那几天，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用自己的鲜血写下血书，“誓死保卫毛主席”，在附小的外墙上贴出来，还一个人手拿血书到地委伸冤，可能是把他批斗了，他不服气吧。后来，听说这个老师受不了，自杀了。　　女校长留给我们的最深印象就是，被学生批斗时，把她头发烧着了，差点弄出人命。那时，附小的地委三大院的孩子都仗着根红苗正出身好，在学校里耀武扬威，动不动就拿军用皮带打同学，有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经常被他们欺负。后来，在学校批斗老师，也多半是他们所为。他们的父辈被批斗是67年下半年的事情。那天，他们把女校长弄到办公室批斗，实际上是打她，一个学生把一些油泼到她头上，用火柴点着，校长赶快往外跑，还算及时弄熄了，但她头发烧光了，头上烧起泡。她的几个儿子为此恨之入骨。她有一个儿子在黄州工作，直到现在。其他几个到北京去了。她是黄州教育界的老人，也当过一中的校长，文革时受此大难，遭孽啊，遭孽。　　附小挨斗的老师还有好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三个人。我的班主任，在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下放回新洲老家，直到77年后，才又回到黄州。
　　支持下！
　　@中国环境大学 178楼 　　支持下！　　-----------------------------　　谢谢
　　时光来到了67年，这年我12岁。这年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20事件。这个事件几乎成了文革的分水岭。为了描述这年所发生的事情，必须要写写当时的政治背景。所写到的全是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文献记载的，只讲时间，地点，人物，不做任何评价。
　　进入67年，黄州人成立了好多组织。比较有名的造反派组织是地直总部，县总司。保守派组织叫工农联盟。这两大阵营发生了很多故事。地直总部的头头HXJ、WST等人都是地直机关的小干部，文革时带头造反，是当时黄州响当当的人物，几次坐牢，几次翻身。地直总部包括了地区机关、工厂、医院、邮电局等单位的人员，各单位的都叫分部。有好多单位都是工人当头头，如驾驶员，理发员等。　　保守派工农联盟主要由各单位的保护党委的那帮人组成，它的势力在农村大，黄州沿江一带的农民多半是工农联盟的拥护者。工农联盟只存在几个月的时间，从67年上半年到7.20事件后就基本垮台，在农村里的组织坚持到68年初，也烟消云散了。地直总部和县总司在67年上半年是战友，到了下半年就成了敌人，到68年整个黄州就以这两个组织为界分成两大派，搞了好几场武斗。地直总部包括地区的单位和战校，黄高几个学校。县总司包括县里的单位，主要势力在团风，但黄师是个例外，它是地直学校，却成了县总司的盟友。
　　那时全省的文革看武汉，武汉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黄州人的关心。武汉的造反派主要有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后来在他们的名字前都加上一个钢字，变成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简称三钢。还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简称三新，还有三司革联，工造，中学红联，新一冶等。红卫兵组织很有意思，最早成立的红卫兵在袖章上就红卫兵三个字，简称三字兵，武汉的三字兵是正宗的铁杆保皇派，也就是保守派。后来的红卫兵为了区别他们，就在红卫兵的前面加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多了几个字，就不是三字兵了。先成立的叫第一司令部，以后的按顺序排，成了二司，三司什么的。他们的头头很多，如朱洪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李湘玉（钢九.一三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吴炎金（工造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堂（长办联司负责人）、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等，这些组织的头头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任命，都是自发的站出来当头，但是手下的人都听他的。一个组织少的有几千人，多的有几十万人。单从这一点看，这些人都是些有本事有能耐的人。如朱洪霞文革前就是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作家，很会写文章。三钢和三新同黄州的地直总部，县总司一样，在7.20事件前是战友，7.20后为了利益分成两派，钢派和新派。
　　武汉的保守派最著名的是“百万雄师”，它是由武汉的红卫兵（三字兵）和工厂企业的保守派红武兵联合成立的，红武兵由俞文斌组建，他本人是武汉一机局武装部副部长，“红武兵”就是红色武装基干民兵的意思。这个组织得到了武汉市全市武装部门的支持，没几天就发展到27万人。百万雄师只存活了几个月的时间，可它的影响震惊中外，可以说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直到今天。百万雄师后来在7.20事件后正式垮台。它的几个头头俞文斌、杨道安、孙运东、纪登清、谢敏华、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蔡俊善、汤忠云、刘敬胜等都是武汉当时机关工厂的干部工人，刘敬胜是刘华清的侄子。当时号称13个常委。7.20后有8个人被捉进牢里，关到72年3月才放出来。到78年才平反。
　　黄州工农联盟当时有个头头叫DZW，是县直机关的一个小干部。他是北方人，当兵转业来到黄州。这个人很怪，他最先是造反的，怎么后来又成了工农联盟的人呢，我不是很明白。他有一件事，上了年龄的黄州人都知道。1967年的1月1号，他把当时的黄冈县委书记王汝才从县委大院里揪出来，在王的头上罩一个痰盂，就是黄州人夜里用来接尿的东西，现在有卫生间，很少有人用这个东西了。DZW把王用一根绳子拉着，他在前面敲锣，王顶着痰盂在后面走，两个人在街上游行。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从胜利街的西头游到考棚街，一边走，还一边让王喊，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该死等等。周围是一些小孩子围着看热闹。他可能是黄州第一个把县级干部弄出来游行的人。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6年底到67年元月，黄州的造反派还比较有势力，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档案。现在想起来，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最开始的造反是抢档案呢，这是中国国情所注定的，每个单位都有档案室，历次搞运动，都会整一些人的材料，运动结束后，就放到个人档案里，以后提干，搞运动都以这些为参考。有的人一生就是被档案害惨了。所以，造反运动一起，第一件事就是冲击单位档案室，把自己的档案给烧掉。
　　造反派做的第二件事是夺权。这是MAO支持的。夺权最早是从上海发起的。日，以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头头召集会议，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那时中央有明文规定，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和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持 “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三不态度。
　　为达到造反组织合法化的政治目的，“工总司”11月10日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被保守派阻于南京和安亭两个地方不能北进。当日中午12点“工总司”将另外一辆进京的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卧轨拦车，企图以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事件造成沪宁铁路中断。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30多个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发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第三次阻塞。事件当即令北京高度关注，外国媒体亦广为报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
　　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副市长李干成11日到安亭劝说。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张春桥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12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
　　11月13日下午，张春桥与“工总司”的会谈中，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11月16日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合流。这一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夺权“一月革命”的导火索、转折点。
　　上海在67年一月成功的夺取了旧市委市政府的权，成立了上海公社，后改名革命委员会。原来的造反派进了革委会，当上了地方官。这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武汉的、黄州的造反派都开始做斗权的梦。
　　可这时，中国的经济却因66年下半年的大串联给弄的半瘫痪了。有一个资料介绍，67年元月，武汉的燃料煤最紧张的时候只够用四天了。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国务院于67年1月宣布停止大串联，学生就地闹革命。大串联那种坐车不要钱，吃饭打欠条的做法，很多学生当成是免费旅游，真正去闹革命的又有几个。我的几个表哥这样告诉我，以前没有去过的，好玩的城市，就是串联的目标；到一个城市，坐上公交车就不下来，围着城市到处看，反正不要钱；没有钱用，到当地的串联接待站去借，只要在欠条上写上学校名和自己的姓名就可以了，当然也不可能借多。文革后期68年，复课闹革命了，各地还组织人马收这笔欠条钱，老实的学生，写上真名的还真还了，写假名的就无从收起。这样的串联，六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当然支撑不起。国务院从66年11月开始，就不断地要求各地要抓革命，促生产。后来加上促工作，促战备，变成一抓三促。造反派要夺权，国家要促生产。很矛盾的两件事，搅到一起来了，在各地，引起了更大的派性斗争。
　　67年1月26号，武汉地区的造反派搞了一次夺权的尝试。由于造反派内部权利之争的矛盾, 夺权没有成功。身为”左派”的二司不承认立场中间偏左的三司为”造反派”。 全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 有48万战斗队员和一千多个总部的工总,容不得有29万人马的工造总司。两派在夺权的会上吵的不亦乐乎，夺权就流产了。
　　1967年2月初，北京南下的军内“造反派”和工总，二司，九.一三等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2月8日，造反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这个声明明显针对持其他不同观点的造反派。起到了武汉乃至湖北地区长达十年的派性斗争的导火索。
　　2月8号是大年三十，67年的春节就是在这种革命的气氛中度过的，这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我记忆犹新。由于横扫四旧，鞭炮没了，对联没了，年夜饭没了，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春节联欢晚会。三十，初一，都有人在街上贴大字报，游行。传统的春节也被革命了几年，直到70年后才有所恢复。
　　围绕“2.8”声明，原本一盘散沙的造反派,形成了支持和反对” 二八声明”的“香花派”和“毒草派”. 这两大派造反组织,又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中.当时,工总,二司和九一三为首的“香花派”受到北航红旗,哈军工造反团和西军电文革临委会的支持. 三新,三司和工造总司为首的“毒草派”则受到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和北京三司等外地造反派的青睐. 武汉三镇的”夺权风暴”,一时陷入僵局。
　　黄州街头这时也是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如“2.8声明是香花，香！香！香！香飘万里，香遍湖北，香遍黄冈”，“2.8声明是大毒草，毒遍全中国”等。有的还在大字报上画一堆牛粪，上面长出一棵草，喻为“2.8声明”。很好笑的。
　　对造反派的这些做法，中央的一些老干部早就看不顺眼，67年2月，一些军队的老干部在怀仁堂开会，对文革提出了质疑，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关于这个事件，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不写它，只知道“二月逆流”这个名词那时就已经在黄州街头巷尾到处看得到。公开的报道是，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2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这两篇社论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便是著名的被称作镇压造反派的“二月逆流”。也是叶剑英等军队帅级人物大闹怀仁堂事件的反映。
　　与此同时，武汉军区党委也在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武汉军区派出部队，把红旗大楼里的造反派全部赶出去，重新夺回对报社的控制。
　　武汉军区非常重视2.18声明，派出直升机和军车在湖北各地散发。那时我第一次见到直升机，飞到黄州的上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机上坐着的军人，一把一把的撒传单。传单上就是2.18声明。在武汉，还听说有部队上街武装游行，对当时的造反派一边倒的局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事隔多年，我想这肯定是事出有因。武汉军区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这样做。在中央是有人发话了，才会这样来支持一派压另一派。事实上，67年一月，中央就发出了人民解放军要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的号召。问题是，谁是革命的左派，搞不清，大家都说自己是左派，军队还是偏向于工农阶级的保皇派，把他们当左派来支持了。
　　二、三月间正是春耕生产的大好季节，不把这个季节抓住，一年的收成就完了。武汉军区把老干部韩宁夫、姜一请出来，成立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管一管当时的乱摊子。黄州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也有老干部出来组织生产。当时也确有恢复生产的气象。　　可是造反派不依不饶，继续在围绕夺权做文章，并且冲击一些机关，甚至是军事机关。中央军委67年1月28日发布了八条命令，严令不准冲击军队机关。八条命令发布后，在偏远的青海省发生了2.23事件。这是文革中第一起军队和地方造反派发生冲突的事件。后面附这个事件的详情。据说林彪、叶剑英对此事是支持的，但后来查无实证。武汉军区在这个事件的推动下，也开始了对造反派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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