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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智库联手发布报告中美如何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据《参考消息》2月24日报道，【香港中美聚焦网2月21日文章】题：走向新型大国关系(作者美国进步研究中心主席约翰·波德斯塔、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董建华、奥尔布赖特石桥咨询集团主席萨缪尔·伯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
日，美国进步研究中心与中美交流基金会联合发布了它们共同编撰的一份报告，题为《美中关系：走向新型大国关系》。“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2年2月在华盛顿一个演讲中提出的概念。由中美交流基金会和美国进步研究中心发表的这一报告从美中两国的视角就新型大国关系在实践中所应具备的形式提出如下建议：
1.美国和中国应该与其他国家一道继续在目前缺乏规则的领域中寻求普遍公认的国际准则和指针，如在地区海洋关系、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等领域。在诸如外层空间和互联网等问题上的国际标准可以成为减少潜在双边冲突的重要手段。在海洋领域，美国应寻求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中国则应尽可能迅速推进起草与东盟的行为准则。美中应在近期亚丁湾双边海军合作以及美方向中国海军发出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邀请的基础上，促进更深层次的海洋合作，并为制订解决争议和避免危机的新的规则和指针奠定基础。
2.美中应致力于强化制度和规则的国际构架。华盛顿和北京对于一整套高效而强有力的国际制度和框架都有强烈兴趣。两国应通过运用、改革以及确保新兴大国得到充分代表，来强化这种国际构架。
3.美中应共同致力于达成《蒙特利尔议定书》有关尽快逐步削减氢氟碳化物(HFCs)使用的国际共识。HFCs是世界上增长最快和影响最严重的温室气体之一。逐步减少HFCs的生产和使用，可使气温到本世纪末少上升0.5摄氏度。2013年6月“阳光之乡”美中首脑峰会的最具体成果就是商定共同致力于减少HFCs的使用。这一协议应该被视为新型关系的典范以及处理其他更棘手问题的蓝本。
4.美中应该寻找机会协调地区活动。例如两国可以建立更好地协调发展协助的地区机制。两国应考虑在亚洲建立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的永久性多边枢纽。
5.美中应寻求与印度、日本或其他国家进行三边对话。此类平台可以从工作级别的机构和智库入手，它们将有助于阐明各方意图和建立亚洲各国间的信任。
6.美中应公开承认贸易谈判最佳的长期结果是涵盖整个地区的高规格自由贸易协议，它将会在亚太地区开辟新的商业途径。目前美国正努力争取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而中国则致力于东盟提出的《亚太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最佳结果将是两者的合二为一，以及形成其它基于共同利益的高规格地区贸易框架的倡议。
7.两国官员和专家需要就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实施新型关系意在避免或取得什么展开更为有效的对话。
8.两国政府应该追踪“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承诺并作出相应报告。
9.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
10.美中关系将受益于建立更多“利益共同体”来作为这种关系的稳定器。必须更多地致力于拉近两国地方一级商界和公共部门之间的距离。两国的地方领导人已经在致力于发展省州及城市间的商业网，我们应该推动此类形式的地方商业交往。
11.美中应进一步鼓励旅游，尤其是中国人赴美旅游。
12.华盛顿和北京应探索公共与私营部门合作解决难题的可能。
13.美中应把双边投资条约作为重中之重。高规格的双边投资条约将使向对方经济的投资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仍将允许双方继续通过尽可能透明的程序来维护国家安全。
14.美国军方和解放军应考虑加强军事人员交流。更为频繁的接触将成就更多的理解和更为成熟的关系。美方人员建议，这些交流应该包括低级军官和学生，这样参加者可以在各自的职务升迁过程中建立起信任。
15.两国官方应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危机管理机制，尤其是在海洋行为方面。例如，美军和解放军可以建立高级军官间的视频联络。
[责任编辑：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现代国际关系》&&&袁鹏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达成“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进一步提出中美之间应建立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5&月&3&日，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称，中美关系“不是像敌友那种黑白分明的关系”，“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
　　可见，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突破大国兴衰历史宿命、构建和平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和历史使命感。两国战略思想界也不乏其人循此方向发表真知灼见。但是，在两国媒体、民间、军方甚至学者当中，中美关系“前景悲观论”甚嚣尘上。由此，在对中美关系现状的感知与未来的期待上，呈现出鲜明的官民脱节、官媒脱节、军民脱节现象。此外，美国高层的美好言辞似乎与其实际的政策和行动之间存在反差，给人留下“言行不一”的印象，反过来强化了“冲突论”、“悲观论”市场。如何将高层的意志转化成多数人的共识，将政治宣示落实到具体行动，是近中期中美关系努力的方向。从中长期看，中美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充实“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和“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内涵，为最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创造条件。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战略性思考。
　　中美关系既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对其现状和前景的把握就不能从一时、一事中仓促得出结论，甚至也不能从几件事、几年的发展中寻求答案，而必须始终从纵深的历史视角和宽广的国际视野中总结规律。
　　在&2011&年&1&月中美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双方高层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中美已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积极合作关系的典范”。换言之，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4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两国关系总体运行是成功的，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前提。那么，40&年的中美关系究竟有哪些基本规律可循，有哪些基本经验可资借鉴呢？笔者将其基本规律概括为“螺旋上升、起伏不定”，将其基本经验概括为“斗而不破、合而不同”。
　　所谓“螺旋上升”，即中美关系的发展虽充满迂回曲折，但总体势头是向上、向前的，而不是倒退、走回头路。经贸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金融上，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截至2012&年&1&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约&3．&2&万亿美元)&的&36%，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约&5．&05&万亿美元)&的&23%，占美国债总额(&约&15．&3&万亿美元)&的&7．&6%。两国虽未如媒体所言达到“金融恐怖平衡”的程度，却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政治上，从当年的“乒乓外交”、“秘密外交”、“密室外交”发展至今，已形成&60&多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全方位对话机制网络，这在大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两国开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及派生出的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成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重要平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三年内会晤&11次，也足以说明两国高层互动之频密。安全上，双方的合作从朝核、伊核到南北苏丹问题，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已覆盖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唯其涉及面广，所以不时充满矛盾和博弈，但诚如希拉里·克林顿所言，“中国和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任何问题”。文化上，仅以近两年为例，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年度报告，2010&－2011学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增长&22%，总人数近&15．&8&万人，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同期，美国赴中国留学人数增长&2%，接近&1．&4&万人。目前全美已有&48&个州设立了&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美国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中、小学超过&5000&所，学习汉语的学生突破&20&万。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两国元首推动成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将两国科教文体交流进行整合，使人文交流同战略对话、经贸合作一起，成为支撑中美战略关系的三根重要支柱。一句话，中美关系过去&40&年向前推进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超乎人们想象，开创人类先河。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所谓“起伏不定”。1971&年&4&月&14&日，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听到周恩来总理讲“你们将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篇章”时，不禁瞠目结舌，“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就此拉开；&同年&7月&9&日，以“装病”方式从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实现了中美两国高层时隔&20&多年的首次接触；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旷日持久、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8&年&12&月中旬谈成建交公报，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三年后，双方经过斗争和博弈，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八一七公报》。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八一七公报》居然同《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平起平坐，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份公报内容含混”，“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可见从一开始，美方就为不认真执行该公报埋下了伏笔。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根本原因是联合抗苏的主要矛盾掩盖了中美之间一系列次要矛盾。1989&年“六四风波”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1&年，刚趋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国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充满坎坷的。原因无他，在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阶段、文明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也在于两国作为世界级大国的特殊国际影响力、彼此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民间往来的巨大吸引力、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所催生的广阔合作空间无法关闭。矛盾与合作交织，必然导致关系状态时起时伏。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两条重要经验。一是“斗而不破”，即双方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因此总能柳暗花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危机的处理如此，台湾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可以说，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台湾问题是主要障碍。经过中方长达&8&年的斗争，才逼使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从《八一七公报》发表至今，对台军售问题从来都是中美矛盾的焦点，但斗争的背后，亦充满着妥协。美方在最敏感的武器出售上未敢轻易突破，中方则多以中止两军交流为手段进行反制，彼此都留有余地，在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循环中维持两国关系大局，探索最终破解之道。二是“合而不同”。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甚至引发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大讨论。这正是中国不同于前苏联的根本之处，也是美国不得不考虑转换“西化分化”战略，不断调整对华政策思路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
　　有意思的是，自&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到&2009&年1&月小布什下台，在近8&年时间里，中美之间再未出现上述每隔两三年定会发生的重大恶性事件，相反，这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两国关系保持了冷战后最长时段的和平稳定状态，以致不少人甚至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打破“起伏不定”的周期律。
　　第一件事发生在&2003&年&12&月&9&日。这一天，小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温家宝总理，并面对全球媒体正式表态反对陈水扁搞“入联公投”。这被普遍解读为美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公开反对“台独”。自此之后，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较量主要不再是美国支持“台独”与否，而更多聚焦于美国对台军售。第二件事发生在&2005&年&9&月&21&日。这一天，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在这篇重要演讲中，佐利克提出了几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并带有某种颠覆性的命题：&中国不反美、不反民主、不反资本主义、也不反现存国际体系。因此，美国不能再用大国关系的旧模式看待&21&世纪初的中国，而应调整过去&30&年来的对华政策，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利益攸关方”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础由“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转向“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崛起论”，对华战略手法由“接触&
&遏制”转向“融合&
&牵制”，具有某种转折性意义。第三件事发生在&2008&年&8&月&8&日。这一天，小布什携一家六口来华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当时西方借“3·14”西藏骚乱事件抵制北京奥运甚嚣尘上之时，小布什一家的到来客观上起到某种示范效应，带动多国元首访华，宣告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图谋的破产；&同日，俄格冲突发生，小布什未紧急回国，仍如期在京停留三天观看奥运赛事。这一事件表明，在攸关&13&亿中国人民民族情感的重大问题上，小布什总统顾全大局，由此一定程度改善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印象。
　　以上三件事之所以相继发生并总体对中国有利，一个特殊背景就是“9·11&事件”的突发。由于“9·11&事件”，曾经想当一名“文教总统”和实现全球战略收缩的小布什最终成为“战争总统”，被迫将战略重心锁定于全球反恐，并将地缘重心转向中东、中亚。这一变局客观上使小布什政府淡化了“中国威胁论”，弱化了对亚太地区的经营，并期待同中国的战略合作，由此极大减缓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9·11&事件”及后续的美国战略调整做出了迅速准确的战略判断，将联合反恐视作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战略机遇。于是，中美联合反恐的大气候压住了其他各种矛盾汇集而起的小气候，中美关系遂相对平稳度过了七八年。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国际重大变局往往可以极大程度重塑两国关系的面貌，而两国关系能否朝互利共赢的积极方向演进，则取决于双方高层和战略思想界对客观形势的准确把握，以及战略上的及时果断调整。双方认知路径一致、战略调整相向而行，无疑将推动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反之，则有可能误判形势，进而殃及两国关系。从&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到&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这两年间中美关系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就多少同彼此的战略误判有关。鉴于国内对这一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极不一样的评估，笔者在此略作铺陈，以厘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法出台的特殊背景。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不仅没有陷入因美国领导人换届选举而发生颠簸的“怪圈”，而且较之小布什时期似乎更进一步。从当年初新任国务卿克林顿访华到&4&月&1&日实现“胡奥会”；&从两国立法机构最高领导人近&20&年来首次互访，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访问中国；&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办，到媒体热炒“G2”、“中美共治”，2009年的中美关系可谓一路高歌猛进，被形象地比作“高开高走”。现在看来，这一年奥巴马之所以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大体是三方面因素使然：&一是面临“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反恐战场重回阿富汗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在即，美国急需中国全方位合作与配合，因此刻意强调同舟共济，有意淡化对台军售、达赖、人权等因素；&二是奥巴马、希拉里践行“巧实力”外交，希望通过柔性方式赢得中国的支持，这与倡导同伊朗的“握手外交”和“重启”美俄关系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三是奥巴马亚太事务团队核心成员斯坦伯格、贝德等人有同中国提升战略互信、重建战略保证的用心。
　　对于奥巴马政府的上述考虑，中方当时存有一定的认知落差。比如，较多看到了奥巴马政府有求于我的成分，对其“巧实力”外交本质的拿捏稍嫌不足；&较多从“阴谋论”角度看待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及美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也较多从防范角度看待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等新思维，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真实经济和战略困境估计不尽充分。其结果，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不切实际的期待。美方希望中国在上述三方面能同时满足其需求，并自认为只要美国放下身段中国必会有所合作，中国则期望美国对华政策能乘势有重大进展(&如在军售和达赖问题上)&。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阴差阳错和“谷歌事件”的不期而至，使彼此产生极大的希望落空、战略受挫感。还未及调整心态，奥巴马便于&2010&年&1&月宣布对台军售、2&月在白宫接见达赖。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是在以“回归常态”回击中国的不配合，在中国看来则属于过河拆桥的霸权行径，甚至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华战略组合拳。中国政府在美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强硬反制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美国强硬派的反华立场，他们批评奥巴马的对华政策除了滋生中国的“外交傲慢”外一无所获。恰在这时，3&月韩国“天安舰事件”突发。这场事关韩朝之争、至今仍无定论的偶然事件，引发的却是美韩对中国的猛烈批评，殃及的是中美关系。随后，美韩在黄海海域展开声言针对朝鲜的多批次、大规模军演，被当时中国多家媒体和战略分析界人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军事讹诈和战略包围，引发两军之间的进一步对立。其后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及美国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接连发生，终使中美战略博弈从局部转向全局、从言论转向行动、从心理较劲转向外交争夺。
　　简要回顾这段过程可知，中美关系从&2009&年的“高开高走”到&2010&年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与彼此心态变化有关，很难说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更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外交方针和原则出现重大变化。但第三方因素的频繁干扰和媒体的大力炒作，则容易使人得出“中美开始走上全面战略较量”的结论。正如当时参与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事后所分析的那样，“我同意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和摩擦，但宣扬紧张局势的报道与其说是反映了实际的威胁程度，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公众的视线”。正因如此，中美双方都需要尽快对局势做出相对理性的评估，以正本清源、重建信任。身处内忧外困的奥巴马政府，更急于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因此极力邀请胡锦涛主席尽早访美。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展开正式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极大扭转了两国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双方澄清了各自立场、强调了彼此原有的理性评估。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此基础上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40&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此后，中美关系复归平静，直至&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克林顿国务卿访问缅甸、美国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启动，围绕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亚太共处的内容再度占据各大媒体显要位置，中美关系才一度呈现紧张态势。
　　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展开访美行程。此次访问可被视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此行中，习副主席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前无古人，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去探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半个月后，克林顿国务卿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做出了回应。在&3&月&7&日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她指出，“2012&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回归两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这一精神在她随后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得到进一步阐释。正是基于这一共识，双方共同决定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题。胡锦涛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就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五点具体构想；&习近平副主席称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去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至此，如何构建并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便成为凝聚两国高层共识、共同指引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目标。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笔者认为，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第一，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应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是“超—强关系”，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作为多强之一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关系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则更像是“老大—老二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击后，显得更加抢眼。从中美实力对比看，2011&年中国&GDP&达到&47．&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在&10&年时间里，将&GDP&总量从美国的&1/8&提升至&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IMF&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版，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媒体则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在这一背景下，过去&40&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关于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日益减少，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中美高层共同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但换一种思维看，诚如美国冷战史权威加迪斯所言，长达&50&年的美苏冷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漫长的和平”，或者说美苏曾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战略稳定。但这种稳定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是一种“核相互确保摧毁”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同时，彼此依靠各自的代理人和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小规模战争和各种制裁接连不断。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求这样一类消极稳定，因此始终强调超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二战后美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也无法建成类似关系。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和平过渡的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围绕“权力转移”而进行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场斗争之所以未上升为战争，主要是由于“一战”、“二战”使美英与德、日的矛盾盖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英“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背景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复制。
　　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构建，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创造条件。过去&40&年的经验显示，两国已经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在相互依存中水涨船高、彼此受益，在战略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用贝德的话说，中美关系其实处于“一种相当好的状态”。究其根本，同当年的英德、日美冲突相比，今天处在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纵深发展的新时代，大国之间承受不起发生严重冲突或对立的代价；&同美苏关系相比，今日中美之间利益深度交织，只得以超越冷战的思维去加以经营。更重要的是，中美高层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两国关系不能重蹈覆辙，只能创新思维寻求新路，这种领导人的战略自觉也成为确保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重要条件。
　　尽管如此，中美已被推向了大国“权力更替”的国际政治游戏，能否在这场游戏中互利共赢，对彼此都是重大考验。对奥巴马政府而言，经历了自&2010年以来两年多的对华示强，以及有意倚重中国周边国家对华施压之后，其亚太战略的最佳目标似乎并未实现，这是足以引以为鉴的。近期美政府高官有意弃用“pivot”(&转向)&一词描述其新亚太战略，显示美亚太政策、对华政策正进入新一轮反思调整。如何在软硬之间，合作、竞争与遏制之间寻求最佳平衡，也足令奥巴马团队费尽思量。恰在此时，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议，无疑给处在摸索中的奥巴马、克林顿们思考未来对华战略以极大启迪。
　　面对实力对比之变、战略心态之变、内外环境之变，中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笔者以为，在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似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其一，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但随着美国淡化反恐、强化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不仅既有的反恐合作出现松动，而且还面临如何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的战略考验；&而双方几乎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使得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合作面受阻、摩擦面加大。因此，如何尽快建立新的战略基础、寻求新的利益汇合点就显得格外紧迫。笔者认为，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代表，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奥巴马提出实现&5&年出口翻番计划，而中国“十二五”规划则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价值观是介乎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之间的中间地带，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很难想象单靠共同利益推动的大国关系能够持久稳定，探寻“共通价值”理应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应有之义。
　　其二，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的建立并成功运行三轮，取得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所难以奢求的众多具体成果，这充分说明，人文交流既因其低政治性而较少敏感，又因其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而潜力无穷，可以大有作为。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也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习近平副主席访问五角大楼期间强调“两军关系要服从于两国整体关系”，指明了军事交流在新时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其三，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
&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深化了不同层次的双边关系，也大力拓展了多边外交，但三边外交仍着力不够。积极推动以“中美&
&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似应提上日程。
　　其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须。其目的，仍是要通过苦练内功发展壮大自己。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大国之间有关对抗的各种“竞赛规则”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表现和结果。目前，美国正在收缩战线、深化变革以尽快脱困重振，欧盟亦在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以图困中求变，俄罗斯坚守底线追求“伟大复兴”，各大国几乎均在对内深化体制性变革、对外谋求战略性空间。在这轮全球性大变革、大调整浪潮中，中国只能乘势而上，否则便会“不进则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大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3&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其最大贡献是能够超越眼前的问题而放眼未来。而实现这种超越，既是因为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是因为长期隔绝使得当时中美双方没有日常的短期问题，所有问题都是长远的和战略性的。今天的中美关系现实则既需要解决战略性问题，还需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日常问题。既要大深远，又要细深实。既要登高望远，还需脚踏实地。这对新时期中国的对美工作显然提出了更高要求。
简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在中国的外交全局中，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占有特殊重要位置。维护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当经过双方高层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双边关系逐步走上正轨。1997年克林顿总统时期，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2001年在小布什总统时期，中美双方一致同意共同致力于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日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宣布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并于日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携手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2011年1月的《中美联合声明》确认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2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提出中美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中方对中美关系最新的定位和表述。
一、何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方的表述
2012年2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发表了题为《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的演讲。演讲中首次提及“新型大国关系”有关论述，这也是此次习近平访美最具重大意义的成果。[①]习近平指出，进入本世纪第二个10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应该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方应该在以下４个方面共同作出努力。[②]
　　第一，持续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双方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我们愿同美方一道，保持高层密切往来，通过各种渠道多对话、多交流、多沟通，以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进一步挖掘中美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
　　第二，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历史表明，每当两国对涉及对方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处理得比较好，中美关系的发展就比较顺畅和稳定。反之，则会麻烦不断。希望美方始终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美方切实履行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反对“西藏独立”的承诺，慎重妥善处理涉藏问题。纵观人类历史，人权事业的发展始终是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美两国可以继续开展对话交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尊重对方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发展道路的共识，进一步完善两国人权事业。
　　第三，努力深化中美合作互利共赢的格局。中美交流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积极措施扩大进口。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促进中美贸易投资一揽子合作倡议。双方应该继续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不断打造互利合作新亮点。
第四，不断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中美在国际事务中共迎挑战、共担责任，既是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双方应该进一步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加强在热点问题上的协调，推进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2012年5月，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胡锦涛主席最为中方最高领导人正式就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行系统论述。胡锦涛主席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时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5点构想：[③]
第一、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创新思维。40年前，中美发表《上海公报》是一个创举，《上海公报》在肯定双方共同点的同时，如实列出存在的分歧，确立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当前，人类已进入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第二、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相互信任。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开创了一条依靠中国人民勤劳智慧、通过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合作共赢实现发展的正确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
第三、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平等互谅。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第四、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积极行动。中国有句古话，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我们要采取扎实有效的行动，把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落到实处，推动广泛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让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切实享受中美合作带来的好处。
第五、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厚植友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国社会各界交流交往，让更多人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参与者、支持者。我高兴地得知，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与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举行，期待第三轮磋商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2012年6月，在墨西哥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奥巴马会见时，胡锦涛再次就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提出４点建议。[④]
一是坚持对话、增强互信，继续通过访问、会晤、通话、通信等形式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充分发挥高层交往对中美关系的重要引领和推进作用。
二是深化合作、互利共赢，扎实推进经贸、投资、执法、教育、科技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能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兴领域合作亮点。推进地方交流合作，巩固和扩大政治、经济、安全、人文、教育、青年等领域交往。
三是妥处分歧、排除干扰，希望美方坚定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排除国内政治干扰，加强舆论引导，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确保美国大选年中美关系稳定。
四是共担责任、共迎挑战，中方愿同美方继续坦诚对话，增信释疑，务实合作，实现在亚太地区良性互动。希望美方尊重中方重大利益和合理关切。中方愿同美方继续就地区热点问题开展沟通和协调，推动问题妥善解决。
2012年，就国内政治议程来说，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大，最高领导层将进行换届。美国也将进行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习近平作为未来中国最高领导人访美，提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表明中国高层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2012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如何开启两国关系新的40年，对十八大后中国领导层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课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说是后胡锦涛时代中方对两国关系的提前谋划和最新期许。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方的反应
总体来说，美方对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反应是积极的。中方的战略姿态和政治信号已得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呼应。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多次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和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国的崛起不是美国的终结”，“美中正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建立新的互动模式”，共同寻找“一个守成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相遇时会出现何种局面”这个古老问题的新答案。
2012年3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关于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演讲。希拉里在演讲中指出，中美两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是我认为，没有中国和美国，任何全球性问题可能都得不到解决。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全面的利益相关者，积极承担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行为者的角色，努力加强中国自身的成功和我们的成功不可或缺的国际体系。希拉里同时指出，我们目前正在寻找一个答案，一个新答案，以便回答一个古老的问题：当一个地位确立的强国和一个新兴强国相遇时会有何结果？我们需要一个新答案。我们没有选择。互相依赖意味着一国的成功取决于另一国的成功。[⑤]
2012年3月和6月，奥巴马总统在与胡锦涛主席举行的两次峰会上，积极回应中方关于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在3月的韩国首尔核安全峰会上，奥巴马告诉胡锦涛，促进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这对美中两国、对世界都至关重要。美方愿同中方继续一道努力，在下一个４０年将美中关系建设得更好。在6月的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再次就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提出４点建议（1，坚持对话、增强互信；2，深化合作、互利共赢；3，妥处分歧、排除干扰；4，共担责任、共迎挑战）。奥巴马对此给予积极回应，表示赞成胡锦涛对下阶段两国关系的展望，愿同中方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将为发展健康稳定的美中关系、有效应对全球挑战提供重要框架。美方重申，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繁荣增长的美国也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利益。
2012年5月，希拉里国务卿在与习近平副主席会面时表示美中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史无前例，确实如同“摸着石头过河”，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双方要坚持对话，扩大交流，增进互信，缩小分歧，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2012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访华。胡锦涛和习近平与多尼隆会见时都提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问题。对此，多尼隆都给予积极回应，认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在双边各领域以及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坚定致力于发展美中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探索构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
如何理解“新型”二字？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新型国家和新型关系。
（一）新型国家
对外战略的基础在国内。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应首先看中美能否成为“新型大国”。从两国内政来说，中国正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以改革和发展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还不稳固，奥巴马政府正在刺激经济，重振制造业，促进就业，实施五年出口倍增计划。
从中国方面讲，要成为新型大国，就必须实现内建和谐社会、外建和谐世界。具体来说，中国必须紧密围绕涉及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集中精力和资源，理顺各层次关系，解决各方面问题，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和谐。在外交和国际战略上，中国在推进“走出去”战略、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大国过程中，必须注重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断累积国际信誉，避免被扣上“新殖民主义”或“专制帝国复兴”的帽子。
从美国方面讲，如何成为“新型大国”，也是其决策者和战略界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美国自冷战结束成为一枝独秀、并自我加冕成为全球领导以来，其地位并非坚如盘石、一成不变。如何避免走上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老路，尽可能延长美国的霸权地位，是20多年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始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面对多极化的加速发展和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面对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传统与非传统议题的相互交织，美国的战略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在转变。奥巴马上台后推出的“巧实力”战略和“多伙伴世界”构想，都可视作美国战略反思和观念转变的例证。虽说美国尚未决意要做“新型大国”，但形势的倒逼效应已经使美国不得不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
（二）新型关系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笔者认为，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1，中美关系的全球性
当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世界第一。这样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并存，拥有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面对的共同挑战越来越严峻，担负的共同责任也越来越重。中美关系被认为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任何重大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美合作。因此，中美关系的国际化特征越来越明显。[⑥]&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每一步实实在在的合作胜过千言万语。2009年以来，双方发表了多份联合成果说明和具体成果清单，具体成果达200多项，涵盖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的合作，涉及战略、安全、经济、金融、财政、贸易、投资、科技、卫生、能源、环境、气候变化、执法、反恐、防扩散等广泛领域。
&&&&&&2，超越传统现实主义“权力更迭”的国际政治逻辑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对抗冲突是大国关系的传统逻辑。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就是这种大国关系传统逻辑的集中表现。人类曾经一再为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付出惨痛代价。
中美关系正常化40年的历史表明，尽管中美是两个存在重大差异的大国，特别是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大国，但40年的中美关系却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要素。当前，中美战略利益不断协调、战略合作持续加强，战略互信不断深化。这已经是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对大国关系传统逻辑的改变。这是中美两国把握世界大趋势和两国利益，做出正确战略判断和政策选择的结果。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它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按照美方的说法，它是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的打破，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尽管双方并未使用相同的概念，两国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双方对其理解和期待也不尽相同，但双方业已存在的基本共识在于：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
&&&&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几点思考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早在4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开中美重新交往大门之时就已起步。这种努力体现于邓小平同志23年前所作“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断，体现于江泽民主席1993年会晤克林顿总统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方针，体现于胡锦涛主席2011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也体现于若干年来双方为培育互信进行的对话、为管控分歧开展的沟通、为维护共同利益推进的合作。[⑦]
如何在中美关系第一个40年的基础上开启第二个40年的新航程，使中美关系沿着快速、平稳、健康的轨道前进，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背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关于如何构建和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官方和学术界已有意见。笔者在此主要想谈谈构建和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不可回避或者说是亟需重视的三个问题。
（一）依托日益增强的国家力量，增强塑造双边变关系的能力，提升话语权
仔细梳理40年来的中美关系，中国处理对美外交往往处于被动态势，“刺激-反应”式的外交管理一直是处理对美外交的套用模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外交抱负，应该积极努力探索与大国的相处之道。面对分歧、矛盾和困难，中国应该尝试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不仅要有国际道路以，而且要有可操作性。一个大国的成长过程，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社会化的过程。“只有与强者叫板，你才能成为强者”。面对美国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围困，中国应该坚决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把反制措施落到实处。当然这并不是要把中国推向与美国对抗的道路，其核心要义在于中国须自身日益增强的国家力量，增强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在处理对美事务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话语权。
（二）积极培育战略互信
塑造新形势下的大国关系一向不会一帆风顺。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大障碍在于两国战略互信“赤字”。[⑧]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守成势力与新兴势力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美国担忧自身长期形成的国际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被排挤出亚太地区，或在亚太地区失去行动的自由；中国担忧美国干扰中国崛起进程，破坏中国政治稳定。美国主流思想认为对华接触和防范并举，对华合作与牵制并举，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针对美国的对华两手政策，中国主流思想自然会主张以合作与斗争的两手对美国的两手。[⑨]
近年来，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积极发展的势头，但两国战略互信不足成为双边关系向更广、更深、更密切方向发展的绊脚石。两国关系确实有韧性，但有时也很脆弱。在缺乏战略互信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绝不能掉以轻心。接触与合作多一些，还是防范与牵制多一些，决定着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三）提高中国外交事务掌门人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
美方很多官员抱怨中国的最高外交官权力受到较多限制，外交部在整个国务院系统内发言权较小。今年5月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关注中国外交的学者和媒体很少见到外交部长杨洁篪的身影，至多是在胡温会见希拉里和盖特纳的新闻里作为陪同出现。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行政体系中权力位居第四，作为“国务卿（外长）”，其权力和地位远远高于作为其同行的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外交部长杨洁篪。
&&&&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GDP位居世界第二，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中国要想成为有抱负的负责任的大国，必须统筹国内政治资源，提升外交事务掌门人在执政党内部以及行政体系中的权力和地位，让外交事务掌门人说话算数，独挡一面，建立于美国国务卿平起平坐的掌门人制度，提高行政效率以适应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
[①]&袁鹏、宋莹莹：《从合作伙伴关系到新型大国关系》，载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页。
[②]&/politics//c_.htm
[③]&/gn//3863654.shtml
[④]&/newscenter//content_.htm
[⑤]&Hillary&Rodham&Clinton,&Remarks&at&the&U.S.&Institute&of&Peace&China&Conference,&March&7,&2012,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402.htm
[⑥]&关于中美关系的国际化特征，参加吴心伯：《世事如棋局局新——二十一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3页。
[⑦]&崔天凯、庞含兆：《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⑧]&崔天凯：《坚定不移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日，http://www./chn/gxh/tyb/wjbxw/t902416.htm
[⑨]&关于中美之间战略上互不信任最新论述，参见&Kenneth&Lieberthal&and&Wang&Jisi,&Addressing&U.S.-China&Strategic&Distrust,&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路在脚下
(国际论坛)
日人民日报&&&
　　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好、发展好中美关系，让中美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各国人民安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
　　　4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强调，中美要探索构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处于新的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指明了发展方向。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实力最强的大国。中美合作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中美对抗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损害。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好、发展好中美关系，让中美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各国人民安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
　　3月14日，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中美两国元首一致重申，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该说，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是明确的。
　　新的历史时期，把握好、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中美双方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需要以积极态度和发展眼光推进对话合作，需要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妥处分歧矛盾，需要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需要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打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对立冲突的陈旧历史逻辑，责任实实在在地落在中美两国身上。探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两国来说的确不是轻松之事。知难而退、沉溺旧习、任由种种负能量冲击中美关系大局，这不仅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世界各国所不愿看到的。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这三点看上去很朴素，蕴含的道理却是深刻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探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路在脚下。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与外延&
1.中国的“新安全观”应该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内涵&
　　新世纪过去的十二年，中国不论在国际社会的任何多边外交场合，包括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双边外交层面，都极力推出和平发展的中国“新安全观”，其核心即互信、互利、平等、合作。所以，中国的新安全观内涵可以说是综合安全观、发展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共同安全观。以合作求安全、以对话求安全、以互信求安全、以发展求安全的观念和理论。成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追求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对外关系政策理念。&
　　在中国的新安全观框架下，2013年两会期间中国外长杨洁篪答记者问时表示，“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对话磋商机制日益完善，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重要成果。并指出，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应该以尊重为前提、以合作为途径、以共赢为目标。这不仅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中美各界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习近平在和奥巴马通电话时强调：“增进互信，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保持高层交往，维护和发展好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机制，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些都概括在新安全观的范围之内。&
　　2.中国的崛起势难阻挡，大国之路浩浩荡荡奔向世界舞台&
　　新世纪之前的中国，基本上只能归纳为地区大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建设，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国际政治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各个领域的议题，尤其近年来的中东北非局势，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海盗活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伊朗核武问题，非洲局势，联合国维和行动等等，从过去主要对亚太地区的关注扩大至世界性的安全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增加了话语权和重要性。国际裁军外交领域更是国际间政治斗争的尖端，自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国际裁军外交的症结和矛盾往往最终落实在中美关系的层面，例如自1997年以来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已经瘫痪了15年之久，其症结就是中美就外空军备竞赛和导弹防御系统问题的矛盾。&
&　在经济领域方面，三十年来历经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挑战，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更是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的人口资源、劳动力、和广大消费市场逐渐成为左右世界市场的动力。在金融方面，人民币逐渐进入世界金融体系，对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若干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以人民币和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并逐步扩大。再者，中国的经贸已经实现多元化和多边化，遍及五大洲四大洋，商务投资和移民也逐步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中国的能源与资源随着高速发展的步伐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能保证持续的来源和供应以便维护国家发展的经济安全成为今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科技方面，中国目前已经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准，尤其在高科技领域追赶之余勇于创新。无论在外太空与航天领域的登月计划、神舟载人飞船、建立空间站、宇宙探索、北斗制导系统都走向世界的前列。在深海探测方面实现了蛟龙号7000米以上的载人潜水记录，作为深海探矿作业，潜艇救难，以及其他战略活动，其科技水准也在世界的前列，这些成就都为建立平等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基础。&
　　此外，中国在探索和开发极地方面也做出巨大的努力，深入有关国家的行列，共同为人类的知识和科学做出贡献，例如在南极地区设立科考站，即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以及在北极的斯瓦尔巴（Svalbard）群岛设立黄河科考站等等。中国参与南北极活动，能够开阔视野，参与科学前沿研究，增加对该地区管理和开发的话语权，争取合法权益，平衡地区矛盾，促进世界和平。&
　　在军事领域方面，中国近二十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成绩。在核武器领域巩固了第二次打击的战略核威慑力量，例如东风41、东风31系列、东风5系列等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和部署，战略核潜艇和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巨浪2型的部署，以及其他中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部署。此外在反卫星武器和反导的拦截系统方面，近年来也有突出的成就，实现了核武器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维护世界和平。常规武器方面，中国也有惊人的成绩，例如航母的列装，中华神盾导弹驱逐舰、先进护卫舰、先进常规潜艇等等的服役，以及先进战机歼10、歼15、歼20、歼31等服役和研发。这些军事科技的快速成长为巩固国防，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作出贡献，促进地区稳定与和平。&
　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极限与局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强大走向世界的舞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逐渐形成，有其战略极限与局限，表现在大国博弈的纠结和大国合作的平台。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就充分地反映大国间传统政治军事安全权力斗争的国际现实主义，同时也表现出大国之间共同应对地区或世界性灾难与突发事件的合作，但是这些合作也仅局限于非传统安全的领域，例如自然灾害、共同安全危机、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援助、维和行动等等。&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文化、社会哲学、社会和经济机构、意识形态、历史认知等领域的差异，就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而言，中美之间当前更存在着大国博弈的结构性矛盾。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美国的霸权地位不容挑战，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只能尽力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所幸，如今中美双方均为核武器国家，拥有“相互确保摧毁（MAD）”的核打击威慑力量，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平衡，从而具备了外在客观因素核战略的制约。所以，中美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尖锐，从国家理性的政策考量难以升级至爆发核战争的层面，除非发生核意外事件。如此更需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之间的热线对话沟通和磋商的机制。然而，中美之间因为存在结构性矛盾，不排除发生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但也只限于常规武器的使用，不容跨过核门槛。目前美国的高新武器研发以及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军控政策，都在意图模糊核门槛，进行核威慑。所以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有效的管控机制，防止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战略误判，导致核战争的灾难。&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间的经贸形成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美之间的经贸更为紧密，贸易额为世界之首。美国是中国贸易的最大出口国，而中国是美国贸易的最大进口国，中美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2008年美国次贷问题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由于中国的大力投资缓和了世界经济的萧条，得以日渐复苏至今。所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和动力。&
　　因此，中美之间虽然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其上限止于核战争的爆发，其下限为经贸与人文合作。游走于上下限之间，则酝酿着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权力斗争的大国博弈，斗而不破的空间。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就仅能上下徘徊于此，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条件。&
　4.追求“中国梦”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共十八大的工作报告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和路线图以及时间表。在中共成立100周年时的2020年要实现中国的小康社会，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的2049年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里程。中国的大国崛起不可阻挡，然而是逆水行舟，道路满布荆棘，需要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努力奋斗，大步前进。所谓的“中国梦”，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的发言中，阐述了“中国梦”的内涵：一、“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二、“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
　　三、“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所以，中国梦是以中国精神和中国人民为核心的梦。只有发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必须在实现“中国梦”的基础上构建。&
总体而言，实现“中国梦”除了政治清明，军备强大，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更要包括如下的重要内容：一、祖国全面统一的实现。目前海峡两岸的缓和关系却仅限于经贸和人文交流方面，政治定位与融合远远落后，甚至怕谈统一，避谈统一，台独势力依然猖獗，美日阻碍中国统一的力度难见缓和。二、确定祖国全面统一时间表。中共十八大明确地提出了两个中国未来的重要时间表，第一就是在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第二就是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要实现中国梦岂能没有祖国统一的第三个时间表？我认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之日，应该就是实现祖国全面统一之时。综观古今中外，凡大国强国莫有分裂分治者；未一统江山而成大国强国者，未之有也。&
　　美国于2010年开始而在2012年1月宣布的“亚洲中心或再平衡”战略，面临财政困难预算缩减，以及新人新政的冲击，是否会悄然淡化而抛弃，是亚太国家尤其是中国特别关注的课题。从近期美国新人新政的迹象，似乎有此趋势，但是在中美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框架下，需要密切地审慎地听其言观其行。&
　　中国在实现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希望有国际和平稳定的环境促进国家建设发展，构建以新安全观为基础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关键。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霸权主义心态绝无止境，和平演变中国之心耿耿于怀。中国梦的实现必须要全国上下坚定信念，破除万难，同心协力，高举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前进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随着中国的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与“老牌”超级大国美国的实力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中美关系正在形成一种“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态势，未来两国关系是走战略对抗之路，还是开辟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不仅事关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繁荣。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成为一个为全世界人民所关注的问题。
其实，早在2012年2月，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访美时，就第一次从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中美两国应该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的大国关系。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进一步明确提出：新形势下，中美双方要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局面。显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最高层经过深思熟虑后所确定的战略方向和目标。而这一方向和目标，也得到了美国方面从总统到有关高级官员的积极回应。
& 那么，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呢？
第一，“新”在中国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努力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创造和平、稳定、友好、合作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无意对外称霸，更无意同任何大国争夺霸权；决定了中国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时，决不会以“后起”帝国主义国家的立场和心态，去同美国争夺霸权。
第二，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新”在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关系，而是互利共赢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根本基础，是中美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在全球化潮流中共同面临的广泛挑战和共同利益，已经使中美双方形成某种程度上“一损俱损，一荣共荣”的关系。
第三，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新”在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亚太地区都将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和摩擦最为集中的地区。虽然双方在该地区存在许多矛盾和分歧，但是两国对于亚太地区，存在两个根本性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都需要一个持久和可预期的地区和平与稳定，都需要本地区的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繁荣；中美两国自身的可持续繁荣，越来越依赖于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和平与发展。这两点根本性的共同利益，构成了中美两国求同存异、妥善管控分歧的客观基础
第四，中美关系同时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分别作为世界经济、政治、安全、环境的各个领域最重要的角色，双方在广泛合作与共处的同时，也存在和不断产生层出不穷的尖锐矛盾与分歧。因此在未来十年中美双方探索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过程中，出现矛盾加剧甚至出现危机难以避免。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美双方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要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努力管控好分歧。
构建中美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件没有前路可循，而且困难重重的事。但是由于中国施行的是和平的对外战略，由于中美之间不仅是互利共赢的关系，而且在亚太地区存在着共同利益，所以，只要中美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重要共识，只要两国把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那么就一定可以在共同的努力下，为中美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积极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学术论坛”为中共中央党校与美国阿斯平研究所合作举办的非官方、非营利性、开放性、学术性的会议机制，以坦诚、包容、合作、互惠为宗旨，为中美智库、专家学者就中美关系及全球重要事务提供学术研讨和高端对话平台。
当前，中美关系发展处于关键时刻。6月 7日至
8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战略性、历史性会晤，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指明了方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历史性创举，需要两国各个方面共同为之作出艰苦努力。“中美学术论坛”作为两国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自然要勇于担当，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智力支持。
在中美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之际，在第五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开启之际，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间节点上，我们举行首次“中美学术论坛”，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本次论坛将围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主题，就地区局势、安全挑战和跨国机遇、影响两国关系的国内政治因素、经济和贸易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这不仅将深化认识，加深了解，拓宽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思路，而且也会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打牢思想基础，注入思想动力。
中美分别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所具有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决定了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对全球格局和全球性事务具有重要影响的特殊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能否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不仅事关两国人民和两国的利益，而且对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也具有重大影响。借此机会，我想围绕如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谈些看法。
　　一、共同的利益和挑战，是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动力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的程度前所未有，同时也面临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独自应对，需要携手合作。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两大驱动力，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和相互依存状态日益加深，从解决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到应对各种全球性的挑战，从促进各自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到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美两国都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只有中美携起手来，才能有效应对和处理全球性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各自的利益和发展机会。中美也只有继续深化经贸、能源、环保、人文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寻求网络安全、全球治理等新领域的合作，就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国际、地区问题，以及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加强沟通协调，进一步拓展利益汇合点，进一步释放合作共赢的正能量，才能进一步放大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二、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要求
　　尽管中美两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对世界重大事务和地区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角度、立场也存在不同，但共同的利益和挑战决定中美只有和平相处，才能合作共赢，才能给两国和世界带来机遇，中美对抗只能给两国和世界带来损害，这就是“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所以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坚持包容、互鉴、共赢。这也是中美两国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和平共处意味着，中美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尊重各自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各自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尊重各自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美必须相互包容。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只有共同利益的一面。因此需要中美双方平等互谅，加强政策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不把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对方，实现共同发展和平衡发展。
中美通过和平共处、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会，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利共赢，走出一条全新的大国关系之路，以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三、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是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
　　40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以战略家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重新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中美关系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为新时期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国高层战略沟通，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各个层面、多种形式的交流机制，是推动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因素。
我们也得看到，中美关系面临着诸多结构性、长期性、复杂性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客观存在诸多分歧、摩擦、矛盾和问题。有的人还习惯于用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和两强必争的零和心态看待中美关系，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视中国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这些都是影响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消极因素。
　　如何积聚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能量？
　　第一，要创新思维，摒弃传统观念。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大国之间特别是在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曾经经历的冲突、对抗甚至战争，以及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是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客观上，新兴大国的兴起与既有大国存在发生冲突的危险性，但是，这种冲突并不具有必然性。
　　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走出一条经济全球化时代建设大国关系的新路。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这个星球也有足够大的空间，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为此，中美应当建立战略互信与良性互动，不应把对方看作潜在甚至现实的“战略对手”，以对立、排斥甚至敌视的立场判断对方的实力增长和发展趋势，并对其采取防范、遏制等举措。中国一直坚持：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合作不要冲突，要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要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
　　第二，要有效管控彼此分歧，维护中美关系大局。中美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应当淡化和减少分歧。为防止出现误读和误判，避免中美关系大局偏离正常轨道，甚至出现擦枪走火等不可控制的局面，对存在的摩擦和分歧，应通过密切沟通和良好互动，保证相互间能够及时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把矛盾和分歧控制在特定的层面和范围，妥善处理应对和有效管控。
中美双方应尊重和照顾彼此的重大利益和关切，强化底线思维，了解并尊重对方的底线，不挑战和突破对方的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从不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别国利益之上，更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但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问题上，中国是讲原则、有底线的，也是讲道理、顾大局的。中国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能力，不应奢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之路，是一条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艰辛之路，但也是充满希望、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今，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已经在“阳光之乡”按下了启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按钮，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路径已经明确。我希望并坚信，在两国政府、智库、学者、企业等的共同努力下，中美之间一定能够走上一条成功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这是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届“中美学术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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