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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天天玩游戏，充钱过万 ，学业基础全毁，我现在就读初二，马上期中了，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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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多多：总觉得自己越来越穷怎么办？
作者：之家哥
摘要：网贷之家小编根据舆情频道的相关数据，精心整理的关于《钱多多：总觉得自己越来越穷怎么办？》的相关文章10篇，希望对您的投资理财能有帮助。
《：总觉得自己越来越穷怎么办？》 精选一之前听罗振宇在一个综艺上，说过这么一段话。“二十年前，在西单的天桥上，我看到下面长安街的车水马龙，我可以自信地对着长安街高喊：北京我来了，我一定可以在北京拥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房产，自己的家庭。二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年轻人又有几个有这份底气对着北京喊出这样的话呢？”他的疑问，也许正是我们当下年轻人的疑问。难道我们真的越来越穷了吗？1、我们可能真的比父母“穷”在物价飞涨的今天，钱越来越不值钱。相比30年前，你觉得自己比父母赚的钱要多很多倍，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如果你有100元，30年前，你可以生活1个月，而现在，你只能生活1天。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中国，在美国也一样。尽管有很多年轻人的学历明显超过上一辈，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却没有超过上一辈人。美林的一份研究报告，记录了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一辈为期一年的消费行为，发现年轻人的每月开销占收入比例比父母更高，攒的钱比父母更少。总体来说，年轻人不再像父母一代那么“省吃俭用”地攒钱，他们对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追求，也更乐于花钱享受生活，在吃穿住和爱好上的开销占据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微薄的工资、极少的积蓄，让很多年轻人在进行必要的大额开销时捉襟见肘，不得不求助于父母和朋友。2、现实收入撑不起无穷的欲望
同时，不得不承认，我们所谓的越来越穷，很多时候是因为现实收入与欲望的差距越来越大。新电影上了要看，新手机出了要换，口红一定要买大牌的，每个月都要去几家新餐厅试试，每年至少要出去旅行两次……似乎这已经成为年轻人生活的标配。但如果一个人月收入6K，说自己不出去玩，衣服鞋子都是淘宝买的几十块钱一件，手里拿着几百块钱的红米，一个月存5K左右。估计很多人会喷她，说她这样日子过得很累吧？殊不知人家其实还很享受这个过程。可是你看看周围，那些创业的第都还没，就开始享受生活了；人到中年没房没车就开始怨恨世界不公，早干嘛去了？持有的太少，想要的太多，你不穷谁穷？ 3、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当然了，除去客观原因，你觉得自己穷，是因为你不断在比较。以前，没有网络的老一辈觉得家里有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都很厉害了，再往上一点无非就是有辆小汽车。现在，所有东西通过网络出现在你面前闪耀，那些一夜暴富的神话、那些逆袭成功的故事天天发生在你周围，让你产生幻觉——你本应该拥有这些。然而事实是，你拿着几千块钱的收入，租了一套公寓当中的一个单间，而这套公寓可能价值上百万。你开始感到挫败，到底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为什么别人一毕业家里就送了三套房？在不断的对比和参照中，很多人会感到越来越匮乏，越来越迷茫和无奈。可是如果一定要比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我们还是比很多人富有。与身患重症的人相比，健康的你是不是富有的？与妻离子散的人相比，家庭和睦的你是不是富有的？与上不起学只能种地的孩子相比，读完大学的你是不是富有的？所以，我们只是未感受到自己的富有，却常常去羡慕别人，跟别人比较。有时候多回首审视一下自己，可能你现在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拼了命想得到的。努力生活《钱多多：总觉得自己越来越穷怎么办？》 精选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到2015年，从央视离职的名人名单已经越来越长，比如李咏、白燕升、柴静、刘建宏、张泉灵等。社交媒体进一步加快了央视的权威瓦解，这座昔日舆论中心的光环，时常被一街之隔的中心抢了去。/文｜江岳小芳来源｜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壹今年3月开播的第四季《奇葩说》上，马东找来了罗振宇和张泉灵与蔡康永作伴，有人戏称这是央视和《康熙来了》的组合。这是马东、罗振宇、张泉灵三人第一次公开同台。但同在一个圈子，他们的轨迹早有交集。罗振宇在去年4月忙着拍卖papi酱时，身边就坐着笑容可掬的张泉灵，后者以紫牛的身份站台。去年5月，罗振宇又与马东宣布首次合作，后者的《好好说话》电子书和音频在“得到”上线。除去这些日常的互相站台与商业合作，他们更重要的交集是：央视。那曾经是他们身上最重要的标签。的确，在很长时间里，只有最聪明的年轻人才有机会跻身央视。而作为中国最重要和敏感的舆论场，央视也可以把光环投射在每一个员工身上，尤其那些从三四线城市混进央视的年轻人，回老家说起自己工作时，那保准是要把头抬得高高的，随时准备接受旁人投来的艳羡眼神。至于光环之下的冷暖，便只能自知了。比如罗振宇在去年和许知远的对话里承认，当时离开时是混不下去了，“我把我当时的领导得罪了，他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相比一开始只是央视临时工、最后也没能解决编制和户口问题的罗振宇，顶着父亲马季光环又在央视有总监助理身份的马东在2012年离开时，是让人很不解的。他称之为“归零”，“我已经40多岁了，基本上每隔几年就要全面地归零，我觉得这么活着才有意义。”这样的理由在罗振宇看来大概是有些矫情的，相比之下，崔永元给出的离职理由更加让人哭笑不得，“我当时连续发微博，天天掐架，中央台没人找我，我知道有戏了，他们放弃管理了。”2013年，崔永元为了专心和方舟子“吵架”，第三次递交了辞职报告。到2015年，从央视离职的名人名单已经越来越长，比如李咏、白燕升、柴静、刘建宏、张泉灵等。社交媒体进一步加快了央视的权威瓦解，如同时常陷入雾霾包围的央视新楼“大裤衩“，这座昔日舆论中心的光环，时常被一街之隔的金融中心抢了去。毕竟，有钱才是王道。自然，这些聪明人儿是不会错过创业潮的。贰学富五车——这个来自昔日央视老同事的评价，成为日后让罗振宇出名和挣钱的重要人设。罗振宇是在大学当过三年老师、又念完博士后才进入央视的。他喜欢抓住机会炫耀自己的学问，赶上““、3·15等特别忙的时候，他经常忙到凌晨四五点，在办公室高声朗读《古文观止》来解压。成为《对话》栏目制片人后，罗振宇的信息输出欲望愈发强烈，主持人的开场和结语都得是他组织，力求“灵魂附体“，碰到配合不默契的主持人时，他会私下感慨”半身不遂“。工作之外，他还在极短时间里用知识“征服”了很多同事，连女人生孩子要开到几指的话题都能聊，这让当时的《对话》主编蒋文倩印象深刻，“他那时候连女朋友都没有”。最初进入央视时，罗振宇只是一名临时工。央视大楼里有才华的年轻人很多，但罗振宇是第一位临时工身份的制片人——学问之外，精明和务实的性格才是他混在央视的关键。他有欲望。央视名嘴们身价高昂，出席一场商业剪彩活动就能收入一二十万，身处幕后的罗振宇帮忙打造了他们的睿智形象，却只能每月拿着死工资，这让他觉得“很不公平“。但他没有一味自怨自艾，而是选择用务实去反击现实。当行业价值不再落于组织，而是体现在个人身上时，他决定要成为利益既得者。2008年，他离开央视加入《》，在后者的栏目《中国经营者》里，罗振宇终于成为主持人，实现了“一定要把我这张胖脸露出去”的心愿。这场改变也有被动的因素。离开央视前，罗振宇的上司是时任的郭振玺，两人当时已生罅隙。2007年，郭振玺在央视内部搞了个《对话》栏目制片人竞争上岗，罗振宇对此的解读是——“就是要把我搞掉”。罗振宇没有马上愤而辞职，也没有借机把郭振玺大骂一顿，他生平第一次穿上正装，认真准备了竞岗PPT，使出浑身解数做了一场人生最高水平的演讲——当然，最后分数还是低的，但这场竞聘在央视内部电视台播出后，一些领导因此记住了罗振宇，日后的一些合作也由此而来。这样的处事风格，很罗振宇。8年后旧事重提时，罗振宇坦言，除了领导，离开央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大环境不一样了。在《对话》栏目的高光时刻，好选题总能引来激烈的外界反应和评论，但这种势能在最后一年明显下降，罗振宇形容那个过程是：“这艘船搁浅了，就是船还是那艘船，但是底下没有水了。”但从央视到东方卫视无外乎从一艘船上跳到另一艘船上，4年后，罗振宇选择下船走走。他和媒体人申音一起创办了罗辑思维，在“明星+经纪人”模式的运营下，罗振宇的个人品牌被无限放大，这样的结果，与创业之初申音、罗振宇5：1的股份分割有着极大反差。最终二人于2014年分手，单飞的罗振宇开始自己运营以微信公众号为轴心的罗辑思维品牌。但到了2016年，罗振宇又一次发现船搁浅了。“微信公众号生态正在剧烈的恶化过程中”，他在一次演讲中直言不讳。他再次跳船。从央视主持人身上，他曾经认识到“人是最值钱的”，当央视制片人时，他意识到“内容本身就是最好的交易”，这些体会成为他此次敲定航向的指南，产物就是“得到”。想明白之后，罗振宇在2016年下半年开始了他到处拉人的生意，为了说服湖畔大学的教育长曾鸣来“得到”开，他锲而不舍地一路追到杭州，并将这个过程笑称为“追女神”。而在2016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后半部分露脸的人物，比如李翔、薛兆丰等人，都曾被罗振宇追求过，时间从1到12个月不等。罗振宇喜欢跟知识分子打交道，虽然这种交往多有利益的成分。当年为了胜任制片人身份，他“假公济私”邀请各路人才给自己讲课，其中就有被公认为“公知”的许知远，“感觉像是重新上了一次大学”，罗振宇曾经如此回忆。从央视制片人到“得到”创始人，以知识生产商自居的罗振宇其实没有改变过内核。只是，这种知识教主的人设如今似乎并不那么招年轻人喜欢了——应马东之邀录制《奇葩说》之后，这位靠嘴皮子吃饭的大哥因为观点表述无趣乏味而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我以前看奇葩说从不快进，自从有了罗振宇……”叁相比罗振宇的换汤不换药，马东对央视的逃离更加彻底。从加入爱奇艺到创立米未传媒，他一直在努力撕掉自己身上的央视标签。米未传媒的调性是90后的，马东也要时刻保持人设在线。对于追《奇葩说》的年轻粉丝们来说，你很难想象马东这位穿红戴绿、割眼袋、说话开车的老司机曾经是央视《文化访谈录》的主持人。12年前，《文化访谈录》曾经请来当时身陷抄袭风波的郭敬明，马东在采访时预设立场步步逼问，引发后者粉丝不满，被指这种质疑是代沟造成的。马东在节目里一度感慨：“我们虽然是不同年龄段的人，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有些价值底线其实我们是会相同的，或者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我们会是相同的……是一个健康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经过程。”12年后，郭敬明在经历《小时代》系列的巅峰后陷入票房毒药、性侵传闻的低谷，马东却因为创立米未传媒，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偶像。精神偶像最近的一次力量爆发，是在不久前那场马东与许知远的对话中。后者因为对虚张声势的90后持有不满而遭到群讽，而马东则因为自身的年轻属性——在意长相、奇装异服、打王者“农药”而饱受好评。事实上，在央视主持《文化访谈录》时，马东有点像如今的许知远，他对过分娱乐的时代抱有不满，曾在节目中像许知远一样问陈丹青：“您是怎样看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呢？”加入央视前，从澳大利亚回国的马东曾是湖南卫视主持人。虽然有父亲马季的光环，但他在全国影响力一般，名气远不及父亲，快嘴李湘在最近一档综艺节目中爆料，当年她出差乘坐飞机，发现同事马东居然坐的是经济舱——当时李湘是湖南卫视一姐，出入头等舱已是寻常。当时的马东在主持一个叫《有话好说》的栏目，因为涉及同性恋题材，这个节目被停播。离开湖南卫视后，他辗转进入央视成为《挑战主持人》的主持人，但他很快发现，所谓的主持人选拔就是“才艺比赛”，会得越多，观众就越乐呵，“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重要的。”这和后来宣称“内容是海水，不是海岸”的米未传媒如出一辙。马东离开爱奇艺创立的米未传媒，以鲜明生动的90后风格著称，旗下最知名的主打节目是《奇葩说》。这档节目诞生于马东任职爱奇艺期间，由同样从央视出来的牟頔团队打造，第一季就成为了网综栏目里的佼佼者。如今，米未传媒还拥有《透明人》和《说说而已》等短视频节目，分别由奇葩辩手姜思达和颜如晶主导。这些玩法背后的马东，似乎跟《文化访谈录》里那位严肃的主持人不是同一个人。离开央视后，马东试图在文化领域继续做文章。他进入爱奇艺推出的第一个栏目是《汉字英雄》，后者在爱奇艺和河南卫视平台同步播出。那是2013年，电视综艺节目里还是以唱歌、跳舞、真人秀等内容为主流。马东的尝试，似乎还没有脱离央视那种“代圣人立言”的使命感。“《汉字英雄》不会是一个一次性的节目，我期待它每年都有”，按照当时马东的预计，这个耗费巨大精力来设计的节目是要做成品牌的，即使第一季不盈利，它此后的发酵能力是不可低估的。但事与愿违，《汉字英雄》至今在爱奇艺上的更新停留在了2014年10月。如今马东已经很少提及这些往事了。与罗振宇类似，马东成了务实主义者。于是，你可以看到，他聪明地在《奇葩说》里玩花式口播广告，同时讨好广告主和观众，也会在许知远的《十三邀》里笃定地与年轻人站在一起，避而不谈这个时代的焦虑和不安，毫不避讳自己的商人身份——这些，恰恰都是年轻人喜欢的，而后者是米未传媒最重要的受众。从这个维度上看，马东已经顺利完成了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转变。肆《汉字英雄》播出的2013年，姊妹节目《成语英雄》请来了崔永元担任“成语英雄”。当时后者已经从央视离职，节目现场，他保持了央视名嘴的风范，始终耐心安慰选手，成为场上的灵魂人物。那是关于他睿智贴心形象的最后片段之一。几个月后，他突然成为反转基因的斗士，自此，硝烟和骂战成为这位昔日抑郁病人的生活日常，创业项目也由此生出。与多数央视创业者选择内容老本行不同，崔永元一脚踏进了他此前并不熟悉的领域。他自费去美国拍摄的反转基因纪录片，因为常识错误漏洞百出，与方舟子的骂战，也把这场本来严肃的讨论变成了一地鸡毛。摆脱央视名嘴的身份限制后，他四处树敌。几乎所有反对他的声音，都会遭到他的公开反击，反击风格与他昔日形象反差巨大。比如与昔日好友司马南反目。因2014年司马南在微博力挺方舟子，称崔永元“病得厉害“，后者很快将司马南2012年赴美时在机场被滚梯和墙面夹住头的旧闻搬了出来，攻击其为“司马夹头”。今年4月，他又在微博晒出九宫格图片，除了被夹在各种道具中的牛羊狗，还有被夹头的司马南，并配文“好长时间没夹头的消息了，老同志恢复地还好吧?”他曾经解释自己的改变，并自称离开央视之后的崔永元才是真实的——“现在想发火就发火，想骂人就骂人，想拍桌子就拍桌子，没有什么公众形象这一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崔永元”；“如果以前你看到崔永元特老实，他只是遵守中央电视台的规矩。现在崔永元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只要不违法就没有问题”；......
成为反转基因斗士两年多后，2016年11月，崔永元宣布要成立自己的食品公司，进入零售行业。今年5月，首页挂有崔永元照片的璞谷塘商城开始试运营，但很快被曝出价格虚高、盗用其他网站图片、安全认证标准等问题。同时，崔永元的商人身份被挖出：七家、四家公司的高管。风口浪尖之下，崔永元保持了沉默。今年7月，崔永元宣布辞去在璞谷塘担任的所有职务，退出关联公司所有股份及职务，并称“本人由于反对转基因农作物非法滥种、反对转基因食品非法混入百姓餐桌伤害百姓，因此得罪了庞大利益集团横遭报复”。以上种种，让崔永元的创业变得像场闹剧。时至今日，崔永元的微博认证身份是“知名主持人”，他不再提央视的身份，却没少从这个光环里获利。关注度和眼球效应自然不用说，单是璞谷塘商城项目上，据崔永元介绍，网店刚开张时，在大连就有5000多人申请注册会员，会费每人5000元——毫无疑问，崔永元昔日央视名嘴的身份，是这些会员们买单的重要原因。以赛· 亚伯林在著名小品文《刺猬与狐狸》中把人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狐狸观天下之事，刺猬以一事观天下。创业故事的开始，崔永元和马东在河南卫视的文化节目中相遇，似乎要走一样的道路，但后来，一个变成了狐狸，一个变成了刺猬，二人交集也止步于此。伍同样是告别央视，张泉灵的步履似乎更加顺畅从容。如果不是2015年的一次咳血事件，张泉灵可能会一辈子待在央视，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她表示，“未来也许会改变，但我的习惯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觉得自己可以做一辈子。”其实身体原因只是导火线，从2104年开始，知识分子的焦虑让张泉灵开始关注互联网，降维打击的恐惧包围了她，她反复想起《三体》里那句：消灭你，与你无关。为了摆脱“时不我待，知识缺口巨大”的焦虑，从2015年初开始，张泉灵开始约互联网公司的员工聊天，但几乎每个搭话的开始，她都会被人反问：你要跳槽吗？我们这儿有职位哦。问话者大多是看上了张泉灵的央视名嘴光环。光环背后的人脉、资源，是所有商业公司都垂涎的猎物。当时，央视离职潮已经兴起，但张泉灵还没有行动，直到2015年4月，她遇到了如今的，猎豹的傅盛。后者为了拉张泉灵入伙，哑着嗓子勾画了蓝图，还搬出腾讯作为例子：“腾讯这五年和前十年风格完全不同。腾讯把核心业务做扎实，然后把边缘的地方用资本连接，而不是用人力和管控去连接。”在傅盛看来，眼前的张泉灵奇货可居，她在央视工作18年，这是最好的名片，“未来是投资媒体化和媒体投资化的时代，泉灵有足够的品牌和知名度。”在傅盛眼里，张泉灵就是下一个熊晓鸽，后者是记者出身，如今是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张泉灵吃下了傅盛画出的这张饼，2015年9月，她宣布加入紫牛出任合伙人。LP名单里包括同样出自央视的罗振宇。最开始，紫牛基金的风格是什么项目都看，几个月后，内容创业相关领域成为其聚焦的重点领域之一。张泉灵似乎适应得很好。2016年，她拿下了“年度最佳跨界”的奖项，而基金所投的二十几个项目里，不乏年糕妈妈、混子曰、光和数字这样的明星项目。她还在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今年3月出现在《奇葩说》录制现场时，她一反曾经正装示人的主持人形象，穿着今年流行的睡袍装，附以浓妆和夸张配饰，尽量活泼生动地参与讨论。那一刻，《东方时空》的痕迹似乎真的被抛弃在了历史的时空里。陆品玩创始人骆轶航曾说，“媒体人创业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变成教主。”显然，通过央视这个造神平台，罗振宇、马东、崔永元、张泉灵在成为“教主”的道路上已经领先多数创业者一大截。凭借央视平台上积累的人脉资源，马东们能够迅速拉拢起“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比如《奇葩说》的明星阵容一直是区别于多数网综的优势，其间，马东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媒体人并不是一个全能标签。玲珑创始人、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于困困曾说，“媒体人这个标签是悲壮的，并在创业阵营里自成一类，我们曾经天生骄傲，如今却身段骤然一转，走向了否定和自我否定的极端。比起那些‘什么都没有，失去的只有枷锁’的创业者，媒体人要摆脱的并不是枷锁，而是一种过时的荣誉感——因为是荣誉，它似乎很难放弃；因为过时，其实它朝不保夕。”媒体人创业的最大挑战，其实是来自自我，尤其是需要被否定的那部分。2013年初，罗振宇在接受CCTV《奋斗》栏目采访时，曾在自己的大照片上写下“永远站在趋势里”，并解释：“如果你不活在趋势里，不去判断趋势并且勇于否定自己，然后跟住趋势，这很可能是过往30年和今后30年，中国最大的人生悲剧的源泉。”对于罗振宇口中的趋势，马东在2010年左右也表达过自己的观察，“我们干传播的，对传播渠道的变化最敏感。2011年年底，北京地区的电视开机率比2009年同期下降了将近一半，这不是电视不好，是传播方式发生变化。”央视人离职转型，似乎是大势所趋，但跳入创业浪潮后，能否利用昔日光环还要看个人造化。创业这条路从来都是九死一生，央视创业帮也不例外。马东、张泉灵、罗振宇这样的成功者终究是屈指可数，更多人，已经被浪潮冲散在了茫茫大海里，不为人知。值班编辑：陈睿雅审校：张弘一《钱多多：总觉得自己越来越穷怎么办？》 精选三01逃离北上广深又一次成为热点，精英也好，屌丝也罢，都被焦虑这张大网所捕捞。人人都在挣扎，人人都在恐慌，不知道命运的大嘴，是否会将自己第一批吞噬。许多朋友也在说：也许，在这个城市打拼一辈子，我可能也没办法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户口，孩子上学成问题，健康和安宁还失去了，不太划算。还是回老家吧！压力没那么大，消费水平低，收入可以维持全家人开支还有所剩余……这样的话，人可以喘口气，生活可以更清闲，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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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选择，没什么对不对。但如果你问我：你会回老家吗？当然不会。哪怕我会累死，焦虑死，拼死，也不会离开一线城市。02在一线城市，生活当然不轻松。如果想活得体面，活得自由，那付出的代价更重。昨天算了一下我的月支出，每月10多万。房贷8万+，保姆工资、团队工资、稿费、机酒费……加起来10万+，这还是每月必定开销。如果买了包，买了鞋，孝敬父母，几十万就和我say bye bye了。这种开销与支出，我相信对于每个人而言，都不是小数目。但是，我乐在其中。负担重么？当然。累么？当然。想回老家么？死也不要。哪怕我现在回三线城市，可以付最少的劳力，获得很好的生活，半生无忧，要啥有啥，但是，有什么意义呢？睁眼无所事事，闭眼昏昏沉沉，只有天天绞尽脑汁地想如何多快好省地找乐子，满足低等欲望——喝酒、聚餐、唱K、打牌、偷情、你爱我我爱他他爱她——哎呀妈呀，想想真是无聊透顶。03人活着，固然是为了幸福。但是，对于我而言，幸福不等于睡在金玉床上等死，不等于躺在红酒池中腐烂。这真挺没意思的。我曾看过一个报道。说科学界研发出一台幸福机器，只要你躺上去，仪器会精准地刺激你各个神经末梢，让你觉得嗨到爆。什么也不用干，什么也不用愁，人生只剩下幸福，并且，只感到幸福。但是，有人愿意一生躺在这个机器上么？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种幸福是死的，不是活的；是机器刺激的，不是心灵感知的；是被控制的，不是自由的。这就很好理解了，为什么许多人明明可以安逸到老，但还是苦逼前行，像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奋斗。因为这才有真正的快乐呀。04真正的快乐从哪来？不是百无聊赖，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是主动选择障碍，并竭尽全力打破障碍。比如，张三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目标，成为一个游泳高手，能拿到全城第一。有了这个目标，当然就有了奋斗。有了奋斗，就有了压力。有了压力，能量才会流动。就像物理学上说，无压强，水都会静止；有压强，水才会流动。你会在压力的推动下，生命力汩汩冒出，人生如开挂。然后，眼看着自己挂金挂，眼看着自己破城门，眼看着自己平天下，当你打破障碍，实现目标，幸福铺天盖地来袭。这才是有活力的快乐。05再比如我，我给自己设置的目标是月入百万，新书卖百万，在国外有别墅，周游世界，和世界各国的人交朋友。这在很多人看来不切实际。因为难。也因为难，压力自然大。然而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压力大，所以不容停下，我一直在路上，我一直在死磕，我一直比同行者要拼命……也因为更专注，付出更多，我走得比别人更快，获得比别人更多。所以，压力大的都市VS压力小的小城，压力大的生活VS压力小的生活，我一定会选择前者。因为，这会令我更牛逼。06有人说，生活嘛，开心就好。还有人说，我什么都不求，只求安稳地度过这一生。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听进这些鬼话。我比任何人的起点都低。出身底层中的底层，半生赤贫，加上骨子里的倔强，与周围格格不入。如果随遇而安，完蛋！那我今天还在拿着3000+的月薪，住在一个东头放个屁、西头马上就能听到的县城里，身背一堆少又碎的债务，过着买菜都要挑挑拣拣的生活，被各种土挫贱的人事弄得痛苦不已。之所以没有被缚，不过是因为：我知道安稳绝非好事。我不要安稳。我要赢，我要动荡，我要有钱，我要活得精彩和自由。有了这种动力，人才不僵、不死，一直创造，奇迹频生。07前不久看到一个视频，一个80岁老先生，感到腿脚无力，于是，他躺在家里，能不动就不动。但有一天，他突然想，要是这样躺下去，人很快就报销了。他爬起来，开始练下蹲。第一个蹲下去了，第二个，第三个……他艰难地一个个增加，到九十岁，他依然能走路，甚至能滑旱冰，比大家预料的健康得多。另一个先生姓张，比他小三岁，和大多数人一样，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他说：“人生就是要享受！”享受呢，就是尽量少活动，少操心，少费脑子。但是，这种停顿的生命状态，使得他免疫力不断下降，疾病更加频繁地来造访。享受生活不等于轻松等死。这种观念只会导致我们不愿意做事。不做事，小脑失去刺激，年轻人会老化，老人会退化、僵化。生命不仅没有波澜，反而成为一滩死水。08说到这里，一定有人又说，小城市也可以奋斗，也可以大展宏图呢。当然可以的。但是，这也存在一个规律和概率的问题。美国有个学者芒福德，写过一本书，叫《城市文化》。这本书没有鸡汤，也没有城市人的优越感，只是单纯地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假设一万个人能出一天才，城市里因为人多，所以出的天才就比较多。但如果在乡村，因为孤立，人少，出现一个天才的时间，就会变得非常长，要多少代才能出一个。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你在一个小地方时，你没办法知道自己是不是天才。你面对着一帮把混进**当办事员当成人生巅峰的人，面对着一帮把东家长西家短看成诗与远方的人，面对着一帮天天只知要你安稳、懂事、会做人的人……即便你有傲人的天赋，也会一点点地泯然众人。你不会知道，上帝给了你绘画的天赋，你本来可能是璀璨的巨星。你也不会知道，上帝给了你音乐的天赋，你本来可能是另一个周杰伦。但是，大城市提供了一切怪胎容身的空间。你比如我，这么失败贫穷狼狈嫁不出去被我爸都亲口骂“你是我们家的耻辱”的一个人，到了广州，就换了新天新地，可以活得如此富足和精彩。因为，这个城市正在告诉我，我们不管你姿势如何，我们只看结果。那么，拼吧！既然总是有人要赢的，那为什么不是我？！09我很喜欢古典对大小城市的一个比喻。他说，大城市好比是一个大型网络联机游戏，彼此都不熟，大家公平竞争，有能力就能挂帅上阵；小城市就类似一桌熟人的麻将局，互相赚点钱，但也乐呵乐呵的。你选择哪一种呢？选择哪一种，都没有错。但是，我想告诉你，因为我选择了前一种，我才在两三年之间，实现了所有愿望，并且，各种可能还在前方，等着给我更灿烂的惊喜。（作者简介：周冲，2015年离开体制，放弃公职，从事自由写作。本文经授权转自微信公众号“周冲的影像声色”（fuck_your_dick），这是一个文艺而理性的公众号，以文艺的笔调，以理性的思维，剖析人间事与人间情。）《钱多多：总觉得自己越来越穷怎么办？》 精选四“我攒到人生第一个10万了！”对于刚毕业不久，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很多地方都要花钱，开销大，收入不高，总觉得钱不经用。但钱多多认为，要想攒够人生的第一个10万，也不是很难。但是你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家人不应该成为前进的负担很多年轻人毕业后参加工作，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就把自己的收入都给家人，但是往往日子过得拮据、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失去了年轻人特有的锐意进取。其实很多时候，家人都有工作，不需要供养。而且父母一辈人的观念就是，其实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除了日常开销，人际交往，最重要的是投资自己，不管是外表还是内在。只有家中的确有一定的经济困难，不然还是提倡自己有的基础上，投资自己，才能在职业前期拥有良好基础，收入和职位有较快的提升。我们就像一棵树，我们长得好，以后才能结出更多的果子。二、学会规避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一个人在外工作，有不少人因寂寞染上了恶习，比如赌。一旦染上了赌，基本都会败掉自己工作几年的所有身家，一切得重头来过。很多人觉得赚钱怎么这么难，原始资金累积怎么这么难熬，钱多多理财师建议，不要操之过急，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这个世界很美好，可是，仍然有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年轻人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不仅是钱、健康、安全。三、原始资金累积阶段 需要时间和耐心通常，人生的第一个十万存款需要花3年时间，第二个十万可能不到2年，第三个10万或许连一年都不到。但如果没有第一个10万，也很难有后面的积累。刚开始存钱时，觉得钱太少了，收益更少，这个时候需要控制自己，强制储蓄，也不要太在意理财的收入，这个时候形成储蓄的习惯和在事业上发展是最重要的。可以选择一到两种理财方式，因为这个阶段难以忍受本金的亏损。本金安全，波动小的最好。另外，不要太频繁的查看自己的收益情况，经常关注+收益不高，容易铤而走险，找风险更大的，而这个时候不成熟，既容易亏损，也容易上当受骗。所以这个时期，不以收益论英雄，而是看谁能平安渡过，只要平安渡过就是海阔天空。四、一定要有一个爱好除了事业、理财以外，要有一个爱好，一定是自己真心喜欢的，就是一想到就觉得开心，一有时间就想去做的事，打球、看电影、看书或是旅游，都可以。可以让自己在闲下来时，有事可做，这样精神上有寄，不容易走上歪路，也能有前进的动力。五、多多提升自己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提升自己，从精神面貌、个人能力、学历、语言表达等各方面去提升自己。时间太宝贵了，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当这些提升后的内容成为你习惯的一部分时，你会受益一辈子，因为我们自己才是最大的。这个时期，理财为辅，提升自我、事业发展为主。六、考虑提成及其他收入一般的人想拿高薪，只能成为管理层或是做业务，管理层综合要求较高，劳心劳力，而收入受限，大部分人卡死在经理层，而经理层的收入也并不能使家庭过得特别宽裕。而从基础的业务员开始，拼几年，就积累了足够的人脉， 当然，这需要看个人综合情况。如果可以尽可能的多存钱，早日实现财务自由，财务自由就是可以完全替代工作收入，不工作也能生活得很好，经济自由了，生活才能自由。原始资金累积阶段是理财必经之路，也是锻炼自己的成长之路，走过了，以后就没什么困难可以难倒你了。等手头有了一定的原始资金，可以做的就更丰富了。比如近几年一直非常火的P2P，经过这一年多众多监管政策的推进与落实，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年轻人的首选方式。日，沪上知名钱多多迎来了4周岁生日，为回馈广大投资人，推出了“肆意狂欢 玩转4周年”的一系列活动，活动为期十天，现金、、加息多多标轮番引爆全场。目前，累计交易额已突破124亿元，并且上线了江西系统，未来钱多多也将继续积极拥抱监管，走在路上，不忘初心，为投资人带来更好的投资服务、体验。《钱多多：总觉得自己越来越穷怎么办？》 精选五　　那曾经是他们身上最重要的标签。的确，在很长时间里，只有最聪明的年轻人才有机会跻身央视。而作为中国最重要和敏感的舆论场，央视也可以把光环投射在每一个员工身上，尤其那些从三四线城市混进央视的年轻人，回老家说起自己工作时，那保准是要把头抬得高高的，随时准备接受旁人投来的艳羡眼神。　　至于光环之下的冷暖，便只能自知了。　　比如罗振宇在去年和许知远的对话里认，承当时离开时是混不下去了，“我把我当时的领导得罪了，他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　　相比一开始只是央视临时工、最后也没能解决编制和户口问题的罗振宇，顶着父亲马季光环又在央视有总监助理身份的马东在2012年离开时，是让人很不解的。他称之为“归零”，“我已经40多岁了，基本上每隔几年就要全面的归零，我觉得这么活着才有意义。”　　这样的理由在罗振宇看来大概是有些矫情的，相比之下，崔永元给出的离职理由更加让人哭笑不得，“我当时连续发微博，天天掐架，中央台没人找我，我知道有戏了，他们放弃管理了。”2013年，崔永元为了专心和方舟子“吵架”，第三次递交了辞职报告。　　到2015年，从央视离职的名人名单已经越来越长，比如李咏、白燕升、柴静、刘建宏、张泉灵等。社交媒体进一步加快了央视的权威瓦解，如同时常陷入雾霾包围的央视新楼“大裤衩“，这座昔日舆论中心的光环，时常被一街之隔的金融中心抢了去。毕竟，有钱才是王道。　　自然，这些聪明人儿是不会错过创业潮的。　　贰　　学富五车——这个来自昔日央视老同事的评价，成为日后让罗振宇出名和挣钱的重要人设。　　罗振宇是在大学当过三年老师、又念完博士后才进入央视的。他喜欢抓住机会炫耀自己的学问，赶上“两会“、315等特别忙的时候，他经常忙到凌晨四五点，在办公室高声朗读《古文观止》来解压。　　成为《对话》栏目制片人后，罗振宇的信息输出欲望愈发强烈，主持人的开场和结语都得是他组织，力求“灵魂附体“，碰到配合不默契的主持人时，他会私下感慨”半身不遂“。工作之外，他还在极短时间里用知识”征服“了很多同事，连女人生孩子要开到几指的话题都能聊，这让当时的《对话》主编蒋文倩印象深刻，”他那时候连女朋友都没有“。　　最初进入央视时，罗振宇只是一名临时工。央视大楼里有才华的年轻人很多，但罗振宇是第一位临时工身份的制片人——学问之外，精明和务实的性格才是他混在央视的关键。　　他有欲望。央视名嘴们身价高昂，出席一场商业剪彩活动就能收入一二十万，身处幕后的罗振宇帮忙打造了他们的睿智形象，却只能每月拿着死工资，这让他觉得“很不公平“。　　但他没有一味自怨自艾，而是选择用务实去反击现实。当行业价值不再落于组织，而是体现在个人身上时，他决定要成为利益既得者。2008年，他离开央视加入《第》，在后者的栏目《中国经营者》里，罗振宇终于成为主持人，实现了“一定要把我这张胖脸露出去“的心愿。　　这场改变也有被动的因素。离开央视前，罗振宇的上司是时任总监的郭振玺，两人当时已生罅隙。2007年，郭振玺在央视内部搞了个《对话》栏目制片人竞争上岗，罗振宇对此的解读是——“就是要把我搞掉”。　　罗振宇没有马上愤而辞职，也没有借机把郭振玺大骂一顿，他生平第一次穿上正装，认真准备了竞岗PPT，使劲浑身解数做了一场人生最高水平的演讲——当然，最后分数还是低的，但这场竞聘在央视内部电视台播出后，一些领导因此记住了罗振宇，日后的一些合作也由此而来。　　这样的处事风格，很罗振宇。　　8年后旧事重提时，罗振宇坦言，除了领导，离开央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大环境不一样了。在《对话》栏目的高光时刻，好选题总能引来激烈的外界反应和评论，但这种势能在最后一年明显下降，罗振宇形容那个过程是：　　“这艘船搁浅了，就是船还是那艘船，但是底下没有水了。”　　但从央视到东方卫视无外乎从一艘船上跳到另一艘船上，4年后，罗振宇选择下船走走。他和媒体人申音一起创办了逻辑思维，在“明星+经纪人”模式的运营下，罗振宇的个人品牌被无限放大，这样的结果，与创业之初申音、罗振宇5：1的股份分割有着极大反差。最终二人于2014年分手，单飞的罗振宇开始自己运营以微信公众号为轴心的逻辑思维品牌。　　但到了2016年，罗振宇又一次发现船搁浅了。“微信公众号生态正在剧烈的恶化过程中”，他在一次演讲中直言不讳。　　他再次跳船。从央视主持人身上，他曾经认识到“人是最值钱的”，当央视制片人时，他意识到“内容本身就是最好的交易”，这些体会成为他此次敲定航向的指南，产物就是“得到”。　　想明白之后，罗振宇在2016年下半年开始了他到处拉人的生意，为了说服湖畔大学的教育长曾鸣来“得到”开专栏，他锲而不舍地一路追到杭州，并将这个过程笑称为“追女神”。而在2016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后半部分露脸的人物，比如李翔、薛兆丰等人，都曾被罗振宇追求过，时间从1到12个月不等。　　罗振宇喜欢跟知识分子打交道，虽然这种交往多有利益的成分。当年为了胜任制片人身份，他“假公济私”邀请各路人才给自己讲课，其中就有被公认为“公知“的许知远，“感觉像是重新上了一次大学”，罗振宇曾经如此回忆。　　从央视制片人到“得到”创始人，以知识生产商自居的罗振宇其实没有改变过内核。只是，这种知识教主的人设如今似乎并不那么招年轻人喜欢了——应马东之邀录制《奇葩说》之后，这位靠嘴皮子吃饭的大哥因为观点表述无趣乏味而得到了这样的评价：　　“我以前看奇葩说从不快进，自从有了罗振宇……”　　叁　　相比罗振宇的换汤不换药，马东对央视的逃离更加彻底。　　从加入爱奇艺到创立米未传媒，他一直在努力撕掉自己身上的央视标签。米未传媒的调性是90后的，马东也要时刻保持人设在线。　　对于追《奇葩说》的年轻粉丝们来说，你很难想象马东这位穿红戴绿、割眼袋、说话开车的老司机曾经是央视《文化访谈录》的主持人。　　12年前，《文化访谈录》曾经请来当时身陷抄袭风波的郭敬明，马东在采访时预设立场步步逼问，引发后者粉丝不满，被指这种质疑是代沟造成的。马东在节目里一度感慨：　　“我们虽然是不同年龄段的人，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有些价值底线其实我们是会相同的，或者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我们会是相同的……是一个健康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经过程。”图：《文化访谈录》上的马东　　12年后，郭敬明在经历《小时代》系列的巅峰后陷入票房毒药、性侵传闻的低谷，马东却因为创立米未传媒，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偶像。　　精神偶像最近的一次力量爆发，是在不久前那场马东与许知远的对话中。后者因为对虚张声势的90后持有不满而遭到群讽，而马东则因为自身的年轻属性——在意长相、奇装异服、打王者“农药”而饱受好评。　　事实上，在央视主持《文化访谈录》时，马东有点像如今的许知远，他对过分娱乐的时代抱有不满，曾在节目中像许知远一样问陈丹青：“您是怎样看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呢？”　　加入央视前，从澳大利亚回国的马东曾是湖南卫视主持人。虽然有父亲马季的光环，但他在全国影响力一般，名气远不及父亲，快嘴李湘在最近一档综艺节目中爆料，当年她出差乘坐飞机，发现同事马东居然坐的是经济舱——当时李湘是湖南卫视一姐，出入头等舱已是寻常。　　当时的马东在主持一个叫《有话好说》的栏目，因为涉及同性恋题材，这个节目被停播。离开湖南卫视后，他辗转进入央视成为《挑战主持人》的主持人，但他很快发现，所谓的主持人选拔就是“才艺比赛”，会得越多，观众就越乐呵，“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重要的。”　　这和后来宣称“内容是海水，不是海岸”的米未传媒如出一辙。　　马东离开爱奇艺创立的米未传媒，以鲜明生动的90后风格著称，旗下最知名的主打节目是《奇葩说》。这档节目诞生于马东任职爱奇艺期间，由同样从央视出来的牟頔团队打造，第一季就成为了网综栏目里的佼佼者。如今，米未传媒还拥有《透明人》和《说说而已》等短视频节目，分别由奇葩辩手姜思达和颜如晶主导。　　这些玩法背后的马东，似乎跟《文化访谈录》里那位严肃的主持人不是同一个人。　　离开央视后，马东试图在文化领域继续做文章。他进入爱奇艺推出的第一个栏目是《汉字英雄》，后者在爱奇艺和河南卫视平台同步播出。那是2013年，电视综艺节目里还是以唱歌、跳舞、真人秀等内容为主流。马东的尝试，似乎还没有脱离央视那种“代圣人立言”的使命感。　　“《汉字英雄》不会是一个一次性的节目，我期待它每年都有”，按照当时马东的预计，这个耗费巨大精力来设计的节目是要做成品牌的，即使第一季不盈利，它此后的发酵能力是不可低估的。但事与愿违，《汉字英雄》至今在爱奇艺上的更新停留在了2014年10月。　　如今马东已经很少提及这些往事了。　　与罗振宇类似，马东成了务实主义者。于是，你可以看到，他聪明地在《奇葩说》里玩花式口播广告，同时讨好广告主和观众，也会在许知远的《十三邀》里笃定地与年轻人站在一起，避而不谈这个时代的焦虑和不安，毫不避讳自己的商人身份——这些，恰恰都是年轻人喜欢的，而后者是米未传媒最重要的受众。　　从这个维度上看，马东已经顺利完成了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转变。　　肆　　《汉字英雄》播出的2013年，姊妹节目《成语英雄》请来了崔永元担任“成语英雄”。当时后者已经从央视离职，节目现场，他保持了央视名嘴的风范，始终耐心安慰选手，成为场上的灵魂人物。　　那是关于他睿智贴心形象的最后片段之一。几个月后，他突然成为反转基因的斗士，自此，硝烟和骂战成为这位昔日抑郁病人的生活日常，创业项目也由此生出。　　与多数央视创业者选择内容老本行不同，崔永元一脚踏进了他此前并不熟悉的领域。他自费去美国拍摄的反转基因纪录片，因为常识错误漏洞百出，与方舟子的骂战，也把这场本来严肃的讨论变成了一地鸡毛。　　摆脱央视名嘴的身份限制后，他四处树敌。几乎所有反对他的声音，都会遭到他的公开反击，反击风格与他昔日形象反差巨大。　　比如与昔日好友司马南反目。因2014年司马南在微博力挺方舟子，称崔永元“病得厉害“，后者很快将司马南2012年赴美时在机场被滚梯和墙面夹住头的旧闻搬了出来，攻击其为”司马夹头“。　　今年4月，他又在微博晒出九宫格图片，除了被夹在各种道具中的牛羊狗，还有被夹头的司马南，并配文“好长时间没夹头的消息了，老同志恢复地还好吧？”图：截图来自崔永元微博　　他曾经解释自己的改变，并自称离开央视之后的崔永元才是真实的——　　“现在想发火就发火，想骂人就骂人，想拍桌子就拍桌子，没有什么公众形象这一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崔永元”；　　“如果以前你看到崔永元特老实，他只是遵守中央电视台的规矩。现在崔永元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只要不违法就没有问题”；　　......　　成为反转基因斗士两年多后，2016年11月，崔永元宣布要成立自己的食品公司，进入零售行业。今年5月，首页挂有崔永元照片的璞谷塘商城开始试运营，但很快被曝出价格虚高、盗用其他网站图片虚假宣传、安全认证标准等问题。　　同时，崔永元的商人身份被挖出：七家公司的股东、四家公司的高管。风口浪尖之下，崔永元保持了沉默。　　今年7月，崔永元宣布辞去在璞谷塘担任的所有职务，退出关联公司所有股份及职务，并称“本人由于反对转基因农作物非法滥种、反对转基因食品非法混入百姓餐桌伤害百姓，因此得罪了庞大利益集团横遭报复”。　　以上种种，让崔永元的创业变得像场闹剧。　　时至今日，崔永元的微博认证身份是“知名主持人”，他不再提央视的身份，却没少从这个光环里获利。关注度和眼球效应自然不用说，单是璞谷塘商城项目上，据崔永元介绍，网店刚开张时，在大连就有5000多人申请注册会员，会费每人5000元——毫无疑问，崔永元昔日央视名嘴的身份，是这些会员们买单的重要原因。　　以赛 ·亚伯林在著名小品文《刺猬与狐狸》中把人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狐狸观天下之事，刺猬以一事观天下。创业故事的开始，崔永元和马东在河南卫视的文化节目中相遇，似乎要走一样的道路，但后来，一个变成了狐狸，一个变成了刺猬，二人交集也止步于此。　　伍　　同样是告别央视，张泉灵的步履似乎更加顺畅从容。　　如果不是2015年的一次咳血事件，张泉灵可能会一辈子待在央视，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她表示，“未来也许会改变，但我的习惯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觉得自己可以做一辈子。”　　其实身体原因只是导火线，从2104年开始，知识分子的焦虑让张泉灵开始关注互联网，降维打击的恐惧包围了她，她反复想起《三体》里那句：消灭你，与你无关。　　为了摆脱“时不我待，知识缺口巨大”的焦虑，从2015年初开始，张泉灵开始约互联网公司的员工聊天，但几乎每个搭话的开始，她都会被人反问：你要跳槽吗？我们这儿有职位哦。　　问话者大多是看上了张泉灵的央视名嘴光环。光环背后的人脉、资源，是所有商业公司都垂涎的猎物。　　当时，央视离职潮已经兴起，但张泉灵还没有行动，直到2015年4月，她遇到了如今的合伙人，猎豹的傅盛。后者为了拉张泉灵入伙，哑着嗓子勾画了投资蓝图，还搬出腾讯作为例子：“腾讯这五年和前十年风格完全不同。腾讯把核心业务做扎实，然后把边缘的地方用资本连接，而不是用人力和管控去连接。”　　在傅盛看来，眼前的张泉灵奇货可居，她在央视工作18年，这是最好的名片，“未来是投资媒体化和媒体投资化的时代，泉灵有足够的品牌和知名度。”　　在傅盛眼里，张泉灵就是下一个熊晓鸽，后者是记者出身，如今是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　　张泉灵吃下了傅盛画出的这张饼，2015年9月，她宣布加入紫牛基金出任合伙人。LP名单里包括同样出自央视的罗振宇。最开始，紫牛基金的风格是什么项目都看，几个月后，内容创业相关领域成为其聚焦的重点领域之一。　　张泉灵似乎适应得很好。2016年，她拿下了“年度最佳跨界投资人”的奖项，而基金所投的二十几个项目里，不乏年糕妈妈、混子曰、光和数字这样的明星项目。　　她还在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今年3月出现在《奇葩说》录制现场时，她一反曾经正装示人的主持人形象，穿着今年流行的睡袍装，附以浓妆和夸张配饰，尽量活泼生动地参与讨论。图：张泉灵参加《奇葩说》录制　　那一刻，《东方时空》的痕迹似乎真的被抛弃在了历史的时空里。　　陆　　品玩创始人骆轶航曾说，“媒体人创业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变成教主。”　　显然，通过央视这个造神平台，罗振宇、马东、崔永元、张泉灵在成为“教主”的道路上已经领先多数创业者一大截。　　凭借央视平台上积累的人脉资源，马东们能够迅速拉拢起”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比如《奇葩说》的明星阵容一直是区别于多数网综的优势，其间，马东的作用不容忽视。　　但媒体人并不是一个全能标签。　　玲珑创始人、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于困困曾说，“媒体人这个标签是悲壮的，并在创业阵营里自成一类，我们曾经天生骄傲，如今却身段骤然一转，走向了否定和自我否定的极端。比起那些‘什么都没有，失去的只有枷锁’的创业者，媒体人要摆脱的并不是枷锁，而是一种过时的荣誉感——因为是荣誉，它似乎很难放弃；因为过时，其实它朝不保夕。”　　媒体人创业的最大挑战，其实是来自自我，尤其是需要被否定的那部分。　　2013年初，罗振宇在接受CCTV《奋斗》栏目采访时，曾在自己的大照片上写下“永远站在趋势里“，并解释：“如果你不活在趋势里，不去判断趋势并且勇于否定自己，然后跟住趋势，这很可能是过往30年和今后30年，中国最大的人生悲剧的源泉。”　　对于罗振宇口中的趋势，马东在2010年左右也表达过自己的观察，“我们干传播的，对传播渠道的变化最敏感。2011年年底，北京地区时间的电视开机率比2009年同期下降了将近一半，这不是电视不好，是传播方式发生变化。”　　央视人离职转型，似乎是大势所趋，但跳入创业浪潮后，能否利用昔日光环还要看个人造化。创业这条路从来都是九死一生，央视创业帮也不例外。马东、张泉灵、罗振宇这样的成功者终究是屈指可数，更多人，已经被浪潮冲散在了茫茫大海里，不为人知。　　原文链接：http://money.jrj.com.cn/.shtml《钱多多：总觉得自己越来越穷怎么办？》 精选六作者：何瑫来源：GQ实验室煤老板，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群体。自20世纪末期起，煤价随经济勃兴飞速上涨，煤炭储量丰富的山西大地上，数不清的财富神话陆续诞生。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对于煤老板们而言，那时的山西充满了改写贫苦命运的机遇，却也让他们感到风险丛生、身不由己。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秩序。缺乏规则的环境中，人们习惯于用金钱与暴力解决问题。巨额利益背后，亦隐藏着不为常人所知的危机。同行踩踏，官员刁难，黑帮勒索……置身于凶险厮杀的丛林中，煤老板们的同时，却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走向。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2008年后，山西兴起轰轰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组，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资金从历史舞台上四散离去，各自走进人生的下半场。煤令他们在时代机缘中获取可观财富，也令他们在潮水退去后经受命运落差。这黑色的矿石像是上天派来考验人心成色的工具，如何管理支配手中财富，重新找寻人生的方向与价值，成为后半生无从回避的课题。心性的差异，对时代洪流的不同理解与应对，将曾经相似的人生导往了不同去向。01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过着无可奈何的低质量生活7月初的一个下午，47岁的朱新宁坐在北京西四环外一家高尔夫球场 VIP 包房里，猛吸了几口烟，不住叹气。他望向窗外不时飞起的高尔夫球：“你看到了吗？我就跟那些被击出去的球一样，被一步步赶出了山西。”八年前，他的人生轨迹曾险些终结在山西太原国贸大酒店44层。那天中午他和人谈完生意，感觉有些倦了，特意订了一间客房休息。他拉上窗帘，关掉手机，想暂时与外界隔离，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但他怎么也睡不着，烦心事一遍遍在脑海里上演。光线太黑，空调太冷，在床上躺了一阵，他生出极端的念头，起身打开窗户，想要一跃而下。无论是在太原，还是两百多公里外的家乡县城，他在人们眼中都是成功人士，时代的宠儿。在这个以煤炭为命脉的省份里，他拥有储量上亿吨的煤矿，那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也是源源不断的财富。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过往十余年，他时常感受命运被煤炭绑架。二十多岁时，父亲带他承包下离村头五公里外的一对煤矿井口，只是为了谋生，让村里人看得起。但后来，同行举报，官员刁难，黑帮勒索，日子久了，终于积蓄到他无法忍受。雇佣多年的包工头突然翻脸，声称掌握了他多年来偷税违法的证据，敲诈他五千万元现金，否则就把他送进监狱。这笔钱他出得起，但他咽不下这口气。几个月前，山西煤价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暴涨。前一年底他曾许愿煤价能超过600元，好多还一点。而第二年春节过后，两三个月之间，煤价便飙升到了1600元。这几个月里赚到的钱，超过过去十几年的总和，但他反倒感到不解与恐惧——突然获取与付出不相匹配的东西，表象是幸运，背后很可能是陷阱，甚至灾祸。他设想起跳楼身亡后的场景，不忍家人经受人们议论指点，终究还是放弃了。他关上窗户，一步步退了回去。平复了一会儿心情，他语气镇定地打电话叫司机来接他，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管理着近两千名员工，有时看看下属走路的姿势，就能察觉到对方最近可能过得不太顺心。但对他自己而言，商场就是战场，想在凶险中生存，控制乃至伪装情绪是必备的能力。事后他反复回想起站在窗前的那一幕。他觉得人来到世上走一遭，一要做到被需要，二要做到被尊重。他觉得当时二者都没做到，不甘心就这么死。谈论八年前的这段往事时，他语气平静，眼下的生活和煤炭已经全然没了关系。自杀未遂几个月后，一家国企以近十亿元的价格收走他的煤矿，留给他45%的股份。最近三四年来，他习惯了待在这间包房，其实只是偶尔下场打球，更多是把这里当做与外界接触的据点。当煤老板时忙碌惯了，如今即便无事可做，他也很难习惯每天待在家里。他身形瘦削，习惯穿运动装，很难从日常言谈举止上看出过往印记。他知道煤老板是个让很多人皱眉头的身份，很少主动谈起自己的过去。那些经历有些令人咋舌羡慕，煤价一个月就能翻倍，有些让人提心吊胆，矿难、坐牢、遭遇绑架。027月末的一个晚上，一位叫黄治华的煤炭贸易商约朱新宁一起吃饭。黄治华几年前曾在北京创办过一家叫做阿丫团的互联网团购网站，在“百团大战”中败下阵来，又回到了煤炭的老本行。尽管已经回山西做了四五年煤炭贸易，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每个月在北京住上几天。他害怕一直待在山西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临汾的生活太单调了，在北京我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活法。”两人聊起离开煤炭行业后的经历。朱新宁从山西来到北京的过程匆匆忙忙，甚至有些逃亡的意味。 2010年春天，一家四口带着几只拉杆箱，住进了北京香格里拉酒店，随后在北京租房、买房、装修，过了整整两年，才算正式安顿下来。2009年动过自杀念头后，命运的震荡仍在继续。朱新宁在煤价暴涨时的恐惧不安日后得到了应验，那段日子，成为了煤老板们的末日狂欢。2008年9月，山西襄汾一座尾矿库溃坝，277人死亡，消息震动全国，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的煤炭兼并整合旋即启动。或是成为，或是将煤矿售出套现，无论如何选择，民营煤矿主们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对煤矿的控制权。煤老板这个名词，从此成为了过去时。对于突然无事可做的煤老板们来说，如何支配手头的钱和时间，成了后半生的头号课题。心性差异对命运的影响显露出来，曾经相似的人生走向，就此开始分岔。朱新宁也不情愿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反倒让他心生遗憾。他计算过煤矿的储量，至少还可以开采40年，利润很可能不止于十亿。但他也感到些许庆幸，因为国企的介入解决了他受人勒索的危机，“算是有了靠山”。为了避免再次卷入类似的麻烦，他退出煤矿日常管理，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北京。倘若只以财富的数值来评估人生满意度，朱新宁初到北京时理应感到满足。但恰恰相反，他陷入了人生最迷茫消沉的时段。他曾管辖着近两千人，有专职的司机和助理，出门时身上不用带任何东西，一切都有人打理。但到了北京，除了有一大笔钱，一切都要从头来过。来北京前三个月，父亲胃癌去世加剧了他的消沉，他不止一次地产生幻觉，看到父亲的幻影出现在天上。对抗失落空虚的方式是坐在家里打电脑游戏，没日没夜地打。做煤炭的朋友前前后后来到北京的也有不少，经常叫他喝酒聚会，但他极少去，别人过得好，心里受刺激，过得不好，情绪会传染。他打的是 windows 系统自带的蜘蛛纸牌，没什么技术含量，一次能连赢一百多把，但还是一天接一天地玩下去，纯是消磨时间。每到吃饭时间，妻子就做好一碗面放在电脑桌上，他不说话，吃完继续玩。失落不适，是许多煤老板在那一时期的共同反应。有人沉浸在释放欲望的欢愉里转移注意力。四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名叫李长伟的煤老板，当时他刚从南非狩猎回来，打了四头大象、六只长颈鹿，五只斑马，花了四百多万。那年他先后去了三次非洲。“别人都打羚羊之类的，我不打，要打就打大的。前半辈子太压抑了，既然来过瘾那就过足。你能懂那种感觉吗？”一年一度被誉为“资本圈奥斯卡”的新财富最佳分析师颁奖典礼终于又要来了！37位新财富第一名首席分析师首次集体亮相，错过可能就不只等一年了,扫码即可进入报名！有人选择参加培训学习，借此摆脱暴发户的标签，获取更多的尊重。大同的煤老板冯学光讲话习惯以古语开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煤改之后，他先后报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班和北京大学的国学班，讲话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人有了文化，表达想法的方式肯定跟以前不一样。这些思想进到我血液里了。”也有人开始着手尝试新的事业。就在朱新宁陷于心理恐慌的同时，五六公里外的五道口，几个来自山西临汾的煤老板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冲进新的战场，带头人便是黄治华。在临汾的煤老板圈子里，他显得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煤老板等同于出身农村欠缺文化的暴发户，但黄治华出生在临汾市区的公务员家庭，在南方当过兵，端过铁路局的铁饭碗，在上海北京做过环保生意。他喜欢读书，欣赏安·兰德的思想，觉得那才是真正值得过的人生。比起其他煤老板，黄治华提早两三年告别了煤炭，去南方做起了水处理生意，错过了2008年煤价疯涨的末日狂欢。但在同行们眼中，他也因此更懂得煤炭以外的世界如何运转。他们将手头财富聚拢起来，成立了一家，交由黄治华牵头打理。黄治华那年34岁，属于煤老板中相对年轻的一批。他渴望在北京开启比煤炭更“高级”的生意。“煤老板三个字的潜台词就是暴发户。暴发户是什么？思想知识水平不足以驾驭那么多的资产，靠的是一些特殊的方法。说白了，都是跪着赚钱。”关于公司如何命名，股东们有过分歧。有人提议要带有“晋商”两个字，黄治华觉得这两个字框住了格局，最终起名“盟动力”。煤老板的标签贴在身上这么多年，他想撕下来。03“煤老板”这个称呼频繁出现，是在2002年之后。在此之前，煤炭在山西是门乏人问津的辛苦生意，敢于投身其中的，往往都是无路可寻的落魄人家。投入大，利润低，还总是收不回账款，大多陷于债务的泥潭。如今身家数亿的朱新宁便是其中之一，90年代末，他曾在春节前三个月就挤出两千块钱交给妻子保管，以免过年时买不起年货，穿不上新衣服。在朱新宁的记忆里，前半生贫穷乏味，充满了苦痛。 四岁时，因受村里大户排挤领不到粮票，父母带着他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搬去三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谋一份木匠差事养家糊口。六口人的家当，一辆手推车就全部拉完。父亲背着他，翻了一座又一座山，一路走，一路哭。时间倒退三四十年，朱家的生活是另一番光景。朱新宁的祖父在平遥做商号掌柜，全山西都算得上富贵人家。父亲六岁时，祖父去世，祖母不得已改嫁，家境日渐衰微。及至家庭成分判定为地主，用朱新宁的话说，无尽的厄运开始了。土改伊始，朱家的大院便被公家收走，只留下一间狭小的偏房，三间宽敞的宅子分给了各有十几号人的两户人家。几十口人挤在一间大院里，总有**小小的纠纷口角，因为阶级成分低，最弱势的总是朱家。一种念头在朱新宁心里强烈地升腾起来：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读书是当时能想到唯一可行的路径，他别无选择。中考时他考上县一中，所有考生里第七。这个排名成了他学业的顶点。家庭、见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种种因素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与县城的孩子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人。他想融入城市摆脱农村给他的烙印，努力地花费时间结交朋友，学习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掉队了。到了高二下半学期，他已经清晰地感知到，凭成绩考入大学开启新生活，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读高二时，他与一个同班女生谈了恋爱。女友的父亲几年前离了婚，在石家庄做服装买卖。高中毕业后，他和女友一起去石家庄帮忙打理生意。几个月后，父亲告诉他承包了一对煤矿井口，希望他回来帮忙。两人一同回了山西，结了婚。私人进入煤炭开采从80年代末开始，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中央鼓励山西做大煤炭产业，一时间几乎村村有矿，数量上万家。但国营煤矿很难过活，只好承包给个体，最早的“煤老板”由此而生。随后近二十年，朱新宁的人生起落与煤炭绑定在一起。日后煤价疯涨时，总有人感叹他未卜先知，提前站上了时代的潮头。但在当时，却只是迫于谋生的无奈。他的父亲拿着每月五百元的工资，却要养活二男六女八个孩子。父亲当时的心态是：只要能比五百元多就行，如果赔了，反正本来也没钱。承包井口的六万元，全靠东拼西借。当时煤价一吨三十多元，每吨能赚三五块钱。承包第一年，矿里出了一万吨煤，但到年底时能收回的钱不过四五万元，就连去小卖部买洗漱用品都要赊账。工人们领不到工资，便派几个人跟着他四处要账，名义是陪同，实质是监控。连续三四年，朱新宁一年四季都在周边县市要账，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但当时间的脚步迈入21世纪，煤矿主们突然发觉，命运变了——2002年1月，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进入市场化，翻着番地上涨。面目凶狠的催债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大捆现金求着买煤的人。他们满脸堆笑，到矿上拉煤的卡车排起长龙。巨额利益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抛掉往日营生投身其中。这其中，就包括黄治华。他辞去了父母精心安排的铁路系统的公职，开了一家洗煤厂。“现在老说风口，什么是风口？对那时候的山西人来说，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风口。”黄治华感叹，当年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那时逃税成风，拉煤不开税票，买通煤检站就能放行。黄治华一次上山拉煤，赶上省里突击检查，各路货车在煤检站外排了几十公里。他的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被放行，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一夜之间，煤价就涨了两成。也就是在那几年，原本土气的临汾城变得五光十色。煤炭的勃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也激发起黄治华消费享乐的欲望。手握突如其来的财富，二十六七岁的他没有耐心待在洗煤厂，而是不分昼夜地泡在夜总会的灯红酒绿之中。“除了吸毒犯罪，你能想到的男人能干的坏事，那时候全干了。”醉生梦死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便难以为继。到了2006年，洗煤生意因长期疏于管理陷入瘫痪，妻子不愿再忍受他颓靡的状态，挣来的钱也已挥霍无几。他觉得没有脸面在临汾继续生活，离了婚，关了洗煤厂，去了南方。那一年，他正好三十岁。水处理虽远不如煤炭赚钱容易，但他却觉得庆幸，感觉及时认清了人生真实的面目。“说白了，搞煤炭挣钱的方法太初级，这种钱你能赚多久，将来怎么办？”那时的他希望生活离煤炭越远越好。两年后，最疯狂的一波煤价上涨到来，但已跟他无关。他觉得这是不幸，但也是幸运。“当人的阅历和心性不足以驾驭那么多财富的时候，太多的钱很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后来他曾反复听闻煤老板豪赌破产或是吸毒身亡的故事，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后怕和庆幸。“如果不是当年收手得早，我很可能会家破人亡，进监狱也很有可能。”黄治华在三四年间体味了煤炭带来的大起大落，而当时的朱新宁，仍深陷于入不敷出的泥潭里。井口五年合同到期后，他东拼西凑了六百万元承包了县里另一处煤矿，虽储量可观，但因需要从零开发，回收资金的速度远跟不上投入。与煤相比，更令他烦恼的是人。身负巨债的同时，周围的人却以为他早已成为富豪。回忆当年，47岁的他皱起眉头，露出无奈的神情：“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像是荒滩上有块肉，哪条狼路过都想咬你两口。”04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过着无可奈何的低质量生活朱新宁总共做了十八年煤炭生意。他觉得既容易，也复杂 。容易在挖出煤来就能赚钱；复杂在想顺利挖煤，必须处理错综缠绕的利益纠葛。“人性这东西，复杂极了，实在摸不透。在山西尤其如此。”如今谈论起往事，朱新宁习惯性用一个说法：“那时的山西。”那是一个他心生厌恶但又必须置身其中的社会，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的规则，秩序的空间被潜规则填满。井口承包合同到期后，他曾以每年三十万元的价码承包了另一座煤矿。他没想到矿井负责人随即变着法子阻挠他，在矿井周边修路、栽树、开渠，煤挖出来，运不出去，还常常以支援学校建设的由头从矿上拉煤，从不给钱。朱新宁心烦意乱，一年多后提前解除了合同。负责人受谁指使，为什么要为难他，在他心里至今仍是个谜。日后，这种谜团成了常事。煤炭将数不清的人聚拢起来，赋予人们利益，又因利益的交织矛盾将他们卷进一张理不清的网。置身其中，很难控制自己会受到哪股力量的拉扯。缺乏秩序的世界里，人们习惯于用钱和暴力解决问题。工商、税务、公安、环保、安检、电力……煤老板们一边被动应付各种吃拿卡要，一边主动琢磨怎样找对人、花对钱。带着几十万现金上山拉煤却就此消失的故事并不稀奇，煤老板们习惯了在豪车后备箱里备几把匕首甚至火枪用以防身。为了抢夺地盘，煤矿主们常会雇佣“护矿队”进行大规模械斗，使用大刀、猎枪，甚至炸药。曾有人深夜敲开朱新宁的家门，把五十万元现金放在桌上：听说你小子不错，我们相信你，觉得你需要钱，我们钱不多就50万，给你了。“你说这钱你敢收吗？你要收了，从此你就是他的提款机，一辈子缠住你。”面对暴戾厮杀的环境，他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心里燥的不行，像是八千摄氏度的炼钢炉在心里烧”。情况复杂时，他曾经一分钟不停地连打了16个电话才把问题摆平，打完后呆坐着，几小时讲不出话来。但他也无法抽身，感觉人生被煤炭绑架。新承包的矿储量6000万吨，看起来回报诱人，但国家政策日益严格，产能标准不停提升，他只得四处加大投入，盈利遥遥无期。财富带给他的感受开始变质——起初只是想多赚点钱过安稳日子，后来反被恐惧感笼罩。复杂关系中暗藏凶险，稍不留神，便可能是灾祸。跟**部门打交道，纸面上的规矩往往是虚的，事能否办成，全靠私下疏通。礼怎么送是门学问，送多了，以后可能狮子大开口，送少了，反倒得罪人。有一年春节，他给税务局的人送了两千元的购物卡，对方拿余光看了一眼，露出鄙夷的眼神。朱新宁心里既厌恶，又害怕。后来他一打听，别人都送一万。伴随着煤价上涨，花在打点关系上的数目越来越高。逢年过节，煤老板们免不了要跟各方官员走动，豪车开过去，对方连连称赞“借去体验”，谁也不会不识趣地再要回来。有一年，他去拜访县里新来的主管煤炭的领导，对方称赞他年轻有为，管理这么大的矿。他苦笑着感叹，情况太复杂了，不是人干的活。对方说，那不然卖了吧。他没放在心上，但对方后来又反复提起，并总以各种理由要求煤矿停工，他才明白惹上了麻烦。后来他通过人脉找到市里领导，才算解决了危机。“气得我都哭了，恨得咬牙切齿。当时真是很想杀了他。”他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各方关系，养成一个不得已的习惯，每接触一个人，总会习惯性地怀疑对方是不是想算计点什么。因为担心人多眼杂招惹是非，他约人吃饭谈事很少在县城，而是去省会太原。“内忧外患，有些人就跟永远喂不饱的狼一样。”但总有躲不过的灾祸。有一年，他拉了一批采矿用的炸药，车上矿山不久便来了警察说接到举报，把他和两个手下押到了公安局。有名警察是他的中学同学，看他关在铁门里，递给他一箱方便面。他跟同学开玩笑说，你小子干什么，不想让我走了？同学叹了一口气：我能给你做的就是这些，其他你自己想办法。朱新宁想方设法疏通关系，关押了一个星期才重获自由。私运炸药在当时煤矿上是常事，他想不通为何偏巧查到自己头上。“心里那感觉真是憋屈。好多事别人都能摆平，我怎么就摆不平？”他也时常感受到亲情的撕裂。总有亲戚会安排子女来他的煤矿上做事，他抹不开面子，只好答应。有人瞒着他偷拿回扣，有人将矿上的公车据为己有。他有时会为这些事生气，对方反倒觉得他刻薄吝啬。十几年里，煤矿上也有过事故，出过人命。有一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了三个人，五六十人的救援队忙了四天四夜。有一年，矿工在300米深的矿井里窒息身亡。朱新宁起初感到恐慌愧疚，夜里睡不着觉。第一次死亡事故是一个工人触电而死，他开车把尸体拉到医院停尸房。到停尸房门口，他下了车，想先把门拉开，把尸体扛进去。但摸到门把手的一瞬间，他突然怕了，转身就跑。后来有一次，他在殡仪馆看到一个刚满18岁的女入殓师面无表情熟练地处理尸体。他忍不住问，你这么小的年纪干这个工作，你就不怕吗？女孩说，人已经死了，有什么好怕的。后来，朱新宁也不怕了，开始变得麻木。一天睡十几个小时，却总觉得迷迷糊糊提不起精神，不停怀疑自己经受这些事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否值得。2006年，一家国企想将他的煤矿整体收购。朱新宁和家人为此起了争执。“他们觉得有这么大一个企业在，他们脸上都有光，不同意卖。但是我自己受不了了。整个压力在我一个人身上背着，受苦受罪他们谁知道？”仔细计算了煤矿储量和当时负债，朱新宁开出2.8亿的价码。经过几轮谈判，对方只愿出2.6亿。僵持不下时，朱新宁急了：将来你就算再多出两亿八，也买不了我的矿。当时他只是情绪上来了，随口说说。没想到两三年后，竟然成了真。伴随着煤价上涨，黑煤窑遍地开花，矿难频频发生。山西省不停颁布措施关停非法煤矿，抬高开采门槛。减产的结果是供不应求，煤价进一步上涨。一轮又一轮的如此循环中，到了2008年，朱新宁觉得难以用语言描述那时的疯狂躁动。“煤价当时是按小时算的，前一小时和后一小时都不一样。”为在这场财富的狂欢盛宴中多抢一杯羹，煤老板们忙于组织各种酒局疏通关系。当时组一桌酒席，单是酒水就要花掉八九万。朱新宁从年轻时就厌恶这一套，觉得推杯换盏间说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场面话。但他一边觉得荒唐，一边还得努力张罗。行业里人人如此，不做就得出局。“当时的社会风气就这副样子，你怎么办，你不随波逐流怎么办？我痛恨死了。”那段时间，银行户头上的数字以每天几百万的速度往上跳，半年的收入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他一次性偿清了所有债务，却反倒开始失眠，命运的突变让他感到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只小船，轻飘飘的，被巨浪瞬间甩到了高处。潮水会在何时退去，会把自己甩向哪里，他心里没数。命运的震荡比他想象的还要剧烈。随后一年间，敲诈、自杀、转让、逃离，接踵而至。“那个时候，你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身不由己。”05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轰轰烈烈的煤炭重组过后，煤老板作为一个群体性概念，已然不复存在。但作为个体的人生还在继续，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财富，开始走进人生的下半场。比起朱新宁，黄治华更早一步告别了煤炭生意，也更早一步开始尝试转型。朱新宁带着无奈来到北京时，黄治华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年。离开煤炭后，他先在上海做了一阵水处理生意，随后将业务发展到了北京。他将住处选在五道口华清嘉园，清华科技园的对面，想在这里多学习现代商业知识，跟上时代的步伐。回头望去，煤炭在他眼中变成了一门太依赖人情的简单生意，论起商业逻辑，粗糙到几乎不存在。在清华附近住久了，他觉得这里规则简单透明，富有秩序，遍地都是充满激情与想法的年轻人，只要有才识，人人都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与之相比，在山西做煤炭，是生活在一个血腥复杂的丛林社会里。他想跟上时代的风潮，做一些“更高级的生意”。他泡在清华旁听与商业相关的课程、讲座，发现时代的风向变了，人们很少讨论传统实业，热衷的都是互联网项目。他所住的华清嘉园当时已经有了“民间硅谷”的称号，美团、快手、暴风影音等公司都诞生在几十平米的民宅里，卧室休息，客厅办公。在这个环境里呆久了，黄治华也跃跃欲试。他当时感受到的另一大变化，是昔日的同行们告别煤炭之后开始大量涌入北京。他们接连买下房产，有时也会叫上黄治华帮忙参谋。一次，一个陈姓煤老板叫他一同去看五道口的 one 小区。陈对小户型不感兴趣，只看三百八十平米4室3厅3卫的大房子。黄治华觉得他只是过过眼瘾，毕竟已在西城海淀买了好几套房。但他没想到，陈二话没说，付了钱。这只是个开始。陈马不停蹄地又买下十几套房子。为了打理自己和其他煤老板朋友们的房产，他后来甚至专门开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黄治华半是吃惊，半是理解。他觉得这是内心压抑太久后的一种报复性释放。“说白了，煤老板们过去有的是钱，但其实没什么尊严。都是跪着挣钱，九死一生过来的。现在解脱了，就想站着把钱花了。”初到北京，煤老板们除了买房无所事事，总是找黄治华喝酒聊天。时间久了，黄治华察觉到他们对新环境的焦虑不适——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他们骨子里还是缺乏自信，甚至有些自卑，不甘于无所事事，却又欠缺开启新生意的决心：大生意看不懂，没勇气尝试；小买卖看不起，觉得来钱太慢。于是，只好一套接一套地买房。黄治华懂得那种恐慌的心情——当人的心智发展跟不上财富增长的速度，钱对人反而构成了困扰，甚至会引发灾祸。那种滋味，他体会过。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命运在朋友们身上重演。他生出一个想法，把煤老板的钱聚拢起来做些事。一次在五道口电影院旁边的饭馆一起喝酒时，他一开口，大家纷纷表示早有这个念头。煤老板们对于向只有一个要求，能很快赚钱。黄治华起初打算开几家烤鱼店，但总觉得有些无趣，缺乏兴奋感。但就在启动前，他在五道口的酒吧里听说王兴要再次创业做一个团购网站，登时来了兴趣。2005年，王兴正是在华清嘉园创立了校内网，迅速蹿红，又迅速卖了出去，从此成了五道口创业圈子里众人关注的明星。黄治华打听了一下团购的业务模式，坚信这个项目能够激发股东们的热情——每成交一单，就收一单钱，简单直接，跟卖煤很像。对团购产生兴趣之前，黄治华看过不少互联网创业项目。那时挂着投资人的名号在中关村的创业沙龙上发发名片，在清华北大的 BBS 上写几个帖子，商业计划书就会如雪片般飞到邮箱里。但他全部否决了，因为短期内赚不到钱，没法说动煤老板们注资。但他觉得团购不一样，认为即使是王兴也未必是自己的对手：一是团购涉及实体贸易，与煤炭生意有类似之处；二是资金优势，王兴把校内网卖了多少钱，坊间说法不一，但黄治华觉得任何版本都跟煤老板能投入的钱不在一个量级。然而煤老板们听不懂他的讲解，互联网离他们过去的生活太远了。黄治华连讲了三天，他们还是将信将疑，便请在北京参加国学培训班的县领导帮忙拿主意。这是煤老板做事的典型心态：只要领导点头，事情就能做，哪怕事情跟领导没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一间酒店客房里，领导坐在床头，黄治华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床尾，四个煤老板站在一旁。黄治华讲了一个多小时，领导说，这事能行，弄吧，赔了就当玩了。四个煤老板来自同一家族，年龄最大的名叫唐虎。领导一发话，唐虎带头表态，其他人跟着附和，事情就这样定了。敲定资金的过程中，王兴的美团已经上线，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上马。黄治华最初的想法是挑选好项目纯。他住在华清嘉园5号楼，跟6号楼的一支团队谈，对方开价三百万占15%股份。黄治华心里盘算一番，决定自己搭队伍干，成立了阿丫团。起步顺风顺水。黄治华当时的判断是，阿丫团不缺线下拓展能力，也不缺钱，唯一的短板是技术。但在中关村五道口一带，只要开得起高薪，招程序员从来不是问题。与潜规则密布、凡事都要依赖关系的煤炭行业相比，这一切让黄治华觉得简单、透明，富有效率。黄治华亲自上阵，给线下拓展人员做培训。环五道口区域是各家团购网站相互较量的最前线，阿丫团一度占据上风，经常将对手已经谈成的订单抢过来。黄治华觉得这是做过煤炭带来的优势。“干这件事我们太信心爆棚了。线下谈生意签订单这种事情，搞过煤炭的人吃得特别透。公关能力、沟通能力、谈判能力，谁也没我们强。”很快，阿丫团将办公地点从华清嘉园搬到了北三环华龙大厦，整个团队沉浸在乐观的情绪里。聚美优品当时也在这座写字楼里， 只有两三间办公室。而阿丫团占了整整一层楼，因为唐虎把这层楼买了下来。上线半年后，有家传媒公司想以三千万的价格将阿丫团整体收购。黄治华问唐虎的意见。唐虎的反应是：我们难道缺这点钱吗？新玩家纷至沓来，媒体上开始频繁出现“百团大战”的字眼。黄治华起初很是兴奋，感受到与煤炭风口来临时类似的快感。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当时不懂互联网竞争的逻辑：煤炭的竞争只是赚多赚少的区别，而互联网却是非生即死。玩家越多，竞争越惨烈。没过多久，价格战来了。黄治华以为这是抢占市场份额的短期行为，不会太持久。但对手们的攻势比他想象的要凶狠得多。有一次他谈定了一笔单价78元的合同，准备原价上线，不赚钱，只走量。但临上线时商家突然撤单，过了几天，他看到别家以56元上线。 “当时觉得简直神经病。卖一单倒贴20多块钱，这不是自杀吗？”黄治华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跟进。超过一万元的支出都由他签字批准，签一笔，赔一笔。每天对着成摞的申请单，他感到握笔的手指有点发软。唐虎给他打气，没关系，兄弟们有钱，玩得起。但黄治华还是抑制不住地心慌。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战争升级的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想，对手的口袋里像是有着花不完的钱。过了一阵子他才了解到，他为手握煤老板的资本而高兴的时候，对手已经开始吸揽风险支持。他开始为有人出三千万收购没有及时出手感到后悔，和煤炭生意比起来，这种竞争实在太血腥。“简直是吃屎般的感觉”，“你有多少钱可烧？煤老板再有钱，能比华尔街更有钱吗？”资本施展出冰冷残酷的力量，火热厮杀中，战局已渐渐明朗。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团购的冬天是不是已经到了。他想了想，回答说：现在是秋天，还没到冬天。“其实那会儿真的已经感觉到冷了。竞争已经到那种程度了，全国几千上万家，得烧多少钱进来？想都不敢想，害怕啊！”2011年7月，他去参加一场互联网。看着团购分会场里密密麻麻的三四百号人，有点透不过气。不一会儿，王兴走上台，高声宣布美团新拿了5000万，还打开笔记本电脑现场展示公司银行账户，现金储备超过6000。黄治华蒙了。在从会场回公司的路上，他心里不停默念：这游戏玩不起，不玩了。他随即着手为关停阿丫团做铺垫，停止、裁员、解散地方分站。有一天唐虎过来“视察战况”，却发现办公室变得空空荡荡，人数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唐虎急了，一脚踢飞了脚边的垃圾桶。“人呢？我的人呢！”黄治华说：不敢再烧了，烧不起。唐虎说：有什么不敢的？我再给你备一个亿，够不够？黄治华苦笑着，不说话了。事到如今 ，黄治华觉得当初成立投资公司是正确的，但如果能重来一次，他会拿那笔钱老老实实去做餐饮生意，开几家烤鱼店，绝不会再打互联网的主意。“有些生意，真不是你有钱想做，就能做得了的。说白了，没那个基因。”06来到北京的第一年，朱新宁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为前些年精力全部耗在煤炭上感到懊恼，甚至发觉自己欠缺基本的生活技能，“原先下面一堆人什么都给你服务好了，几乎什么也不会干。”他起初适应不了这种落差，雇了一个司机，后来觉得会跟社会愈发脱节，开始逼迫自己学着开车、加油、上网、购物。他主动在亚运村附近的一家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咨询，四十岁初来乍到一个巨大而陌生的城市，只有这种方式能让他释放内心苦闷。当时煤老板们接二连三地来到北京，朱新宁虽不愿意跟人接触，但通过以往搭建的人脉关系，还是打听到不少人的状况。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买房，不停买房。他理解这种选择：煤炭利润太高，赚钱太快，过惯了这种日子，看不懂也看不上别的生意。朱新宁无所事事，也不想看着钱躺在账户上贬值，便也四处买房。北京、深圳、三亚、香港，别墅、会所、写字楼，一处接一处地买。时间久了，他觉得索然无味：“做实业赚一百万也算有意义，多少能创造些价值。买房就算赚几个亿又怎么样？不过是个数字。赚这个钱一点不值得高兴。”那时他要解决的困境，说到底，是要找到后半生的活法。做了几次心理咨询，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情绪渐渐有了好转。他开始逼迫自己频繁参加社交活动，想先看看别人怎么活。最初接触的还是山西人的交际圈，混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很多人把自己局限在同乡圈子里，整天喝酒打牌消磨时间，久了感到空虚无聊，找不到存在感，不少人又回了山西。但即使在山西，想要顺利转型新的事业，也并非易事。在距离山西大同市区70公里的乌龙峡风景区，我见到了50岁的冯学光。山西煤炭改制后，他将挣来的钱全部投在了这里，累计将近两亿。他强调自己不同于其他煤老板，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企业家。“煤老板除了挖煤和请客吃饭，还会干什么？人得做点高档的生意。”回到大同后，他尝试把在国学班上学到的“高层次思想”传播给周围的人，但收效甚微。“很失望，别人都理解不了，以为我神经病。”煤改后第二年，冯学光偶然发现了乌龙峡。在旁人眼中，这里不过是乱石丛生的荒谷，但他却兴奋不已。建设景区的过程并不顺利，仅清理山谷中堆积的巨石就花了两千多万。为了阻止他，妻子先后两次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但他依然照旧。他强调乌龙峡不只是普通的旅游景区，而是他“展示学识思想的福地”。为此他在景区门口立起几十块印满名言警句的展板，还花费近百万元建起两座模仿上海世博会中国樽样式的雕塑，上面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诗句，中间夹着一个大字，“干”。他和妻子已断绝关系七年，有人骂他是疯子，他也并不在乎。“价值观不一样的人，多说无益。你得靠思想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他们。”而在北京的朱新宁，则渴望理解适应新的环境。他开始参加企业家俱乐部、上 MBA 班、学打高尔夫球，“融入一些比较精英的圈子”。他起初把姿态摆得很低，很少主动说话，觉得和别人见识能力不在一个层面上。渐渐地，他觉得开始能跟上别人的思路，有能力接上话，才慢慢活跃起来。他很少主动跟人提起曾经做过煤老板，每逢有人问他做什么行业，他总说，做文化的。但接触次数多了，总会让人知道。别人通常的反应是：真没想到，那你一定很有钱。他的回应是，有钱算什么？北京有钱人太多了，关键要有思想。为了提升思想水平，他买了不少名人名言的书，一条一条地琢磨。“我就喜欢看这些有哲理的能触动人心灵的东西，特别有帮助。”和各个行业的人接触多了，他开始尝试投资一些生意。起初没有明确的目标，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地看，差旅费就花了几百万。在北京的富人圈子里混久了，他觉得鱼龙混杂，并不全是他预想的“高层次”：有人真心实意地经营企业创造价值，有人炒概念混圈子虚有其表，有人属于高端精致的江湖骗子。“有人说北京集合了全世界最密集的骗子，这话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就总结出一个规律，越是办公室富丽堂皇，开好车，戴好表的，这种人越不可信。”考察过的项目里面，有些他一看就觉得荒谬，例如一个连锁餐饮项目，骑着独轮车表演削刀削面。有些他觉得前景诱人，但又担心受骗，想努力摸清门道，但总觉得只能了解个皮毛。他觉得归根结底是因为煤炭行业的门道太简单传统，过去十几年的经验都局限在里面，对新事物心里没底。他尝试过与人合作在天津开发房地产项目，去俄罗斯开采金矿，但都不顺利，或是因为理念不合，或是觉得对方不可靠。后来他决定不再与人。“好几次差点掉进他们设给我的陷阱。说真的，这个社会不能轻易去相信别人，一些东西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摸索了四五年，各种开拓新事业的尝试都没能赚到钱。反倒是刚来北京时买下的房产一直在不停增值，“也不太多，现在市值大概四五个亿。”两相对比，他有些无奈：“这种钱赚起来，脸上实在没有骄傲的资本。你做一个实际的生意，就算只赚一千万，也是个有意思的事。买房就算赚几个亿，又有什么意思？”07距离阿丫团关闭下线，已经过去了六年。但黄治华仍然保持着一个习惯，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拿起手机浏览互联网新闻。对于时下最火热的共享单车大战的种种细节，他如数家珍。今年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