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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仲景，名机，史称医圣.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张寨村，另说河南南阳市）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死于建安最后几年（约公元215～219年）。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疫疾广泛流行，大批的人死亡，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现在的张仲景：
　　现在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目前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张仲景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是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先师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
　　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拿手绝活儿”，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才能做到药到病除。也可以说，整部《伤寒杂病论》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症”，就是医生误治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同时，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
　　张仲景
　　乱世立志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
　　“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官府衙门不想办法解救，却在一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独创医术
　　古代封建社会，迷信巫术盛行，巫婆和妖道乘势兴起，坑害百姓，骗取钱财。不少贫苦人家有人得病，就请巫婆和妖道降妖捉怪，用符水治病，结果无辜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落得人财两空。张仲景对这些巫医、妖道非常痛恨。每次遇到他们装神弄鬼，误人性命，他就出面干预，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并用医疗实效来驳斥巫术迷信，奉劝人们相信医术。
　　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妇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总是疑神疑鬼。病人家属听信巫婆的欺骗，以为这是“鬼怪缠身”，要请巫婆为她“驱邪”。张仲景观察了病人的气色和病态，又询问了病人的有关情况，然后对病人家属说：
　　“她根本不是什么鬼怪缠身，而是‘热血入室’，是受了较大刺激造成的。她的病完全可以治好。真正的鬼怪是那些可恶的巫婆，她们是 ‘活鬼’，千万不能让她们缠住病人，否则病人会有性命危险。”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他研究了治疗方法，为病人扎了几针。几天后，那妇女的病慢慢好起来，疑鬼疑神的症状也消失了。张仲景又为她治疗了一段时间就痊愈了。从此，一些穷人生了病，便不再相信巫医的鬼话，而是找张仲景治病。张仲景解救了许多穷苦人。
　　为了使更多的病人能从巫术迷信中解脱出来，早日康复，张仲景刻苦探索，创立了许多新的医疗方法。一次，有个病人大便干结，排不出，吃不下饭，很虚弱。张仲景仔细做了检查，确认是高热引起的一种便秘症。当时碰到便秘，一般是让病人服用泻火的药。但是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如果服用泻药，他会经受不住。但不用泻药，大便不通，热邪无法排除。怎么办呢？张仲景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做一种新的尝试：他取来一些蜂蜜并将它煎干，捏成细细的长条，制成“药锭”，慢慢地塞进病人的肛门。“药锭”进人肠道后，很快溶化，干结的大便被溶开，一会儿就排了下来。大便畅通，热邪排出体外，病人的病情立刻有了好转。这就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使用的肛门栓剂通便法。这种方法和原理至今还被临床采用，并拓展到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
　　还有一次，张仲景外出，见许多人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叹息，有几个妇女在悲惨地啼哭。他一打听，知道那人因家里穷得活不下去就上吊自杀，被人们发现救下来时已经不能动弹了。张仲景得知距上吊的时间不太长，便赶紧吩咐把那人放在床板上，拉过棉被为他保暖。同时叫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蹲在那人的旁边，一面按摩胸部，一面拿起双臂，一起一落地进行活动。张仲景自己则叉开双脚，蹲在床板上，用手掌抵住那人的腰部和腹部，随着手臂一起一落的动作，一松一压。不到半个时辰，那人竟然有了微弱的呼吸。张仲景关照大家不要停止动作，继续做下去。又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清醒过来。这就是现在在急救中广泛使用的人工呼吸。
　　“辨证施治”也叫“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专业术语。它是说，首先要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
　　中医看病，都非常重视“辨证施治”。但在张仲景之前，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一套临床方法。张仲景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
　　有一次，两个病人同时来找张仲景看病，都说头痛、发烧、咳嗽、鼻塞。经过询问，原来二人都淋了一场大雨。张仲景给他们切了脉，确诊为感冒，并给他们各开了剂量相同的麻黄汤，发汗解热。
　　第二天，一个病人的家属早早就跑来找张仲景，说病人服了药以后，出了一身大汗，但头痛得比昨天更厉害了。张仲景听后很纳闷儿，以为自己诊断出了差错，赶紧跑到另一个病人家里去探望。病人说服了药后出了一身汗，病好了一大半。张仲景更觉得奇怪，为什么同样的病，服相同的药，疗效却不一样呢？他仔细回忆昨天诊治时的情景，猛然想起在给第一个病人切脉时，病人手腕上有汗，脉也较弱，而第二个病人手腕上却无汗，他在诊断时忽略了这些差异。
　　病人本来就有汗，再服下发汗的药，不就更加虚弱了吗？这样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使病情加重。于是他立即改变治疗方法，给病人重新开方抓药，结果病人的病情很快便好转了。
　　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样是感冒，表症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应相同。他认为各种治疗方法，需要医生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不能一成不变。
　　张仲景系统地总结了“辨证施治”，他的医术大大提高，技艺超群。张仲景行医到过很多城市，接触过许多政治家和文学家，这些人对张仲景都很敬重。建安年间一位有名的诗人，在朝廷作过侍中 （一种官职），名叫王仲宣，与张仲景有较深的交往。张仲景与他接触几次后，就辨出他身上潜伏着一种名叫“病疾”（麻疯病）的病原。张仲景对他说：“你身上有一种病，得早点医治，要不然到40岁时会脱眉毛，脱眉至半年，将会有生命危险。我劝你还是先服几剂五石汤。”当时王仲宣才二十几岁。患有“病疾”在那时是非常危险的，也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所以张仲景不说出病名，只说出症状。王仲宣听懂了他的意思，但以为是吓唬自己，便没有听张仲景的劝告。不久二人再次相见，张仲景问王仲宣：“你服过五石汤了吗？”王仲宣有些反感地说：“服过了。”张仲景仔细观察了他的气色说：“不像，看你的气色，肯定没有服过。为什么你不听从医生的劝告，而轻视自己的生命呢？我劝你还是赶快服些吧，不然就麻烦啦！”可王仲宣还是不信，未按张仲景说的做。果然20年后，王仲宣开始脱眉，脱眉到第187天，便不治身亡。可惜这位极有才华的文学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撰写医书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对参加科举考试，以谋得一官半职很是看重，就要张仲景参加考试。古时的人以不忠不孝为最大耻辱，尽管张仲景很不情愿，但也不愿违背父命，落一个不孝之子的名声。因此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他参加了考试并且中了“举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 《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 （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这时候，东汉王朝四分五裂，张仲景官不能做，家也难回。于是他就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0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也有说他寿至一百五六十岁仍保持着六十多岁的容貌，而且是鹤发童颜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这类例子很多。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县名，在河南省）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除系统地接受古代的医疗经验外，还能很好地重视和应用民间的医疗经验。他一生游历了不少地方，到处采集草药，向群众学习医药知识。在向民间找药的同时，还从民间搜集了不少单方，经常用这些单方来治病。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东西，正乘车去医治。病人呻吟着十分痛苦。华佗走上前去仔细诊视了病人，就对他说：“你向路旁卖饼人家要三两萍齑，加半碗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按他的话，吃了萍齑和醋，立即吐出一条象蛇那样的寄生虫，病也就真的好了。病人把虫挂在车边去找华佗道谢。华佗的孩子恰好在门前玩耍，一眼看见，就说：“那一定是我爸爸治好的病人。”那病人走进华佗家里，见墙上正挂着几十条同类的虫。华佗用这个民间单方，早已治好了不少病人。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他的同乡曹操，常患头风病，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加上他“去家思归”就推说回家乡找药方，一去不返。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专门派人到华佗家乡去调查。他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要是“虚诈”，就逮捕治罪。”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曹操仍旧请他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他以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华佗关到牢里去准备杀掉。曹操的一位谋士请求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曹操不听，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竟然把这位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医生杀害了。临死，华佗把在狱中整理好的医著交给牢头说：“此可以活人”。没想到，这个牢头害怕，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索火烧之”。
华佗被害至今已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人民还永远怀念他。江苏徐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
“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
士贵洁身，岂屑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
华佗还是一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一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他接受了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了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悄悄拦住了去追赶他的人。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了几升的黑血，病很快就好了。
关于华佗医术记载还有，他曾经替广陵太守陈登治病，当时陈登面色赤红心情烦躁，有下属说华佗在这个地方，后来他就命人去请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先请他准备了十几个脸盆，然后为他诊治结果陈登吐出了几十盆的红头的虫子，为他开了药，说陈登是吃鱼得的这个病，告诉他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到时候再向他要这种药，这个病就可以根治了，并且临走告诉了他（华佗家）的地址，那年陈登３６岁，结果果然陈登三年后旧病复发，并派人依照地址寻找，可是华佗的药童告诉陈登的使者说华佗上山采药还没回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结果陈登３９岁时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其实华佗的医术是很好的，只是那个广陵太守运气不好，没能等到他采药回来，这是华佗医治的所有病人的唯一的一个例外．（依据见三国志*陈登传）
华佗还十分提倡导引养生。他创编了“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他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
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都十分痛苦，闻得华佗医术超群，就把他召来，留在身边。每次发病时，华佗就用针刺他的鬲俞穴，头痛马上就停止了。但华佗心系百姓，不愿侍候王公贵族，便称妻子有病告假回家，又久不回朝。曹操十分生气，派人前去追查，发现他妻子无恙，便将华佗关进牢房，处以死刑。临刑前，华佗将一本书拿了出来，交给狱卒说：“这本书可以用来救人。”狱卒不敢收，华佗也不强求，便将书烧了。华佗被处死后，曹操头风病犯了的时候，无人医治，就越来越重，十分痛苦，但他仍在怨恨华佗，说华佗明明能根除他的病，却不一次治好，借此来抬高自己，就算不杀他，他也不会为自己治好病的。直到他的爱子仓舒病危时，才叹息道：“我后悔把华佗杀死了，否则我的孩子也不会死了。”
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外科手术的方法并非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当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有些医史学家考证出，华佗所用的治疗方法在印度医学中有所记载，他使用的麻沸散中主要药物“蔓陀罗花”也是印度所产，因此他们提出华佗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他很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天竺医生。这种说法虽不可考，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医外科并不是不存在，而且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这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中医的缺陷。相反，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造就的文明，中国特殊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中医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它医学只能使用外科方法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却可以使用内治的方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不得不承认它超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同时，这也是中医学一直以其理论凌驾于其他医学，经久不衰的根源所在。
　 　 医学家　　神医华佗
　　麻沸散
　　提起华佗，人们并不陌生，都知道他是一位能治百病的医生。在我国著名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一段专门描写华佗为蜀国名将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其实，华佗对人类的贡献远不止此，他在医学上的创见，领先于西方1000多年。
　　华佗生于我国东汉末年，距今有1700多年。他是沛国谯郡（现在安徽省毫县）人。他热爱医学，从小就钻研医术。他立志要做一名为人排忧解难的医生，曾经有人推荐他到官府做官，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背起药箱，云游四方，为百姓们治病。由于他医术高明，很快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
　　有一次在行路途中，华佗见一群人围在路旁。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名车夫倒在地上。只见那车夫面色蜡黄，两脚蜷曲，双手捂肚，不住地发出难以忍受的痛苦声音。华佗见状，立即放下药箱，蹲在地上为病人检查。过了一会儿，华佗转身对围观的人们说：“他这是患了肠痈（阑尾炎），如果早些治疗，针灸就可以了。”“难道他现在无望了？”周围的人急切地问。华佗笑着摇了摇头说：“别急，别急，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不过，我需要将他的肠子取出来治疗。”听说剖腹取肠，有的人吓得伸了伸舌头，还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们想像不出剖腹将有多么疼痛。华佗自若地取出一包药末，叫人取些酒来，给病人冲服下。不一会，病人安静下来，又过了一会，病人竟酣然大睡进人了梦乡。华佗让人把车夫抬到附近的一个房子里，用手术刀，将车夫的肚皮划开，取出病人的肠子，切掉溃烂的那一段，缝合以后，敷上生肌的药膏。这一切工作完成以后，病人睡醒过来，睁开双眼，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肚子不再疼了。当他得知刚才发生的一切时，感激地拉着华佗的手连声说道：“您救了我的命，我真不知如何感谢您才好。您真是一位神仙呀！”旁人问华伦在手术前给病人吃了什么，使他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没有疼痛感觉。华佗笑着从箱里拿出一些粉末，说：“就是它，叫做 ‘麻沸散’。吃了它，任凭你做什么手术也不会感觉疼痛。”有个小伙子大声问道：“是哪位神仙下凡送给您的？”华佗微笑着指指众人，又指指自己，说：“说到神仙，那可多呢，我就是根据乡亲们的提示，自己加以总结以后配制而成的。”
　　几天以后，车夫的病完全好了，又和其他的人一样出现在大路上。华佗医术高明的消息不胫而走，“麻沸散”的神效功能也随着华佗的名字传遍了千家万户。
　　麻沸散是华佗制造的一种很有效的违规词语，这种药如果和酒一起服用，则效力更大，能起到全身麻醉的效果。而医学上现代采用的违规词语剂，仅仅有100多年的历史。很早以前，欧洲人作手术，用的是放血的方法使病人休克，然后再进行手术。用这种方法，非常危险，血放多了，病人就永远醒不过来。即使不发生危险，病人也因手术前大量失血，造成身体极度虚弱，对于恢复健康是很困难的。1842年，法国人黑克曼开始用二氧化碳作麻药，但这只能用在动物身上，而不能用于人。过了两年，美国人柯尔顿用一氧化二氮做麻药，效果也不太好。直到1848年美国人莫尔顿才开始用乙醚做麻药，今天西医还用这种药物。我国神医华佗使用麻沸散为病人做手术，至少比西方早1600年左右。但可惜此方失传，幸有史书记载了这一奇迹。我国历史文献《后汉书》中记载：“若疾病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可见，麻沸散的发明及其使用，不能不说是世界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五禽戏
　　古代的人们，由于科学不发达，错误地认为“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认为人们只能听凭老天爷的摆布。而华佗却不相信这一套。他认为，人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积极主动的作用，增进健康，抵御疾病。他赞成我国古代
　　“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重预防思想。
　　有一天，他对他的学生吴普说：“你懂得‘户枢不蠢，流水不腐’的道理吗？人得了疾病就是因为气血不流通造成的。如果人经常活动，让气血畅通，就可以增强体质而减少疾病。”
　　华佗自己就很注意锻炼，每天早晨，他都在院子里活动，然后再看书或给人医诊。每当他坐的时间久了，就停下工作，伸伸手臂，抬抬腿脚，顿时觉得精神清爽。他相信人的生命不在于天，而是在于运动。他一直想找出一个办法来，使人能够延年益寿。
　　有一天，华佗看见老鹰在天上翱翔，两只伸张开了的翅膀带动着躯体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由此，他想起了草原上的鹿，山岭上的虎以及森林中的猿猴和狗熊，它们是那样的强健，又有各自的特点。如果我们能够取其所长，用于自身，岂不能像它们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地上吗？从此以后，华佗潜心钻研这五种禽兽的动作特点，然后根据医书上的穴脉原理，创造了一套医疗体操，称作“五禽戏”。五禽戏就是要求人们模仿虎、鹿、熊、猿、鸟做出各种动作，以促进血液循环，使全身关节和肌肉都能得到舒展，以达到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目的。
　　华佗的“五禽戏”很受人们的欢迎，很快就在许昌一带普及开了。有许多体弱的人由于坚持做“五禽戏”，体质明显地得到了增强。有一个人胃口不好，经常泻肚。由于做了“五禽戏”，没有服药，三个月病就完全好了。华佗的学生吴普，依照这个方法坚持锻炼，活到90多岁，却仍然“卫目聪明，牙齿完坚”。
　　早在1700多年前，华佗就能把预防和治疗结合起来，把锻炼放在首要位置，这是对人类健康事业的一大贡献。他提出的“生命在于运动”的思想，至今仍对人类的保健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无视权贵
　　华佗生活的年代，正值我国东汉末年，当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由于连年战乱，政(蟹)府对农民的摇役、赋税不断增加，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华佗对百姓的不幸非常同情，他发誓要为解除百姓痛苦贡献自己的一切。
　　华佗长年在民间行医，与广大劳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只要遇见病人，他就热心地医治，从不计报酬。
　　有一次，华佗给一个船夫看病，经诊断是脾脏烂了。他给船夫喝了自制的麻沸散，打开肚皮，把溃烂的部分除去，然后缝合好伤口，又给他吃了点药，一个月左右病人就痊愈了。
　　又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咽喉阻塞病患者，病人吃不下东西，只是呻吟不止，十分痛苦。华佗看后什么也没说，走到路旁的一家铺子里，找主人要了一碗蒜泥加醋，经他调和，给病人灌了下去。不一会，一条长长的虫子从病人嘴里吐了出来，病人立即就好了。病人全家对华佗感激不尽，要重谢他。华佗再三推辞后，头也不回地赶路去了。
　　华佗给人看病，非常认真仔细，他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注意发病特点，做到对症下药，效果显著。一次，两个病人都来看病，二人都是头痛发烧。华伦一一检查了他们的病情后，给他们二人开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药。他让一个病人吃泻药，而让另一个病人吃发散的药。两人迷惑不解。华佗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二人虽然都是头痛发烧，但引起的原因不同。一个是伤食，吃得太多了；另一个是外感风寒引起感冒。所以你们的药就不一样哩！”说得病人解除了疑虑。他们按华佗的要求服了药，第二天果然全都好了。
　　东阳地区有个叫陈叔山的，他两岁的儿子患了病。华佗听说以后，连夜赶到那里。原来陈叔山的儿子患了痢疾，生命危在旦夕，幸亏华佗及时赶到，才挽救了他的性命。
　　华佗给人看病，不讲价钱，不怕路遥，不辞辛劳，广大劳动人民非常爱戴他，亲切地称他是民间医生。
　　当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称雄中原。有一天，他头疼如裂，派人去把华佗找来。华佗来了以后，仔细给他进行了诊断，确定他是偏头风病。他取出银针，在曹操的头上只扎了几针，头疼马上就止住了。曹操见华佗果然医术高明，就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华佗拒绝了曹操的要求，他不愿意留在许昌享清福，他要为天下广大百姓排苦难。为了脱身，他谎称自己的妻子病了。这一方法果然奏效，曹操放他回家照看妻子，要他妻子的病好以后立即返回。谁知华佗一走，许多天都没有回来。原来，他惦记着乡亲父老，惦记着他的病人。离开曹操以后，他又云游四方，为人民行医看病去了。
　　曹操哪肯罢休，气冲冲地派人把华佗抓了回来。此时，曹操的头疼病又复发了，他让华佗给他看病。华佗放心不下他的病人，请求给曹操治完病后立即放他回去，曹操没有答应。华佗一气之下拒绝给曹操针灸，曹操用死要挟他。华佗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曹操没有办法，将他打入了死牢。华佗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就托人拿来笔砚，把自己多年来行医看病的心得体会写了几本书，在临刑的前一天送给了狱卒，托他把这些宝贵的经验传下去，为人民免除病忧。谁知狱卒胆小怕事，不敢接受华佗的医书。无奈何，华佗只好眼含热泪，将这些材料扔在火中烧掉。第二天，曹操派人杀了华佗。一代名医就这样告别了人间。
　　华佗的被害，是我国医学界的一大损失。他虽然没有留下什么专著，但他的学生吴普、李当之等人，部分继承了华佗的经验和知识，编写了《吴普本草》、 《本草经》等医书，对祖国的医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元镇法师　福建泉州崇福寺，始建於五代末年，当时的清源郡节度使陈洪进，有女出家为尼，陈洪进在泉州松湾地方，为女建千佛庵以居之。宋太平兴国年间，敕赐名崇圣寺，元佑年间改名崇福寺。元代至中年间曾为大火所焚，不久重建；明代永乐、景泰、天顺年间，屡有增建，後又荒废。清季康熙、乾隆两朝，曾重予修建，到清末民初之际又复陈旧破落。此时崇福寺监院宗喜、行理二师，请回青年时期在崇福寺出家，後来有「铁沙手」之称的妙月和尚出任住持，妙月乃负担起了重修崇福寺的中兴任务。
　　释妙月，是近代佛门中的一位奇人。他俗家姓邵名腾朗，是福建泉州安海县人，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出生。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时方十六岁时，依泉州崇福寺觉明和尚披剃出家，受具戒於厦门南普陀寺喜参上人，得法於厦门妙释寺愿意老人。他继而依泉州南少林出身的仰华大师习武术，精於击技，尤长於少林拳。光绪末年，他在紫帽山创建普照寺。紫帽山是泉州四大名山之一，以山顶常有紫云覆盖而得名。普照寺在紫帽山麓，妙月和尚在此建寺，目的是利用紫帽山峰高势险的地形，来训练随他练武的徒众。普照寺的青年僧侣，於农禅课诵之外，都依妙月练习武术，妙月要弟子在腰间及足踝系上铅条，日渐加重，在山上奔腾跳跃，以锻练腿力，到功夫纯熟时，一旦卸下铅条，便觉身轻如燕，纵跳可达数丈。
　　妙月和尚除了拳击之外，还精於伤科正骨之术。他的武术造诣高深莫测，而伤科医术更是远近闻名。泉州所属数县，莫不知道这位伤科圣手之名。宣统年间，他为一位青年接骨治伤，後来这个青年人礼他为师，剃度出家，且继承了他击技、医术两项绝技，这个青年人就是本文传主元镇和尚。
　　释元镇，俗家姓孙，福建省惠安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岁次丁酉，出生於惠安县山雅边村。他自幼父母见背，由祖母康氏抚养（康氏晚年也出家为尼），且教其读书识字。他的五叔父孙喜生，为惠安儒医，设有医局，元镇童年常到叔父医局中玩耍，日久之後，对岐黄之术发生兴趣，自叔父处学习得不少中医知识。元镇十馀岁时，由於一次意外受伤而骨折，他叔父是内科，外伤非其所长，乃送他到紫帽山普照寺，请妙月和尚为他治疗。元镇在寺内疗伤期间，常听妙月和尚为他开示佛法道理，他感到身心清凉，因此萌生了出家的念头。他於伤愈之後，求妙月和尚留他在寺中，随众练功，兼学医术。到了他十七岁那年，妙月和尚为他剃度，成为一个青年沙弥。
　　元镇出家後，继续依妙月和尚学习医术及武功。元镇生性吃苦耐劳，於农禅及练功之馀，他在紫帽山下就地取石，为普照寺修筑了一道围墙；他并开辟荒地，种植菜蔬，供养常住。此外则穷研岐黄奥旨，焚膏继晷，学问日进。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元镇十九岁，奉妙月和尚之命，到兴化县慈寿寺，依元智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圆戒後到厦门南普陀寺任职事。元镇为人忠实勤恳，任劳任怨，深为监院转诚和尚所器重，他的职务也由侍者、香灯、殿主而副寺，总管寺中帐目，采购常住众食用物品。当时南普陀寺尚是子孙庙（到一九二○年（民国九年），转逢和尚继任住持後，才改为十方丛林），但也有十方云水僧来往挂褡参学，元镇虚怀若谷，常向挂褡的老参们执经问难，住云水堂的行脚僧来自各方，甚麽样的人才都有。有精於拳术的，有精於医道的，元镇不耻下问，与他们切磋拳术，钻研医道，日久之後，医术、拳术两方面，都使他融会各家，青出於蓝。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元镇自南普陀寺告假返泉州礼祖，途经晋江，适南狱寺住持妙意和尚圆寂，寺中常住找他去参加助念。其中有人知道他会看病，有病的人就找他医治，果然是妙手回春。因而一传十、十传百，传扬开来，寺外信众也来找他看病，他慈悲心重，来者不拒，予以施医。南狱寺常住见他慈悲喜施，对他深为敬重，大家挽留他继任南岳寺住持。他不敢自专，回到崇福寺请示妙月禅师，得到禅师的允许；再到南普陀寺告假。这时南普陀监院已换为瑞等法师，瑞等本来要请元镇担任常住维那，以他已答应了南岳寺，深感失之交臂，惟有相互道珍重道别。
　　元师住持南岳寺後，他以医术广结善缘，著手成春，受到乡民的爱戴。日久之後，晋江、南安及邻近诸县人士，无人不知元镇大师的大名，善男信女皈依於其座下者不计其数。民间若有婚丧喜庆等事，都以能请到元镇大师光临为荣。地方人士如有争执，元镇若出面排解，往往片言解纷，化干戈为玉帛。而他对晋江县最大的贡献，是他化解了地方上多年的械斗。原来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泉州一带仍有封建社会遗留的陋俗，有所谓「小姓大姓」、「强房弱房」等帮派之分，时而发生械斗。一旦械斗发生，轻则多人受伤，重则有人丧命，而乡民愚昧，乐此不疲。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晋江有「十乡帮」和「三股帮」者，以多年宿怨，已械斗多次不能解决，此时又发生械斗。元师以乡民愚痴，不可以理喻，他善巧方便，利用神权为之释怨。当两方械斗时，元师会同地方父老，抬了乡民最畏敬的石狮城隍公及七王爷到械斗处。此时双方已有多人受伤，元师告以此即神明的惩罚，若不停止械斗，将有更大的伤亡。乡人迷信，信以为真，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元师此时再以佛法化导他们，终於消除了双方的宿怨，以後不再有械斗发生。
　　南岳寺周围荒山野地极多，元师亲率寺众，胼手胝足，开辟荒地变成良田，在平原地上种植麦豆地瓜，在山坡地上种植桃梨果树，在贫瘠的山上则植林取薪，使南岳寺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当时农村，经济落後，乡人生活艰难，元师於寺中经济改善之後，斥资兴建织造工厂，向外地购置织造机器，聘专人管理，招请乡人到工厂中，学习织造线衫、线袜，成品销到外地，如此一来，南岳寺附近乡民的生活大为改善。此外，他重修了南岳寺的大殿，增建僧寮，开海单广接十方僧众。在那段时间内，由南洋（今之东南亚）回国的法师如广增、广秋、广专、广听、传爽、法诚等，都曾在南岳寺挂褡居住过。元镇住持南岳寺前後近三十年，为地方上做了很多事，多年之後，仍为地方人士所称颂和感念。
　　晋江城外东南十里处，临近海滨有一座古刹南宫寺。一九二一年（民国十一年），寺中董事仰慕元镇大师的道誉，礼请他出任住持──这是兼任住持，事实上他仍然是南岳寺的住持。此後二十年，他就在南岳寺和南宫寺两寺院间往来驻锡，随缘弘化，兼以行医济世。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就像妙月禅师以医伤因缘为他剃度似的，他也以医伤因缘，为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剃度，这个少年後来继承了他的医术，更加以发扬广大。这个少年就是後来曾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荣获新加坡共和国公共服务奖章的常凯法师。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元镇的剃度师泉州崇福寺住持妙月禅师圆寂，崇福寺常住两序推选元镇继任。妙月禅师早年得法於愿意老和尚，传法於智圆法师，後来智圆到南洋弘化杳无音讯，衣钵再传给福忍上座。至此元镇得法於福忍上座，传法与晋山大典同时举行，由承天寺住持、晋江佛教会主席转尘老和尚代传法卷及送位，仪式极为隆重。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妙月和尚出任崇福寺住持时，他见殿宇颓败，发愿修建。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妙月到南洋托钵募化，兼以行医济世。他在国外募得钜资，返回泉州，开始重修崇福寺。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妙月二度出国，到菲律宾行医兼以募化，蓄资回山，继续重修大殿工程。施工多年，梵刹庄严，殿堂宏伟，使崇福寺成为泉州三大丛林之一。不过崇福寺的家风，是不化缘、不做佛事，农禅之外，就是靠医术济世以维持寺院经济。元镇继任住持，也继承崇福寺家风，以行医所得，维持常住道粮。
　　日寇侵华战败投降後，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的十一月，是妙月老和尚三周年忌辰。在菲律宾弘化的性愿老法师回到闽南，发起在崇福寺举行冥阳普利大斋水陆法会，追悼抗倭阵亡将士及死难人民，法会圆满，剩馀了一笔钱，元镇以此馀款，在崇福寺内建筑了一幢藏经楼。抗战胜利的果实，只是昙花一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家僧尼都要参加劳动生产，寺庙经济也都受到严重影响。一九五四年，在崇福寺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形下，寺中的几处殿堂、祖师塔、普同塔，又到了非修不可的程度。亏得妙月老和尚法眷很多，有些在东南亚弘化的，时常汇款接济祖庭，例如元镇老和尚的剃度徒常凯法师，就是经常由新加坡汇款接济祖庭的一位。
　　一九六六年「十年浩劫」开始，出家人都被用暴力赶出寺院，返乡参加劳动生产。是年元镇老和尚年已古稀，七十岁的老人，他没有家，当然更没有妻室子女。他离开寺院无处可去，就在泉州市内的二郎巷租了一所民房，开设崇福诊所。他一本数十年来怜贫恤苦，　　在抱的胸怀，为乡民诊病疗疾，对乡民解衣推食，和乡民打成一片。以後十馀年间，他年岁日高，体力也逐日渐衰退。他晚年培养了几个门人，传授他生平绝学──伤科正骨之术。老和尚晚年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建筑一座妙月禅师纪念堂，除了供奉妙月老和尚遗像遗物外，他自己可以居住，可以诊病，也可以由随他学医的门人及远道求诊的病人留宿。那时正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蟹）命期间，这种愿望当然是一种奢想。另一个愿望，他想到新加坡去依他的剃度徒常凯，但在那个时代申请出国极端困难，这个愿望当然也没有实现。一九七六年，老和尚年已八十岁，他在二郎巷租的房子为业主收回，他无处栖身，便到二郎庙挂褡。没有多久，又移锡赐恩岩，但赐恩岩在山上，求诊病人来往不便，後来在赐恩岩山下村子中租了一处房子，作为诊病之所。这样到了一九七七年初夏，饮食日减，身体日瘦，延到六月二十六日（丁巳岁五月初十日），化缘已尽，舍报往生，世寿八十一岁，僧腊六十四、戒腊六十二夏。&
扁鹊中文名称: 扁鹊
又名: 秦越人
所属年代: 春秋战国时代
生卒年: 公元前407—310
姓名：扁鹊
国家或者地区：中国
学科：医学家
发明创造：《内经》和《外经》
扁鹊，战国时医学家。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莫（今河北任丘）人。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由于扁鹊医道高明，为百姓治好了许多疾病，赵国劳动人民送他“扁鹊”称号。扁鹊，传说是黄帝时代的名医。
& 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扁鹊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看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病情）、切（按脉搏）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
& 扁鹊（活动期公元前4世纪初）中国战国时期的医学家。学医于长桑君。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反对巫术治病，总结前人经验，创立望、闻、问、切的四诊法。他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妨忌杀害。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秦二》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
济南郊区鹊山西麓有扁鹊墓，墓前石碑署“春秋卢医扁鹊墓”，并有清乾隆十八年（1753）重整字样。
扁鹊云游各国，为君侯看病，也为百姓除疾，名扬天下。他的技术十分全面，无所不通。在邯郸听说当地尊重妇女，便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在洛阳，因为那里很尊重老人，他就做了专治老年病的医生。秦国人最爱儿童，他又在那里做了儿科大夫，不论在哪里，都是声名大振。
一天，晋国的大夫赵简子病了。五日五夜不省人事，大家十分骇怕，扁鹊看了以后说，他血脉正常，没什么可怕的，不超过三天一定会醒。后来过了两天半，他果然苏醒了。
有一次，扁鹊路过虢国，见到那里的百姓都在进行祈福消灾的仪式，就问是谁病了，宫中术士说，太子死了已有半日了。扁鹊问明了详细情况，认为太子患的只是一种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的“尸厥”症，鼻息微弱，像死去一样，便亲去察看诊治。他让弟子磨研针石，刺百会穴，又做了药力能入体五分的熨药，用八减方的药混合使用之后，太子竟然坐了起来，和常人无异。继续调补阴阳，两天以后，太子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天下人传言扁鹊能“起死回生”，但扁鹊却否认说，他并不能救活死人，只不过能把应当活的人的病治愈罢了。
还有一次，扁鹊来到了齐国，齐桓公知道他声望很大，便宴请扁鹊，他见到齐桓公以后说：“君王有病，就在肌肤之间，不治会加重的。”齐桓公不相信，还很不高兴。5天后，扁鹊再去见他，说道：“大王的病已到了血脉，不治会加深的。”齐桓公仍不信，而且更加不悦了。又过了5天，扁鹊又见到齐桓公时说，“病已到肠胃，不治会更重”，齐桓公十分生气，他并不喜欢别人说他有病。5天又过去了，这次，扁鹊一见到齐桓公，就赶快避开了，齐桓公十分纳闷，就派人去问，扁鹊说：“病在肌肤之间时，可用熨药治愈；在血脉，可用针刺、砭石的方法达到治疗效果；在肠胃里时，借助酒的力量也能达到；可病到了骨髓，就无法治疗了，现在大王的病已在骨髓，我无能为力了。”果然，5天后，齐桓侯身患重病，忙派人去找扁鹊，而他已经走了。不久，齐桓公就这样死了。
可见，扁鹊的望诊技术出神入化，真是“望而知之谓之神”的神医了。在中医的诊断方法里，望诊在四诊当中居于首位，十分重要，也十分深奥，要达到一望即知的神奇能力更是非同寻常。这三个例子都是非常有名的医学故事，“起死回生”、“讳疾忌医”的成语也出于此。相传扁鹊名声过大，因为受到秦国太医李谧嫉妒而被其害死了。
中医学的一部经典之作《难经》相传为秦越人所作，但从内容上看应该是《黄帝内经》成书以后问世的作品，成书于汉代。其内容深奥，是中医学不可多得的理论著作之一。因此，古人将该书托名秦越人所著，也表示扁鹊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借其名以示书的重要性，也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与怀念。扁鹊姓秦名越人。勃海郡■(今河北任丘，一说今山东省内)人。约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中医学。
　　扁鹊少年时期在故里做过舍长，即旅店的主人。当时在他的旅舍里有一位长住的旅客长桑君，他俩过往甚密，感情融洽。长期交往以后，长桑君终于对扁鹊说：“我掌握着一些秘方验方，现在我已年老，想把这些医术及秘方传授予你，你要保守秘密，不可外传。”扁鹊当即拜长桑君为师，并继承其医术，终于成为一代名医，先秦时期医家的杰出代表。扁鹊成名后，周游各国，为人治病。由于其医术高明，又常为君主看病，受到当时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嫉妒，后被李派的刺客刺杀身亡。
　　扁鹊具有高明的医术。他的行医事迹及医学成就，可以反映出先秦时期的医药水平和医药特点。先秦不少著作载有扁鹊的事迹，本文主要取材于《史记·扁鹊列传》。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这些诊断技术，充分地体现在史书所记载他的一些治病的案例中。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如他晋见齐桓侯时，通过望诊判断出桓侯有病，但是病情尚浅，病位还只是在体表腠理的部位。他劝齐桓侯接受治疗，如不治则病情将会加深。桓侯因自我感觉良好，拒绝治疗。不久，扁鹊再度晋见桓侯时，指出其病情已加重，病位已进展到血脉，再次劝说其接受治疗，以免病情更加发展。桓侯仍然拒绝治疗，心中不悦，认为扁鹊在炫耀自己，并以此牟利。当扁鹊第三次晋见他时，认为病情已恶化，病位进入到内部肠胃，如不及时治疗，终将难治。桓侯仍不予理睬。最后一次，扁鹊通过望诊，判断桓侯病情危重，已进入到骨髓深处，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果然不出所料，齐桓侯不久即发病，终于不治而死。此病例说明扁鹊当时已经能很好应用望诊，而且诊断水平相当高。
　　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史记史记》称赞扁鹊是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先秦时期，中医的脉诊是三部九候诊法，即在诊病时，须按切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扁鹊脉诊及其理论可从虢太子这一病例的诊断中体现出来。当时虢太子已昏迷不醒，扁鹊通过脉诊判断为“尸蹶”。他认为患者的阴阳脉失调，阳脉下陷，阴脉上冲，也即阴阳脉不调和，导致全身脉象出现紊乱，故患者表现如死状。其实，患者并未真正死亡，除脉诊外，他还观察到患者鼻翼微动。结合切摸，他发现两大腿的体表仍然温暖，因而敢于下此判断。扁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脉诊理论。
　　在治疗方面，扁鹊能熟练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其中，从治疗虢太子一例，他所用的方法有■砥石，即针刺法，还有热熨法和服汤药法等。综合疗法为扁鹊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
　　先秦时期，在临证中，医学尚未明确分科。尽管《周礼》中已有兽医、食医、疾医和疡医之分，但这仅仅是在宫廷中的设置。兽医、食医、疡医分别管理牲畜疾病、宫廷饮食调配和以刀剪割切的外科等事项。除此以外的其他病证，都属疾医的范畴。扁鹊是一位能兼治各科疾病的多面手，齐桓侯、虢太子等案例，都说明他是内科方面的能手。扁鹊还能根据当地的需要，随俗为变地开展医疗活动。当他游历到秦国时(今陕西咸阳一带)，就专治小儿疾病；当他云游到邯郸(当时为赵国都城)时，又主要诊视妇科病证；而当他到雒阳(当时是周国的首都，今为河南洛阳)时，便主要从事老年人病证的治疗，多医治耳、眼等五官病证。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
　　扁鹊在自己的医疗生涯中，不仅表现出高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还表现出高尚的医德。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如他治好虢太子的尸蹶证后，虢君十分感激，大家也都称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患者并没有死，我只不过能使他重病消除、回复他原来的状态而已，并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从齐桓侯这个案例来看，他之所以多次劝说及早治疗，就寓有防病于未然的思想。他认为对疾病只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在初起阶段，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疾病种类很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因此，他很注重疾病的预防。
　　先秦时期，巫术有一定市场，并且已经成为医学科学发展的绊脚石。扁鹊对巫术深恶痛绝，认为医术和巫术势不两立。他的这些医疗道德思想，在《史记》中概括归纳为六条戒律，称为“六不治”。这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病情严重到“形羸不能服药、藏气不定”等。这是他治病的信条，由此也反映出他高尚的医疗品德。
　　扁鹊无私地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门徒，他的徒弟子阳、子豹、子越等人都是有所成就的人。后来在汉代出现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有人认为是根据扁鹊的医术，尤其是关于脉诊知识而整理成书的，并且署名扁鹊(秦越人)所著。近代还有人认为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形成了扁鹊学派。
黄省三黄省三()，广州番禺化龙镇人，著名中医学家。幼年随傲乡村医生的父亲学医，12岁丧父后，一边做杂工维持生计，一边苦读中医学名著，17岁因治好家乡瘟疫而名声鹊起，1910年迁居广州南关西横街开黄崇本堂行医，1924年赴香港，开始钻研西医医学理论，是中国倡导中西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的先驱者，他治病药到病除，驰名省港澳。1955年回广州，历任中山医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至1965年逝世时行医65年，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论著10多种。在肾炎、肺结核、急性阑尾炎、流感等领域均有开创性成就。逝世公祭时，周恩来总理送来花圈。
黄省三：上善若水 大医精诚
中文词语中常包含着充满智慧的辩证法，如“危机”二词。癸末年春天猝不及防地降临神州大地的“非典”疫情，一度令许多城市成为人心惶惶的“危城”，对于冲锋在前的中国医学界更是一场生死考验。“非典”病魔终被迅速控制，这不仅令一度失落的白衣天使形象重树民间，而中西医结合的神奇疗效，更令全球医学界刮目相看，长期以来未能获得西方认可的中医再一次迎来了迈向世界的大机遇。
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并将由此引发世界医学的突变。它的源头，可追溯到上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医所开始的探索，而生于番禺的南派医学权威黄省三便是其中的杰出先驱者。
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疾病作搏斗的历史，千万年的繁衍生息离不开医学。而作为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脚步并驾齐驱的一种文化，中西医学分别深深烙着不同文化特征的烙印，各自有一套看起来迥然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医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基础上，把生病的人看做一个整体，通过草药调理人体而达致阴阳五行平衡；而在西方，从1676年荷兰学者列文虎克发明了世界第一台显微镜起，发现细胞是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后，西医学便步入了微观世界，其治疗理论是把人体中的病菌病毒作为消灭目标。从今天看来，中西医互有短长，以草药治病的中医副作用小，但诊治手段笼统模糊、药效也较慢，而结合现代科技的西医则诊断精确、化学药物见效迅速，但副作用的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
黄省三踏上职业医师之路并一鸣惊人也因一场来势凶猛的瘟疫。然而，军阀统治下的混乱社会则比瘟疫更凶狠，一代名医却无法立足广州。1924年的一个很小的历史机缘——在广州南关西横街“黄崇本堂”医馆行医的黄省三因不堪歹徒的“打单”(勒索)，连夜逃往香港。这次有点仓皇的赴港，不仅是黄省三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也使医学发展史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中西医这两种在各自轨道上发展数十个世纪的科学开始走向殊途同归。
而初到香港的黄省三敏锐地意识到：强调实验等现代科技手段的西医比中医更精确、更易令人信服，中医必须在面对挑战中主动与现代科技结合，寻求新的发展。于是，一直靠自学成名成家的他，在年届不惑时又开始了全新探索：学习日文，去“啃”日文版西医经典原著，还花巨资购买了显微镜和实验设备，并聘清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协助研究，力行中西结合。这种把两种医学融合并取长补短的试验，使他在肾病、肺结核、流感、麻疹等等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在中医学探索上，黄省三可谓当时锐意革新的新派人物，他突破数千年中医的封闭传统，进行了“西化”，甚至被许多老中医同行视为异端。其实在行医为人上，黄省三却是深受着儒家传统的影响。幼年丧父的他事母至孝，日夕侍奉至她满百岁仙逝；对病人从不分贫富贵贱，都以谦和礼仪相待，一生中给贫苦患者诊病免收诊金、自掏腰包付药费不胜枚举；对于学生和后辈，都倾心将一生绝技毫不保留地传授。他是“出世”的，一生深居简出而钻研医术；又是“入世”的，除了65年不辍行医外，解放后，在祖国一声召唤下便放弃了优厚待遇回国，穷晚年全部精力奉献于中西医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发展上。观其一生，可谓是绝不愧对“大医精诚”四字的一代儒医。
中医是中国国粹，自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氏、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医生扁鹊以来，数千年来名医辈出，使中医发展成了博大精深的科学文化宝库。然而，直到今天，统治世界主流医学的仍是西医。黄省三所倡导的与实践推动的中西医结合学，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在国内得到了长足发展，但要世界普遍认可，仍有待医学界的长期不懈努力。
读万卷书·医万人疾
黄省三是泰斗级的一代名医，但他不仅从未接受过学院派的系统教育，也没有机会正式师从名医学艺，甚至幼年受过的普通私塾教育也极有限，而他渊博的学识，却是同辈医学家中罕有的。这完全靠他数十年如一日不倦汲取积累而来；他取得卓越的医学成就，则是在他一生行医共达65年的漫长岁月中，对数以千万计的每个病例中悉心总结而得。
1882年，黄省三生于番禺化龙镇的乡村医生家庭。当时乡村中没有药店，父亲黄紫轩常上山采药为乡亲治病，受耳濡目染的黄省三幼年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本来他可以顺利地继承父业，但他12岁那年父亲即与世长辞，留下了贫寒的家境和几箱古典医籍。13岁起，黄省三便在一个乡间当铺起早摸黑地打杂来维持生计，生活的重荷却磨灭不了他决心继承父业的意志。每晚当铺关门之后，他便在铺中挑灯把父亲遗下的线装医书一本本诵读、钻研，后来当铺老板怕他夜读易惹火灾而禁止，他每晚便躲进村里的更楼中继续孜孜不倦地攻读。
这样默默的用功终于使黄省三17岁那年一鸣惊人。这年适逢瘟疫流行，蔓延凶猛，别无良策的乡里长辈见黄省三晚晚夜读医书，便让他试着为乡亲治病，当铺老板在当铺侧门摆上一张台，这便成了他第一个医馆。他细心诊察，灵活运用所学的医学知识，一医界新手竟能药到病除，救人无数，几十里乡亲踊跃来就医，随着他把瘟疫控制下来，黄省三的名声也随之鹊起。
从此，黄省三踏上职业医师之路。
在家乡做了十余年乡间医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1910年，28岁的他自信地步人大都市——广州，在地处繁华市中心的南关西横街(今北京南路旁)开设“黄崇本堂”医寓行医。上世纪20年代中又到香港继续设馆悬壶济世，因为救治了无数病人、治好大量奇难杂症而驰名省港澳乃至世界华人社会。而他的医术日益炉火纯青，所开医馆数十年均门庭若市，许多华侨慕名专程从海外回来找他求诊。
黄省三医术的不断提高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爱书如命，从幼年至80多岁高龄的晚年，都博览群书不辍。他一生深居简出，更从不赴宴，除了治病救人，稍有业余时间便手不释卷，一生读过的各种书籍过万卷。据后人回忆，由于他长期勤于背诵，博学强记，练就出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回到广州，70多岁高龄的他常参加广州各大医院的专家会诊，常当场指出病者症候记载于某书第几卷第几页，所述从不差错，令同行钦佩不已。他毕生还十分注重搜罗收藏古籍医书，共藏有上万册，许多都是珍本孤本，他去世后，他的后人根据他遗嘱把这些书全部捐赠给广东医科院图书馆，泽被后世。
融会古今·医贯中西
上世纪20年代，广州这座城市有上百个派系的军阀盘踞，各立山头对商家市民征税，社会治安十分混乱。1924年，在广州行医的黄省三因不堪歹徒“打单”(勒索)及人身安全的威胁，不得不连夜离开广州。这次有点仓皇的离开，不仅是黄省三人生的一大转折，也使中医发展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黄省三到香港跑马地礼顿道继续设馆行医。当时英国殖民者统治香港已数十年，西医的医院已经渐出现并兴起，但香港市民仍多以中医中药来治疗保健。这时的中医大多都墨守成规，对西医学充耳不闻，大多中医师连“细菌”、“血清”等都不肯相信。好学的黄省三却开始接触外国医学，他敏锐地意识到：强调化验、实验等科技手段的西医对病症的诊断比中医更令人信服，而诊治方法一直较模糊的中医在发展数千年后即将面临重大的挑战，中医要发扬光大，既要继承其博大精深的传统，同时要走上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道路。
于是，黄省三在深入钻研中国古典医学的同时，悉心研究西方医学理论。当时译成中文的西医原著很少，而日文版则相当多，年过不惑的他便学习日文，去“啃”日文版的西医经典原著。他不仅“纸上谈兵”，还真金白银地花巨资购买了显微镜和实验设备，并聘请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协助研究，力行中西结合，相互取长补短。
黄省三是以当时极新的西医科技手段对病症进行确诊，同时运用中药方剂进行治病，这使他的医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对心脏病、慢性肾炎、麻疹、肺结核、霍乱、伤寒等疾病的治疗上，用中药治疗能药到病除。在抗菌素尚未面世的当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强调治病必求于本，这用药平和，故疗效持久而无副作用，深受社会各界赞誉和同行的尊敬。
对于古典医藉，黄省三博览古书而不“泥古”，对于现代西医，吸收其理论素养及科技手段，再结合中国数千年医术精髓。在他这里，博采古今医学之长，把中医西医融于一炉，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全新的医学体系——中西医结合学开始诞生，而黄省三是我国提倡中西医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的先驱者。
上世纪50年代初，年近古稀的黄省三开始把他一生的行医经验进行总结著述，在香港和广州渐次出版，如《肺结核实验新疗法》、《肾脏炎肾变性实验新疗法》、《急性阑尾炎药物新疗法》、《白喉病药物新疗法》等共有十余种，其中多部都一版再版，被医学界奉为该领域必读著作。黄省三的高徒、现任中山大学医学院内科学博士生导师的叶任高教授告诉记者，他本人行医40年，在肾病治疗方面一直沿用黄老前辈在肾炎、尿毒症等方面的治疗原则，而且疗效非常好。
仁心仁术·一代儒医
中国自古有“医乃仁术”之说，而黄省三的高徒叶任高教授对老师最简洁的评价是：“仁人”。
黄省三气质儒雅、和蔼可亲，病人在他面前一坐便有如沐春风之感。不管来求医者是贫富贵贱，甚至不管能否付得起诊金，均一视同仁，细心诊察病情，耐心听病者诉说，剖析病因病理，详细说明药方煎服方法及服后反应等等。病者往往一下子对战胜疾病的自信心骤增。据后人回忆，有不少病者还未服药便自觉病情好转。
对于贫困病者，黄省兰常赠医送药，他一生为多少贫苦人免费医治难以计数。只要他观察到经济困难的病者，不但分文诊金不收，还在处方上加盖印章，病者到药店配药都不用付钱，由他自掏腰包与药店结账。
在儒家思想长期作为主流的中国，评价各行业杰出者都有向“儒”这“正宗”靠拢的惯例：这正如岳飞等能文能武、心忧天下的将军被称为“儒将”；像“红顶商人”胡雪岩等被称作“儒商”；而知识渊博、富有儒家思想的良医被称作“儒医”。黄省三自幼年起一生不辍于向古典医籍求索，同时博览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典籍，无论个人品行还是报国理想，都受儒学思想影响甚深，可谓一代儒医。
黄省三早年丧父，事母至孝，每天早上亲自到母亲床前请安，晚间必到母亲房中问好；母亲如有不适、他必亲奉汤药。由于他的悉心侍奉，他母亲足足活满了一百岁无疾而终。在他出版的第一本医学著作的时候，他本人年近古稀，父母双逝，他还在该书的扉页印上“谨以此书之成，奉献给先父黄紫轩公、先母卫太夫人”以示不忘养育之恩。
据其子侄辈黄永俊等后来的回忆，黄省三待人一向彬彬有礼。凡乡亲到他医馆求医治病的，诊治完毕，无论他工作多忙碌，都亲自送到门外，站在门前鞠躬送客；而黄永俊作为子侄到他家中做客，黄省三也一样执意要躬送到门外，这使后辈们十分过意不去。
上世纪20年代，黄省三因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连夜悄然离穗赴港。而解放后，在香港已行医三十多年，已成为誉满港澳、收入丰厚的名医的黄省三，1955年却利用旅游的机会突然从澳门举家迁回广州。这事轰动港澳及海外，从后来他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的话中，可看到他当时那种报效祖国的心怀：“回国来为国家服务，与在香港时为个人生活，意义大不相同了。只因为国民党反动政(蟹)府残民以逞，才不得不羁居香港，但是谁人不怀念自己的家乡庐墓?所以解放以后，我从报刊消息，亲友相告，知道了共(蟹)产(蟹)党的各项优惠政策，尤其是共(蟹)产(蟹)党和人民政(蟹)府如此重视中医，对我的确是极大感召，因此我决心把我的一些经验，多年来研究的一得之愚，贡献给国家和人民，于是我毅然回到广州。”(见《文汇报》一日)。
黄省三大半生超然于政治和任何组织之外，一个人潜心行医及研究。而回国后，积极出任公职：如任中山医学院教授，无私地传道授业，培养后辈医学者；出任广东省卫生厅顾问、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等职，极力推动中国医学特别是中西医结合学的发展；还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而在回国的十年中，在社会活动。和门诊之余，他更分秒必争地总结提炼毕生的经验，著作一本本问世。
日，黄省三医生与世长辞，而他以超卓医术、高尚医德而誉满海内外，在他逝世的追悼会现场，庄严地放着周恩来总理送来的悼念花圈。
曾受国家领导人赏识
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重，当时北京的医生救治效果并不明显。孙中山身边的人士得知黄省三在南国医界的名望后，邀请他北上参加专家会诊，黄省三火速收拾行装赶赴机场，准备全力救治伟人。不料，当他正准备登上飞机前往北京时，北京方面却传来噩耗：孙中山已不幸逝世。
上世纪50年代中，黄省三在国家统战部的动员下，举家从香港回到祖国，他被选为第二、三、四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每次开两会期间，会期虽只有半个月左右，但他必须在北京留一两个月才能回广州，因为常要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病。有趣的是，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蟹)小(蟹)平等一批领导人都对黄省三的医术十分信服，但毛(蟹)泽(蟹)东却从未找黄省三看病，也许是因为觉得黄省三的诊治已西化太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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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天士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江苏吴县人，约生于清代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卒于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不管什么人，只要比自己有本事的，他都希望拜之为师。这样，他的老师有长辈，有同行，有病人，甚至有端中的和尚。当他打听到某人善治某病，就欣然前往，学成后才离去。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仅仅六年，他除继家学外，先后踵门求教过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叶天士的虚心求教，“师门深广”，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叶天士少承家学。他的祖父叫紫帆，名时，父亲叫阳生，名朝采，都精于医术。白天，他从师读经书；晚上，他父亲就教他“岐黄学”。因此，他从小时就自《素问》、《难经》及汉唐宋诸名家所著书，无不旁搜博览。可惜的是，当他十四岁，父亲就死去。他幼孤且贫，为了维持生活，只好一面开始行医应诊，一面拜父亲的门生朱某为师，继续学医。不多久，在医学上的造诣，就超过了朱老师。但他毫不自满，孜孜不倦，又去寻找别的老师求学去了。
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术，叶天士很想去学，只苦于没人介绍。一天，恰巧有位姓赵的病人，是那位名医的外甥，因为舅舅没法治好他的病，特地来找叶天士医治。叶天士专心诊治，给他服了几帖药就好了。姓赵的很感激。叶天士趁机请他介绍去拜姓刘的那个名医做老师。这个要求得到允诺。叶天士就改名换姓去当学生。他在姓刘的名医那里，每逢临症处方，都虚心谨慎地学习。一天，有人抬来一个神智昏迷的孕妇就诊。姓刘的医生候脉后，推辞不能治。叶天士仔细观察琢磨，发现孕妇因为临产，胎儿不能转胞，是痛得不省人事的。于是，取针在孕妇脐下刺了一下，就叫人马上抬回家去。到家，胎儿果然产下。姓刘的医生很惊奇，便详加询问，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是早已名震远近的叶天士。叶天士接着便把如何要向他学习的苦心如实说了出来。姓刘的很受感动，终于把自己的针灸医术全部传授给他。
又有一次，一位上京应考的举人，路过苏州，请叶天士诊治。叶天士诊其脉，问其症。举人说：“我无其他不适，只是每天都感口渴，时日已久。”叶天士便劝那位举人不要赴考，说他内热太重，得了糖尿病，不出百日，必不可救。举人虽然心里疑惧，但是应试心切，仍然启程北上。走到镇江，他听说有个老僧能治病，就赶去求治。老僧的诊断和叶天士的诊断一模一样。可是，叶天士当时还拿不出办法，而老僧却能把防治的方案具体地告诉了举人说：“既有其病，必有治方。从今天起，你每天即以梨为生，口渴吃梨，饿了也吃梨，坚持吃一百天，自然会好。”举人按嘱咐每天吃梨，果然一路平安无事。当他衣锦回家时，在苏州又遇见叶天士，便把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叶天士知道老僧的医术比自己高明，就打扮成穷人模样，到庙里拜和尚为师，并改名叫张小三。他每天起早摸黑，除挑水，砍柴等外，就挤时间精心学医。老僧见他勤奋好学，很喜欢他。每次出诊，必带他一起去。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叶天士把老僧的医术全部学到手。有一天，老僧对叶天士说：“张小三，你可以回去了，凭你现在的医术，就可赛过江南的叶天士了。”叶天士一听便跪下自认自己是叶天士。老僧很受感动。
碰到自己治不好的病，叶天士乐于倾听同道的意见，那怕是“名未著”的医生，他也虚心吸取其诊病立方的长处。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年老患病。他多方治疗总是无效，又遍请县城内外有名的医生治疗，也没有效。病情一天天加剧，叶天士很忧虑，便向仆人说：“本城还有没有学问深而无名气的医生？”仆人说：“后街有个章医生，平日总是夸耀自己的医术比你高明，但是上门请他看病的人，寥寥无几。”叶天士吃惊地说：“敢如此大言不惭，应当会有真才实学的，快去请来！”仆人奉命去请。章医生详细询问病情。仆人说：“太夫人服药无效，病势日危，主人终夜?厢澹?谥朽┼┎恍菽钭拧盎屏?倍?帧！闭乱缴?闹杏兴?煳颍?愕揭短焓考摇Ｕ锸右独咸??螅?帜霉?サ囊┓阶酉缚矗?烈骱芫盟担骸霸?┖椭⑾嗪希?绽碛Φ弊嘈А５??蛉瞬∮扇刃坝粲谛奈钢?洌?┲斜匦爰踊屏??拍苤斡?！币短焓恳惶??痪跻辉径?穑?档溃骸拔以缇拖胗谜馕兑??蛭?悸悄盖啄昙痛螅?峙禄崦鹫婊穑??圆桓矣醚健！闭乱缴?担骸疤?蛉肆匠俾龀ざ?猩瘢?驹?峁獭６灾⑾乱??没屏?泻尾豢桑俊币短焓勘硎驹尥?＝峁???┮患粒?∏榫痛笥泻米??俜?患粒?【秃昧恕Ｒ短焓肯渤鐾?猓?嗝虐菪唬?⒅潞癯辍Ｕ乱缴?拼撬担骸爸皇俏业募?馔?愕男囊馀己希?巫愕佬唬俊币院螅?短焓烤?６圆∪怂担骸罢乱缴?囊绞醣任腋呙鳎?梢郧胨??！笨杉??短焓烤哂行榛橙艄龋??废蛏龅拿赖拢?虼耍?芄话谕选拔娜讼嗲帷钡穆?埃?佣?降廊找娉そ??
叶天士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证，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杠杠，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天士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他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在诊断上则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是弥补了仲景书之残缺。其功劳很大。
有一年，苏州发生大温疫，他救活了不少人。其中有个“打更”的人，全身浮肿，又黄又白，病情十分险恶。别的医生看了，都说没得救。叶天士经过细致诊察，只用两剂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
又有一个人患一种慢性病，经常复发，十分苦恼。他找叶天士诊治。叶天士开了一个方，嘱他按方服一百剂，就不会复发了。病人服了八十剂，病已好了一个多月，他就再不服药了。不料，事隔一年，病又复发。叶天士对他说：“我叫你服一百剂，你才服八十剂，当然复发了。从今天开始，你听我的，再服四十剂，病就永不复发。”事情果真如他说的一样。
叶天士活了八十岁，临死时，还谆谆告诫他的孩子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沈德潜《香岩传》）。
叶天士去世后，由他的门人，取其方药治验，分门别类集为一书，取名《临证指南医案》。此书刊于一七六六年，内容包括内科杂病、妇科与儿科，体现了叶天士治病辨证细致，善于抓住主证，对症下药。其中以温病治案尤多。
纵观叶天士的一生，无论是从他的医学理论，还是他的治学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是他的治学态度，以及他那种敏而好学，更名换姓求师学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可计量的财富。
叶天士的著作《温热论》，是对治疗温热病的大量临证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温病学派的开山之作。虽然文章不长，甚至没有记载任何具体的方剂，但全文言简意赅，对于临床常见的温热病的病状和其传遍规律做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温热论》就此成为了后世中医学乃至现代中医学临床诊断热性疾病的重要依据。除去在温热病状分析方面做出的重要总结之外，叶桂在中医学辨证方法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将使用了千余年的以“六经辨证”为主的外感病诊断方法，进一步发展为以“卫、气、营、血”四个层次为主体，由表及里的辨证方法，这既是成功的创新，又是对于六经辨证的高水平的应用和发展，标志着中医学在辨证水平上的又一次提高。自此，也将“伤寒”与“温病”两大学说从辨证方法上区分开来。他这种大胆的创新来自于对先贤著作的透彻分析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因此，也有人认为，叶天士称得上是对《伤寒论》理解得最透彻的一位医家。
叶天士与薛雪是同一时代的温病大家，二人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便相互排斥，频有学术争执。叶天士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踏雪斋”，薛雪把自己的书房题作“扫叶山房。”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高热大汗，面赤口渴，脉象洪大，叶天士开了药方，可服后总不见效，他知道治疗母亲的病应该使用白虎汤，可总是担心母亲年岁已大，受不了这种攻伐力量强的方剂。薛雪闻得此事后，笑道：“老太太得的是这个病，本就该用白虎，药下对了，当然不会伤人，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叶天士闻言顿悟，便改用此方，果然很快就好了。于是，他亲自前往薛雪家中，拱手作揖，诚心请教，薛勇也十分感动，二人尽弃前嫌，从此成了至交密友，也是一段趣谈。
叶氏指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如此短短几字就概括了温病的特征性发展规律，一些医家认为，这也是对现代医学常见的由肺炎导致心肌类这一现象从中医学理论角度最贴切的诠释。再者，文中还提到了“吾吴湿邪，害人最重”的观点，也是温病学的重要特征，这一学派产生于江南一带，与北方的伤寒派的差异很大，这与地域和气候有很大关系。以至于现代中医界的伤寒与温病学派也存在着南北的差异。
叶天士的《温热论》，是学习温病学说的必读书。其后，温病学派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和论著，但是都未离开他所创建的理论体系。叶天士还留下了不少的医案记录，他十分善于使用轻灵短小的方子治愈严重的疾病，这是中医达到很高境界的时候才能做到的所谓“四两拨千斤”的高超医术，我们从中似乎还可以依稀见到他曾经叱咤医坛的潇洒。
他，不仅以精湛的医术为叶利钦总统解除了病痛，也着着实实替生活在俄罗斯的中国人长了脸。
王世和1951年生于北京，自幼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