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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为7月份中国文明网好人榜候选人投票
请大家为中国文明网7月份助人为乐上榜候选好人，136号庄怀鲲，敬业奉献上榜候选好人，35号贾文伟投票，每天一个IP可以投50票！庄怀鲲是爱心之家副秘书长，贾文伟是爱心之家的优秀队员，请大家为他们投票！
庄怀鲲，女，今年37岁，三门峡监狱警官，三门峡市爱心之家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她秉承&乐善好施&的古训，践行&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热心公益、奉献社会，热忱投身于青年志愿者行列。至今已经累计做公益活动1500小时。她2009年获河南省司法厅嘉奖，2010年被评为河南省优秀青年志愿者。先后被授予厅直机关优秀团干部、河南省三门峡监狱优秀警官，获河南省三门峡监狱嘉奖，并被评为省三门峡监狱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监狱系统工会联合会优秀运动员。
作为一名志愿者，她用行动诠释青年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脚踏实地地做着扶弱助残、赈济贫困、公益活动等爱心公益活动，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心怀感恩、行善事、做好人&；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她始终认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加强党性修养；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警察，她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时刻牢记警察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责，铭记警察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的义务；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她始终如一地全身心投入到志愿者活动，点点滴滴地践行着为人民服务。
庄怀鲲，于2007年加入三门峡市爱心之家志愿者协会（也是该协会的发起人之一），跟随该组织积极开展助残、扶贫济困、尊老爱幼等一系列社会公益慈善活动。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三门峡福利院现有120余名院民，其中绝大部分是孤残儿童，庄怀鲲却从不嫌弃孩子们身有残疾，从未嫌弃孩子们弱智；而是时刻把孩子们放在心间，时刻惦记着他们的冷暖温饱。
2007年至今她每个周日下午都风雨无阻地坚持去福利院照顾这些孤残儿童。她抱着孩子们，陪他们玩耍，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喂饭、洗澡、换尿布，扶着脑瘫儿童边走路边说话，给他们做康复运动，带智障的孩子们到公园、游乐场玩耍，让他们感受爱的温暖。她把一名叫帅帅的聋哑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带着他上街、做游戏、去饭店等等，让他感知这个世界，不因耳疾被万千世界抛弃，让他感受到人间的爱，不因父母的无情抛弃而心生灰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每周坚持去福利院的同时，庄怀鲲也经常到三门峡老年服务中心，为老人们包饺子、端茶倒水，陪他们说话解闷。端午节，为老人们带上荷包、送去粽子；重阳节，与其他志愿者一起组织晚会，给老人们带去欢乐；为老人们集中过一次生日，给老人们送去水果、茶叶，一边唱着生日歌一边喂老人们吃着蛋糕、水果。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虽然庄怀鲲只是工薪阶层，不舍得为自己和家人买衣服、不舍得领孩子在外面旅游玩耍，却舍得为身患绝症孩子胥燕燕、为卢氏山区孩子赵莹、为福利院的孩子们等家境贫困儿童捐款捐物。她说：&一百元钱可能有点少，但是我坚持每月捐出去一百元，当我老的时候相信这也会帮助到很多的人。&积极参与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筹集治疗费，团队先后为患病孩子以义卖、捐款等形式筹集治疗费20余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陕县宫前乡杏花村小学学生们住在大山里从来没有进过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顾不上照料他们，孩子们从不曾想过未来、从不知升学的希望。庄怀鲲听说这些后，立即向单位申请与杏花村小学结成对子，为孩子们买来励志、百科、文学等书籍，为孩子们送去文体用具和米面肉鸡蛋等生活用品，带领同是农村走出来的同事们为孩子开展&走出大山&励志演讲，让孩子们明白&知识改变命运&。
&大爱精神，源于小爱实践&。她积极参与由她的孩子发起的&关爱孤残儿童爱心募捐义卖&活动，向来往路人介绍青年志愿者的精神、义卖玫瑰花、为参加募捐义卖活动的学生做好服务工作，同时积极参与其他&大爱人间，情满崤函&晚会、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自强之星&颁奖晚会等公益志愿服务。
庄怀鲲时刻牢记入党誓词，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着自己微薄的力量！
&&&&&&&&&&贾文伟，男，1968年8月出生，2010年8月从市林业和园林局派驻到卢氏县双龙湾镇前虎峪村担任村支部第一书记，近三年来，他克服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等诸多困难，临危受命于2010年的7.24特大水灾，经历了农村工作的复杂和困惑，靠着党性和责任心，扎扎实实、埋头苦干、无怨无悔，全身心投入到基层组织建设中，为村里办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得到全村干部群众的认可和欢迎，连续三年被上级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因产业发展成绩突出被县政府聘请为科技特派员，并多次在县电视台播出新闻和专题，日三门峡新闻联播头条播出了他在该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创新；因工作突出，2012年7月，被市委评为优秀驻村第一书记。他的事迹在省市县电视台、报纸多次给以报道，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为他录制专题纪录片《金银花开满山岗》日在市电视台播出，他的事迹也在河南日报农村版、大河网等媒体给予报道。同时他也是一位三门峡爱心之家的志愿者，和驻村为群众办实事一样，默默为公益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一片爱心。
一、受命于危难
2010年9月初他到前虎峪村报道的第一天，就被面前的灾后场和落后面貌景震惊了，因当时受一个多月前7.24水灾的影响，去村的道路70%受毁，只能徒步到乡政府与乡、村班子见面，沿路到处是被洪水冲毁的房屋，贯穿全村的村村通水泥路面东倒西歪躺在河中央，电线杆子躺在河滩，学校的十几间办公室进水成了危房，老师和孩子临时搬进了村部几间办公室，自己连一间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城乡的反差，受灾的状况超出了他的预期，一下子压力感觉更大了，受命于危难之中，但他没有退缩，他说：选择了农村第一书记，就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就是来为群众办实事的，不做出个样子，对不起百姓，绝不回去。
&&&&&& 三年来，他背上行囊走村入户、访贫问苦，前虎峪村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很快就彻彻底底成为前虎峪一名村民。而他年迈八十的老父亲、身患癌症的的老母亲却无法尽孝，很少去照看，爱人一两月看不到他的影子，他舍小家为大家，把家真正安在前虎峪村。他常说：自古忠孝两难全，村民也是衣食父母呀。
他走村入户记录百姓的联系方式、步行四个多小时到距离最远条件最差的碾子村庙沟脑走访，研究唯一出行的便道恢复问题。他制作了入户和各个居民组调查表，深入到广大群众家庭中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听取意见与想法。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了几本子，特别是对一些老人、孩子，就给他们照几张照片，冲洗好后亲自送到群众手中。凡是村民家庭有的红白事情，他都尽量参加，他常说，在那样的场合才可以更近距离接触到群众的真实想法，把自己融进百姓，使自己完全融入到前虎峪的大家庭之中。没有多久怀疑的眼光没有了，群众真正喜欢上了这个派驻的第一书记。
二、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当好领头人
农村工作错综复杂，条件苦、班子派性矛盾突出，不干事，也干不成事，群众意见大，越级上访是群众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开始的一段时间开不成班子会，每每开会就有群众跑进班子会场大闹。贾文伟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化他们，坚持长期住在村部，自觉打扫周边卫生，逐个做群众的思想工作，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重新树立起了班子的形象，想做事，能做事，也能成事。镇党委在全镇大会上要求各村学习前虎峪村支部的干事创业精神，原来在镇16个村排名倒数的前虎峪村，如今排名前三，年年得到上级表彰的荣誉全镇最多。
&&&&& 他进村后，一方面进一步健全完善支部会议、党员大会制度，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和积极分子培养工作，恢复了三会一课；另一方面，逐步完善村两委、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务管理。其三建立完善村两委班子成员挂钩联系村民小组工作制度，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 他坚守山村三年，克服生活的清贫、精神的寂寞等困惑，以身作则，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得到群众的一直称赞，在2013年3月的前虎峪村庙会上，全村群众得知贾书记很快就要驻村期满时，满含眼泪地送给他荣誉村民的称号，希望建立的好班子好制度永远留在村里。
三、竭力跑项目办实事 一切为了群众
三年来，他常年往返在市县相关职能部门，跑资金、要项目，共为村办实事20多项，引进外来资金累计投入449.5万元，列入今明年计划的90万元。而他自己却把工资和积蓄全部投在了为村办实事上，三年累计花费的生活费、交通费、餐费、办公经费等近20多万元。他常说：能在大山里驻村三年，和群众为朋友，为群众办点实事，奉献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是他今生最大财富，也是自己无怨无悔的选择，有机会的话，他依然会选择到基层到最贫穷的地方去。
&&&&&& 150亩速生林、300亩经济林栽植上了速生杨和核桃；扶贫开发投资50万元对小沟村组公路进行了改造加宽；发展金银花300亩、烘干设备71套，扶贫资金25万元，支柱产业初步形成；投资20万元对学校危房进行了改造，投资2万元对村卫生室做了改造，新区饮水、产业科技发展、学校运动场地建设、护林房建设、村室和村容村貌等等累计投资30多万元；总投资280万元，宽6.5米、长5.8公里的旅游公路全线贯通，给前虎峪村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市环保扶持资金15万元，用于村容村貌的改善；筹措资金近4万元，对七组碾子村的组下道路进行加宽改造，筹措资金4万元对虎峪河河道进行清淤。
四、为群主培育一个长期的致富增收项目是他最大的心愿
前虎峪村是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村，要想让群众逐步走向小康，仅仅依靠传统的农业模式，永远是不可能脱贫的。他自费到外地学习和调查，确立了在三年内把前虎峪村打造成卢氏的金银花基地、金银花专业村的目标。如今这个产业经过三年的发展壮大，初具规模，初见成效。目前全村发展金银花300亩，育苗10亩。该产业的推广，可以使群众户均增收一万。省市县财政厅、农业厅确定前虎峪村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五、敢于对群众承诺、再苦再累无怨言
入村以来，他对自己的要求从来没有放松过，每年他都结合村情制定个人和党支部的公开承诺，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种纪律，说过的话一定要实现承诺，老百姓反映的问题能马上处理的绝不拖拉，从来不会因为生活等原因而扰民增加群众的负担，用行动和感情感化了他们，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组织安排的第一书记是来办实事、办好事的。他在群众会上说，三年转瞬即逝，而我和前虎峪村百姓已经结下不解之缘了，我今生永远是前虎峪村的一名党员，也是大家的亲戚了。
&&&&&&&& 贾文伟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心系山区百姓，情牵虎峪冷暖，工作任劳任怨，扎根基层驻村事业三年多来无怨无悔，靠着顽强的毅力，吃苦、奉献、为民的精神，深得群众拥护和认可，他以自己的切身驻村经历诠释着一个基层共产党员的风采。
三门峡建业首届城乡学生交换生活夏令营 暑假马上来临，学校里的孩...蒋南华：中华文明炎黄肇造七千年与黔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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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南华：中华文明炎黄肇造七千年与黔中文化
：贵州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副会长，贵州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民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国西南地区副会长，贵州省古典学会副会长，贵州省大学语文学会副会长，贵州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委员等职。1992年起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贵州省管优秀专家。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术有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并发表学述论文90余篇。其对楚辞的研究被许多专家们认为是“独树一帜”，“独出灼见”，“弥伦群言”，其《屈原生年考辨》用四种纪年法和四分历术推算屈原生年，互相验证历破前人的错误结论，特别是他考证出了“摄提”是星区之名，而不是个别星体之名，从而彻底摧垮了自朱熹以来一些学者的立论基础，更是“石破天惊”的创见。《屈原生年考辨》超过前贤，是屈原生年研究的科学总结；其《》也是我们目前研究夏商周断代的一把钥匙。其他还有《》、《》、《》、《》、《屈原及其“九歌”研究》、《楚辞典研究》等。
正文：中华文明炎黄肇造，我国历代典籍《山海经》、古今《尚书》、《竹书纪年》、《礼记注疏》、《易·系辞》、《周髀算经》、《世本》、《管子》、《庄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遁甲开山图》、《楚帛书》、《尔雅翼》、《史记》、《淮南子》、《汉书》、《白虎通》、《三国志》、《晋书》、《隋书》、《世说新语》、《水经注》、《通纬河图稽命征》、《史纲评要》、《元和郡县志》、《资治通鉴》、《通鉴外纪》、《荆州记》、《衡湘稽古》、《湖广通志》、《南岳志》、《帝王世纪》、《皇王大纪》、《华阳国志》、《路史》、《释名》、《太平御览》、《诗传名物集览》、《玉函山房辑佚书》等等均有记载。
一、伏羲氏。如《史记·补三皇本纪》、《帝王世纪》和《路史》等言：华胥之国的“华胥氏”“游于华胥之渊”--“雷泽”，“履大人迹”，“感蛇而孕”，“生庖牺（即伏羲）于成纪”。伏羲成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造书契”，“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爻应气”（《春秋内事》）；“以象二十四气”（《晋书·历律志》）；“立周天历度”（《周髀算经》）；“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宿）周于穹圆之度，以丽十二位。”（《隋书·历律志》）；“置元日”，“作甲历”，“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获景龙而作龙书”（《尔雅翼》）；“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谓之《易》”（郑玄《易赞》）；“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易·系辞下》）；“作三十五弦之琴”，“以俪皮制嫁娶之礼”，“以佃以渔”…伏羲“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居于睢口……娶狙口口（尾氏）之子，曰女娲”（《楚帛书·乙篇》）；崩于“女娲氏作（立之）元年辛未”，“葬南郡”（《通鉴外纪》、《路史》、《世说新语》、《元和部县志》）。
&&& 二、神农氏。晚于伏羲“凡十五代”的炎帝神农，生于“南楚”“黔中”（《晋书》），即今怀化会同“连山之石室”（《路史·后记》）；长于“位在南方”之“江水”（《帝王世纪》）；神农少时“悉地力种谷蔬”（《尚书·大传》）；“植嘉谷”（《吕览》）；“作陶冶斧斤锄耨，以垦草莽”（《逸周书》）；“制来耜，教民耕作”，“播种百谷,斫木为耜,揉木为来”（《新语·道基》《资治通鉴》）；“作为陶冶，合土范金制金斧，来耜、枷芟、枪刈、耨鎛、茅蒲、祓襫……兴农桑之业，春种夏耘秋获冬藏，为台榭而居。治其丝麻，为之布帛……作穗书，以颂时令…命天下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绳絲削桐为五弦之琴，咏丰年之歌”（《皇王大纪》、《路史》、《礼记》、《商子·画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庄子》）；“尝百草酸咸之味，察水之甘苦”，发明医药“作方书以疗民疾”（《诗传名物集览》）；“尝味草木，宜药疗疾，著本草四卷”（《帝王世纪》）；“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威四方”（《吳越春秋》）；“令司怪主卜，巫咸、巫阳主筮”（《路史》）；“重八卦之教,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倡“连山易，其经八卦，以艮为首，别卦六十有四”，“正节气，审寒暑”（《事物记原》）；“正四时之制”（《尸子》）；“分八节，以始农功”（《晋书》）；创“上元太初历”亦即“天元甲子历”（《汉书．历律志》）；“神农立极，先定乾坤，推五德之运，以火承木，因以纪官”（《皇王大纪》）；“初都于陈，又都于鲁（淥）”（即《南岳志》引王万澍所谓之“都长沙”），“以长沙为连山国”（《衡湘稽古》）。
“在位百二十年辛已而崩，葬长沙（之茶乡）”，“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訞，为妃，生帝临魁。神农崩临魁继位。帝临魁元年辛已，在位六十年或云八十年（经考订应为六十年）；次帝承元年辛已，在位六年或云六十年（经考订应为六十六年）；帝明元年丁亥，在位四十九年；帝直元年丙子，在位四十五年；帝厘（釐）一曰克，元年辛酉，在位四十八年；帝哀元年己酉，在位四十三年；帝榆罔元年壬辰，在位五十五年。自神农自榆罔，四百二十六年（经考订应为四百八十六年）”（《通鉴外纪》、《易·系辞》、《史记·本纪集解》等）。
&& 三、黄帝。《史记·五帝本纪》、《庄子·天运》、《山海经》、《大戴礼·帝系》、《帝王世纪》和《竹书纪年》等言：“黄帝生于寿丘”（亦名“青丘”），成年后“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令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令仓颉统一文字”（《吴越春秋》）；“令雷祖西陵氏劝蚕桑”（《路史》）；“命宁封子为陶正”（《搜神记》）；“立明堂”（《管子》）；“作宫室”（《白虎通》）；“考定星历，建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并于“阏逢摄提格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继“上元太初历”之后，调制“天正甲寅历”（《汉书·历律志》）。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子，是谓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汦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昌濮氏”，“生韩流”，韩流“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颛项娶于滕氏（奔之子高娃氏），产重黎及吳回”。
“神农氏世衰…诸候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都于有熊”，“在位百年，崩于荆山之阳，葬桥山”，“年一百一十一岁。”其“陵在湘阴县鼎湖”（《历代帝王年表》《湖广通志》等）。黄帝崩，其子“青阳代之，是为少昊”，“治在云梦之阳”（《汉书·邹阳传》）；“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葬于“茶陵”。
少昊崩“颛顼乃代少昊而立”，“即位居濮”（《今本竹书纪年》）；颛顼“二十登位，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史记·索隐》等）‘颛顼去世之后，“玄嚣（青阳）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高辛“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五登位，都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葬“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皇览·冢墓记》等）。
以上典籍对炎黄等人的生活年代及其肇造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做了筒明扼要、画龙点睛的记叙，为我们认知中华文明始于炎黄等人，提供了切实的充分依据，使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均为炎黄子孙，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四、中华文明7000年。中华文明肇始何时？人文之祖炎帝神农和黄帝轩辕等人具体是什么时代的历史人物？这个问题虽然在历代典籍中多有明确记载，如：伏羲崩“女娲氏作，元年辛未”；炎帝神农“年一百二十，辛已而崩。”其子临魁继位。“帝临魁元年辛已，在位六十年；次帝承元年辛已，在位六十六年；帝明元年丁亥，在位四十九年；帝直元年丙子，在位四十五年；帝厘一曰克元年辛酉,在位四十八年；帝哀元年已酉,在位四十三年；帝榆罔元年壬辰,在位五十五年。自神农至榆罔四百八十六年。”炎帝神农于太初之年创“上元太初历”即“天元甲子历”。黄帝于“阏逢摄提格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调制“天正甲寅历”，“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岁崩”；其子少昊继位“在位八十四年”而崩；昌意之孙韩流之子颛顼继位。“颛顼二十登位，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在鹑火而崩”；青阳之孙高辛继位“是为帝喾”。帝喾“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五登位，年百五”而崩…他们的年代顺序和在位年数均历历在目。但苦于“自三代以来”人们对古代天文历算大多矇然无知，尤其是明清以后的人们，不仅不懂古代天文历法，特别是古四分历术的推算；也不懂古人常用的干支纪年法、帝王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的推算及其与今天通用的公元纪年法之间的衔连关系与相互換算。于是古人关于三皇五帝时期的时历记载，就成了明珠投暗无人知晓的历史遗物！以致产生了炎黄与尧舜禹同属于一个时代的错误认识。
因此，在谈到中华文明的起始年代时，人们就依据《汉书·历律志》中的《世经》“殷积年六百二十九，夏积年四百七十一”以及“周朝八百”的传闻，将中华文明定为五千年了（我们根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辛已崩…”；“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禹生于“甲戌”卒于“丙辰”和“禹立…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夏本纪》）及《竹书纪年》：“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与《世经》“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尚书·商书·伊训》“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和《周书·武成》“武王伐殷……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已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起自商至于丰…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既戊午师渡孟津，癸亥陈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等等记载，推算得知：公元前2174年为夏禹元年；公元前1735年为成汤元年；公元前1106年为周武王元年。即夏代积年为439年，殷商积年为629年；周朝积年（从武王伐纣至周赧王59年乙巳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为850年。由于不精古天文历术及其历点的推算，《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也只好把中华文明史“断”为五千年上下）！
我的恩师张汝舟先生生前通过破解被人们视之为“天书”的《史记·历术甲子篇》和《汉书·次度》等提供的天文历算原理及其方法和数据,教我们掌握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相关知识及其四分古历的推算。运用这门知识和技能使我精准地推算出了中华文明炎黄肇造七千年的科学结论。经推算得知（具体推算方法詳見拙著《中华传统天文历术》海南出版社1996年2月海南版）：
1、炎帝神农所创制的“上元太初历”，即甲子年甲子（仲冬十一）月甲子日甲子时（合朔并交冬至）的“天元甲子历”，始于公元前5037年甲子。黄帝于“阏逢摄提格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起调制的“天正甲寅历”，始于公元前4567年甲寅。
2、据炎帝神农在世“一百二十年辛已而崩,葬长沙。”则知炎帝去世之年的“辛已”必是早于炎帝创制“天元甲子历”之“甲子”43年的“辛已”。如此,炎帝神农生年必是：0，即公元前5080年辛已。
3、炎帝神农活了“一百二十岁”，则炎帝去世之年必是：0，即公元前4960年辛已。
4、炎帝神农去世，其子“帝临魁继位元年辛已，在位六十年。”据此则不仅可知“临魁元年辛已”即是炎帝崩年公元前4960年“辛已”,亦知临魁去世之年必为：0，即公元前4900年辛已；临魁崩“次帝承（继位）元年辛已，在位六十六年”，则“帝承元年辛已”即帝临魁之崩年公元前4900年辛已。帝承去世之年必是：4，即公元前4834年丁亥；帝承崩“帝明（继位）元年丁亥，在位四十九年。”如此则知“帝明元年丁亥”即帝承去世之年公元前4834年（丁亥）。帝明去世之年为：5，即公元前4785年丙子；帝明崩“帝直（继位）元年丙子，在位四十五年。”如此则知“帝直元年丙子”即帝明去世之年公元前4785年（丙子）。帝直去世之年为：0，即公元前4740年辛酉；帝直崩“帝厘一曰克（继位）元年辛酉，在位四十八年。”如此则知“帝厘元年辛酉”即帝直去世之年公元年前4740年（辛酉）。帝厘去世之年为：2，即公元前4692年（己酉）；帝厘崩“帝哀（继位）元年己酉，在位四十三年”如此可知“帝哀元年己酉”即帝厘去年之年公元前4696年（己酉）。帝哀去世之年为：9，即公元.前4649年（壬辰）；帝哀崩“帝榆罔（继位）元年壬辰,在位五十五年。”如此则知“帝榆罔元年壬辰”即帝哀去世之年公元前4649年（壬辰）。帝榆罔去世（即被黄帝征灭）之年为：4，即公元前4594年。“自神农至榆罔”刚好是“四百八十六年”（6）。
至于公元前5080年是不是（炎帝生年）“辛已”？公元前4567年是不是（黄帝调制“天正甲寅历”的）甲寅？公元前4834年是不是（帝明元年）丁亥？公元前4783年是不是（帝直元年）丙子？公元前4740年是不是（帝厘元年）辛酉？公元前4692年是不是（帝哀元年）己酉？公元前4696年是不是（帝榆罔元年）壬辰？我们用拙著《中华传统天文历术》“关于干支与公元纪年的相互换算”之法,或万国鼎先生制订的《公元甲子检查表》进行推算、查检便知。由此亦见《通鉴外纪》等史籍所载之精准。
史载“黄帝在位百年,崩于荆山之阳,葬桥山，年一百一十一岁”。生前于“阏逢摄提格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继“上元太初历”之后调制“天正甲寅历”。黄帝崩，其子“青阳代立，是为少昊”，“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颛顼乃代少昊而立”。颛顼“二十登位,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在鹑火而崩”。颛顼去世“青阳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高辛“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五登位，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葬于“东郡濮阳…”
依据以上史载，我们运用岁星纪年法推算得颛项“岁在鹑火而崩”之年为公元前4393年（推法見上述拙著）。这样我们即可用颛顼“岁在鹑火而崩”之年即公元前4393年为坐标，上下推算出黄帝轩辕、少昊青阳和帝喾高辛等人的生活年代，即：1、颛顼公元前4393年“岁在鹑火而崩”。他“二十登位，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如此,则知颛顼生年为：1，即公元前4491年。颛顼“二十登位”即“乃代少昊而立”之年为：1，即公元前4471年（此即颛顼元年）。
2、颛顼“代少昊而立”之年亦即少昊青阳去世之年，而“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如此则少昊元年为：55，即公元前4555年。
3、少昊代黄帝而立。少昊继位元年即为黄帝去世之年，而黄帝活了“一百一十一岁”，则黄帝生年必是：6，即公元前4666年。.&
4、帝喾高辛“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五登位，在位七十,年百五岁”崩。如此则知颛顼“岁在鹑火而崩”的公元前4393年，就是帝喾高辛继位元年。帝喾高辛“在位七十年”，则帝喾高辛去世之年必是：3，即公元前4323年。高辛去世时“年百五岁”，如此则知帝喾高辛生年必是：8，即公元前4428年。他继颛顼之位时正好是“三十五（岁）登位”（即）。
以上根据历史典籍记载而进行的推算,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我们不妨用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出土文物及相关的天文历象记载来加以验证。
1、1987年6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45号“仰韶文化”墓,墓主头南脚北仰卧,左侧用蚌壳摆塑成一条龙,右侧用蚌壳摆塑成一只虎,脚端北侧用人脛骨和蚌壳摆塑成一座北斗星图案。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专家们断定那是公元前年间的帝喾高辛墓。我从多方面的史料考证论定：那是帝喾高辛时期的天文官昆吾之墓。墓中用蚌壳等摆塑的左苍龙【（心宿）、右白虎（参宿）和北斗星图案,是帝喾高辛“授三辰以固民时”的“三辰授时图”。它所显示的时间是公元前4300年的二月春分时节。其时晚于帝喾高辛去世之年（公元前4327年）为27年（見拙文《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葬图像及墓主身份考释》】。此墓虽然不是帝喾高辛墓，但确实是属于帝喾同一年代的昆吾墓。由此证明：既然帝喾高辛和他的天文官昆吾都是公元前4300年以前的历史人物,那么早于帝喾高辛若干年的颛顼、少昊、黄帝和早于黄帝“凡八代，五百余年”（《史记·五帝纪》）的炎帝神农是七千年以前的历史人物，则绝无疑矣!
2、2005年5月在湖南怀化洪江高庙发现的距今7800年至6400年以前的高庙文化遗址,出土了八角星图（即无字连山八卦）、文字符号和象征王权的长条形精緻石斧、玉钺、玉璜、玉玦等精美绝伦的玉器与象牙雕刻以及略呈八字型的双阙式宫殿、楼房建筑、大型祭坛、祭坑、墓葬区和手工业工场。出土了许多精莹剔透,绘有太阳神鸟（凤皇）、獠牙神兽的白陶器和木板平底风帆船及家畜家禽（如猪牛鸡鸭）等动物遗骸。还发掘出了一座地位显赫而尊贵的夫妻合葬墓。随葬品有一件象征王权的扉牙玉钺,一件长条形的精致石斧、两块玉璜、一块玉玦、一根雕刻有凤皇等精美图案与花纹的象牙和一床精工制作的竹席等随葬品。这些出上文物充分证明：七八千年前高庙遗址是伏羲、女娲和炎帝神农“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画八卦造书契”的早期“王都”，是中国白陶、八卦（连山易）和龙凤文化的发祥地。考古专家和古文化学者指出：位于洪水辰水之畔的高庙遗址就是《楚帛书·乙编》“古口赢雹戏（庖牺）出自震，居于睢口……乃娶狙尾氏之子“的“雎口”；也就是《易·系辞》和《汉唐地理书抄》所载“伏羲都于陈”的“陈”，同时也是炎帝神农“初都于陈”的“陈”。高庙遗址附近出土的头上刻有三个水文（即“狙尾王”之意）的石头神像，亦是有力证据。“狙尾王”三字正好说明生于洪江高庙附近的水族始祖共工，其祖上女娲就是以猕猴为图腾的“狙尾氏”之后。
3、1987年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具有无字连山八卦典型特征的“含山玉版”；在湖南岳阳君山的“轩辕之丘”（即黄帝出生地“寿丘”）发现的距今七千年前刻在岩石上的“星云图”；在怀化会同连山乡（南楚黔中）的龟头坡发现了七八千年间刻有“二十八宿和北斗”等天文图象的“星象石”；在长沙市南郊湘江东岸“淥水之滨”出土的距今6900年至7100年间,绘有花纹图案和成文文字符号的彩色白陶罐残片：“我们在江边聚居,人丁兴旺,禾苗旺盛。是太阳使万物生长,是神鳥口衔谷物撒播大地。神树给我们居住的房屋、花果。为了记住神的恩典，我们把这一切记在彩陶上。”这些都是六七千年以前炎帝神农生于“南楚”“黔中”…“初都于陈，又都于鲁（淥）”即“都长沙”“以长沙为烈（连）山国”和黄帝生于“寿丘”（因长沙岳阳地处“寿星之次”故君山的轩辕之丘又名寿丘）的有力证据。
4，1989年5月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40多座房基、300多个窖穴、10多座陶窑、300多座墓葬和数千件陶器、石器、骨器、甲器以及至今尚能完好发声的“五音阶”和“七音阶”骨笛及炭化稻谷遗存；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大面积干栏式榫铆木建构的房屋建筑群、陶器日用品（如陶鼎、陶釜、瓦甑、陶盆、陶碗、陶杯…有的陶鼎中还残存着稻米锅粑和饭粒）和制作精美的各式木、石、骨质工具、乐器、骨哨以及纺织、髹漆等工艺品和木胎漆碗、象牙雕刻小盅（小盅壁上刻绘着四条婉若蠕动的家蚕）、象牙雕刻蝶形器以及总量在120吨以上的稻谷遗存。此外,还发现了猪、牛、羊等家畜骸骨和刻有花纹的精致木桨、柳叶形骨镞和鱼、鳖、鲨、鲸等海洋生物遗骸。充分说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居民就已出海打鱼,过上了“稻飯鱼羹”的温飽生活。在杭州肖山跨湖桥出土的七千年前的木舟和釜内盛有20多种中药的小陶釜，证明：七千年以前的炎帝神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和“尝味草木，宜药疗疾，著本草”“作方书”等均非妄言。
5、近年在常德武陵地区普遍发现了距今一万年以前至夏朝前期，相当密集,其年代相续不断的彭头山城背溪文化（距今年）；高庙、皀市下层文化（距今年）；汤家岗文化（距今年）；大溪文化（距今年）；屈家岭文化（距今年）以及石家河文化（距今年）与后石家河文化（距今年）的近千个文化遗址及其居民聚落、窖穴、房屋、城池、壕沟、灰坑、墓葬、文字刻画符号以及各种磨光石器（如石锛、石斧、石刀、石锄、石铲、石磨盘、石网坠…）、象牙雕刻与玉璜、玉钺、玉玦、玉环、玉管、玉簪、玉珠、玉镯等精美玉制品以及各式木制、骨制、蚌制乃至金属制作的各种生产与生活工具.；出土了用夹砂红褐陶、泥质褐陶、灰陶、黑皮陶、白衣红陶、夹细砂白陶和白陶并绘有绳纹、带状纹、波纹、戳印纹、箆点绞、烏纹和双线或单线刻划纹,带状方格纹或菱纹等各种纹饰、各种器形的手工或轮制的淘罐、陶盆、陶钵、陶碟、陶杯、陶碗、陶壶、陶盉、陶盂、陶缸、陶鼎、陶瓶、陶甑、陶豆、陶鬶、陶斝、陶簋、陶屋、陶擂钵等精美陶器以及陶猪、泥塑狗等儿童玩具。特别是城头山等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蛋壳黑陶、蛋壳彩陶器物和用金刚石钻加工的玉与玉石器堪称一绝。此外，还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稻谷、米粒等人工栽培稻的稻作遗存、植物种子和猪、牛、羊、狗、鸡、鸭等家禽家畜遗骸以及来、犁、刀、锄、镰、铲等农具和船桨、船橹和平底木板风帆船等水上交通工具。
并在常德临澧竹马村发现了1.8万年前的高台式木建构房屋；在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5万年至2.1万年的人工栽培水稻和烧制陶器及原始编织物；在常德澧县彭头山、李家岗、曹家湾和八十档等地发现了八九千年以前的大量碳化稻谷、陶器等炊煮食物的用具以及修筑有围墙和壕沟的村民聚落遗址（其中有两座房屋的建筑式样和佈局为后世，如明清故宫所继承）、文字符号以及绘有绳纹、刻划纹…的各种形制的木制、石制、骨制的生产与生活用具及手工制品（如麻绳、竹索、芦席、箩筐，等等）。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猪、水牛等家畜遗骸和世界最早的人造稻田。在梦溪镇三元宫等地发现的居民聚落遗址,还出土了各种玉器、陶器（如轮制簿胎黑陶蛋壳杯、朱绘和篮纹彩陶等器具）、酒器、木器、骨器、陶纺轮和麻绳、芦席、竹筐等千余件，以及1.2万颗人工栽培稻、47种植物种子与动物遗骸。在澧县宋家台遗址还发现了红烧土房基、烧土墙和排水沟。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有护城河，城区面积达22万平方米,城垣内面积达9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市；发现了大型祭坛和用陶砖铺路并用烧砖做地基，由正殿、前殿、胁殿组成的神殿建筑群与寓意诡谲、形同浮雕图案的艺术神器。出土了玉钺、玉璜、玉环、玉镯等精美玉制品和陶碗、陶杯、陶钵、陶罐、陶盉、陶缸、陶釜、陶鼎等白陶、磨光红陶、彩陶器物以及刀、锄、斧、铲、来、耜等木、石、骨制乃至金属劳动工具和船艄、木桨、船橹等水上交通工具。此外,还发现了人造稻田、水塘、水渠等近乎现代的农业灌溉设施。
在距今5300年前的湖北和湖南交界处发现的石家河古城及其周边的十余座卫星城，主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墙南北长1200米，东西宽1000米，城墙底宽50来，顶宽8-10米，墙高5-6米。在有城壕防护的中心城发现了大型祭坛、石钺和大型筒形祭祀器“陶祖”和刻有太阳神鳥（凤皇）、獠牙神兽、八角星图（即连山八卦）及文字符号的套缸等祖神象征物和面部长有獠牙、双耳附有长尾烏（凤皇）、头戴着刻有平行纹和水波纹帽的玉神人。发现了玉器作坊、红陶杯生产基地和陶器、陶纺轮等专门生产工场及墓葬区等等。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杯、陶缸、陶鬲、陶鼎、陶鬶、陶斝、陶罐、陶擂钵等日常生活用具以及铜器、铜刀具和石灰、水泥质样的建筑材料与用于砌墙、铺地的长方形火烧红砖；出土了璜、玦、管、斧、刀、凿、锛等大量精美玉器以及玉虎、玉龙、玉凤、玉鹰、玉蝉等动物玉铈制品和玉神人、玉牙璋等玉礼器。
此外，在距今年以前的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不仅出土了3000余件木制、石制、骨制、蚌制的生产劳动工具；出土了大量的水稻谷粒和大型陶瓮、陶罐以及彩陶器具，包括炊具、食具、葬具、贮藏容器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房屋建筑中，发现了用大量石灰和水泥性质的混凝土材料建筑的，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推拉门套间住房建筑。特别是地面和墙体使用火烧使之坚固耐用、防水防潮的赤色“砖房”建筑，历经5000多年的风雨与自然侵蝕，至今仍可视其原貌，这实在是世界和中国建筑史上令人惊叹的奇迹。
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了罗纹编织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浙江吴兴钱山漾等良渚文化遗址，分别发现了蚕茧、苧麻絲织品和纺织工艺水平很高的绢片（经纬平直而均匀，密度每厘米达40根）、絲带与絲线；在五六千年以前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家窑遗址、青海贵南尕台和陕西姜寨遗址、山西源涡、山东大汶口等遗址，分别出土了黄铜片、青铜小刀、铜镜,铜斧、铜凿、铜锥,铜刀、铜矛、铜钻头、铜匕首、铜指环和铜渣、残铜片；在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刀、凿、锥、带銎釜和铜镜等50多件铜器；在湖南澧县祟头山和石门皂市镇遗址分别出土了熔铜炉、铜块、青铜提渠卣、父乙簋和欢兜铁鼎、铁锄及金甲，等等。在距今5300年以前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出土了制作精美、色泽光润，由玉环、玉璜等组成的头饰和綠松石、软白玉制作的耳坠、玉镯、玉柄飾以及由白色小玉珠、半圆形大玉珮、琮形管、冠状玉珮、弹头形玉管和白色软玉或淡綠、淡黄色软玉精雕细琢的玉串饰等可与现代玉飾佩媲美的艺术珍品。在湖南道县鬼崽岭（即离九嶷山舜陵3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数量巨大、工艺独特，距今五千来年的石像群以及白象庙和禹王庙等世界建筑奇迹。
我们还从水族民间传承的史诗《鲤魚歌》“咱鲤魚，本住长江…庚午年，水府打仗…一家人，逃往四方…到乌江更遇豪强…一家人死去大半…夫妻俩抹干眼泪,都柳江安下家乡…”所载其始祖共工为父辈重黎复仇，于庚午年“与帝喾高辛争为帝”失败而亡的悲惨历史，运用古天文历术推算知识,得知“庚午”为公元前4371年即帝喾高辛57年之庚午。
以上无数考古发现、出土文物和古天文历术及其历点推算,相互印证，远在七八千年乃至万年以前,人类文化文明的若干要素和标志性特征，如：家庭与居民聚落、房屋建筑与稻作农耕、陶器制作与手工业工场的专门化、货物（即商品）交易之发端、城池建筑与城邦国家的出现、文化艺术（音乐、舞蹈、图画、美术、雕刻）的产生、原始信仰与宗教祭祀、礼仪的滥觴、贫富差别与社会等级的出现、金属冶炼及其金属加工与使用…在我国均已基本具备；而到了七八千年左右的伏羲和炎黄时代（特别是六七千年前的炎黄时代），人类文明的一切要素和标志性特征，在我国则已完全成熟。中华文明的历史业已超过七千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最光辉灿烂的伟大文明。
肇造中华文明七千年的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生于公元前5080年辛已。我们推算得出的这个结果,是否准确？可用“自神农至榆罔凡八代486年”，于公元前4594年被黄帝所灭和黄帝崩于公元前4555年（黄帝从灭榆罔到去世，在位39年），其继承者依次为：“少昊在位84年”，颛顼“在位78年”，帝喾高辛“在位70年”，崩于公元前4323年来加以计算：323+70+78+84+（）+486=5080（年）。我们推算所得结果完全正确：炎帝神农生于公元前5080年辛已,他是肇造中华文明七千年最具代表性的伟大始祖。（作者蒋南华
日完稿于贵阳颐年斋）。
摘要：由夏至战国，今黔中一带，从父系氏族公社进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黔中古人类由新石器的使用逐渐过渡到青铜时代，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手工技能出现了明显的进步。这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渐渐丰富起来。进入奴隶社会后,管理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教育已经成为传承社会文明的重要手段。
正文：从古代传说来看，贵州在夏以前称为“赤水”，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载:“赤水出于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注入南海。”又《大荒南经》载:“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场之所葬也。”这里的“赤水”，经考证，是指南北盘江下游的红水河。其水流至广州入南海，苍梧在它的东面。又据《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的记载，赤水又是古代部落氏族的名称，古代贵州属“赤水部落”。安顺毗邻北盘江，亦应属赤水部落。殷周时代，据元范汇《八番宣慰司题名记》所说：“八番顺元相传为夜郎、群柯之表，殆古鬼方之境。”又明曹学俭《贵州名胜志》：“贵州治所，殷商之鬼方。”惠栋《周易古义》:“商之鬼方，周并楚地。”又毛奇龄：“《易》言高宗伐鬼方，《诗》言高宗伐荆楚，鬼方即荆楚也。”鬼方，部落方国名，甲骨文、金文以及先秦文献均有记载。只是地域方位没有确指，后来汉唐研究者，多以为”鬼方”指远方，为北方方国；宋元以后研究者多以为鬼方在今西南一带。
虽然古人研究结果不一致，但殷商时期的贵州已经是-个初步进入阶级社会的部落方国。处于黔中地域的古安顺已经由原始部落进入奴隶社会阶段。贵州为荆州西南夷，泛称“南蛮”或“荆蛮”。其东部为楚国黔中地，北部为蜀国东南境，东北部为巴国境，其境内有许多部族小国，互争雄长。这时的贵州的奴隶制社会特征已很明显。牂牁国是贵州境内较大的奴隶制国家，其中心地域就在今安顺一带。春秋战国之交，牂牁国衰落，处于牂牁江上游的另一支濮人兴起，建立了夜郎国。据《后汉书》说，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辖境包括汉代群柯郡全部和犍为郡南部，势力最强时“有精兵十万”，已经是强大的地方政权。据研究，今安顺辖境是夜郎国的政治中心。这时的安顺已由史前文明、原始部落文明进入到具有国家制度的奴隶社会。
一、物质文化现象。在《山海经·海内经》中提到炎帝与赤水部落的女子通婚，说明古代贵州已经同中原有了交往，或多或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不过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罕少，还不能了解当时黔中地域的文化现象。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来看，这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工具还是石器和骨角等器具，渔猎的技术已有较大发展，农业和种植渐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依靠，这个时候的黔中古人类已经渐渐习惯了定居生活。贵州境内至今尚未发现商代的文化遗址，但考古工作者在与贵州接壤的湖南西部的石门皇市、麻阳兰里、辰溪潭湾和张家湾等地，已经发现商文化遗存近20处，其中发掘出铜块、铜碴和“双翼形铜箭镞”…，当时贵州受商文化的影响由此可推知，青铜器可能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的生产工具，生产力显然比前一个阶段大为提高。1984年，贵州文物考古部门在毕节县境内发掘瓦窑古文化遗址。遗址中出土铜手镯、铜片、铜粒8颗，铸造鱼镖和铜剑的石范6件，还出土石钻、石坠等许多石器。此外，还发现房屋遗址两座和专门烧造陶器的直径约90厘米的圆孔小型陶窑一座，陶质壶、罐、碗、豆、钵、纺轮、骨笄和兽牙制作的装饰品多件。经研究，瓦窑文化遗址相当于西周中期，这说明西周时期贵州一带的居民已经初步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用以铸造武器和小型生产工具。今安顺与毕节相毗邻，至今虽未出土周代的青铜器，但从很早就有古人类居住和丰富的史前文化来看，黔中地域的社会进步不会滞后于黔西。青铜器的使用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种植已经是人们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
从瓦窑古文化出土的房屋遗址来看，黔中一带的人们也应该初步脱离了“穴居野处”的状态，过渡到定居生活。在饮食方面，人们不仅可以利用陶器炊煮、装盛和储藏食物，还能用石臼杵或研磨器对农作物进行加工。在生产工具的制造上，已有初步的分工，如青铜的冶铸，不但需要人们控制较高的火候，从采矿、冶炼、制范到浇铸，不仅工艺复杂，而且需要许多人密切配合，社会生产已有了进一步发展，已不像制作石器、陶器那样可以由个人或单个家庭来完成。在衣着方面，已能用纺轮将野生纤维、种植的麻类捻线织布缝衣，以御风寒。
春秋时期，今贵州为荆州西南夷，泛称“南蛮”或“荆蛮”。其境内小国林立，只有牂牁国比较强大，与中原地区有所往来。《管子·小匡篇》记录齐桓公的话说:“公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群柯…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令。”唐房玄龄说，牂牁为“南夷国号”。齐桓公时，牂牁古国已经存在，并且贡献方物，表示对齐桓公的尊敬与服从。当时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区的传播，不仅有文化自身的力量，而且还依靠战争这一政治最高手段来广施教化。今安顺作为群柯方国的中心地域，又是后来汉代牂牁郡的首邑所在地，当时农业生产、手工产业已较为发达，只是有待地下发掘文物来加以证实。
春秋战国之交，贵州境内夜郎王朝兴起，《史记》、《汉书》记载楚将庄蹻人滇，“略巴黔中以西”，《后汉书》、《华阳国志》说“庄蹻入滇曾伐夜郎”，说明有夜郎国的存在，这与贵州的考古发掘是应对的。在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毕节青场、普安青山等地发掘了一批具有浓郁地方民族色彩的古代墓葬、居处、炼铜遗址，在兴仁、兴义、安龙、盘县、普定、平坝、清镇等地发掘或收集到一批具有地方民族风格的文物，如青铜钺、喇叭形空首一字格青铜剑、蛇头形铜剑格、铜斧、铜戈、铜镯、铜铃、铜扣饰、铜发钗等，这些遗址、文物均富有地方民族风格。既不同于滇文化遗物，也与巴蜀文化遗物相异。经考证，其时代当为战国或春秋末期。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夜郎国“耕田。有邑聚”，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夜郎已经由渔猎经济时代进入了农业经济时代，人们过的是定居的农耕生活。定居和农耕是夜郎辖区主要的社会经济状况。从考古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除使用少量铜锄、铁锸外，主要还是使用石斧、凿、刀以及角铲、蚌刀等生产工具，加工谷物则使用石杵、臼、研，日常生活则主要使用陶器进行炊煮，食物品种已有稻谷和大豆。在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中所发现的房屋遗址分南北二室，房屋居住条件比前一时期大有改进。从发现的石纺轮和麻布、麻绳等残存物来看，当时的妇女已掌握了一定的纺织技术，而且种麻在农业植物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从发现的铸造各种铜器的模、范、泥心以及出土的各式青铜器来看，处于夜郎中心地域的黔中地区青铜冶铸和采矿是主要的传统工业。《逸周书》提到今川、黔、湘、鄂交接地带的濮人用丹砂向王朝贡纳，说明濮人已能开采丹砂，黔中也可能有采矿的技能。这个阶段，已经出现贸易交换。在威宁中水“南夷”古墓中，发现了20多枚海贝，其形态大小不一，有的钻了小孔，有的背面磨平，有的保留原貌，贮藏于铜器内，可能是作为购物使用的货币。从铜鼓上的羽人竟渡花纹可知，时人不但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而且也具有熟练的驾船技能。船上已能容纳6-8人，而竞渡者全部头戴羽冠，边渡边舞，类似后代的赛龙舟。春秋战国时期，牂牁夜郎故地(今黔中地域)夷、濮、越三大族系，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同时又创造了多样手工技能。
二、精神文化现象。据《礼记·王制》说:“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又《孟子·藤文公上》载:“设庠序学校以教之，庠序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则三代其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由这些史料看，我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在夏代已开始形成，只是有待出土文物证实。商代的学校除了有甲骨文和文献记载外，还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尚书·多大》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经有文字记载的典籍。人们学习文字、学习典籍都必须通过教育的手段。西周时期我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经比较完善，有校、序、庠、塾等几种，家一级设塾、党一级设庠、州一级设序、乡一级设校，均由大司徒总管。虽然西周的教育比较发达，但直到春秋初期，主要还是盛行于周王室畿内和中原各诸侯国。夏商周时期的今安顺一带还处于氏族社会的晚期，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的学校教育，主要还是生产和生活知识、经验和技术、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教育，主要是通过长传幼的口耳相传和学习者的实际模仿。
这个时期的艺术主要表现在人体装饰和工艺制作方面，人们已经讲究装饰美，出土的文物中有骨笄、兽牙制作的装饰品。陶器生产更加追求工艺美和造型美，生产的有陶质壹、罐、碗、豆、钵、纺轮等，而且纹饰多样。有绳纹、六格纹、叶脉纹、涡纹、拍印几何纹。这些艺术品虽然出土于毕节的古文化遗址，但作为古穿洞文化的黔中地域，由文化的发祥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演迸以及出土的地下遗物来推断，追求生活美也是其共同的趋向。建筑艺术也有初步发展，人们已结束“穴居野处”的状态，开始修建简易的住房，瓦窑文化遗址就出土了一种两檐斜坡式的建筑，与半地窑式的构筑形式相比，房内空间相对高朗宽敞，地面也易于干燥。
关岭的红崖古迹，据清代地方志专家邹汉勋考证，以为是殷商高宗伐鬼方刻石纪功的铭文，有人又以为是古老的岩画，反映了古黔中人的某种信念。春秋战国时期，牂牁、夜郎辖境关于教育文化方面的史料甚少，但可以从这一历史时期教育文化发展的动态中寻找到蛛丝马迹。在中国的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开始崛起，与齐、宋并立。楚国的文化教育不仅发达而且别有特色。《管子·大匡篇》说:“楚国之教，巧文以利。”其文化教育注重文辞华美，讲求功利。随着楚势力向西南渗透，也进入到了今安顺地域。楚国崛起，夜郎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被楚所阻隔。楚国的政治中心荆州与夜郎毗邻，因此夜郎与荆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比过去和中原地区更为密切深入。楚国从楚成王开始就不断向四周拓地移民，为了巩固和开发新的占领区，便大量移民垦殖和遣军戍守。周宣王时，楚国的疆域已方圆五千里，《吕氏春秋·贵卒》说：“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这时更多的楚贵人率领被征的濮人去充实广虚之地。
荆楚文化也随着楚国的军事征服和大批楚国贵族、平民的西移而进入了今安顺地域。据清《安顺府志》、明田汝成《行边纪闻·蛮夷》、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李宗防《黔记》等说，贵州境内的“宋家、蔡家”因春秋时“楚子吞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为夷”。楚顷襄王时，庄蹻率师西征，击败且兰、夜郎，并派部将出镇各地，今安顺地域在其控制之下，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文化教育应该比过去更加发展。农业社会的形成已经产生核心家庭，成功利用教育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定居家庭能给下一代更好的教育，而且教育的目的性更强。牂牁、夜郎已形成社会组织，教育的作用应该更为明显。这时是否已具有学校教育和有典籍作为教材。
由于史料不足尚不能判定，但比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大有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楚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它的巫觋文化，这在贵州的傩戏与少数民族民歌中都有痕迹。楚国重祭祀，信鬼神，往往让巫觋扮演祀祖祀神，屈原的九歌就吸收了楚地民间巫歌的这些特征。傩戏最早就用于驱鬼逐疫，与楚的巫觋文化一样，从娱神逐渐过渡到娱人。傩戏，在今贵州随民族、地域，其称谓有所不同，彝族称“撮特几”，布依族称“打老摩”，汉族称“冲傩、傩堂戏、地戏、阳戏、愿戏、梓楦戏、庆坛戏、端正戏”等等，演出的目的都是为了驱逐邪恶、祈祷吉祥、求子赐福。大多采用七言说唱，内容和形式具有楚辞体的明显痕迹。南宋朱熹《楚辞辨证》说:“楚俗祭祀之歌，今不可得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贵州傩戏的作用也正在于此。
《楚辞》与苗族民歌、布依族民歌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今黔中地域，无论祭祀、集会、节日，还是男女求爱，都喜欢演唱。吴曙光《楚民族论》说：《楚辞》中所用的“申椒”就是苗语中的“花椒”；《离骚》中的“江离”在苗语中称“姜”。楚语化的名词与苗族人的苗语有相通之处。又龙文玉、龙海清的《屈原族别初探》认为：“离骚”本是楚地苗语，译成汉语就是“诉说”。苗族、布依族中的巫歌、祭祀歌、苦歌、丧歌、情歌等一般七言为一句，两句为一联，两联为一首。这种七言四句体，与《离骚》的基本乐段暗相合拍。苗歌、布依族民歌第一句的句尾一般有一个叹词“哎”字，而每隔一句都用一个叹词“哎”字，也与《离骚》句尾用一个“兮”字的句式相同。战国时期，楚地信巫鬼，巫风盛行；而苗族、布依族所在之地，往往祭歌盛行。《九歌》以巫为歌舞主角，《招魂》、《大招》都用巫术来招人的魂鬼，苗族、布依族中的傩歌与此就十分相似。这说明，早在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向西开发，楚文化就对黔中地域产生了影响。濮、越两大族系创造了黔中地域古老的牂牁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辉煌的夜郎文化。
夜郎处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独具特色的铜鼓文化、竹王崇拜与竹文化。夜郎人早在商周时期就开始同中原文化交流，夜郎各民族之间及各民族与周边各地域的文化交往更为频繁。在夜郎各民族的文化生态中，是相互渗透、互相影响的。在夜郎文化主体的濮、越、夷人之间，以及后来夜郎故地——今黔中地域的仡佬、布依、苗、瑶、汉等民族之间，又具有本民族的文化个性特征。万物有灵的观念形成了夜郎故地多种图腾崇拜与原始宗教信仰。夜郎故地传承下来的神话、古歌里记录着夜郎人对自然的理解和由此产生的禁忌，如布依族的蛇图腾、苗族的枫崇拜；瑶族的犬图腾；而夷、濮、越三大族类都存在着竹王传说和竹崇拜，至今镇宁境内还流行着竹王崇拜的仪式。这些养成了黔中地域的人们顺应自然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精神文化心理。在夜郎故地出现了大量青铜遗物，夷、濮、越三大族类均有铜鼓，至今铜鼓依然是仡佬、布依、苗、瑶、彝等夜郎后裔所使用的祭器、乐器及发号司令的重器。夜郎地域的铜鼓文化是夜郎民族内聚力的象征。在漫长的岁月里，夜郎人在铜鼓声中聚众议事。在今黔中地域，苗族、布依族以及屯堡人都常使用铜鼓或铜锣作为祭祀或聚会时的乐器及号令。
由近年文物考古部门在贵州各地发掘的战国墓葬或采集到的部分古代文物可知，夜郎文化与周边文化存在着渊源关系。如在贵州西部收集到的靴形铜钺和刻有太阳纹、翔鹭纹、头插羽毛的舞人纹、舟船竞渡纹饰的铜鼓等，与滇文化有相似之处。在黔西北一带出土的青铜饕餮纹无胡铜戈和仁怀市发现的铜尊，则是殷商典型器物的变种。松桃县出土的一套五件铜镦和务川出土的青铜器，又具有巴蜀文化的特征。在普安铜鼓山出土的一字格短剑明显地带有荆楚文化的风格，证明古夜郎与楚文化具有渊源关系。在赫章、威宁发掘的“南夷墓”及汉墓中发现数量不等的琉璃珠，而在楚地发掘的战国墓中也出土了琉璃。这些出土文物或征集的文物，充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黔中文化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民族风格，同时又与毗邻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滇文化、中原文化有一定的关联，证明黔中文化自古就是一种多元并包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化。
古牂牁、夜郎地域，其生产方式以稻作兼畜牧、渔猎为主体，住“干栏”式建筑，行火葬、悬棺葬、洞葬、土葬等多种葬式。其婚俗、葬俗、节庆、贸易、交通、天文、哲学等，也有自己独特之处。
&&& 三、制度文化现象。夏、商、周时期，今安顺一带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平坝飞虎山遗址已发掘出新石器时期的物件，说明此时的安顺一带正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与安顺毗邻的毕节地域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物件，证明今贵州的重要区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今安顺一带属于烊柯国、夜郎国的中心地域，与相邻的楚国原有交往，从零星的史料看，已进入了奴隶社会时期。部落酋长、部落联盟首领已经变成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从后来汉朝对这些奴隶主贵族封王、封侯的情况看，牂牁、夜郎时的今安顺一带确实已进入了阶级社会。牂牁国还与周边的侯国交往，夜郎作为最有实力的王国，曾一度控制周边的一些方国。楚将庄蹻人滇曾伐夜郎，说明夜郎是能与楚军抗拒的力量之一。这时军队、国家体制、职官制度、司法刑狱制度等均应有一定的规模，只是由于史料欠缺，尚有待于地下发掘加以证明罢了。今赫章可乐一带发掘的南夷墓中的套头葬，采用铜鼓或铜、铁釜套头埋葬，即在墓坑一端将铜鼓或铜、铁釜侧置，将尸体头部置于其中，这种葬式具有显著的地方民族色彩。墓葬中的随葬物品，已表明墓主的阶级等次。史载夜郎、句町、漏卧为争夺土地、人口而长期互相攻杀，说明当时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春秋战国时期，黔中地域既实行君长制，同时又保留着军事民主以及以血缘、地域为纽带的家族原始民主制的遗风，处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发展阶段。
摘要：分析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特征，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古巴族鱼凫部所建古蜀国的遗存。他们与古彝族、土家、布依、苗族有亲缘关系。三星堆文化的风格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有相似性。
正文：20世纪末在四川广汉市西郊发现的三星堆文化遗址，是距今500-3000年左右的古蜀国都城遗址。据《山海经》、《华阳国志》、《后汉书》等证实:
这个蜀国是由原生活在长江三峡大巫山地区的巴族鱼凫部迁来此地后所建的方国，这个鱼凫部同巴族弓鱼部、白虎部和巴蛇部一样，原是一个以捕鱼和制盐为其主要生计的民族。其先人后照是伏羲太昊的重孙(《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他们凭籍巫溪宝源山盐泉、彭水伏牛山盐泉和长阳县西盐水提供的盐源进行盐制和腌制鱼干，并与外界交易，很快兴盛起来。
早在唐尧之世，他们就以巫溪登葆山为中心建立了巫咸国(《山海经·海外西经》)。其首领巫成为“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等灵山十巫之首(《大荒西经》)。炎黄之时，“神农使巫咸主巫”，巫咸便成了大巫山地区诸巫氏族部落的首领(《路史·后纪三》)。据《巫溪县志》“巫咸国名考”云:
巫咸之“咸”与“盐”有关，《说文》“盐，鹹也”。“鹹”古原同“咸”。《舆地广记》“故北井县(
今巫溪)有巫溪咸泉。”咸泉即盐泉，“咸”就是“盐”，同音异字。巫咸国原是一个以制盐为业的部落酋长国，到了太嗥重孙后照之时始称巴人。除制盐外，捕鱼是他们的主要职业和根本生计(据说巴就是鱼，鱼就是巴。至今重庆、川东、湘北靠沿庭湖一带的人民仍称鲢鱼之鲢巴身蜋
(音郎，阴平声)，装鱼的鱼篓为巴篓。古代百粤民族的《狼歌》：“巴吞巴，度了笼洪力”其意就是: 鱼同鱼，一齐到了深水里)。
大约在尧舜之时，后照得鱼盐之利，在巫咸国的基础上统一了巫盼之民所立的巫臷等国(《大荒南经》)，建立了第一个巴族人的国家——巴国。夏启八年帝启“命孟涂主巴”，自此巴国成为夏王朝在西南的一个重要属国(见《竹书纪年》和《海内南经》)。以后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其内部形成了巴族弓鱼部、白虎部、巴蛇部和鱼凫部等互相依存并独立分头向外拓展的四大支系。到了夏商时期，以弓矢箭翎射鱼的弓鱼部沿河进入汉水，然后溯流而上到了汉中盆地；随后进入关中宝鸡地区，并于西周初期建立了弓鱼国(
亦称渔国)(《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巴蜀书社1991年4月出版)。
&&&&出自巫诞之后的廪君务相即巴族白虎部，初以巫溪、恩施为基地，都夷城(见《水经注·夷水》)，渐谋向外发展，后来成了川东、鄂西、黔北最大的一支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它以枳邑(涪陵)为中心，相继占有了丰都县、万县及今重庆市区和渝西地方，并在江州县(即今重庆之小什字，望龙门、朝天门、千斯门之间)依山筑土为城，建立了巴国(见《世本·世系篇》和《氏姓篇》、《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
&&& 巴族巴蛇部最先走出巫山进入洞庭湖地区的水乡泽国，成为长江中游苗蛮集团的重要成员，于商代中期在江汉平原北部建立了可与商王朝抗衡的方国——巴方。后来在与武丁之妻妇好的几次战争中失败了。从此巴蛇部的大部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盆地，散居于川北大地，成了后来人们所称的板凳蛮；其余则分散在湘鄂边境的巴人，成了后人所称的江夏蛮和武陵蛮等等。今天生活在湘鄂川黔的土家族就是巴族白虎等部的后裔。
以豢养鱼鬼捕鱼著称的巴族鱼凫部则沿江而上，由奉节、合江、南溪、宜宾、乐山、彭山、温山逐渐西迁，最后由岷江进人川西成都平原，在今天广汉市的三星堆建立了一个强盛的鱼凫蜀国，直到春秋时期即公元前七世纪中叶为杜宇王朝所替代。从三星堆及成都金沙村出土的文物证实:
古蜀国为巴族鱼凫部所建。他们的祖先则是伏羲、神农和少昊，他们与氐羌、东夷及三苗九黎等等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
&&& 一、金权杖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这支用金箔包卷灵寿木的权杖，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金权杖的上端刻有三组图案:
一组靠近端头，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组图案完全相同。它们的上方是两只头相对的鱼凫，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鱼的颈部直插着一支箭翎。金权杖这个鱼凫和鱼及箭翎组成的图案，显然是巴族鱼凫部和弓鱼部的族徽。而靠近端头两个人头像连同整个权杖一起所构成的则是“人首蛇身”、“左右有首”的延维神图腾。《山海经·海内经》云：“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之，伯天下。”很清楚三星堆出土的这支金杖，当是古蜀国君王权力至高无上，势欲统伯(霸)天下的象征。
三星堆人以苗民所推崇的“人首蛇身”，“左右有首”的延维神为自己崇拜的图腾，这也足以说明古蜀国原是苗蛮集团的重要成员，同是伏羲女娲的后裔。清初陆次云《峒溪纤志》云:“苗人腊祭日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青桥《苗俗记》也说:“苗妇有子祀圣母。圣母者女娲氏也。”陈久金等在《贵州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一书中写道:“伏羲是古羌民所推崇的远祖，故许多出自古羌系的西南少数民族至今仍承认伏羲是自己的远祖。”“巴人更强调自己是伏羲女娲的后裔”。晋代张华《博物志》曰:
“(炎黄之世)黎苗处南服。颛顼之前曰九黎，颛顼之后曰三苗。”“上古之时，江汉之区皆为黎境。”
逐鹿中原失败后，三苗九黎退出中原，大部分回到南方与各地土著民族融合而形成苗、壮、黎、彝等族。“彝族是古羌民的直接后裔”
陈久金等)，“楚民族(亦)带有古羌人的血统”(何光岳《楚源流考·前言》)。“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文选·鲁灵光殿赋》)，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和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均云:“太罅帝庖牺氏……蛇身人首，有圣德。”今天三苗九黎之后的苗族人民过芦笙节时，他们在芦笙场上立一根高一丈五尺左右的杆子，杆子有一龙盘绕，杆顶立着一只鸟。《南山经》记其神为“龙身鸟首”或“鸟身人首”或“龙身人面”(亦即“蛇身人首”)。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除金权杖外，还有造型为“人面蛇身、直目”的青铜面具等等。由此足以证明:
三星堆人同三苗九黎和羌人一样，都是崇蛇、崇龙，并以“人首蛇身”为其图腾的伏羲太昊的后裔，其血亲始祖则是巴人后照。
&&& 二、青铜神树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另一件引人注目的稀世之物。这是一株高近4米由建木、离朱和两条苍龙组成的图腾柱，是神巫和“众帝所自上下”的天梯(《淮南子·地形训》: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山海经·海内西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肢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
这个“都广之野”，据杨慎《山海经补注之海内经》注和袁轲《山海经校注》等云，它就是今天的成都地区。在这富饶美丽的乐土生长着一种“青叶紫茎，玄华黄实…百仞无枝。(上)有九橱，下有九构，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太昊爰过，黄帝所为”的建木。据说它是唯一“可以缘之以登天”的“天梯”(袁珂《山海经校注》)。
“在建木西”生活着“人面而鱼身”的“氐人”和“蛇乃化为鱼”的“鱼妇”，即崇鱼并以美人鱼为图腾的民族，他们乃是“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的后人。氐人还凭借建木“是能上下于天”(《大荒西经
另从神树的其他构件离朱鸟和苍龙来看，亦足可证明古蜀国人是太昊、神农和少昊的后裔。崇蛇、崇鱼、崇龙、崇鸟，正是伏羲太昊、炎帝神农和少昊及其后人所崇图腾的重要特征。《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太昊庖牺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亦云:“宓羲龙师名官。”颜师古注引应劭语:“师者长也。以龙纪其官，故为龙师。春官为青龙，夏官为赤龙，秋官为白龙，冬官为黑龙，中官为黄龙。”又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大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
生活在巫山地区的太昊后裔巴人崇蛇、崇鸟。《山海经·海内经》在“灵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蝡（ruǎn，同“蠕”）蛇，木食”之后紧记:“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王念孙云：“《书抄·地部一》两引鸟氏，下有‘四蛇相缭’四字”。可见“长盐之国”就是“巫咸国”。它与后来由后照始建的巴国都是崇鸟、崇蛇的民族。故《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咸鸟”就是“人焉鸟首”的鸟氏。
同太昊伏羲一样，炎帝神农及其后裔亦崇龙、崇蛇、崇鱼、崇鸟，还崇牛。《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炎帝既为神龙之子，又是“人身牛首”的异人，其母任姒又出自以虫蛇为图腾的有蟜氏族，因此他的后裔祝融、共工、夸父及巫咸、三苗九黎和鲧、启…均崇龙、崇蛇。《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内经》:炎帝“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又)生后土”，后土号“勾龙氏”，内蒙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勾龙就是他的族徽。《神异经》:“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名曰共工。”《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海外西经》:“巫咸国(民)，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归藏·启筮》:“鲧死三岁，…化为黄龙。”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夏后开(启)。”
炎帝神农氏族同时也崇牛、崇鸟。《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鸟，白喙、文首、赤足，名曰精卫。是炎帝少女，名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班固《白虎通义?五行篇》:“祝融者属渎也。其精朱鸟、离为鸾。”祝融氏及其后裔以日中神鸟即离朱(又名朱雀、阳鸟、金鸟、鹑、鸾、凤凰…)为本民族的图腾。《神异经》也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鸟喙而有翼…名曰罐兜。”而神农又是“人身牛首”的异人，他的后人三苗九黎之君蚩尤亦“人身牛蹄”，“头上有角”(《述导记》)。因此神农氏族系的人们又崇以“身如牛，人面”，“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肋下有翼”的神兽(即饕餮)为图腾(《神异经》)。
同太昊伏羲和炎帝神农有密切亲缘关系的少昊氏东夷集团亦崇龙、崇蛇、崇鸟、崇牛…《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北经》：“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禺疆字玄冥，水神也”)。句芒、蓐收和禺疆(即玄冥)他们是少昊东夷集团的重要成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少嗥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少昊)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他们既崇龙、崇蛇，也崇鸟，崇牛…王嘉《拾遗记》卷一云:“少嗥以金德王”是“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的儿子。其父与母亲“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熏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
这大概就是少昊东夷集团崇鸟并以鸟图为腾的由来，从此少昊之后便以鸟名官。《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曰:“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鸬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匠…九扈，为九农正。”又《左传?文公十八年》云:“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穷奇。”穷奇“其状如牛”(《西山经》)或云其“状如虎，有翼”(《海内北经》)。《神异经·西北荒经》云:“西北有兽焉，状似虎，有翼能飞…名曰穷奇。”注引别本云:“穷寄似牛而狸尾，尾长曳地，其声似狗，狗头人形，钩爪锯牙…”《后汉书?礼仪志》曰:
“穷奇腾根共食蛊。”在此穷奇被列为大傩逐疫“追恶凶”的十二神之一。郭璞《图赞》亦曰:“穷奇之兽，厥形甚丑，驰逐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号曰神狗。”这也大概是神农、少昊东夷集团除盘瓠传说之外，崇犬的又一由来。
另据《史记》和《山海经》云:
炎帝之裔、楚之宗祖，帝喾之时执掌天文历法的著名天文官昆吾(亦即陆吾)，是一支以“虎身人面”之物为其图腾的氏族集团。《海内西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都及帝之囿时。”太昊重孙后照之裔“巴氏子务相”，“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这大概是伏羲、神农和少昊东夷集团之民族，至今崇龙、崇蛇、崇鸟，同时也崇牛、崇犬、崇虎…的原由。
三星堆文化遗址中不仅出口了金权杖、青铜神树、铜虎，还出土了造形别致、艺术精湛的“鸟身人面”的青铜艺术品，以及与良渚文化风格相似的玉琮和玉凿，等等。这些铁的事实雄辩说明:
古蜀国的缔造者同氐羌、苗楚一样，都是太昊、神农、少昊后裔，是崇龙、崇蛇、崇虎、崇鱼、崇鸟…的巴族鱼凫部。从《山海经》记载和三星堆出土文物证实:
古蜀国即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他们原本生活在长江三峡的大巫山地区，以捕鱼和制盐为业。鱼凫和弓矢箭翎是他们捕鱼的独特工具，也是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即使他们后来迁徙到川西成都地区和别的地方(
如汉中和关中地区)，不再从事捕鱼的生计了，但他们仍不忘其祖先留传下来的习俗，同七千年前生活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三苗居民一样，把自己谋生的工具(
鱼凫和箭翎)及鱼类等重要生活资源当成了自己崇拜的图腾并作为族徽塑在了金权杖等器物之上。
陈久金等人在其《贵州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一书中也说:“禹曾娶涂山氏女为妻，生启…涂山氏以涂为姓，以蛇为图腾。《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夏后启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在丹山西。’据研究，这个巴地即现今秭归县，丹山即巫山。这个孟涂应出自涂山氏，其所司巴地也应是涂山氏的居地…巴史中被称为望帝的杜宇就是出自这个支系(杜即涂)”。古蜀国为巴族鱼凫部所建应是无疑了。此外，2001年2月在成都市青羊区的金沙遗址还出土了铜牛头和蛙形金饰、石蛇、石虎以及玉琮、玉锥等等，年代约晚于与三星堆文化遗址，且属于三星堆同一文化类型的文物1000多件。这些玉器、金器、青铜器和石器文物，如金面罩、青铜立人象、跪坐人像、人形金泊上的镂花，其造形风格和艺术手法与三星堆十分相近，有的如出一辙，完全一致。专家们一致认为:
精美无比的国家级玉琮和玉锥(特别是玉琮上令人叫绝的微雕)，其风格与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完全一致。这一事实有力说明良渚、石家河(即东夷和《逸周书·尝麦》“宇于少昊”的蚩尤三苗)文化，与蜀国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承传关系。蜀国居民和河姆渡居民一样，他们同是太昊、神农和少昊的子裔。
另据《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于颛顼为族子”，“年十五而佐颛顼”。则高辛是颛顼的族侄，又《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有)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则颛顼乃是少昊之子侄。又据《海内经》云：颛顼为昌意之孙，韩流之子(《海内经》曰:“黄帝妻雷祖先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史记·五帝本纪》又载:“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穷奇”；“颛项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梼杌”；“缙云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正义》和《集解》引贾逵等注：“梼杌…谓鲧”，“饕餮，谓三苗”，“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而《国语·晋语》还说:“少昊、昌意，方雷氏之甥也。”方雷氏即炎帝之裔雷神吴回。如此则炎帝神农、少昊和韩流、颛顼、帝喾高辛及其穷奇、梼杌、饕餮等等，他们彼此还有着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
又据《山海经》、刘向《新序》和《汉书》记载:
氐羌的先人伯夷父还是颛顼的老师(《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郭璞注“伯夷父颛顼师，今氐羌其苗裔也。”《新序·杂事五》:“颛顼学伯夷父。”《汉书·古今人表》曰:“柏夷亮父，颛顼师”)因此，他们有着共同的图腾，都崇龙、崇蛇、崇虎、崇鸟，还崇牛、崇鱼、崇犬、崇蛙。“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他(
她)们不仅“蛇身人首”，而且女娲还是“蛙图腾氏族的女氏族长”(杨垄《女娲考》，《民间文学论坛》19866年6期)。据《楚帛书》载，女娲是狙人之女，狙人以猕猴为图腾。因此他们的后裔(
如党项羌等)亦有崇蛙、崇猕猴者。
据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一书所载，今天生活在云南境内的珞巴族、普米族、怒族、白族、纳西族、傣族以及云贵川省的古羌族、彝族，生活在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区的苗族、壮族，布依族、土家族、侗族、黎族、瑶族、仡佬族，他们崇龙、崇蛇、崇虎、崇牛、崇鸟、崇蛙、崇熊、崇犬、崇猴、崇鱼…有着许多共同的图腾崇拜。
如出自伏羲女娲、炎帝祝融(
重黎)之后，精通星历的彝族，亦即“古羌民的直接后裔”(陈久金等)，传说他们的始祖是黑虎，并自称为虎族。“哀牢山上段的彝族男人自称为“罗罗颇”(雄虎)，女人自称为“罗罗摩”(雌虎)，每家各供有一幅由巫师绘制的被称为‘涅星罗摩’(母虎神灵或母虎祖先)的画像作为祖先灵位”。彝族所用历法同建寅为正的夏历和楚历完全一样，纪历十二兽以虎为首，以虎月为正月，择吉日亦与楚国风俗一样，以虎日为为上吉。此外，他们都曾使用过由共工和帝俊等创制的“十日四时”历(《楚帛书》)。彝族还以龙、蛇、虎、羊、牛、鸟、猪、猴、熊、蛙、犬…为图腾，传说彝族的始祖母“感龙”(即“有神龙首感”之意)而生下了他们的祖先。今天的彝族就分有蛙氏族、蛇氏族、龙氏族、牛氏族、羊氏族、虎氏族以及鸟氏族、龙氏族、猴氏族、熊氏族等等支系(《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国语·晋语》:“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云:“禹治鸿水，通冁辕山，化为熊”)。
珞巴族的虎氏族把虎称之为“阿邦、阿巴、阿洛”即叔叔、伯伯和爷爷。普米族称青蛙为“波底阿扣”即“蛙舅”之意。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直接后裔。他们以虎为图腾，过去土家族居住的地方大都设有白虎堂、白虎庙等，他们把“白虎”奉祀为家神。明清时代鄂西土家族还有以人祭白虎的习俗。这些情况生动说明古蜀国的巴人同古彝族、土家族、布依族、苗族…都是同宗共祖的兄弟。这也正是三星堆和成都金沙出土物与我省彝族和古夜郎文化，如《夜郎祭祖祭王作斋彩色大经书图谱》等典籍所描绘的文物(
如青铜神树和权杖等等的艺术风格、规格及形状)几乎完全相同、相近，一脉相承的真正原因。
三星堆文物中许多难以解释的所谓“千古之谜”如:“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三星堆文明”的“突然从成都平原消失”？三星堆文化“受何方文化的影响”？…这些只要结合古彝和夜郎文物进行比照研究就可以疑云顿释，迎刃而解。例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权杖，它并非来原于西亚或埃及法老，更非什么“星外来宾”，我国不仅远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江浙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了显示墓主人生前身份和地位的权杖(即以“秘”相连，长68厘米，由玉质附件玉戚、玉冒、玉墩等构成的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质仪杖)，不仅以猕猴为图腾的古羌人揸氏族后裔西藏古格王朝曾使用过“权杖”(张建林《荒原古堡》)。而且在彝族和古夜郎文物中还有与三星堆金权杖的形状、规格和风格完全相同的“权杖”图谱。甚至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纳西族大东巴进行巫事活动时使用的“灵杖”——一种杖头分节刻有神像、佛像、神兽及花卉和图形符号的法器，以及畲族和瑶族(他们都是古羌和三苗九黎的后裔)的“龙犬祖杖”，等等。
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国古墓群中，发现了一些贮贝器。有的贮贝器盖上雕刻着杀人祭祀的场面:
广场上立着一根柱子，柱子上蟠着一条巨蛇(这与苗族的芦笙节所立杆子完全一样)，巨蛇正在吞食一人。其人上半截尚露在蛇口之外。盖子两边各放置着一面大铜鼓，周围则是参加祭祀的人们(《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这大概就是“权杖”最初功能和权威的显示，也是“权杖”象征权力和威严的由来。
摘要：根据《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史志记载并经考证证实:汉代以前的夜郎都邑在今贵州的六枝郎岱。汉夜郎的主体民族为濮僚。它与苗楚巴彝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西周以前他们亦生活在江淮平原和汉水流域，后来由于战乱才逐渐西迁到了川黔滇之交地区。他们的心理素质、生活习俗和文化品格、价值取向均与荆楚、巴蜀居民十分一致，是一种同宗共源的关系。
一、夜郎这个曾经令人不敢认同的国号，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旅游文化的发展兴旺，已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和互相争夺的“香饽饽”。于是便出现了夜郎都邑在广顺；夜郎都邑在惠水；夜郎都邑在威宁；夜郎都邑在六枝；夜郎都邑在桐梓；夜郎都邑在福泉；夜郎都邑在湖南沅陵等等之说。夜郎都邑究竟在何处？我们想谈点看法:我们所讨论的夜郎，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的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所说的夜郎:“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并经夜郎入牂牁江贩卖至番禺(今广州市)
根据司马迁的记述，这夜郎都邑的地理位置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必“临牂牁江”；2、牂牁江是一条由西北流向东南，“出番禺城下”，且“江广数里”，“足以行船”的大河；3、是蜀地特产的枸酱，由蜀贾“持窃出市夜郎”贩至今广州(番禺)城的捷径。此外，还须考虑夜郎都邑乃是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今宜宾市)指(直达)牂牁江”之“且同亭”，即离陈立太守召会并诱杀夜郎王兴处不远的城邑(《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南夷始置邮亭”。《汉书·西南夷传》: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汉牂牁太守陈立“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即夜郎国)且同亭，召(夜郎王)
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长数十人，入见 (陈)立。立数责(王兴)，因断(其)头”)。
用以上几个条件来讨论上述诸夜郎都邑之说，除六枝郎岱外，其他各说恐难与这些条件相符。因为它们要么根本不临大江；或虽临大江，但其江流却与
“道西北”流向“番禺(即今广州)城”者相左；要么它们虽然临江，且其江流也能辗转流向“番禺”，如源于贵阳花溪青岩，经流惠水的涟江;或源于安顺市东南，经紫云入罗甸汇入红水河的蒙江；或三都的都柳江，等等。但它们或中途“潜为伏流”，根本不能通航；或位处贵州东南腹地(如三都)，根本不可能是蜀国商贾“持窃(枸酱)出市夜郎”贩往番禺的“捷径”。因此，诸说只剩下六枝郎岱一说可以讨论了。
1、源于滇东。流经贵州西南地区(即今之水城、普安、六枝、晴隆、关岭、镇宁、贞丰、望谟诸县)，并在望谟蔗香附近与南盘江汇合后始称红水河的北盘江，是“西南夷”唯一一条“道西北”流向东南，经广西象州纳柳江，经桂平纳郁江，经梧州纳桂江，然后入广东始称西江，再经高要羚羊峡进入珠江三角洲，其主流由磨刀门入南海，即《史记》所说“出番禺城下”，“江广数里”，“足以行船”的大江。由此可知:《史记》、《汉书》等史志所说的“牂牁江”就是北盘江。清代学者汪士铎《水经图注》亦曰:“牂牁江即豚水，则北盘江矣!”
2、查检古今地理图籍得知:北盘江流经的贵州西南境地，虽有今之水城、普安、六枝、晴隆、关岭、镇宁、贞丰、望谟诸县均可谓“临牂牁江”者，但经考证，在西汉前期，今之水城(及其西北的威宁)、贞丰、望谟等地皆为靡莫、螳螂、邛都、头兰和句町、漏卧、谈指等夜郎旁小邑所属。而晴隆、关岭及镇宁县之南端，虽“临牂牁江”，但沿江两岸多为崇山峻岭，悬崖绝壁。从崇山高地下到江中河谷，简直比登天还难(或虽有路可通江者，但其江边却无开阔地可建“且同亭”这样的馆驿)。更不可能有蜀贾行商“持窃(枸酱)出市夜郎”以致于番禺(广州)
3、今之六枝郎岱镇，不仅“临牂牁江”(即北盘江)，而且离该镇仅几十华里的茅口乡还有一个终年温暖如春(一月平均气温8.9度，年最高气温38.6度，年平均气温19.8度，无霜期320-325天，年降雨量毫米)，海拔仅610米，江水面宽117米，水深6米的茅口西林古渡。这个《彝书》所说的“茅口河为神仙河，江宽广，十船同渡”的西林古渡与《史记》“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记载完全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郎岱经师手抄《彝书?四书旁训》曰:“大哉夜郎为圣地，且同江边建”。这个建在北盘江边的且同亭亦即彝族《盘歌词书?
确定地名》一节所谓的“纯水渡口的且同。”它就座落在北靠高山，面临田坝的豚水茅口之滨。(《彝书·夜郎同亭》曰:“过豚水茅口，卷到鲁乍石古…同亭淹在高山下，同亭在坝边，同亭坡下边，经常有雾罩，同亭不论哪年，往往冬天，同亭不冷了”)。
很明显，这个同亭就是《史记·年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南夷始置的邮亭；是汉将唐蒙入使夜郎，与夜郎侯多同“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并接受夜郎旁诸小邑内附后“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之尽头所置的夜郎同亭
(《史记》、《汉书》“西南夷列传”)。它是“自僰道，南广八亭”的延续(《华阳国志·南中志》)。就是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年至公元前25年)汉牂牁太守陈立“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召
(见夜郎王)兴”的且同亭。因此亭离夜郎都邑仅几十华里，故陈立“至兴国且同亭召兴”时，王兴才会从都邑率领“数千人”和“从邑君数十人”至且同亭见陈立。
另据《史记·地理志》索隐:“夜郎又有豚水。”和《华阳国志·南中志》:“夜郎豚水东至广郁都尉治，莽曰同亭”及《水经注》:“温水出牂牁江夜郎县，县故夜郎侯国也。唐蒙开以为县，王莽名曰同亭矣”和“温水自西北流”等记载，得知夜郎除“临牂牁江”外，其境内还另有一条“自西北流”的豚水，又名纯水、存水或温水(豚、纯、存、温乃一声之转)。而今六枝郎岱境内确有“自西北流”的豚水(亦曰纯水)。如六枝特区中兴乡陈兴华保存的彝族《盘歌词书》“确定地名”一节所载:
“纯水渡口的且同亭，讲里住何国？纯水渡口的且同，为夜郎国(之)邑。”已明确指出夜郎侯国的馆驿“且同亭”就在纯水渡口(当地群众至今称茅口渡为同亭渡)。《彝书?夜郎同亭》亦曰:“过豚水茅口……同亭淹在高山下，同亭在坝边。”查北盘江支流，唯六枝郎岱境内有一条“自西北流”向东南的月亮河(疑月亮河即夜郎河的音变)。民国《安顺府志》也说其水“在(郎岱)城北二十里，流到安南属(今晴隆县境)而入茅口河”。
另从《彝书·指路经》、《宋书·州郡志》和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等所载夜郎的地理位置来看，汉夜郎即今之六枝郎岱无疑。《彝书·指路经》云:“祖母住靡莫，父住螳螂地，孙住夜郎国，撑天立地建国家，多同天生子，管诸多小王国，管天又管地。”同书还说“邛都国为孙，所居在左，夜郎国在右。”彝语的“靡”指云南寻甸、沾益、宣威一带；“莫”指贵州威宁西南；“螳螂”指云南会泽、东川一带；“邛都”指四川西昌等地。《指路经》不仅简略记载了夜郎国王多同“撑天立地建国家”、“管诸多小王国”的历史，而且还记载了夜郎与周边诸小王国的亲缘关系。
这些记载与《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