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当代新疆诗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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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当代新疆诗词创作
筑梦当代新疆诗词创作
我不是一个诗词创作者，只是一个旁观者。因为专业的原因了解一些它的常识，偶尔也写点评论文字。于是才有了对当代新疆诗词创作共同筑梦的粗浅感想。
在现代中国百年文学的生态环境里，汉语古典诗词从天上掉落地下，秋去春来，过着“路边野花”的凄凉日子。正统地位的丢失，当然并非意味着她没人心爱。“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文心雕龙·知音》，以下所引“文心”语均不再作注），她独特的审美魅力依然收获了“知音君子”的流连忘返。当代新疆诗词创作者们便是“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1949年的9月中旬，王震率领解放大军翻越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峰，诞生了一首由王震写意、马寒冰整理而成的大气磅礴的诗作：“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这首诗经由王洛宾即时谱曲，顷刻成为挺进新疆的嘹亮战歌。于11月，这歌声便随着五星红旗飘扬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上空①。
一曲“凯歌进新疆”，新疆的历史揭开了崭新一页，也拉开了当代新疆汉语古体诗词创作序幕。一些久经征战的将军，资深望众的学人，以及视察新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汉语古体诗词这一形式，热情礼赞新疆和平解放，民族团结，屯垦戍边；浓墨描绘西北边塞新的生活，新的面貌，新的山河。这些多为应酬唱和的作品，零零散散流布于报刊杂志。浓烈的真情实感、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清新激昂的格调是它的基本特征，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它的纪实性抒写，有感而发，因事而作，这正是古代新疆汉诗亦即学界所称西域诗所独具的文脉之一。
原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1949年率部起义后，挥毫写下了《迎王震将军入疆》一首绝句：“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渡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迎尽开颜”（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将军诗人张仲瀚的《老兵歌》（古风三十章）在此颇具代表性，虽然其艺术造诣比之于西域诗歌佳构“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但它以640个字，有声有色地描绘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其语言之平实，叙写之清晰，气势之浩大，情感之浓烈，亦不失之为当代新疆诗词创作初期的优秀篇章。
“文革”十年，新疆汉语诗坛，除了见诸报端的几首迎合时政，逢场作戏，毫无审美价值可言的奉命之作，倒使在痛苦深渊中饱受煎熬的一些知识分子用这种文体样式隐秘地抒发怨愤之情，留下历史的些微真实。我们现在能读到的部分作品，如孙增礼《乌鲁木齐寄内二首》其二：“遥怜万里布荆人，烽火惊心岁又春。独立西风吹绿鬓，还乡河岸望夫君。”又如李广《一根手杖》诗中有云：“伤情寄物沉冤戚，盼何时、再现英灵。”虽少见大悲大痛，刻骨铭心，但也能从中感受到悲惨世界里的一丝丝求生情怀。
20世纪70年代末，“四害”被除，玉宇澄清。刘萧无这位从“文革”深渊中挣扎出来的军旅老诗人②，也是新疆文坛的举旗者，兴奋了，振臂高呼了，要领头展纸挥毫，活到老，写到老，要让新疆诗坛傲雪凌霜之花盛开起来。《1978年抒怀》诗云：“黑云忆昔压神州，折桂焚椒万户愁。自有英雄花不败，斗残风雪笑难收。天山紫燕舒长袖，瀚海黄莺啭玉喉。我约诸君贾余勇，吟诗万首到白头。”刹时，一呼百应，那些在建国前就服务于新疆社会而后多为新疆文史馆馆员的诗词能手们，王子钝③、王孟扬④、欧阳克嶷⑤、陶天白⑥等，开始了“边城高处放歌喉”（王孟扬《1977年偕珺侄登红山》）；那些又站了起来的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将军们，如左齐、任晨等，“解甲壮志仍未已，磨练铁笔自耕耘”（任晨《老兵情怀》）；那些来疆文化交流的内地诗词名家们，如冯其庸、霍松林、羊春秋、吴丈蜀、丁芒、蔡厚示等，“想像新都市，豪情吐朗吟”（霍松林《访亚洲地理中心》）。以感恩之怀立德立言，以喜悦之心模山范水，是这些诗词创作者的追求和意趣。
新的时期带来新的机遇。新疆诗词学会成立，组织诗人，凝聚力量，躬行于斯乃至生于斯长于斯的作者不断出现，逐步改变了此前主要来自内地“走马观花”写作者的状况，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包括满、蒙、回、哈萨克、维吾尔等多民族的创作队伍。同时，开辟发表阵地。由于一般报纸刊物基本不发表古典诗词，使之停留在自娱自乐的传播层面，长期制约其创作发展，因而创办刊物尤为必要。于是，名为《昆仑诗词》问世，它既给作者提供了发表园地，也为更多的读者奉献了一份精神食粮。随着网络走进千家万户，传统诗词的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也纷纷借助这一平台而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宽阔的互动空间，与其他体式的文学竞相发展。
“我与肩头众飞鸟，齐声吟唱各忘形”（星汉《丁亥夏游天山神木园》）。新世纪以来，以星汉为领军，以凌朝祥、邓世广等为主骨的当代新疆诗词创作渐渐进入它的成熟时期。他们大多有“而立之年”的写作生涯，创作主体意识日趋自觉。正如凌朝祥先生宣誓的那样：“把诗词创作由个人的休闲活动转移到时代的要求上来，努力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和边塞特色的好作品来，为西部大开发，为新疆这块宝地的腾飞鼓角吹笙。”为人民、为时代、为边疆而担当是他们共同的使命。“北登阿尔泰，西上惠远城”（凌朝祥《天山明月歌》）、“三宿帐篷收星斗，翻山抖落古北庭”（星汉《车师古道行》），志存高远，众鸟齐飞，活跃在疆内疆外。手脚轻便的青春活力掩盖了他们眉间的沧桑岁月，是“雪山白发两高悬，只是心情未变”（星汉《西江月·阿姊带我绕赛里木湖》）的率真，更是“老子平生何惧险，前程不用小儿扶”（星汉《己丑首夏，徒步经车师古道翻阅天山，小儿剑荻侍》）的豪情。“一群白鸽追云上，几树桃花冒雨开”（王爱山《游乌帕尔乡七眼泉与朋友聚》）、“广漠飘香沙枣树，深山艳绽雪莲花”（孙刚《雄边》）、“不再墙头曳此躯，扎根大漠任荣枯”（李汛《芦苇》），他们写天写地，写山写水；“春风满面微醺后，笑学童孙跳迪斯”（明剑舟《西域竹枝词》）、“大漠烽烟尽，丰田稻麦稠。高歌开拓者，一笑胜王侯”（凌朝祥《登铁门关新楼》），写日常之生活，写经国之大业，在见惯的物象里翻出新意，言前人之所未言，在多样的主题中突出共性。“甘为边塞客，不做镀金人”（王爱山《红其拉甫海关感赋》）、“劳君艳说西川好，却认他乡是故乡”（欧阳克嶷《竹夫劝予回川养老以此诗代柬答之》）、“瑶珍蜜果凭君赏，胜过江南荔柚村”（明剑舟《喀什旅游果园》）、“相看两一笑，酒袋挂高柯”（星汉《与维吾尔友人库尔勒普惠野炊》），他们爱国，爱疆，民汉交融色彩鲜明。“不是当年蒙古包，西征旧事梦何遥”（邓世广《访白哈巴图瓦人木屋》），历史厚度不断增强，群体风格正在形成,由古代西域诗词之悲壮走向今日新疆诗词之雄壮。
当代新疆诗词创作成绩显著，毋庸置疑，但实话说来，精品少见。有的停留在对日常生活的平面抒写，而缺乏应有的诗情画意；有的停留在顺应时代表面上，而缺乏对时代的深层感悟；有的停留在历史的回顾上，而缺乏内在的探寻；有的停留在狭窄的空间里，而缺乏阔大的胸襟；有的停留在意识形态的美刺两端，而缺乏对人生哲理的开掘；有的停留在抽象表白，而缺乏意象之美；在有的停留在豪言壮语上，而缺乏艺术的震撼力；有的停留于陈语旧字的拼凑，而缺乏新词佳句。较多的还停留在“职业”工匠制作阶段，按图索骥，缺乏对汉语言文字内在声情的把握，缺乏“专业”的艺术磨练，缺乏个性化的彰显。如此等等，不可轻心。
当代新疆诗词创作，应该在深刻的自知之后，建立自身的价值观念。
汉语传统诗词是汉语文化的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特定时空的情思表达的诗歌样式，它不仅具有自己严密的形式系统，更为重要的有它独特的抒情范式。我们要踏踏实实掌握汉语诗词创作常识，窥其堂奥，遵循它的审美规范。这绝非意味着固守传统，泥于师法，相反，入乎其内，则必须出乎其外，与时俱进，不断“新变”，所谓“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在当代语境下，用当代视野、情怀与强烈的生命意识，感悟新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接续西域汉诗文脉，吸收具有“当代性”的表现手法。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丰富想象，用跟着时间流动并不断产生的鲜活语言，营造作品新的意象，新的境界，使之展露边疆或大自然的深奥，神性，召唤力；或社会生活的欢乐与希望，痛苦与悲伤；或人生命运、生死所具有深度思考的审美价值，从而赋予中华汉语传统诗词以鲜明的地域与多民族特色。自信，勤奋，智慧，兼而用之，创立一个堂堂正正屹立于当代中华诗词之林的“天山诗派”，“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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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 《丝绸之路》1997年第6期载尉战虎《王洛宾与〈凯歌进新疆〉》:1949年9月14日，部队进入终年积雪的祁连山。15日翻山时，又遇狂风、雨雪和冰雹的袭击，行动异常困难，但广大指战员冒着严寒奋勇前进。王震司令员到达山上后，转过头看到漫山遍野的战士,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正向前艰难地行进，心中感慨万分，他说：“我们的战士非常伟大，我们的革命就是靠这些伟大的战士，去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而取得胜利的。”接着他又说：“乌云把祁连山都遮住了，遥远的草原无边无际，我们翻过这座风雪祁连山，就可以胜利地向新疆前进了！”这时，站在身旁的马寒冰一边认真听着，一边默默记在心里。9月20日，马寒冰把王震司令员在山上讲的几句话整理为“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四句诗后，立即送给王洛宾，请他谱曲。当王洛宾看到歌词，眼前立即浮现出我军在翻越祁连山时，战士们顶着风雪前进的悲壮场面，心中激情翻腾。他把歌词反复吟诵了七八遍，曲谱已随口而出。当晚又反复修改，并写出歌曲的初稿。第二天一大早，王洛宾就送给马寒冰征求意见，马寒冰看过后高兴地说：“这个歌曲谱得好，唱起来很振奋人心。”当时，他就和王洛宾一起到王震司令员那里去汇报。王震听了十分赞赏，但他表示不要说歌词是他本人写的。考虑到四句歌词的原意确实出自王震司令员之口，在印发歌曲时，仍把歌词的作者写为王震，９月底，一兵团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全体部队学唱战歌《凯歌进新疆》。此后，我十万解放军就唱着这首由王震作词、王洛宾谱曲的战歌，浩浩荡荡地向新疆大进军了。
② 刘萧无（1913—2004），北京人。曾任新疆文联主席，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原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新疆诗词学会会长。著有《刘萧无诗词选》等多种。
③ 王子钝（1903—1992），名恩容，号子钝，又号老钝，西域诗囚。天津杨柳青人。毕业于黄埔九分校。1943年曾任和靖县长。解放后先后任新疆文史馆馆员，佛教协会副会长，乌鲁木齐市佛教协会主任，新疆诗词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首届顾问。著有《一粟诗选》。
④ 王孟扬（1913—1989)，回族，北京人。曾任新疆文史馆馆员，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⑤ 欧阳克嶷（1916—1999），四川威远人。曾任新疆文史馆馆员、民革新疆委员会副秘书长，乌鲁木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新疆诗词学会名誉会长，著有《焚余草》《寒灯诗话》等。
⑥ 陶天白（1916—2008），安徽长丰人。原新疆诗词学会顾问，新中国成立前任张治中将军秘书。
水磨沟景区的诗文化脉络
--《水墨雅韵》代前言
当代诗人星汉教授诗云：“自古诗章此地多，雄深雅健隐山阿。清波流墨挥毫罢，说与来人细琢磨。”
水磨沟景区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魅力而形成的诗文化脉络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历代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来乌鲁木齐都要在水磨沟驻足憩息，留下诸多印迹和赞美诗篇。新疆解放后，一大批建设者在屯垦戍边、建设美好新疆的同时，也写下了成千上万首诗篇，其中不乏有咏水磨沟区的佳作。在水磨沟区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将当代描写水磨沟景物的诗篇收集整理成册，以《水墨雅韵》为名出版，以作纪念。
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积淀起来的。我国是诗的国度，新疆亦是诗文化的神圣土地。唐代大诗人岑参、高适、王昌龄都曾踏足过新疆，并留下了一些辉煌的诗歌等文学作品。十八世纪中期，清朝重新统一了新疆地区，结束了长时间的分裂割据，恢复了自秦汉以来我国的封建大一统局面。之后，清政府又把当时“地不足耕，人不足臣”、荒凉落后的新疆作为惩戒各类犯罪官员的流放和贬谪之地。轻者发配乌鲁木齐，重则发配到更远的伊犁。这些官员中不乏一些名流、学者。据史料记载，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伊、乌两地就有流放人员270名，其中有名有姓有事实的134人。他们当中不少人经过走访当地的风土人情，写下大量的游历见闻，创作出雄深雅健的诗文，为研究边疆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为水磨沟的诗文化发展开了先河。不仅如此，他们为开发当地资源优势也作出了开创性的业绩。特别是从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的100多年间在水磨河上架起近百座水磨，既解决了当时的粮食加工问题，也形成了水磨齐转、极为壮观的水磨世界。
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纪晓岚是清代早期流放新疆的最著名人物之一。他多次到水磨沟游览，写下了大量反映水磨沟风土人情的诗篇，直观而生动。如记述水磨沟温泉沐浴的景况：“界破山光一片青，温暾流水碧泠泠。游人倘有风沂兴，只向将军借幔亭。”这说明当时的条件尚不具备沐浴的基本要求，还得借用驻军的帐篷作屏幕。又如引泉水浇灌的情景：“山田龙口引泉浇，泉水惟凭积雪消。头白农夫年八十，不知春雨长禾苗。”这和“春水碧玉天，画船听雨眠”的江南风景形成鲜明的对照。乌鲁木齐古有煤城之称，这从他的采煤诗中得到印证：“凿破云根石窦开，朝朝煤户到城来。北山更比西山好，须辨寒炉一夜灰。”他在描绘当时红山风光时说：“烟岚遥对翠芙蓉，鄂博犹存旧日踪。缥缈灵山行不到，年年只拜虎头峰。”所谓鄂博，即用碎石垒起来的祭坛。灵山也称博峰，因为太高太远了，故年年只拜红山的鄂博就成为久远的祭祀常态。
曾任湖北黄梅知县的边塞诗人曹麟开把水磨沟温泉和陕西临潼华清池相媲美：“曾试华清第二泉，温初复此弄漪涟。佛珠洞底敲朱火，皎镜潭心喷紫烟。”诗人对地处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也有生动的描写。为官清正颇有政绩的江西余干知县史善长流放来疆的途中，路过玉门关时，看到茫茫戈壁心情郁闷，感到前途无望，然而到乌鲁木齐时，心情有了180度大转弯，特别是快到水磨沟时诗情油然而生：“青山露面远相迎，不曾见水已闻声。寻源乃出山之罅，银莽千条自空下。”看到水磨沟时，更加兴奋：“谁触机心将磨制，雪花玉屑时盈器。”感到“胜地流连日西斜，雨骤风驰夜到家。客散闲门无语坐，耳边犹响水飞花。”只是“我来七月未飘霜，只觉绵衣透体凉”。
1822年（道光二年），诗文俱佳的浙江知县黄濬在来疆的途中也曾写到“不见玉门关外迹，千里苍茫尽戈壁”。而到红山、水磨沟后，感到“林泉之美”。他在诗中写到：“六月六日凉如秋，同人约我郊原游。笙歌正沸红山嘴，士女如云水磨沟。”
清朝末年，爱新觉罗载澜（光绪皇帝堂兄），在流放新疆之前，被封为辅国公，是当时清朝宫廷中的实权派人物之一。在流放到新疆的官员中，其身份是最显赫的。流放到新疆后依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时任新疆巡抚潘效苏为博取其欢心，从国库中拿出四五万两白银，在水磨沟大兴土木，将水磨沟辟为澜公园，俨然一座皇家公园。这正是“黎民泣血养皇权，挥金如土建乐园。”这就是水磨沟公园的前身。
民国时期的邓缵先在叶城、乌苏任职期间到水磨沟赏景，在《迎曦亭》中写到：“离城六七里，胜地觉幽深。树色添岚影，溪声杂鸟音。天涯忘别路，尘外结遐心。高迥秋先到，微霜沾客襟。”一幅多么美好的天籁晨曦胜景图。
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将领李根源以清新通俗的笔触描绘水磨沟和红山的景色：“两岸人家夹小桥，水边花柳入春娇。泉香净洁温如玉，活化千年不断烧。”只是当年的原始景象现已不复存在。“春到边庭草木柔，北山好景恣春游。雪花化作梅花水，万派争归塔山流。”春归大地，积雪融化，又是春游的好时节。这正是“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的风光写照。一个“娇”、一个“柔”把红山和水磨沟的春夏描绘得婀娜多姿，充分展示了“山水诚无意，诗家自有情”（凌朝祥诗）的情怀。
1952年7月1日，在王震将军的直接关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节衣缩食建立起来的新疆第一座棉纺厂——七一棉纺织厂开工生产了。之后，又先后在石河子、奎屯、阿克苏等地兴建了多家棉纺织印染厂，为解决新疆人民穿衣问题和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2年在庆祝建厂十周年时，时任第一任厂长的刘钟奇满怀激情地填词《渔家傲》：“十年岁月催银箭，水磨沟畔沧桑变，骆驼房子今不见。放眼看，烟囱工厂全佈满。祖国建设慰无限，花甲青年敢挑战。强调困难非好汉，加油干，各族人民欢声唤。”今天，虽然时过境迁，但“七纺精神”永存。
解放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景区投入巨资进行扩建和改造，使其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诗词楹联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冲破羁绊，正本清源，恢复她的生机，为当代诗人开辟了广阔的创作环境。如今，水磨沟、红山景区不再是“行人膜拜过残丛”，红山早已不是“年年只拜虎头峰”，水磨沟也不只是“界破山光一片青，温憞流水碧泠泠”的境界。更多是诗人、学者、文人墨客的诗词楹联佳作不断涌现。这些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从数量到质量，从广度到深度，都是前人无法比拟的。其中有对自然风光的赞扬，有对历史的回顾，有对现实生活的歌颂，更有对英雄人物的敬仰。这不仅是对水磨沟、红山景区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而且这对推动水磨沟乃至新疆的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今，当你站在红山上，“放眼遥天外，琼楼千重万”（庞湍诗），小康图景尽收眼底。登上清泉山，看到的不仅是“一幅天然水磨图”（李汛诗），更有“登临一步一清幽”（邓世广诗）的文化内涵。改革开放近40年来，乌鲁木齐的经济地位如“凌空势接连云港，拔地形吞鹿特丹”（凌朝祥诗），“一带一路”的美好图景和未来，就在我们脚下。
人们对英雄人物总是充满敬意和怀念。对林则徐、左宗棠尤为尊崇。“百年屈辱千秋恨，怒上红山望虎门”（凌朝祥诗）。“千里充军风夹雨，百年说毒罪为公”（王善同诗），对林则徐无辜戴罪风骨铮铮的精神，“忍将不忿挥天撒，谨向先生一鞠躬”（王善同诗）。特别是对“将军遭谪亦繁忙，忧国忧民终未忘，凿井开渠功不朽，迄今仍在惠新疆”（王爱山诗）的业绩矢志不忘。“一炮成功”也是游人常去的地方。因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熊牛争食我新疆，内外勾连丧病狂，沙俄和英帝国豢养下的反动政权，视新疆各族人民若草芥，镇压中国人民。当时清政府派左宗棠，在六道湾的山梁上向敌人开了一炮，敌军便狼狈逃窜。如今“一炮成功”已成为一处颂扬爱国主义的历史遗迹。
水磨沟，清波流墨；红山嘴，岳秀浩歌。2016年，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成立60周年，在这魅力水磨沟区建政60华诞即将来临之际，以诗词楹联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回望和见证水磨沟沧桑巨变，同步提升水磨沟景区的文化氛围，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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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腔谓之均，均即韵也。
　　作大词，先须立间架，将事与意分定了。第一要起得好，中间只铺叙，过处要清新。最紧是末句，须是有一好出场方妙。作小词只要些新意，不可太高远，却易得古人句，同一要练句。
　　初赋词，且先将熟腔易唱者填了，却逐一点勘，替去生硬及平侧不顺之字。久久自熟，便觉拗者少，全在推敲吟嚼之功也。
　　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如清真梨花及柳，何曾说出一个梨、柳字。梅川不免犯此戒，如「月上海棠咏月出」，两个月字，便觉浅露。他如周草窗诸人，多有此病，宜戒之。
摘自 [宋] 沈义父《乐府指迷》
《晚晴诗稿》序言
晚晴诗社成立快十年了。为了庆祝这个不寻常诗社的成立，他们编了一部《晚晴诗稿》。社长陈海生老先生邀请我在诗集前写几句话作序言。为诗集作序本就是件难事，何况我年高学浅，实难胜任，但我还是欣然答应了。究其原因有二：一是陈老为我晚年相交的诗友和朋友，胜情难却。二是晚晴诗社的赫赫大名吸引了我，这些年来它一直牵动着我的心神。
大家知道，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新疆这块土地上就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许多诗社，少说也有二三十个。最早的昆仑诗社已有三十年，较晚的朝花夕拾诗社，也已十二三年。其实，成立的时间早晚并没多大关系，革命尚且不分先后，何况群众性的文化团体。关键是晚晴这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听起来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温暖，那么响亮。其中的奥妙又是什么呢？原来，早在一千多年前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标题就叫“晚晴”，诗中的颔联“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更是广为传诵的名联佳句。千百年来它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间，回荡在人们的耳里，使千千万万读者耳目一新，特别是启迪着那些陷入困境的士生学子，使他们从厄难中挣脱出来，终能扬眉吐气地为国家、为社会作出各式各样的贡献。这中间也包括作者李商隐本人对传统诗歌的卓越贡献！
据史料记载，李商隐在创作“晚晴”这首诗之前，正处在牛（僧儒）李（德裕）党争的政治泥沼中不能自拔，十分苦恼。只是因为接受了被贬的桂管观察使郑亚的邀请，离开了长安那个是非之地，到桂林后，他暂时摆脱了党派斗争的旋涡。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工作的舒心，又值初夏这个美好季节，他在一个雨后初晴的傍晚，从住所开窗四望，无意中俯看到瓮城根的小草，在夕阳照射下展现出的勃勃生机，心情激动，顿时诗兴大发，脑子里便萌生出“天意怜幽草”的意象，又从自然联想到人世，想到了自己，进而产生了“人间重晚晴”的佳对。诗人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把自然景物人格化，又把人格化了的意境升华为更能打动人心的人生哲理。这是一个天才诗人完整的艺术创作过程。他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这个境界既高于现实，又源于现实。既是实境，又是心境。这种境界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创造出来的。它是真正的典型人物（李商隐）的典型性格在典型环境（桂林初夏傍晚的寓所窗前）创造出来的艺术精品。这种精品也只能是李商隐这样的近体大家“妙手偶得之”。
明代学者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过“诗有天机，待时而发”的话，笔者认为，天机者，灵感也。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亦如谢榛在同一书中所说的，它“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李商隐以他特有的诗人气质，抓住了天机，创作出《晚晴》这一名篇，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今天都难以估量的，其艺术效果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得到。
对《晚晴》一诗禅发的人生哲理，读者们的理解和看法可能不尽一致，当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这里不妄加评说。但晚晴诗社社长陈海生老先生的认识和实践，我却是十分赞赏和敬佩的！
陈老先生作为一位地质工作者，在祖国西北的重山峻岭之中，摸爬滚打了几十个春秋，除积累了大量专业知识外，在金山额水的陶冶下，他对与山水密切关连的诗词文化也萌生了许多奇思妙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他灵魂深处构筑了一个为创作、振兴中华传统诗词作贡献的美梦，更期望与他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在有生之年圆了这个美梦。他这个美梦就是构筑在对“晚晴”禅发的人生哲理深刻理解基础上的。
首先，他把“天意怜幽草”定位在祖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上，这个大环境是长期的，有保障的，不象夕阳、小草、阵雨那样短暂。其次，在上述前提下，他更注重“人间重晚晴”的实践性、可操作性和反映在社员们年龄上的紧迫性。他清楚地知道，在现有的六十余位社员队伍中，绝大多数都年过花甲，寿逾古稀，少部分处于耄耋之年的社员还信心十足地在向期颐奋进。虽是其行可嘉，其情可贵！但毕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其三，天意是无限的，人生是有限的。只有紧紧抓住“天意”这个无限的机遇，充分利用有限的人生，才能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基于这些深层次的认识，陈老才在古稀之年勃然奋起，像古圣先贤们那样，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在新疆老年大学的支持下，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诗词爱好者，高高举起晚晴诗社的大旗，引领这支老当益壮的文化新军，一鼓作气地冲过了十个艰辛年头，复苏了“幽草”，培养了人才，出版了诗集，壮大了队伍，获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成果。既为振兴中华诗词付出了心血，也为边疆诗坛增添了新花。这位八十六岁高龄老人的远见卓识，他的毅力和勇气，以及十年来引领这支队伍所创造的业绩，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感佩和尊敬吗！
诚然，他们起步较晚，队伍并不算大，社员的整体创作水平还不太高，在《晚晴诗稿》中收录的五百多首作品中，虽不乏佳章妙句，但属凤毛麟角，惜不多见。总体上看，可谓“幽寻苦索”者多，自然天成者少。笔者认为这不是诗社的过错，更不是社员的懈怠。天地间万事万物在产生、发展过程中都有各自的规律，半年麦子三月稻，不到时候就成熟不了。我赞美“晚晴诗社”这个光辉灿烂的名号；我赞美晚晴诗社社员们步调一致、迎难而上的团队奋斗精神；我更赞美老社长陈海生先生争分夺秒、鞠躬尽瘁的实践勇气和坦荡淡定的博大胸怀。我坚信，再过十年，在庆祝晚晴诗社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他们第二部《晚晴诗稿》中的精品力作，一定会让读者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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